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孙教授养老设计

Ⅰ 孙穗芳的成长经历

饱受磨难
孙穗芳虽出身名门，却饱受磨难。1936年3月，孙穗芳在上海出生。她的母亲叫严蔼娟，在上海交际场女名流蓝妮成了孙科的第二夫人时，严蔼娟也就与孙科分手。因此，孙穗芳在没有父爱之中降临到这个世界，很久以来无法见到生父孙科的身影。
在孙穗芳的记忆中，母亲总是向孙科要钱，继父是脾气凶暴、十分严厉的人，总是虐待自己，他对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毫无感情，只是打骂她，令孙穗芳的童年充满悲苦。孙穗芳还有两个妹妹，分别小她三岁和五岁，均是母亲与继父所生。小弟不仅有奶妈，继父还规定她和妹妹每天放学都得轮着抱弟妹。
有一次她不小心让小弟受惊吓，小弟大哭起来，继父不问缘由地暴打她，揪起她的头发往墙上撞，结果耳朵被打得鲜血直流，以致留下了终身的耳疾。每当孙穗芳被继父痛打时，软弱的母亲总是在一旁做沉默的旁观者，这令穗芳异常心痛。
孙穗芳明白母亲是把她当摇钱树向父亲要钱，她的心都要碎了。她不断地哀求母亲不要这样做，其实她的内心也非常矛盾，因为只有如此，她才可以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父亲。1946年，父亲最终拿出26根大金条，蓝妮拿了14条，母亲只拿到12条。
孙穗芳回忆说，她母亲和继父得到父亲那笔数额不小的赡养费后，给了她一笔供她使用的生活费。她自幼喜爱音乐，在痛苦和期待中给父亲写信，诉说自己的境况和希望，结果，父亲派秘书买了一架钢琴送给她。这架钢琴对她苦难的童年来说是极大的慰藉，成为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她由此迷恋音乐，以致长大后，音乐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她，尤其是古典音乐，她几乎无法离开它。
晚年她谈及音乐，脸上竟会浮现如小女孩般的雀跃之情，她说：“我对音乐真的到了疯狂的地步，你相信吗?在听到乐曲第一个节拍后，我就可以知道下一节的音乐旋律及它属于谁的作品。”然而，那时孙穗芳毕竟年幼，那笔名义上属于她的费用，后来被继父用来作为投资资本，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151号经纪人牌照。
1948底被母亲带到台湾，后因孙科寓居香港，过年又被带到香港，母亲来港是找孙科要钱。孙穗芳不同意母亲和继父拿她当摇钱树。但她很想见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父亲，这一天终于来了。
1950年初的一天，孙穗芳随母亲来到香港浅水湾71号孙科寓所。走进院落，她和母亲在客厅里坐了下来。孙穗芳的双眼紧盯着楼梯，盼望父亲下来，看上一眼。结果是空等一场。父亲没有下来，倒是年迈的大祖母卢太夫人（孙中山原配卢慕贞）听说孙女来了，由人搀扶缓步下楼，走到孙穗芳面前，把孙女紧紧地搂在怀里，并仔细地端详了孙女好久好久。这是孙穗芳第一次见到大祖母，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孙穗芳的面貌太像她父亲了，祖母看到孙穗芳一定使她想起了孙科儿时的情形。卢夫人又拿出粮果塞满了孙女的两个口袋。但孙穗芳和母亲等了好久也未能见到父亲，最后带着深深的失望离去。那天，孙穗芳多么希望父亲能下楼见她一面，哪怕是一眼也好。上了轿车，孙穗芳不肯走，拼命按着车喇叭，声声喇叭呼唤着父亲，也按出了悲伤的泪水，这次经历孙穗芳永世都不会忘记。事实上，孙科很想见到从来未谋一面的女儿，但怕大太太陈淑英闹事，同时又不愿见严蔼娟。孙科曾想把女儿穗芳送到美国读书，弥补他欠下的父爱。严蔼娟反对孙科这一主张，孙穗芳登门想见到父亲，却大失所望，也负气拒绝到美国读书。
1951年，孙穗芳被母亲送回上海，送回上海外婆家和两个姨妈同住，生活费由母亲从香港寄来，她进了上海启秀女中(今上海市十二中学)读初二。1955年，孙穗芳从上海第八女中高中毕业，尽管她成绩名列前茅，又是“五好学生”。然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唯成分论成为衡量人的尺度。因为祖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其父孙科又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她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孙穗芳曾一度被送到上海郊区农村劳动，住所潮湿阴冷，以致患上风湿性关节炎。在绝望中猛然想起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要职的宋庆龄。尽管她从没有见过这位祖母，但此时她认定只有祖母才能帮助自己摆脱困境。孙穗芳满怀希望匆匆地从上海赶到北京，住在舅舅严星华家中。
孙穗芳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北京，置身充满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她根本无心去游览。她只想早日见到祖母宋庆龄。可事不凑巧，她获悉祖母因风湿病去外地疗养了。孙穗芳在万般无奈之下，给祖母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的遭遇和想法。在企盼中等待的孙穗芳很快收到祖母的回信。据孙穗芳回忆，宋庆龄在信上开导她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不过，在信末最后一行提到，但愿她明年能进大学。孙穗芳把祖母的信转交教育部。不久，有一位干部来找孙穗芳，安慰她说，这个学期入学太迟了，等明年她一定会获准进入大学读书。一年后，孙穗芳经努力终于欣喜地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然而那时的大学同样处处充满阶级斗争。
1959年，有一天，她得知在内地读书的学生，凭学生证可以到香港探亲，孙穗芳因母亲患心脏病，便申请赴港探望生母，获得批准。到香港之后，来到香港后，孙穗芳发现父亲孙科有一个用她的名字作为户头的存折，规定母亲每月只能从中去取300元生活费给她，实际上她只用到父亲给她的生活费的十分之一。坚持半工半读8年。时值内地自然灾害，物资奇缺，孙穗芳经常周济大家。
1965年嫁给香港富商王时新之子王守基，1967年移居美国夏威夷。孙穗芳的丈夫王守基是香港豪门之后，王守基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属于能力平平的人，他因此难免有些失落的感觉，并且对待太太有时很粗暴。有一次，他们又吵起架来，王守基动手打了妻子。这让孙穗芳难以接受，迅即搬出去住。这一年是1978年，孙穗芳和王守基分居了。过了三年他们正式离婚。
离婚以后，她和前夫王守基仍然一直来往，感情反而好了。孙穗芳告诉他，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帮你做。他们经常打电话，共进晚餐，看电影。她至今记得，王守基去世前的一周，记得那种熟悉而清新的感觉。他们每天打三四个电话，简直是在谈情说爱，好像把十几年婚姻中的不好感觉都冲淡了，留下了更醇厚的“友情”。这一天，第四个电话打过来了。孙穗芳拿起电话：“我刚点了香，你又来烦我了呢！”孙穗芳信奉佛教，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打坐念经，四个小时雷打不动。 “好好，对不起......”他挂了电话的第二天就去世了。王守基去世后，孙穗芳真成了一个孤独的行者了。
长大后的愿望
见生父孙科，是孙穗芳长大懂事后最大、最强烈的愿望。1965年孙科返回台湾定居，1966年11月，孙穗芳终于在大哥孙治平大嫂张佩霞夫妇的帮助下的帮助下，前往台湾第一次正式与父亲相见，完成认祖归宗的愿望。由于成长在忧患之中，孙穗芳对父亲是孝顺的，经常去探望，并给父亲买药品，而二哥孙治强的债务也由其归还。
此时，孙科已是75岁的老人了，孙穗芳也已经30岁了。孙科说：“就算你把名字改了，我还是知道你是我的女儿。”孙穗芳问：“那你为什么不要我？”孙科亲了亲女儿的脸，深情地说：“从来也没有不要你。”孙穗芳哭了。”现在一切都好了。”孙科轻轻地拍她的后背，安慰她。“相逢一笑泯恩仇”。父女相对，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情。孙科详细地询问起她生活的情况，并赠给她两枚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金币和一本《国父孙中山先生传》，上写“穗芳留念父赠”。他们在一起拍了很多照片。以后，孙穗芳每年都回台湾两次看望父亲，直到孙科病逝。
1972年，孙穗芳赴台探望父亲，一日，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孙科突然问女儿：“那个捧着大花瓶要扔的是不是你呀！”孙穗芳没有回答。孙科又问：“那个在大门外摁了两个小时喇叭的是不是你呀！”此刻，孙穗芳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苦痛，用英语回答父亲：“你认为我当初应该怎么做？那时我才是个13岁的孩子。”尽管孙穗芳回到父亲孙科身边已经七八年了，孙科却从未提起二十二年前发生在香港浅水湾寓所的那件事，主要是顾及女儿的想法，但随着自己即将离去，不得不将深藏内心的话说出来，穗芳完全理解父亲。
1973年9月13日，孙科在台北病逝。大哥孙治平根据父亲临终遗愿让孙穗芳回台湾和从美国赶回来的二哥孙治强、大姐孙穗英和二姐孙穗华等一起参加父亲的葬礼。台湾当局为孙科举办了隆重的丧礼。孙穗芳受兄弟之托，亲自为父亲选购黑领结。根据传统习俗，她在父亲的黑领结上钉满了珍珠，在他的口中也放一颗大珍珠，让他双手握着白玉，还在衣服口袋中放了金银元宝……
回到故乡
孙穗芳是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前夕第一次回到故乡中山市的。她穿着一件朴素的中式丝绸旗袍，一条杏黄色披肩自然地垂落在胸前。刚满50岁，长相酷似孙科。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微笑，说起话来腼腆中又带有自信，看来是一位性格温柔又富有敬业精神的现代妇女。
作为孙氏后裔，踏上故乡土地以后，心情就一直没有平静过。孙穗芳一再强调非常感谢国家领导人和故乡人民的关怀。她说1986年7月，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美国最后一站是檀香山。李主席特意参观了孙中山1879年至1882年在檀香山读书的意奥兰尼和乌阿呼学校。还送给我三件珍贵的礼物：一个很精美的景泰蓝大花瓶、一套蓝白花饰的中国茶具，和一幅织金的丝绸布料。这次，就是穿着用这幅布料做的旗袍来到故乡参加祖父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
发扬光大
1980年9月，孙穗芳应邀回国观光访问。1981年6月，她参加祖母宋庆龄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安葬。父亲孙科早在1973年去世，第二位祖母宋庆龄的去世又勾起了她对祖父的怀念。回到家中，她把祖父的广东话和普通话演讲录音翻录了几耸，每天细听，“那段日子，我两次梦见祖父。”信仰佛教的孙穗芳从那个时候起，辨弃了房产生意，开始潜心研究祖父和他的思想，那一年她45岁。
1996年孙穗芳撰写的《我的祖父孙中山》出版；2001年和2003年，她的《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纪念集》两次在南京出版。迄今孙穗芳回中国已经一百多次了。
孙穗芳说她没见过祖父孙中山，但和祖父却是精神相通，他的精神一直都在激励着她。周围人对他的敬仰之情深深影响着，而且家人都说长得特别像祖父，这让她感到自豪。
从9岁开始，孙穗芳就留心收集祖父的照片和墨宝，后来她开始思考研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而这一研究就是40多年从无间断，并先后整理撰写了多部回忆孙中山的文章和纪念集册，收录了很多反映孙中山先生革命历程的珍贵图片资料，对于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孙穗芳更是有着最深刻的理解。
孙穗芳说，在南京的时候就曾梦到祖父孙中山，他在梦中告诉孙穗芳，要把他的精神发扬光大。这已经成了她的一项人生使命。孙穗芳现在海内外担任多个名誉职务，按理说，年近古稀的她完全可以静养天年，但是冥冥中这股力量支撑着她走遍全世界去继续弘扬祖父的精神。20多年来，孙穗芳在中国、北美、北欧以及东南亚等地讲演800多场，几乎把祖父当年走过的地方都走了一遍。
右上图：孙穗芳博士向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后裔赠送礼品：她“与马英九总统暨夫人摄于夏威夷”照片，并签名留念。
至诚如神
孙中山先生给我们的形象是一个高大的伟人，那么生活中的他是个什么样子呢。孙穗芳介绍，祖父孙中山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他的生活很艰辛，为了救国，他经常是吃不饱睡不好，颠沛流离。这些年我寻访祖父足迹的讲演经历，让我亲身体会到他的这种艰辛。祖父“至诚如神”这句话对她影响非常大，她将把弘扬祖父精神的事业坚持到底。孙中山先生毕生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国人怀念他、学习他，我身为孙家的子孙，更应继承他的遗志，竭尽全力，为振兴中华民族和祖国统一大业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孙中山是中国人骄傲，从小人家讲我很像他，可能脾气性格也像，我很心直口快。从前人家讲我祖父喜欢仗义执言，fightingforjustice。她操一口略略卷舌的北方腔，字正腔圆，朗声说，实际上他的三民主义就是打抱不平的主义，民族主义思想为民族打抱不平；民权主义为受压迫的打抱不平；民生主义为小市民打抱不平。
她走遍世界各地，看到许多幸与不幸，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对大陆来讲，中国国民党的连战主席、亲民党的宋楚瑜主席受邀到大陆访问，两岸的距离拉近了，用孙中山的思想、祖父的精神作为两岸的桥梁，这非用他不可，因为孙中山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国人的骄傲。他的思想、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凝聚。
中国有了和平，即世界也有和平，首先影响东南亚。她信心满满地，中国保卫世界和平，保护弱小的民族，用我祖父的助弱扶贫思想。孙中山一生为国为民无私奉献，强烈的爱国精神，隔代传到了孙穗芳的思想上，她在中国设立以孙中山为名的医院、发起建设中山小学、孙中山思想研究所等，为中国的发展付出一分力。
找寻祖父的足迹
2003年9月12日，秋高气爽，日丽风清。广州市天河区珠村的潘文治将军故居小院子内，一株株茁壮的海棠擎出一咕嘟一咕嘟红玛瑙般的海棠花，迎接远渡重洋而来的孙穗芳博士一行。孙穗芳携子返穗，一路找寻祖父孙中山的足迹。
这次，她来到当年救过爷爷的海军将领潘文治家，与潘将军的后代共继始于祖父一代的真挚友情。 珠村的父老乡亲们闻讯，都纷纷过来，讲述当年孙穗芳的姨婆宋美龄与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与陈洁如仍有一纸婚约，但脚踩两船，又移情别恋宋美龄），以及廖仲恺、许崇智、鲍罗廷等人常从黄埔军校来珠村做客并留宿的桩桩趣事。
老人们指着墙角一张宽大的长条木凳（图一）告诉客人： 别看这条长凳粗糙，它可是用百年荔枝木特制的打饼台。每次宋美龄一来，珠村人就在这上面做粉諽和炒米饼招待他们。孙穗芳对珠村人讲的这些往事听来津津有味，她从来都十分尊敬美龄姨婆，对有关姨婆的一切都很感兴趣。连忙和独生子及潘将军的后人们在姨婆睡过的木床和做过炒米饼的长凳上照相留念。 就这样，珠村潘文治将军故居的长凳旁，又增添了孙穗芳博士笑吟吟的巨幅照片，寄托着她对前辈的思念。
孙中山先生的孙女、著名慈善家、教育家孙穗芳博士到广东私立华联学院，为学院新生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并勉励学生要做造福社会的新世纪人才。孙穗芳广东之行是应广东省政府邀请，参加大元帅府揭幕。私立华联学院聘请孙穗芳博士为该学院的荣誉教授，孙穗芳为学院题词“博爱”，并向学院捐赠了图书。
捐赠孙中山半身铜像
2014年9月5日上午，美籍华人、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博士，在民主党派大厦14楼贵宾室，向民革上海市委捐赠了一尊孙中山半身铜像。铜像长、宽均为0.8米，将安放在民革上海市委机关里。
上海市人大常委、民革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董波在接受捐赠时表示，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勋，及其博大深邃的思想、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永远为世人所铭记和景仰。孙穗芳博士的捐赠之举，对民革市委工作既是充分信任，也是大力支持。民革市委将以孙中山铜像寄托上海民革党员对孙中山先生的缅怀之情，并激励党员进一步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山精神。
孙穗芳博士现任孙中山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席、夏威夷中国妇女慈善会会长、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校董、中山大学香港校友会名誉会长等职。为了纪念祖父的功绩，弘扬孙中山精神，多年来她积极著书立说，奔走海内外，宣传募款兴教助学，发动捐资扶贫济困。

Ⅱ 钱江新城的国际地位

钱江新城核心区（CBDH,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of Hangzhou）经济文化辐射力直指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其规划按照国际最具竞争力的金融商务区建设标准，凝聚了全球城市规划专家的集体智慧。这里将是国内外银行、证券机构、保险公司和各种金融服务机构聚集，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和办事处密布的国际贸易总部基地，彰显了世界性商务区的品质。
杭州大剧院（HGT,Hangzhou Grand Theater）是亚洲舞台设备最先进的标志性文化设施之一，在亚洲同类建筑中位居领先地位，由加拿大著名建筑大师卡洛斯设计。
杭州国际会议中心（HICC,Hangzhou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是亚洲规格最高的国际会议场所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钢结构球型建筑，也由加拿大著名建筑大师卡洛斯设计。
杭州市民中心（HCCT,Hangzhou Civic Culture Tower）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连体建筑，以“天圆地方，广宇六合”的文化理念，展现了杭州这座具有浓厚东方文化特色的国际都市的胸襟与气度，由上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规划设计。
波浪文化城（UGH,Underground Ginza of Hangzhou）是全国最大的单体地下综合商业空间，引领中国立体都市发展潮流，被誉为“中国的地下银座”。
市民公园（森林公园/世纪花园）（CPBD,Central Park of Business District）全面借鉴纽约中央公园的先进理念，由国内知名园林设计单位规划设计。
杭州自唐朝以来，就一直是经济地位与文化地位高度统一的全国性中心城市。在南宋时期，杭州完全确立了世界城市的地位，具有高度的世界性声望，南宋时期的杭州已发展到了可与西欧近世都城相媲美的高度文明水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直到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全球没有一座城市在经济规模方面超越南宋时期的杭州。法国著名学者贾克·谢和耐教授（Prof.Jacques Gernet）指出：“就世界来说，南宋都城临安（杭州）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是无愧于世界之冠的特大城市”。因此，钱江新城所折射出的一种“先进的、现代的、国际的文化”是杭州文化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是对杭州历史的传承与升华。通过钱江新城，把整个杭州逐步建设成国际大都市。
杭州一直在福布斯（Forbes）商业城市排行榜中名列前茅，2004年至2008年连续五年在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中名列第一，创造了福布斯商业城市排行榜的世界纪录，杭州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一线商业城市。2011年，杭州（Hangzhou）与新加坡(Singapore)作为西太平洋地区城市代表，共同入选全球十大休闲范例城市，专家建议，钱江新城在经济、金融、文化、生态和高层建筑群等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国务院对长三角经济区的定位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孙中山先生于1918年在他的《实业计划》中预测“长三角地区将是未来中国的经济心脏”；世界著名经济地理学家——牛津大学戈特曼教授（Prof.Jean Gottmann）则指出“长三角将是继纽约、伦敦等大都市圈之后的世界第六大都市圈”。杭州作为这个世界级城市群的副中心城市 ，致力于将钱江新城（城东新城/钱江世纪城）打造为“立足长三角南翼，辐射华东，在全国乃至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与国际贸易总部基地”。
在这里，杭州将以世界的眼光张扬钱塘江的大气。西湖的秀美与钱塘江的大气相结合，充分表达了杭州“外柔内刚，刚柔并济”的城市内涵。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位置： 浙江省 杭州市 东南部 钱塘江北岸 杭州地铁4号线-城星路站、市民中心站、江锦路站
359米富春江路-公交车站
途径公交：32/K32路, K517路276米钱江路城星路口-公交车站途径公交：32/K32路884米近江世纪坊-公交车站途径公交：809路837米近江小区-公交车站途径公交：29/K29路, 32/K32路, 71/K71路, 809路, K536路637米瓯江路-公交车站途径公交：32/K32路, 809路, K517路909米杭州大剧院-公交车站途径公交：K517路区间, K84路网络地图 春季最为适宜。在春季看西湖美景，观钱塘江的气势磅礴。

Ⅲ 张汝伦的抄袭事件

针对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的专著《历史与实践》，孙周兴教授在《中华读书报》(2000 年3月29日)发表评论——《实践哲学的悲哀》：称该书“并不是张汝伦教授的‘著作’ ，而是一本‘译作’，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说张汝伦教授‘编译’的”，因而《历史与实践》是“伪书”、张是“文抄公”。
为了“不负孙教授的苦心，亦为《历史与实践》的读者负责”，张汝伦教授发表《批评的悲哀》(注：《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称其书“主题极为突出，无论在内容、风格和目的上都与《哲学历史词典》有极大的不同”，而且“除了‘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外，《历史与实践》与《哲学历史词典》没有任何关系”。在他看来，其《历史与实践》“有着明确的主题、完整的结构和一以贯之的思路和线索。正是这些使所谓它是一部‘伪书’的指控不攻自破”。而孙“真正目的是仅仅根据那几页来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材料没有注明出处，来一口咬定这本书是抄自该词典。其想象也未免太大胆了一些，但却忘了小心求证。《历史与实践》共487页，要证明它抄自《哲学历史词典》，仅靠他目前提供的那点证据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他提到的第103～105页的内容，要证明它出自《哲学历史词典》或其他任何一本书，我想他也是绝对办不到的，更不用说本书的其他部分了。孙教授……缺乏足够的证据就一口咬定《历史与实践》一书是抄自《哲学历史词典》，这就不是批评，而是诬陷和诽谤了。而诬陷和诽谤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了”。
很显然，在上述回应中，张汝伦教授既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也没有对孙教授认定的《历史与实践》第98～102页抄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批评有任何认错的表示。张教授尽管无奈中遮遮掩掩地表示“‘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但他强调的还是已经“把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分得很清楚了”。如此一来，逼得孙周兴教授只好在《悲哀复悲哀》中继续揭发、再证《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经本人对张汝伦教授的‘专著’《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中‘实践、实践的’条目所作的仔细对照，现已查明，其中有7页文字(第96～102页，其余3页性质不明)，加上这7页中出现的32个注释，完完全全是从上述《词典》条目中抄袭下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句子是属于张汝伦教授自己的……我断定：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具有抄袭性质，是一部伪书。而且我断定：这种把《词典》条目正文连同注释不加修饰地照抄下来的做法，决非出于无意和疏忽，而是一种蓄意的剽窃行为。”
孙周兴先生原为浙江大学教授，现任同济大学教授，以研究海德格尔著称。他说：“ 我与张汝伦教授是熟识的同行，既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发生过学术上的争论。”“在我的印象当中，张汝伦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学术上经常表现出凛然不可犯的样子，学风应该是正派的。”张汝伦先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名牌教授，不仅搞西方现代哲学，而且也出了大部头的中国现代哲学专书。只是张教授不够爱惜自己，倒了牌子，砸了形象，尽管他仍在复旦大学继续当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因为在张汝伦教授出事之前，已有中文系申小龙教授抄袭在先，继之有哲学系佘碧平副教授剽窃在后，还有历史系已通过答辩的某博士学位论文被发现存在大量抄袭的问题，故他们工作的大学曾一度被风趣的网友给幽默为“复印大学”。其实，与其说是幽默，毋宁说是无奈、痛心、心酸，或者说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
悲哀复悲哀——再证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
时间：2001年11月21日
作者：孙周兴（浙江大学教授）
来源：原创
关键词：
这是一篇揭露学界丑事的文章
读了张汝伦教授的文章《批评的悲哀——我对孙周兴教授批评的回答》，首先知道自己已得了一个不小的“罪过”：原以为只有“实践哲学”被张教授弄得比较悲哀了，没想到因为我那篇揭露他的《历史与实践》抄袭真相的文章，中国的“批评”也变得悲哀了。张教授的说法是：国外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而国内的批评则是“对人不对事”。不过，张教授应该没有忘记，对于他的同一本“专著”《历史与实践》，我曾撰写过一篇赞扬性的书评；现在我发现他这本书具有抄袭性质，所以要写文章予以揭露。张教授，你说我是“对人”还是“对事”？
张教授还在文中说：“客观公正的批评还牵涉到学者的人品、修养和风度”。意思大概是指责作为批评者的孙周兴在“人品、修养和风度”方面大有问题。这话若由旁的人说出来，我还愿意听一听，然后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最近的作为；但现在由张汝伦教授来说这个话，我就只觉得有点滑稽了。
为避免被张教授混淆了视听，看来我还得首先作一次澄清：拙文《实践哲学的悲哀》（以下简称《悲哀》）根本就不是一篇学术批评文章，而是一篇揭露学界丑事的文章（读者诸君眼下看到的这篇亦属此类）。学术批评是讨论学术问题的，而我现在没有任何学术问题需要向张教授请教的，其实拙文《悲哀》也没有涉及任何学术性的问题，而只是向读者们报道张教授是如何抄袭的。我的主张是：对于学术问题，大家讨论时应当而且必须心平气和，与人为善。而对于学界丑陋现象的揭露，就是另一回事了，摆出事实后，稍稍传达一点愤怒和讥讽，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举个例子说，群众抓住了一个偷儿，当然是可以、而且是大有必要表达一下愤怒的心情的。
然而，偷儿也有自己的逻辑。群众愤怒地对偷儿说：喂，你这几件东西是偷来的！偷儿看看人证物证俱在，就答道：第一、不错，这几件东西是人家的，但不是我偷来的，而是“借”来的，只是有一点点对不起了，我忘了从哪里“借”的，本来我是要跟人家说一声的；第二、即使这几件东西是人家的，我这里还有别的几样东西，你们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吗？哈哈，我看你们就不知道！所以，我怎么可能是小偷？！
上帝见谅，我为这段文字犹豫了好几天，一直想把它删掉算了，免得张教授生气，以为我又在存心“讽刺和挖苦”。但读者诸君，你们如果把张教授的《批评的悲哀》一文总结、提炼一下，就会看到其中的意思差不多也就是上面两点。更有甚者，在表达了这个意思以后，张教授就壮了胆子，反过来倒打一耙，指责我“诬陷”和“诽谤”他了。我想，这就有点无耻了。
的确，到眼下为止，除了《悲哀》一文所做的以及本文要补充的事实指证外，我还不知道《历史与实践》中的“别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已经在《悲哀》一文中明言，我眼下身在德国，手头只有《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的复印件。但我认为，我陈述的事实已足以证明《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了。张汝伦教授避而不谈我举证的事实，却振振有词地要求我拿出更多的“证据”，因为他说这本书一共有487页——这就接近于我前面讲的偷儿的“逻辑”了！
从操作角度上讲，张汝伦教授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外文版的哲学图书和资料浩如烟海，张教授既然抄袭了《哲学历史词典》，也就有可能抄其他图书；而且，倘若我又找出十页、二十页来，张教授还是会说：那么还有其他的呢？这样推下去，即使我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显然也是完成不了这项艰巨任务的。
继续揭发
要做这种全面的对照工作，其实只有一个人能够胜任——那就是张教授自己，正如只有他清楚地知道，我指证的10页中有3页不是从《词典》中抄来的。也正因此，张教授才敢在文中指责我的证据“其实只涉及从98－102页等5页的内容”，并责问道：“其余5页的内容既然也可在该条目下找到，为何不一并‘揭发’，以正视听？”
既然张教授这样问了，我只好答一答。我在写《悲哀》一文时，因为篇幅的限制，的确没有从第96页开始“揭发”，而是从第98页开始，止于第102页。到第102页，觉得文章已经太长，而且证据已经确凿，就没有再对照下去。现在听张教授一说，我对照了一下，确实没有在《词典》第七卷相关条目中发现第103页以下3页的内容。
但无论如何，张汝伦教授要求我继续“揭发”的“其余5页”中的另外2页（即第96－97页）的内容，却是完完全全在这部词典上的。既然张教授要求我一并“揭发”出来，我在这里只得把这2页也补上。
张教授的原文如下：
筑，学习或趋向目标和本身即是目的（如生活、幸福、看、沉思和思考）。这些活动就是狭义的“实践”。亚里士多德用Energeia这个词来专指这种目标在其本身的实践。这就把行为与“做”与“生产”区分开来了。实践是趋向目的的过程和本身就是目的的“行”。《尼各马可伦理学》虽然使用的术语与《形而上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仍坚持了这种区分。只不过在《形而上学》中Energeria只是指自身就是目的的行为，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实现目的的过程也叫做Energeria。实践及其对象同时也是人存在表现的全部形式的总称：既指理论科学，工艺技术和狭义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也指有别于理论，工艺的人的活动。（注8）这种三分法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本身以及后世的实践哲学都有很大的意义。狭义的实践概念，即我们正在考察的实践概念由此有了明确的规定和轮廓。[抄自第1281页]行为就是做决定，行为的对象就是决定的对象。与这种三分法相应，亚里士多德把真理的形式也分为三种，实践以“实践的真理”为目标。在试图从内容上确定通过行为实现的最高的善时，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那里接受了把生活形式分为理论——哲学生活和公民——政治生活的做法。（注9）不过与后来中世纪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做法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把日常生活称为“政治生活”而不是“实践生活”。“实践生活”指的是哲学专门的理论生活方式。[抄自第1282页]只有Eupragia（正确的行为）才是人的最终目标，而幸福作为所有人实践的目标本身就是实践。（注10）实践在这里既不是生物学或宇宙学意义上的创造运动，也不是单一的行为或活动，更不是生物学的功能，而是正确的行为，即一个完全圆满的完成，自身构成目的的实践。这就是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的“实践”的基本意义。[抄自第1283页]这种正确的行为，即实践，与他人和社会的福祉有关，主要是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然而，理论在最终意义上自身便是目的，故它是最高的实践。（注11）[抄自第1285页] 但亚里士多德以后，人们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却逐渐狭窄。普罗丁把实践理解为由向外的趋向造成的行为。（注12）他也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最高的活动称为Energeia。但这不是指实践，而是指Poiesis（生产）。实践只是理论的一种派生形式，因为外向的实践是模仿最高的和第一的Poiesis，它由于自身的弱点不能以自身为目标，而需要向外诉求。“人们在理论上不行，就转向实践——理论和逻各斯的影子”。（注13）与亚里士多德相反，不是理论是实践的形式，而是实践是理论的形式。实践只是为了观察，因为一切实践都要求回到纯理论的特殊起源。[抄自第1286页]早期中世纪并未接受古希腊的实践概念，只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翻译诠释，实践概念才重新进入欧洲的精神世界。希腊的实践在拉丁文中被译为actus，这就使它有了“行动”的意思，并且是与人的意志选择有关的活动。这是中世纪后期哲学的实践概念的基本规定。[抄自第1287页]罗吉尔·培根认为要在一切科学和道德哲学中区分出思辩因素和实践因素。因为人的活动都是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在此意义上理智被称为“实践的”，因为它完成实践，即善或恶的行为。这样，实践概念又和道德行为相关了。道德哲学因此和神学一起有一种基础科学的地位。与这种狭义的实践相比，其它认识都是思辨的，是为实践服务的。“一切不教我们善的科学，真正和绝对地看都是思辨的，这就是道德科学之外的一切科学。只有教我们为善的科学才是真正和绝对是实践的”。（注14）[抄自第1288页]（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第96－98页）
首先要做两点说明：一、上列引文开头的“筑”字前面一个字在《历史与实践》的第95页上面，是我目前见不到的，但对照一下德文原文，就可以确定那就是“建”字了，而这也表明第95页上至少还有一段文字是抄袭的。二、最后一句话已经在98页上了，紧接着就是张教授抄来的关于邓·司各特的实践概念那一段了。
本来我想仍旧按照《悲哀》一文的做法，根据德文原文（《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第1281－1288页，原作者为GüntherBien先生）把张教授的文字再译一遍，但我发现他这里的译文基本上还是忠实的，再译实在是多此一举，所以，我只用黑体字在上列引文中间标明原文的页码。张教授在这里的抄袭手段，自然也跟我在《悲哀》中描述的一模一样：仍旧是把比较难解难译的句子跳过去，不认识的希腊文词语和句子就不抄，原文共有51个注释，他抄下来7个。但上引《历史与实践》的两页文字，字字句句都在《词典》里面，没有一句是张教授自己写的！
注释也是抄来的
关于注释的抄袭性质，我在拙文《悲哀》中没有充分举证，这里需要补一下，以免张汝伦教授又怪我的工作做得不到家。因为《历史与实践》做的不是当页注，所以我见不到他上引两页的注释。但根据德文原文，我就知道张教授抄袭下来的7个注释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注8：Aristoteles：Eth．Nic．I，1，1049a1。
注9：Aristoteles：Eth．Nic．I，3，1095b14ff。
注10：Aristoteles：Pol．VII，3，1325a32。 注11：J．Frese：Proze？imHandlungsfeld（1985）32f。
注12：Plotin：Enn．V，3，6，35；IV，4，4；VI，8，6，20。
注13：Plotin：8，4，32。
注14：RogerBacon：MoralisPhilosophia，hg．E．Massa（Zürich1953），249；vgl．auchOpustertium，a．O．13，48。
读者只要把《历史与实践》第二章的注释部分翻开来对照一下，就会看到其中的第8－14个注就如上列。在这7个注释当中，注8、注9、注10抄自《词典》第七卷原文第1285页上的注31、注36、注42；注12、注13抄自原文第1287页上的注3、注6；注14抄自原文第1294页上的注16。最有趣的是注11，张教授抄的竟是人家在注释中的一个注释：他把原文第1285页上的注51中的一句话（“……理论是最高的实践”）抄了下来，顺手就加了一个注，把其中列出的一本参考书标上了！但这回可真把我弄苦了：我在原文正文中反复查找，差点以为这个注终于是张教授“自己的东西”了。
加上我在《悲哀》中举证过的5页，在他抄自《词典》的7页文字中（《历史与实践》第96－102页），张教授一共抄袭了原文的32个注释———在我的记忆中，他的注释都是用外文原文标出的。但他在《批评的悲哀》一文中居然还能说：为了表明他的书是虚心地“听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就“尽量多加注（全书487页，共843个注，平均每1页两个注）”。从我们举出的事实看，注释确实是蛮多的，但不是张教授自己“加”的，而是抄来的。而以这些抄来的注释为依据的“参考文献”（其中应有希、拉、德、英、法等多种欧洲语言的书目），当然也是抄来的了。——这还用得着我来证明么？
在《词典》注释中出现的书名多半是缩写的，比如上列注8和注9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komachische Ethik）被缩写为：Eth．Nic．。上列注12中的Enn．也是普罗丁的Enneades（《九章集》）一书的缩写。《词典》中可以缩写，但在“专著”中就不行了。所以，张教授在抄袭这些注释时，还不得不做一个从书名缩写到全名的“恢复”工作。这个工作是够他烦的！
张教授在《批评的悲哀》一文中为读者们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他说《历史与实践》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其实是他在德国时的“读书记录和笔记”，但最初记下来并不是为了出版，而“只是为了自己看”，所以“摘录、翻译”都“比较随意”，后来回国了，“觉得实践哲学非常重要，而国内对之了解不够，遂决定在此基础上成书”；又因为回国以后已经找不到有关图书了，所以他就没有注明出处（参看张汝伦：《批评的悲哀》第三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根据我上面的举证，他的这个谎言已经可以不攻自破：要不是从一开始就为了出书而存心剽窃，而只是做一点供自己欣赏的“比较随意”的“笔记”，张教授又何苦把原文中的这许多个注释严格地一一查对、抄录下来，并且要做好上述繁琐的“恢复”工作？
到这里，我要来谈谈《历史与实践》的“后记”了，因为张教授在《批评的悲哀》中主要是用这个“后记”来表明他没有抄袭。诚如张教授所言，我以前是好好读过他这个“后记”的，当时却丝毫没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自然也没有体会到它的真正“功能”和“意义”。现在我没法重温这个“后记”，但我已从张教授那里知道了它的巨大威力，因为它把“像这种由于某种原因未注明出处的材料都包括进去了”（张汝伦：《批评的悲哀》第三段。而这也就是说，这个“后记”能够把张教授在《历史与实践》中的抄袭行径完全“合法化”，能够把他抄来的别人的文字都占为己有！读者诸君，你们说这一招厉害不厉害？
看来张教授真是深谋远虑，早就在抄好书后精心制作了这个“后记”，自以为已经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但我有点怀疑：这能成为一条退路吗？整页整页地抄了人家的文字（论述、引文和注释）之后，只要在“后记”中说明一下这本书是根据自己的一些读书“心得和记录”写成的，你就可以为自己的抄袭行为辩护了吗？
如果张教授的这种“逻辑”可以成立，则无论是谁都可以把他的“专著”《历史与实践》再“记录”一遍，然后也写个“后记”说明是“心得和记录”，把书名改一下，然后署上无论是谁的大名，就拿去出版好了。这样做来固然好，但不知道他张教授愿意不愿意？
抄袭性质不容置疑
好了，让我来作一个总结，最后把张汝伦教授《历史与实践》一书的抄袭事实明确如下：
经本人对张汝伦教授的“专著”《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中“实践、实践的”条目所作的仔细对照，现已查明，其中有7页文字（第96－102页，其余3页性质不明），加上这7页中出现的32个注释，完完全全是从上述《词典》条目中抄袭下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句子是属于张汝伦教授自己的。粗略计算一下，已举证的正文为7页，32个注释以每个至少一行计算，约为1．5页，此外还有第95页的部分或全部，暂且折合为0．5页（声明：这是我推断出来的，因为第96页上只是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必定在第95页上了），共计9页。这就是说，仅仅根据对《历史与实践》10页文字的调查，我已经确证张汝伦教授至少抄袭了9页、6750个汉字（以每页750个计）。据此事实，我断定：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具有抄袭性质，是一部伪书。而且我断定：这种把《词典》条目正文连同注释不加修饰地照抄下来的做法，决非出于无意和疏忽，而是一种蓄意的剽窃行为。
对于这个事实的鉴定工作，我建议可以由国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同行组成专家小组来完成。根据我新近了解到的情况，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有这套德文版的《哲学历史词典》，因此完全有条件在国内进行这项鉴定。而对于我基于这个事实所做的断定，我想请读者诸君来评论。因为，学术乃天下公器，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Ⅳ 当代著名的风景园林设计师有哪些

当代著名风景园林设计师有刘滨谊教授、俞孔坚教授、邢灵敏教授、王向荣教授都是大师级别的景观设计师。

王向荣教授

4、王向荣，男，1963年5月生。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学科负责人，香港大学荣誉教授。

Ⅳ 大学选课的选课注意

大学生有很多课程可选，只要在学校提供的课程范围内选够学分，就可以拿到学位。但同时因为多了自由，选课也变得极为重要，选课决策好坏直接影响着学习的顺利进展，所以，选课可是一门大学问，选到好的课，不仅让你学到很多的东西，而且兴许可以得到很不错的成绩。一句英语谚语说得好：Well begun , half done .（能善其始，事成其半）。记得曾和一个学生聊起选课的事情，他说，“刚入学时，面对课程表一头雾水，上了半学期还看不到彼岸。当时就是因为没有人来告诉我，才让我走了不少弯路”。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些选课的注意事项，以便你就读期间能够事半功倍。
第一个注意事项：选课中一定要留有选择余地
在最终确定课程之前，应尽量多听不同的课程，以扩大自己的选择余地。认准一门课一修到底的做法既不明智，也很被动。因为个人的主观愿望可能与现实有很大差距。一门自以为很感兴趣的课程可能会在上过几次课后变得兴味索然，到那时无论是放弃此门课，或是另选一门课都已为时过晚。新生更要避免这种教训。一般学校都会给学生试听的时间，因此你可以在课程注册截止日期前尽量多选。具体来说，如果你决定在本学期选修2门课的话，可以先注册4～5门课，然后在“挑课期”内，赶着到各个课堂去试听，看具体内容、教授的水平和风格，以选出2门最喜欢也最能够胜任的课程。当然，对那些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和中心的学生，可以紧紧围绕自己的方向和中心，有针对性地选习有关的课程，为造就自己成为某种专家而配套。
第二个注意事项：要作好调查，做到“知彼知己”
在选定一门课之前，要多方收集课程内容的资料，多方了解授课教师的表现、考核要求、作业难度及课堂阅读量等多方面的情况，最好事先了解课程内容是否对你有用、你是否感兴趣、教授教研水平如何、为人如何、教学方式如何等等，以求“知彼知己”。
你要通读这学期、下学期、前一两年的课程简介。因为选课应该是针对整个学位的运筹帷幄，不是一学期两学期的一城一池。同样的必选课，由不同老师教，可以是天壤之别。如果第二年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教授教，那么值得等到下一年再修。另外，不必细读各门课程的简介，这个基本没有用。每个老师都会用美丽的学术语言描述自己的课程，从中根本看不出课程质量以及是否对自己的路子。最好的捷径是找到一位有见解、热心肠的学长，他可以几句话指出一门课的精妙，因为他或者选过此课，或者了解授课教授的功底和风格。要相信，只要有交流，就会有收获。
选课在很大程度上是选老师。有的课老师给的成绩高，考试容易过；有的课老师管得比较严；有的老师口碑好，学生喜欢他的课，觉得能学到东西，而且对他的成绩评定标准感到满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有时某门课的名称、内容相当吸引人，但若打听出该教授是个“Killer”，你又不可能把太多的精力放在这门课上，可考虑放弃该门课。所谓“杀手”教授通常有很多考试、作业，而且分数给得不高，一般而言不受学生欢迎。当然，有心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同学，可以着重考察教授的学术能力和观念等等。
在对对象有了详细的了解后，再根据个人的基础和潜能，选择不同深度和难度的课程。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大学的考试不同于中学，中学的考试方式几乎全是笔试，大学课程的考核有的凭考试，有的凭作业，有的则兼而有之，学生可以根据个人所习惯的考核方式来决定课程的取舍。最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考核方式，以求扬长避短，减轻学习压力。这是自知之明的需要。
记住：充分和翔实的信息可以减少选课中的盲目性。反之，在选课中凭兴趣或实用办事，不讲究个人的条件及学习中的策略性，不作好调查，则可能在后来的选课中吃大亏，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可以多听听过来人的经验之谈。选课之前可以问问师兄师姐，哪些课老师讲得比较好，哪些课可以学到东西，毕竟选课是花时间去听的，付出了就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另外，还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下专业课数量和难易程度，以便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知己知彼，选起课来才会有的放矢。
第三个注意事项：功课成绩很重要，但并不排斥兴趣
每年到选课的时候，学校的BBS上就会有很多人问哪个老师给成绩高，哪个老师脾气好，这似乎成了自主选课的“并发症”。尤其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要看成绩，出国要看成绩，评奖学金更要看成绩，成绩被看成是评价一个学生能力的首要指标。所以有一部分学生在一番折腾之后，锁定全校有名的“好人”，哪管兴趣和有用没用，只要成绩高就选，乐得悠闲自在。面对压力，选课时对成绩的关注固然没有错，但成绩高低不应成为选什么课的惟一标准。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自己喜欢的，才不会后悔。而且，从兴趣出发，就会有学的冲动，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过去，会去钻研，不惜时间与心血，一般来说成绩也不会差的。记住，早点让自己习惯于凭着兴趣做事，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精彩，你的人格更具魅力。
第四个注意事项：要避免几个现象
（1）避免“贪多”
莘莘学子们有幸跃入烟波浩淼的海洋，踏上攀登高峰的道路，他们深恐竭尽四年的青春年华，还望不到大海的彼岸和高峰的光辉顶点，所以，很多学生望着选课单上许多诱人的课程，恨不得一次都选上，结果使自己处于艰难的境地：要么疲于应付，一天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把自己搞得很累；要么精力和能力有限，导致有的课成绩很低，没学到什么东西自己还很疲惫。现在很多学校都以GPA来评估学生，既要看学习的量，也要看学习的质。因此，为了获得高质量的学习，你应该对自己所感兴趣的课程分清主次，作好轻重缓急之安排。刚开始就读的第一个学期，特别要注意课不要选得太多、太重，以免为自己带来沉重的功课负担。要知道，时间的空隙并不需要被填满，而是可以用来整理思绪，消化所学。假如你每分每秒都在学习，你将无暇自省，慢慢地就会搞不清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以及目的何在。建议诸位放慢节奏，避免将日程安排得太满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倡胸无大志，正相反，这是鼓励大家量力而行，设计自己的成功之路。其实，学会忙里偷闲，利用空闲时间放松及独处，有利于保持足够的动力，从容面对学业中的挑战。
建议你不要贪多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学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社会团体，有着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尤其是各式各样的社团活动。它既是大学师生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学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你要善于利用，在与优秀群体共同生活中学习活的学问，吸取新的知识，学会怎么合群。课程安排既紧张又轻松，适当留出弹性时段，你就能有较充裕的时间在校园学习和生活上发挥自己的才智与潜力。
记住：你真正应该掌握的是根据个人具体情况进行适当选择的能力。
（2）避免“盲目选课”
有些学生，尤其是新生，因为经验少、阅历浅、自主能力弱，选课时容易造成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觉得四年时间还很长，可以慢慢选，结果等到高年级大家都忙着实习、作毕业设计和找工作的时候，他们还在为学分奔波；另一个极端是有些人对许多课程同时发生兴趣而难以取舍，或是因过分看重某些课程的实用性而不顾一切地加以选修，其结果是陷入学习上的被动。建议新生把培养手册仔细读几遍，了解四年应该修满多少学分，自己又打算在四年之中学哪些东西，粗略规划一下。各个学校一般都有不同的新生选课方法和指导，学生注册后最好向有关负责人咨询清楚，以免一时疏忽误了大事。现在很多学校都配有导师，导师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帮你选课。你在选择课程之前，应和导师商量，充分听取导师的建议。如果导师不主动找你，甚至你没有导师，不要怕羞，主动请教。要想这是他们的责任，不要觉得我给您添麻烦了。脸皮子薄，会吃不少暗亏。
另外，选课时须注意难易搭配要恰当，不要一学期全是轻松易懂的课，下学期却又累得透不过气来。尤其是第一学期，刚从高中进来，会有些不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因此选课一定要多加考虑，细心选择，最好能多选比较容易、熟悉的课程，对较难的课最好放到以后去选。
（3）避免“避重就轻、舍难就易”
在选课中经常遇到的一个现象是，有的学生不从自身发展的角度考虑，爱钻空子，选择容易过或容易得高分的学科，这种避重就轻、舍难就易的现象，会妨碍自己知识结构的完善和个性的发展。
（4）避免过分“注重实用”
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大学生变得越来越“势利”似乎有情可原。但从学生的长远发展来看，这一定是好事吗？
急功近利选课只求实用大学选修课“冷热失调”
新华网上海频道11月5日消息 大学生对选修课的选择正在变得日趋单一：学生热衷于选修和自身就业密切相关的实用型课程，像经济管理、第二外语、社交礼仪等都成了“香饽饽”。而政治学、哲学、名著赏鉴等选修课却很“冷门”，不少课程最后不得不缩小课堂规模，而且这些“冷门”的出勤率也比较低。
有关专家认为，大学生在选修课上的“偏食”反映出他们学习知识的功利性，这也许在短期内会对学生毕业后就业等有一定帮助，但从长远看违背了选修课的初衷，不利于综合素质的提高。选修课还是应该丰富多彩、百花齐放。
选修课：冷热差距大
同济大学教务处周老师给记者看了2002～2003 学年的选修课登记表，记者发现经济管理类、第二外语类等“实用”类选修课普遍报名踊跃，不少原定150人的大班甚至还要扩大编制。而哲学、伦理等社科类选修课则多数未报满，很少有百人以上大班；个别课程容量为120人，而登记报名的只有59人，还不到一半。
记者从其他高校也了解到，一般证券投资、物流管理、日语等选修课经常是两三百人竞相报读，最后到上课时教室里还要加座，而许多人文、社科类选修课却报不满。
周老师指出，尽管不少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在文、理、工各方面选修相关课程才能获得一定学分，但事实上不少同学对于学校要求的“非实用型”选修课大多兴趣不浓，有的人甚至仅是为了拿学分而把上课当作“走过场”，所以有些课程不仅选修者寥寥，而且逃课现象普遍。
学生：“实用”是标准
小邵是同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大二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在课余做股票。他告诉记者几个学期的选修课他选的都是和股票投资有关的，比如证券投资、金融工程等，因为选修课上学的这些实用知识给了他很大帮助。小邵毫不讳言，自己在综合素质上不够平衡，对一些传统文化几乎是空白一片，但他还是比较青睐“实用型”选修课。
上海大学机械专业大四的阮同学则认为，老师讲的东西如果不能“立竿见影”就很难吸引如今的同学了。他和很多同学都是把“实用性”当作选择科目的重要标准。小阮说今年的选修课选了公共关系、现代物流，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学点人际沟通方面的知识会对求职有所帮助。
专家：急功近利不应该
同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童学锋指出，大学生应该把选修课当作提高自身综合修养的“大舞台”，而不应该局限于就业、考研等短期目标上，上选修课不应该急功近利。
童老师认为，大学生乐于提高自身实用技能，这是值得肯定和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学的选修课之所以设置多种类型，就是要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进修机会，大学生应当珍惜这样的机会。其实，很多知识从长远看不但实用而且有趣，像经典名著选读、孙子兵法之类，不少同学选修了以后反而会迷上这些课程，从中学到很多有益的知识。因此，大学生选课如果过于功利，就像为一棵树木而放弃整片森林，真的非常可惜。
作为一个过来人，真诚地奉劝各位学弟学妹，千万不要抱着为今后就业打基础的目的挑选课程。“要想从事某一职业就必须选修某系列课程”的想法有失偏颇，这种观点会使你贻误良机，无法接受完整的人文学科的熏陶。
第五个注意事项：详细了解学校对于选课的规定
刚进入大学的你，想不想做一个自由的人？
如果是的话，就应该懂得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
为了管理的规范和有序，各个学校对选课都有相关的规定，而且一般都印制成手册发到学生的手中，或者放到网上，学生可以很方便地查到，但很多学生往往忽视学校的这些规定，等出现问题了，才找来仔细地阅读，并找各种理由乞求院系和学校能网开一面，可是为时已晚，游戏规则就是如此，没有道理可讲。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这些规定，并善加利用，防患于未然。
（1）了解选课类型、选课门数或学分的要求
大多数学校对学生的每学期选课类型、选课门数或学分都有要求。学生原则上不能超过这个规定。如有的学校或院系规定学生第一学期只能上必修课，有的学校规定学生第一学期只能选一门选修课等等。有的学校对每学期的选课学分有限额，如北京大学限额规定是14～25学分，不能低于14学分，也不能高于25学分，如果超过，选课系统将对你的选课结果进行随机删除。各个学校对这方面的规定差异较大。
（2）了解退课和补课的规定
学校一般都规定，在开学后的一定时间内，学生可调换或退出已选课程。等过了规定时间再退课，学校就会在你的成绩单上做一个记号。所以，如发现已选课程不符合自己需要或太难，应该当机立断尽快办理加、退选手续。记住，千万要在改课、弃课截止日期之前完成。这里有几个关键词语需要掌握：A.课程注册截止日期；B.改课程截止日期；C.放弃某一门课的截止日期。后两个截止日期有的学校是重合的，有的学校则会分开。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日期一定在课程注册截止日期后几周。这段时间是给学生到处逛逛、选选看看的时间。这些很重要的日期你的导师、老师不大可能提醒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早早搞清楚。刚到时，马上向系里教务老师问清楚，或者上网查阅。千万要密切关注这些日期，搞清楚这几个重要日期，选课就基本找到了节奏。
还需要提醒你的是，在选课前必须认真阅读选课手册，了解该课程的内容、课程提出的接纳对象要求及先修课程的要求。另外，一定要认真研究、学习相应专业的培养计划，必须修满培养计划中规定的各类课程的学分, 注意各门课程的课程类别，注意自己的选课范围。
总之一句话，对各种规定一定要详加了解。

Ⅵ 拙政园的最后一个园主

拙政园的最后一个园主是富商张履谦。始建于明正德四年（1509）的拙政园，历史上曾一分为二，又一分为三，再合而为一，沧桑变迁，园主屡易。清末时拙政园显一分为三的状态，园东部已经荒芜，沦为殡舍、荒地，园中部为奉直会馆，园西部为张履谦补园。1949年苏州解放后，张履谦的孙子张钟俊将补园捐赠给国家，2002年苏州市政府在捐赠仪式上向张履谦后裔的代表、曾孙同济大学教授张问清补颁了捐赠证书，张履谦后裔十多人参加了捐赠仪式。

Ⅶ 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的历届获奖名单

刘宁 海尔集团研发推进本部部长；
罗峥深圳市欧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设计总监；
罗成 深圳市浪尖工业产品造型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汇鼎塑胶模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虎鸣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副总设计师、编辑部主任、高级工艺美术师；
姚映佳联想集团创新设计中心总经理；
段进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规划师；
陈丹北京正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创意群总监；
朱斌 全筑建筑机构董事长；
梁子 “天意”（TANGY）品牌首席设计师、深圳市梁子时装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磊 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总监、研发部经理 王永才 深圳市嘉兰图设计有限公司副总裁；
严晨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多媒体艺术工作室主任；
杨明洁联合设计机构总监、上海设计中心副秘书长；
叶根军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创新设计中心副主任；
王晓琳木真了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设计师；
苗登宇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助理、视觉传达设计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凤飞厦门圣达威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设计总监；
谢勇 易造工业设计（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立东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越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朱宏 深圳市七彩堂展览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总经理
张虹宇 北京爱慕内衣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
张磊 北京彩石大方艺术设计中心有限公司创办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副教授
姚远 TCL集团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TCL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工业设计部部长
杨邦胜YAC杨邦胜酒店设计顾问公司董事长
肖勇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第七工作室导师、北京2008奥运奖牌设计师
吴晨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 工作室主持人 英国皇家特许建筑师 英国注册建筑师
雷雨成上海同济同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兰翠芹 海尔集团工业设计中心总经理
郭培北京玫瑰坊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设计师 陈楠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
侯洁 青岛立行车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鲁杨 北京意象空间建筑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王君英北京圣岩东田造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监
姚晓东 北京形意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创意总监
刘振深圳市龙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颜其锋 诺基亚创新加速中心（赫尔辛基）高级用户体验经理
解建军北京东道形象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贾伟洛可可设计公司创始人兼设计总监
祈刚 祈刚高级时装设计工作室\浙江森创服装有限公司艺术总监 段德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
李凤朗 联想集团产品设计总监
骆欢 深圳市心雷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总裁
马岩松 北京宝颜先锋造型机构董事长
武学凯 上海赢国服饰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杨震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设计总监
袁龙军成都自由视觉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设计总监
赵宝东 北京嘉兰图产品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见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灯光工作室总照明设计师
冼燃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董怀光 中山市基业时装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黄伟明广东明星创意动画有限公司总监兼总经理
贾琦 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
赖亚楠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师、原创家具设计品牌DOMO nature创始人、杜玛（香港）国际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北京新醒狮艺术公司 艺术总监、北京紫瓯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北京中联环建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室内所总设计师
李泽田 广州大业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芦玉铭鲁迅美术学院教师
佘玉亮 帅康集团设计部部长
宋润民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乌琳高娃 北京汽车研究总院设计总监
姚启明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姚启明赛车场设计与安全研究工作室创始人、上海詹妮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琦 杭州瑞德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工业设计协会会长
周立钢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常务副秘书长
王玉涛 贝迪百瑞商贸（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设计总监
杨力治 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意总监
冯志锋 朗图广告有限公司创意总监
楚 艳 北京服装学院讲师、楚和听香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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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晓丽 潜龙工业设计董事/执行总监CEO
陈 凯 康佳集团总经理
赵 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副主任 黄 峰 唐硕用户体验设计与咨询创始人兼首席体验策略师
蒋 洋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院长
侯正光 上海木码设计机构设计总监
娄永琪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副院长
林晓洁 广州市珈钰服装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翟 音 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杭州北斗星色彩研究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刘 洋 北京工业大学工业设计系产品设计专业主任、北京华新意创工业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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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峻 北方工业大学艺术学院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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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巍 北京素元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熊 英 杭州华鹰游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徐 江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副秘书长
彦 风 中央美术学院国家数字媒体创新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余 飚 杭州飞鱼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文斌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环境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崔继先 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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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军 中央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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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彬 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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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京燕 北京科技大学
王国彬 北京工业大学
张俊富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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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晓 国际体验设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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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曦卉 香港理工大学
孙海涛 海宁市海涛时装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王明田 中国建筑设计院城镇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之纲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
张 帆 广汽集团汽车工程研究院
张 英 宁波卓一工业设计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