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讲课

❶ 人大有名的政治老师有哪几位

一。陈先奎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学院教授，15年来一直从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全国最早从事邓论研究与教学工作的的实力派中青年学者。
陈先奎老师是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专业素养的考研政治辅导中“押题派”领军人物。多年担任国家考研政治阅卷组成员，主讲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陈老师近年来对考研政治命题方向的准确把握和惊人预测，秘密都在于深厚的学术和专业功底，在 于对有关政治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现实结合点的深刻把握。

二。包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誉满全国的著名考研辅导专家，多年参与国家考研政治阅卷，授课紧扣大纲、条理清晰、要点难点把握准确、系统性强，长期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长沙、兰州、郑州、西安、成都等20多个大中城市主讲政治经济学原理、邓小平理论概论两门考研政治核心课程,是国内不可多得的重量级考研辅导专家，深受广大考生的信赖和拥护。

三。李海洋
1955年出生，哲学博士。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共同课教研室主任。著有《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程》、《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科学揭示文化的本质》等。曾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级爱国立功标兵称号。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公共课教研室主任，国家考研政治阅卷组成员，考研马哲领军人物。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辅导十余年，理论功底极为雄厚，讲解高屋建瓴、紧扣考纲、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辅导脉络清晰、精辟透彻、重点突出，对马哲的难点、考点把握精准，令学员事半功倍，他的授课风格在考试内容日益加深、命题日趋灵活的当前情况下尽显强劲实力，颇受广大考生欢迎。

四。徐之明 男，1964年9月出生、198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1985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俄国历史、苏联政治、俄罗斯现状及政治学、先后讲授苏联政治、独联体研究、大国的兴亡以及苏联政治领袖研究等课程、
在过去10余年间，共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合作出版著作10余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个、参与8项、累计学术成果逾100万字、
著名考研辅导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关学院资深教授。现任文都辅导机构政治主讲老师，主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和形势与政策。他以独特的教学方式，教学风格集深刻与生动于一体，将具体知识的讲解与一般方法、考试模式有机结合，产生举一反三、见微知著的效果，获得广大同学们的青睐与好评。

五。杨凤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兼中共党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理事、高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与现状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理事、“大钊学社”副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问题等。

考研辅导一般是前四个
还有西安交大任汝芬团队也狠不错

任詉芬团队名单：
任汝芬：马哲 邓三
陆卫明：毛概 世经
刘儒：政经

❷ 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网的商学院授课名师

(按姓氏拼音排序)：
包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经营战略管理、市场营销管理、商业伦理。
成栋：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子商务。
卢东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并购与重组、企业国际化经营、旅游管理。
吕景胜：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商法。
秦志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家理论
宋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企业间关系、战略管理等。a
宋远方：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
王凤彬：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管理组织变革、企业集团与企业网络组织、战略决策过程与行为、供应链复杂系统、企业网络分析。
王利平：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组织管理原理、中国式管理理论、企业战略管理。
徐二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组织理论、国际管理。
杨杜：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组织与人力资源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企业成长理论、知识管理、企业文化和企业伦理。
章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组织行为学、领导与创新管理、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郑明身：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组织理论与设计、企业领导学。

❸ 求问什么是历史——彭刚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

——彭刚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
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文本才间接地接触到过去，但真实不妄的过去对于史家的制约和束缚，却不断通过史料展现出来。历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科规范、历史学家的技艺，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来源。
彭刚1969年生。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ACritical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合著）等，译有《自然权利与历史》、《德国的历史观》、《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等。
如同所有别的学科一样，历史学的发展，经常需要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们，不断地对自身的学科前提进行反思。“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因而就历久弥新。它涉及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家与他所研究的历史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在我看来，通过对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发展轨迹的考察，可以将对这一问题的追索和解答，归结成三种路向，它们分别是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的历史观。
重构论：历史的本来面目可以重建和还原
历史学从19世纪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
在欧洲，相比于18世纪，19世纪是一个历史的世纪。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动，带来了历史意识的萌生和发展。历史学得到长足发展，逐步走向专业化，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这是历史学从19世纪所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
这笔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这就是后来美国史学家比尔德所说的，历史学家们的“那个高贵的梦想”。可以说，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重构论”的历史观。奠定历史学专业化规范的兰克，本身固然是一个思想面相很复杂的人物，但他留给后世历史学家的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那句“如实直书”的名言。
20世纪初期，实证主义风靡之时，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终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发现属于自身的规律。不少历史学家，否认历史中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规律，但他们也认为，在求真这一目标和达到真实客观的能力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分别。因此，就有了伯里的名言：“历史学就是科学，不多也不少。”
历史学要实现那个“高贵的梦想”，跻身科学之列，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史料的竭泽而渔的收集和严格精详的考订。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于别的学科——过去人类的活动，已经消失殆尽、往而不返了。可是，人类的活动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史料。收集和考订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确立过去的事实。过去的事实不断积累，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将历史过程的模式和意义呈现出来。另一个条件，是历史学家在从事研究和写作时，需要排除主观因素，不将自己民族的、政治的、个人爱好的偏向掺杂进去，他必须尽可能地客观、中立，不偏不倚。
这样两个条件的集合，仿佛就可以成就历史学的客观性。兰克说过，他写的宗教改革的历史，要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能接受。后来主持“剑桥现代世界史”的阿克顿爵士也要求，滑铁卢战役的写作，要让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都满意。历史学家像一面虚己以待的镜子，清晰地反映史料中所呈现的事实，就成了历史学家工作的一幅完美图景。也正因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持有类似信念的历史学家中，颇有人怀着几分自得、再加上几分失落地表示：在有的研究领域，史料已经收罗齐备，研究已经足够深入，历史学家的诸般技艺已经使用殆尽，后人再也无事可做了。这就有了阿克顿“终极历史”的说法，大概的意思是，每个历史学家的工作完全可能与别人隔行如隔山，你研究古希腊的货币，他研究希特勒的战争决策。但归根结底，大家研究成果的积累，都在指向揭示人类全部文明在过去的真实面貌的“终极历史”。
重构论的历史观，有如下几点蕴含：历史事实蕴藏在史料之中，不偏不倚而又具有足够技艺的历史学家能够将它揭示出来；历史事实的积累自然就会呈现出过去的本来面貌和意义；人类有着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过去。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历史学家们相信“宏大叙事”，相信过往人类的历史终归是按照某一线索发展而来的统一体，不管这一线索能否被人们认识到；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日益专业化，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一样，变得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
这样两个方面的情形，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❹ 数据库系统概论的课程历史

1978年：萨师煊教授率先在国内开设了数据库课程
1978年由萨师煊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最早开设《数据库系统概论》课程，是我国最早开设这门课程的学校和教师。全国许多高校、研究所的教授和科技人员都纷纷来人民大学听萨师煊教授讲课，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后王珊教授于1981年开始讲授。20世纪80年代讲授本课程的还有刘怡副教授、刘伶博士、杜小勇教授、何军副教授等。近5年来讲授本课程的有王珊教授、陈红教授、孟小峰教授、杜小勇教授、冯玉博士等。形成了一支年富力强，高水平的一流的教师队伍。
1982年负责起草了教育部第一个《数据库系统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1982年由教育部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第一次《数据库系统概论》课程教学大纲研讨会。由萨师煊教授负责，国内著名高校教师（如中国科大罗晓沛教授、中山大学姚卿达教授）参加，王珊教授执笔，起草了国内第一个计算机专业本科《数据库系统概论》课程的教学大纲。为国内刚刚开始的数据库课程的教学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83年教育部部属高等学校计算机软件专业教学方案将数据库概论列为四年制本科的必修课程，并于1983年6月通过了该教学大纲。
1983年：萨师煊教授和王珊教授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数据库教材
1983年由萨师煊教授和王珊教授按照《数据库系统概论》教学大纲的要求，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数据库系统概论》教材，由高教出版社出版。
1988年：《数据库系统概论》第一版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计算机软件国家级优秀教材奖一共2本，《数据库系统概论》是其中之一。
1991年：萨师煊教授和王珊教授出版《数据库系统概论》第二版，并被国内大专院校普遍采用。
随着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国内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和技术人员的水平提高，萨师煊教授和王珊教授对《数据库系统概论》第一版从结构到内容做了较大的调整、修改和增删；把数据库学科的新发展、新技术，有选择地纳入到教材中，但原书的基本宗旨和风格不变，仍以《数据库系统概论教学大纲》作为本书编写的基本依据，保持讲述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为主的特点，同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1998年成功研制了《数据库系统概论》教学辅助软件
为了加强《数据库系统概论》教学实践，首先要解决实验课程的平台，我们利用10多年科研和开发的成果，研制了供教学使用的RDBMS软件平台和辅导材料Easybase。许多高校都使用了该软件。2000年该教学研究成果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00年萨师煊教授和王珊教授出版《数据库系统概论》第三版
萨师煊教授和王珊教授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内容进行了增删，例如大大减少网状，层次数据库系统的介绍加强关系数据库系统的讲解，对RDBMS的内容作了适度的加宽和加深。为了反映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增加了新技术篇。这些修改得到广大老师的热烈欢迎，都反映更新及时，非常先进实用。
2001年《数据库系统概论》到我国台湾出版发行
本书不仅为我国计算机界所公认，也得到国内外数据库专家的赞誉。2001年还被我国台湾硕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选中，改为繁体字版到台湾地区出版发行，已经重印3次。
2002年《数据库系统概论》第三版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第3版自2000年出版到今天5年中重新19次，80万册。从第1版到第3版累计118
万册，名列同类教材第一，充分证明了这是一本著名的权威教材。
2003《数据库系统概论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
自从1999年起，我们以教材为核心，全面建设《数据库系统概论》课程，我们承担了在教育部“远程教育环境下嵌入式数据库及其在教材重构中的应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1999-2000）;基于Internet的《数据库系统概论》多媒体网络教学软件，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数据库系统概论立体化精品课程教材建设”，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出版了由王珊、朱青编写的《数据库系统概论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和数据库教学光盘。

❺ 谁最先开讲新中国"外法史

林榕年，1928年5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新中国最早从事外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者，外国法制史研究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兼任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汕头大学法律系主任等职。

“林老是新中国第一位讲授外法史的老师，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几年里，林老经常晚上听苏联专家讲课，第二天就要给本科生讲课……”5月5日上午，在中国人民大学一次学术活动现场，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叶秋华教授这样介绍林榕年。

6月1日上午9点，林榕年早早准备好，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等候记者的到来。

结缘外法史

多灾多难，是林榕年对自己小学、中学时代的切身感受。

1928年5月，林榕年出生在天津北郊区的宜兴埠村(现在的北辰区宜兴埠镇)。父亲是天津工业大学的木工，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多读书、有文化。但是清贫的家境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苦难遭遇，让林榕年的学习时断时续。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了。正在读高三的林榕年异常激动，他全心全意地欢迎解放军入驻学校，担任校学生会主席的他，积极协助共产党干部开展学生工作，并希望将来可以到新型的革命学校学习。

1949年7月，林榕年高中毕业，考取了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家人都为他高兴。这时，他看到了一份来自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中国政法大学”的简章，写明要“培养新中国的法律人才”。他不顾家人的埋怨，不怕丢掉已被天津师范学院录取的机会，毅然乘火车来到北京，直奔海运仓报考了“中国政法大学”，立志当一名“革命的法官”。他顺利地考取了。

“这所政法大学，不是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她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前身。”林榕年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1949年10月23日，林榕年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开学典礼，校长谢觉哉主持了典礼。1950年3月，林榕年等100多名学员搬到了北京城东的铁狮子胡同，成为即将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法律系本科生。同年10月3日，林榕年亲历了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的盛况，校长吴玉章主持，刘少奇等领导人到场讲话。

“这一年，我经历了‘三级跳’，先变成本科生，继而变为研究生，最后变成了老师。”对这个过程，林榕年难以忘怀。1950年7月的一天，他和傅兴岭、张晋藩等4名同学被法律系领导叫去谈话。林榕年很开心，以为自己参加抗美援朝的申请被批准了。可是，领导没谈到抗美援朝，而是想让他们几个去法制史教研室当研究生。

创建之初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仿照苏联莫斯科大学设置了法制史专业。但当时苏联的法制史专家没有到位，而教研室的工作却要开展，于是，1950年底，刚学了一些研究生基础课的林榕年、傅兴岭又被选调到法制史教研室当教师。

当时，法制史教研室共设置三门课程，即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苏联国家与法权历史、国家与法权通史(即中、苏以外的外国法制史)。林榕年被指派为国家与法权通史(即现在的外国法制史)老师。于是，林榕年成为新中国最早讲授外法史的老师。

对这个过程，林榕年戏称，自己是“赶鸭子上架”，“不过，这个‘架’上得值”。

边教边学

虽然变成了研究生和教师，但是对法律、外国法制史，林榕年毕竟没有深入学习过，觉得压力很大。但这是组织的信任，林榕年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干好。

白天，没有教学任务的时候，林榕年要和研究生们一起向苏联专家学习外国法制史专业课程;晚上，还要赶着去上“夜大”，那是苏联专家给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老师、干部开设的课程，内容包括俄语、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苏联共产党历史知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那什么时间备课呢?”对记者的问题，林榕年笑了，他说:“当时年轻啊，天天‘开夜车’。”那些年，林榕年几乎没有在凌晨1点以前睡过觉。

林榕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第一堂课下来，同学们满堂鼓掌。“这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听我讲课的，就是我的本科同学啊!”林榕年更加努力了。学生们很喜欢他，因为第一节课他讲的是《汉谟拉比法典》，便给他起了一个“汉谟拉比法典”的绰号。

林榕年觉得，讲法制史，应该注意史料积累，尽可能多地掌握历史知识。于是，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大高校的图书馆以及琉璃厂等地的旧书摊上，“可惜，旧的法制史著作几乎无处寻觅。”但是林榕年仍不放弃一切搜集、整理资料的机会，慢慢积累，读书有感的时候就写在卡片上。渐渐地，他研究《世界通史》等书籍所积累的卡片便小有规模了，讲起课来，也顺手多了。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发布后，和旧法有关的知识就不能在课堂上讲授了。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所新兴大学，拥有众多的苏联专家，其法律系当时被誉为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全国各地的大学老师都来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学习新的法学知识，林榕年讲授的外法史课也得到了校内外的认可。

1954年，林榕年被借调到北京大学讲授外法史，还被校长马寅初聘为讲师，颁发了聘书。

一直在教学一线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法制史课程该如何设置呢?林榕年认为，以前光讲苏联法制史、不讲俄罗斯法制史做法不科学，他认为“历史是从旧时代来的，是昨天的延续，也昭示着明天，应该批判地继承，但是不该‘一刀切’，‘一棍子打死’一个时代”。在林榕年的建议下，“苏联国家与法学历史”课程被撤销，代之以俄罗斯法制史，被并入外法史中。

“除了1958年、1961年两届本科生外，我几乎给文革前中国人民大学每一届本科生都讲过外法史，同时还指导教研室的每届研究生研读外法史。”林榕年笑称自己一直在教学一线上当“教书匠”。纵使在文革时，他也依然讲授和外法史有关的知识。1971年，在江西五七干校下放一年后，林榕年提前回到了北京，被调到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讲授共产主义运动史，他编写了两章讲义。

多年的积累，让林榕年厚积薄发。文革结束伊始，他结合自己多年的心得写出了《略论法律的继承性》一文，寄给了《人民日报》。刚好赶上1979年第一期《法学研究》(创刊号)要出版，这篇文章便被推荐发表在了创刊号上。在文章中，林榕年提出“历史应该批判地继承，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外国的，凡是有价值的，都应该批判地借鉴，对外国法制史，不仅要兼容并蓄，还应推陈出新”。文章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一场讨论。也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先后被荷兰、日本等国学术刊物转载。

林榕年另一篇《谈人权问题》的论文，发表在1980年第一期的《学习与探索》(创刊号)上。这篇文章是他和张晋藩合写的。“理论部分是我写的，后面关于中国人权状况部分是他写的。”这篇文章，结合法学史料，驳斥了西方学者关于人权问题的观点。

“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中就有‘物’的概念、‘地域权’的条款，后来的物权法有关物权、他物权等概念，就是从罗马法承继下来的。外国法制史就应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容并蓄、推陈出新。”在《外国法制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林榕年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核心观点，还系统阐述了外法史的概念、研究对象、历史分歧，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外法史基本问题。

“我的教学生涯和教材分不开。”1980年，林榕年编写的《外国法制史讲义》(三卷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内部交流教材”出版，该教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早出版的外国法制史教材之一，为当时大多数高校所采用。

1982年，林榕年任副主编、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全国统一的高等法学教材《外国法制史》出版，此后的1992年、1994年、1999年、2003年直到今年，他先后主编过不同版本的外法史教材十多部。近日，他主编的第四版外法史教材修订版刚刚出版。他同时主编《外国法制史汇刊》等论文集若干，发表有代表性的论文多篇。

也是在1982年统编教材的过程中，林榕年等学者推选德高望重的陈盛清(中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一、二届会长)为会长，成立了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林榕年成为创始人之一，后来担任了研究会的第三任会长，现在还担任顾问。

坐得冷板凳

1928年出生的林榕年已至耄耋之年，但他依然记得58年前范文澜所说的一句话。

那是在1951年，在主题为“中国法制史如何建设”的座谈会上，历史学家范文澜应邀出席了会议。在谈到“怎么搞法制史，学问该如何做”的时候，范文澜对林榕年等法制史教研室的年轻教师们说:“做学问，板凳应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林榕年说，这句话几乎影响了他一生。他不仅用这句话鞭策自己，同时也用这句话中昭示的精神来教育学生。

1980年，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全国开始招收学位研究生。林榕年作为第一批硕士生导师，招收了两名研究生，其中就有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法律文化中心主任)。梁治平给他的印象是“喜欢看书，不张扬，很踏实”。他记得当时曾给梁治平布置了阅读经典著作的任务。没想到，梁治平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四卷本通读了一遍!林榕年另一个很引以为自豪的学生是米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1982年，厦门大学陈朝碧教授招收了米健等3人为研究生，“可惜不久，陈朝碧教授仙逝了。”林榕年应邀成为特聘导师，与当时厦门大学的胡大展老师一起为米健等同学授课。现在，这两个学生都已是学界知名学者，林榕年很为他们的成就高兴。

“学术活动我现在很少参加了，不过，外法史学科建设、青年学者的发展，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的。”望着窗外，林榕年笑着说。

❻ 科教园政治培训班的课程哪些老师讲呀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最强师资组合！全国考研政治首席名师陈先奎任校长，网课独家授课！经典全程课件北京面授随堂录制。
陈先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学院教授，网课独家。全国“毛中特、时政”考研辅导第一人！多年担任国家考研政治阅卷组成员。考研领军人物，第一权威名师。著作有《思想政治理论基础过关2000题》《陈先奎政治考前精讲30题》等。
张云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国家级精品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主讲人之一，任“北京市高教学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研究会”副秘书长。“法修思基”考研第一权威名师，网课独家。
何虎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教研室副主任，曾参与考研政治命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一权威名师，网课独家。
孟范坤：教授，主讲政经、毛概、邓论、形势与政策，考研权威名师。十几年来致力于考研政治试卷题型变化规律的研究，授课认真，思路清晰、条理性强。
王来金：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学院教授，主讲马原，考研权威名师，网课独家。一直参与考研政治阅卷，连续获得北京市教工委组织的第一、二届两课比赛三等奖，讲课风格，思路开阔，知识面广，激情洋溢，见解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