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㈠ 杨文全的个人履历

1979—1983 在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大学本科，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0—1993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内文系读硕士研究容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史锡尧教授、王宁教授、伍铁平教授等先生，获文学硕士学位。
1995—1999 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赵振铎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
2000年12月—2003年6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师从四川大学杰出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罗志田教授（现已调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获历史学博士后证书。
2008年9月—2009年7月 在南开大学文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马庆株教授，并获访问学者证书。
2009年9月-2010年9月，赴韩国首尔东国大学中国语系（科）任客座教授。

㈡ 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十大教授

经济学院刘怡教授，历史学系彭小瑜教授，数学科学学院李若教授，人民医院王建六教授，社会学系孙飞宇教授，基础医学学院初明教授，物理学院的穆良柱教授等。

教授为大学教师职称的最高级别。中顷运文的教授两字则源于“传教授业”的字义，是中国古代就使用的学官名称，在中国汉代、唐代的大学中都设此职位。这个词语与英文没有关联。日语中则与中文同用“教授”来称呼大学中的老师。

根据教育部和人事部联合发布的相关规定，把高校教师的岗位分为13个等级。教授岗位分一至七级。其中正教授岗位包括一至四级，副教授岗位包括五至七级；中级岗位分3个等级，即八至十级；初级岗位分为3个等级，即十一至十三级。

1、现下“教授”都是聘任制的。

2、“特聘教授”，顾名思议，是特殊（特别）聘任的教授，本身是教授。

3、“客座教授”，是“客情”聘请的学者，不定期来作报告或搞讲座。本人可能不是教授，而是名人、官员、企业家、发明者，等等。

4、“兼职教授”，校际间、学校与社会间，互相聘请讲课的教授。本身是教授亩歼，实际讲课或搞科研、带研究生。

5、“荣誉教授”，是对知名的老教授、有成就的老领导，授予的荣誉称号。

6、一般教授，是大学聘任的正高级职称，既上课，又搞科研、带研究生，也是学术带头人。

7、迅乎冲“叫兽”同音词，一般用来戏称爱装什么都懂的人。

㈢ 高毅的个人经历

1982．4．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
1984．12．获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1989．1．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1989．1．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
1991．8．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94．8．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所属机构：欧美史教研室 1985.10－1987.8, 瑞士日内瓦大学文学院博士进修生
1995.9－1996.9,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1996.10-12, 瑞士日内瓦大学访问学者
1999.3-5, 比利时列日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
2003.9-10,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访问学者
2006.1-2,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系客座教授
2006.2－2007.8,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客座教授  2005年起法国革命史国际委员会委员
 2005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 200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 1997－2006年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
 2000－2008年北京大学教材建设领导小组成员
 2000年起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 2000年起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 邓正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编委
 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编委
 北大希腊研究中心刊物《西学研究》编委
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刊物《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编委
 2002年起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  2001年5月参加上海大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并发表论文“现代文明的东方因素泛论”。
 2002年12月参加法国史研究会广州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论文“法国大革命对于现代政治民主化运动的意义”。
 2003年9-10月赴法国和意大利连续出席三个法国革命史国际研讨会，分别发表三篇论文“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法国革命热月时期的社会‘还俗’现象”、“中国法国革命史教学研究的资料应用”。
 2003年12月参加北大历史系主办“世界历史上的断裂与延续”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现代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断裂与延续”。
 2004年8月参加“北京论坛”历史学分论坛，发表论文“关于现代文明及其历史的若干问题”。
 2006年1月参加巴黎高等师范历史系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历史与图像”，发表论文“图像与中国文革”。
 2006年12月参加巴黎第一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与法国国家档案馆合作举办之国际学术讨论会“热月与督政府：史料的增值和研究的现实意义”，发表论文“督政府研究在中国”。
 2007年4月参加凡尔赛大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暴力、革命与国家神话的构建”，发表论文“中国20世纪革命暴力的历史作用”。
 2007年7月参加首尔大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西洋史学及现代性问题”，发表论文“中国的西洋史学及其对现代性的理解”。
 2007年9月参加北大和哈佛燕京共同举办之国际学术讨论会“世界文化的东方视角”，发表论文“秩序、公正与风信鸡——浅析法国革命热月与督政府时代的一份政治文化遗产”。
 2008年4月参加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及福建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之学术研讨会“全球化视野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课题”，发表论文“论法兰西第一共和的虚妄性”。

㈣ 宿白的学术观点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因病于2018年2月1日6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宿白， 字季庚，1922 年8 月3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1944 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 1948 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业, 1950 年任文科研究所考古学研究室讲师, 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编目员。1952 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 兼教研室副主任。1956 年晋升副教授, 1978 年晋升教授。1979 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 同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3 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首任系主任, 兼北大学术委员, 同年担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同年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 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他曾访问日、韩、法、伊朗等国, 进行考古方面的学术交流。2000 年出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

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立后，宿白先生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宿白先生长期从事历史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佛教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学、建筑考古、雕版印刷和版本目录学等领域的成就卓著, 出版有《白沙宋墓》、《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辑稿》、宿白未刊讲稿系列等著作, 是学术界公认的一位历史考古学领域集大成的学者。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上代表学会发言,评价宿白先生的杰出贡献时说: “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宿白先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网络全书式的教授。”

宿白, 1922 年8 月3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度过。“九一八” 事变之后, 东北被日本占领, 伪满时期, 历史、地理两门课程只讲东北不讲中国, 而学校越是不讲, 学生们就越想知道。

1939 年, 宿白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 1940 年来到北京, 开始了他的治学生涯。那时的历史课程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 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 这些知识都是宿白先生以前没有接触过的, 对这些课程充满了好奇。当时北大有一些著名的学者, 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被迫关闭之后, 一些老师转到北大来, 充实了北京大学的教学力量。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课程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 学生可以自由选听自己喜欢的课程。

1944 年宿白本科毕业以后, 留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在北大求学期间, 一些外系的课程给宿白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甚至影响到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其中冯承钧先生讲授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课程, 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授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容庚先生讲授的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知识,哲学系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课程, 对宿白后来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

宿白的职业生涯是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的。抗战胜利以后, 冯承钧先生将宿白推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后来, 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 冯承钧先生又向考古组主任向达先生推荐了宿白。向达和毛准两位商量之后, 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上班, 下午到图书馆上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2 年院系调整, 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 宿白才离开图书馆, 正式来到历史系工作。宿白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 参与李木斋藏书编目等工作, 在图书馆的工作为他后来的版本目录、雕版印刷等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所以, 宿白对北大图书馆的感情深厚, 他深情地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 我一辈子的科研教学都在北大, 受惠于北大图书馆,因此, 我的书还是捐给北大图书馆。如今他的藏书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 其中完成编目的有近一半填补了馆藏空白。

宿白是为学术而生的人。他在给沈阳市考古研究所的题词中写到: “致学存乎心, 补拙莫如勤”。他治学勤勉, 在将近70 岁高龄的时候开始整理原来调查的西藏寺庙资料。后来出版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被学术界称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宿白曾于1956 年6 月、1988 年8 月两次赴藏调查, 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大部分佛教寺院, 1959 年, 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文物局组织人员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 宿白先生第一次进西藏, 在那里待了5 个月。身体健康的他基本没有什么高原反应, 在解放军的配合下, 宿白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以后, 就没继续管这批资料。1988 年, 西藏文管会邀请宿白第二次进藏。他发现许多寺庙在“文革” 当中被破坏掉了。回京之后, 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 经过七八年的艰辛努力, 1996 年,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写作可谓是呕心沥血, “写的时候, 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候。” “只盼能有益于今后的工作, 无法顾及其它。”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附录的《征引汉译藏文文献简目》共收录40 种重要的藏文史书, 但从注释看, 作者参考的藏文史料远不止这些。其中有些书“即使是研究西藏历史的专家, 似乎也难有人全部通读。由此可见, 作者收求之勤, 用力之苦”。宿白为西藏历史考古付出的超常努力和汗水, 体现了我国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强烈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

自公元7 世纪中叶迄20 世纪50 年代, 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 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 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因此, 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 其意义和价值就决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 也关涉到西藏历史时期其他诸多方面。比如宿白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 发现了11 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 透露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的信息, 而这些内容是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下来的。在宿白之前, 中外学者对藏传佛教遗迹也进行过许多调查和研究, 但正如罗炤先生所言, 以往的工作多是局部的, 尚未形成综合的系统, 研究的深度也远远不够。

宿白通过54 处寺庙、约89 座建筑材料的细致比较分析, 主要从寺院建筑的建筑形制、平面布局和藏式建筑中常见的柱头托木演变等方面, 结合中外文献, 将西藏主要佛教寺院分为了五期, “它第一次严肃对待和解决了西藏寺院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标尺。” “特别是又将每期寺院建筑的变化, 置于西藏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 分析了政治形势, 宗教发展, 内地影响乃至外部入侵等大环境和因素对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表现了作者高远博大的史学家目光。”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的好多插图都是宿白自己画的, 宿白当年在西藏调查寺庙, 条件有限, 不可能用尺子测量。他画的图, 虽然大都采用步量或目测的方法,但相当准确。“宿白早年曾师从董希文学画, 具有较强的观察和构图能力, 他两次进藏考察时, 每至一地均注意以图形记实物, 时间和条件有限, 就以步测、目测、手绘, 整理了大量珍贵的摹写草图”, 这些草图成为西藏寺庙分期的重要依据, 也成为现在一些寺院复原的基础。

宿白是中国佛教考古学的开创者。他十分注重田野工作。在《我与佛教考古学》中, 他强调“考古学是以调查、发掘为手段, 强调实践的学科, 中国佛教考古学也不例外。调查、发掘、强调实践, 就是要以理清遗迹演变的过程为基础, 然后再结合文献, 进一步分析遗迹的性质与历史。对寺院遗迹是这样要求, 对石窟遗迹也是这样要求。”

宿白与佛教考古结缘, 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 这一年假期, 宿白和另外一个同学去了一趟距北京不远的山西大同, 云冈石窟近20 米高的北魏石雕大佛给他留下了很是震撼的印象。

云冈石窟是宿白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处石窟, 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宿白在讨论“云冈模式” 的时候所说: “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 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 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 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 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 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 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 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 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 世纪后半叶到7 世纪前叶) 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 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 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 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1947 年, 宿白在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时, 于缪荃孙抄自《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志》条所引《析津志》文内, 发现一篇元代人熊自得抄录的2100 余字《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 文中记录了云冈石窟在历史上的重修情况, 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从不为人知的文献资料。1951 年, 他完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之初稿, 这是宿白将古代文献引入石窟寺研究, 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标志。

宿白在《校注》中指出, (碑文) “记述详细, 征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 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 而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 也正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材料。” 通过碑文提供的新资料, 结合当时国内外对云冈石窟所做的考古调查、清理和挖掘, 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以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