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汽车使其熄火大学教授兼科学研究院

1. 茅以升简介

个人概述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 中国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他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次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1921年获美国加里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回国后，曾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唐山交通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杭州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建国后，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第二届副主席、名誉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九三学社第五至七届中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高级会员，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协会会员。30年代，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工程技术上的成就曾令国外同行对中国的桥梁建筑工程师刮目相看。50年代，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过程中，茅以升担任由中外专家组成的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解决了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的14个难题。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1982年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1933年领导设计、修建杭州钱塘江大桥，是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他还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1959年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为这个历史性的重大建筑贡献了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智慧。茅以升是中国现在桥梁工程学的重要奠基人。作为一名教育家，茅以升在教育界工作的二十余年中当过五所学校的教授、两个大学的校长、两个学院的院长。他积极倡导科普教育，撰写了《桥话》《中国石拱桥》等大量的科普文章。
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他10岁那年，过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压在茅以升心里。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从此，茅以升只要看到桥，不管它是石桥还是木桥，他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茅以升上学读书后，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积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
茅以升中学毕业后，先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年毕业后，由唐山路矿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留美，成为研究生，9月起程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报到。谁知该校注册处主任傲慢地说：“中国唐山这个学校从来没有听说过，必须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注册”。经过考试后，茅以升的成绩极佳，便给他注册为桥梁专业研究生。从此以后，唐山路矿学堂毕业生保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的，特许不再经过考试这一关了。茅以升于1917年获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业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桥梁力学第二应力》，这篇论文，在当时具有世界水平，因而荣获加利基理工学院颁发的金质研究奖章。1919年12月，24岁的茅以升毅然回国，在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任教授。茅以升说：“回顾我的读书生活，这14年的努力，好比造桥，为我一生事业建造了坚实的桥墩。”茅以升学成回国后，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江苏省水利局局长，交通部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北方交通大学校长等职。
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他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从此，茅以升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字和新建的大桥一起留在祖国各地。经过5年的努力，茅以升终于将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建成。
9月26日，是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65周年纪念日。65年前的今天，以茅以升先生为首的我国现代桥梁工程先驱在钱塘江上建成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在中国桥梁工程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钱塘江大桥开工于1934年。当时，浙赣铁路正在兴建，要与沪杭铁路衔接，需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钱江乃著名险恶之江，水文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其水势不仅受上游山洪暴发之影响，还受下游海潮涨落的制约，若遇台风袭击，江面常逞汹涌翻腾之势。钱塘江底的流沙厚达41米，变迁莫测，素有“钱塘江无底”之说。因此，民间有“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谚语，工程技术界也认为在钱塘江上架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茅以升先生少年立志于桥梁事业，后又负笈美国，于康奈尔大学和卡利基理工学院专攻桥梁专业并获博士学位。他看到祖国江河上的钢铁大桥均为外国人所建，颇为痛心，决心为中国人争气，架设中国人自己的大桥。于是迎难而上，慨然受命，自任桥工处处长，请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寝馈于斯，志在必得。
建桥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打桩。为了使桥基稳固，需要穿越41米厚的泥沙在9个桥墩位置打入1440根木桩，木桩立于石层之上。沙层又厚又硬，打轻了下不去，打重了断桩。茅以升从浇花壶水把土冲出小洞中受到启发，采用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冲出深洞再打桩的“射水法”，使原来一昼夜只打1根桩，提高到可以打30根桩，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建桥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水流湍急，难以施工。茅以升发明了“沉箱法”，将钢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压气挤走箱里的水，工人在箱里挖沙作业，使沉箱与木桩逐步结为一体。沉箱上再筑桥墩。放置沉箱很不容易，开始时，一只沉箱，一会儿被江水冲向下游，一会儿被潮水顶到上游，上下乱窜。后来把3吨重的铁锚改为10吨重，沉箱问题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困难是架设钢梁。茅以升采用了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运法”，潮涨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钢梁便落在两墩之上，省工省时，进度大大加快。
钱塘江大桥是一座经受了抗日战火洗礼的桥。建桥末期，淞沪抗战正紧，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有一次，茅以升正在6号桥墩的沉箱里和几个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电灯全灭。原来因日军飞机轰炸，工地关闭了所有的电灯。钱塘江桥冒着敌人的轰炸，终于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
钱塘江大桥建成后，为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建桥纪念碑的碑文记录了这段悲壮的史实：“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在敌机轰炸下昼夜赶工，铁路公路相继通车。支援淞沪抗战、抢运撤退物资车辆无算，候渡百姓，安全过江，数以数十万计。当施工后期，知战局不利，因在最难修复之桥墩上预留空孔，连同五孔钢梁埋放炸药，直至杭州不守，敌骑将临，始断然引爆，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当时先生留下‘不复原桥不丈夫’之誓言，自携图纸资料，辗转后方。”为了阻断敌人，茅以升受命炸断了亲手建造的大桥，这是何等悲壮的义举。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实践誓言，又主持修复了大桥。建桥、炸桥、复桥，茅以升先生始终其事，克尽厥责。
钱塘江大桥建成于抗日烽火之中，再生于和平建设之世。她不仅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而且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使沪杭与浙赣两条铁路相连接，使钱塘江两岸由天堑变通途。通车65年以来，她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当地经济的繁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钱塘江大桥既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茅以升先生把工地办成学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人才。我国一些重要桥梁工程，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一些负责人都曾经历过钱塘江大桥建设的洗礼。
钱塘江大桥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展示了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以茅以升先生为首的我国桥梁工程界的先驱在钱塘江大桥建设中所显示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为人先的科技创新精神，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又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又接受修建我国第一个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1955年9月，大桥正式开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两年。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落成典礼。茅以升设计这座大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上层为公路桥，宽22.5米，其中车行道宽18米；下层为铁路桥，宽18米。正桥长1155.5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总长1670.4米。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并把武汉三镇联成一体，确保了我国南北地区铁路和公路网联成一体。
1958年在北京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也对党的工作极端负责，他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作了全面审查核算，最后签了名。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著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等。
他自1954年起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1987年10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为我国和世界桥梁建筑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9年11月12日病逝。
编辑本段茅以升 职业生涯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授，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从此，开始了前后30余年的工科教育事业。次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副院长）。1922年7月，他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东南大学工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河海工科大学，茅以升任首届校长。1926年，任北洋大学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即北洋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校务管理、教学体制，课程设施、教学设备等，都作过重大改进，使学校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深受师生的拥护与爱戴。
茅以升五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始终关心母校兴衰，为母校赢得了荣誉和功绩。1991年，西南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后唐山铁道学院迁四川省易名西南交通大学）树茅以升铜像永志纪念。
茅以升开创了“学生考先生”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终身致力于教育改革，发表了《工科教育之研究》等20余篇论著，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理论结合实际的教育制度。

2. 汽车系毕业论文范文

汽车毕业论文，一定是不能抄袭，抄了，过不了，要原创的，我发现很多同学想抄袭，但最后很惨过不了，还给老师骂！难受啊。

3. 有人知道朱九思得故事没 高分

朱九思

男，江苏扬州人，1916年生。我国著名教育家，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名誉博士。1936年入武汉大学学习，1937年12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执教，1953年--1984年任原华中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其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85年至今从事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任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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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后，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爆被免职内幕17年后，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爆被免职内幕
发信站: BBS 珞珈山水站 (Fri Nov 11 10:28:03 2005)

刘道玉是武汉大学的蔡元培，是19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开
创了武大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十七年前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
得罪了保守势力，被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武大辉煌不再，刘道玉成了武大学子挥之
不去的心结。从此，“有井水处皆咏柳词”－－有珞珈学子处，皆有刘道玉话题。11月5日
晚，应武大某学生社团邀请，刘道玉时隔十七年后首次重登武大讲台，就他的新作《一个
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刘道玉卸职时仅有3－4岁的大学生们竟然为之沸腾了，许
多学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掌声雷动－－为这位传奇的校长，为这位最有个性的校长
，为这位永远站在学生一边的校长。以下是选摘自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被免职
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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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
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
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
革力度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
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
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
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搅说诙�欤?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
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
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
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
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
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
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
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
。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
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
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
，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
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
，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
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
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
，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
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
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
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
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
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
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
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
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
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
，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
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
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
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
“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
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
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
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
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
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
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
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
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
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
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
，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
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
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
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
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
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
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
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
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
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
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
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
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
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
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
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
，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
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
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
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
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
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
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
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
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在一个县
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
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
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
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
，看去还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
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
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
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
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
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
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
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
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
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
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
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
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
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
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
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
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
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
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
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
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
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
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
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
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
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
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
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
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
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
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
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
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
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
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
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
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
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
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
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
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
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
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
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
，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
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
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
，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
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
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
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
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
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
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
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
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
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
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

你可以自己去看

4.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荣建：“新基建”不能忘记补基础设施短板

（文/彭科峰）当前，随着疫情之后的一波新政的推出，新能源汽车市场也开始逐渐火热。同时，在国家“新基建”的计划中，也明确提到了新能源、智能网联、智慧城市等相关内容。对此，北京工业大学教授荣建在接受车友头条专访时表示，新能源汽车是智能网联的合适载体，但在“新基建”的过程中，也不能忘记补上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短板。
荣建目前在北京工业大学交通研究中心任交通工程系主任，同时担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交通运输规划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并且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共享出行分会任秘书长，此外还在建设部市政公用行业专家委员会城市交通（公共交通）专家组、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中国交通运输学会交通与物流科学研究分会等与交通相关的专业协会担任要职。同时，荣建还编撰出版了大量交通研究专业文章，参与了国家及地方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
本土新能源车企需加强品牌建设
作为大学教授，荣建所在的学校和小区都安装有充电桩。尽管目前自己还没有购买电动车，但他敏锐的发现，这些充电桩的使用率并不高。
“很多充电桩实际是坏的，长期也没有人来维修，这导致电动车主的体验并不好。”荣建表示，充电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是阻碍当下消费者选择电动车的障碍之一。
此外，荣建认为，当前新能源汽车的实际续航里程依然达不到燃油车的水准、高能量密度电池引发的安全性问题，也是导致当前电动车无法快速普及的原因。不过，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问题都有望得到解决。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今年以来，尽管国内的新能源车市长期低迷不振，但是作为外来者，国产特斯拉却异军突起，在三、四月份取得了不俗的销量。今年3月，国产特斯拉甚至卖到1.5万辆左右。相比之下，国内的一干新能源品牌相形见绌。
对此，荣建表示，这主要是由于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强大的个人品牌效应所致。马斯克作为美国科技圈的代表人士，其在发射火箭等方面已经聚集了很高的人气。这些效应自然会转移到其创立的特斯拉身上。此外，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外国品牌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和追捧，这也是特斯拉能够在国内取得成功的原因。相比之下，本土的新能源车企需要在品牌营销方面多下工夫。
传统车企在智能网联大潮中面临挑战
当下，汽车新四化的大潮越演越烈，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多个文件，对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行规范。对此，荣建认为，相比传统的燃油车而言，新能源汽车因为其本身的特点，自然而然的成为智能网联的合适载体。
“相比燃油车，新能源汽车有更多的电子设备，加上5G的使用，将会加速电动车的网联化”，荣建表示，当前智能网联汽车主要有两种路线，一种是强调单车智能，就是在汽车上装载更多的传感器和设备；另外一种路线就是车路协同，主张道路基础设施和汽车进行协作。其中，前一种路线是是车企所主导，后一种路线是政府和研究机构来主导。
从荣建的角度来看，车路协同或许是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主线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样以来，车企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会被削弱甚至有可能边缘化。因此，传统车企在智能网联的大潮中将面临诸多挑战。
“这也是当下宝马、奔驰乃至吉利等诸多车企都在纷纷往移动出行服务转型的原因。他们也看到了这个趋势，都在努力进行适应，不过其效果还有待观望。”荣建说。
“新基建”需补上旧短板
当前，“新基建”的呼声越演越烈，成为时下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汽车产业自然也有很多方面和“新基建”相关，比如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移动储能、智能交通等等。
对此，荣建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国家推出的“新基建”计划无疑将会对于当前的国民经济有拉动作用。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的重点发展产业，也会因此获得发展的契机。不过，在强调发展新科技、新产业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补上过去数十年来国家在各种基础设施方面的短板。以城市交通、智能交通为例，在红绿灯、交通标识等城市道路交通的基础设施方面，相比发达国家，即便是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也存在明显差距。尽管这些方面看上去非常不起眼，也并不那么“高大上”，但其能够起到的作用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新基建”不能忘记弥补过去的一些短板。
“另外，长期来看，在北上广这样的超级大城市，交通出行的集约化、共享化将是大势所趋。因此，在这些区域，希望国家进一步放松限行限购政策，可能是不大现实的。”荣建最后表示。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5. 汽车评价研究院三大世界十佳动力评价结果发布暨高峰论坛举行

3月27日，汽车评价研究院主办的“龙蟠杯”第六届世界十佳变速器、首届世界十佳混合动力系统、第二届世界十佳电驱动评价等3项世界十佳动力系统评价结果在京发布。行业组织领导、高校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齐聚机械工业出版社，共同见证这一产业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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