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讲贫富

A. 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银色经济与金融创新

【编者按】 养老金事关国计民生。近年来，我国养老金政策密集出台，基本养老金、职业年金相继开始市场化投资运营，个人养老金启动试点，中国证监会也推出了养老目标基金。在此背景下，2018年11月16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在个税递延养老试点地区苏州工业园区举办第二届“养老金与投资”论坛暨《个人养老金：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中国 探索 》发布会，以“资产配置新时代”为主题，讨论资产配置的新机遇、新挑战，聚焦实务，提升专业，服务养老保障体系发展。中国基金业协会今日发布养老金专业委员会顾问、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的讲话，供行业参考学习。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十八年前，是我到清华的第一年，办的第一个论坛是企业年金和养老金信托文化。十八年之后，我们又来到了苏州工业园区分享个人养老金和信托文化，很有感触。

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养老的两个主打产品，契约型产品和信托型产品的代表人都拿出了实际行动，保险业推出了中保信平台，基金业发挥专业能力，把居民手里一生当中零散散的资金汇集为养老金的大江大河。这使得我们在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同时，经济还能持续发展，意义非凡。

苏州是一个很有信用的地方。七年前我们跟海虹集团完成了按医生的临床路径进行智能监护的系统，在很多城市上线。有一些城市上线后，一上来就会发现40％、50％、60％甚至更多的医生，他们的处方行为被亮了黄灯、红灯。服务商很高兴，觉得系统有效。但是这套系统在苏州上线之后，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亮黄灯的机会连20％都不到，这说明苏州的医生很信守他们对人民 健康 的信托。所以苏州工业园区作为个人养老制度的试点，不仅是选对了，而且可以放心。

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面对的人口老龄化不是一件悲观的事情，是一个机会。人口老龄化不是 社会 老化，而是 社会 进步。我们知道农业经济解决了温饱问题，人类的寿命到了四五十岁；工业革命是解决快速发展的问题，人的寿命到了七八十岁。那我们现在面临收入分配的不公、环境污染等问题，我们需要进入大 健康 经济，这是人类第三大财富波。世界卫生组织号召说，只要我们投资 健康 ，构建安全的未来，生命科学就可以证明人类的寿命是百岁人生。

面对百岁人生，我们把它比喻为银色人生，黑发五十年，白发五十年。我们会特别关心每个个人和家庭，每个企业和员工，我们的国家从生产到福利的政策需要什么样的规划，尤其是养老金的规划。银色经济就是基于国民不断增长的 健康 长寿的消费需求和约束条件，来组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活动，我们的任务是要追求供需平衡和代际和谐。

养老金做的好，可以培育这个消费需求，养老金做不好，就成了约束条件，我们大家责任重大。面对这样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 健康 长寿的需求，我们正是这样一个战略，两个人口红利。当然这两个人口红利并不是降低劳动力的成本，而是说人人都可以贡献大于自己的消费，给经济 社会 的建设留出一份贡献，这是人口红利的内涵。两个人口红利，要进行人力资源的创新，金融体制的创新。第一个人口红利，当然是我们的前半生，怎么去改善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它表现为当期的收入，也表现为延期的收入。所以形成一个跨生命周期的平滑消费。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以 科技 推动经济。

中国今天面临两个问题，内部我们是14亿人，可以做循环。但是我们输出的不再是地摊的产品，而是 科技 。这既是我国面临全球形势要做的事情，也是第一个人口红利要达到的结果。当人的前半生过后，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资产结构，这个资产结构包括人的 健康 ，医疗养老的消费能力，以及一生中买房养房，到最后老年房养我的平滑安排。这时候才能提高老年人的购买力，用消费拉动经济。

我们需要金融创新，银行、保险、基金等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今天就银行谈银行，就保险谈保险，就基金谈基金，只能叫改善，不能叫创新。我们需要在金融的体制和产品上有创新。我们现在有1.5亿65岁以上的人口，并以年均七百万的速度在增长，从供给到需求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不能忽略，所以在国家养老金、医养PPP上进行金融创新至关重要。

我们来看国家养老金的创新。在养老金的概念中，政府养老金是一个法定计划；两个合格计划包括企业养老金、个人养老金。这个“合格”表现为有法可依，有契约精神，有信息平台，有综合治理的表彰机制。合格计划就是跟政府合作的计划。一个法定计划和两个合格计划共同打造了一个运营机制，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的品质创新。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到，进入老龄 社会 时，政府养老金是上升阶段，深度老龄 社会 是平稳阶段，超级老龄 社会 时替代率在下降。这几个时期分别对应第二支柱的启动、上升、平稳，对于第三支柱是启动上升，持续上升。这三个支柱构成了国家养老金体系此消彼涨、相互补充的关系，形成了一个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由三个篮子相对保证养老金充足性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机制下，政府的职责是做到有法可依，通过建立信息平台打造一个非常清晰的养老运行机制。接下来就需要我们从体制到产品上去创新。体制和产品的创新，今天我已经看到了厚厚的两本研究成果，希望大家可以细细分享。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信托文化，十九世纪的英国个人信托文化，打造了英国大帝国的态势，屹立于世界之林；二十世纪的美国公司文化，打造了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培育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文化，使美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帝国；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土地国有、养老金等公共、准公共资产的挑战，希望我们在坚持 社会 主义原则下，走出 社会 信托的文化，这是我们的唯一之路、必由之路。

面对养老金信托，它其实就像管理自己的财产一样，管理别人委托的财产，换句话说，对别人的财产，像管理自己的财产一样忠诚、细腻。养老金的信托，包括土地国有，需要一个很好的信托文化。居民委托、法人授信和政府搭台将形成新时期的养老金文化。这样我们才能不忘初衷，放眼长远的未来，让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进入每个人的家庭，全国一条平滑的消费曲线，经济 社会 稳定持续发展。

谢谢大家。

（根据现场嘉宾演讲速记稿整理）

本文源自中国基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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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蔡可选：集经济学家、会计学家、会计实务专家于一身的一代名师

蔡可选（1902～？年）字旭岚，男，安徽省巢县西门人。教授，经济学家、会计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系早期教授之一，会计实务专家。 蔡可选出生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早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中等科学习，1924年（因毕业年份为甲子年，故称“甲子级”）秋高等科毕业，与周培源等人同期登上3万吨邮轮杰克逊号离开祖国赴美深造，起先进入威斯康辛大学，1926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 1928年回到伟大祖国的怀胞，同年秋季学期，与陈鸣一教授一道回清华大学，担任经济学系教授，直到1937年7月离开，系统讲授过统计学、国际贸易、货币银行等课程。 期间于1931年5月，参与发起清华大学的“驱吴运动”，与金岳霖、周培源等教授一道致函教授会主席，请开临时会，要求国民政府教育部更换校长。1931～1932年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33年，利用清华大学教师每工作5年带薪休假1年的机会，与冯友兰、浦薛凤、浦江清等人欧游访学。1934年，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教授。1935～1937年，曾与赵锡禹教授一道任北京辅仁大学社会经济学系教授，讲授高级银行学。 1936年2月，始任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铁道部新建铁路处副处长。1939年，到武汉任职于粤汉铁路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前往重庆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顾问，兼任汉口物资储运局局长。1947年底“行总”结束后，前往上海担任“四行二局一库”总处业务稽核。 2000年，作为20世纪中国会计学界名人被收入《中国会计学界百年星河图》（郭道扬，《财会通讯》2000年第1期），列为一星人物排第18位。 蔡先生一生主要从事货币银行学、会计学、统计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现在所能搜集到的论著主要有：《购买力平说》、《金本位制度之现在与将来》、《Dollars；Lionel；D.Edie》、《Einzig，Exchange Control》、《最近英国之货币政策》、《吴承禧，中国的银行》、《我国银行制度中之几个问题》、《Edie，Dollars》和（《伊迪，美元》）等等。 此外，先生早期撰写的论文还有：《与友人论学书》、《财政部发表之发行债券理由书》和《民国成立后的财政史》等等。原文来自 http://www.cdskjpx.com

C.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韩秀云

职务：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任中央电视台财经评论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经济日报》总编室经济顾问。

工作经历：

1978年—1982年，韩秀云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2年—1984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师从谷书堂、蔡孝箴教授，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4年—1991年，任教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991年—1993年，获德国基金会奖学金赴德国科隆大学经济系作访问学者；

1993年—1995年，在德国慕尼黑国防大学经济管理系读博士学位；

1995年起，继续任教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经济系副教授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讲授宏观经济学位课程。

研究领域：

教学研究方向：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实情的结合，中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研究，中国社保体制研究，香港经济问题研究，国际汇率趋势研究。

出版专著

《推开宏观之窗 第2版》，中信出版社，获2004年第14届中国图书奖。

《看不懂的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获2008年度十佳图书。

《金融海啸与我何干》，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获2009年度输出版优秀图书奖。

《推开宏观之窗 第3版》，经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中国新趋势》，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清华韩秀云讲经济》，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中国新经济》，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

科研项目

深圳市委托清华经管学院项目《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及其进一步深化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提高我国工业生产率的因素的研究》。

香港委托清华21世纪发展研究院及清华经管学院项目《保持和加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对策研究》。

香港委托清华21世纪发展研究院及清华经管学院项目《香港高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主讲课程

资本论专题、经济学基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国制度环境、中国与世界经济

D. 社会学专家：什么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学专家：什么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2004年，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其研究中提出了断裂的概念，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呈现的一些断裂的特征。11月24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单位在社科院社会学所组织召开了“和谐社会及其运行机制学术研讨暨《失衡》出版座谈会”，与会专家指出，在断裂社会如何避免权利失衡，将成为营造和谐社会、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关键。

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能力上的失衡是他们之间社会权利失衡的结果。在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几乎无例外地都可以看到这个因素的身影。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和利益表达权利的缺失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有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目前中国社会形成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格局，以及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形成的深深的裂痕，就是社会权利不均衡的必然结果。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利益均衡的机制。这里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市场经济绝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制度。从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种种政治社会的制度安排来和它配套，这些配套制度安排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利益均衡的问题。而且坦率地说，即使是有了这些安排和机制，穷人也变不成富人，弱势群体也变不成强势群体，但起码可以使利益格局不至于过度失衡。而在目前的我国，这样的一种机制还远没有建立起来。种种的社会断裂现象即由此而来。可以说，如何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建立起利益均衡的机制，这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最根本性的挑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历时20多年的中国改革的最终社会结果是什么，涉及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完善而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涉及我们这个社会究竟会走向何方。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社会公平或社会公正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从历史上看，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表面上看是资源分配的结果，而本质是资源的相对公平分配，则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总是建立在各个群体和阶层权利大体均衡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通过社会权利关系的调整，来不断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过程。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也出现过严重的贫富分化。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期，社会公平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改善与两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是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二是在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中，逐步形成了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利均衡，并最终形成了雇主组织、劳工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制度框架。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种大体保持权利均衡的制度框架，今天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个制度框架以及社会保障的权利均衡，才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我们都知道，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西方社会中罢工之类的工人运动已经越来越少，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权利均衡机制在起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断裂是权利不均衡的结果，那走出断裂社会的道路也就比较明确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当务之急是走出权利事实上高度不均衡的状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确保社会权利的大体均衡。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正式制度的层面上，则是从权利的低水平均衡走向高水平均衡。

这里的情况多少有一点复杂。在我国，实际上是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不均衡与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并存的。所谓权利的低水平均衡，在现实的层面上表现为，对社会各个群体——包括穷人和富人——的权利保护均处于一种很低的水平上，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权利均衡。但是，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层面上，不同群体的社会权利远不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严重不均衡状态。因为不同群体的结构位置、社会影响力以及所拥有的机会结构是不同的，因而他们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和事实上的权利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也突出地表现在前面所说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形成的就是在正式制度层面上的权利高水平均衡。

前一段时间，我们的社会中有这样两种呼声，一种是呼吁保护富人的财产和权利，另一种则认为，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弱势群体的财产和权利。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财产和权利都应当得到制度化的有效保障，这样才能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在这种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无论是企业主还是劳工，其正当的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非法的利益侵犯都应当受到制止。而权利的保护特别体现在对其合法地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的保护上，尤其是表现在对其为争取自己合法利益而施加压力权利的保护上。

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

这种合作主义宪政体制至少意味着这样几点：第一，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以及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的方式做出制度性安排。第二，在几个最主要的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沟通和协商的渠道，特别是在劳方和资方之问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谈判机制。第三，明确国家或政府在利益均衡机制中的恰当角色，即国家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的角色。第四，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这一期间的许多社会事件都往往与这种张力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围绕着这样的一种张力，社会群体结构产生了深深的裂痕，知识界形成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尖锐对立，政府宏观政策进退失据。在这种情形之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来穿透那一系列的对立两极。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用概括的话来说，在表面的层次上，这体现在如何建立一种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在更深的层次上，则体现在造就社会权利均衡的基础。而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是使我们可以走出这种困境的一种可能的宏观制度安排。

资料来源 中国网 2004年11月24日

E. 很好的一段话

著名的清华大学教授王洪亮的一段话！好经典，人活一辈子到底是为什么？复杂的社会，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牵挂，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走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忘不了的昨天，忙不完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最后不知道会消失在哪一天，这就是人生。所以再忙再累别忘了心疼自己，时不时槁劳一下自己，有能力时不要不舍花钱，一定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人生如天气，可预料，但往往出乎意料。不管是阳光灿烂，还是聚散无常，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把握好每天的生活，照顾好独一无二的身体，就是最好的珍惜。得之坦然，失之泰然，随性而往，随遇而安，一切随缘，是最豁达而明智的人生态度。多好的一段话：

我们都有缺点，所以彼此包容一点。我们都有优点，所以彼此欣赏一点。我们都有个性，所以彼此谦让一点。我们都有差异，所以彼此接纳一点。我们都有伤心，所以彼此安慰一点。我们都有快乐，所以彼此分享一点。因为我们有缘相识，请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位家人、朋友！开心的过好每一天！

十年后，你保持了健康的体魄，还能到处旅游，打拳、跳舞。您的孩子会说，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自己的健康！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请大家记住最后一句话: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保养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其实人生就是做好两件事:第一，教育好孩子，不要危害社会;第二是照顾好自己，别拖累孩子。

‘再过若干年，我们都将离去，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彻底变成了虚无。

‘我们奋斗一生，带不走一草一木。我们执着一生，带不走一分虚荣爱慕。

今生，无论贵贱贫富，总有一天都要走到这最后一步。到了天国，蓦然回首，我们的这一生，形同虚度。

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用心生活，天天开心快乐就好。三千繁华，弹指刹那，百年之后，不过一捧黄沙。请善待每个人，因为没有下辈子。

一辈子真的好短，有多少人说好要过一辈子，可走着走着就剩下了曾经。又有多少人说好要做一辈子的朋友，可转身就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有的明明说好明天见，可醒来就是天各一方。

所以，趁我们都还活着，爱人、战友、同学、朋友、同事、能相聚就不要错过，能爱时就认真的爱，能拥抱时就拥入怀，能牵手时就不放开。

能玩的时候玩，能吃的时候吃。请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不要做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