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简介

Ⅰ 新世纪文学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

首先你了解什么叫新世纪文学不？先推荐一篇论文给你做个小参考。具体的作家、作品你再找。

新世纪十年文学：断裂的美学如何整合？
没有人能否认，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生态所呈现出的空前多样繁复的格局。新媒体、新世代、新文类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学在美学上呈现的“断裂”乃至“深刻的分裂”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所言:“今天，我们再强调断层、分裂，已经没有意义，如何扩大视野，将断裂的文学进行整合，使整个文学生态成为一种新的文学。这才是我们今天探讨新世纪文学十年的意义。”这里选取部分“知名评论家”与“新锐批评者”各具特色的观察视角和视点，为我们打开与众不同的视野。——编者

知名评论家观点

从“青春情怀”到“中年危机”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很多人认为新世纪十年文学没有什么特点，跟上世纪90年代拉不开距离。这是事实。对新世纪文学的起点在上世纪90年代的观点，我比较赞同，因为新世纪文学的基本特点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到新世纪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20年，中国社会空前平静，这也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文学似乎没有很大的发展。新世纪十年文学正经历“从青春情怀到中年危机”。

纵观现代史，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动荡中，差不多十年一际，社会为之一变。这也造成文学一直处在后浪推前浪的进程中。20世纪开始，以“五四”新文学为特征的中国新文学基本上是青春文学，是一种激情洋溢，对时代造成冲击力，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文学。“五四”崛起是以反对前辈为目标的，十年之后，“革命文学”兴起时批判的矛头指向胡适、鲁迅、叶圣陶等；又十年后，“抗战”崛起，清算的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后浪推前浪，文学以不断通过否定前人的方式来推动自身发展。这一特征造成我们的文学始终处在“青春文学”这个维度上。它的特征是我们的作家始终是青年作家，处女作往往是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最典型的是曹禺23岁发表《雷雨》，巴金30岁左右发表《家》，等等。很多作家在青年时期发表了重要作品之后，就很难超越自己。其实仔细去看，有的作家在晚年发表的作品比早期成熟，但是时代在发展，在客观效应上，在学术界的评介上，这些作品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他早期的优质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那个时代是“青春”的时代。

这种情况到新世纪之后突然发生了改变。王安忆、莫言、余华等作家，他们的青春年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但到今天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还是把目光投向这些最优秀的作家身上。这也掩盖了一个问题，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都不在我们的视野中。这就造成一种断裂。

而“80后”作家的文学状态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他们成了一种崭新的力量。今天，我们再强调他们的断层、分裂，已经没有意义，意义在于我们如何扩大视野，使整个文学生态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将断裂的文学进行整合。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新世纪文学十年的意义。

何为“传统文学”？

李敬泽(《人民文学》主编)

如果新世纪十年有个起点的话，我愿意把这个时间点定在1998年，那一年，出现“断裂”事件，那一年，网络文学真正兴起，在那之后，“美女作家”事件发生。在这之前和之后，确实有些事情不同了。其中有一点，让我感受特别深刻。在那之前，当我跟别人讲我是从事文学的，所有人都会不言自明地明白你的职业。十多年过去了，当面对媒体和不熟悉文学的人，如果我说是搞文学的，我一定要给自己加一个困难的界定，不然对方就会追问你是搞网络文学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十年之前不言自明的文学，现在不得不面对一个自我言说、自我辩护、自我指认的困境。

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有时被叫做“纯文学”，有时被叫做“严肃文学”，有时被叫做“主流文学”，有时被叫做“传统文学”。每个名字都让我有点不甘心。我们真的就纯成蒸馏水了吗？严肃文学是相对于什么而言？我们是不是就真的严肃得那么僵硬？我们是主流文学？那也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说，如果是在市场意义上，我们还真不是主流文学。至于最通用的说法传统文学，我觉得更奇怪，奇怪在哪儿呢？前几天我遇到几个搞网络文学的朋友，我跟他们说，在我看来，你们才是传统文学，我才是新文学。为什么呢？类型小说、黑幕小说、官场小说、志怪小说、言情小说、狭邪小说，在“五四”之前都有，是我们已有传统中的一部分。我从事的文学倒是新文学，是在传统之后的“五四”新文学。怎么就在100年之后，之前的传统文学变成了新文学？

当然在中国现在的语境中常带有一种价值判断，通常认为传统是不好的、落后的、消亡的。其实也不一定。就像我刚提到的几种类型的小说，它们是如此传统，这种传统代表着人性的基本需求，以至于历史的野火烧不尽它们，一百年后市场的春风一吹，又生了。它们依然有巨大的生命力。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巨大的生命力，意味着人性的基本需求。但同时，新也不再仅仅是进化论上的意义，也不完全是褒义的。也可能恰恰证明了，“五四”新文学依然是如此地新，依然在经受考验。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经历的不仅是美学的断裂，还有美学的深刻的分裂。说实在的，我从来不认为我们一定要对消费性、娱乐性采取敌视的立场。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在这儿，而在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共同开创的这样一个传统，“五四”所确立的一整套文学的基本价值，五四与现代中国的约定，对新的民族精神、对中国现代性所作的承诺，是不是现在就终结了？如果说终结了，我们所从事的文学，文学面对历史的合法性在哪儿？真正的强大的精神资源在哪儿？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终结，如果还有信心，“五四”的志向还在，我们面对的可能就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这样的志向如何实现？如何面对既分裂又断裂的美学？甚至是如何去描述、判断？我满怀困惑。

新世纪文学十年的“常道”与“变道”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据我的感觉，文学的断裂真正发生在“80后”作家的兴起。为什么？“80后”之前起码有五代作家还在写，从30年代出生的到70年代出生的。观察后你就会发现，只有“80后”与前五代作家没有清晰的内在传承关系。在前五代作家的压力之下，“80后”作家要出场，必须采取一种特殊方式。这种断裂有一很鲜明的标志，就是出场方式不一样，前五代作家的出场和成名，基本上是由期刊、评论家、文学史三位一体的力量共同塑造的，而这对“80后”作家几乎没有作用，出现新的三位一体:出版社、媒体记者和读者见面会。完全不同的塑造作家力量的形成，构成了新一代作家不同的出场方式。这种断裂方式非常明显，文学生态的变化包含着作家心态、作品趣味的变化。将他们与前五代作家相接时，你会发现里面有接不通的东西。“80后”这一代新作家出现，断裂这种事实才真正发生。

由此我在想，过去我们谈论很久的消费社会在这一代人身上可能真正来临了。但是，我并不认为所有新的东西都是好的。每个作家的写作黄金期都很短，十年基本可以反映一个作家的写作面貌，把目光聚集在年轻人身上可能更能看出一种变化。对这种变化，我是有疑虑的，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我们在认识、研究、传播年轻一代文学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可能很狭窄，这种狭窄包括“80后”写作者所描写生活的狭窄，还有我们关注到的“80后”作家面可能也很狭窄。这让我产生一种疑虑，我把它称为生活的殖民。观察浮在面上的“80后”，你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写的都是都市生活，比如喝咖啡的生活和吃哈根达斯的生活，这种生活成了主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想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这个时代，他会觉得那个时期的年轻人天天都在喝咖啡，在吃哈根达斯。这其实是用了很少人享用的生活，殖民了更多的沉默的在隐秘中的生活。铁皮屋的生活、打工者的生活，这些人的生活有谁来书写？

我还觉得现在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文风过于华丽和幽默。华丽和幽默不是坏事，但它可能代表一种倾向:可能遮蔽甚至卸下“五四”以来或20世纪现代文学以来所留给我们的那笔沉重遗产。文学想要影响社会，影响自我，对一个我们认为狭窄的空间发言，我们还真卸不下这笔沉重的精神遗产。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一点都不幽默，我不知道很多作家的那种华丽、幽默、轻松感是如何获得的。一代作家的崛起是事实，但是通过这一代作家反观出的值得我们警觉的问题，同样在紧迫地压迫着我如何去面对他们的未来。

新锐声音

“80后写作”的几个问题

杨庆祥(198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做班主任。一次在开班会时，我问学生:你们看郭敬明的作品吗？下面立即是一片“90后”女生的尖叫声。我意识到，郭敬明对这一批年轻的读者而言，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符号。同时我也想到一个问题，“80后”中这样一批在市场意义上取得成功的作家，对我提出了怎样的挑战？我觉得这种挑战是双重的，第一是怎样在世俗意义上理解他们的成功，第二是怎样在专业的意义上来理解他们的作品。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后一种挑战，也就是怎样寻找一种非传统的、新的、有效的批评方式对他们的作品做一种有意义的定位和分析，因为这批人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忽略的历史存在。最近我正好读了三部“80后”的作品，一部是郭敬明的《小时代》，一部是张悦然的《家》，还有一部是颜歌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声音乐团》。我认为这三部作品从不同方面对我们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部是郭敬明的《小时代》，虽然它的故事很好读，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它会占据畅销书的榜首？前阵子有媒体约我写文章，一开始我想在文章里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但是我很快发现这种态度不对，我觉得我应该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去思考他的作品。所以，后来我就在反思自己，郭敬明在《小时代》中所提供的这种表层的、去深度化的故事、人物主体，是不是也是一种有意义的主体？

第二部是张悦然的《家》，小说讲述了一对很注重生活享受的小夫妻，有一天突然觉得生活无趣就各自离家出走，最后在四川地震现场相遇，他们都做了志愿者。这让我想起张爱玲的经典文本《倾城之恋》，一个城市的沦陷成全了一场不存在的爱情，那么，一场大地震成全了一对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这里的问题是，那种自恋的、单向度的主体是否可以置换、膨胀和更新？《家》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但同时也必须追问的是，这种解放是否一定要借助巨大的灾难来完成？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一代青年作家从单一的主体，虚伪(我是在完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经验、表层的经验中解放出来以后，是否可以生成一种更丰富、更庞杂的写作经验。在颜歌的《声音乐团》中我读到了叙述的复调，多重的声音，庞杂而清晰的叙事结构和故事逻辑，我觉得这是一部很有挑战性的小说。据我了解，一些“80后”的作家在近两年都会拿出新的长篇，我觉得会有新的变化发生。尽管文学的断裂正在进行之中，但在断裂之后有前景。我对此还是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

年轻一代的困境

金理(1981年生，复旦大学博士后)

其实每一代人都面临着具体的困难。但相比较之下，可能今天的年轻一代更不容易。余华、莫言、王安忆们以先锋姿态进入文坛，当时的文学体制比如重要的纯文学刊物等都提供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后当代文学转型为常态的中年期(借用陈思和老师的说法)，他们构建了今日中国文坛的中流砥柱，在稳定的环境里，他们磨砺写作技艺、丰富世界观、摸索读者的口味，不断推出的作品是主流奖项的候选者、学院批评家的关注对象和图书市场的看点。可是今天的青年作家就没有这样的际遇，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压力以及文学边缘化的不可逆转，极大挤压了年轻的文学后继者的空间，他们一出道就投入到市场大潮中肉搏。人们往往强调文坛外生存的可能性，但长期僵在媒体包装与市场逻辑中也许很快就会气血耗尽。我们往往以为那些获得市场成功的“80后”作家就是今天青年人的文学；而那些无法在市场大潮中浮出水面的作家就无缘被读者、研究者所认识。年轻一代的困境在于，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没有任何回旋、缓冲的地带。

前段时间我参加上海青年作家的一个讨论会，会上听到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武平先生的发言，值得人深思，赵先生在运作一系列国外年轻人的文学，我已经读到过几种日本“80后”的小说，就我的体会而言，与日本的同龄人相比，与那些史上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相比，我们中国的一些“80后”一点不差。赵先生觉得奇怪的是，在国外“80后”作者的写作中，对于人的命运、对于终极关怀的思考十分常见，他们不迎合出版社、不讨好市场，因为有公共图书馆、学院和大量基金会都能够给他们提供写作资助，这为他们的独立写作提供了良好基础。我们总觉得接受资助就是写作独立性的丧失，其实也未必这么简单。比如你接受公共图书馆提供的资助，然后定期去该图书馆面对其读者作几场讲演，就完成了你的义务。我们是否也能借鉴这种经验，在天然的市场化之外还提供积极的扶助，不管是“有形的手”还是“无形的手”，总得让年轻人看到有一只手在为他们的写作创造稳定的空间。

断裂与承续

甫跃辉(1984年生，《上海文学》编辑)

我编过郭敬明的《爵迹》，像这样的作品在当下影响确实非常大。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已经浮在水面上的这一批“80后”年轻作家，他们是怎样进入公众视野的？他们的写作从开始到现在基本没有太大变化，都是“青春写作”，我所说的“青春写作”有两个特点:一写作的人是年轻人；其次小说的人物是与作者年龄接近的，也很年轻。在这个意义上说，“80后”写作的主要方式就是青春写作。

回顾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前辈作家们，他们刚开始进入所谓文坛或在文坛成名时是以怎样的方式？“30后”作家王蒙，开始写作时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40后”作家路遥写了《人生》；“50后”王安忆最开始引人关注的作品是《雨，沙沙沙》，“60后”的余华和苏童最初引人注目的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少年血”系列等作品；“70后”的徐则臣最初引起关注的是《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花街系列”作品。这些作品都写的是年轻人，都是在一个连续的传统里。这些都没有被冠以“青春写作”，可到了“80后”就变了。

刚才提到的“70后”的徐则臣属于成名较晚的，比较早成名的像卫慧、棉棉，她们作品中的年轻人与徐则臣作品中的年轻人截然不同。徐则臣是与前几辈作家一脉相承的，而卫慧、棉棉是另外一副样子。卫慧、棉棉和之前的“传统写作”断裂了，却又被后来的徐则臣等人接续上了。

我觉得“80后”目前进入公众视野的这一批人承袭了卫慧、棉棉这一脉，尽管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些人只是“80后”中的一部分，——但在许多人想象中的“80后”却全都成了这样的。我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做编辑，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是从期刊发表作品起步的，和已经进入公众视野的“80后”写作者决然不同，这一拨人将会像徐则臣他们那样，接续上被同辈人扯断的传统。反叛然后回归，常常是一代人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70后”还是“80后”的写作者，在与所谓“传统写作”发生断裂的同时，也暗暗地有了承续。

Ⅱ 谢有顺的个人经历

199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2002—2004年在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进修硕士生课程，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1998年起，先后任《南方都市报》专刊副刊部副主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一级作家。2006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11月8日，受聘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客座教授。2009年，兼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2010年获得全球青年领袖（2010 Global Youth Leadership）称号。2015年，被聘任为三峡大学“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学科岗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Ⅲ 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开闭幕式

12月31日，伴随新年的钟声，在碧水珠江之上，广州亚组委宣布了2010年亚运会开闭幕式创意和制作团队的成立。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等亚组委领导出席成立仪式，并向团队首批聘用人员颁发聘书。
亚运会开闭幕式创意方案公开征集，自2008年2月启动以来，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经过专家的认真评选，6个团队提交的创意方案成为入围方案。综合专家意见，经组委会认真研究，在入围方案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以北奥公司为主体的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中心团队。在未来的时间里，创意制作团队将紧密配合广州亚组委，依据已经确定的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立足中华文化、融合亚洲文化、彰显岭南文化”的文化定位，集合国内外优秀的创作力量，全力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亚洲体育文化盛典。
核心团队人员有：
文化艺术顾问有：
王文章，现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红线女，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广东文化艺术界代表性人物；
何镜堂，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许钦松，著名画家、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画院院长；
黄天骥，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
潘鹤，著名雕塑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创意小组成员有：
贾樟柯，著名电影导演，2006年执导电影《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朱海，著名晚会和栏目策划人，曾策划多届央视春节晚会及央视名牌栏目，还作为词作家为多部电视剧片头、片尾曲作词；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评论家；
李海鹰，著名音乐人，创作过《弯弯的月亮》等一系列有影响的影视音乐作品；
黎明，著名雕塑家、广州美术学院院长；
黑马，著名广告创意人；
当年明月，著名网络写手，以《明朝那些事儿》闻名网络。
这是广州亚组委首批公布的亚运会开闭幕式创意和制作团队人员,首批受聘人员均为国内各个相关领域的精英。未来，广州亚组委还将根据工作需要，不断选聘国内外优秀艺术家和各领域专家，参加开闭幕式相关工作。

Ⅳ 贾平凹获奖到底是谁的耻辱

报载，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于27日11时公布，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麦家(blog)的《暗算》、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四部作品获此殊荣。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末三流的货色，特别是贾平凹的《秦腔》更是平庸。我以为。评委和读者们普遍对杨志军的《藏獒》、范稳的《水乳大地》、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三部作品比较看好，然而，这三部作品没有获奖。

早就听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背后暗箱操作和小圈子的倾向，今天看来，果然如此。茅盾文学奖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当代青年奉献出了《平凡的世界》。接下来，猫子耗子都能获得此奖，令人汗颜。这表明在如今奖项有些泛滥的年代，茅盾文学奖所谓的保持冷静的专业尺度和独立的文学个性标准只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它成了某些作家和评论家的大餐。首先看看茅盾文学奖终审评委，是怎样肉麻吹捧贾平凹的。第一位是“青年才俊”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谢有顺。谢有顺的批评路子是典型的“聪明人”的路子，优点是艺术直觉敏锐，文风不虚假僵化，缺点是讨巧，缺乏深厚学理，更缺乏属于自己的批评思想，今天他谈“下半身批评”，明天他谈“神性写作”，后天他又谈“鲁迅”，大后天他又谈“钱穆”，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思考的，一点系统都没有。一个批评家没有属于自己独到的批评观，如何开展批评？谢有顺是贾平凹的密友，已经为圈子人所共知，平时，两人吹吹拍拍。贾平凹肉麻称赞谢有顺是“天才批评家”，谢有顺肉麻称赞贾平凹是“最好作家”。具体欣赏一下谢有顺是怎样吹捧贾平凹的，“《秦腔》是贾平凹近年来极为重要的写作飞跃，尤其是他对乡土中国变迁的精细刻写，以及对这种变迁的沉痛忧思，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为同类题材所难及。”“谁都知道，贾平凹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重要作家，但他在《秦腔》中一反过去用情节结构小说的写作路子，而是用琐碎的细节、语言来推动整个叙事，这是一种艺术的冒险，我很高兴，评委们用睿智的眼光，肯定了这种艺术冒险的重要价值。” 我以为，谢有顺有将他自己观点强加到别人的意思。

再看另外一位评委陈晓明说：“《秦腔》是一部非常宏大的作品，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现当代汉语文学写作的水平，是我个人十分重视的一部作品。无论是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还是从乡土中国叙事的历史及其未来的面向来看，这部作品的力量都是独到的。” 陈大学者早在他的博客中撰文写到，中国靠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贾平凹和莫言。在谈到推荐贾平凹的理由的时候说，“贾平凹是一个大作家，且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与莫言旗鼓相当。要说典型的本土或汉语言特色，贾首届一指。” 九十年代以降，批评变得越来越技术化、格式化、量化。个性是学术的灵魂，因强调学理而剿灭个性，此种批评，当然丧失批评精神。我觉得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应该快捷与活力，针砭时弊、披沙砾金、廓清迷雾、澄清是非、激浊扬清。作者敢于提出质疑和批评意见，直抒胸臆，一针见血，快人快语，观点鲜明，尖锐泼辣，以理服人，并且富有艺术素质具有很强的敏锐性和穿透力。优秀的批评文字应该有着丰富的内心，深邃的精神，直指灵魂的。当然，在我看来，哪怕是酷评，只要不是出于哗众取宠耸人视听的病态心理，也总比那些关系批评、人情批评、金钱批评好出许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陈晓明必须抛弃自己那套不死不活的学院式的批评，必须摒弃老是兜售概念术语的毛病，将自己的学术语言转化为易被读者接受的信息，通过媒体将其有效地传播出去。纵观陈晓明的文学批评，概念满天飞，生吞活剥西方理论，缺乏生命体验。在北大听了他的课程以后，让我对文学产生了厌恶情绪。严格来说，无论是谢有顺还是陈晓明都是操弄着老好人的批评，与真正的批评精神相距太远了。这是一种病，是批评的软骨病。写作的基本精神是爱，基本态度是同情，尤其是对底层人和陷入悲惨境地的不幸者的同情。这是判断伟大的文学的尺度，为什么这样的常识就不被尊重呢？贾平凹的《秦腔》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读者自有自己的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不像谢有顺和陈晓明吹捧的那样。首先，我觉得《秦腔》的语言十分糟糕。据说文学评论家白烨也读不下去,是硬着头皮读完的。李敬泽甚至要请一个陕西籍的朋友用西安话朗读,才能弄明白一些方言的意思。那么像我这样的安徽人，如何读懂呢？他那种半文半白类似于明清小说风格的语言，夹杂着陕西方言，是刻意为之的矫情文字。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在这点上，他不如路遥，路遥真诚而不造作。其次，在文化人格上，贾平凹身上有一种病态的精神因素，精神格局狭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个性使然。他提倡大散文写作，自己的散文却大都纤巧轻灵。他不是神秘文化的追随者，而是一个故弄玄虚的文人。他反复声明自己是个农民，实际上却是一个旧式文人。《秦腔》给我的感觉是整篇文章没有骨架，没有精神，零散，杂乱。感觉是很牵强地将商州农村的生活画面，粘在一起。人物杂乱。整篇文章出现的人物有上百个。又交代不清楚。让人看起来很费劲。加上主人公不清楚，人物形象苍白。白雪、夏风等人，让人觉得像张纸画一样，没有血肉。时间上的混乱，时代背景很牵强。尽管作品还是有生动独特的地方，但总体上说，实在粗糙。但是，批评界也有不同的声音。著名批评家李建军说过，贾平凹的《秦腔》他则并不看好，认为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之作”。我完全赞成这一看法，态度则更为悲观。贾平凹获茅盾文学奖，既是茅奖的悲哀也是陕西文学的悲哀。相比《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比起来，贾平凹的《秦腔》差得太远。


贾平凹的获奖，既是评委的耻辱，也是茅盾文学奖的耻辱，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耻辱。

下面我来谈谈对贾平凹的看法。


从当年的“贾平娃”到如今的“贾平凹”，真是今非昔比啊！现今的贾平凹已经成了一个陕西“文霸”，享受着一个作家的特殊荣耀，颇似《废都》里的庄之蝶。
贾平凹一直生活在类似西安那样幽闭和落后的封闭的空间里，有着农民身上的狡黠，却少了陕西作家身上的淳朴，他的精神性格一直没有得到伸展，从小性压抑，到了青年时代，内向委琐，木讷自闭，拙于社交，见人害羞，极度内缩，对于两性关系充满神秘好奇，想入非非,毕竟对于女性隔膜，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把女性描写成天使，另一方面又尽情地意淫，尤其在他的小说《废都》、《天狗》、《太白山记》、《白朗》、《陨石》等小说里，贾氏设计了许多令人恶心的女人与兽媾和的情节，有批评家指出这是“性景恋”，这样病态的性心理让人恶心，诸如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构成了贾氏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一则小说，说什么一个女人在深山老林里实在熬不住了，跟狗干了起来；还有一则小说，一个女子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了，人家掀开被子一看，满是血，被窝下有好几个被血浸透了的玉米棒……到了《废都》，这种性压抑一下子象决堤的洪水，描写的都是黏糊糊、湿漉漉之类的。对待女性，他一律赏玩，保持精神的征服和占有，他的“意淫意识”，“意奸意识”，“意欲意识”充斥在小说之中；性欲的枯竭，也是丧失创造力以后的征兆，此后，贾平凹的小说果然一落千丈。贾平凹缺乏农民身上的健康，勤劳，质朴，身上却有着一种封建士大夫文人的习旧气，娇情、脆弱、迂执、幽闭、柔弱，这难道是命运的吊诡吗？

贾平凹的失败，从根子上来说，就是做人的失败。很早我就读过陕西作家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迷》，里面详细介绍了他的童年、求学、婚姻、创作和 获奖情况，在我看来，贾平凹做人上是彻底失败的，不过是一个勤奋高产的农民作家而已，与大作家注定无缘，不管他获得什么奖项，也不能摆脱这样平庸的命运。贾是农民，在他的自传里，要么哭哭啼啼，要么充满了炫己的言辞，看不到他对苦难底层的认识，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的苦难。客观地说，农村出来的很多孩子，是很有上进心的，肯吃苦，肯努力这是他的优点，但不得不说的是，性格上的很多缺陷，比如，很敏感，过度自尊，虚荣心和攀比心都很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让他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是当他一旦成名成家话，这就全都是可以值得发扬的优点了。贾平凹谈不上“家学渊源”，他的第一批作品，也是为水利工地的黑板报写作的。为此，他充满着一个乡下人的自卑。他要进入文化人的圈子里，以后果然进去了，再也没有出来。林贤治先生精辟地指出，如果缺乏明确的角色意识，而一味以“农裔作家”的血统自豪，那么，事情将因为失去知识分子的警觉和自我批判，而适得其反地成为上流社会的保护人。

贾平洼起先写作，目的就是一个：成名成家。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忍受一切屈辱。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了模仿中艰难的摸索，模仿的结果只是失败，他完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自觉。这与鲁迅和沈从文的写作目的完全不同。前者（鲁迅）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鲁迅那里面，我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和挣扎，先生多关注病态社会下不幸的人们；鲁迅的笔下，最典型的是闰土和阿Q式的在命运的压迫下无言、绝望和麻木。而鲁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者（沈从文）对于文学和社会的理解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我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无论是“乡下人”沈从文还是“逆子贰臣”的鲁迅，虽然本质上有着区别，但是，他们都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参照系作为参照，他们对于变革的社会都有痛楚和挣扎，并非是蹭痒痒似的轻轻抚摩。同样是描写自然之美，沈从文与模仿者贾平凹就截然不同。正如旷新年所说，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以绮丽的文字烘托神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一种美丽的极致。沈从文从楚辞、六朝文学，以至《圣经》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术。他的作品文与白、欧化和俚俗、理性与情感、节制与放纵、古典与浪漫、平淡与华丽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的艺术感觉的艺术家，用文字作为工具，进行民族品德的重造。再看贾平凹呢，带着生活的感伤和所谓的政治失意，以一种逃避放逐的心态来写“商州”的山水和自然风光，为了美文而美文，刻意雕琢，并没有在描写中有精神价值的发现。林贤治先生就指出，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零碎、芜杂、浮浅，缺乏富于血肉的具体描绘，完全失却了一部作品所应具有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相比之下，沈贾二人境界自然可以分出高下。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应从那种天崩地陷、满目疮痍、率兽食人、鲜血淋漓的丑恶和腐烂的表层之下看到一种非人性的残忍,毕竟对于丑恶的社会来说美是奢侈的。贾平凹是一个善于遗忘过去的人，又是一个缺乏“审痛意识”善于消解痛苦的高手。一个无视历史阴影的作家，他的心灵是不在场的，这样的作家十分可疑。这一些年来，贾平凹忙着擦去身上的泥垢，用“美文”和书画把自己千方百计地包装起来，为了所谓的“美文”，在书斋里拼命淘，在枯燥的知识堆里爬，插上 “名士”、“雅人”的标鉴，文字日见酸腐，枯滞，琐屑，不见早年的清澈和性情，其实灵魂里早已腐烂。躲在书斋里或自造的精神象牙塔内，做着与生命和灵魂无关的文字把玩，玩来玩去孰不知到头来“玩知丧志”，变成一俱没有灵魂的假骨头。

说贾平凹是一个“文化小农”，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抵触现代工业文明，早期作品都是讴歌田园风光，稍遇挫折，便怨天自抑，中期来点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是，稍纵即逝，他的怀旧，他的自恋，他的多愁善感，他的狭隘，他的粗鄙，他出身农民，却对这一阶层的艰辛和苦难缺乏疼痛的感觉，表面上也写一些平民，实际上不过是作秀而已，文字虚浮无骨，内容空洞无物，他崇尚道家，装神弄鬼，把自己打扮成现代名士，实际上丧失了根基，不过是一种对于传统的一相情愿而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的对城市的仇恨而自卑的心理，以反文明的姿态出现的优越感，其实都是农民意识，不是平民意识。后者是一种民主意识，有更大的容受力。农民意识是农民所特有的，是被宰割被禁锢的土地所培育起来的一种品质和精神，它是与生活于其上的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相适应的。其中，保存了人类天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有为别样的阶级所不曾具备的优秀的成分，但是，也明显存在着狭隘、保守、忍耐、卑贱的特点，而这也正是世代农民的悲剧所在。贾平凹为居所命名为“凤凰阁”、“虚静村”、“上书房”，参禅打坐，有研究相书的余闲。又自称“花奴”，将室内枯树根称作“残美人”，复在弯躯上系一弦索，谓之“美人琴”，题诗曰：“千古寂寂事，独弦觅知音。”别人索书，常以“禅静”、“禅悟”等见赠。这样的作家对于“奴在其身”和“奴在其心”的疼痛哪儿去了呢？贾平凹把农民的生活拿来把玩，真是一种残忍的审美。在他的笔下，看不到来自生命本性的颤栗、冲动、压抑、分裂、痛苦，绝望、深渊、地狱，更无法由对人生的痛感，轨化为对自身超越的快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他极度匮乏一种存在的勇气，只能不阴不阳不死不活不痛不痒。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可以风花雪月，可以大江东去，但是，最根本的东西不能匮乏。文章的后面往往站着一个人，一个健全的人性的灵魂。对于贾平凹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欠缺，这种欠缺无法简单的修复。

离开了对于存在的痛感，就只有胡编乱造了，他的小说既缺乏明晰的现代意识，又缺乏对传统的深刻浸淫，只有一种小男人才有的对于自己的自恋和感伤，读读《怀念狼》、《高老庄》、《病相报告》、《秦腔》，可以发现贾平凹小说的彻底失败：缺乏对于苦难现实的疼痛感受，没有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洞察，匮乏真正的现代意识，纯粹私有形态的梦语，和腐烂传统相调情的伪文化意识，这一切都决定了贾平凹与大作家彻底无缘。即便被批评界看好的小说《浮躁》里，直面了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诸如改革为名，玩弄伎俩，谋取私利，拉拢亲信，排除异己，贪污受贿，奉迎拍马，搞取形式，蒙敝上司，滥用职权，搞地方主义等等，但是，作家的主体依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焦灼和痛苦，更不具有一种扣问灵魂追寻存在的纬度，只有一种对于文字的雕琢和把玩，作家的灵魂处在哪儿？一直以来，贾平凹走上文坛以来，一直在摹仿，模仿沈从文，模仿孙犁，模仿张爱玲，模仿明清小说，模仿道家的老庄，模仿寻根小说，模仿的同时，贾平凹迷失了自己，他的主体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建立，不要说建立，他那里根本没有鲁迅笔下“无物之镇”的现代意识，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方式面对。在贾平凹那里，只有逃避，再逃避，把自己的躯客逃避到老庄的包裹里，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老庄精神，他隔膜的又是如此之深。《废都》里的庄之蝶，不过徒有现代名士的外形而已，他贪恋着女性的肉体，何来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呢？平心而论，贾平凹的散文写的不错，但是绝对不是吹捧者说得那么好的。他占便宜的地方在于文笔的轻峭乖巧，并且又迎合了一些小文人失意内缩的想象。他比较能够欣赏女性并体会她们的心理。女性离功利战场比男性远，心比较静，又看重情感生命，容易与他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其实，还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原因，他的“阳痿”给了女性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拉近了他与女性读者的距离。写作分紧张和轻松两路，老贾走的就是轻松一路，是闲适，闲适，再闲适。他的“轻松”不是一种经历大风浪后的淡定，是一种于无奈苟且之中找出安静的闲暇而已，这种闲适没有经过灵魂内部的搏杀。一切值得尊重的伟大的写作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冲突的形成以及缓解，是作家与现实，与灵魂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斗争。我总觉得贾平凹实在太流于阴柔，失之轻靡，不是为文正道，总觉得才子则才子矣，就是有些邪气和腐气，如同邱华栋所说这是个“小里小气的老文人的东西，零碎，无聊，散漫。我看他从来都不可能写出来一本有长度、厚度和难度的东西的。”周作人前年也勃起过一阵子，也就如此而已，老贾怎能和他相比呢？周作人在做隐士以前，曾经和鲁迅并肩战斗过。可惜，老贾太聪明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该沉默。看似超然物外，淡泊明志，其实也是他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这是中国文人古老的生存智慧，学习一点也并无不妥，但是，在老贾那里过早的疏远人群全身保命，缺乏一种自我选择的能力，他的文化人格自然错过了锻炼的时机。“安顿自己的灵魂”于是成了贾平凹写作的出发点，也成了写作的终点，这不难理解。我无意苛求贾平凹积极介入社会，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本来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考虑到作品要面对公众，我提醒他少一些病态的自恋。

Ⅳ 我也想知道，中山大学文艺学的一些信息，求帮助

学科方向五：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学科带头人：林岗教授（副系主任）
本方向由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整合而成，历史悠久。楼栖、吴宏聪、程文超、黄修己、艾晓明等为本方向做出了贡献。目前，以林岗为学术带头人，王坤、魏朝勇（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陈希、谢有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张均等为学术骨干，将文学史论、文艺生态、文化研究等方法交叉融合，在审美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方面特色鲜明。
近五年（2008-2012年），本方向获得或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17项；仅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三种重要期刊上就发表学术论文18篇，出版学术著作35种。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获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谢有顺的《如何批评，怎样说话？——谈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获第七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谢有顺还策划举办了多届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传播活动“全球华语文学传媒盛典”。
本方向注重从经典诗学向非经典诗学领域的开拓，注重从经典文本中心向文化制度视野的开拓，注重从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开拓，在文学史论、文艺理论、文化建设等方面已形成鲜明的学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