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敏人民大学教授

1. 为什么要坚持“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这就形象地说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人民有没有信仰，是关系到国家有没有力量、民族有没有希望的大事。我们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了这样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有了这样的长远奋斗目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国家自然就有力量，民族自然就有希望。
习近平同志曾经把理想信念比作精神上的钙，人没有理想信念，没有信仰，就会缺钙，得软骨病，站都站不起来。没了骨气，在敌对势力进攻面前，就会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一攻就垮，甚至不攻自垮。他一再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不仅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也是这样。
我们应该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
“8·19事件”后，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反共演说，没有一个军人起来反对；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共产党，拥有2000万党员的共产党毫无反应，红场上没有一个人表示抗议。接着苏联就被解体了，出现了亡党亡国的悲剧。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呢？应该说，戈尔巴乔夫执政6年多时间，全盘否定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否定苏联的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广大党员和人民丧失了理想信念。思想战线被攻破了，其他战线也就守不住了。
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夜之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被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悲剧，用血淋淋的事实表明，理想信仰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苏联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演变，敌对势力都是从意识形态开始，舆论先行，先搞乱人们的思想，然后制造政治动乱，乱中夺取政权，最后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是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舆论界盛行不要问姓“社”姓“资”，不要问姓“公”姓“私”，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例如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在给高级干部讲课时强调，“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那都是虚的。把经济搞上去才是实的。”谁多讲一些马克思主义，多讲一些共产主义理想，他就是“左”。然而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里存在和发展的，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独立存在的生产力。发展经济，总有一个在什么制度下发展的问题。搞现代化，不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搞_本主义现代化，客观上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我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搞现代化的，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科技上、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占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强调共产主义的理想，人们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跌入资本主义陷阱。不讲理想信念的实用主义是十分危险的。
应该看到，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是深深懂得这一点的。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讲了一件事，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今天（指1988年）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1983年，我游历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见了几位东欧集团的领导人和数百名平民。从他们当中传出了一个明朗的信号：共产主义教条作为激发人们的力量已经死亡。”“东欧共产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仰。当今大多数都是野心家和官僚。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心已经破灭。”“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
过了两年时间，东欧国家纷纷发生了和平演变，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费一枪一弹，就在这些国家里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尼克松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事实证明，尼克松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不得不佩服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政治敏感性，尼克松从东欧国家从上到下丧失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实用主义现象中敏锐地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必然性，并由此预测到未来的前景。尼克松的判断以及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理想、信念的缺失，信仰的缺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决不能等闲视之。不讲政治、不讲方向，成天沉湎于行政、技术具体事务的实用主义，长远来看是会出大问题的。“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然而却是被苏联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事实证明了的真理。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恩格斯早在1890年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怎么变化，朝什么方向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如此。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有积极作用。我们不得不利用私有制来发展经济。我们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不能搞单一公有制。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又有处于补充地位的、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非公有制经济，其中主要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分配制度方面，既有按劳分配，又有按要素分配，因而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剥削，甚至还会有两极分化现象；从生产目的来看，既有满足人民需要的生产，又有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从经济运行角度看，既有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又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两种因素，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所以，这种社会主义还“不大合格”。这两种因素既有合作的一面，它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由于性质的不同、生产目的的不同，也存在矛盾和斗争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在两种因素并存和矛盾斗争中变化发展的。
既然有矛盾和斗争，就有一个朝什么方向变的问题。这种格局，更显得树立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如果处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不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强调最终目标是实行共产主义，引导人民一步一步地朝着共产主义走，如果广大党员丧失了理想信念，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
1994年，我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联系苏联演变的教训考虑我国的前途问题。他提出一个观点：“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以共产主义为灵魂，为总纲。纲举目张。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写进党章的。抓住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放弃了这一点，就要演变。苏联、东欧都是如此。中国所以还能够支撑，就在于还没有放弃这一点。抓住了这一点，就不会‘左’右摇摆，即使摇摆也不会太大。放弃了，就不知道摇摆到哪儿去了。苏东不就是这样吗？”
总结苏联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把树立牢固的理想信念放在重要位置上，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核心。
怎样做到“人民有信仰”呢
首先应该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坚定。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迷信，而是有科学根据的。马克思主义是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理论体系，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我们相信它，并为之而奋斗，是因为它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凝结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只有认真读经典著作，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才能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种不好的倾向。不认真读经典著作，不懂马列，却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指责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过时了，那个原理是空想。有人公开鼓吹“离经不叛道”，反对读经典著作。这是荒唐的。“道”（基本原理）就在“经”（经典著作）中，离“经”必然叛“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应该认真落实这一重要指示。
其次，应该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清除它们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国门打开，各种资产阶级理论、学说，涌了进来，加上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一些人理想信念发生动摇，_疑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国内经济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多元化现象。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蔓延开来，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等，它们利用改革的时机，轮番发起进攻，严重冲击着人民的理想信念。不可否认，有的人在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攻面前，不大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信仰淡化甚至动摇了、丧失了。所以，意识形态领域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坚决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分清理论是非，在斗争中坚定人民的理想信念。应该看到，思想理论阵地没有真空，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去占领，超越意识形态是做不到的。这里，必须有亮剑精神，决不能当“开明绅士”。
再次，应该密切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是完全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的。不相信这一点，就会动摇我们的信仰。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联系中国的实际，那就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不联系实际，不解决问题，人民就不相信了。我们应该努力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得越好，人民越是有获得感，他们就越相信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越坚定。
共产主义是我们的远大理想
实现共产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共产主义并不是虚无飘渺的，它既是理想，又是现实的。我们必须把现实纲领同最高纲领统一起来。我们每一项措施既是从实际出发制定的，同时又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步。制定任何政策、措施，必须考虑一下，这项政策、措施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呢，还是背离最高纲领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向共产主义迈进，人们就会越来越相信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理想。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做好各项工作，人民的信仰一定能够越来越坚定，国家越来越有力量，一定能够抵御各种风浪，战胜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作者：周新城
来源：《中华魂》2017年第12期

2. 中国当代书法家排名

感谢邀请

中国汉字书法门派众多，当下有哪些著名的书法家？

1、启功：（1912年——2005年），满族，当代中国著名书画家、国学大师、鉴定家、诗人。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

启功先生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他执教六十余年，在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人才。他为促进祖国教育事业，报答老师教育之恩，延绵陈垣先生的教泽，用出售字画所得200余万元，设立了励耘奖学金。启功先生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书画家，他的旧体诗词亦享誉国内外诗坛，故有诗、书、画“三绝”之称

3. 收集人物资料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农村的一个贫寒家庭。他勤奋好学，13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省城武昌高等学校，但当时他并未想到要学地质。离开家乡坐船到武昌去上学时，他看见帝国主义军舰在长江里横冲直撞，激起的大浪掀翻了中国的小木船，非常气愤，发誓一定要学造船，造出大兵舰，把洋人赶出长江，赶出中国!后来，他果然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被保送去日本，学造船工业。可是，造船需要钢铁，钢铁又要矿石作原料，于是，李四光又远渡重洋，去英国考上了伯明翰大学预科学采矿。学了两年，他又考虑到造船、造机器需要铁矿、燃料，可铁矿、燃料全都埋在地下。中国地大物博，矿藏一定很丰富。因此，第一重要的是要找到铁矿、煤矿、石油，而要掌握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就得学地质学，于是他进了地质系学习地质，同时还兼学物理系的课程。这期间，他获得了学士、硕士的学位。
20年代，李四光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获得了伯明翰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解放后，李四光对我国的能源、地震、矿产资源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推动了我国地质工作的开展。他还非常精通于古生物学、第四纪冰川地质和地质力学。李四光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打破了“中国贫油论”的错误论断，为中国人民找到了大油田。
长期以来，中外地质学家总是一致认为“中国贫油”，这是因为在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现的大油田的地层在几亿年前大多是海洋形成的，因此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有生油的条件。而中国的地层在几亿年前大多是陆地，所以断定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李四光不同意这个观点，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考察，认为不论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只要具备了生油的条件和储油的地质构造，就能找到大油田。在他的考察和研究下，陆续发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李四光为我国的地质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4. 对金灿荣、张维为、陈平等人，大家如何看待他们的言论

这三人是某一类专家的代表。这种专家永远是中国最好，外国最坏；中国最厉害，外国都是纸老虎。他们之所以没有被封杀，也是因为他们的确代表了一种希望，就是要老百姓更加自信更加爱国。但是，真正一个有自信的国家和老百姓会面对挑战，认识不足，同时也懂得尊重别人，尊重他国。很可惜，这类专家显然不懂这个道理。

但相比于那些“跪得太久”的所谓“公知”，我更欣赏金灿荣、张维为，中国的自信、中国的自强，是无法通过膝盖与地面的接触获得的。

想要立足于世界，首先要挺直脊梁！这样的人士越多越好，把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从中国的舆论场清理出去，像清理垃圾一样！

5. 上海财经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1、严济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属长；

2、杨纪琬，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重建和恢复的创始人；

3、曹沛霖，政治学家、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中国政治学理论博士点最早的3位博士生导师之一；

4、娄尔行，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会计学家之一、中国会计学博士点最早的2位博士生导师之一；

5、褚葆一，经济学家、中国世界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北钱南褚），早年留学欧洲；

6、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硕士第一年在上财学习基础课。

(5)钱学敏人民大学教授扩展阅读

排名：在2019 U.S.News全球最好大学学科排名中，经济学与商学位列全球第156；在2018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统计学位列全球51-75，金融学位列全球76-100，经济学位列全球101-150；

在荷兰蒂尔堡大学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科研排名、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全球商学院科研排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金融学排名、美国杨百翰大学全球会计学排名中，相关学科已进入或接近全球前100。

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知名校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知名校友有：

学界：

1）贺 铿：著名统计教育家与经济计量学家，中国经济计量学开拓者、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2）何盛明：著名财政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则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曾任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秘书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3）王利明：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委员、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会长，《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典草案》起草者，多次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授课

政界：

1）钱运录：原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兼秘书长，中共第十六、十七届中央委员

2）黄嘉华：学者外交家，曾任常驻联合国特派全权大使兼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3）关广富：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商界：

1）王明权：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申银万国证券有限公司、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朱小黄：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中信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3）田国立：现任中国银行党委书记(2013年4月起)，董事长。

4）陈四清，中国银行副行长。

5）姚中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长

6）马明哲：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一所以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为主干，兼有文学、史学、哲学、理学、工学等八大学科门类的普通高等学校，由原隶属财政部的中南财经大学和原隶属司法部的中南政法学院合并组建而成，是教育部直属的四大财经院校之一，是国家“211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之一。

7. 我国有哪些比较有名的刑诉法学家

法学家，一般是按照法律部门分类的，分为：理论法学、法律史学、宪法学版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权民商法院、诉讼法学、军事法学。刑诉法学属于诉讼法学的一个分支。
按照《当代中国法学名家》所载，诉讼法学较为专业的学者有：
“卞建林 常 怡 陈光中 陈桂明 陈瑞华 陈卫东 程荣斌 崔 敏 樊崇义 顾培东 江 伟景汉朝 李 浩 刘家兴 龙宗智 沈达明 沈德咏 宋英辉 谭 兵 谭世贵 汤维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国枢 王敏远 王亚新 徐静村 严 端 杨荣馨 张卫平 周国均 左卫民 孙长永 李昌道...”等人。

8. 任恢忠的有关新闻报道

因种种原因，任恢忠没能圆他的大学梦，他进了福清林业部门工作。但他对哲学的痴迷却一发不可收拾。从这时起，任恢忠养成半夜起来读书的习惯。为了省钱买书，他把一分钱掰成两分用，还把烟戒了。几十年时间，他拥有了1万多册的藏书。 从1972年起，任恢忠每个月都要坐来回至少3个小时的车，来到省图书馆看两三天书，饿了就啃两口馒头充饥，累了就趴在桌上打一个盹。这一习惯，坚持了20年，他在这里做了60多本读书笔记。每次从省图看书回来，家里小孩都来翻包，永远是书。
任恢忠真正进入哲学境界是在1977年他因“帮派关系”被下放林场劳动改造后。这是一个偏僻的山沟沟，离他僻远的福清东瀚镇所在地还有60公里。 初到林场，没人敢与他同吃同住。任恢忠倒是乐得静下心来读书。他独自住进了林场堆放化肥的一间旧屋子。他把家里的书一捆一捆运来，又一叠一叠地摆放在床头床后床下。白天，他与工人们一起劈草炼山，晚上一个人静静地看书、写稿、思考。那时的任恢忠，心灵深处的愿望，有如大海深处的潜流，虽湍急汹涌，却不显波澜。就是在这间小木屋中，就是在这绿色森林的宁静中，任恢忠梳理着他的思考……
1979年4月，任恢忠终于完成了18万字的《试论矛盾的多重性和无限性》，它和1960年的第一稿和1969年的第二稿不可同日而语。但等待任恢忠更多的是责难和挖苦。1980年2月，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福州搞个讲习会。任恢忠在讲习会上把自己的论文作了介绍。他刚一讲完，就遭到炮轰：“研究的方向根本搞错了！搞什么矛盾的多重性！”“这个题目太大了，跟你身份太不相称了！”“太狂了，应该由像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来进行这种理论概括和突破……” 讲习会后，有人挖苦地叫他“任克思”，有人干脆把他当疯子。福清就有个老师，特地跑到县林业局来看任恢忠是不是疯子。对于这些，任恢忠默默地忍受着。不过理解的人也还是有。福州大学一位教授看了任恢忠的稿子后，非常感慨地说：“你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一位中国的哲学家。” 任恢忠说，在他心灵遇到困压的时候，这些话就是信念的绿洲。 任恢忠把文稿打印了200册，向全国有关高等院校、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寄发。他收到了100多封回信，像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都来信给予积极的评价。任恢忠还北上南京大学天文系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在与南大天文系朱灿生教授座谈时，任恢忠将天体运动的普遍形式归纳为“自旋与互为绕转”，得到了高度的评价与赞赏。从南京回来后，任恢忠再次沉下心来，并用了整整7年的业余时间，对第三稿进行翻改。1992年11月，一个新的哲学框架，终于诞生了。“我的快乐在另一个世界” 经过8次的碰壁后，任恢忠的哲学手稿终于被上海的学林出版社接受——《物质·意识·场》一书1995年正式面世。任恢忠为此付出了整整33年的时间！ 任恢忠开始享受成功的喜悦。1995年11月，任恢忠突然收到一封落款为“北京国防科工委钱办”的信。钱学森先生看了任恢忠的书后给他写来了亲笔信，说“读后拓宽了视野，深受教益”，指出“这是探索新的哲学思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因此是有价值的，要重视”。 当时很多人认为任恢忠在吹牛，中国科学界的泰斗怎么会给任恢忠这个小人物回信？谁知道是真是假？1996年，任恢忠特地利用开会的机会绕道北京，拜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钱学敏——钱老的堂妹，让她鉴定那封信。钱学敏一看笑了，说：“当然是他的亲笔信，他还跟我谈过这本书呢。”
其实，支撑任恢忠30多年在哲学领域苦苦跋涉的永恒动力更在于追寻真理过程中一次又一次新的发现的快乐。他说：“其实还有许多好心的朋友都不大理解我为什么对哲学如此痴狂。我也知道创造精神财富的人，得不到物质财富。我很累，很苦，但我的快乐在另一个世界。” 任恢忠永远也忘不了1980年深秋的那个凌晨。整理了一个晚上材料的他，脑海中突然闪现过一个念头：零点运动。他被自己的发现激动着，睡意顿消。他意识到，在扩展运动和发展运动之间，有一个“零点运动”，就像是纵坐标和横坐标之间有一个原点“零”一样，在起着中介和引渡的作用。一切物质体系的生成与消逝、消逝与生成，都必须通过零点运动来进行引渡与转化。一种特殊而强烈的感觉向他袭来，任恢忠心里充盈着快乐。这是一种任何人和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给予的快乐。任恢忠兴奋不已，第二天一早，他就给他的朋友写信，说：“从今天起，我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了。” 生命走向“零点” 沉浸于“另一个世界的快乐”的任恢忠从来没有停下在哲学王国探索的脚步。 1998年，他去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圆了少时北大未名湖的哲学梦；1999年1月，他又完成了对《物质·意识·场》的修订；他还计划新出三本书《心态平衡论》、《一场未被理解的科学革命》、《面对死亡的哲学思考》，其中两本已经完成初稿，另一部提纲已完成。 但是，正当任恢忠的哲学研究进入快车道，一场厄运降临到他身上。去年11月，从日本考察回国后的他被查出患有晚期肺癌。为了治病，任恢忠自费留学日本的大女儿放弃学业回国，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儿子不得不借债救父。 任恢忠的哲学观点与“零”密不可分。现在，他的生命也快走到了一个“零点”。恰如他的“零点运动”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一切物质体系的生成与消逝，消逝与生成，都必须通过零点运动来引渡与转化”，生命和哲学思想都面临“零状态”引力的任恢忠，能否得到一个“引渡与转化”的契机？ 哲学家遭遇生命难题 任恢忠目前因患晚期肺癌病困广州复大肿瘤医院，耗尽家财。昨日，他向记者表达他的一个特殊意愿：愿意转让他花了33年著成的《物质·意识·场》一书的版权，用于治病，争取两三年时间赶出另外三部专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董光壁曾大胆论断——中国有两个半哲学家，半个哲学家是身兼美学家的李泽厚，一个是提出“物质不是无限不可分的”的金吾仑教授，再一个就是认为“世界是由物质与意识并通过场而构成的”的任恢忠。 任恢忠原是福清市东瀚镇林业站的工作人员。41年前他以4.5分之差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失之交臂，成终生憾事。然而任恢忠对哲学的痴迷并未因此而改变。相反，他花了33年的时间，在哲学的殿堂里探赜索源，孜孜以求，如痴如醉。家人说他：买参考书一万册，卖草稿纸八十斤，摘资料两橱柜，说梦话一箩筐。
有志者事竟成。1995年，经三易其稿，任恢忠出版了30多万字的哲学专著《物质·意识·场》，对世界的构成、运动的规律等重大问题进行开创性的探讨，提出了“矛盾具有多重性和无限性”、“零点运动”等全新的哲学命题和哲学范畴。当年11月，科学界泰斗钱学森亲笔致信任恢忠，说“读后扩宽了视野，深受教益”，称赞“这是探索新的哲学思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1996年9月，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行了“《物质·意识·场》暨中国当代哲学学术讨论会”。来自中科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所的全国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会。据与会专家称，为一个小人物的哲学著作而举行一场高规格的学术讨论会，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随后，学林出版社破例出版了评论集《哲学新意境的求索——评〈物质·意识·场〉》。
1998年后，任恢忠到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圆了他青年时未名湖的哲学梦；他应邀到北京社科院工作，进行哲学研究；他已经对《物质·意识·场》一书进行第三次修订……正当他继续向哲学高地进发时，2003年11月，他却被查出患有晚期肺癌。半年多来，家人为他花费了50多万元，已是耗尽家财。任恢忠不忍心连累子女，多次想放弃治疗，但又舍不下手头三部未完的书稿，这才下了拿“版权换生命”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