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医学院张教授

① 谁知道同济大学博士张巍的为人

首先！我认识的张巍老师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管理学这一门课程就是他教的，张巍老师平易近人，学识渊博！我们全班同学都特别喜欢他，我们问的每个问题他有很耐心，很仔细的替我们解答！他可以说是我学生生涯里到现在为止最为敬重的老师了！帖子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了，但我也要为老师说明一下，我不希望一个好老师被如此的诋毁！

② 国内血管介入手术哪家医院做得最好

由于工作关系
那么多年来一直在和血管外科的医生和病人打交道，应该算是对这个领域有颇多了解。血管外科在国外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但在国内却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很多地方要么没有此类专科要么就是治疗很不规范，全国达到国际水准的血管外科更是屈指可数。其中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血管外科应该是目前在国内最好的血管外科科室了。他们是国内硬件设备条件最为先进和医疗技术特色最为突出的独立血管专科，并且是少数的反对过度医疗的科室团队，因此病人的就诊量和手术量一直位居国内第一，挂号难成了他们唯一的难题。这里不得不提他们的血管外科主任张强教授，正是因为他不断的技术创新、与各国血管外科顶尖专家的长期交流及其高尚的医德，才使得对于血管外科的各种病症的治疗在这几年获得不断突破，免除了数以万计的病人的痛苦。而最近由张教授亲自进行的血管介入微创手术更是为众多动脉闭塞症患者免除了病痛。介入治疗=不用开刀的手术这是大多数手术病人的术后的评价。同时他是位很热心的专家，在他的“张强医生的个人网站”上，经常会解答很多病人的咨询，为病人提供了很多及时的帮助。由于就诊量大，对于想要去上海东方医院血管外科就诊的病人建议可以搜寻一篇“东方医院血管外科门诊攻略”的文章，这是我无意中发现的，很实用，会让你的就医行程便利不少。 这里提供一张由就诊过的病人投票选出最好的血管外科科室排名供参考： 医院科室
城市
医院级别
好评大夫
得票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
上海
二级甲等
5位
290票
上海中山医院血管外科
上海
三级甲等
10位
127票
上海长海医院血管外科
上海
三级甲等
9位
49票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血管外科
上海
三级甲等
7位
57票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血管外科
上海
三级甲等
4位
74票
上海仁济医院血管外科
上海
三级甲等
11位
40票
上海同济医院血管外科
上海
三级甲等
4位
17票
上海华山医院血管外科
上海
三级甲等
5位
18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长宁分院血管外科
上海
二级甲等
5位
11票
华东医院闵行门诊部血管外科
上海
三级甲等
4位
8票

③ 现代妇产科进展的大事记

一、该刊命名的缘起--创刊（江森）
在温州时，当年上海第一医学院教学医院-温州市立第三医院妇产科主任俞德祺和温州医院后勤处长叶心才颇有前瞻性地对我说：要帮我办成两件事，其一是一种刊物，其二是子宫颈癌的手术器械。因此，他们与我约同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上海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张志毅教授及杭州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石一复教授在上海会商办刊的事。现代妇产科进展是张教授提出来的，英文名称为Current Advance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当时仿效北京、成都及沈阳的三份全国著名的妇产科杂志），虽由我主编，但因该刊由浙江省温州市卫生局及中华医学会温州分会主办，由温州医学院印刷厂印刷，故编辑部主任由俞德祺担任，后勤主任由叶心才担任，是季刊，因未办国家审批手续，只能算是内部刊物。当时由俞主任编完后寄我复审后再寄回，故尚能保持刊物的质量，但在济妇产科同仁还是希望争取国家审批。内部发行期间（至1992年）共出版5期，并于1990年在温州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现代妇产科学新进展学术研讨会。
二、申请国家级学术期刊--迁址山东
1992年在原山东医科大学领导的支持下，经商温州方面有关领导，决定改由山东医科大学申请正式刊号，后在苏应宽教授（1998年病故）、殷立基教授（久病）、原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杨兴季院长（已离休）、江森教授数次进京，几经周折终于争取到国家科委批准，批准文号（ ），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原山东医科大学主办，苏应宽教授任名誉主编、江森教授任主编的国家级学术期刊，CN37-1211/R ISSN 1004-7379。迁址山东，在原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科研楼专设编辑部、殷立基教授任编辑部主任。
三、沿改与发展
1、1994年《现代妇产科进展》正式发行，仍为季刊，每期80页，发行量2400册。
2、1996年荣获山东省优秀期刊。期间因身体原因殷立基教授离任，由孙竹平同志继任编辑部主任。
3、1997年获华东地区优秀科技期刊，并同国外医学妇产科分册联合在九江召开了第二届全国现代妇产科学新进展学术研讨会。到会代表200余人。
4、1998年获山东省十佳期刊。7月在烟台同中华妇产科杂志联合举办第三届全国妇产科进展学术研讨会，到会代表400余人。已故宋鸿钊教授、苏应宽教授均出席大会。会上召开了第二届编委会，调整了部分编委，孔北华教授出任常务副主编。

④ 全国最顶尖的治疗静脉曲张的专家是哪位

据我多年的血管外科就诊经验所了解，应该是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血管外科。他们是国内硬件设备条件最为先进和医疗技术特色最为突出的独立血管专科 并且是少数的反对过度医疗的科室团队。他们的血管外科主任张强教授是国内治疗静脉曲张、深静脉血栓方面顶尖的专家之一，在国际和国内血管外科业内名声显赫。

提供一张由病人投票选出全国最好的血管外科医生排名供你参考：
第一名：
张强
主任医师
教授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
血管外科 静脉曲张微创隐形手术，静脉功能不全（老烂腿）的内镜微创治疗，...失眠症,焦虑症,抑郁症,心理咨询肝、胆、胰疾病，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消化道肿瘤、甲状腺疾病的诊治 118票

第二名：
董长宪
主任医师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血管瘤外科 局部注射、选择性动脉置管药物介入、手术切除等方法治疗不同类型...各种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尤其擅长呼吸系统肿瘤、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及慢性肺心病的诊断与治疗肝、胆、胰、胃肠消化道疾病的诊治 101票

第三名：
孙蓬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江苏省人民医院
血管外科 血管外科疾病的诊治老年痴呆,运动障碍,脑血管颅腔内外沟通性肿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及神外疾病 80票

第四名：
葛进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
血管外科 微创微痕手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各种周围血管疾病的诊疗运动障碍,神经康复,神经遗传病颅脑外伤急性期,恢复期,康复期治疗急性脑血管病的高压氧治疗；缺血,缺氧性脑病,一氧化碳中毒,脑血管疾病 70票

⑤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风雨同济

1、上海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馆（1947－1949）
1947年10月，同济大学正式聘林竞成（时任附属中美医院院长）为同济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公共卫生学馆主任，此后学馆有了较大发展，人员不断增加，先后调入林寿梧、周德、张国高、张求精、陈炎磐等人。1950年，周有尚、杭敏荪毕业留校分配到公共卫生学馆工作，同时还培训了一批公共卫生技士和护士，如李植正、王祖铭、金珊英、管秀英、史可一等。
2、中南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馆（1950.2－1955.5）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内迁武汉，9月份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是年，在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领导下，学院与武汉市卫生局共建武汉实验卫生所，作为公共卫生实习基地（所址：汉口瑞祥路1号，市传染病院原址），由张求精任所长、陈炎磐任副所长，并派人参加各业务组工作（如周德、张国高、李植正、王祖铭、金珊英、史可一等）。1953年因筹备教学需要，张求精被调回学校，先后由陈炎磐、周德任所长。1954年该所改为江岸区卫生防疫站。
1955年，因建系及进行卫生专业教学，大部分人陆续调回学校，只留李植正、史可一等，将人事关系转到武汉市卫生局，但仍保持与江岸区卫生防疫站协作关系，作为学生实习和科研基地。1951年，公共卫生学馆开始承担中央卫生部下达的教学任务，如全国公共卫生学高级师资进修班（15人，1951—1952）、卫生干部专修班（56人，1952—1955）、公共卫生医师专修班（83人，1955—1958），以及承担医疗系本科、专科公共卫生学课程和毕业实习的教学任务。1953年，正式招收首届卫生系本科学生。为了筹办卫生系和准备卫生专业课教学，1953年5月决定将公共卫生学馆人员分为几个小组：即保健组织学、流行病学、环境卫生学和劳动卫生学4个教学小组，营养卫生学、妇幼卫生学和学校卫生学，因当时人数较少，组成一个联合小组，在卫生系成立以前，主要承担医疗系学生卫生学教学任务。
3、武汉医学院卫生系（1955.6－1985）
解放后，党和国家政府十分重视卫生防疫人才的培养工作，50年代初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卫生部决定集中力量，在全国先办好六个卫生系。1955年山东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卫生系撤销，二个医学院卫生系部分教师及学生约250人调整来汉与公共卫生学馆合并，准备建卫生系。
1955年5月13日卫生部下达[1955]卫教字第54号文，同意我校建立卫生系、医疗系和基础医学部。同年6月1日我校正式宣布建立卫生系，由林竞成教授任系主任（1958年后由蔡宏道接任），按照卫生部颁发的教学计划设立了7个教研组：保健组织学（主任林竞成兼）、流行病学（主任张求精）、卫生学总论（主任蔡宏道）、环境卫生学（主任林寿梧）、劳动卫生学（主任陈炎磐）、营养卫生学（主任刘毓谷）、学校卫生学（主任朱文思）教研组。并先后建立了党、团、工会及系学术委员会等组织，金振涛同志为首任党总支书记，卫生系在党总支领导下进行工作，同年，卫生系教学楼（面积约2800M2）竣工。
1957年，首届四年制卫生专业本科生毕业（之后改为五年制），留系任教达26人，又从外地调入一些教师，大大充实了卫生系的师资队伍。1956年，为了适应科学研究工作发展的需要，经卫生部中央卫生研究院批准，在我系建立劳动卫生研究组，组织全校有关单位如劳动卫生、环境卫生、营养卫生、保健组织、生理、生化、内科等教研组，开展协作进行劳动卫生（工厂卫生）调查研究工作，卫生部每年拨给经费，并有专职人员编制。1960年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劳动卫生研究组撤销，部分人员和设备调往有关单位。
1962年，为了加强卫生专业临床教学，学院从两个附属医院抽调内、外、妇、儿、眼、耳鼻喉、皮肤科教学人员14人，组成卫生系临床教学小组，负责卫生系学生临床教学工作，教学基地设在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学生借住在市粮食学校，教学办公室也设在粮食学校，设秘书及辅导员各1人、工作人员和工人各1人。1968年“文革”期间，卫生系临床教学小组撤销，各科人员回医院工作，其他人员分别调往有关单位，卫生系学生临床教学工作由附属第一、二医院分担。
卫生系十分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1960—1961年与武汉市硚口区卫生防疫站建立系站协作，1965年又与硚口区一些工厂、街道、学校进行协作，组织学生进行现场教学。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些教学活动被迫中断，当年也中断招生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系108名教职工，除下放农村安家落户、去“五七”干校农场劳动及下乡办教学点外，留系人员基本上分为卫生防疫和职业病防治两大组。1972年卫生专业恢复招生工作（三年制）。1973年7月医学院临时党委决定由马骏凯、刘学伦（1978年调学校科研处）、吴植恩、王峰同志任卫生系副主任，同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通知，同意蔡宏道教授任卫生系主任。为适应当时形势及教学需要，1973年对卫生系组织机构和人员进行了一些调整，主要是撤销原有的卫生学总论教研组和学校卫生教研组（1977年恢复），将保健组织学教研组改为卫生统计学教研室，劳动卫生学教研组改为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教研室，营养卫生学教研室改为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流行病学和环境卫生学教研组分别改为流行病学教研室、环境卫生学教研室。
1970年12月根据国防工业发展需要，学校组织卫生系及两个附属医院部分医务人员成立“325会战”工业卫生科研组，承担七机部“325会战”任务。1973年3月学校领导决定该组划属卫生系领导。1978年湖北省教育局与石油化工局批准组建“325”工业卫生研究室，并修建科研楼房一栋。1979年“325会战”下马，学校下达文件将“325”工业卫生研究室改为工业卫生毒理研究室，1981年与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教研室实行统一领导。自1973年起，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教研室即与有关工厂协作，建立了职业病门诊和病房，1975年又在附属第一医院（协和医院）设立职业病病房，1985年9月根据卫生部（85）卫科教高学188号文，与协和医院合作将原有病房扩充，并指派专人参加职业病专科门诊。1985年卫生部（85）卫防13号文件决定我校为华中地区职业病防治和人员培训中心。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环境科学在我国经济生活领域兴起，随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人群健康损害的发现，在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确立保护环境是一项基本国策。国务院[1973]158号文件中要求“有关大专院校要设置环境保护专业和培养技术人才”，我院环境卫生教研室在环境保护的实践中也深刻体会到具有医学知识的环保专业干部缺少，为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在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的支持和领导下，从1973年开始连续举办了6期环境污染与卫生监测中高级培训班，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随着国家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急需扩大队伍，输送高级专业人才，1978年，经湖北省教育局[教医（78）17号文]及卫生部[武医（78）45号文]批准正式建立“环境保护卫生专业”，同年开始招收5年制本科学生33人，1979年卫生部在成都“医学教育规划”会上将其更名为“环境医学”专业。同时，医学院批准增建：环境流行病学、环境微生物学、环境毒理学、环境监测学4个教研室和环境医学概论、环境医学统计、环境与卫生工程3个教学小组，为了保证卫生专业教学任务的完成，又组建了环境卫生学教学小组。1985年世界银行给卫生部贷款选定环境医学专业为特殊项目，并认定为全国环境医学培训中心，贷款近30万美元，添置了大批教学科研仪器。
1980年卫生统计学教研室建立社会医学研究室。自80年代起，为了适应科学研究的发展，学校批准逐步成立了一批研究室，如：1983年，流行病学教研室设立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室，1985年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和儿童少年卫生学教研室相继成立相应的研究室，1986年建立职业医学研究室,1988年学校批准成立职业医学研究所。1994年环境卫生学教研室成立了地方病学研究室。1984年,医学院党委决定卫生系为处系级业务部门并决定由梁浩材任系主任，张余庆任系副主任。1984年开始筹建妇幼卫生系，1985年学校正式招收妇幼卫生专业本科学生，筹建期间举办妇幼卫生进修班2期、妇幼卫生专业证书班1期，组织编写、出版专业教材8种。
4、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986－2000.4）
1985年卫生部批准同济医学院更名为同济医科大学，1986年批准卫生系更名为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2月学校正式任命文历阳副校长兼任院长，陈世蓉任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同时任命了社会医学研究所和环境医学研究所所长、副所长及各教研室、研究室主任、副主任。1986年卫生部批准成立社会医学研究所，下设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学、居民健康、妇幼保健、老年医学、国际保健5个研究室及《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编辑部。1987年，学校党委批准，社会医学研究所试办健康教育后期分化专业，首届学生10人。1991年根据教学需要，学校批准增设健康教育教研室，人员编制不变；卫生统计学教研室改为卫生统计与社会医学教研室。1989年，学校批准卫生统计教研室试办卫生统计学后期分化专业，首届学生12人。
1987年，国家教委(87)教高字015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医药本科专业目录》文件中，将环境医学专业列为国家统招专业（编号0202）开始在全国招生。1989年，国家教委（89）教高字021号通知，批准环境卫生（环境医学）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1993年，学校批准成立环境医学系。
1976年医学院临时党委批准，成立了环境毒理学研究室。从80年代初，该研究室开始承担农业部及下属单位的新开发农药产品的毒理学评价工作，1997年，学院整合优势力量，向农业部、卫生部申报农药毒理程序评价资质，获准承担1-4阶段的评价工作。
1988年5月，学校批准将1982年成立的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并入公共卫生学院统一领导。
1990年9月，为了加强非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预防医学教学，经学校研究批准成立预防医学教研室，隶属公共卫生学院管理。
1991年在妇幼卫生专业的基础上，成立妇幼卫生系并下设三个教研室：妇女保健学教研室、儿童保健学教研室、妇幼信息管理学教研室。为了适应我国妇幼事业的发展，于1995年开始招收妇幼卫生大专班（三年制）学生，于1997年开始招收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研究生课程班学生。
1993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挂牌我校，陈学敏教授兼任分院院长。同年，由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流行病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卫生统计学、儿童少年卫生学、预防医学、环境卫生学七个教研室组建成立了预防医学系，还成立了环境医学系，卫生事业管理学系，至此公共卫生学院辖四个系：预防医学系、环境医学系、妇幼卫生系、卫生事业管理学系，三个研究所：环境医学研究所、社会医学研究所、职业医学研究所和一个中心：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成为拥有多种专业，不同层次教学和能开展较为广泛领域科学研究的公共卫生教学、科研、培训基地。经多年努力，1997年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研究室通过湖北省计量认证，建立了“保健食品功能学检验中心”，并于1998年5月获卫生部批准，承担保健食品功能学与毒理学的检测、评价工作，这使实验室首次成为国家级实验室。2000年，保健食品功能学检测中心再一次通过卫生部专家组的复审。
5、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2000.5－）
2000年5月，根据国务院、国家教育部要求，原同济医科大学与原华中理工大学、原城市建设学院等四校合并组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正式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同年12月，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院人字【2000】19号、22号文批准，公共卫生学院设立了“同济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和“伤害控制研究中心”。2001年，根据国家教育部招生目录，学校院系机构进行学科重组、调整，公共卫生学院设6个系：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社会医学系、卫生毒理学系；1个研究所：环境医学研究所；1个教学实验中心：预防医学教学实验中心，卫生事业管理学系和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划出，实验医学中心生物医学工程研究室整体并入环境医学研究所（图1）。同年，学院进行改革，对行政管理人员实行竞争上岗和教育职员制，学院有6位同志竞聘到领导岗位，周宜开任院长，张述林任院总支书记；陈建伟任党总支副书记；杨克敌、程茂金、邬堂春任副院长。有10位同志聘为教育职员，他们是：杨世秀、夏正刚、郑刚、刘慧明、阳琳、欧阳宁慧、林伟、李民、陈兴芝、李红桃。
2002年1月，预防医学教学实验中心实验室通过由省教育厅组织的“双基”实验室评估；同年3月，为了培养应用型预防医学高级专门人才，经教育部批准，公共卫生学院成为全国公共卫生专业硕士学位（MPH）试办院校之一，并于当年开始组织学生报名和考试工作，首届招生103人；2002年11月，由环境医学研究所牵头联合北京环境医学研究所、太原环境医学研究所向国家环保总局申报建设“环境与健康部级重点实验室”，获得通过。
2003年11月，经教育部验收检查，公共卫生学院申报建设“环境与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获得通过；2003年12月，学院成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农药毒理研究中心”，副院长邬堂春教授兼任主任；石年、鲁文清教授任副主任；陈秀娜教授任技术顾问；2003年12月，预防医学教学实验中心与武汉雄铭环境科技公司共同创建的“同济雄铭室内外环境及材料检测评估中心实验室”，经湖北省技术监督局计量认证评审通过。
2004年5月，学院组建了“分子流行病学实验室”，通过公开招聘，袁晶副教授被聘为实验室主任。2004年12月30日，学院正式成立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
2005年7月，根据中共华中科技大学委员会校党（2005）24号文件精神，任命徐水平同志为公共卫生学院党总支书记，同时免去张述林同志院党总支书记职务。2005年8月，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儿少卫生与与妇幼保健学系、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社会医学系等单位整体搬入原实验中心大楼办公，大楼内部按统一设计标准进行了装修、添置实验台和办公家具，总投资约400万元。2005年9月，根据教育部“关于2005年度生命领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现场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环境与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教育部评估检查，评估等级为“良好类”。 聘周宜开教授为“环境与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环境科学院院士魏复盛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任期至2010年10月。
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自2006年起由社会医学系承办的原《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医学杂志》。该杂志为教育部主管的国家级学术类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2006年5月，学院行政领导班子换届，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校党（2006）46号文通知，周宜开被聘为公共卫生学院名誉院长，邬堂春为院长，杨克敌、杜玉开、徐顺清为副院长。 公共卫生学院前身公共卫生学馆仅相当于一个教研室。1955年建立卫生系后才有正式的机构建制。
1、1955年，卫生系设一个专业，7个教研组。
2、1973年，卫生系设一个专业，5个教研室。
3、1978年，卫生系设二个专业，10个教研室，3个教学组，2个研究室。
4、1986年，公共卫生学院设二个专业，2个研究所，10个教研室，5个研究室。
5、1993年，公共卫生学院设4个系， 3个研究所，1个培训中心，18个教研室。
6、2001年，公共卫生学院设6个系，1个所，1个教学实验中心。
7、2002年，公共卫生学院设6个系，1个所，1个教学实验中心并拥有1个部级重点实验室。

⑥ 张云的同济大学副教授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58年1月
最终学历：研究生
职称：副教授
学位：博士 职务 教研室主任
目前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滴定计算分析基础理论研究及理科教材《分析化学》的编写同济大学理科发展基金 2003.9-2005.9
同济大学十五规划教材出版基金（分析化学）同济大学教材出版基金2 002.9-2003.9
本科优质课程建设项目 同济大学 2005.3-2006.3
2003年9月，出版了本科教材《分析化学》
面向就业的“环境技术”与“建筑设备”专业融合教学改革 同济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2006年1月-2008年1月 项目 负责人
发表的教学相关论文
张 云. 吸光光度法测定中使用参比溶液消除反射与其它吸收的讨论[J]. 同济教育研究, 2001, 61(2): 21, 43
编著教材
《分析化学》，张云，主要编写者，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
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编写的《分析化学》教材获“同济大学2005年度优秀著作二等奖”
2007年1月，获 “2006年度同济大学教学奖励金教学系列二等奖”；
2000年11月，获“2000年度同济大学上海三建奖教金”
学术研究
发表的学术论文
张云, 徐刚, 江勇, 朱仲良.沉淀滴定计算分析同时测定溴酸根与碘酸根[J].分析化学,2002,30(5):605-607
张云, 许圆, 江勇, 邓子峰.同时求出滴定剂与被滴定物质浓度的氧化还原滴定计算分析法[J].分析化学, 2002 30(12):1448-1450
张云,杨立.单点滴定与双点滴定铈量法测定Fe(Ⅱ)[J].分析试验室,2003,22(4):21-24
张 云, 谭 超. 沉淀单点滴定法与双点滴定法研究[J]. 分析试验室, 2004, 23(1): 9-12
张 云, 许 圆, 杨 立. 铁(Ⅲ)的滴定计算分析法测定[J].理化检验（化学分册）, 2004, 40(3): 164-165,168
张 云. 电动势测定误差对滴定计算分析法的影响研究[J]. 分析化学, 2004, 32(4): 464-468
张 云, 于雪涛. 滴定计算分析法同时测定Fe(Ⅱ)与Fe(Ⅲ)的研究[J]. 分析科学学报, 2004, 20(6): 631-633
张 云, 褚亮亮, 许 圆, 杨 立. 恒电位氟-铝配位滴定法测定铝的研究[J]. 分析试验室, 2005, 24(3): 44-47
张 云, 李大鹏, 杨 立, 许 圆. 氟–铝络合滴定计算分析法测定乙醇–水溶液介质中的铝[J].分析化学, 2005, 33(7): 947-950
张 云, 孙 健, 于雪涛, 李通化. 非平衡态-恒电位配位滴定法同时测定铁和铝[J]. 分析化学,2005, 33(12): 1764-1767
张云, 刘婷婷, 孙健. 氟-铁恒电位配位滴定法测定铁离子的研究[J]. 分析科学学报, 2006, 22(4): 451-45312.
张 云. 计算滴定分析法的分类及其进展[J]. 分析科学学报, 2006, 22(6): 731-736

⑦ 同济大学张东山是规划设计教授吗

同济大学招多少人的话是属于规划及设计的教授他是一个

⑧ 静脉曲张比较严重，出现了皮肤溃烂，以前试过很多方法，但结果是越来越严重，请问该怎么办

静脉曲张是指由于血液淤滞、静脉管壁薄弱等因素，导致的静脉迂曲、扩张。身体多个部位的静脉均可发生曲张，比如痔疮其实就是一种静脉曲张，临床可见的还有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精索静脉曲张及腹壁静脉曲张等等。静脉曲张最常发生的部位在下肢。值得强调的是，静脉曲张是其他病变的继发表现。

⑨ 张汝伦的抄袭事件

针对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的专著《历史与实践》，孙周兴教授在《中华读书报》(2000 年3月29日)发表评论——《实践哲学的悲哀》：称该书“并不是张汝伦教授的‘著作’ ，而是一本‘译作’，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说张汝伦教授‘编译’的”，因而《历史与实践》是“伪书”、张是“文抄公”。
为了“不负孙教授的苦心，亦为《历史与实践》的读者负责”，张汝伦教授发表《批评的悲哀》(注：《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称其书“主题极为突出，无论在内容、风格和目的上都与《哲学历史词典》有极大的不同”，而且“除了‘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外，《历史与实践》与《哲学历史词典》没有任何关系”。在他看来，其《历史与实践》“有着明确的主题、完整的结构和一以贯之的思路和线索。正是这些使所谓它是一部‘伪书’的指控不攻自破”。而孙“真正目的是仅仅根据那几页来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材料没有注明出处，来一口咬定这本书是抄自该词典。其想象也未免太大胆了一些，但却忘了小心求证。《历史与实践》共487页，要证明它抄自《哲学历史词典》，仅靠他目前提供的那点证据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他提到的第103～105页的内容，要证明它出自《哲学历史词典》或其他任何一本书，我想他也是绝对办不到的，更不用说本书的其他部分了。孙教授……缺乏足够的证据就一口咬定《历史与实践》一书是抄自《哲学历史词典》，这就不是批评，而是诬陷和诽谤了。而诬陷和诽谤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了”。
很显然，在上述回应中，张汝伦教授既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也没有对孙教授认定的《历史与实践》第98～102页抄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批评有任何认错的表示。张教授尽管无奈中遮遮掩掩地表示“‘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但他强调的还是已经“把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分得很清楚了”。如此一来，逼得孙周兴教授只好在《悲哀复悲哀》中继续揭发、再证《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经本人对张汝伦教授的‘专著’《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中‘实践、实践的’条目所作的仔细对照，现已查明，其中有7页文字(第96～102页，其余3页性质不明)，加上这7页中出现的32个注释，完完全全是从上述《词典》条目中抄袭下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句子是属于张汝伦教授自己的……我断定：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具有抄袭性质，是一部伪书。而且我断定：这种把《词典》条目正文连同注释不加修饰地照抄下来的做法，决非出于无意和疏忽，而是一种蓄意的剽窃行为。”
孙周兴先生原为浙江大学教授，现任同济大学教授，以研究海德格尔著称。他说：“ 我与张汝伦教授是熟识的同行，既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发生过学术上的争论。”“在我的印象当中，张汝伦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学术上经常表现出凛然不可犯的样子，学风应该是正派的。”张汝伦先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名牌教授，不仅搞西方现代哲学，而且也出了大部头的中国现代哲学专书。只是张教授不够爱惜自己，倒了牌子，砸了形象，尽管他仍在复旦大学继续当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因为在张汝伦教授出事之前，已有中文系申小龙教授抄袭在先，继之有哲学系佘碧平副教授剽窃在后，还有历史系已通过答辩的某博士学位论文被发现存在大量抄袭的问题，故他们工作的大学曾一度被风趣的网友给幽默为“复印大学”。其实，与其说是幽默，毋宁说是无奈、痛心、心酸，或者说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
悲哀复悲哀——再证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
时间：2001年11月21日
作者：孙周兴（浙江大学教授）
来源：原创
关键词：
这是一篇揭露学界丑事的文章
读了张汝伦教授的文章《批评的悲哀——我对孙周兴教授批评的回答》，首先知道自己已得了一个不小的“罪过”：原以为只有“实践哲学”被张教授弄得比较悲哀了，没想到因为我那篇揭露他的《历史与实践》抄袭真相的文章，中国的“批评”也变得悲哀了。张教授的说法是：国外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而国内的批评则是“对人不对事”。不过，张教授应该没有忘记，对于他的同一本“专著”《历史与实践》，我曾撰写过一篇赞扬性的书评；现在我发现他这本书具有抄袭性质，所以要写文章予以揭露。张教授，你说我是“对人”还是“对事”？
张教授还在文中说：“客观公正的批评还牵涉到学者的人品、修养和风度”。意思大概是指责作为批评者的孙周兴在“人品、修养和风度”方面大有问题。这话若由旁的人说出来，我还愿意听一听，然后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最近的作为；但现在由张汝伦教授来说这个话，我就只觉得有点滑稽了。
为避免被张教授混淆了视听，看来我还得首先作一次澄清：拙文《实践哲学的悲哀》（以下简称《悲哀》）根本就不是一篇学术批评文章，而是一篇揭露学界丑事的文章（读者诸君眼下看到的这篇亦属此类）。学术批评是讨论学术问题的，而我现在没有任何学术问题需要向张教授请教的，其实拙文《悲哀》也没有涉及任何学术性的问题，而只是向读者们报道张教授是如何抄袭的。我的主张是：对于学术问题，大家讨论时应当而且必须心平气和，与人为善。而对于学界丑陋现象的揭露，就是另一回事了，摆出事实后，稍稍传达一点愤怒和讥讽，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举个例子说，群众抓住了一个偷儿，当然是可以、而且是大有必要表达一下愤怒的心情的。
然而，偷儿也有自己的逻辑。群众愤怒地对偷儿说：喂，你这几件东西是偷来的！偷儿看看人证物证俱在，就答道：第一、不错，这几件东西是人家的，但不是我偷来的，而是“借”来的，只是有一点点对不起了，我忘了从哪里“借”的，本来我是要跟人家说一声的；第二、即使这几件东西是人家的，我这里还有别的几样东西，你们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吗？哈哈，我看你们就不知道！所以，我怎么可能是小偷？！
上帝见谅，我为这段文字犹豫了好几天，一直想把它删掉算了，免得张教授生气，以为我又在存心“讽刺和挖苦”。但读者诸君，你们如果把张教授的《批评的悲哀》一文总结、提炼一下，就会看到其中的意思差不多也就是上面两点。更有甚者，在表达了这个意思以后，张教授就壮了胆子，反过来倒打一耙，指责我“诬陷”和“诽谤”他了。我想，这就有点无耻了。
的确，到眼下为止，除了《悲哀》一文所做的以及本文要补充的事实指证外，我还不知道《历史与实践》中的“别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已经在《悲哀》一文中明言，我眼下身在德国，手头只有《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的复印件。但我认为，我陈述的事实已足以证明《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了。张汝伦教授避而不谈我举证的事实，却振振有词地要求我拿出更多的“证据”，因为他说这本书一共有487页——这就接近于我前面讲的偷儿的“逻辑”了！
从操作角度上讲，张汝伦教授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外文版的哲学图书和资料浩如烟海，张教授既然抄袭了《哲学历史词典》，也就有可能抄其他图书；而且，倘若我又找出十页、二十页来，张教授还是会说：那么还有其他的呢？这样推下去，即使我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显然也是完成不了这项艰巨任务的。
继续揭发
要做这种全面的对照工作，其实只有一个人能够胜任——那就是张教授自己，正如只有他清楚地知道，我指证的10页中有3页不是从《词典》中抄来的。也正因此，张教授才敢在文中指责我的证据“其实只涉及从98－102页等5页的内容”，并责问道：“其余5页的内容既然也可在该条目下找到，为何不一并‘揭发’，以正视听？”
既然张教授这样问了，我只好答一答。我在写《悲哀》一文时，因为篇幅的限制，的确没有从第96页开始“揭发”，而是从第98页开始，止于第102页。到第102页，觉得文章已经太长，而且证据已经确凿，就没有再对照下去。现在听张教授一说，我对照了一下，确实没有在《词典》第七卷相关条目中发现第103页以下3页的内容。
但无论如何，张汝伦教授要求我继续“揭发”的“其余5页”中的另外2页（即第96－97页）的内容，却是完完全全在这部词典上的。既然张教授要求我一并“揭发”出来，我在这里只得把这2页也补上。
张教授的原文如下：
筑，学习或趋向目标和本身即是目的（如生活、幸福、看、沉思和思考）。这些活动就是狭义的“实践”。亚里士多德用Energeia这个词来专指这种目标在其本身的实践。这就把行为与“做”与“生产”区分开来了。实践是趋向目的的过程和本身就是目的的“行”。《尼各马可伦理学》虽然使用的术语与《形而上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仍坚持了这种区分。只不过在《形而上学》中Energeria只是指自身就是目的的行为，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实现目的的过程也叫做Energeria。实践及其对象同时也是人存在表现的全部形式的总称：既指理论科学，工艺技术和狭义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也指有别于理论，工艺的人的活动。（注8）这种三分法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本身以及后世的实践哲学都有很大的意义。狭义的实践概念，即我们正在考察的实践概念由此有了明确的规定和轮廓。[抄自第1281页]行为就是做决定，行为的对象就是决定的对象。与这种三分法相应，亚里士多德把真理的形式也分为三种，实践以“实践的真理”为目标。在试图从内容上确定通过行为实现的最高的善时，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那里接受了把生活形式分为理论——哲学生活和公民——政治生活的做法。（注9）不过与后来中世纪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做法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把日常生活称为“政治生活”而不是“实践生活”。“实践生活”指的是哲学专门的理论生活方式。[抄自第1282页]只有Eupragia（正确的行为）才是人的最终目标，而幸福作为所有人实践的目标本身就是实践。（注10）实践在这里既不是生物学或宇宙学意义上的创造运动，也不是单一的行为或活动，更不是生物学的功能，而是正确的行为，即一个完全圆满的完成，自身构成目的的实践。这就是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的“实践”的基本意义。[抄自第1283页]这种正确的行为，即实践，与他人和社会的福祉有关，主要是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然而，理论在最终意义上自身便是目的，故它是最高的实践。（注11）[抄自第1285页] 但亚里士多德以后，人们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却逐渐狭窄。普罗丁把实践理解为由向外的趋向造成的行为。（注12）他也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最高的活动称为Energeia。但这不是指实践，而是指Poiesis（生产）。实践只是理论的一种派生形式，因为外向的实践是模仿最高的和第一的Poiesis，它由于自身的弱点不能以自身为目标，而需要向外诉求。“人们在理论上不行，就转向实践——理论和逻各斯的影子”。（注13）与亚里士多德相反，不是理论是实践的形式，而是实践是理论的形式。实践只是为了观察，因为一切实践都要求回到纯理论的特殊起源。[抄自第1286页]早期中世纪并未接受古希腊的实践概念，只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翻译诠释，实践概念才重新进入欧洲的精神世界。希腊的实践在拉丁文中被译为actus，这就使它有了“行动”的意思，并且是与人的意志选择有关的活动。这是中世纪后期哲学的实践概念的基本规定。[抄自第1287页]罗吉尔·培根认为要在一切科学和道德哲学中区分出思辩因素和实践因素。因为人的活动都是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在此意义上理智被称为“实践的”，因为它完成实践，即善或恶的行为。这样，实践概念又和道德行为相关了。道德哲学因此和神学一起有一种基础科学的地位。与这种狭义的实践相比，其它认识都是思辨的，是为实践服务的。“一切不教我们善的科学，真正和绝对地看都是思辨的，这就是道德科学之外的一切科学。只有教我们为善的科学才是真正和绝对是实践的”。（注14）[抄自第1288页]（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第96－98页）
首先要做两点说明：一、上列引文开头的“筑”字前面一个字在《历史与实践》的第95页上面，是我目前见不到的，但对照一下德文原文，就可以确定那就是“建”字了，而这也表明第95页上至少还有一段文字是抄袭的。二、最后一句话已经在98页上了，紧接着就是张教授抄来的关于邓·司各特的实践概念那一段了。
本来我想仍旧按照《悲哀》一文的做法，根据德文原文（《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第1281－1288页，原作者为GüntherBien先生）把张教授的文字再译一遍，但我发现他这里的译文基本上还是忠实的，再译实在是多此一举，所以，我只用黑体字在上列引文中间标明原文的页码。张教授在这里的抄袭手段，自然也跟我在《悲哀》中描述的一模一样：仍旧是把比较难解难译的句子跳过去，不认识的希腊文词语和句子就不抄，原文共有51个注释，他抄下来7个。但上引《历史与实践》的两页文字，字字句句都在《词典》里面，没有一句是张教授自己写的！
注释也是抄来的
关于注释的抄袭性质，我在拙文《悲哀》中没有充分举证，这里需要补一下，以免张汝伦教授又怪我的工作做得不到家。因为《历史与实践》做的不是当页注，所以我见不到他上引两页的注释。但根据德文原文，我就知道张教授抄袭下来的7个注释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注8：Aristoteles：Eth．Nic．I，1，1049a1。
注9：Aristoteles：Eth．Nic．I，3，1095b14ff。
注10：Aristoteles：Pol．VII，3，1325a32。 注11：J．Frese：Proze？imHandlungsfeld（1985）32f。
注12：Plotin：Enn．V，3，6，35；IV，4，4；VI，8，6，20。
注13：Plotin：8，4，32。
注14：RogerBacon：MoralisPhilosophia，hg．E．Massa（Zürich1953），249；vgl．auchOpustertium，a．O．13，48。
读者只要把《历史与实践》第二章的注释部分翻开来对照一下，就会看到其中的第8－14个注就如上列。在这7个注释当中，注8、注9、注10抄自《词典》第七卷原文第1285页上的注31、注36、注42；注12、注13抄自原文第1287页上的注3、注6；注14抄自原文第1294页上的注16。最有趣的是注11，张教授抄的竟是人家在注释中的一个注释：他把原文第1285页上的注51中的一句话（“……理论是最高的实践”）抄了下来，顺手就加了一个注，把其中列出的一本参考书标上了！但这回可真把我弄苦了：我在原文正文中反复查找，差点以为这个注终于是张教授“自己的东西”了。
加上我在《悲哀》中举证过的5页，在他抄自《词典》的7页文字中（《历史与实践》第96－102页），张教授一共抄袭了原文的32个注释———在我的记忆中，他的注释都是用外文原文标出的。但他在《批评的悲哀》一文中居然还能说：为了表明他的书是虚心地“听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就“尽量多加注（全书487页，共843个注，平均每1页两个注）”。从我们举出的事实看，注释确实是蛮多的，但不是张教授自己“加”的，而是抄来的。而以这些抄来的注释为依据的“参考文献”（其中应有希、拉、德、英、法等多种欧洲语言的书目），当然也是抄来的了。——这还用得着我来证明么？
在《词典》注释中出现的书名多半是缩写的，比如上列注8和注9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komachische Ethik）被缩写为：Eth．Nic．。上列注12中的Enn．也是普罗丁的Enneades（《九章集》）一书的缩写。《词典》中可以缩写，但在“专著”中就不行了。所以，张教授在抄袭这些注释时，还不得不做一个从书名缩写到全名的“恢复”工作。这个工作是够他烦的！
张教授在《批评的悲哀》一文中为读者们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他说《历史与实践》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其实是他在德国时的“读书记录和笔记”，但最初记下来并不是为了出版，而“只是为了自己看”，所以“摘录、翻译”都“比较随意”，后来回国了，“觉得实践哲学非常重要，而国内对之了解不够，遂决定在此基础上成书”；又因为回国以后已经找不到有关图书了，所以他就没有注明出处（参看张汝伦：《批评的悲哀》第三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根据我上面的举证，他的这个谎言已经可以不攻自破：要不是从一开始就为了出书而存心剽窃，而只是做一点供自己欣赏的“比较随意”的“笔记”，张教授又何苦把原文中的这许多个注释严格地一一查对、抄录下来，并且要做好上述繁琐的“恢复”工作？
到这里，我要来谈谈《历史与实践》的“后记”了，因为张教授在《批评的悲哀》中主要是用这个“后记”来表明他没有抄袭。诚如张教授所言，我以前是好好读过他这个“后记”的，当时却丝毫没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自然也没有体会到它的真正“功能”和“意义”。现在我没法重温这个“后记”，但我已从张教授那里知道了它的巨大威力，因为它把“像这种由于某种原因未注明出处的材料都包括进去了”（张汝伦：《批评的悲哀》第三段。而这也就是说，这个“后记”能够把张教授在《历史与实践》中的抄袭行径完全“合法化”，能够把他抄来的别人的文字都占为己有！读者诸君，你们说这一招厉害不厉害？
看来张教授真是深谋远虑，早就在抄好书后精心制作了这个“后记”，自以为已经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但我有点怀疑：这能成为一条退路吗？整页整页地抄了人家的文字（论述、引文和注释）之后，只要在“后记”中说明一下这本书是根据自己的一些读书“心得和记录”写成的，你就可以为自己的抄袭行为辩护了吗？
如果张教授的这种“逻辑”可以成立，则无论是谁都可以把他的“专著”《历史与实践》再“记录”一遍，然后也写个“后记”说明是“心得和记录”，把书名改一下，然后署上无论是谁的大名，就拿去出版好了。这样做来固然好，但不知道他张教授愿意不愿意？
抄袭性质不容置疑
好了，让我来作一个总结，最后把张汝伦教授《历史与实践》一书的抄袭事实明确如下：
经本人对张汝伦教授的“专著”《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中“实践、实践的”条目所作的仔细对照，现已查明，其中有7页文字（第96－102页，其余3页性质不明），加上这7页中出现的32个注释，完完全全是从上述《词典》条目中抄袭下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句子是属于张汝伦教授自己的。粗略计算一下，已举证的正文为7页，32个注释以每个至少一行计算，约为1．5页，此外还有第95页的部分或全部，暂且折合为0．5页（声明：这是我推断出来的，因为第96页上只是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必定在第95页上了），共计9页。这就是说，仅仅根据对《历史与实践》10页文字的调查，我已经确证张汝伦教授至少抄袭了9页、6750个汉字（以每页750个计）。据此事实，我断定：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具有抄袭性质，是一部伪书。而且我断定：这种把《词典》条目正文连同注释不加修饰地照抄下来的做法，决非出于无意和疏忽，而是一种蓄意的剽窃行为。
对于这个事实的鉴定工作，我建议可以由国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同行组成专家小组来完成。根据我新近了解到的情况，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有这套德文版的《哲学历史词典》，因此完全有条件在国内进行这项鉴定。而对于我基于这个事实所做的断定，我想请读者诸君来评论。因为，学术乃天下公器，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