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博士之死的导师照片
① 寒门再难出贵子
寒门再难出贵子?
01
12月15日的夜晚,一个身体羸弱的男人走出公寓,他深深地埋着头,机械地迈着步子,黑暗和寒冷包围着他。他觉着整个人都没有力气,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失去了活力。
出门之前他在手机上搜索了西安最大的湖泊,那是他为自己择的墓地。踉踉跄跄走了一段路,终于到了河边,他抬起头,深吸了口气,喉结滚动,吞了口唾沫,继续静静地朝前走去。
冰凉的河水一寸一寸将他淹没,他想起自己废寝忘食读书做实验的日子,想起亲友夸赞他时,父母欣慰满足的笑脸,想起和女朋友的约定。在冰凉的湖水即将淹没他的头颅时,他笑了,那笑容在夜色笼罩下显得异常凄凉。
02
寒门博士自杀的新闻刷屏了,看到的人无不惋惜。难道寒门真的再难出贵子?
杨宝德来自湖北某农村,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也是家中唯一的大学生,更是他们村子学历最高的人。
家境贫寒的他为了省学费,中考完就读了不收学费的私人学校,高考只考上了三本大学。
为了出人投地,他经常泡在图书馆看书,别人玩游戏的时候他在读书,别人出去玩的时候他还在读书,对于出身卑微没有后门的他来说,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好在上天并未辜负他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他如愿考取了研究生,后来又硕博连读,还发表了SCI论文。
原本以为成了高学历的佼佼者,以后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可是在读博士期间,他的导师多次让他帮自己打扫卫生,洗车,占用他很多个人时间,甚至还干涉他和女友的感情。
他一直想毕业后留校教书,为了实现这一心愿,他请求导师的帮助其出国留学。
可现实总是不遂人愿,出国的想法破灭,毕业又遥遥无期。一无所有的他觉着走投无路了。
在杨宝德读博士后,身边的人都觉着他笑容比以前少了,我想是他背负的太重了。
毕竟博士毕业,他面临的就是找工作了。我也是生在农村,所以对那种来自父母和出身的压力是深有体会。
03
在农村,一个村子就是一个人情事故网,能被人看得起的家庭往往是有钱有势的。
而那些普通甚至贫困的家庭,父母想要扬眉吐气,就只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这些父母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耳提面命,好好学习才能让人瞧得起,不好好学习以后打算干啥,和你爹娘一样一辈子待在农村呀。
要是谁家的孩子学习特别好,街坊邻居谁见着了都得说,那谁家孩子学习好,以后准考个好大学,他爹娘就等着享福吧。
杨宝德面临的很多压力就来自于出身。他不仅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更要对父母的面子和含辛茹苦负责。
穷人的孩子原本要早当家,他能一路读到博士,和家里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几乎可以想象到,逢年过节回到村子中的他一定会被当做座上宾。他一边享受着这种优越,一边又承担着这种优越带来的巨大压力。
04
人一旦被捧起来,就不想在回到底层,很多人都攀高踩低,而轻视的眼神是很毒的。
出身越卑微,自尊心越强。自尊和虚荣往往是并肩走的。
在这个年轻人的世界里,他觉着是没有退路的,所以他并未听从女友放弃读博的建议。
成为人上人,这可能是每个寒门之子不懈努力的目标。
他能走到这一步,没有人能帮他,都是自己打拼来的,他被折磨到痛苦不堪也不想放弃。
导师是掌握他命运的人,他不敢得罪,只有无条件服从,即便他很不快乐。
死亡是需要巨大勇气的,若不是现实把他逼到无路可退,谁又心甘情愿去死。
得知杨宝德死讯的亲友说,他们又从人上人跌到了最下面。他拼劲全力也未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05
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一块实习的还有本硕连读的同学。学医的不少同学都是出自杏林世家,本硕班的好多同学父母都是医院的主任,副主任,院长等等在医学界比较有名望的人。
他们有的凭借父母的人际关系经常出国,还在国外的研究所实习过,在我们这些本科同学准备英语四六级的时候,他们讨论的是考托福雅思。
不是我们不想出国,是根本没有这个条件。当时班上很多同学感慨,有时候再努力也补不齐人生的差距。
英国有一部电影叫《人生七年》,每隔7年就拍摄一次,记录了14个出身不同的小孩的生活。影片中的主人公来自不同的阶层,一个七年过去了,另一个七年又过去了,大部分人都没能跨越他们的阶层。穷人还是穷人,富人还是富人。
只有一个挣脱命运手掌的人,就是尼克。他虽然来自偏远农村,但他对于未来的规划非常清楚,他并不想在农场工作,经过努力,在他21岁的时候考上了牛津,后来成为了一名事业有成的物理教授。
06
近来,澳门赌王何鸿燊和四太梁安琪之子何猷君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他还参加了《最强大脑》节目的录制并获得冠军,天才表现着实着实让不少观众路转粉。
但是了解了他的履历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校,还是MIT史上最年轻的金融硕士。
以前很多人都觉着那些出身优渥的富二代们,总是过着败家子的生活,不思上进,挥金如土。
可何猷君让我们知道,出身好的人一旦认真起来,人生就会璀璨到开了挂,有颜有钱高智商,简直就是完美的小说中男主角。
在古代寒门之子逆袭的例子也有一些,比如朱元璋,从吃不饱饭到当上皇帝,地位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竞争很激烈,但是机遇还是比较多的,寒门之子逆袭的例子也有,只是比较少,大海捞针一般。
可正是这些凤毛麟角的逆袭人,鼓励着千千万万个寒门之子努力挣脱命运的枷锁。
虽然投胎是门技术活,可出身是我们不能选择的,既然如此,就想办法去拼搏,只有足够努力才有可能成为人上人。
② 寒门博士死后又一硕士坠楼,导师行为谁来规范
首先,个人认为肯定还是要严格研究生导师的评选制度。当然,这只是这个的观点,因为据个人了解,大学老师想要当研究生导师非常简单,只要研究成果够了,职称够了,就能够带研究生,大部分学校都是这样的,并没有什么统一、严格的评选制度,包括我之前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老师想要带研究生也是比较简单的,老师申请就可以了,只要你研究生成果够了,一般都能够带研究生,有时候职称不够还可以破格。所以个人认为首先要严格研究生导师的评选制度,让那些不合格的老师直接没有办法带研究生。

最后,当然国家和学校还是有必要规范和约束导师行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导师在学生能不能毕业这一点上权力过大。其实个人也是不太懂,为什么很多学校有导师组,答辩的时候有答辩组,但是研究生的论文能不能送外审,研究生能不能毕业都成了导师的一言堂,别的老师根本没有话语权,那么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搞导师组和答辩组呢?还有个人认为,因为建立健全换导师的制度,现在研究生一旦选择了一个导师,如果不合适,想要换一个导师,简直太难了。
③ 西安交大博士生溺亡校方怎么处理的
西安交大博士生溺亡事件追踪, 校方停止其博导研究生招生资格。

西安交大告诉记者,校方将严格教师队伍管理,开展师德师风教育,进一步完善制度,构建师德师风长效机制,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研究生导师、学工研工干部、辅导员等,将继续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对学生的关心关爱和沟通联系,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同时,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提前做好危机防范。
④ 寒门博士自杀:原生家庭的期望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文 | 萧萧依凡 图 | 网络
[1]
2017年圣诞节,刚过完平安夜,在所有人祈求来年平平安安时,西安交大29岁的博士生杨宝德给人生找了一个新的“归宿”。他把身体浸泡进灞河冰冷的河水中,这是他对自身经历的“控诉”和最终的反抗。
杨宝德出身于湖北农村,父母外出打杂工,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从大学起,除了学费外,他基本再没跟家里要过什么钱。大学期间,他想尽办法兼职、挣钱。读研期间,有同学在食堂碰见他,他总是在吃三块五一碗的面条。
这是一个懂事又上进的青年。高中时,为了省钱,他选择就读免除学杂费的私立中学。高考时,他遭遇了求学路上的滑铁卢,只考取了三本院校。读本科时,他的目标是考研,考取一所好的学校。最终,他得偿所愿,考取了西安交大。
他原本可以有一个平凡而幸福的人生。他有一个女友,在北京读博,两人志同道合,相亲相爱。之所以说,他原本可以拥有一个“平凡”的人生,这并非是说他不够优秀,而是说,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只是普通人,很多人的优秀只能使自己成为优秀的平凡人,而非卓越的、独一无二的人。
显然,杨宝德对未来并非如此定位,他渴求一个“辉煌”的人生。这也是原生家庭对他的期望。他是主动把稻草放在身上的“骆驼”,家庭的期望是他放在自己身上最后也最重的“一根稻草”。
[2]
“寒门”之所以是寒门,不仅是因为物质贫寒,更因为精神匮乏,眼界有限。大多寒门家庭的父母,若是让孩子选择读书这条路,对孩子的表现往往会生出极端。若是孩子成绩不理想,父母怒其不争,浪费钱财,不如去打工。而成绩表现好于同龄人的孩子,其父母则会生出超越现实的期望,认为孩子是“人中人”、“凤中凤”。他们很难接受孩子的“失败”。
在杨宝德自杀事件中,有几个细节体现了这一点。某天早上9点多,杨宝德家人给他打电话得知,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正在导师家做卫生,等会还要擦车。家人有些难以置信,杨宝德却淡淡地说:“没多大点事,也不止我一个人。”
周姓导师的做法确实欠妥,但是杨宝德家人的看法暴露了一个原生家庭思维的局限性。他们的着眼点在于“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在他们眼里,自家孩子已然是“人尖”,却做洗车这样的琐事。他们的眼界仅限于“村里”。
在面对杨宝德的尸体时,陪同他父母到场的亲戚感叹:“他们从人上人又跌到了最下面。”这句话再次体现了这一点。大多寒门家庭从来不会说“孩子,我宁愿你慢一点”“孩子,我宁愿你输在起跑线上”之类的话。他们常说的是“读不好书就跟老子回家修地球”“祖坟冒青烟了,你让家族扬眉吐气了”“你终于改了家族门风了”。
当然,这件事情,杨宝德承受的远不是洗洗车这样的小事,其背后固然有其不可承受之重。但是,一向习惯于往自己身上“放稻草”的他,避重就轻,略过实际承受的,“淡然”地把一切简化成大家都在做的小事。原生家庭的期望,迫使他伪装强大。
[3]
原生家庭眼界有限,常常让孩子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一个朋友,前几年考上省里的公务员。不过一个科员而已,可是他们的父母及全村人,都认为他在省里当上大官了。自考上公务员那天起,村里人把他家门槛都快踏破了。有向他家提亲的,说姑娘跟着他享不尽的福。有求他家帮忙的,诸如孩子进省城就医求学的,有冤情要上诉的。
对于提亲的,他家人往往是不屑的,说他是要娶白富美的人。求他家帮忙的,家里人则一律骄傲地应下,不管他能不能办到。
所有需要帮的忙里,带孩子来省城求医,对朋友来说是最容易办到的。朋友起早贪黑排队,或求各路朋友帮忙,还是可以挂到专家号的。最初,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于是安置来求医的亲朋住酒店。可是,那些亲朋并不领情,回到村里四处抱怨,说他现在当大官了,瞧不起人,连家门都不让进。
朋友苦笑着说:“在我父母心中,考上公务员就是当上大官了,读书要是读到博士就是把书都读到头了,要是自己创业就是成大富豪了。在我们眼里,这都只不过是人生起点,在他们眼里这已是人生巅峰。这给我很大压力。”
寒门父母眼界的不足,会让其对下一代过高的期望,会让孩子的性格和心理走上歧路。这类家庭出身的孩子大多有着“讨好型”人格特征。
严格意义上讲,讨好型人格并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心理状态和行为倾向。讨好型人格的人,往往“来者不拒”,几乎从不拒绝别人。他们试图用不遗余力的帮助和温暖,来获得别人的认可。他们担心拒绝会让自己得到较低的评价,甚至影响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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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性格特征,在杨宝德身上有所体现。他从不拒绝身边人的请求,甚至是导师无理的要求。在周姓导师承诺帮他联系出国时,他的同学曾经提醒他,“你这么好用,导师怎么会舍得放你走呢?”他的师妹也曾教他,要勇敢说不。师妹的劝说有理有据,然而从结果上来看,这对杨宝德并没有起到有效的说服作用。
此外,在周姓导师不道德地试图拆散他和女友时,杨宝德的讨好型人格也时有冒头。面对导师对女友的质疑,他没有一句明确维护女友的话语,而是一味地顺着对方说。其实,如果觉得和老师争辩显得不礼貌,他完全可以适时终结这个话题,而不是引导对方说下去。他并非不爱女友,只是讨好型人格让他觉得只要导师开心痛快就好。
这样的讨好型人格,我身边也有。我一个同学,家境贫寒,大学四年靠的全是助学贷款。四年里,他从早到晚兼职赚钱,忙成一团,但是从大家提出的请求,他从不拒绝。帮女生宿舍换水,帮舍友带饭带烧烤啤酒,打扫寝室卫生,诸如此类。大学校园里,大家还比较单纯,知道适可而止,也懂得感恩。他对于能帮助别人,常常表示很骄傲。
参加工作之后,他时常被同事“压榨”。公司里,琐事都归他管,帮同事点餐,打印文件,帮同事送钥匙给家人,诸如此类。几年下来,他是公司最忙的人,甚至没有时间提升业务技能,屡屡被公司领导批评。同事们一边看不起他,一边照样有事就使唤他。
他因此得了抑郁症。在他回家静休的日子,他家人怎么都想不明白,什么叫抑郁症?他明明是村里的佼佼者,读完大学留在大城市大企业工作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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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宝德自杀事件中,周姓导师固然难辞其咎,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其实是思维进入了误区。
周姓导师的做法固然令人不齿,但是,这其实是每个人人生路上可能面临的无数困难之一。杨宝德没有学会与自身的不足抗争,更没有学会遇到问题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默默承受。
身边人给杨宝德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但都被他一一否定了,他寄希望于隐忍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不容忽视的是,原生家庭的期望,让他默默过滤掉了一个看似后退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他可以退而求次,放弃读博士,取得硕士学位。看似人生退了一步,但对于绝望到想要放弃人生的人而言,这实际上是进了一大步。只是,家庭的期望让他不允许自己后退。
我们都自带原生家庭的印记,随着年纪的增长,这种原生家庭的影响越来越像“遗传”,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要学会抗争,从自身的不足和原生家庭的不良影响里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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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理性评价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尤其是不良影响。
没有完美的原生家庭,我们要正视这一点,同时要明白这种影响是可以被改变的。我的一个朋友,出生在父母婚姻很糟糕的原生家庭。父母不断的争吵,令她对婚姻一度抱有极大的怀疑,有明显的恐婚症状。所幸,她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不断尝试改变对异性和恋爱的态度,最终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婚姻。
其次,适当弱化自己对原生家庭的责任和担当。
寒门家庭的孩子习惯性地责任感十足,往往超出自身负荷。这导致他们期待自己成为超人,能彻底改变家族命运。每个成年人最应该做到的是先对自己负责。对父母该有的责任不该逃避,但是对改变原生家庭不该生出过多幻想。
最后,要学会不断颠覆三观。
所谓三观,并非一成不变,随着阅历的增长,应该不断得到修正。世界那么大,你只看过“村里的风光”,哪里来的世界观?人生那么长,你才活到二十几岁,哪里来的人生观?生活那么丰富,你还充分增值并实现个人价值,哪里来的价值观?
人最怕活在惯性里。很多悲剧都是由思维的惯性引起。遇到超出认知的事情,只会不解,这世界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沉浸在想不开中,却不试图寻找解决思路,自然容易走进死胡同!
最后,希望逝者安息,世间少一些类似的悲剧。生死面前,其他都是小事。这是一个开放透明的社会,有些人一手遮住的不是天,而是受害者的目光,要相信很多事情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⑤ 寒门博士女友是怎么回应男友之死的
西安寒门博士自杀溺亡, 女友回应:导师的责任占70%。
谈到师生关系,大家常会想到这样一句话,“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教师把学生当作弟子,兼具传道、授业、解惑等多重职能,学生则视老师为遵从和感恩的对象。
上个月西安交大药理学博士杨宝德溺水身亡,有媒体报道称,杨宝德生前经常被导师要求帮忙处理私人琐事。西安交通大学近日回应称,涉事博导被停止招生资格。令人唏嘘的悲剧不得不让人反思,今天的大学校园怎么了?师生关系为何成为痛点?
杨宝德之死令人惋惜
曾经一度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在12月25号那天溺水身亡。警方认定,无证据表明系刑事案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学生流行叫导师“老板”,这是一种师生关系的异化。目前我国导师制并没有贯穿学生的招生、培养和答辩始终,令导师很容易把学生当成“私人劳动力”,学生也为此感到苦闷,要在落实导师责任的基础上,建立利益回避机制。
熊丙奇:要建立导师权力的制约机制,一方面要落实导师的招生制度权、培养制度权,用导师的学术声誉来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要建立整体的学术评价体制,以及利益回避机制来保障教师的权利被落实,而不是被滥用。
⑥ 中科大博士自杀:在中国,学生如何处理好跟导师的关系
这几天有一条比较引人关注的新闻,中科大失联的博士刘春杨,他的遗体被人们在某处芦苇荡出寻找到。
据新京报的报道,刘春杨在读博期间曾被延期毕业一年。报道中还提到,2019年新年之际,刘春杨的父亲刘发友想给儿子的导师陈伊翔打个电话,表示一下感谢。但导师陈伊翔就说了一句“我已经一年多没看到他了”,随后便挂了电话。
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了刘春杨的轻生,但我们可以发现,刘春杨跟导师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一个在读博士生一年多没有跟导师联系和见面,实属太不正常。
我想到去年的另外几起博士在校期间自杀的事例,起因全都是因为跟导师的关系不和。如西安交大选择跳河自杀的博士杨宝德。具体可以看其女友发布的《名校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不闻不问》一文。再如,武汉理工大学的研究生陶崇园因长期受到导师王攀的压迫,被迫给导师买饭打扫卫生,甚至被迫叫导师爸爸等,而选择跳楼。
类似的事例屡屡发生,除了反思完善我们当下的硕博士导师制度外,还引人进一步地思考:在中国,学生应当如何处理好与导师之间关系。
我这里所说的处理好关系,并非是说,学生们需要去不断的奉承,拍老师马屁。只是说,学生如何才能与导师有一个正常的、和谐的师生关系。上述这些悲剧的事例中,他们都没有能够做到。当然,悲剧的发生,与双方都有关系。
尽管世界各国学生与导师的关系都存在类似,但在中国,还是有一些差别。因为中国的学生与导师的关系,带有些传统师傅与徒弟的色彩。
我认为,在中国,在当下制度体系没有一个有力改变的情况下,学生在跟导师相处的过程中,要做到两点:学会主动和学会拒绝。
在我读书期间,也曾看到有一些学长或学妹偶尔会帮导师买饭,送到导师办公室。严格定义起来,这应该是与学术无关的事务。但我个人建议,学生帮忙做些这些事也无妨,不要计较太多。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换作是舍友让你帮忙带饭,你怎么办?你肯定会帮忙。因此,可以把这些跑腿事情想像是帮朋友的一个忙,出于友情。
关键这里有一个问题,万一真的遇到那种,屡次让你做这些与学术无关的事的导师,又耽误了你太多的时间,你该怎么办呢。
比如出现了《名校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不闻不问》文里描述的“上博士2年来,杨的学术科研没有任何进展,但却经常被要求早上去停车场接送她去办公室、拎包送水;还得陪她吃饭,逛超市,去她家打扫卫生,给她擦车冼车,陪她出去应酬,酒桌上被要求给她挡酒,喝醉后还得陪她打麻将”······
我主张,没有商量的余地。在本身科研没有出现任何成果的情况下,在面对导师这些要求时,学生应当学会拒绝。 而我们发现,在这些事例中,学生们都拉不开脸,而是任劳任怨地做着任何合理与不合理的事。宁可自己咬牙坚持受累,也不愿或不敢拒绝。
但拒绝也要注意讲究一些方法,最好不要粗暴的拒绝。
我想起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我读研期间,因学业上的事务跟某一个女副教授接触多些。随后,这位女老师就时不时地指使我,帮忙做些苦力活,比如她换办公室,让我去帮忙搬花盆,整理分类书架上的书之类的,久而久之,我心里就很不情愿。
有一天,我就提出了拒绝,但我没有很生硬的提出。我低着头一副很委屈很抱歉的样子,说我有某很重要的事需要去做,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最后她也没办法,只好接受了。自那以后她没有再找过我。
尽管她心里肯定有些不开心,但我态度上至少没有出现生硬的拒绝,没有生硬的博了她的面子。毕竟,我是“怀着一颗想效忠而不得已必须离开的态度”。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更高明的,不太驳对方面子更好的做法,这时的稍微“装腔作势”一下又何妨。
但如果这样做还不可以,我们必须勇敢的进一步提出拒绝。试想,一个丝毫不考虑学生想法和自私的导师,有什么能力和资格,给予你做人和做学问上的指导和教诲呢。我们可以向学校提出换导师的申请,甚至可以搜集好证据,大胆的为自己的权利而据以力争。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有的时候,一些咄咄逼人的人就是这样,专拣软柿子捏。
在国内,很多博士都是农家出身,而农村出来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朴实,加上从小成绩就优异,自尊心也很要强,习惯于隐忍和负重。但一旦心理上变得无法负重,就容易陷入死循环,找不到发泄口而一下子爆发出来。
我们知道,在高校里,有相当一部分的导师是比较忙的,忙着自己的科研,忙着自己开的公司,忙着自己的行政事务。这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生把导师形象称作为老板的原因。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学术上有所进步,你必须得主动联系导师。 比如,你可以常谦逊地给老师发信息或邮件,提出希望在导师空闲时,能够当面请教一个问题。又比如,经常主动问导师,在老师的科研项目上,自己能不能参与,尽一份力。甚至劳动有钱,没有钱都无所谓等。
迟早,你的主动好学会被导师所关注。我想起了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里写的,当初他求教老师学问的场景:“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
从古到今,求教学问,寻求自己的进步,都是需要主动的。
另外,你千万不能奢求或要求导师会天天催着你看书做实验。因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