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导师初北平

『壹』 方俊的人物生平

1904年10月26日生于广州市，他出身于教育世家，祖父母早亡。父亲方遥，早年随其叔父到广州办学，创“随官学堂”，自任总监（即校长），兼教数学，广州之有高等学堂乃自斯人始。家学的熏陶，给幼小的方俊以深刻的影响。辛亥革命后，他随父母回到江苏原籍。
1912年，就读于苏州第一师范附小，之后由于其父在北京任职，随家北上，1919年进北京崇德中学。
1923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毕业后，转读于本科土木工程系。在校期间，方俊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对数学兴趣尤浓。
1926年-1930年，在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测量队任练习生。
1926年，22岁的方俊由于家境贫困，不得不中途辍学，考入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1927年改名为华北水利委员会）当练习生。在河北、山东及辽宁等地从事测量工作。一次，他对一份绘图表格不了解，求知的欲望促使他向测量队工程师求教，不置可否；他转而又去找队长、总工程师。总工程师是一位外国人，他听了方俊的提问，竟咆哮起来说：“你的任务是测量，问这干什么？”这件事激发了年轻的方俊奋发学习。从此，一有空，他一头扎进书本里，工作了4年，坚持自学了4年。这样不但使他获得丰富的测量与制图知识，而且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学识和外语（英语、德语）及数学基础。
1930年，方俊被介绍到由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主持的北平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协助进行申报馆地图集的编纂工作。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尤其是所内有丰富的藏书，大大开阔了他的科学视野。1931年，他翻译出版了第一本译作《投影几何》。方俊的刻苦钻研精神和聪明才智受到翁文灏的赏识，由于翁文灏的推荐，
1930年他进入北京地质调查所，协助进行申报馆地图集的编纂工作。当时，国内还没有科学的地图集，出版的几种中国地图都是根据日本或其他国家的地图仿制而成的，连作为地图基础的格网如何画都不懂，更谈不上科学性和准确性。方俊首先在我国把地图投影理论运用于地图编制工作，吸收美国海岸与陆地测量局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作为中国地图用的兰勃特正形投影和亚尔勃斯等面积投影系统。从此在我国地图编制中，正式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投影方法。为了获得地图的基准，他到山西、河南、安徽、湖北等地进行实地经纬度测量，运用新的资料修正多幅图画。
1934年，上海申报馆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正式出版，这是我国最早和比较完整的一部地图。新地图一经问世，英国权威性的《地理杂志》赞扬这是中国做了件划时代的工作。
1937-1938年，在德国耶那地震研究所学习。
1937年赴德国进修，就读于耶那地震研究所，学习地球重力学。1938年底回国后，先后受聘于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大学土木系、地理研究所、同济大学测量系等单位讲授《测量学》、《地图投影学》、《大地测量学》、《重力测量学》等课程。主要致力于地图投影及地球重力学研究，主编我国最早的一份测绘科技期刊《测量》杂志。1947年接受申报馆委托，继续编制《中国新地图集》。
1937年，他得到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的奖学金赴德国进修。在当时，这对于没有大学文凭的方俊来说，是一种极其非同寻常的事。方俊就读于德国耶那（Jena）的地震研究所（Anstalt für Erdbebenforschung），这实际上是一所地震学、重力学及地球物理勘探学为主的地球物理所，他师从著名的重力测量学家迈塞尔（Otto Meisser），学习地球重力学，从此奠定了他一生研究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的方向。在德期间，除去在研究所内如饥似渴地吸吮科学知识、收集丰富的科学资料外，他还同时在耶那大学物理系听课，并多次参观访问了著名的蔡斯（Zeiss）光学仪器厂、维也纳天文台等地，获益良多。正当他在奋力挖掘知识宝库时，却由于日寇侵华，机关搬迁，经济来源中断，方俊不得不求助于德中协会。该协会的秘书是纳粹分子，他告之：“继续留下，想得到一笔留学费用，可以，但要填一张表。”方俊怒上心头，大声回答：“要我屈志随人，变节卖国，不可能！”随即拂袖而去。1938年底，他辗转回国到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李善邦主持的物探室工作，并在中央大学地理系讲授测量学与地图投影学。1941年被聘到中央大学土木系，讲授大地测量学。
1943年出于对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校长的不满，他毅然辞去教授职务，然后迁家宜宾，被聘为地理研究所（由前中国庚款委员会建立的一个研究机构）大地测量组副研究员及副主任职位，并兼任同济大学测量系教授。在地理研究所，他利用这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开展了他早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致力于地图投影及地球重力学研究，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刊登在国际刊物上，还主编我国最早的一份测绘科技期刊《测量》杂志。抗战胜利后，方俊随校迁回上海，1947年接受申报馆委托，继续编制《中国新地图集》，并兼任同济大学教授。
195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设立大地测量组，方俊被调往南京，任该组组长、研究员。在这期间，他组织了黄河及淮河水利委员会的天文三角测量工作，为治黄及
治淮作出了贡献；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西藏科学工作队，赴藏考察，开展了我国的重力摆仪测量试验；创办《测绘通报》刊物，担任主编。
1951年——1958年他回南京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大地测量组组长、研究员。在这期间，他组织了黄河及淮河水利委员会的天文三角测量工作，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西藏科学工作队，赴藏考察，开展了我国的重力摆仪测量试验。创办《测绘通报》刊物，担任主编。
1954年——1958年先后3次作为我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苏中测绘会议，访问了苏、捷、匈等国。并翻译出版了《测量仪器学》一书。他还参与了我国科技12年规划的制定工作，并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1956 年起方俊作为我国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开始培养研究生。
1957年主持全国天文重力水准网和重力基本网的测量规划，提出方格模板计算方案，被苏联、东欧和我国的教科书称为“方俊方格模板法”。
1958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为了发展我国的大地测量事业，他的建议变为现实，中国科学院在武汉建立了测量制图研究所。
1961年扩建为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方俊任所长（1983年任名誉所长）。在此期间，他又促进了国家测绘局的成立，参与和领导我国50-60年代的重力基本网及天文重力水准网的建设，积极开展地球形状与地球重力学的研究，在研究所内，逐步形成一支比较整齐的研究梯队；60年代后，又致力于人造卫星轨道的地球引力摄动研究，为空间科学提供测绘保障；1976年后，转向固体潮及地球自由振荡的研究，为中国的动力大地测量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60年代初，他参与和领导了我国50—60年代的重力基本网及天文重力水准网的建设，积极开展地球形状与地球重力的研究。60年代后，又致力于人造卫星轨道的地球引力摄动研究，为空间科学提供测绘保障。
1976年后，转向固体潮及地球自由振荡的研究。他花费10余年时间，完成《地球形状》与《重力测量学》两本专著，总结了地球重力学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
1978年他以74岁高龄，应比利时皇家天文台的邀请，率队出国考察访问，和比利时梅尔基奥尔合作，完成了共9个站的重力潮汐观测，共同发表了《中国的固体潮观测》的论文，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1981年又被批准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他多次参加国内外的社会学术活动。
1980至1988年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他多次出国访问，参加过厄特沃斯地球物理讨论会，17届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大会，第9届国际地球潮汐科学讨论会，担任过国际地潮常设委员会委员，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
1981年被批准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1987年之后，方俊继续开拓地球自由振荡的研究，他先后发表了《地球的自由振荡（一）》、《地球的自由振荡（二）》”的论文，并指导学生从理论上结合高低阶简正模信息反馈地球内部构造做了有益探索。

『贰』 芶清泉的个人简介

1917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邛崃县。幼年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他有兄、弟、妹四人，行二。曾先后在大邑县与崇庆县念小学，自幼喜欢画国画。
1932年，考入四川有名的成属联立中学（现名成都石室中学）学习。该学校对数理化课程很重视，教师能力很强，培养了他对数理化的浓厚兴趣。课余时，他看了很多这方面的参考书，培养提高了自学和独立钻研的能力。曾对k乘方数等和问题进行了研究，推证了10多个定理，受到老师们的重视。在高中时期，他曾与同班同学李荫远、周光埛、李文彬等创办了《科学的中学生》刊物，铅印全国发行，印刷费全由同学们节省零花钱筹集。在高三时，又组织了“中国青年自然科学会”，联合有志于科学的青年，共同为发展科学事业而奋斗。他立志要研究科学、发展科学事业的思想，在中学时期就形成了。
1938年，他考入中央大学物理系。抗日战争初期，中央大学全部人员和设备从南京沿长江而上，搬到重庆沙坪坝继续办学，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因此是当时国内图书仪器最齐全、教授众多、规模最大的大学。他在这里主修物理，同时还选修数学系的全部主要课程，曾参加大学数学论文比赛，获第二名。
1942年大学毕业时，因学习成绩优秀，被留校任助教。
1944年，他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作助教，同时在昆明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工作，在著名学者吴大猷的指导下，从事拉曼光谱的实验研究和原子结构与原子碰撞理论的研究。同年，与吴大猷联名在《中国物理学报》外文版上发表了题为《氦原子2S21S态的赫罗拉士式波函数》的论文，在国际上较早报道了关于氦原子双激发态的精细计算。
1946年北京大学由昆明迁回北平（今北京），他在北京大学任讲师，继续从事原子与分子物理的研究工作。不久又在《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外文版上发表了《以电子碰撞产生双K电子离化的量子力学几率》一文，这是国际上最早报道电子碰撞产生双K电子离化的论文。
1952年建起了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物理系，他任物理系副主任，并先后兼任金属物理、磁学、普通物理及固体物理教研室主任。长期以来，他一边教学，一边搞科研，在原子分子物理、固体物理、高温高压物理及物理力学方面作出了成绩，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1960年，在芶清泉的推动和参与下，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东北物理所（长春物理所的前身），他兼任所长。同时，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62年，国家以聂荣臻副总理的名义聘请他为国家科委物理学科组和冶金组的成员，并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务委员，参与制订国家科学十年发展规划的补充规划。
1977年，他负责制订了我国第一个原子与分子物理发展规划。
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芶清泉的人造金刚石合成机理的研究成果在大会上获奖，并被评为先进个人。同年，在全国力学规划会上，他又主持制定了我国物理力学的发展规划。
1979年，受教育部的委托，他在吉林大学组建了我国第一所原子与分子物理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3年内培养了16名原子分子物理的研究生，为我国的原子与分子物理及物理力学的发展打下基础。
1981年芶清泉被评为原子与分子物理专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
1983年芶清泉调到成都科技大学，经过几年的奋斗，创建了高温高压物理研究所，任所长，后扩充为高温高压与原子分子科学研究所，侧重研究高温高压下的原子分子状态、相互作用过程及新材料的原子分子设计和高温高压合成，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开展了物理力学问题的研究。自1983年以来，他一直是中国物理学会原子与分子物理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力学学会物理力学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及四川物理学会理事长，为推动原子与分子物理和物理力学的研究与学术交流做了许多重要的组织工作。
1985年芶清泉获得了高温高压与原子分子科学这一学科博士授予权，后又被评为培养博士的重点学科点。他培养了13名博士生，其中有9名已获得博士学位。此外，他还带领其他教师先后共培养了近百名硕士生。他为我国在原子与分子物理和物理力学方面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1986年11月，芶清泉在成都科技大学主持召开了中国力学学会第二届全国物理力学学术会议，参加的人数达100多人，提出的报告有60多篇，内容也比较广泛，它标志了这门学科开始兴旺起来了。会上成立了专业委员会，芶清泉被选为主任委员。
四川大学终身教授，著名的物理学家、杰出的教育家、我国原子与分子物理学科创始人芶清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6月30日18 时在成都与世长辞，享年95岁。
科学成就 物理力学是著名力学家钱学森于50年代初提出和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研究宏观力学现象的微观理论，是近代力学的一个分支。其目的是从构成物质的微观粒子（原子、分子等）的结构和相互作用出发，找出介质及材料力学性质等的计算方法，并对力学过程的微观机理进行研究，使力学问题的解决建立在微观分析与计算的基础上。由于近代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高温、高压、超高压条件下的材料性质问题和材料在各种射线作用下行为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完全靠实验的方法来解决，而急需建立在理论计算的基础上。此外，还需要由微观结构设计工程上需要的介质和材料。因此，要解决好物理力学问题，没有很好的原子分子物理基础是不行的。为了进一步发展物理力学，原有的原子与分子物理并不够用，尚须针对物理力学发展的需要发展应用原子分子物理。为此目的，芶清泉于60年代初就组织人力长期、系统地开展了原子结构、相互作用及原子碰撞的研究工作，为物理力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要计算原子结构及相互作用的性质，进而计算物理力学中提出的介质和材料的力学性质，必须有原子波函数作基础，因此，芶清泉先生首先进行了原子解析波函数的研究，对周期表中第一、二、三、四周期的原子都进行了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于1988年汇总写成了专著《原子结构的变分计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际上仅有的一本原子解析波函数变分计算的专著，其中所列的波函数，在研究物理力学中提出的高温气体、高压气体及高压固体时，都要用到。
为了研究高压气体的状态方程和离温气体中的电子输运性质，他从60年代起就开展了原子间相互作用势和原子碰撞的理论研究，特别对慢电子与原子碰撞散射截面计算这个难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等效势模型）和计算方法，对大量的原子进行了系统的计算，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在《中国科学》和《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又推广这个理论模型于慢电子与一系列分子的碰撞，也取得了成功。
近年来，为了探索氢原子集团能否形成亚稳定的金属结构，芶清泉开展了氢原子集团与能量的系统计算和研究工作。这种工作按常规的办法，是难以做到的，必须建立新的计算方法。为此，他改进和发展了排列通道的量子力学方法，并用它来计算氢原子集团Hn（n=3，4，5，9，…）在得到满意的结果后，他在《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芶清泉从50年代起，在研究原子与分子物理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了稀固溶体理论以及固体中原子间力的理论研究。他发表了《论金属键的本质》、《过渡金属的价数与原子间力》及《论过渡族金属固溶体的原子间结合力》等论文，为提高金属与合金的力学强度指出了方向。
为了适应尖端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1963年，在钱学森的提议下，他从原子分子物理出发，积极开展了对物理力学中提出的高温高压物理问题的研究，指导研究生计算了高压下铜的3d电子能谱；研究了固体和气体中的原子间相互作用势及其状态方程，提出了一种解决百万到千万大气压范围内固体状态方程的新方法。1966年2月，他与钱学森等一起主持召开了我国首届原子分子物理与物理力学学术讨论会，促成了两门学科的长期合作与相互促进。
近几年来，他从氢原子与氢分子的相互作用出发，研究了金属氢高压合成的可能性。在1987年第1期《高压物理学报》上，发表了题为《金属氢的高压合成机理》的论文，阐明了高压下固体氢中的氢分子相互作用可以转变成氢原子相互结合成体心立方的金属氢结构。但当高压去除后，能否仍保持金属的结构？这是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为此，他对H9的体心立方结构进行计算与研究，结果表明，在常压下H，的体心立方结构具有亚稳态。这说明在高压下合成的金属氢结构，在常压下仍可能保持金属氢的结构。因此，在高压下以固体氢来合成金属氢是可能的。金属氢和金属重氢是十分重要的高密度能源材料和核聚变材料，因此，研究它的合成乃是特别重要的课题，其研究结果为人工合成金属氢指出了途径。这是合成金属氢特殊新材料的原子分子设计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他还对LiH及LiD的高压状态方程与相变进行了理论计算。LiH及LiD也是很重要的高密度能源材料和核聚变材料，常常要在高压下使用，因此了解它的高压状态方程和相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单靠实验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是十分困难的，须要借助于物理力学的方法进行理论计算。芶清泉从原子在高压下的状态和相互作用的变化出发，提出了一个新的物理模型和计算方法，直接算出一个适用于200万大气压下的高压状态方程，并且预言在80万大气压附近将出现一个结构相变。这是过去未曾从实验或理论计算得到的新结果。这个研究结果已写成论文发表于1990年的《高压研究》（High PressureResearch）上。这是从原子结构与相互作用出发，成功地应用物理力学的方法，研究高压固体状态方程的一个典型例子。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物理力学这一新学科现已有了可喜的发展。 在特定的物理条件下，让石墨的晶格结构发生变化，即可转变成金刚石。从1972年起，芶清泉为了提高人造金刚石的质量，经常深入工厂，调查研究。他急国家之所急，选择了既有重大应用价值又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人造金刚石合成机理问题，从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出发，按物理力学的方法进行研究。1973年，他发表了《高温高压下石墨变金刚石的结构转化机理》一文，提出人造金刚石专用石墨的标准和金刚石专用触媒的三条优选原则，以指导人造金刚石技术的发展，为提高我国人造金刚石的质量和发展新金刚石品种作出了贡献。1978年，发表了《含硼黑金刚石的结构与合成机理及其特殊性能的探讨》，提出了含硼黑金刚石的物理模型，阐述了它耐高温的机理，并预言这种金刚石具有好的化学惰性。在此理论指导下，芶清泉与他人合作研制成耐热性与耐磨性好的含硼黑金刚石聚晶，同时还提出了硼皮氮心金刚石模型，指导了这方面的实验研究工作。1975年，芶清泉写成《人造金刚石》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这一领域的第一本专著。1986年，他又将先后在这方面发表的论文整理成《人造金刚石合成机理研究》专著，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近数年来，他指导教师和研究生开展了新型金刚石的研究，又取得了若干新进展，例如，以他提出的新理论为指导，研究成功了耐热性好的透明硼皮金刚石，抗压强度离、耐热性好的粗颗粒金刚石，以及用于石油钻头的高耐热高磨耗比聚晶。90年代初，芶清泉又研究成功了硼氮皮金刚石单晶，它具有更高的耐热性。此外，他还开展了金刚石薄膜的形成机理与原子分子设计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和设计思想，用以指导实践，成功地合成出直径较大的优质金刚石薄膜。
从1975年起，受原一机部的委托，芶清泉先后在第六砂轮厂、吉林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举办了人造金刚石短训班、进修班、大专班及研究班，为人造金刚石行业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有效地推动了人造金刚石技术的发展。
芶清泉以他博深的物理与数学、力学基础，长期从事原子与分子物理、高压物理和物理力学的研究，发展了物理力学，他的研究成果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叁』 杨南生的生平

杨南生，其父任仰光中学校长。杨南生1岁多随父母回国，因父亲求职无着，长期颠沛于北京和福建两地之间，直到1929年上小学后，才在北平（今北京）安定下来。七七事变前夕，父母又南迁福建，为不影响他的学业，留他在北平就读，寄居在舅父家中。
父亲的华侨生涯和留日学经济后报国艰难的人生体验，给予他两点可贵的影响，一是爱国，二是学“实学”（指科学）；加之受二舅父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知名教授萨本栋的熏陶，他中学时期就立志要学好科学，为祖国效力。他的数理化，尤其是物理成绩在学校一直拔尖。有一次物理考试，全班大多数人不及格，而他独得100分。他还在全北平市高中生数理化会考中得了第二名。七七事变后，北平日伪政府令学校开设日语课，杨南生极力抵制，不参加日语学习；还退出参加多年的校排球队，以表达民族恨。在汉口失守后，北平的汉奸政府组织“庆祝”游行，他拒绝参加。学校给他记大过惩处，他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1939年，北平已完全被日军统治。他即将高中毕业，大舅父力劝他留北平升学，杨南生则决意去大后方。高中一毕业，他立即离开北平去上海，费尽周折取得一份英国护照，才得以通过日军封锁，从海路到越南，再辗转进入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就读。
杨南生爱科学，尤迷航空，所以择航空为志愿。但是，当他了解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的腐败内幕，进而对当时那种只修不造的航空业有了清醒的认识，意识到学成之后仍然报国无门，于是他痛苦地终止了对航空的迷恋，转入联大机械系学习。
1943年暑期，他修完了机械系课程，受聘到昆明中央机器厂任工务员。1945年，回母校任材料力学助教，逐渐对这一学科产生了兴趣。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946年夏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为刚回国的钱伟长开设的现代应用力学问题新课程当助教，由此获益匪浅，坚定了他从事力学研究的志向。1947年，杨南生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深造。出国前，他征询了钱伟长的意见，选定了塑性力学为研究方向。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于1950年暑期，以《各向同性金属的塑性应力应变关系》的优秀论文，获取博士学位。
在昆明求学和工作期间，他参加过一二一运动和“反饥饿”游行。1947年到英国后，积极参加了左派学生的反蒋活动，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了解中国共产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与支德喻等同学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协留英分会”（简称留英科协），旨在介绍新中国，促进留英学生学成回国参加建设。1950年，他在曼彻斯特大学理工学院“社会主义者协会”主办的活动中，作了“新中国概况”的报告；在留英中国学生会曼彻斯特分会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主办的“中国艺术展览”活动中，作了报告，用幻灯片介绍了北京。
1950年暑期，学业刚一结束，他便立即准备回国。经过斗争，他与妻子及同学数人，才得以持一份“无国籍人士”护照离英，几经周折，转经香港，于1950年10月回到祖国。回国以后，他一心一意要参加实际建设工作，谢绝了几所院校的聘请，选择了重工业部汽车实验室的工作，并被任命为汽车材料试验科科长。1953年10月又转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中央实验室主任，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建，为第一台“解放”牌汽车的制造，作出了贡献。在此期间，他被光荣地选为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于1956年9月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6年9月，杨南生奉命调到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从事高温塑性力学研究，曾发表《三七黄铜的塑性应力应变关系》等论文。
1958年秋，中国科学院遵照毛泽东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指示，组建卫星研制机构，杨南生被委任为1001设计院负责人之一，负责运载火箭的设计。1958年11月，该院南迁上海组成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杨南生任副院长。几年中，他率领广大科技人员和生产工人，先后研制成T5探空火箭模样弹和T7M、T7、T7A探空火箭，与导弹研制部门并行地开创了我国的火箭事业。
1964年8月，杨南生再次接受调动，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四分院（今航空航天工业部第四研究院）任副院长，担任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技术领导工作，直至1983年3月，改任该院科技委员会主任，1984年任技术顾问。1991年5月，他兼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员会顾问。在这20余年中，他南北转战，埋头苦干，领导研制成功10余种用于武器的固体火箭发动机；以及“长征1号”运载火箭末级发动机、返回式卫星回收制动发动机、通讯卫星远地点发动机等多种航天固体火箭发动机；还开展了大量固体火箭推进技术预研课题和几种大型试验发动机的研制，为我国固体火箭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研制第二代固体火箭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他的成就、才学、强烈的事业心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他的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的作风和刚直不阿的品质，在四院广大群众干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有口皆碑。他曾被选为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奖；1984年荣立航天工业部一等功；1985年被国际宇航科学院选聘为院士，成为国际知名的火箭专家。
1978年，杨南生接受了西北工业大学的邀请，开设了塑性力学、弹塑性断裂力学等课程，先后被批准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工作站导师，以弹塑性断裂力学研究为方向，培养了近20名硕士、博士生和博士后。他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学术杂志上发表了10多篇论文，成为西北工业大学弹塑性断裂力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1984年正式被聘为兼职教授，1989年又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
杨南生曾出任中国宇航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第一、第二、第三届理事，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委员，陕西省航空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陕西省宇航学会第一届理事长等职务。
国产汽车材料的开发者
1953年10月，杨南生满腔热情地投入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央实验室的创建工作。他给实验室和设计处的工程技术人员讲授金属材料机械性能、试验数据处理的数理统计等课程，并自编了10万余字的讲义。为了备好课，他常常通宵达旦地苦干。同时，为适应当时向苏联学习的需要，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上夜校，突击学习俄文，并曾参加了《苏联大网络全书·汽车工业》卷的翻译工作。
在工厂基本建设时期，他除了实验室的自身建设工作以外，还配合开展全厂基建用材选配工作。工厂投产后，他领导中央实验室全体人员投入生产第一台“解放”牌汽车的紧张工作，千百种材料都需由他们试验分析，决定取舍，或者确定代用材料；或者提出性能指标去试制。他们从材料方面保证了这第一台汽车的顺利诞生。
第一台“解放”牌汽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的诞生。在这份光荣中，有着作为汽车材料开发者杨南生的贡献。
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创者
1956年9月，杨南生奉命调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
1958年中国科学院以力学研究所为主组建了1001设计院，负责卫星和运载火箭的设计，杨南生被委派为技术负责人。他带领仓促集合的30多位同志苦干了一个月，独立完成了一种可发射100公斤卫星的三级液体燃料运载火箭的设计图纸。这一火箭模型，在中国科学院1958年举办的“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上展出，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参观过。但是，在当时的国力条件下，这样的设计是难以变成现实的。
1958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与上海市商定，将杨南生为首的1001设计院技术人员迁往上海，组成上海机电设计院，以便利用上海的工业和技术基础，由小到大地发展我国的空间技术。杨南生被任命为该院副院长，担负技术指挥的重担。
1959年1月，中国科学院调整了空间技术发展规划，决定首先把重点放在探空火箭研制上。上海机电设计院的任务遂转入探空火箭研制。在杨南生的主持下，先设计了一种有控制的T5火箭，但因条件限制，仅试制出模样弹，随后就下马了。在总结了T5火箭的经验教训后，1959年四季度开始研制无控制的T7火箭，并且为了培养队伍、掌握技术，决定先研制模样火箭T7M。工作展开后，很快取得了可喜的进展。1960年2月，他们自行研制的T7M这一试验型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它使用液体主发动机、固体助推器，起飞重量190公斤，飞行高度8—10公里。同年9月，又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实用型探空火箭T7。它是在T7M的基础上研制的，也是由液体主发动机和固体助推器串联成的两级无控火箭，起飞重量1138公斤，飞行高度约60公里。由T7火箭改进设计后的T7A火箭不久也研制成功。它作为我国液体探空火箭的基本型，成为我国人造卫星上天以前进行高空探测的重要工具。以T7A为基础改装的气象火箭于1963年12月发射成功，其起飞重量1145公斤，飞行高度在60—115公里范围内变动，携带探测仪器重量最大可达40公斤。1964年7月，用T7A改装的生物试验火箭又发射成功，其飞行高度达70公里，并回收成功，迈出了我国宇宙生物试验研究的第一步
在上海机电设计院期间，为了培养人才，杨南生利用研制工作空隙，对技术人员讲授塑性力学课，前后达1年之久。他还为此编写了10多万字的讲义。在传播塑性力学知识的基础上，他带领几位助手，运用塑性力学理论，对于工作时内外壁温差很大的探空火箭液体燃料主发动机燃烧室壁，进行了应力分析研究，解决了液体发动机燃烧室设计的技术难题。这一研究成果以《再生冷却式燃烧室内壁应力分析》为题，发表在国防部五院内部刊物《研究与学习》1964年第10期上，引起了同行的注意。
1964年8月，杨南生离开上海，到当时地处大西南的国防部五院第四分院主持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当时，固体火箭发动机还处在探索技术、奠定基础阶段，中心任务是通过研制直径300毫米的小型发动机，摸清技术规律，突破基础技术关键，获得研制全过程的经验。他率领科技人员先后解决了药柱裂纹、不稳定燃烧等关键技术问题，使发动机研制工作进展顺利。1965年夏，用这一发动机组装的火箭进行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证明了其结构可靠、性能稳定。以后该发动机经过改进，被用作一种战术导弹的助推器。
1965年，该院建制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从大西南搬迁到塞外，展开了大中型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在研制过程中，又发生了药柱加大后发生裂纹的技术难题，杨南生带领有关技术人员，运用粘弹力学理论，结合试验数据，提出一种经验的计算方法，把固体复合推进剂药柱看作粘弹体，进行了它的受力分析计算，确定推进剂力学性能不良是药柱发生裂纹的根源，从而由提高推进剂力学性能着手，很快攻克了这一技术难关。于是，不但缩短了研制发动机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而且提高了科技人员对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杨南生在研制实践中更加有意识地推动理论的应用。在药柱应力分析和发动机壳体应力分析中应用有限元法就是一例。
随后，在杨南生的主持下，相继开展了多种大中小型实用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其中重要的有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长征1号运载火箭末级发动机、返回式卫星回收制动发动机、水下发射固体火箭的两级发动机。
长征1号末级发动机1967年展开研制。杨南生奔波在科研生产第一线，和大家“爬摸滚打”在一起，先后解决了药柱脱粘、燃烧中氧化铝沉积等关键技术问题，多次试车获得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该院交付的末级发动机胜利完成了使命，为我国的首次航天活动作出了贡献。
1971年8月，开始研制返回式卫星回收制动发动机，1974年底完成。这种发动机需在高空超低温条件下围绕地球运行数天后才点火启动，以推动回收舱准确地降落到预定落区，因此，对其可靠性、总重和总冲精度都有很高的要求。杨南生主持确定的方案是，采用球形燃烧室、能量较高的推进剂、装填密度较大的新药型装药、潜入式喷管、尾部环形点火器。研制中攻克了点火器设计、真空可靠点火、头部外壁温度控制、总重与总冲精度保证等技术难关，胜利地按计划交付了发动机。自1975年首次使用以来，该发动机多次提交返回式卫星使用，全部获得成功，由此证明其性能稳定，可靠性高。
1967年，国防科委下达水下发射固体推进剂火箭研制任务。杨南生主持两级发动机的研制。这两级发动机均采用超高强度钢壳体、新型复合推进剂、新型耐烧蚀金属喷管喉衬、带保险机构的新型点火系统、摆动喷管推力向量控制机构（一级）和液体二次喷射推力向量控制系统（二级），二级发动机还采用了反向喷管推力终止装置。由于一些单项技术尚未过关，不少原材料要由其他工业部门同步研制，现有的研制设施不能完全满足大型发动机研制需要，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使得初期的研制工作步履维艰。杨南生对此忧心如焚，日夜操劳，数年中未曾休过一次假。1970年4月，第一发模样两级发动机终于双双全程试车成功，证明了所定技术方案是可行的。后来相继解决了药柱脱粘等一些重大技术问题，只是摆动喷管因未进行过单项预研而迟迟未能很好解决密封和控制力矩这对矛盾问题，影响了研制进度。直到1980年底，才开始向总体部门交付产品，水下发射固体火箭两级发动机获得成功。
1975年初，杨南生转入地处秦岭山麓的三线基地。主持开展了大批预先研究课题，例如：复合材料壳体、柔性全轴摆动喷管、新型材料大喉衬、新药型设计等等。1978年，他承担了通讯卫星远地点发动机研制任务。由于用途的特殊性，对这种发动机提出的性能和精度要求比以往高得多，特别是它需
在36000公里的高空环境里运行较长时间后，能可靠地点火工作。因此，杨南生主持制定了采用多项新技术的方案。其中包括有：高强轻质的玻璃钢壳体，高能量、易点燃的复合推进剂，装填系数高的先进药型，以及适应真空点火的点火系统和适应真空工作的高空喷管。开展研制后，陆续解决了玻璃钢缠绕工艺、装药脱粘、总冲与比冲精度控制、地面试车推力测试精度等技术难题，于1983年9月完成研制，开始交付产品。1984年4月8日，我国第一颗试验通讯卫星发射成功，在太空运行了数天的远地点发动机按地面发出的指令点火工作，成功地把卫星送入精确的准同步轨道，为我国又一次大型航天活动作出了贡献。这一远地点发动机，在以后年月的多次通讯卫星发射中，都胜利地完成了使命，无一失败，这在世界航天史上是少有的记录。
在远地点发动机研制过程中，曾遇到玻璃钢壳体发动机试车中发生所谓“神秘冲击”的拦路虎，即在发动机点火瞬间出现过大的冲击载荷导致试车失败。具有深厚力学理论基础的杨南生，运用动力学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并据此提出了采用尾部大面积人工脱粘层的解决措施，从而顺利地踢开了这一拦路虎，避免了重复试验，促进了研制进展。
在一次新型大喉衬出现裂纹问题的处理上，也显示了他处处注意运用理论指导工程实践的思想。这是一种制造周期长达几个月的大喉衬，出现裂纹便弃之不用，无疑会造成时间与人力物力的损失；但喉衬又是发动机上工作环境最恶劣的关键零件，贸然使用又可能导致试车失败，那将造成更大的损失。杨南生了解了裂纹的确切位置，进行了受力分析，断定裂纹处于喉衬工作中的压应力区，并运用热应力和断裂力学理论，判定这个裂纹在试车中只会受抑制，而不会再扩展，果断地决定使用这个带有缺陷的喉衬。试车结果如他所料，获得圆满成功。
杨南生不愧为我国一代火箭专家和火箭事业的卓越创业者。
(作者：廉茂林高笃学)

『肆』 初北平的介绍

男，1972年5月生，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初北平1996年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远洋船舶驾驶专业，2000年获大连海事大学国际法学硕士学位（海商法方向），2008年获大连海事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学位（海商法方向），2006年7月获副教授职称，2009年7月获教授职称，2010年12月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主要从事海上保险法、国际海事仲裁、航运法、船舶碰撞法、船舶买卖及融资抵押法律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