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博士生外国导师

『壹』 如何与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在网上联系

打010-114，问来清华大学的电话，她源给你的是总机

打总机问某院系的电话，对方给你院系办公室电话

打院系办公室电话直接找该老师，或问其电话或联系方式。一般博导都有自己办公室，他们会给你办公室电话（手机一般不给），打办公室电话，如果他本人不在也许有学生在，跟学生沟通更方便。

如果你是高二的，你要他们帮助干什么？？
难不成想。。。。。

『贰』 清华大学博导名单

清华大学博导名单如下：

控制与决策研究所：

教授：周东华、叶昊、王凌、何潇

研究员：吉吟东

副教授：尚超

信息处理研究所：

教授：朱松纯、张长水、张学工、周杰、李梢

研究员：李军、陆文凯

副教授：江瑞、高飞飞、汪小我、冯建江、鲁继文、赵虹、古槿、谢震

系统工程研究所：

院士：管晓宏、Tamer Basar

教授：陈峰、季向阳

副教授：吴热冰、张靖、刘烨斌、索津莉

助理教授：乔晖

信息光电子研究所：

教授：陈宏伟、陈明华、郝智彪、黄翊东、刘仿、罗毅、孙长征、张巍、郑小平

副教授：鲍捷、崔开宇、冯雪、霍力、马骋、盛兴、王健、汪莱、熊兵、薛晓晓、张洪明

讲师：林星

『叁』 连淑能的教学研究

为英汉语言与中西文化、翻译理论与技巧、跨文化交际学，已发表80多篇论文，撰写、主编、编写和翻译18部论著，代表性的有《英汉对比研究》、《英译汉教程》（学生用书、教师用书）、《英语基础语法新编》、《论中西思维方式》、《外语科研的创新问题》、《关于建立汉英文化语言学的构想》、《再论关于建立汉英文化语言学的构想》、《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历程》、《牛津剑桥之谜》、《中西思维方式：悟性与理性——兼论汉英语言常用的表达方式》、《英语的“抽象”与汉语的“具体”》、《与外语学生谈综合素质》等，荣获部、省、市20多项嘉奖。
1984年负责修订《英语基础语法新编》（刘贤彬、蔡丕杰、连淑能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72；连淑能修订，1984年修订版），加强对书中的重点和难点的论述，作了较大的修订、增补和调整，重新出版，先后印刷 7次，共 60万册，远销大陆及港澳地区。这是我国外语界在“文革”期间以至八十年代罕有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该书首次提出英语五大基本句型之说（SV、SVP、SVO、SVoO、SVOC）。全书以句子为重点，以基本句型为线索，用句法带词法，通过层次分析，解剖句子结构，由简到繁，由繁返简，辅以简易图解。出版之后，收到海内外读者大量来信，普遍认为“这是一部速成英语语法书”，英语五大基本句型之说也常被英语学者及其教材和论著采用，影响较大，1988年荣获福建省社会科学（1979-1987）优秀成果奖、厦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 专著《英汉对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出版后，获得外语界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外语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博士生导师王宗炎教授特地为本书写了序言，认为作者在这一领域“身居前列，奋勇争先，成绩比许多人好”，本书“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用意义”，作者“继承了赵元任、王力、吕叔湘等先生的传统，同时又采摘了外国学者O.Jespersen, H.W.Fowler, R.Quirk 等等的精华，加以消化熔铸。脚踏实地，取精用宏，这是他的成功诀窍。”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潘文国教授在《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2002）指出，“80年代，英语界出版过一些走从内到外路子的语法书，但全面运用这个方法进行汉英对比研究的，连淑能是第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论坛（2007）认为，“连淑能先生的这部著作概括了英汉语法差异的精神实质，尤其是宏观上的差异。这本书对于翻译尤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全书的安排也非常的独特。”专家王菊泉教授在《什么是对比语言学》（2011）一书中评论：“该书出版以后已多次重印，被列为全国外语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必读参考书或教科书，是英汉对比研究领域和翻译界过去十几年间最为普及、影响最为深广的著作之一。”台湾大路书屋（2002）评论：“本书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论述与实例并茂，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对英汉语言研究工作者、英汉翻译工作者、英语教师、对外汉语教师及广大英汉语学习者都有参考价值。”《现代外语》1995年第2期发表卢伟的书评“《英汉对比研究》的特色”，对此书和作者的学术思想作了全面、深入、中肯的评述和分析。辽宁外贸学院教师王珑珑评论（2005）：“我把这本书视为自己学英语的圣经，它真让我大开眼界，使我理性地意识到英汉语在语言结构和文化心理上的差异。”中国读书网读者评论（2009）：“本人多年采用该书作为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级学生的教材，也用作指导科研的参考书，学生非常喜欢，深感受益匪浅。”该书1993年出版后，年年重印，至2010年重印16次，仍供不应求。各地许多院校和读者把该书用作研究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颇为成功，反映甚佳，认为“该书有较高的学术性、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科学性、系统性”，“适合教学，又便于自学参考”，“书中还留下许多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能启发研究生继续深入研究，是一部很好用的优秀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因而荣获国家教委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优秀奖、福建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厦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等，并被选送参加国际书展。
应出版社和广大读者要求，2010年9月，连淑能教授的《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问世，由国家顶级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3年内重印6次，淘宝、当当、亚马逊、京东等网站都在热卖。增订本不仅扩充英汉语言对比的内容，而且探究其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另外还开辟新专题，论述中西思维方式，从而追根穷源，扩大了对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增订本从此升级为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交叉性对比研究。全书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论述与实例并茂，宏观与微观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完美地响应了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重要题词：“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作者甚为赞赏培根的名言并以此指导此书写作：“我们不应该像蚂蚁一样只会收集，也不应该像蜘蛛一样光会从肚子里吐丝，而应该像蜜蜂一样采百花来酿蜜。”硕士研究生周璐、姜筠（2012）认为，“《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正是作者采百花所酿出的蜂蜜，着实甘甜可口，令人受益匪浅。”
《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出版之后，获得专家学者和读者极高评价，见于许多书刊和网站。该书出版才几个月，互联网上已好评如潮，现仅摘取几例：“增订本是至今我所读过的最权威、最深刻、最令人启发的英汉对比研究的专著。该书论及古今中西的哲学、文化、语言、社会、心理、逻辑、思维方式等许多方面，富有指导意义，读了就会觉得非常有用，多读不厌。”“此书可以让你对汉语和英语，尤其是英语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很多章节读完后会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本书对翻译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读后很受启发，足见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独到的眼光。”“《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我已经读了3遍，内容非常丰富、深入，信息量很大，受益匪浅。难怪得了很多奖。增订本比原版增加了很多非常有用的内容，对英汉语研究者和广大外语师生都很有用，对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也好用，其中的下篇“中西思维方式”对各行业的人都有启发，非常难得。就这个专题而言，这是至今为止我认为最好的书。我非常喜欢！感谢高教社出版了这样的好书！谢谢作者！”“增订本内容好、质量高、意义大，无疑是一本需要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以求咀嚼消化的好书。”“增订本是对比语言学的经典著作。”权威刊物《中国外语》（2012年第2期）发表专家的书评说，“有人说，这本书在内容上拓宽加深，字字推敲，是求真的典范；也有人说，这本书在形式上精雕细刻，句句斟酌，是创美的标本；两种说法互补，全书堪称真与美的完好结合。求真创美，《英汉对比研究》无疑是深具学术价值的专著典范。”澳大利亚权威刊物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于2013年8月发表书评，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该领域专家、上海左飚教授应邀到几所大学作此书书评讲座，其中也专程到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作了讲座：“求真与创美：谈论著的写作——以连淑能教授的《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为例”，认为应该把此书作为论著写作的典范。 《论中西思维方式》（《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2期，2.5万字）发表后，许多网站、书刊和论文集纷纷转载，获得极高引用率。此后作者陆续作了几次增订，分别刊登在：《英汉语比较与翻译》（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语言与文化》（第二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语言·社会·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经典文库》，2003年；《中华教育杂志》（ISSN1684-0445），香港现代教育研究会，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年；《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冲突·互补·共存：中西文化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最新版本收进作者的专著《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学术界许多专家学者予以高度评价，如：外语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宗炎教授评语：“拜读寄来大作《论中西思维方式》。您抓住一个大题目，洋洋洒洒，条分缕析，值得佩服。”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导师许余龙教授认为，“《论中西思维方式》气势磅礴，系统深入，富有创见，是至今为止同类论著中最优秀的佳作。大作不仅观点新颖，对各项研究富有指导意义，而且文笔优美，逻辑清晰，实为不可多得。我把大作印发给我的博士生，大家都十分称赞，认为写得很好。”清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罗选民教授认为，“《论中西思维方式》如此系统深入地论证一个大难题，令人钦佩。您出手不凡，是我学习的榜样。大作收入论文集《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确为之大为增辉。”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杨自俭教授评语：“《论中西思维方式》从哲学的层面上研究中西思维方式，内容丰富，高瞻远瞩，思路开阔，气势磅礴，富有创见，观点清晰，论证充分，文字流畅，从深度和广度拓展并深化了思维方式的研究内容，对中西语言与文化比较研究有很高的理论指导和启迪作用，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和各行业、各级领导决策也有很强的指导与应用价值，是一篇优秀论文。”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至2004年论文被引用情况的统计分析（见《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11期专文），《论中西思维方式》被引用38次，居所列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榜首。据“中国知网”最近统计，此文被引用851次，被下载7777次，也居被引用论文之榜首。 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精品系列教材”的《英译汉教程》（学生用书、教师用书，连淑能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出版后受到普遍欢迎，陆续收到80多所院校的教师来信、来电，索取样书，要求订购，表示将采用作为教材。教材出版后半年多就重印了3次，许多高等院校已经采用作为本科高年级教材，有的刊物已发表书评，高度评价这部教材。《教程》赠送给参加2006年11月在烟台举行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7次全国学术研讨会”的200多位专家和学者，获得了普遍的称赞和好评，专家大多认为“这是一部盼望已久的精品教材”，“采用启发式的编写方法，这还是首次”，“至今国内出版的英汉翻译教材，好用的很难找到，相信这本教材会得到教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这本教材很适合课堂教学，便于教师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也便于学生学习和掌握翻译理论和技巧，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如此等等。许多教师当场要求购买或订购这本教材。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副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吴建平教授认为：“这无疑是一部精品教材，可以超过陆殿扬编写的《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和其它一些教材。”“相信这部教材会得到广泛好评。可以预见，很多教师会选用这部教材，就像作者的专著《英汉对比研究》一样，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和好评，估计年年都会重印下去。教师用书的编法也与别人不同，除了提供参考译文之外，还提供了教学法提示、论文选题提示等，这对老师和学生有很大的用处和帮助，这也是其他教师用书从来没有的。这部教材是作者20多年翻译教学经验的结晶。”《外语与外语教学》主编、教授徐珺博士认为：“这是一部精品教材，从内容、编法、教师用书等各方面看，都比较新颖、好用。与其它已经出版的同类教材相比，这部教材有很多特色，相信它一定会受到普遍好评和欢迎，就像作者的专著《英汉对比研究》、论文《论中西思维方式》和其它一些论著一样，受到专家和学者的高度评价，年年重印，在书刊上常常被引用或转载，从电脑统计和网上看，被引用率都非常高。”根据已经使用该教材的老师所反馈的信息，这部教材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如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的张文宇老师，任课三个班，共90多名学生。据他从师生评教评学中了解：①学生很喜欢这部教材，普遍认为书中知识丰富、信息量大、练习丰富多彩，对教材及其练习很感兴趣，翻译能力明显提高，收获大。②教师也很喜欢使用这本教材，认为教材编法使学生易学，教师易教，便于教学，也便于自学，教学效果比使用其它教材好，如教师反映说（根据原话整理）：“这部教材按课堂教学的规律和需要设计，收编提纲式的讲解，配以大量形式多样的习题，给学生留下许多思考的空间，便于教师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发现式和研究式的教学方法。教师只要作必要的备课，一书在手，便可走进教室上课”。
2003年2月，连淑能教授参加“厦门大学语言技术中心”，与计算机科学系、中文系、海外教育学院等12位专家教授组成跨学科、理论研究与应用开发并重的研究实体，开展语言信息处理和机器翻译研究。连淑能教授自1981年起研究英汉/汉英机器翻译，于1986年在美国讲学期间与美国八位专家组成研究小组，出席计算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宣读论文《语义结构与机器翻译》，受到与会专家的重视和称赞，美国“Statesman Journal” 在头版作了长篇报道并附大幅彩色照片，美国电脑公司IBM、纽约州立大学、俄勒冈大学争相挽留他，连教授对这些请求都婉言谢绝，如期回国，参加了国家863计划项目“类人机器翻译系统研究”，当时课题经费15万元。（《厦门日报》1998年11月16日曾有报道）。1998年在美国俄勒冈大学讲学期间出席计算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宣读论文《英汉语义结构与机器翻译》，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重视和称赞，同时被俄勒冈大学聘为荣誉教授。
199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参加“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宣读论文《汉英语言与中西文化》，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重视。 自1998年至2010年，连淑能教授先后应邀赴许多大学、学会、研讨会等作了200多场学术讲座，内容涉及广泛论题，如：牛津剑桥世界一流的教育传统、论中西思维方式、外语科研的创新问题、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当代国内外高等学校教学方法改革的趋势、与外语学生谈综合素质、关于右脑开发问题、翻译课教学法研讨、密码速成英语语法等，深受高校师生和领导们的喜爱，每场报告都座无虚席，掌声不断，气氛热烈，常常连走道和台上都坐满了听众。连教授还经常和易中天教授一起应邀到厦门市委党校作报告，至今已作了8场。邀请连淑能教授作讲座的大学和机构如：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苏州大学、湖北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中国海洋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湖南大学、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工商大学、浙江海洋学院、浙江工商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鲁东大学、烟台大学、河南新乡医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中山大学翻译学院、江西理工大学、赣南医学院、赣南师范学院、浙江绍兴越秀外国语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学、集美大学诚毅学院、鹭江大学、莆田学院、闽江学院、武夷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厦门学习中心等国内许多高等院校、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全国高师高专科研方法研讨会、全国高校英语骨干教师暑期研修班、全国高教园区（大学城）建设与管理研讨会、“学之源”科技开发集团、福建外文学会、龙岩外语学会、厦门市委党校、厦门市翻译协会、厦门市公开系列讲座、厦门市图书馆、集美图书馆以及厦门大学各级党政领导、厦门大学网络系列讲座、厦门大学80周年校庆科学讨论会、厦门大学教学工作会议、厦门大学外语节、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图书馆、马列部、海外教育学院、厦门大学文理工科研究生、漳州校区、外文学院等单位和团体。这些讲座分别论述以下专题：系统介绍世界一流大学牛津与剑桥的教育传统、办学经验、如何教学与科研等与我国教育改革密切相关的问题，并与我国的高等教育现状作了深入的比较，找出牛津与剑桥的奥秘所在及其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比较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论述外语科研的创新、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外语学生的综合素质、英语学习的捷径、国内外高等学校教学方法改革的趋势、开发右脑、增强智慧与综合素质等论题，被誉为“牛文化的使者”。在讲座中，连教授也阐述了自己对我国高校改革和如何进行教学、科研的看法，每场报告都深受欢迎和好评，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国内报刊、网站曾有多篇报道。

『肆』 中国哪两位大学教授年龄相差16岁，却同时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公布的新增的有效候选人人名单，共有531人入选本次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评选，能够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学术领域以及科研领域都是极高的成就，就如站在象牙塔尖。

现在的颜宁教授已经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习教授，在201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所公布的新增院士名单当中，颜宁教授入选，在2017年颜宁教授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而现在成功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一路走过来也是不容易。

高福教授和颜宁教授，一位出生于1961年，一位出生于1977年，年龄相差了整整16岁，同时却入选了201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当然，有不少的人表示青出于蓝胜于蓝，颜宁教授一直专注于科学研究，对于科研和教学事业一丝不苟，是中国一位杰出的女科学家，被评选为“中国科学之星”，而这样杰出女科学家也是凤毛麟角，能够入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颜宁教授也是实力担当。

『伍』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评价了恒昌总裁秦洪涛什么

到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的高度赞扬,评价秦洪涛“很像三十年前的黑石集团创始人苏世民先生”。

李稻葵，原籍安徽凤阳，生于北京，湖南、江西农村长大。清华大学管理学学士(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92年)。曾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及香港科技大学，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 。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原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长期关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致力于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炼相关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模式及制度变迁的跨国比较以及大国发展战略。学科为:转轨经济学、公司金融、国际经济学。

『陆』 清华大学建筑系关肇邺几个孩子

关肇邺，1929年10月4日生于北京，广东南海人。建筑教育家，建筑设计大师。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留校任教至今。1981年至1982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现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建筑师学会建筑创作与理论委员会主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被授予设计大师称号，并获得首届“梁思成建筑奖”。著有《关肇邺选集1956-2001》《关肇邺选集2002-2010》等。

关肇邺长期致力于文化、教育建筑的设计和研究，重视建筑对人的情绪、观念、品位等的影响，以至人格的塑造；提倡建筑与自然及人文环境的和谐，强调建筑设计应尊重历史、尊重环境，并体现一定的“时代精神”；提倡建筑应与其功能、性质相适合，反对盲目追求豪华与新奇。由他主持设计的清华大学教学主楼、清华大学新图书馆、北京大学新图书馆、清华大学理学院建筑群、桂林桂湖饭店、西安欧亚学院图书馆入选建国60年建筑创作大奖；清华大学新图书馆、清华大学医学院获得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奖。其代表性设计作品还有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博物馆、中国工程院综合楼、海南大学教学建筑群等。

家学渊源

关肇邺，1929年10月4日生于北京。其父关赓麟不仅是我国铁路运输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近现代颇有影响的词学家和诗人。关肇邺是家里十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和父亲年龄相差近50岁，自觉与父亲距离太远，思想交流不多。然而，在这样一个父亲主导的家庭中，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不能不对他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影响的来源一方面是他所生活的物质环境。幼时他家是一所有着几进四合院的大宅子，位置就在南池子南口的一条胡同内，与天安门的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四合院灰色的墙、灰色的瓦与庭院里的绿树花香形成对比，幽深曲折的胡同与不远处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形成尊卑有序的和谐映衬；城市的边界是高起的城墙和巍峨的城楼，街道的节点点缀着秀丽的牌坊——老北京城这种美妙的建筑秩序深深地印在关肇邺童年的记忆里。多年之后，北京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肇邺仍对当年的 “北京印象”记忆犹新，其中的“和谐”之美被他总结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髓所在，不仅常在课堂上娓娓道来，也充分融汇在他众多的建筑设计作品中。

关家的四合院其实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而是在传统院落基础上由当时著名的工程师、留法归来的华南圭先生按欧洲式的“实用”标准改造过的：把前院的一处九间“勾连搭”房中的两排柱子取消，换了大跨结构，成为一个无阻碍的大厅；生活常用的后院的一圈抄手游廊安上了玻璃隔断，使冬天不必出户而来往于正房厢房之间，并且安装了两套新式的卫生间。这些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是很少见的，让年幼的关肇邺切身体会到了建筑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抗战期间，关肇邺全家留在敌占区，因为父亲坚持不做敌伪的事而没了经济来源，就靠出租住房来维持一家生计。这就需要把住宅隔成几个区，每区自成格局，有大门、院子、前厅、住房和厨房、卫生间等。关肇邺在内的孩子们都参与到丈量画图等工作中，关肇邺曾在自传中称“以最少的工程量而达到这样的目的，实际是个非常有趣的联系实际的建筑设计课题”，而他也“乐在其中，对建筑与生活的关系，开始有了初步体会”。这一工作可视为关肇邺最早接触的建筑实践。

另一种来自家庭的财富是书籍。至今，关肇邺家中仍珍藏着一只古老的欧式大皮箱。当年还是小学生的关肇邺正是从这只阁楼上尘封多年的古怪皮箱中，发现了近百本装帧精美的欧美城市建筑图册，其中壮观精美的都市风光、宫室建筑令人叹为观止，从而大大引发了他对城市建筑的兴趣。这些书籍是其父1905年随戴鸿慈出使欧美九国考察带回的“宝物”。由此，关肇邺养成了对照地图与照片神游建筑、城市的习惯和兴趣。在关肇邺真正从事建筑设计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由于国家正处在封闭、隔绝的年代，中国建筑师没有机会出国考察。然而通过读图，关肇邺对于众多外国城市竟如“身临其境”般熟悉。改革开放之后，他多次出访欧美诸国，初到一个城市时，他凭着对那些街道、广场、建筑的了解，常做同行者的导游，令人误以为他早已来过了。虽然二维的读图不能完全取代对建筑的实地体验，然而读图在先、体验在后的认识方式，往往能令人更宏观、更理性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意义，这也是关肇邺对城市、建筑的看法总能高人一筹的诀窍之一。

求学经历

1947年，关肇邺从美国教会办的北京育英中学毕业，考入燕京大学理学院学习。育英中学与燕大的英语授课，为关肇邺打下了良好的外语基础。

燕大校园的湖光塔影令人心旷神怡。然而更令他着迷的是1948年梁思成到燕大做的一次讲座，讲座的题目是《中国建筑的特征》。关肇邺被讲坛上梁思成先生渊博的学识和学者风度所折服，又专程到清华看了建筑系（当时清华建筑系建系仅两年）的校庆展览。1948年9月关肇邺放弃了燕京大学一年的学历，正式转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一年级学习。

那时建筑系学生总数不过几十人，教学方式使学生和大师们有着众多亲密接触的机会。特别是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爱憎分明，对关肇邺以及当时的建筑系学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求学期间，关肇邺就以设计中的睿智得到了梁思成先生的重视。记得一次设计作业命题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原太庙）内建设一座小型剧场。当时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强大影响，几乎所有同学的设计方案都采用了现代主义方盒子的造型。而关肇邺从小在太庙附近长大，出于对环境的敏感，他的设计方案在现代功能之外，穿上了古典建筑的外衣。曲翘的坡屋顶、金色的琉璃瓦与基地上原有的苍松翠柏、宫墙古刹和谐地融为一体。这份与众不同的设计作业得到了梁思成先生的高度肯定。1950年，关肇邺还是二年级的学生，就被梁思成选中作为设计助手，参与了任弼时墓的设计。梁思成先生还带关肇邺一起向任弼时夫人汇报方案。梁先生能如此平等地对待一个初学建筑的学生，也令关肇邺记忆深刻，为他后来作为师长的平易近人埋下了种子。

1952年毕业后，关肇邺本被分配到沈阳东北工学院建筑系，但通过教育部被临时借调，协助已经病重不能起身的林徽因先生完成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装饰浮雕的设计。他的主要工作是按林徽因先生的吩咐去图书馆找资料，在她的指导下画图、改图、放大做细节等等，而工作地点就在梁林二师家里。由此关肇邺有了更多的机会接受梁林二师面授机宜，也经常能见到前来探望并坐下来茶叙的众多文化大师们——金岳霖、周培源、张奚若、陈家康等先生都是常客。他坐在角落里听他们谈话，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虽然不能完全领会他们的意思，也可说是难得的经历。后来，东北工学院放弃了这个迟迟不来报到的新助教，关肇邺便留在清华做了青年教师，两年后又兼任了清华基建会设计科的工作。

设计思想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国家的建筑方针是“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特别强调经济上的节俭，而美观被放在了可有可无的位置上。对于建筑师来说，艺术发挥的余地不大。但国家百废待兴，年轻的建筑师有机会参与重大项目的实践。1956年，关肇邺27岁，就主持了清华大学主楼的规划设计工作。

清华大学主楼总体上分为西部、中部、东部三段，总建筑面积83000m2，东西两端总长近400米，在当时是国内最大的教育建筑之一。按照当时清华校长蒋南翔的指示，建筑风格学习苏联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形式庄严宏大，但应尽量俭省。为了花最少的钱实现最好的效果，关肇邺在设计中动了不少脑筋。由于社会变动等因素，工程进度时断时续。1966年受“文革”影响，中部建筑削减了二层，临时封顶，开始使用。直到上世纪末，顶楼部分才经重新设计、完全建成。这一作品从形式到风格影响了其后国内众多大学的主楼设计。尽管诞生于困难时期，经济上十分节省，但清华大学主教学楼总体格局却有着很强的前瞻性。直至今天，其内部连续的公共空间等仍能完全胜任清华大学接待国外元首、国际学术大师的需求。2009年这一作品入选中国建筑学会评出的“建国60周年优秀建筑创作300项”。

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期间，全国建筑量锐减，中国建筑师几乎没有实践的机会，学校也停止了正常教学，改招工农兵学员。当时学校不让讲“封资修”的东西，“美观”问题很敏感，一般不能讲。但关肇邺没有放弃对建筑“美”的追求和传播。教学中他曾形象地将建筑的线脚装饰比喻为“双眼皮”，虽然在当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却令学生们至今记忆犹新。即便是单纯出于教学目的的“假题假作”，关肇邺也都认真对待，借以训练自己的设计思维和手头功夫。

1974年，关肇邺带领十余位解放军战士学员接受了北京地铁“东四十条”站（当时名为“工人体育馆”站）站台设计的任务。这是北京环线地铁十多个站台中的最后一项设计，要求不能与已设计的站台雷同，但结构、空间却完全一样。关肇邺在反复思考后提出一个以奥林匹克五环旗的变形为主题的设计。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很多人尚不知何为奥林匹克，更不要说“五环旗”了。个别领导也怕涉外惹来麻烦而表示犹豫。经关肇邺的努力说服，“东四十条”终于建成，后被评选为“北京市80年代十大建筑”之一。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关肇邺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其间他利用工作之余考察各地建筑，并在经济条件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省出经费购买了大量图书，拍摄了数千张彩色幻灯片。美国社会对个性的尊重给他带来启迪，美国校园迥异于苏联模式的空间情趣也深深打动了他。回国之后，关肇邺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开设了《建筑评论》课，把他在美国考察的优秀建筑实例剖析归纳，结合世界的建筑理论动向讲授给学生们。《建筑评论》课如今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的经典课程。

1983年，关肇邺开始了他最重要的建筑作品——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的设计。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位于清华大学核心区，大礼堂之东北，分两期建成。1919年首期由美国建筑师享利·墨菲设计，1931年由杨廷宝先生设计了第二期。二期扩建与第一期风格一致，浑然一体，对校园的核心建筑大礼堂形成衬托之势，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中的一项杰作。新馆即第三期，面积22000m2，约为前两期建筑面积之和的三倍，在当时的清华校园中必是第一庞然大物，如何处理新老建筑的关系是突出的难题。关肇邺的设计是将新馆五层的高大体量退到后面，而把与老馆相同的二层部分放在前面，继续加强了对礼堂的衬托作用；主要入口没有按一般做法置于明显突出的位置，而是隐退到庭院之内，以避免对老馆入口形成抢夺或压倒的态势；外观采用与清华园老区统一协调的红砖灰瓦，门窗形式根据结构经济和阅览室家具模数做了必要的调整和创新，取消了挑檐下复杂的牛腿等装饰；几个主要入口处采用了大面积玻璃和砖拱形符号。这样，新馆就在空间、尺度、色彩和风格上保持了清华园原有的建筑特色，富于历史的连续性，但又不拘泥于原有的建筑形式，透出一派时代气息。正是这样一个“争当配角”的设计为关肇邺赢来了诸多好评。清华大学图书馆三期获得了“国家工程设计金奖”、“北京市八十年代十大建筑”、“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教育部优秀设计一等奖”等荣誉。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有人批评图书馆扩建缺少新意。关肇邺在《建筑学报》上撰文《重要的是得体，不是豪华与新奇》，再次阐明了他的设计理念。从此，“得体”成为关肇邺设计的一个核心原则——没有不变的个人风格，只有“得体”的适合建筑自身地位及周边环境要求的设计才是最好的。

同样的设计理念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扩建设计中就以截然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北大图书馆位于燕园中心区。周围都是大屋顶的传统式建筑。原有图书馆建于20世纪70年代，是实用主义的方盒子、平屋顶，在燕园的整体环境中突兀矗立。图书馆扩建的地段是整个区域的核心位置、轴线对景处，在关肇邺看来，新建筑应对整体环境起到统领作用，采用大屋顶形式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设计竞赛进行的1995年，北京刚刚取消了“夺回古都风貌”的长官指令，那之前的若干年间北京的每栋新建筑都被带上古典屋顶，否则不予批准建设。建筑界对此怨声载道。此时建筑界算是出了一口长气，因此在北大图书馆扩建的竞标中，竟只有关肇邺一人的方案做了古典大屋顶的处理。关肇邺敢于“顶风”设计大屋顶，不为别的，只因为这个地点需要这样一座统领全局的建筑。

关肇邺的建筑观是“总体环境重于个体建筑，个体建筑重于建筑师”。可以说环境是他设计的决定要素。古人云“穷而后工”。在设计中，关肇邺喜欢严格的限制条件。他说，“只有当条件具体而苛刻了，包括要和特定环境紧密联系这一条件，才容易出来有特色的设计。人们很重视‘创新’，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不应总是千篇一律，没有发展变化，但‘创新’不是简单地求新求奇、异想天开，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恰当地解决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是创造性最好的表现之一。”越是看似苛刻的环境要求，越能激发出他的灵感。除了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美校园的清华园中的图书馆、理学院、医学院等建筑外，关肇邺的重要设计作品还包括海南大学教学办公建筑群；西安欧亚学院图书馆、教学楼、办公楼；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馆；北京德胜门外的中国工程院办公楼等等……出于对不同环境条件的应对，这些建筑虽然大多内容相近，都属于文化教育类，但各自形象均有较大距离，初看上去很难判断是出自一人之手。当然，如果细读关肇邺的每件作品，建筑师的精神气质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其中——那是一种讲究文雅却并不奢华的气质。“文如其人”，建筑也如其建筑师，是建筑师思想、意识、价值观的写照。

为人与教学

如果仅用建筑作品来体现关肇邺大师的成就是远远不够的。在关肇邺自己看来，他首先是一名教师，之后才是一名建筑师。作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资深教授，教学工作实际占用了他大量的创作时间，也使其建筑创作的类型、规模、深度等受到极大的限制。然而，关肇邺对此却很坦然。

1984年关肇邺晋升教授，开始培养研究生。为了对每个学生都能全面充分地指导，他三十多年来作为研究生导师招收的研究生总数不过三十几人。每年最多只收一名硕士生、一名博士生，同时在读的不超过5人。就在这为数不多的弟子当中，若干人已经成为中国建筑界新一代的领军人物，蜚声国际。

在清华建筑学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学生们称呼成就高、修养高的老师为“先生”。从前有“梁先生”、“林先生”，而今大家念得最多的是“关先生”。关先生出现在公共场合，总是腰杆笔直，衣着得体，连头发也一丝不苟；关先生站在讲台上总是神采奕奕，语言生动幽默，内容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这是清华建筑学院的学生们所神往、所骄傲的一道风景。

其实，关先生并不像外表看来那么严肃。他为人谦虚、低调，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但与他亲近的学生都知道，先生是个开朗、随和的人，喜欢讲笑话、开玩笑，说话直截了当，有时候调侃人也不留情面。这源于他一贯乐观豁达的性格。如同当初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给他的深厚影响，关肇邺的思想、品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当然，仅有这些还不够。关肇邺要求自己以及学生们能够跳出建筑学的小圈子，站在文化和社会高度看待建筑。关肇邺曾借用《画论》的分级法来谈建筑，将建筑分为四等：产品、作品、精品、神品。“产品”是简单为了完成任务，敷衍塞责之作，应该杜绝以这种态度来做设计，它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作品”是真正当作一回事，有兴趣、有追求而做的。“精品”是背负着责任感、尽最大努力的创作，从全局至细部都反复推敲、精益求精。每位建筑学生、建筑师都应树立精品意识，只要认真去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至于“神品”，那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欲达到这样的水平，只是努力学习建筑还不够，还有赖于多种外围文化的熏陶滋养，以及思想、品格、情感、胸襟等的全面提高。正如“神品”之画，不止在于画家的眼和手，还有赖于其思想境界，诗中的“神品”亦不止在作者吟诗之技能本身，而“功夫在诗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