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考古学教授

『壹』 哪个大学有考古专业

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

1、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简称“北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位列“211工程”、“985工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维新变法之际，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创办之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2年改为国立北京大学。

1937年南迁至长沙，与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复员返回北平。

1952年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成为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并自北京城内沙滩等地迁至现址。2000年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北京大学。

下属考古文博学院设有考古专业。

2、山西大学

山西大学（Shanxi University），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山西省人民政府“部省合作共建高校”，是中西部十四所国家重点建设大学之一。

山西大学文脉可追溯到明代三立书院及清代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学校前身是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8日由英国人李提摩太和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共同创办的山西大学堂。

民国元年（1912年）改名为山西大学校，1918年确定为国立山西大学，是中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1931年改名为山西大学。

1953年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更名为山西师范学院。1959年恢复山西大学校名，是中国最早在联合国注册的高校之一。

下属历史文化学院设有考古专业。

3、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Zhengzhou University）位于河南省会郑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河南省人民政府“部省合作共建高校”，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11工程”、“一省一校”重点建设高校。

郑州大学医科教育源于1928年的国立第五中山大学，1952年河南医学院独立建院，开启了河南医学高等教育的先河，1984年更名为河南医科大学；

原郑州大学创建于1956年，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1961年郑州师范学院并入，1991年黄河大学并入；

郑州工业大学成立于1963年，是原化工部直属重点院校；2000年7月，原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郑州大学。

下属历史学院设有考古专业。

4、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Nanjing University），简称“南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位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11工程“、”985工程”。

南京大学其学脉可追溯自孙吴永安元年（258年）的南京太学，近代校史肇始于1902年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此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等历史时期，1949年由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易名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径称“南京大学”并沿用至今。

下属历史学院设有考古专业。

5、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Shandong University），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位列“211工程”、“985工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山东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性大学。其主体是1901年创办的山东大学堂，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按章程办学的大学；

其医学学科起源于1864年，开启近代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之先河。从诞生起，学校先后历经了山东大学堂、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山东大学以及由原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三校合并组建的新山东大学等几个历史发展时期。

下属历史文化学院设有考古专业。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考古学专业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北京大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山西大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郑州大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南京大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山东大学

『贰』 访谈：孙庆伟：考古学家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了吗

考古学家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了吗
澎湃新闻 杨炎之2016-06-06 07:27

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子曾感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这也就是说，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可以查阅的史料与可资问询的贤才都十分匮乏，毋庸说后代。而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一线突破，即依靠详实可信的实物来重塑三代信史的可能。从20世纪初疑古之风的盛行，到走出疑古时代的喧嚣渐息，其中最为关键的桥梁正是考古。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国的考古人是否已经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为此，澎湃新闻专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庆伟教授，请他为我们讲述三代考古背后的故事。

孙庆伟教授
澎湃新闻：众所周知，顾颉刚先生是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最初是怎样走上“疑古”道路的？是否受到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等人的影响？
孙庆伟：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关于顾先生早年的心路历程最重要的材料就是他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就连顾先生自己晚年回忆时，还能体会到当年写这篇《自序》时的畅快淋漓。我在《追迹三代》中有过详细的分析，我认为这篇《自序》值得每一个学文史专业的学生认真去读，用心去体会。至于顾先生究竟是如何走上 “古史辨”的道路的问题，这篇《自序》就是最好的回答。

孙庆伟著《追迹三代》
总体说来，顾先生的成就和他的个性、所处的时势以及境遇有很大关系。首先，顾先生的个性十分鲜明，具体体现在两点：一是治学时的“独立之精神”，二是他有强烈的好奇心。没有好奇心则对问题难有兴趣，更难以深入，而如果囿于前人，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治学的局限性就很大。正是因为顾先生有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才会对成说有所怀疑，才会以全新的视角去钻研。

顾颉刚先生
其次，是他所处的时代。我们知道，清末民初处于大的社会转型阶段，新旧更迭剧烈。在这个大背景下，顾先生这一代学人受到很传统的私塾教育，拥有良好的旧学根底；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和潮流喷薄而出，又接受到新的学术思想启发，也使得他们能产生新的观念。顾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有机会听章太炎和康有为二人的演讲，而章、康二人在治学中都夹杂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们对传统的学说抱有很大怀疑，尤其是康有为，学术成了他实施政治抱负的工具。章、康两位的观点对顾先生的冲击很大，埋下了后来疑古的种子。
最后是他的境遇，顾颉刚出身于一个普通书香人家，他的父亲早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后来却因经济问题中途辍学，这也成了老人家的一个心病。所以当他儿子考上北大后，纵使经济不很宽裕，也全力支持顾颉刚在北大念书。
在北大读书的顾颉刚很幸运地结识了胡适先生，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他后来走上古史辨的道路主要是受到胡适的影响。虽然日后两人的人生道路迥异，但终其一生，顾颉刚还是视胡适为终身的恩师，即便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但从顾颉刚的日记和文稿中可以看出他还是把胡适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
胡适对顾颉刚的培养并不像现在研究生培养中有很明确的培养计划。与此相反，恰恰没有，都是一些很随机的事件，主要是配合胡适自己的工作，比如他让顾颉刚做助手去查阅一些资料、点校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等。但因为顾颉刚具有常人不可及的钻研精神，使得他在做一个简单的工作时也会引出无数个问题，这样他就越钻越深。到了1923年，便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当时学界的地震。
因此，顾先生走向疑古是多方面造成的结果，整个过程是很自然的，并不是刻意的安排。我们从《顾颉刚日记》中记载的早年经历来看，也看不出他受到了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影响，更别说“尧舜禹抹杀论”了，李学勤先生曾在一些文章中指出这一点。
澎湃新闻：顾颉刚早期曾认为“大禹为虫”，但他并没有否认夏朝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何在？后来他对夏朝的认识有没有发生变化？
孙庆伟：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主要针对尧、舜、禹在文献中呈现的次序，他们出现的时代与所见文献的年代正好是一个反背，所以他对“禹”究竟是人还是神产生了疑惑。但顾先生从没有质疑过夏王朝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对大禹的属性有所怀疑。他更倾向于“禹为神”，这个观点到他晚年依旧没有改变。例如在刘起釪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中，该书的署名虽然写的是顾颉刚和刘起釪二人，其实主要工作是刘先生做的，该书依旧将大禹的神性看得很重，刘先生是“宗” 顾先生，书中的关键性问题一定是尊重顾先生看法的。
顾先生一直考虑的问题其实是禹和夏为什么会发生联系？若他是神，如何会和王朝发生联系？顾先生就从文字出发，从《说文解字》上找根据，《说文解字》认为“禹”字和虫有关，所以推测“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而文献中又有夏代铸九鼎的说法，所以禹就和夏王朝发生联系了。虽然后来顾先生放弃了“禹为虫”的看法，但“禹为神”的观点没有变。
对于夏王朝，他并没有否认，也没有否认禹之后夏王的真实性。他还对夏代的都邑有过详实的考证。而夏人的都邑又有多处，所以他提出要用考古学的办法来证实，弄清它们到底是什么性质。
澎湃新闻：1925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汾河流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考古活动的目的是否就是为了探索夏文化？那么，他调查的依据是什么？
孙庆伟：很多学者都说李济去晋南调查和后来西阴村的发掘都是奔着夏文化去的，我个人的看法恐怕未必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李济此次发掘是以清华大学和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共同合作的名义去的，经费也是由弗利尔美术馆提供，发掘结束后他在给弗利尔美术馆递交的英文报告中，讲到为什么选择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时写道，“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我认为李济这么写无非是想突出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未必很明确是奔着夏都去的。

李济先生
事实上，我们看他当时的调查报告，其中对他每天的行程都有着非常详实的记录。他确实到过传说的“禹王陵”，但在李济先生眼中，那只不过是一个大土堆，究竟是不是陵墓都很可疑，更别说它是大禹的陵墓了。而等他到了西阴村，看到了满地的彩陶碎片，他的调查就结束了，因为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什么目的呢？就是寻找一处有彩陶的遗址，这就是他的目的，与寻找夏都没有关系。
要了解李济晋南之行的学术目的，要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出发。1921年安特生发掘了仰韶遗址以后，又到了甘肃的河西地区进行调查，很快就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此后，仰韶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安特生的观点究竟是否正确，这是中国学者首先要做出回应的，所以李济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回答这个问题。他又是一个接受过严密的西方科学训练的学者，让他去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禹都，对李济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后来他的同事徐中舒先生曾提出过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但在李济看来，这在方法论上是不严谨的。
顺便可以谈到一点，现在大家都把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发掘视为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但实际上，李济1923年在南开教书的时候就去新郑的李家楼发掘过，因为那里的大墓被盗，丁文江先生给他筹了一点儿钱，他就去新郑李家楼发掘，只不过没呆多久，只挖了几个探坑，听到土匪要来的消息，他就被吓跑了。虽然这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发掘，但是如果说李济的第一次发掘，那确实是在新郑，后来他不也写了《新郑的骨》么？
而且李济去李家楼的时候，也不是单纯因大墓被盗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他去的主要目的还是要看看当地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那时的李济满脑子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要回应安特生的观点。当然，新郑这次发掘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远不能与西阴村发掘相比，不过，我个人认为李济在晋南的调查和发掘一定不是冲着夏文化去的。
对于“仰韶文化西来说”，李济先生的做法是实事求是的调查，之后再予以回应。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化西来说”，似乎都归结于西方学者的偏见，事实上，从清末以来很多中国学者也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或“中国民族西来说”，最典型的像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因为那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人在当时被视为东亚病夫，极度缺乏民族自信，所以一些学者就愿意说中国文化是西来的，这样才可以说我们与西方民族在族源上是一样的，在种族上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是有这种心理在其中的。周予同先生1941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就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把当时清末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中外学者都加以罗列，可以详见。

安特生等人在整理仰韶村出土的彩陶
而李济先生有一个特点:科学主义至上，非常讲究实证和科学。这点从他的求学经历就可以看出来，他到美国最早攻读的是心理学，后来改为社会学，最后才是人类学。他为什么从心理学变成了社会学，就是因为他觉得心理学不够科学，他要学个更科学的学科。包括1970年代编的《中国上古史》，他还认为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讲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就是说，他不会有先入为主的看法。
澎湃新闻：随着1928年殷墟开始正式发掘，商代史中的诸多问题得以实证，这也使得寻找夏文化成了三代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最核心的使命。如今普遍认为是夏朝遗址的偃师二里头曾一度被我国考古学界判定为商汤的西亳，这是什么原因？
孙庆伟：寻找夏的问题，是中国几代考古学者的一个梦想，也是一个使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地位，而且就学术本身来讲，因为殷墟的发掘确定了晚商的信史地位，因此很自然地就要往前去追早商和夏的问题。
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问题与1950年代郑州的考古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因为何呢？因为我们知道，要找夏文化，首先就要确定什么是最早的商文化。1952年在郑州南郊发现了二里岗期的商文化，学术界公认二里岗期的商文化要比殷墟早，但是具体早多少考古学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考古学是解决相对年代的问题，解决不了绝对年代的问题，既可以比殷墟早一百年，也可以比殷墟早两百年。
可几乎在同时，1956年同样在郑州，又发掘了洛达庙遗址。考古学者认为这也是商文化的遗存，但是它和二里岗、殷墟的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出现了三种类型的商文化——殷墟、二里岗和洛达庙，这三个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考古学者当时的认识就是以洛达庙为最早，二里岗其次，殷墟最晚，即一个商文化至少可以分为三段，所以当时河南的安金槐先生就提出，这三类遗存分别相当于商代的早、中、晚期。正好这一时期又在郑州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岗阶段的商代城址，所以安金槐先生很自然地就把郑州商城定为商代中期商王仲丁的隞都。
1959年偃师二里头遗址 正式发掘，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有一部分和洛达庙很像，按现在的说法，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至少后两期和洛达庙很接近。所以当时学者就想，它和洛达庙很接近，那它就应该是商代早期的遗存了，而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又发现了很大的宫殿，这与文献中所记载商汤的西亳在偃师可以对应。这便形成了一条很完整的证据链，无论年代、文献，还是文化面貌都对上了。所以学者就提出二里头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的观点，这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被普遍接受。
为什么这个观点后来又发生改变？这和邹衡先生是分不开的，邹先生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才提出这样的认识，简单来讲，他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是同一个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不能从中一分为二，二里头的三、四期不属于商文化，而属于夏文化。如果文化面貌改变了，那么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就自然发生改变，二里头遗址“西亳说”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安金槐vs邹衡
说来也巧，邹先生提出这个观点是1977年，刚提出的时候很多学者都不同意，尤其是主张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学者，于是双方发生了很激烈的学术争论。但是没过几年，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又发现了一座商代城址——偃师商城，这座商城从文化面貌上讲与二里头遗址有所区别，它的地理位置比二里头遗址更符合成汤西亳的所在，而它的文化面貌与郑州商城最早的商文化接近。所以当时一大部分主张二里头“西亳说”的学者都纷纷倒戈，认为尸乡沟的这座商城是西亳，而承认尸乡沟商城是西亳，实际上就是承认二里岗期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也等于就是承认邹衡关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是正确或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从本质上讲，偃师商城西亳说就是将早商文化向后压了两期，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始后退到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末，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二里头遗址卫星影像（上）与偃师商城鸟瞰图（下）
澎湃新闻：邹衡先生最早把二里头定为夏，他的依据是什么？这中间也牵扯到著名的考古公案“亳都之争”，您能否为大家简单介绍下？您对此争论有何看法？
孙庆伟： 为什么邹衡先生能提出这种看法？这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一开始他的看法和当时主流观点是很接近的，邹先生1956年从北大毕业，研究生期间在郭宝钧先生的指导下做郑州发现的新材料，他把郑州二里岗新发现的商文化做了系统的研究，又与殷墟商文化的早晚关系、分期等都做了比较。
1957 年，邹先生在北大当老师，和宿白先生一起去河北邯郸发掘，在邯郸他也发现了比殷墟更早的遗存，但那个时候他对这批遗存的性质并不清楚。1959年他又去了洛阳王湾遗址发掘，而王湾有二里头文化一类的遗存。邹衡先生学术起点是商文化，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就在一直思考商文化的来源问题，所以我们看邹先生在论证夏文化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在研究商文化，因为只有把早商文化确定了，他才能确定什么是夏文化。
经过他的系统研究，认为郑州二里岗其实是商代早期文化，而非多数学者认定的商代中期；比郑州更早的，像河北邯郸，也就是太行山东麓地区的遗存，他认为是先商文化；二里头遗址也比郑州二里岗早，但文化面貌不一样，所以他判断这应该就是夏文化。因为比商早的既可以是商的，也可以是夏的，还可以是其他族群的文化。
邹先生研究时有一个绝招，就是对出土器物做大量的器类统计，在统计的基础上就能得出一个很好的认识。比如他发现二里头最主要的炊器是夹砂深腹罐，而郑州二里岗是以鬲为主的，如果它俩同属一个文化，为什么会从罐变为鬲呢？而太行山麓地区的一些文化遗存也是以鬲为主的，所以邹先生认为郑州商文化的主要来源是东边，而不是西边。

二里头文化的夹砂深腹罐（左）与二里岗文化的陶鬲
那么邹先生这种“以文化来定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考古学研究解决不了绝对年代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在郑州二里岗挖出比殷墟更早的文化，那么怎么确定它的具体年代呢？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碳十四测年，但碳十四测年有它的局限性：即便测出来比殷墟早，但文化属性不确定的话，也不能判断它是夏还是商，而且碳十四测年有误差。第二个就是通过某个媒介把这个问题解决，邹先生经过分析，他认为郑州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但是如何证明呢？邹先生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证明郑州的商城是商汤的亳都，如果这里是亳都的话，这里的商文化自然是早商文化，所以他才一直强调“郑亳说”。
而事实上“郑亳”在文献中并没有依据，因为文献提到过西亳、南亳、北亳等，但“郑亳”是邹衡先生自创的概念。为什么他要提出来这个郑亳说？就是要解决商文化的年代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邹先生确确实实是从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可他需要给这个结论找一个切实的证据，告诉大家它就是最早的商文化。反过来讲，如果单纯根据历史地理的考证，只根据它的地望而不考虑它的文化面貌，那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不是考古学研究。
邹先生提出“郑亳说”确实面临着诸多挑战，当时很多学者都写过文章指出他的不足之处。实事求是讲，“郑亳说”确实有它的不足之处，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传世文献的依据。而且，一旦提出“郑亳”说，就意味着要把其他几个亳都特别是西亳否定掉，邹先生当然非常清楚，他是怎么否定的呢？

当年的“亳都之争”可谓大咖云集
邹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去过鲁西南做工作，发掘了菏泽安邱堌堆遗址。他的目的就是想证明在早商时期豫东和鲁西地区没有商文化的分布，特别是没有大型商代城址的存在，以此来否定汤都在此区域的可能性。但严格说起来这个推论是有瑕疵的，因为考古发现是有偶然性和局限性的，不能因为没有发现便认为它不存在，这就有点像古史辨派的学者，过度使用了默证——“以不见为无有”。比如说张光直先生就很相信亳在商丘，但这一区域是黄泛区，东周时期的城址都被埋在10米深的沙土之下，更不用说早商时期的遗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亳的问题远没有到画上句号的时候，并不能排除将来在豫东找到亳的可能。
现在学术界通常说“北大是郑亳说的大本营，而社科院考古所是西亳说的大本营”，这种看法大致没错，因为在北大包括邹先生、李伯谦先生都是持“郑亳说”的。但我觉得更确切的表述应是“北大是反对西亳说的大本营”，反对“西亳说”并不一定就主张“郑亳说”，比如我们的刘绪老师，可以说反“西亳说”的主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刘老师并没有著文从正面论述“郑亳说”，我推测这是有深意在内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郑亳说”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豫东的问题不解决，“郑亳说”就不是定论。现在考古学上找到了的几座商城，能不能把亳的问题一网打尽？就我个人来看，远没有到这个时候。张光直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豫东的考古工作只是刚开了个头，可惜因为他的去世而工作中断了。所幸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同行们持续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期待。
澎湃新闻：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曾发表过他对夏王朝的看法，其认为二里头可称之为“二里头国家”，但它是不是夏朝还要保守来看。而身为二里头队长的许宏先生也认为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下不能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那么您对二里头的看法是什么？它是否就是夏王朝的国都，或者是夏文化中的一部分？
孙庆伟：罗泰教授的观点实际上是说没有一锤定音的证据便不可以认为二里头就是夏，从道理上讲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觉得还得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来讲，举个例子，殷墟甲骨发现以后，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是可信的，他进而说因为《殷本纪》的可信，那么《夏本纪》所载夏后的世系也应该是可信的，可到今天为止，谁也没发现夏代的甲骨。
我们从考古学上看也是如此，考古学能解决什么问题？它能解决文化面貌的不同问题，那么从文化面貌上证明二里头文化的时代早于早商，或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它与早商文化前后相继或略有重叠，而它的分布区域又是文献所载夏人的活动范围之内，这是考古学家把二里头文化说成夏文化的主要依据。
那么我们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是不是必须要以文字作为最后依据？如果有的学者认为必须要以文字为依据，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讨论，因为二里头没有发现文字，甚至早商也没有发现说它一定是商代早期的文字依据。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最早的信史还是殷墟。
但我想多数学者并不这么看，因为考古学可以通过自身的方法论对一些学术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应该是考古学的学科优势，而不是它的劣势，考古学的主要价值就体现在对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研究上。
我理解许宏先生与罗泰先生是不一样的。许宏先生这两年反复强调讲二里头究竟是夏是商，主要是缘于他认为在考古学层面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夏、商文化的问题，具体来讲，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和它的一、二期能不能分开，或者说，二里头文化能不能一半是夏文化，一半是商文化。这实际上是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观点的重新审视。
为什么会这样？这实际上是考古学研究方法和局限性所决定的。简单来说，两类遗存差异到何种程度可以划分为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差异到何种程度可以划归为同一支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再差异到何种程度是同一类型的不同期。严格来说，考古学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研究者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结论。所以，严格说起来，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属性、类型和分期都有争议，只不过不如夏文化这么引人注目，无人关注，无人较真罢了。
比如二里头文化分四期，有人将它分为两个文化，但分法各异。其中一部分人说第四期属商，一、二、三期属夏；还有人说第一期属夏，二、三、四期属商；当然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二期属夏，三、四期属商的看法。那么你划分的标准是什么，文化差异到多大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将它划为两个文化？且不说夏和商的问题，比这更关键的实际上是中国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可操作性，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操作规范得出不同的看法，所以表面上似乎是夏商争论的问题，事实上大家不是按照统一标准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在不同的平台上对话，何异于“鸡同鸭讲”？
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在将近一百年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得很好。上个世纪50年代夏鼐先生写过两篇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文章，但都是很宽泛地讲了些原则问题，至于具体如何量化，夏先生没有给出答案。后来张忠培先生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我理解其实就是要解决夏先生未解决的问题，里面讲了若干原则。但很遗憾，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些原则意见，等到每个研究者具体研究时，就一定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有了很大的随意性，有原则也等于是没有原则，大家各行其是。
所以在如今的研究之中，只要遇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定性，分类型或分期时，就一定会有不同意见存在。只要遇到和族属挂钩的时候，或者遇到王朝更替的时候，这一问题就更会暴露出来。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三代时期，夏、商、周、秦、楚等无一例外。是因为它们很特殊么？其实不然，它实际上反映了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规范性，由此而引发了随意性，这个问题亟须解决，需要整个考古学界去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考古学研究恐怕会“永无宁日”。（文/杨炎之）

『叁』 郑大历史系博士生刘承

1.哪些学校有历史系博士授予点

0601 历史学（130）

1 北京大学 A +

2 南开大学 A +

3 复旦大学 A +

4 北京师范大学 A +

5 四川大学 A +

6 中国人民大学 A +

7 华东师范大学 A +

8 首都师范大学 A

9 武汉大学 A

10 山东大学 A

11 陕西师范大学 A

12 吉林大学 A

13 中山大学 A

14 华中师范大学 A

15 云南大学 A

16 厦门大学 A

17 南京大学 A

18 西北大学 A

19 东北师范大学 A

20 郑州大学 A

21 暨南大学 A

22 浙江大学 A

23 兰州大学 A

24 上海师范大学 A

25 安徽大学 A

26 湖南师范大学 A

上述学校都有！

像山东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也都有，这个东西含金量不高，学科底蕴稍好点的都会有；2006年批准的历史博士点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2010年后批下的含金量就低很多了。

2.郑州大学文博专业好的导师有哪些

孙危，男，蒙古族，1973年生人。

1991—1995年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并获得学士学位；1995—2005年就职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期间于1997—2004年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就学，先后获得硕士（2000年）和博士（2004年）学位。2005年调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工作，同年晋升为文博系列副研究馆员；2006年被遴选为郑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同年还获得国家田野考古领队资格，并在郑州大学转评为副教授。

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北方民族考古、中西文化交流考古，还兼顾文化遗产保护及研究。

3.河南大学,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哪个好

河南大学历史是比较悠久，但是河大的历史系真的不如郑大，郑大历史系是郑大仅有的6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而且考古又是郑大历史学院的重中之重。

郑大历史学院有历史学、考古学、人文学科试验班三个本科专业，历史学为国家级特色专业，考古学为校级名牌专业。有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历史地理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科学技术史、经济史十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历史学、科学技术史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还拥有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古代史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历史学一级学科为河南省重点学科。

“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项目是国家“211”工程二期重点资助项目（已完成），“考古学与中原文化”项目现为国家“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学科建设工作走在了河南省人文学科的前列

河大历史学院：院拥有河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河南大学宋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近代中国研究所、犹太研究所、旅游规划发展中心等科研机构，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撑学科之一。学院设有历史学、博物馆学、旅游管理、世界历史等四个本科专业，拥有历史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旅游管理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为河南省最早的旅游管理硕士授权点。中国古代史专业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

『肆』 历史学出身的名人有哪些

1、钱文忠

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我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先生。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

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2007年登上百家讲坛主讲《玄奘西游记》，2013年主讲《钱文忠解读百家姓》第一二部。2015年钱文忠老师参加安徽卫视《中华百家姓》节目，与王立群、蒋方舟共同担任分享嘉宾。

2、钱钟书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3、季羡林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4、王立群

1945年3月14日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祖籍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市 ，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国《史记》研究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

2006年，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系列人物并出版相关图书，被观众誉为“百家讲坛最佳学术主讲人”，是十年来连续在《百家讲坛》担任主讲人的学者。2013年，担任青歌赛评委。2015年参加安徽卫视《中华百家姓》节目，与钱文忠、蒋方舟共同担任分享嘉宾。

曾荣获河南省、国家高校教学名师奖，河南省十大师德标兵、十大教育年度人物称号，是河南省省管专家，河南省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先后出版《现代<文选>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选>成书研究》（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代表性著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5、易中天

1947年2月8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知名作家、学者、教育家。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2年起任教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2015年4月声明已经退休。

易中天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作品。

2005年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2006年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汉代风云人物》、《易中天品三国》。2008年主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2013年宣布写作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2013年12月5日，荣获第八届作家富豪榜最佳历史书。

『伍』 大金店镇的文化

： ：中有大金店，南有王堂、李家沟、磴槽，北有黄村、太后庙，均有民间业余剧团。他们农忙务农，农闲排练，节日演出。主要有豫剧、曲剧两个剧种。镇区在解放前就有戏曲学校，社会上有一定财力的大户负责戏校的日常开支，当地群众称为“窝班戏”，从大金店戏校走出去的戏校学生，在各地演出中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其中豫剧的豫西调代表人物王二顺（告成人）就是从大金店走出去的著名艺术家。
大金店街的陈春德是一位著名的民间艺人，俗称“余生演员”（即没有进过科班经过专业训练的演员）。这位老人知识面广，戏路宽，行当全，老百姓说他一肚子都是戏。解放前的某个年份，有一著名的外地专业豫剧团到临汝县演出，剧名是《梨花归唐》，当时身在登封某煤矿任财务总管的陈春德，到临汝为矿上购物，听说有剧团演出，便主动到剧团找到领班，提出要客串薛丁山一角（俗称打炮），扮演樊梨花的女演员名燥豫西各县市，根本瞧不起陈春德，连演出前的沟通都不愿意，陈春德心里非常别扭，暗暗攒劲儿，薛丁山出场前陈春德一直闷头吸烟，一声不吭地关注着剧情的进展，当他听到锣鼓声响到了出场的时间，便扔掉烟袋走到化妆台前，双手齐下、十指并用，三两下就化完了脸谱，然后双臂一伸服装师连忙为他着装，当最后一声锣鼓敲过，陈春德大步出场，丝毫不误演出。因为这场戏是樊梨花和薛丁山的武打戏，所以没有几个回合薛丁山便用枪挑掉了樊梨花头上的网子，扮演樊梨花的演员当场出丑，掉头就回了后场，这时陈春德也到了后场，只见这位女演员诚恳地走到陈春德面前，连赔不是，口呼“学生眼拙请陈老师多多指教”。至今凡到大金店演出的剧团，都因群众欣赏水平较高，爱挑毛病的特点，而称“大金店的戏难唱”。 安金槐（1921—2001），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镇安庙村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194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曾任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副队长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考古学科组成员、河南省科技史学会理事长、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名誉会长、河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等职。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郑州二里岗》、《中国考古》、《登封王城岗与阳城》、《中国陶瓷》、《中国陶瓷通史》等。
王克印，笔名王石山，原大金店街北拐人。以中国画闻名，高级美术设计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曾出版《王克印花鸟画集》、《王克印画集》，其作品 《白鹭秋水》获全国花鸟画展一等奖，《春秋配》获全国美展二等奖，二者在国家及省博物馆均有收藏。
赵宗宪，男，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镇金东村人。诗人。1948年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有诗作发表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等。出版有诗集《平民精英》、《旧体诗200首》、《歌在人生路上》、《嵩山脚下》、《大家都看到了我的幸福》、《上帝和我共同的乐园》等。由中国诗歌学会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诗人大辞典》收有其辞条。
安国彦，画家。安国彦,字嵩石，1948年出生。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街西北拐人。早年毕业于北京画院国画研修班，师从著名山水画家王文芳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画研究，主攻山水画创作，兼作写意牡丹，山水画以博大雄浑见长，牡丹作品富贵秀丽，代表作品《嵩山百米长卷》高2米，长138米。作品曾在《美术》、《国画家》、《中国画》等重要杂志报刊上发表，并被江苏美术馆、河南省博物院、内蒙古美术馆等多家艺术机构收藏。数次应邀赴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举办画展和学术交流。出版有《安国彦画集》、《江山多娇—嵩山百米长卷》《嵩山诗书画集》、《艺香斋作品选》、《安国彦牡丹集》等个人画册。近年来作品连续被多家出版社出版挂历十余套。名列《中国书画名人录》等多部辞书。并获得“98画坛百杰”称号。
现为国家二级美术师，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国画家协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山水画艺委会委员，天中书画院业务院长，登封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王占敏，男，1966年8月出生，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镇金东村人。中学高级，中国少林武术七段。1991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先在登封五中任教，曾任《嵩苑》（季刊）副主编，后调到登封实验高中任教，现任语文教研组长、《思想树》（季刊）主编。河南省高中语文骨干教师，2006年度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河南省心理学会会员、河南省逻辑学会会员、河南省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会员、嵩山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登封市作协副秘书长、登封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嵩山诗社副社长、登封市散文学会副会长、少林养生学会秘书长。在《语文知识》、《新作文》、《中学生》《武林》、《搏击》发表有教育教学、少林武术研究、嵩山文化研究等方面论文20多篇。出版有诗集《一些情景总要想起》。另有撰述有《历代吟少林寺诗词选注》、《高中古诗文译注》、《少林功夫》、《少林寺龙拳拳法》等。由中国诗歌学会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诗人大辞典》收有其辞条。 。
民间武社：文村、安庙、书堂沟、段村、梅村、王上、陈楼、游方头、陈村、雷村、桑楼、箭沟、西湾、金东、金西、金中共16个村都有狮子、老虎、猩猩怪民间武社。每逢春节、灯节经常组织会社。以大金店的正月十六、文村的正月初九、书堂沟的正月十七，会社规模较大，吸引东金店、石道、送表等兄弟乡镇前来展示才艺，登封市的领导同志也经常到此观看。值得一提的是文村的舞狮表演团以其阵容强大、演技精湛，而闻名于登封各乡镇，并曾多次代表登封市参加郑州市政府组织的灯节民间文艺汇演，屡获殊荣。金东村的盘鼓队，名气很大，演员120人，60面大鼓，60面铜钗，由于训练有素，表演俱佳，他们的场地表演和行进表演在登封市有很大的影响，多次参加市区举办的大型活动，服务市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并经常为企业开业庆典助兴，特别是他们的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模式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 ，颍水春耕。
盛传不衰的登封八大景之一，颍水春耕，地点就在大金店颍河南岸，古负黍城的北部，相传唐朝有位诗人邹ⅩⅩ在春游登封秀美山水之际，有幸走到颍河岸边，被山清水秀的景色所迷醉。举目望去春意盎然、绿野吐翠，清澈的颍水潺潺流淌，河岸边的杨柳倒映颍水，给人一种树在水中，人在画中的意境，生动地展现了“嵩山不墨千秋画，颍水无弦万古琴的诗情画意。”当诗人看到田里的农夫怀着愉快的心情扶犁扬鞭勤劳春耕，口中吟唱田歌，一副悠然自得，超然域外的乐观神态，人与自然相映成趣，让诗人如痴如醉，不由诗兴大发，诗曰： 。
该镇北部的三王庄村位于三皇寨景区内，区内除三皇寨主景区外，还有清凉寺、上清微宫等景点，三王庄村民近几年围绕景区大做旅游服务文章，日前，三王庄旅游服务休闲区总体规划基本完成，水、电、路基础设施和绿化、美化基本到位，其中天成山庄的主体工程基本完成，他们将以优质的设施、高质量的服务欢迎八方宾客。 常松木
大金店村位于登封市区西南，距市区十二公里，自古以来为交通、商业、军事重镇，解放前后有“登封的小上海”之称。大金店村因距天下名刹少林寺很近，自古以来民风强捍，尚武习武的人很多，现在有的老拳师家里还放有祖传的兵器。如王全顺老拳师家就珍藏有一把祖传的明朝宝剑，还珍藏有一对王堂董玉乾家祖传几代的操镰。但大金店成为名副其实的武术之乡则是上世纪的事情，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一代武术宗师李根生在大金店地区设了四大拳场，义务传授少林武术，大金店村东门和南馆才开始大规模练武。四大拳场除大金店村之外，还有书堂沟、雷村、文村等。大金店镇传统少林武术因“闹节气”而日益盛行，至今不衰。 上世纪三十年代，大金店爱好武术的雷金柱、雷书秀、王同秀、李金秀等人投李根生大师学艺，李根生大师晚上就来大金店义务授徒。再加上豫西地区民风不正，一些青年人不走正道，赌博、吸大烟、打架等让父母颇为头疼，父母们就把孩子送进拳场练武，希望有个管教。另外，大金店人们敬奉火神爷，灯节前后都要出社娱神，以前大金店的社火是高抬故事，即一个大椅子绑在两根长杆上，椅子上焊一铁架子，铁架子上站一个穿戏服的人，由四个人抬着行进娱乐。这是文社，大金店人嫌不太喜庆，也想改一改社，于是村里的青年人就都拜李根生老师为师，然后将社改成了猩猩怪社，当时叫国术社。因一种热情和爱好，因戒赌和戒烟的需要，再加上改社和娱乐健身的原因，大金店遂成为武术重镇。
当年，东门拳场最先设在雷金柱家，后来移到了王森科（王惠麟之子）家。南馆拳场最先在碾道院，后来移到了尚小学家。村人要想入拳场学武，一般都要履行入场仪式，即拜师仪式。老师坐在挪挪爷神像前，想入场的人要事先准备好供食，并在黄裱纸上写有自己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上香后点燃黄裱，先给挪挪爷磕头，然后再给老师磕头，这就是所谓的“办身子”。办身子时还要跪在挪挪爷像前明誓，第一，一定要学好武艺；第二，学会拳棍刀枪和法言咒语，不传于外人，即不传于不在拳场的人；第三，学拳后不以艺欺负人、打人，只用于健身、防身；第四，学拳后坚决不奸淫盗窃，不赌博、不吸烟、不串门子（即混女人）。不然，死于灵官老爷钢鞭之下，死于乱箭刀枪之下，最轻也要双眼挤瞎。如果发现谁赌博了，只要进到拳场，众人就将其按倒在地，扒掉裤子用棍子痛打一顿。拜师仪式后就可入场练武了。每天晚上入场后，先给挪挪爷磕头，然后活动身子，人到齐上香后，李根生老师就开始手把手地认真传授，教每一个人正确的“出、收、挡”等一招一势。人们陆陆续续来到拳场，以一个钟头为限，迟到者要受罚。 大金店传统少林武术的传承情况较其他教师窝复杂一些，主要体现在南拐儿，李根生大师先在南馆传拳，而南馆拳师第二代及其以后则基本上学的是少林寺释德根大师的拳法，中间还夹杂有南馆人李金重在外地学的少林系拳法。东门则主要传承的是李根生大师拳法，后来也有一些人随释德根学了一些套路，但李派特色更为明显。大金店传统少林武术到了第四代传人后，又有人到少林寺、骆驼崖、小河湾学了一些拳术。因东门和南拐儿现在同属金东村，所以下文一般不再细分为东门和南拐儿。总起来说，大金店掀起过三次习武高潮，第一次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李根生大师传拳时，第二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释德根大师传拳时，第三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郑进保老师在学校普及武术时。
大金店传统少林武术的第一代著名拳师有雷金柱、雷书秀、王同秀、雷金怀、吴保印、陈天禄、王少同、李丙寅、郑炎丙、张文炎、张根、尚庚午、陈西怀、耿滴流、雷木等。第二代著名拳师有王全顺、崔光照、安光华、雷文章、赵平、王新田、胡兰、王兰、王金水、秦仁、陈铁成（陈发荣）、王万寿、王森科、王铁炉等。这两代人都是李根生大师的徒弟。第三代著名拳师有刘振海、陈秋菊、郑进保、安振喜、雷金汉、雷白露、崔同治、崔光烈、雷文青、雷丙申、雷丙森、王铁彪等。第三代拳师中郑进保、刘振海、陈秋菊、安振喜等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释德根大师到大金店传拳时的徒弟。释德根大师在大金店传拳时拳场主要在安振喜家。第四代主要有李铁炉、吴国汉、雷继武、雷长欣、雷国安、赵蛋、毕爱香、张书森、张铁印、陈孝立、王老六、毕全贵、闫治军、王金红、王新文（后毕业于河南大学武术系）、王洪、毕书军、刘会军、陈群立、陈天立、雷进央、尚海明、王彬、王宏伟、王占敏、闫治军、雷朋伟、刘建平、王庆彪、崔国元、巩建松、郑海森、王占芳等。现在，活跃在武林中的都是这一代人。第四代传人中一部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县体委李丙寅老师要求普及少林武术时，郑进保老师在大金店中心校教出的徒弟，其他的多是在村中的老拳师训练猩猩怪社时培养出来的。当时，全县有三个少林武术普及示范点，除大金店外，还有雷村和背阴坡村。第四代传人现在大多都执教于各大武术馆校，如张书森在少林寺武僧队当教练，张铁印在少林寺南院武术学院当教练，巩建松在少林寺禅武学院当教练、王金红在叶县少林武术学校当教练。 李根生大师在大金店传授的拳法套路主要有大洪拳、小洪拳（少林母拳）、炮拳、七星拳、大通臂拳、小通臂拳、梅花拳、六合拳、二人对打炮拳、对打拳（耳把六合拳）等，器械主要有大刀、双刀、绳鞭、流星锤、七节鞭、十三枪、对花枪、单刀穿枪、双刀穿枪、梢子棍穿枪、双梢子棍穿枪、单拐穿枪、双拐穿枪、操镰穿枪等。李根生老师还单独传给了安振喜母亲一套识字拳拳。小通臂拳被视为秘技，绝不传于没“办身子”不在拳场的人，如果正在演练时，有外人到场，就立即停止。
释德根大师又传了梅花拳、朝阳拳、罗汉拳等，器械又传了梅花单刀、梅花双刀、单刀破枪、大刀破枪、大刀破剑、三套环破枪等。据说少林寺素喜大师还在大金店传了一把心意把。释德根大师还将李根生大师传授的八步十三枪改为二十四明枪，传授于王全顺老拳师。
除能准确说出由谁传授外，大金店传统少林武术中还有春秋大刀、双梢子棍、眉齐棍（富贵不断头）、剑、锤、锏、大镰、草镰、单拐、双拐、钢鞭、九节鞭、护手钩、单匕首、双匕首、三节鞭、单拐对杆、双拐对杆、大镰对杆、三节鞭对棍、白手夺刀、锏对杆、锤对杆、扎子穿枪等套路和拔筋、八段锦、排打法、把法等功法。令人称绝的是，还有三人对练项目，如单刀破双枪、一人破二苗（枪）、三杆枪（三人对打）等。甚为可惜的是，大金店传统少林武术中的许多器械套路现在已经失传近半。
大金店的拳师中，雷文章的对手戏（拿手戏，即最擅长的）是小洪拳、大洪拳、梅花拳、单操镰、拐子穿枪、大通臂拳等，雷金怀的对手戏是小炮拳和大通臂拳，雷金柱的对手戏是大镰穿枪、单操镰、梅花拳和六合拳，雷木的对手戏是单拐和六合拳，李金秀的对手戏是六合拳，崔光照和耿滴流的对手戏是春秋大刀，王全顺的对手戏是二十四明枪（由八步十三枪改编而来）、拐子穿枪、单花枪，王万寿的对手戏是软兵器，王新田的是对花枪，雷金汉、崔同治的是大镰穿杆，王洪的是小洪拳、太祖长拳、一路炮锤，王占敏的是大通臂、小梅花拳、三路炮捶，常海明的是太祖长拳、双绳镖，巩建松的时小洪拳、炮锤、达摩杖、春秋大刀。 大金店的传统少林武术因李根生大师和释德根大师传授，可以说颇得传统少林武术之真传。其主要特点是，一、小架多，二、拳打一条线，三、曲而不曲，直而不直，四、节奏快，动作紧凑，五、每套拳收势都是五花坐山势，六、对练都是三十六势。从形式上讲，在四大拳场中，大金店传统少林武术还有人多势众、器械套路多、练拳季节性强（主要是冬天）、流传下来的拳谚多等特点。现在，在大金店流传拳谚还有很多，如“会锤（拳）不会锤，三百六十回”，“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单刀看手，双刀看走”，“剑不过顶”，“够不够，三十六”，“打拳不溜腿，到老冒失鬼”，“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练拳不知把，等于瞎胡耍”，“六耳不传法（即三个人同时在场时都不传法）”，“会拳不能用拳”，“少林拳一条线，不曲不弯走直线”，“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拳成家什（器械）就”，“熟能生巧，巧能而变”，“学会小洪拳，到哪都吃饭”，“站如钉，动如风，重如泰山，轻如鸿毛”，“出手似放箭”，“手似药箭身似弓，发劲全靠后脚蹬”，“捶打人不妨”，“好手拳千斤，懈手消万分”，“学会四两拨千斤，方知他力壮我身”，“当村不识当村货，外地和尚会念经”，“拳打千遍而不厌”等。
大金店传统少林武术在省内外影响极大，最叫响的就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郑州、登封等地参加武术节、艺术节表演时观众连续拍手不让下场。上世纪七十年代，大金店镇曾被郑州命名为武术之乡。1973年，郑进保老师带领五个大金店籍徒弟组成登封县教育代表队赴开封参加武术比赛，成绩优异的张铁印脱颖而出，代表开封地区参加了河南省武术比赛。1976年以后，登封县组织老拳师汇演，大金店老拳师表演的拳术曾得到了高度赞誉。1983年，大金店镇还成立了少林武术协会。第四代拳师中也有许多人在少林武术界颇有影响，毕书军曾荣获全国棍术冠军，后被河南省武术队录用，2003年，在河南省传统少林拳演示大会上，王占敏获得中年组男子拳术对练优秀奖，巩建松获得中年男子组拳术（小洪拳）一等奖。2004年10月，巩建松在首届世界传统武术节上获中年男子组少林拳术（炮拳）一等奖、器械（达摩杖）二等奖。2008年7月，在河南省传统少林拳交流大赛上，王洪获中年男子组传统少林拳一等奖、传统少林器械一等奖。2009年10月，王洪还应邀去澳门参加了首届中华武林群英大会，获功夫演练优秀奖。大金店传统少林武术还被传到了外地，陈发荣老师曾任河南大学少林武术学院教务长，学生遍布全国各地。郑进保老师的徒弟中也有不少大金店镇之外的，1976年，他还到颍阳镇庄王村王四治家传拳二十多天。第四代拳师中，王金红还在叶县开办了武术学校；陈孝立也曾在河南大学少林武术学院任教练；王洪曾任保安武校教练；巩建松曾任少林寺禅武学院总教练：他们的弟子也都来自全国各地。
当然，大金店镇传统少林武术最能显示其规模和影响的，还是在正月闹节气之时。大金店东门和南拐儿都组织有猩猩怪社，主要娱乐项目就是武术表演。大金店镇周围的村庄互相邀请或勾社，大金店的社也就不断到各村去串演。正月初七是大金店东街会和陈家门会，正月初九是文村会，正月初十是安庙会，正月十二是毕家村会，正月十三是大金店南拐儿、北拐儿和南店会，正月十四是雷村会和梅村会，正月十五是王上会，正月十六是大金店西街会，正月十七是书堂沟会，正月二十二是寺庄会，正月二十三和二十九是东金店会，正月二十五是高马会。各村会期时，大金店传统少林武术都会应邀或还社到场助兴。可惜的是，现在随着人们娱乐方式多样化，各村的社火的声势都远远不及二十年前，这对大金店传统少林武术的传播也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现在，登封市文联正在推动、开展的民间文化遗产工程，如能对大金店人们有一定的启发，那么大金店传统少林武术就有望振兴，我们期待着。

『陆』 恳请各位提供些许关于考古和历史的书籍

《考古学通论》，孙英民、李友谋，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考古》，安金槐，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考古学通论》，张之恒，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大网络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
《民族考古学初论》，容观琼、乔晓勤，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荣新江，三联书店
《科技考古学》，陈铁梅，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量考古学》，陈铁梅，北京大学出版社
《考古学理论》，陈淳， 复旦大学出版社
《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方辉 ，山东大学出版社
《考古学读本》，杨楠，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考古学十八讲》，张宏彦，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 马清林、苏伯民、胡之德、李最雄，科学出版社
《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 杨伯达，紫禁城出版社
《汉代画像石通论》，王建中，紫禁城出版社
《古代玉器通论》，龙仁博，紫禁城出版社
《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 孙机，文物出版社
《中国家具史图说》， 李宗山，湖北美术出版社

文物博物馆系列教材——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王宏钧，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考古》
《中国书画》（修订本），杨仁恺
《中国陶瓷》，冯先铭
《中国青铜器》，马承源
《中国古钱币》，唐石父
《中国古代建筑》，罗哲文

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文物出版社
《曾侯乙墓》，谭维泗
《秦文化》，王学理、梁云
《魏晋南北朝考古》，罗宗真
《古代石刻》， 赵超
《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 蒋英炬、杨爱国

『柒』 鍗楅槼璇歌憶搴愭墍鎸囩殑鍗楅槼鏄娌冲崡鐪佺殑鍗楅槼杩樻槸瑗勬▕鐨勫彜闅嗕腑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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