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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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

豆瓣评分：9.1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3-1

页数：392

内容简介：

南京大学已故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国内第一部著作。

在革命的背景下，在革命的名义下，历史风雷激荡、扑朔迷离。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历史大家的独特视角和通俗流畅的语言将我们带进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解放后的继续革命洪流中被遗忘或者被拒绝记忆的角落。

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及历史学家的人文关怀，高华教授的《革命年代》最重要的启示实际上是告诉读者用怎样的姿态去面对我们和其他人的过去和未来。

作者简介：

高华，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年仅57岁。

『贰』 革命年代的作者简介

高华，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作有《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等。

『叁』 南京大学的历史学怎么样

南京大学的复历史学很好，本硕制博一直到博士后！在全国可以排在前五名。我们学校有两个老师是南京大学的博士后，还有一个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的博士。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方面，陈谦平、李良玉、高华等都是名家。不过，历史学在当今社会属于冷门学科，因此分数线较低。

『肆』 宋美龄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

宋美龄的五大历史贡献 昨天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从 5 个方面评述了宋美龄令人尊敬的地方。他认为宋美龄是一个曾在 20 世纪中国政治和历史舞台上以她的特殊身份在几个关键点上发挥了正面作用的重要女性。

亲上前线鼓舞士兵 在日军轮番空袭的日子里宋美龄没有像其他官员夫人那样找个安全的地方养尊处优而是跟广大官兵一起战斗在最前线多少次她都险些丧命于敌机的轰炸中。一次去前线的路上宋美龄的车遇到轰炸她摔断数根肋骨可仍然坚持向前线将士作了演讲并喊出“弟兄们跟我来 ”的战斗口号然后一头晕倒在官兵们的欢呼声中。 推动中国民航发展 这一点极少有人了解。

上世纪 20 年代后期宋美龄曾任当时的航空委员会委员长。她利用她的特殊身份第一次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几大城市开通了民用航空线路。 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看 她的做法是很具有积极意义的。 坚决反对“两个中国” 宋美龄跟蒋介石来到台湾后一直主张国家统一的立场反对“台独”和“两个中国” 。这个观点伴随了她一生对台湾政府很有影响力。

『伍』 高华的个人履历

195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
“文革”期间，曾做过8年工人。
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茅家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大学工作。
1995—1996年，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访问学者。
2004年2-7月，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
2006年1-6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客座教授。

『陆』 从湘江战役看左倾错误的影响

湘江战役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最惨烈的一笔。根据历史学家们近年来的研究，李德等人的左倾路线，是导致湘江战役惨败的罪魁祸首。
抢渡湘江错失良机
1934年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尚没有整合各路地方军事武装，在围剿红军时，不得不依

赖各路军阀的配合。也正因如此，参战部队时常各怀心思，貌合神离。桂系军阀白崇禧既不愿红军进入广西，也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就借口兵力不够，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而湘军总指挥何键为求自保，也没有尽快派兵南移接防。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告诉记者，当时湘江防线漏出60里的空缺无兵防守达三四天之久。可惜，直到11月25日，中央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先头部队27日赶到界首。尽管顺利拿下渡口，但此时，湘军和桂军已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蜂拥而来，后续大部队完全失去了渡河良机。

负重行军致命拖累
即便如此，如果火速突围，战役的损失也能减少。可是，十万火急的战争即将打响，中央军委纵队还是加快不了行军速度。根据相关史料，11月26日，红军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行军缓慢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战争经验、高估自身实力又小看敌人决心的博古、李德，简直想将中央苏区整个搬走。他们将工厂拆迁一空，雇了几千名挑夫，凡是能够挪动的值钱物品都装在骡子和驴子背上，组成了庞大的后方运输队。需要8个人抬的X光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特别是遇到上山、下山以及羊肠小道，有时候路窄得只能通过一个人，这些辎重设备对于红军行军能力的阻碍可想而知。很多士兵抬着辎重，劳顿到站在地上就能睡着，很多人竟然就这么一睡不起。整个队伍前后绵延约200里，成为致命拖累。
在先头部队伤亡惨重，红军生死存亡系于一线之际，博古和李德才逐渐醒悟过来。12月1日，第五军团第13师在一天没吃饭并作战行军60里的情况下，又一口气跑步行军90里，于夜间9点渡过湘江。在攻打道县时垫后的34师，晚到一步，则被
国民党军隔离在东岸，许多人泅水而渡，被飞机和重火力轰炸扫射，满江都是人头、战马和漂浮的锅碗瓢盆，最后全师覆没。

悲壮的路线之争
长征前，中央苏区进行了极大规模的“扩红”运动，但湘江之战后，损失过半。除了骨干作战部队的重大伤亡外，非战斗减员的情况也很突出。相当数量未经有效训练和教育的新参军战士以及雇佣的挑夫，因为不能忍受艰难困苦而逃散。
此前主导长征的领导人，拘泥于共产国际的教导和苏俄经验，坚持“占领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军事路线，他们还激烈批评毛泽东，认为他以“乡村为中心”、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主张，是对革命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然而，这次悲壮的战役，以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和血淋淋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彻底破产。此后不久，中央军委听从毛泽东的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确立了其军事领袖的地位。从此，长征开始走出低谷，中国革命初见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