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年青教授

Ⅰ 葛晓音的个人历程

1968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1969-1975年 在新疆昌吉州中学任教
1975-1978年 在河北省兴隆县文化馆工作
1978-1979年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
1979-1982年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
1982-1984年 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助教
1984年2月-1984年6月 在澳门大学文学院教学
1985-1989年 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1989- 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990年11月-12月 应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等邀请，举行题为《中国古典文学与历史文化》的专场演讲，共十四场，二十个专题。
1993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
1993年3月-1994年3月 任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外国人教师
1994-1997年 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997-1999年 任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即研究生院)人文社会学系(兼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
1999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言论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遵北大多位老师的嘱托，提出了“关于允许高校学生转学”的议案。她说，由于大学的办学层次不同，应该允许学生由一般院校转入重点院校，由专科转入本科，允许应作退学处理的学生转学。 中国高等院校入学考试采取全国统一命题方式。“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显而易见，很多学生平时成绩很好，因一次发挥失误没有进入理想的学校而造成终身遗憾。这就需要教育在转学政策上更加宽松，使具备学习能力的青年可以进入更理想的就学状态。”葛晓音说。
“花上3到4年的时间复读，不仅对国家资源和自我青春是一种浪费，也对应届毕业生形成不公平竞争。”葛晓音说，如果允许一般院校的优秀学生转入重点大学，学生将不满足于“60分万岁”，这有利于人才成长，也对两类学校的学风建设大有裨益。同样，允许专科生转入一般本科，有利于促成专科与本科院校建立适当分工。专科可以适当开设针对本科一、二年级的教学计划设计课程，有利于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
“只有基于个人选择自由的教育才是真正人性化的教育，让学生能在学校间自由迁徙并自由选择专业，应该是高校改革的一个长远方向。”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蔡克勇说，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葛晓音代表经常听到技师、高级技工、农技人员等人才紧缺的呼声，她认为中国高级技术型人才的欠缺，已经成为阻碍创新的一个瓶颈。多年来，优秀的学生都以报考重点大学为荣。但大学本科的任务是对学生进行文化素质的全面培养，所学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不一定能直接满足技术生产的需要。职业学校本来应该承担起培养“灰领”和中级技术人才的任务，却逐渐萎缩，学生质量日益下降。 她觉得国内大学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分清楚研究型大学和教学性大学，国外分得很清楚。现在教育界刮起了浮躁风，大家都想做研究型大学，而且这些是和当地利益挂钩的，比如当地政府的政绩问题，因为只有研究型大学才有博士点和硕士点，教学型大学重点是教学，研究是其次的，就没有那些个显赫的头衔，显得大学不重要。葛晓音代表认为这些观念不对，只有分清大学的功能后，每个大学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考虑招生的规模大小的问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葛晓音说，职业教育还是不受大家的重视，在两会上，农业口的代表每次都提到需要农业技术员的问题，但呼声都很微弱。农村非常欠缺农业技术员，这种基本需求有高职和中职的培养就可以了，有很多这类的技术工作需要他们在基层做。高端技术也是这样，许多地方缺乏高级技工，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葛晓音代表认为，过去人们对高等教育向来有一个误解，觉得大学毕业怎么也得去做一个国家机关干部，从来没有考虑过出来以后还要找工作。但是每年有很多毕业生，看到热门的岗位已经满了，就在家坐着等工作。这个问题在西方也很普遍，但在西方并没成为太大的社会问题，因为西方对高等教育的看法，认为大学其实只是文化素质和专业基础知识的全面培养，不是进入大学就终身有靠了。即使是念了法学博士，还可以念一个文学博士，将来究竟做什么，要看机遇和自己的发展。所以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
葛晓音代表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当过几年教授，身边有一个老教授出身日本名门贵族，他的女儿从日本名牌大学东京女子大学英语系毕业，毕业后找的工作居然是看护盲人，类似于去护理医院护理意外失明的人，帮助这些人重新适应黑暗中的生活。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做这种工作还要进入一个职业学校来培训。当时葛晓音代表实在不理解，自己家庭出身这么高贵，而且成绩也不错，但教授的女儿说自己愿意帮助人，进培训的学校当然比女子大学低得多，但进去培训才能考到资格证书，考到好几个证书才能取得正式的资格。葛晓音代表认为这是成熟社会、发达国家的理念，即使是大学毕业，如果想取得专长，还可以进高职进行专业的培训。这跟人们现在的观念完全不一样。
扩招的问题和职业教育系统的统筹规划问题有关联，同时也跟社会上的观念非常有关系。如果社会上很重视，职业学校学生也不会觉得很丢脸。扩招以后，大学生就业难，而且凡是来北京上大学的，全都要留在北京。没有人愿意回到原来的家乡，虽然外地很需要北京的大学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愿不愿意低就，有的人只愿意高攀，不愿意低就。如果只是做一个专门的比较技术性的工作，可能觉得在大学里学的跟现在的工作不一定完全对口，不愿意转入做职业性比较强的工作，这个观念转不过来。
这些年来葛晓音代表还是在提倡人文教育。她说，所谓人文教育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现在定义的人文学科就是指文史哲，葛晓音代表认为专门研究文史哲不需要太多的人，整个国家的基本研究人员够了，应该搞得精一点，无论是教书还是研究都应该力求“宁可规模小一点，但要搞得精一点”。但现在摊子铺得很大，全国搞这个的人很多，出来的成果并不太尽如人意，质量也有一种下降的趋势，重复的东西、学术泡沫也不少。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葛晓音代表觉得整个人文教育的质量有所下降。现在侧重国学方面，应该对人的情操、品质、民族自信心、爱国情怀都有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一般来说，有国学修养的人往往被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规范无形之中约束着，所以人文教育是在潜移默化对人的精神上的影响，可实际上现在挺难做到这点，包括自己的学生都很难，只是把这个专业当成找工作的一种工具。
至于能否真正从研究中得到一种快乐和精神的陶冶，葛晓音代表表示，如果从普及教育来说，只要坚持这样做下去，慢慢地对年轻人会有影响，这些影响比一般空洞的教条要管用得多。

Ⅱ 北大中文系三个著名教授是谁

北大中文系的著名教授有很多，有杨晦、游国恩、王力、周作人、马叙伦等。

1、杨晦

杨晦（1899.3.25～1983.5.14）原名兴栋，后改名晦，字慧修。笔名丫、楣、寿山。辽宁辽阳人。中国共产党员。

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最先冲入并火烧赵家楼的几个学生之一。1952年—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作为“沉钟社”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杨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西方文学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鲁迅先生称评论“沉钟社”为“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一生主要从事戏剧创作、文学翻译和文艺评论。

少年时入杭州养正书塾师从陈介石，读《黄书》、《民约论》等。后因主持正义，一次学潮后被校方除名。

出校后刻苦自学，致力于六法训诂、经史、韵文兼治新学，曾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新世界学报》主编、《政光通报》主笔，后又执教于广州方言学堂、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等。

1949 年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

Ⅲ 曹文轩的个人简介

曹文轩，男，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市农村。197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后留校回任教。北京作家答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少年作家班编委，“中国少年作家杯”大赛评委会评委。

(3)北京大学中文系年青教授扩展阅读：

1、主要作品有文学作品集《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追随永恒》、《三角地》等。 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 《根鸟》 、《细米》、《青铜葵花》等。

2、作品大量被译介到国外，《红瓦黑瓦》、《 草房子》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分别被翻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

3、获省部级以上学术奖、文学奖30余种。其中有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2004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多次在各地进行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