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因言获罪大学教授

⑴ 项海帆的人物生平

1935年12月，项先生出生在一个民族资本家家庭里，他的童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年代。年少的项海帆亲身体验到了一个亡国奴的屈辱和悲痛。8岁那年，作为小学四年级副班长的他，在爱国老师策动下和班长一起带头抵制由汉奸翻译教官教授的日语课。事后，他受到校方的警告处分。但这次幼稚的爱国行动却激发起项海帆的爱国之情和民族自尊心。
1947年清明节，项海帆第一次回故乡杭州扫墓。父亲带他专门去看了钱塘江大桥，并认真告诉他，这是中国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设计的大桥。面对宏伟的大桥，项海帆萌生了成为一名桥梁建筑师的心愿。
1952年，项海帆从同济大学桥隧专业毕业时有幸成为了李国豪教授的第一个研究生。
1957年，即将完成研究生学业的项海帆被卷入了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漩涡，并被错划成右派。面对要他无端揭发别人反党言行的压力，心中想起了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并因此被开除党籍，蒙难20年。但他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桥梁事业的热爱和追求，并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国外桥梁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他执守着少年时的梦，在埋头专业中忘却精神的重负。在长期的研究中，项海帆决定把桥梁结构的稳定与振动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从1978年开始，随着李国豪先生的复出，项海帆又回到恩师的身边，并继续从事桥梁振动的研究工作。项海帆在波洪鲁尔大学一年半，从事斜拉桥的抗震研究。那段经历，使他眼界大开，见识大长，他开始为国内的风工程学科发展作积极的探索。
1987年初，正在美国搞科研的项海帆应东京大学桥梁专家伊藤教授之邀到筑波参观。他惊讶地发现，很多日本专家正在认真地做黄浦江大桥的方案和抗风试验，设计图纸已经铺开。详细分工计划都已一一排定。项海帆感到了一种深深的耻辱。回国后他仍然立即向导师李国豪作了汇报。
1940年美国塔科马大桥造好不久就毁于一场大风，令全世界的桥梁工程对抗风问题不敢等闲视之。鉴于此，项海帆教授精心研究，提出了三架式计算模型的设想，成为计算开口断面和分离箱断面动力特性的简便而可靠的手段。随后，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成功地设计出了一种能使大桥抵抗百年一遇的大风的方案，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充分肯定。他们进而在杨浦大桥中也完成了类似的风洞实验，“黄浦江南浦、杨浦大桥抗风性能研究”科研项目也荣获了1994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成就荣誉学术贡献
项海帆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桥梁及结构工程专家，是我国大跨桥梁抗风研究的开拓者及我国风工程学科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他长期从事桥梁结构理论与工程控制研究，近些年来主要侧重于大跨桥梁抗风、高耸结构与高层建筑抗风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完成了国内绝大部分大跨桥梁的抗风研究，在桥梁颤振与抖振分析，桥梁结构动力特性、桥梁风致振动与控制方面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近十年来先后承担十多项国家攀登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及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等40多项重大工程科研项目。其中主持承担的《大跨桥梁风致振动及控制理论研究》获1995年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与1994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南浦大桥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黄浦江南浦、杨浦大桥抗风性能研究》获1994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地区台风特性研究》及《桥梁抗震理论》分别获1988年与1986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另外，其它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负责主持的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已成为我国桥梁与结构抗风研究中心。在1997年国家计委与科委组织的评估中评为A等。
目前负责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型复杂结构体系的关键科学问题及设计理论研究》、国家攀登B项目《确保大型桥梁结构安全性与耐久性的综合监测系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桥梁地震与风振的控制研究》及省部级项目《大跨径桥梁上部结构体系及力学性能研究》等。
人才培养
1982年，项海帆从德国留学回来，帮助他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进行斜拉桥风致振动理论研究。到1986年，项海帆他们完成了风洞实验，并建立起适合斜拉桥的三维颤振理论。
项海帆教授对自己的教学理念进行过形象的总结：“教学生，要教会磨刀，而不是送刀给他。”他一直强调要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和独特的以自学为主的学习方式，并且强调要让学生原汁原味地了解知识创新的过程，要让学生感受到究竟什么才是创新。他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的必然，要努力提携品德高尚，立志攀登、胸怀祖国的年轻一代，为他们创造潜心学问的气氛和条件。要尽量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要让中国的科学事业后继有人，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截至2003年4月，项海帆教授先后培养了硕士生36名，博士生49名，接受博士后研究人员5名。
荣誉奖励
1986年，项海帆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4年，项海帆获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金牛奖和上海市科技功臣提名奖，同年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1995年，项海帆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4年，项海帆院士获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先进个人称号（金牛奖）。
2012年，项海帆院士获国际结构工程终身成就奖，继1987年同济大学李国豪教授之后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位中国学者。
2013年，项海帆院士获国际风工程协会Davenport奖，成为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学者。
主要作品论文
周志勇,陈艾荣,项海帆. 涡方法分析并列圆柱的旋涡脱落现象[J]. 空气动力学学报,2003,01:38-46.
赵林,葛耀君,项海帆. 极值风速拟合优化策略[J].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04:383-388.
罗喜恒,肖汝诚,项海帆. 基于精确解析解的索单元[J].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04:445-450.
项海帆,范立础,王君杰. 船撞桥设计理论的现状与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J].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04:386-392.Advanced aerostatic stability analysis of cable-stayed bridges using finite-element methodCheng, Jin; Jiang, Jian-Jing; Xiao, Ru-Cheng; Xiang, Hai-Fan Source: Computers and Structures, v 80, n 13, p 1145-1158, May 2002NASAB: A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for the nonlinear aerostatic stability analysis of cable-supported bridgesCheng, Jin; Xiao, Ru-Cheng; Xiang, Hai-Fan; Jiang, Jian-Jing Source: Advances in Engineering Software, v 34, n 5, p 287-296, May 2003
著作
专著
主编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获奖情况《拱结构的稳定与振动》《中国桥梁》1995年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公路桥梁抗风设计指南》2000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桥梁漫笔》《高等桥梁结构理论》《中国大桥》《现代桥梁抗风理论与实践》参编《桥梁设计》《工程结构抗震动力学》《桥梁结构稳定与振动》1995年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公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
译著
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原文语言《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建筑原理》德文《钢桥的疲劳和断裂》英文《风对结构的作用—风工程引论》英文社会任职
项海帆院士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土木工程评议组召集人、国家教委科技委委员、国家科委奖励办公室交通组评审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土建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第七届） 、常务理事（第五届、第六届、第八届） 、桥梁及结构工程学会秘书长、中国风工程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振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学会（IABSE）副主席 和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美国混凝土学会（ACI）联合桥梁设计委外国通讯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桥梁与结构工程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工业空气动力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顾问院长和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
外界评论
天津市副市长陈质枫对项海帆院士长期以来对天津城市建设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并欣然接受天津市政府的聘请，作为市政府特聘专家，指导和参与天津城市发展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
1957年6月9日，同济青年教师鸣放会议的主持人汪长风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项海帆为他写了一首诗。他说：“就在我被打成右派后，项海帆还不以为然地写了一首诗送给我，可见项海帆为人之正直。这首诗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⑵ 有人知道朱九思得故事没 高分

朱九思

男，江苏扬州人，1916年生。我国著名教育家，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名誉博士。1936年入武汉大学学习，1937年12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执教，1953年--1984年任原华中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其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85年至今从事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任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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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后，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爆被免职内幕17年后，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爆被免职内幕
发信站: BBS 珞珈山水站 (Fri Nov 11 10:28:03 2005)

刘道玉是武汉大学的蔡元培，是19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开
创了武大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十七年前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
得罪了保守势力，被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武大辉煌不再，刘道玉成了武大学子挥之
不去的心结。从此，“有井水处皆咏柳词”－－有珞珈学子处，皆有刘道玉话题。11月5日
晚，应武大某学生社团邀请，刘道玉时隔十七年后首次重登武大讲台，就他的新作《一个
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刘道玉卸职时仅有3－4岁的大学生们竟然为之沸腾了，许
多学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掌声雷动－－为这位传奇的校长，为这位最有个性的校长
，为这位永远站在学生一边的校长。以下是选摘自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被免职
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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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
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
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
革力度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
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
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
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搅说诙�欤?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
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
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
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
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
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
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
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
。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
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
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
，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
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
，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
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
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
，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
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
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
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
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
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
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
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
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
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
，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
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
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
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
“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
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
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
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
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
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
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
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
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
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
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
，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
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
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
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
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
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
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
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
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
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
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
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
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
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
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
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
，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
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
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
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
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
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
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
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
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在一个县
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
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
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
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
，看去还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
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
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
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
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
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
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
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
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
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
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
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
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
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
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
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
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
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
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
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
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
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
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
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
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
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
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
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
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
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
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
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
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
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
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
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
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
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
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
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
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
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
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
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
，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
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
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
，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
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
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
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
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
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
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
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
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
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
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

你可以自己去看

⑶ 施蛰存是汉奸文人吗 不确定请尽快说明

施蛰存不是汉奸文人。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原名施德普，字蛰存，常用笔名施青萍、安华等 ，浙江杭州人。

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施蛰存博学多才，兼通古今中外，在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碑帖研究、外国文学翻译方面均有成绩，有《施蛰存文集》。

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后转大同大学、震旦大学。

1932年起在上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 ，并从事小说创作，是中国最早的“新感觉派”的代表。

1937年起，相继在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等校任教。

1952年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因言获罪、因文罹难

上海的老作家施蛰存被打成右派还因为他的一篇文章《才与德》。

这篇文章引历史典故说明“乱世”以“才”取人，只要真有能耐，即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可以任用；而“盛世”用人可以注重“德”。

那么新中国当然是“盛世”，共产党员都是有“共产主义道德”的有德之人，应该是很好的。但事实上还有品德坏的干部影响党的形象；同时他认为“老子打过游击”，这是“功”，不是“德”，有功可酬以利禄，何必以位？仅有德而不了解业务，恐怕也不顶事。所以文章最后还是归结到呼吁“不拘一格用人才”上面。于是他因“乱世说”、“才与德的谬论”而被打成右派。批判他，还挖出他的历史旧账——他曾被鲁迅命名为妄想在对立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第三种人”。而如今呢，“历史给他提升了一级”——“第三种人”变成了第二种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第二种人。这就是姚文元的大手笔。

在反右、文革中，姚文元的大手笔是许多人见识过的。当一干大文人小心翼翼不敢写文章、偷偷用寓言曲折抒发情怀的时候，姚文元出来了，文章写得雷霆万钧、煞有介事、危言耸听，故弄玄虚又生动活泼，看那文章可以感觉到，他写的时候一定非常过瘾。有学者粗略统计，仅在反右运动中、在上海范围内，姚文元批判过的作家就有王若望、徐懋庸、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鲁莽、流沙河等人。

⑷ 李大钊在狱中的故事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⑸ 中国工程院撤销李宁院士称号，拖了五六年才审判，这个案件有什么争议

1月11日，中国工程院官网对外公布消息称，根据2020年12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宁贪污罪的判决意见和中国工程院相关规定，经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审查确认，决定自2020年12月8日起撤销李宁（农业学部）中国工程院院士称号。

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应该更好地将权力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共同的为国家创造的一些利益，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利益。

对于李宁院士，只能说是非常可惜，有着杰出的的能力，在本该为国家贡献研究成果的时候走上了歧途。同时这个案件也告诫了那些想要走歪路或正在走歪路的科研人员，只有专心搞科研，才是好的出路。不管是贪污腐败还是偷税漏税八个亿，都会受到法律的审判。对此你怎么看？

⑹ 束星北的著名事件

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束星北被划为反革命集团头目后的讲话
束星北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是李政道先生在浙大时最敬重的老师，一九四九年后束星北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一九五七年四月在中共山东省委鼓励下鸣放，因言获罪。
选自：1957年5月《民主报》第一、二期，后载同年《山东大学右派言论集》
同志们：
我感觉到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文化经济蒸蒸日上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不能使它流产；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准备前的工作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贯彻的障碍和原因揭发检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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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人治”，如“歌颂清官”，“痛恨贪官”。这当然是对的，但直接反映了“人治”风气；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的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党在摧毁三大敌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宪法”。人民宪法保证了“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就不再被“某一个”执政者掌握了，想“坏”也“坏”不了那儿去。人民可以依照宪法罢免任何不称职的官员。但是，几千年的“人治”风气一时扭不转(俄国的沙皇时代和中国宣统时代法治的风气也未养成)，还是习惯于歌颂“人”而不习惯于歌颂“宪法”。“呜”、“放”一定要等毛主席提出来后才引人注意，而忽视1954年与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制定的，称为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总结的，巩固人民革命成果的“宪法“这样就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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