贵州大学教授彭刚

Ⅰ 如何保有你的富贵（推荐）

保富法聂云台原著 王潮音整理 抗战期间，上海社会崇尚华丽，奢侈成风。聂云台老居士有感而作，于1942、1943年间撰成《保富法》一书，刊登上海《申报》，一时传为佳话。聂云台居士是曾国藩的外孙，一生亲眼目睹诸多显赫世家的兴衰沉浮，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融合历史的经验教训，向人们证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指出其人之居心以及对财物的取舍，与后代子孙的昌达有莫大的关系。不义之财越多，对后代的不良影响越大，聚敛愈多者，其子孙最衰败。惟有深信因果，行善积德，放远见识，宽大心量，才是保福保富的最好途径。 上篇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作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业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象曾、左、彭、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作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调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 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中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因此在他逝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 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啊！所以，《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能够使子孙有饭吃，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 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作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园宅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给子孙吃，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而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发生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非常见效。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作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因反对英国，以致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而当时的林文忠公，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的岳父萧家，就认识这位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作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而本人所受的果报，若不是现世报，则旁人是不能见到的。）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有一位客人，指着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誉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骄奢两字是相连的，骄就是摆架子，奢就是闹阔。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的银元，以为是荣耀；但是若要请他们出几千元帮助赈灾，就不大容易了。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并非是单说某一家。这一位主人，当然也未能免俗。）在我看见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落，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平生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还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一设想，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所需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的一毛，然而这一毛，却是舍不得拔。如果能花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民；它自己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万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的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的带了一身的罪业，往见阎王，又遗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有诸众生不识善恶，唯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阙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获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深生痛惜。复有无量悭贪有情，积集资财，于其自身尚不受用，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及来乞者。 他们也挂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的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极小的孩子，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着，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如此的大富，却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花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罪过么？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的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百万元，右手施了一、二元，就称为大慈善家。”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 最后的结论：保富的方法，须有智能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上述范文正等数公，就属于这种。其余不善保富的人，天下滔滔皆是，他们不能使子孙常保富厚，都是由于自己的智慧不够，只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只看见表面，却看不到其中的根本。简单的说，就象看日历，他们只看见初一，却不知道明天还有初二，更不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象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拔，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 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请细细玩味老子《道德经》上的两句话如下：“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本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须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道德经》与道士的道教全无干涉，不可误认老子即是道教），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摇动的。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动。”大意是要反转过来，就是翻然觉悟的动机；他的整部书，多半是说明这个道理。再引两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乃人人所贪图的；惟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炫赫的气焰，极力的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为天下溪”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作大官，享大名，体面荣华，别人羡慕，这也是人人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极力韬光养晦，退让谦虚。《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也就是说，违背了通常的情感欲望，而求合乎理智，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或者认为这是讲天文学，不能懂。但社会上还是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当然是会欣然赞许的。 中篇 天道是什么呢？《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做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说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乐，一忧一喜，一治一乱等等。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着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着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发动出来的。试说如下： 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作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就是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在新学家而言，还要讥笑的说，这是消极的道德。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作出来的：因为惟有消极的克己，才能够积极的利人；惟有舍财不贪，才能兴办公众的利益；惟有谦卑退让，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作事也格外的顺利，容易成功。开始似乎是吃亏，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 浅见无知的人，只能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见事物的另一面。譬如象下棋一样，只看得一着，看不到第二、三着。不知道世间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动一着，对方就要应我一着，而且马上就有第二着、第三着跟着来。佛法说明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与哲学。就拿下棋来作譬喻：我们说一句话，作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一着棋；我们出言作事的时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对天公动了一着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 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若是恶声对他，他就会拖下尾巴走开。对人则更不用说了！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别人就会感谢；若是待人骄傲刻薄，别人就会怀恨在心；这还是小的对手。若是我们欺淩了没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们受了损害还不觉得。或是藉着特别的地位，例如作官，作公司的经理等职务，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法律也办不到他，他算是棋赢了，他对方的棋都输了。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会替众人作他的大对手，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着，就叫他满盘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败涂地；这叫作“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若是对人赢得愈大，就会对天输得愈厉害。反过来讲，若是人肯让松些，还处处帮旁的人一着，使旁人免得输，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作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其余的象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着，就都输完了。古人说的：“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们作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平均的状态。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所以《书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自造因，自结果。”正是一样的道理。 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的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作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象如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久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计数，男女的数目，不会相差太大的。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若是我们想要仗恃着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如果若是天理阴阳没有裁制调整的力量，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强的、巧的则永远富贵，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 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巧的会得到胜利，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所以名为“优胜劣败”。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我有势力，不怕你，摆架子，显威风；满就是有势要用尽，有福要享足，专顾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设想，只管目前快意，不为日后顾虑。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学说所误啊！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是反覆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易经》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这个淫字，不是单指性欲，而是指一切事情的放纵与过分，可以说就是骄满。又再具体的说，就是骄奢淫逸，贪狠暴横。）淫字的对面就是善。善字的意义甚为广泛，若是要确切的说明，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都是以谦德为基本。《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乾卦说：“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这就是谦德的意义。坤卦说：“坤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不敢成也。”这句的解说，是才华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务名，不夸功，也是谦德的意义。《金刚经》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又说：“应无所住，行于布施。”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谦德在内。 再说，孝弟忠信礼义廉耻，都是义务心重，权利心轻。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这就是谦。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没有义务心，重利轻义，正是谦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里面。由谦发动，对父母兄弟，就是孝弟；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说是天道，实是人情；说是天降，实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说过，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福；我们为恶加害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祸。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 那么我们对他们作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虽然他们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寡妇，无人帮助；我们若是欺淩了他们，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自己、或我的子孙，也会同样的愚懦孤寡，被人欺淩。反过来说，若是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愍，并且设法帮助他们，后来我也会得别人的帮助，而我的子孙则永远不会愚懦孤寡，被人欺淩了。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来观察。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来证明。这也是社会科学中

Ⅱ 求问什么是历史——彭刚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

——彭刚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
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文本才间接地接触到过去，但真实不妄的过去对于史家的制约和束缚，却不断通过史料展现出来。历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科规范、历史学家的技艺，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来源。
彭刚1969年生。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ACritical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合著）等，译有《自然权利与历史》、《德国的历史观》、《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等。
如同所有别的学科一样，历史学的发展，经常需要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们，不断地对自身的学科前提进行反思。“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因而就历久弥新。它涉及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家与他所研究的历史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在我看来，通过对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发展轨迹的考察，可以将对这一问题的追索和解答，归结成三种路向，它们分别是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的历史观。
重构论：历史的本来面目可以重建和还原
历史学从19世纪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
在欧洲，相比于18世纪，19世纪是一个历史的世纪。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动，带来了历史意识的萌生和发展。历史学得到长足发展，逐步走向专业化，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这是历史学从19世纪所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
这笔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这就是后来美国史学家比尔德所说的，历史学家们的“那个高贵的梦想”。可以说，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重构论”的历史观。奠定历史学专业化规范的兰克，本身固然是一个思想面相很复杂的人物，但他留给后世历史学家的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那句“如实直书”的名言。
20世纪初期，实证主义风靡之时，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终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发现属于自身的规律。不少历史学家，否认历史中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规律，但他们也认为，在求真这一目标和达到真实客观的能力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分别。因此，就有了伯里的名言：“历史学就是科学，不多也不少。”
历史学要实现那个“高贵的梦想”，跻身科学之列，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史料的竭泽而渔的收集和严格精详的考订。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于别的学科——过去人类的活动，已经消失殆尽、往而不返了。可是，人类的活动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史料。收集和考订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确立过去的事实。过去的事实不断积累，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将历史过程的模式和意义呈现出来。另一个条件，是历史学家在从事研究和写作时，需要排除主观因素，不将自己民族的、政治的、个人爱好的偏向掺杂进去，他必须尽可能地客观、中立，不偏不倚。
这样两个条件的集合，仿佛就可以成就历史学的客观性。兰克说过，他写的宗教改革的历史，要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能接受。后来主持“剑桥现代世界史”的阿克顿爵士也要求，滑铁卢战役的写作，要让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都满意。历史学家像一面虚己以待的镜子，清晰地反映史料中所呈现的事实，就成了历史学家工作的一幅完美图景。也正因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持有类似信念的历史学家中，颇有人怀着几分自得、再加上几分失落地表示：在有的研究领域，史料已经收罗齐备，研究已经足够深入，历史学家的诸般技艺已经使用殆尽，后人再也无事可做了。这就有了阿克顿“终极历史”的说法，大概的意思是，每个历史学家的工作完全可能与别人隔行如隔山，你研究古希腊的货币，他研究希特勒的战争决策。但归根结底，大家研究成果的积累，都在指向揭示人类全部文明在过去的真实面貌的“终极历史”。
重构论的历史观，有如下几点蕴含：历史事实蕴藏在史料之中，不偏不倚而又具有足够技艺的历史学家能够将它揭示出来；历史事实的积累自然就会呈现出过去的本来面貌和意义；人类有着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过去。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历史学家们相信“宏大叙事”，相信过往人类的历史终归是按照某一线索发展而来的统一体，不管这一线索能否被人们认识到；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日益专业化，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一样，变得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
这样两个方面的情形，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Ⅲ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机构设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创建于1926年。至1952年，先后执教于中文系的著名学者有陈寅恪、赵元任、杨树达、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俞平伯、浦江清、王瑶、王力、吕叔湘等，倡导和建立了包括戏曲史学、文学人类学、诗史互证之学在内的一系列新的学科方向，被公认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祥地。
1952年院系调整，中文系停办，师生分别转入北京大学等兄弟院校或其他学术单位。
1985年中文系复建，重视师资队伍、学科发展和学术建设。有教师24名，其中教授15名，副教授7名，有博士学位者15名，22名教师有国外长期学习、任教或合作研究的经历，是一支高水平、有活力、国际化的师资队伍。2006年获得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2007年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立下设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汉语言文字学共6个博士及硕士学位授予点，“语言学研究中心”、“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书法与文化研修中心”、“中国西南地区濒危文化研究中心”等多个学术研究中心。承担多项国家、部委重要研究项目，出版和发表多种高水平学术著作，获得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中文系重视人才培养，秉持“中西融合，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学术范式，本科生注重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中西融合优势的人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致力于培养扎实宽厚的专业知识、较高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
中文系积极开展留学生人才培养，留学生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对中国语言文学及中国文化有较系统完整的了解，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强的理解、研究中国语言文学及文化的能力。同时，每年接收来自各国多所高校的交换生。
中文系重视开展学术交流，每年都有多位教授出国讲学、访学，亦有多位国内知名学者和海外名校教授应邀来系从事各种学术活动。
现任系主任刘石教授，副主任张美兰教授、刘颖副教授，党支部书记王中忱教授。 历史学是清华大学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的学科之一，1911年建校初期就开设有中国史、西洋史等课程，1926年正式成立历史系。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都先后在历史系执教，并形成了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史学人才。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历史系并入北京大学等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清华大学逐步恢复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人文学科。1985年，清华大学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1993年，历史系恢复建制；2001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艺术史学科也成为清华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历史系与思想文化研究所合并，成立了新的历史系。清华历史学科依托清华大学良好的学术环境，已经形成了以历史系为中心，多学科密切合作，名家汇集，梯队合理，优势集中，特色明显，图书资料积累量大，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学术格局。
历史系下设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思想文化史等教研室，以及礼学研究中心等专门研究机构。2008年，历史系还与化学系、图书馆等单位合作，成立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从事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保护整理与研究工作。2011年，以该中心为主建立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历史系拥有雄厚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30余人，另有兼职教授多人；专任教授中有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历史教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级学会会长、副会长等。历史系可以招收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各相关领域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和外国留学生，并设有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博士后流动站。
现任系主任刘北成教授，副主任刘国忠教授、彭刚教授，党支部书记张勇教授。 清华大学外文系 始建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后改为外国语文学系；在建系早期的名师中，有首任系主任王文显，他早年负笈英伦，主要从事戏剧创作和文学研究，所著英文剧作在国内外上演均获得热烈反响；有开中国比较文学之先河的吴宓，“新批评”理论的大师瑞恰兹等，当时半数教授均为外籍教员。
在名师的引领下，清华外文系陆续培养出曹禺、李健吾、张骏祥等戏剧大师，享有“戏剧家的摇篮”之美誉；此外，文化昆仑钱锺书、学界泰斗季羡林，查良铮（穆旦）、杨绛、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李赋宁、王佐良、许国璋、英若诚、许渊冲、宗璞、资中筠、胡壮麟等都是清华外文系的骄傲。
1952年院系调整，外国语文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为培养外语师资和外事翻译，清华大学曾分别于1965年、1970年和1974年招收英语、日语和德语专业本科生。
1983年复建外语系。现设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日语语言文学等三个二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英语、日语和英语双学位三个本科专业。面向全校开设英、日、德、俄、法等语种的公共外语课程。20余年来，外语系在学科发展、学术研究、教学改革和管理、教师队伍建设、对外合作交流、教学辅助基本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发展和长足进步。在两次（2004年和2008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我系均名列第五，2008年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北京市重点学科评审中被评为重点学科，2008年英语专业被评为教育部特色专业。
2010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更名为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简称清华大学外文系。曾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优秀教学研究成果多项，国家精品课两门。在读各类学生804人；其中，国际留学生411人。培养出邓亚萍、李昕晢、焦三牛这样备受瞩目的优秀人才。
1983年复系以来，在学校的领导与支持下，外文系加强了教师队伍的建设和人才的引进工作，先后引进多名学术带头人。同时，我系又鼓励教师通过多种途径攻读博士学位。通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使我系的教师队伍结构和水平整体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外文系承担了全校的公共外语教学课程以及部分文化素质选修课程等大量的教学任务，在清华大学的教育教学和学科建设中占据着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外文系现为清华大学38个教学科研实体二级单位之一，下设英语专业本科生教研室、英语专业研究生教研室、日语专业教研室、大学英语基础课教研室、大学英语选修课教研室、大学英语研究生教研室、德语教研室、俄语教研室、法语教研室等9个实体教学科研单位以及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语言与心理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大学外语学习环境研究中心、大学外语测试研究中心、大学英语写作研究中心等9个虚体研究机构。
在学术研究方面，外文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系教师主持承担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合作项目达4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优秀教学研究成果多项，国家精品课两门。自2001年以来，全系教师每年平均在国内外出版学术专著5部以上，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篇以上，覆盖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文化研究、影视传媒研究等学科领域；在国外权威刊物发表的英文论文中，有50余篇被SSCI和A&HCI收录，在全国同领域中名列前茅；统计数据表明，我系教授在国内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的影响力连续保持在全国同领域中的前列。
为推进学术研究走向国际前沿，本系不断扩大同国内外大学的联系和学术交流，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并聘请他们担任兼职教授。外文系每年还派遣教师出国进修、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系还是国内外一些重要学术团体的总部或办公地，如: 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秘书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中国修辞学会文体学研究会、北京市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会等。此外，我系有多位教授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国际学术团体或学术机构担任编委、顾问或学会负责人。本系先后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合作举办文学批评、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等方面的高层次学术研讨会。
前辈大师确立的贯通中西的学术传统，是一条奔流的文脉，将一直在清华外文系流传。
现任系主任刘世生教授，副系主任吕中舌教授、何红梅教授、张为民教授。系总支书记张文霞教授。 清华大学哲学系始建于1926年，是中国大学最早建立的哲学系之一。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邓以蛰、贺麟、沈有鼎、林宰平、潘怀素、张岱年、任华、周辅成等先后任教于此，形成富有原创思想风格的“清华学派”。1952 年院校调整以后，清华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2000年5月，清华大学哲学系正式复建。
哲学系2003年开始招收哲学专业本科生；拥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宗教学、政治哲学等学科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人员。
从复建伊始，经过多年人才引进，哲学系会集了一批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和国外著名大学的博士归国人员，形成了一支高学术水平、高影响力的科研与教学队伍。任职教师有二十余人，其中教授 16 人（含外藉教授1人，学部委员1人），副教授5人；哲学系还延聘了多名国内外著名学者为兼职教授。他们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文化哲学与文化批评、马克思文献研究、政治哲学等重要专业领域代表着国内领先水平。
通过组织实施“ 三一学术工程 ”（“清华哲学研究系列”、“清华哲学教材系列”、“清华哲学翻译系列”、《清华哲学年鉴》），并集中力量在伦理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方面寻求优先突破，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多个专业领域取得了具有海内外学术影响的标志性成果，逐渐形成了一个在精、专、深基础上重视会通与原创的学术团队。哲学系今后的建设重点是，在巩固与扩大原有学科专业的优势基础上，进一步养护原创思想，努力使清华哲学系成为一个酝酿新思想、传播新思想的思想策源地。
现任系主任卢风教授，副主任黄裕生教授、刘奋荣教授，系党支部书记邹广文教授。 清华大学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心成立于1988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一批前东欧国家外交官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汉语，揭开了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序幕。美丽壮观的清华园不仅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亦是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发源地。
配合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作为学校开放式校园和推进国际化的重要窗口，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心多年来积极致力于国际汉语推广，在稳步扩大教学规模、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努力进行学术研究、逐渐完善管理机制等方面进展顺利，成就斐然。每年在中心学习的各国语言进修生、普通进修生、交换生等各类学生千余人，开设有初级、中级、高级汉语和中国文化必修课与选修课程，课程体系较为完备，并注意引导留学生将学习汉语和体认中国结合起来，鼓励留学生打下扎实的汉语基础后攻读学位继续深造。
中心已与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国多所大学合作开办短期汉语学位课程并派遣中方教师前往任教。此外，中心还承担了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合作开办商务孔子学院，以及面向港澳地区推广普通话的教学任务。中心还为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了学术级汉语学分必修课。
2010年中心与清华大学中文系合作申获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
现任主任孙明君教授，副主任丁夏教授、董士伟副教授、刘冬副教授。 人文学院培训中心依托学院完善的学科体系和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每年面向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举办企业管理、公共管理、国学等研修班。中心的培训宗旨是通过教师系统性地讲解，及时把经济、社会、科技等理论前沿和研究成果介绍给参训学员，把学员们头脑中原本不成体系的知识点串起来，使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做到境界高、眼界宽、理念新，从而不仅在制订政策时能更多地考虑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并且制订出的政策也能够更具科学性、长效性。
我们的培训特色是在课程体系中加入传统文化的内容，一方面提升学员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引导广大干部有意识地亲近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从而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有意识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我院通过培训工作这个平台，把我院的学生工作、科研工作与之有机地结合起来，与大庆、通辽、漯河等地方政府成立了“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加强了学校与地方的合作，更加凸显了大学的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