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湖北大学女教授

① 聂利的教授点评

科学研究也要从娃娃抓起湖北大学教授李宗荣
我不是昆虫学家，对蜜蜂发声问题没有研究。但是，对“聂利之梦”产生了兴趣，受到了启迪。无论最后关于蜜蜂发声问题的结论如何，聂利的故事是感人肺腑的。我这里有感而发。
从聂利身上可以看出的我国中小学生“不唯书，不唯上”的怀疑精神、逆向思维以及通过实验验证假说的科学精神，的确难能可贵。贯穿在聂利之梦中的聂利精神，对于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创新大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就像乒乓球、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一样，科学研究也要从娃娃抓起，从中小学抓起。
可惜，在目前的大中小学校的教师队伍中，像邓从新那样的指导老师太少了。在我所经历的一场辩论中，一位大学老年教师最后打出的一张王牌竟然是：“我讲的都是书上说了的。”对方则反驳道：“我所说的迟早要写到书上去！”试想，如此“唯书”的老师，何以培养出有创新能力的学生？
不久之后，我看到一个美国小朋友在“出书”。有一天，密苏里大学一个朋友的儿子乔治，要我看他的小本子，笑眯眯地对我说：“Imadeabook.”(我出了一本书。)我接过来一看，它有小32开大小，像我国小学高年级“手工劳动”课外活动课程中的作品。其中，有他作的画，简短的文字说明，包括家庭、朋友、生活等，10页左右，封面像硬皮精装本。我看完后问他：“Isthisyourbook？”(这是你出的书？)他“Yep”(是)了一声，就拿回他的书，十分得意地跑开了。这个6岁娃娃与近60岁的大学教师对“书”的看法几乎完全不同！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育和心理学教授J?索耶博士在新书《创造力：人类创新的科学》中指出：人人都有创新潜质，创造力是可以培养和提高的，并且需要不懈的努力。我们现行的学校教育制度肯定是有缺陷的，需要发展。为着提高青少年一代的综合素质，应当开展许多试验项目，研究在大中小学校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目标、方法和措施。如邓从新所说，科学研究的过程比结论更重要，只要学生用科学的态度投入了，即使结论错了，对学生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我认为，创新的基础首先是学习和继承；然后是推陈出新，不断积累。真正到了水滴石穿的时刻，自然有重大的科学成果问世。创新是一种思维的习惯和方式。创新精神的培养不能仅仅只是学校的任务。在我国，有着比较浓厚的“唯书”、“唯上”的传统和习惯。整个社会需要营造一个鼓励“离经叛道”、“标新立异”的科技与文化氛围。
科研的过程比结论重要——与聂利的指导老师邓从新的对话
邓从新，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中心小学高级教师，1988年起专门从事自然课教学，连续三届当选为荆州市教育学会小学自然专业委员会理事、连续三届被评为湖北省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员，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其“湖北省农村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他指导了近200名学生在国家、省、市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奖，聂利便是其中一个。我们的对话也由此开始。
记者(简称“记”)：邓老师，你是不是有什么“法宝”，何以指导出这么多的优秀学生？
邓从新(简称“邓”)：没有。但我非常喜欢学生提出“怪”想法，鼓励学生创新。在课堂上，我常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去独立思考，如棉衣能产生热量么？怎样将一杯水保温时间最长？另外，对学生提出来的有探索、研究价值的新点子，我则认真指导学生去一步步完成，聂利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记：听说聂利提出“蜜蜂不是靠翅膀振动发声”后，你给了她奖励。
邓：严格说不是奖励。我给所有提出新观点和想法的学生都会奖励一张科技小报，上面盖上“明天小小科学家”的红印章。
记：你有没有料到聂利的实验会获大奖？
邓：(笑)没有。我一向认为科学研究的过程比结论更重要，只要学生用科学的态度投入了，即使结论错了，对学生也是一次深刻教育。也就是说，获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获奖前后对学生的培养。起初，我们学校并不看好聂利的实验。
记：那聂利是怎么获奖的呢？邓：2003年，为选出优秀作品参加第十八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荆州市专门搞了一个评审，当时我们学校并没有把聂利的作品报上去，后来，有一个评委觉得我们学校呈送的作品一般，希望重新送上作品，于是聂利的作品就在第二次被选中了。
记：你认为聂利是个怎样的学生？邓：聂利好玩，但比较踏实、上进心强，做事情有始有终，能经得住考验，是个比较优秀的孩子。
记：小学时，聂利成绩如何？邓：各科成绩比较平衡，语文、数学和自然课的单元检测成绩都在80分以上，是个尖子生。
记：聂利获奖后还有没有找过你？邓：当然有。聂利家离小学只有50米，她有时还来请教我关于蜜蜂发声实验的事。
记：初一暑假，聂利在你的指导下，又进行了一次实验，有没有什么收获？
邓：聂利对专家的鉴定结论不满意，并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是，由于实验设备简陋，还是用过去的器材、按过去的实验步骤，所以没有新的发现。
记：你认为聂利会不会放弃这个实验？
邓：目前没有。每次见到我，聂利都会谈谈蜜蜂发声实验，并说一下自己在初中的成绩情况。
记：华中农业大学雷朝亮教授曾公开表示，希望聂利好好学习，将来考取华农，雷教授将对她好生培养。
邓：是有这回事。我曾多次提醒聂利好好学习，慢慢等待机会。现在，聂利已暂时停止了各种研究发明活动，用功读书。她也希望自己能考上重点高中、大学。
记：聂利父母现在是怎么看待她获奖的？
邓：非常重视。聂利读小学期间，父母并不认为她是有潜力的孩子，他们长年在浙江打工，好几年春节都没回，聂利一直是跟奶奶、妹妹一起生活。现在，聂利父母为了照顾她专心读书，他们是轮流打工，总要保证留一个在家负责聂利的学习和生活。
其实，聂利获奖一事还渐渐改变了家乡的生育观念，改变了过去“女不如男”的错误思想。
记：你觉得聂利获奖前后有什么变化？
邓：更懂事，读书更认真。

② 湖北大学数学系教授都有谁

湖北大学数学抄与统计学学袭院的教授与副教授名单：

教授

吴传喜

李落清

刘合国

张绍义

田范基

万成高

李光汉

文胜友

曾祥勇

徐运阁

刘慧清

彭志刚

余杨

副教授

夏长清

黄朝炎

游春林

唐元义

尤俊桥

胡清峰

郑大彬

付应雄

邹斌

聂昌雄

李胜华

孙志敏

向妮

陈媛

③ 湖北大学有没有年轻的教授

湖北大学有年轻的教授的，比如湖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学院的教授吴成群就很年轻。

高校老师年轻化将给学校科研带来强大推动力。作为一位26岁的年轻女孩，她在科研上一定是干劲十足的，有精力有冲劲有才华，这样的年轻副教授将给高校科研带来多大的活力啊！教授年轻化将使得高校教学科研团队充满朝气。

湖北大学师资：

每年湖大总共只有补助一千万的话，可能花在人才引进上的就只有100w，但是相比较其他的211学校而言，可能光用在人才引进上的费用就超过1000w。科研工作者也是要养家的，哪有那么多所谓情怀对吧，除非本硕博都在湖大，感情很深的。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湖北大学

④ 女教授在图书馆无故辱骂学生，被人拍视频举报了，教授为什么如此极端呢

这名教授之所以如此极端，就是因为她感觉自己教授的威严受到了挑衅。在图书馆学习的时候，大家都会自觉的将手机调成静音，放低音量尽量不发出噪音。毕竟图书馆本身就是以一个静音区域，大家在这其中学习都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如果说产生除学习以外的声音的话，确实是会让人比较的烦扰。可以说在图书馆里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能够遵守图书馆规则的，即使有时候不小心发出声音也会主动的对其她的同学表示歉意。

在我看来，这名女教授的行为之所以如此极端，就是因为她感觉到自己教授的尊严受到了挑衅。或许对于她来讲，她觉得自己是教授，相对于学生来说是很高的存在。因此学生提醒她的举动，就是在无视她的威严。可能在她看来，大概认为作为教授的她可以在图书馆做任何的事情，哪怕发出噪音打扰到了其她同学，但是因为她是教授，其她的同学也应该或者说是必须要忍受她。

⑤ 王娟的个人简介

女（1965），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省化学化工学会无机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内湖北省“无机化学”精品课程容负责人，湖北大学“无机化学”优质课程主持人。1982~1989年在武汉大学化学系无机化学专业学习，分别获理学学士及理学硕士学位。2001年被评为湖北大学副教授。2009获武汉科技大学材料专业博士学位。近几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湖北省和武汉市科研课题及横向课题多项。专著多部。
主要研究领域：
1. 新型配合物的合成及光、电、磁学等性质的研究
2. 配位催化乳液聚合
3. 配合物在环保、药物化学方面的应用（与中科院水生物研究院、福建省微生物所合作）

⑥ 张希院士与张俐娜的关系

张俐娜，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1984年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结识丈夫杜予民，1986年两人毅然回国并组建团队研究纤维素。2011年3月，张俐娜被授予“美国化学会安塞姆·佩恩奖”。2011年12月，张俐娜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杜予民，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2013年，以张俐娜为第一完成人，杜予民为第二完成人的“基于天然高分子的环境友好功能材料构建及其构效关系”课题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同为武汉大学知名教授的两人，已相濡以沫54年，成为武大校园的一段佳话。

家庭寄语：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亿万家庭美满幸福！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姚鹏

见到张俐娜时，她和丈夫杜予民刚刚在武汉市民之家参加完一场专门为十对院士专家夫妻举办的金婚盛典。同为武汉大学知名教授的两人，已相濡以沫54年，成为武大校园的一段佳话。

“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家庭分不开，和我们对国家的感情也分不开。”9月28日，在武大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接受采访时，这位已经79岁的中科院女院士始终保持着挺直的坐姿，轻言细语，不疾不徐。

“我的人生和事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过很多困难挫折，但家庭始终是支持和包容我的港湾。” 谈起自己的家庭，张俐娜说，这么多年来，是家庭教会了自己爱与责任心，是对家庭和国家的爱为自己提供了前行的支撑和动力。
父母亲经常教育我们要爱国爱家”

张俐娜1940年出生于福建光泽。父亲张杰和舅舅谷霁光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同学。张俐娜幼时随父母迁到江西南昌，父亲在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当馆长。母亲则在小学教书。

1949年，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张俐娜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父亲工作的大学当时有很多进步学生，他们当时都欢欣鼓舞，自发迎接解放军，还带我和弟弟去看庆祝游行。”张俐娜回忆当时的情形，当看到解放军宁可在露天空地宿营也不打扰老百姓时，幼小的她在心中对新中国的未来隐隐产生了许多美好的向往。

“父母亲也经常教育我们要爱国爱家。”张俐娜告诉记者，父亲的言传身教对她影响深远。那一代知识分子讲奉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父亲78岁从图书馆馆长的位置退休后，还为图书馆义务工作了16年，他对奉献及责任的诠释，影响自己很多。后来，父亲为家里的孩子们定下了24个字的家训：诚实守信、刚正不阿、悉心钻研、锲而不舍、爱国爱家、宽厚待人。这24个字一直被她视为父亲留下的最宝贵财富。

从小到大，张俐娜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小学毕业后，张俐娜考入江西省南昌一中初中部。1955年，初中毕业前夕，刚好赶上国家扩大中等师范学校招生，要为农村及偏远地区补充小学教员，张俐娜响应号召，准备报考师范学校。

“那时的教育强调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所以我们也就从小对国家、人民和这片土地都充满了热爱和责任心。”张俐娜这样解释当年那个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纯真选择。

不过，老师马叔南认为，张俐娜去当小学老师，有可能埋没了她的潜能，向校长举荐说，张俐娜是块当科学家的料。校长便以“组织决定”的形式要张俐娜改填当地最好的高中。结果，这次报考师范还是报考高中的选择，成为张俐娜人生的转折点。张俐娜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一举考上了南昌市第一高中，三年后，又以高分被武大化学系录取。

张俐娜至今记得马叔南老师对自己说的：“要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她说，遗憾的是，在自己当上院士之前，马老师就去世了，不然，他一定会很高兴。
“我很幸运，总是遇上学问好、有责任心的老师。”张俐娜回忆，读高中时，化学老师非常严格，课上得很好，所以她最喜欢上化学课，她花在化学上的工夫并不多，但化学成绩出乎意料的好，总是考满分。

“母亲要把爱和责任传承给子女”

进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后，张俐娜一直埋头苦读，直到大四，才认识了将与她相伴一生的杜予民。杜予民是比她高两届的同系师兄，当时已经作为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两人在快毕业时终于互表心意。

1963年，张俐娜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虽然成绩优秀，但由于家庭出身原因，她没能留校与杜予民相伴，而是被分配到了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然而，异地恋没有阻隔这对恋人的心。1965年，两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开始了10年的两地分居。

尽管独自一人在外工作生活要面对重重挑战，张俐娜并未放弃努力。进入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后不久，张俐娜接手了为火车研制新型刹车皮碗的任务。当时曾发生过一次较严重的列车事故，一列从广州开往苏联的火车，在寒冷的北方因刹车失灵发生故障，尽管避免了翻车，但车体严重损坏。经过调查分析，事故原因被认定为刹车皮碗失效，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制造皮碗的合成橡胶无法抵御北方的寒冷，容易发硬、变脆，导致刹车失灵。

经过艰苦的努力，几年后，张俐娜研发的刹车皮碗得到了认可，被用于中国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甚至用在了毛主席的专列上。她本人也被铁道科学研究院认为是“受欢迎的”知识分子。20世纪70年代初期，受到重用的张俐娜已经开始负责援外科研项目。
此时的张俐娜，已经是一双儿女的母亲，杜予民远在武汉，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遇到要出差，就只能让孩子们上全托。这让她越来越难以安心待在北京，她希望孩子们像家族中的长辈一样受到完整和正规的教育，也放不下一个人留守武汉的杜予民。最终，她决定给孩子们和丈夫一个完整的家，在1973年向武汉大学提出了调回化学系的申请。

好不容易回到武大的张俐娜非常勤奋，从不拒绝被分配的工作，做实验、带学生、校对别人的书稿，一样不落，只希望不要被调离武大：“我不怕做小事。做每一件小事都认认真真，而且我也非常喜欢做实验，几乎到废寝忘食。”

繁忙的工作，让两人没有时间辅导孩子，但两个孩子从小被张俐娜培养出良好的学习习惯，遇上两口子都出差了，姐弟俩就自己管自己。两个孩子之间的感情也很好，有一次张俐娜带儿子去串门，同事给了儿子一个烧饼，一转眼他就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去给姐姐送饼了。后来，姐弟俩先后从华农和武大本科毕业，又凭自己的实力，去了国外深造。

“父母的言传身教真的很重要，特别是当母亲的要把爱和责任传承给子女。”回忆这段经历，张俐娜认为，正是温馨的家庭、孝顺的孩子让她和丈夫没有后顾之忧，为以后的科研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一楼大厅的墙上，挂着所有与武大化学系有渊源的院士照片，张俐娜是其中唯一一位女性。
“半路出家”的张俐娜，46岁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当时的职称还是一名讲师，年过七十之后才后来居上成为院士。有人评价她是“大器晚成”，她自己也常说自己是一只“笨鸟”， 只不过愿意付出比其他人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工作和学习。

“结婚54年，他一直支持我”

其实，在张俐娜的奋斗之路上，夫妻同心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

1983年，杜予民前往日本东京大学当访问学者，此后，张俐娜赴日探亲，其间，她在大阪大学化学系的一位名教授对张俐娜赞赏有加，邀请她进入实验室工作。于是，1984年，张俐娜也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日本大阪大学留学。

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两人接触到了许多站在学科最前沿的科学家，开阔了视野，也找到了自己的研究目标。

在日本，张俐娜发现，不少公司都非常重视高分子可再生资源的研发。

“塑料要450年才能降解。”张俐娜解释。不可再生的塑料、橡胶对环境的伤害很大，据推测，按照目前的污染速度，2050年，海洋里的塑料体积比将超过鱼类，这将成为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此外，总有一天石油也会枯竭。而从天然的动植物中提取制造生物质高分子新材料来取代现有的塑料制品，不仅原料取之不竭，而且使用后只要添加微生物即可降解，不会对环境造成永久伤害。不少发达国家已经禁止或部分禁止使用塑料，支持可再生的高分子材料进入市场，并提供相应的税收和政策优惠。
1986年，张俐娜和杜予民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坚定地选择回国。出于对国家资源前景的远虑，两人开始把目光瞄准生物质资源天然高分子材料科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探索纤维素等高分子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手段与路径。

回国后，张俐娜和杜予民组建了各自的科研团队，杜予民在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张俐娜在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院系不同，却因为共同的目标有着共同的方向。杜予民指导的团队主要研究甲壳素，张俐娜指导的团队则主要研究纤维素。两个实验室不仅实验仪器、设备共享，思想情感也是“共享”的，经常互相参加彼此召开的学术报告会。

为了攻克纤维素新溶剂及材料的难题，张俐娜和杜予民夜以继日地工作，几乎没有双休日、节假日和寒暑假，每天在教室、实验室和家之间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为了工作的连续性，夫妇俩的生活节奏要比别人慢一拍。午饭经常要推迟到下午一两点，晚饭经常要到晚上七八点。

那段时间，杜予民和张俐娜唯一的消遣，是在宁静的校园内，手牵着手散步，边走边交谈。

就是这看似轻松的时刻，两人的话题仍然离不开科研。

“我们结婚54年，他一直支持我，我们一直在并肩作战，留下的都是美好的足迹。”说起杜予民，张俐娜的幸福溢于言表。她说，每当自己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杜予民就带她和孩子一起出去玩一天。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路携手，两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这一路走来才不孤独，人生才没有遗憾。

2000年1月,张俐娜的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这一年，她已经60岁。在这个年纪，许多人已经退休。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经过无数次测试、建立模型和机理研究，张俐娜和她带领的研究团队终于突破传统方法，创建出NaOH/尿素水溶剂体系和低温快速溶解纤维素的崭新方法，并提出低温溶解大分子的新机理。同时，初步实现低温溶解纤维素纺丝的“绿色”工业化试验。这一世界首创的水溶剂低温溶解高分子技术，可望取代目前环境污染严重的黏胶法，从而为生物废弃物制作新材料打开了一扇“绿色”的新大门，以此为基础，各式各样新材料的发明都成了可能。
由于这种“神奇而又简单”的水溶剂体系具有在纤维素工业中推广的产业化价值，2011年3月，张俐娜被授予“美国化学会安塞姆·佩恩奖”。该奖是国际上纤维素与可再生资源材料领域的最高奖，张俐娜是半个世纪以来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

2011年11月，张俐娜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武汉大学第一位女院士，也是湖北唯一的女院士。

2013年，以张俐娜为第一完成人，杜予民为第二完成人的“基于天然高分子的环境友好功能材料构建及其构效关系”课题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我从没想过当院士。”张俐娜说，自己没有博士学位，当年调回武大后，也不敢想能成为名教授，想的就是好好工作，义无反顾往前走。到后来也只是觉得研发生物质材料利国利民，应该去做。

“这一路碰到过很多困难挫折，面临过许多失败、误解，甚至是嘲讽和诽谤。但人不可能一帆风顺，既然选择了科研，就应尽量做好，像父母和老师期望的那样努力学习，为国家出一份力。”

“我想，我会干到干不动为止。”张俐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