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张建侯教授

『壹』 张克忠的个人经历

张克忠，生于天津。父亲早丧，他与母亲住在家境并不宽裕的外祖父家，母亲靠做些女红含辛茹 苦地抚养儿子。张克忠不负母亲的希望，小学毕业后考入南开中 学。酷爱人才的张伯苓校长非常器重这个聪明过人又非常勤奋的学生，特批准他免费就读，又由于他长于数学，破格特许张克忠当 寒暑假数学补习班的教师，这样小小年纪的张克忠既是“南中”的学生又是“南中”的教师。张校长开通的政策终于使这个后来的化 学英才没有因家贫而辍学。
张克忠中学毕业后，正处于草创阶段的南开大学尚不具备招收数理科学生的条件，张克忠只好就读于唐山交通大学。但很快 南开大学设立数理科系，张克忠重新报考，成为南开大学最早的文 理混合班学生，得以再续与南开的情缘。
同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董事长简氏兄弟设立简氏奖学金，以资助国内大学生赴美深造。只有大学一年级的张克忠本无资格报 考这项面向毕业生的考试，而一向爱才如命的张伯苓校长亲自跑 到简氏基本招考机构力荐张克忠。有伯乐，焉能没有千里马。张克忠被破格允许参加考试，年龄最小、学历最浅的他竟脱颖而出，名列第一名。1923年，张克忠得到简氏资助赴美留学，并且进入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在美国也是一门新兴学科的化学工程学。从此，他一生的生命指针便指向了化工。
学院中被人们戏称为化工“鼻祖”的著名教授路易士（W．K．Lewis）非常惊讶于张克忠这样一个来自科学落后的国度的学生竟 有着这样好的数理化功底和英文水平，亲任张克忠的导师。
百分之一的天赋，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终于使张克忠在五年后戴上了博士的桂冠。1928年，麻省理工学院在授予张克忠 科学博士学学位的同时，出版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扩散原理》一书。此书立刻轰动了美国科学界，一向不被看重的中国人竟令美国科学界大长见识，“扩散原理”被定名为“张氏定理”。那年张克忠只有二十四岁。
张克忠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以惊人速度学完一般需八九年才能完成的从大学本科到博士生的全部课程和实验，写出了高水平的博士论文。论文提出的扩散原理，是他研究精馏过程机理，将原基本扩散方程积分，结合实验数据，对影响塔板效率的因素作定量分析得到的成果。这一扩散原理很有指导意义，被称为“张氏扩散原理”，至今仍被沿用。1928年，张克忠以优异成绩成为在该院获得化学工程科学博士的第一个中国人。导师路易斯对张克忠的成就和才能极为赞赏，执意要他留下作助手，但张克忠怀着为祖国培养化学工程人才和振兴化学工业的强烈愿望，毅然离美归国，回到母校南开大学。
路易士教授执意把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张克忠留在麻省理工学院，先后三次为他安排职位。一面是工作生活条件都优越的美国，一面是科学上还是一片荒芜的贫困的祖国。出于一片赤子丹心，张克忠选择了后者，义无反顾地拒绝了导师的好意，返回祖国.
就在张克忠回国的前夕，他曾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后来的化工学家张洪流促膝长谈。他向张洪沅谈到在拥有广阔海陆资源 的中国，发展化学工业是一条可行的富国之路。张克忠还谈到他 非常敬重张伯苓这位爱国的教育家，非常热爱南开，为了报答恩师 的知遇之恩和母校的培养，他决定接受南开大学的聘请去任教，尽 管当时南大由于要自募经费，资金有限，能给他的薪金与国内同等 学校相比相差较大。张克忠甚至还说动了张洪流学成归国后也来 南开，因为那里大有“用武之地”。
张伯苓的理想是把南开办成国人公认的名牌大学，而当时，南开与清华、北大这些知名大学相比，无论是在教授阵容、设备条件还是在经济力量方面都相差甚远，怎样办出自己的特色呢？张校长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教育本来就是要培养有用人才，研究也应切合国计民生，于是他决定抓住“应用”二字下功夫。
长于应用化学的张克忠的归来，无疑使张校长如久旱逢甘霖 般兴奋，难怪当时一些先生们开玩笑地对张克忠说：“张校长从麻 省理工学院得到了及时雨。”张克忠一向非常赞同麻省理工学院” 理论与实际并重”、“教学与科研并举”的办学方针，这本身就与张 校长的想法一拍即合。张克忠确实是张伯苓的“及时雨”，而张克忠回到南大也是如鱼得水，马上大干起来。
张克忠受聘于南开大学时年仅25岁，是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他首先积极创建化工系和工学院。1931年8月，化工系成立，他立即延聘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学博士张洪沅教授，以及高少白教授、蒋子瞻研究员、伉铁隽讲师等来校，分别讲授化工原理、化工计算、定量分析等课程。张克忠亲自讲授工业化学。他还每年安排一定时间让学生参加实际工作，如化学分析，设备安装和调试等。张克忠是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创始人之一。为活跃学术交流，张克忠和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同仁创办的《化学工程》杂志于1934年起在天津出版，他担任经理、编辑。文章用英文发表。每年4期，为1卷。这是我国第一本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化工类高水平学术刊物，颇受化工界同行重视。
应用化学研究所与化工系相继建立起来，恰恰符合了“教学与科研并举的方针”。张克忠也身兼应化所所长和化工系系主任之职。
在《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章程》上这样写道：“本所目的，在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上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其出口之质量，俾收学与社会合作之实效。”张克忠强调“科研与生产并举”，应化所进行的研究课题并非取自书本用之“象牙塔”，而是直接接受各工厂的委托搞技术攻关，解决实际问题。今天，我们常说“要把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当时应化所所采取的科研与生产直接对接的方式无疑是最快的转化方式了。
草创时期的应化所十分简陋，设在当年教职员宿舍的锅炉房附近，只有几间低矮的小平房，屋里是式样各异的旧桌子和几条长板凳。随着科研与委托业务的发展，旧址实在不敷应用才搬到了 当时南大的理科教学楼——思源堂中的一间大教室。人员也非常精简，全所人员最多时不过十五个，其中包括著名的化学家邱宗岳、杨石先和高长庚（字少白）教授，与张克忠“海外盟誓”的张洪流回来后担任副所长兼研究部主任。虽然条件差，人员少，但大家却都精神饱满，工作效率也很高。张克忠更是以身作则，每日不分八小时内外，也没有假日这类观念，把教学之外的全部精力都投人了应化所。
人们常说，应用化学研究所与何廉教授主办的经济研究所是张伯苓的两颗掌上明珠。事实上，应化所也确是为南大增辉不少。
1933年6月，应用化学研究所接受了天津利中硫酸厂的设计、建设和投产任务。至1934年5月，试车成功，运转良好。这个厂年产3万吨硫酸，总耗资仅13万元。此前厂方曾想委托外商承包，要价25万元，还需另付外籍工程师和焊工生活费。两者相比，节约投资10余万元。硫酸厂的建成，大长了中国化工科技人员的志气，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1932年到1936年，应用化学研究所先后接受分析化验样品共约300多个。有的对原有分析方法作了改进，如锰矿石中锰含量的分析。还帮助企业研究解决了不少生产难题，如茶油硬化、蜂蜜脱臭、草帽辫漂白、印刷制版胶、自行车链发蓝剂、手电筒反光镜等。该所还仿制了金属磨光皂、油墨、复写纸、制革发光水、浆纱粉、辣酱油等产品；自行试制成功了酒精、硬脂酸、油酸、甘油、钾皂、黄铅粉、红铅粉等。这些虽然都只能小量生产，但对缓解市场需要，抵制洋货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当年的应化所报告书中可见，在1932年到1936年五年间，应化所共接受委托分析化验样品323个。其中，美国的《化学文摘》曾摘录了应化所研究人员对Goutel氏的煤发热值计算方程式的修正以及对锰矿石内含锰量的分析方法的改进两项研究工作的 要点。为了抵制洋货，应化所还仿制了一些轻工业产品。同时，为了更好地解决生产难题，应化所还派人亲自送技术上门，可谓“传授到家”。
在应化所的委托工作中，有一件事值得特书一笔，那就是天津 利中公司硫酸厂的设计和建筑。天津利中公司原本想让外商包建一座日产三吨的硫酸厂，外商开的价是设备费25万元加上负担一名工程师每天15美元和两名焊工每人每日5美元的工资，而当时利中公司所能筹集的资金总额不过20万元。在此种情况下，利中酸厂的发起人赵雁秋与吴印塘两先生慕名找到了应化所。张克忠 欣然同意，并和张洪沅、蒋子瞻二位挑起了这个重担。从1933年6月开始投入设计到1934年5月酸厂试车成功，公司只花费了13万元投资，酸厂就建成投产，各项包工指标都超过了外商。原来想捞些“油水”的外商除了叹惜外，也只有叹服了。利中酸厂的建立无疑给天津制酸工业奠定了基础，也让中国化工科技人员大长了志气，应化所在1934年报告中记录了这件事并得出结论：“中国问题可由国人自行解决”，“中国工程师未必不如外人也”。
大大小小的工厂一个接一个委托应化所解决生产中的问题， 在30年代中期，张克忠的应化所可谓“买卖兴隆”了。应化所赚到 一些资金，又用于扩充设备和支持进一步研究。“以所养所”，张克 忠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以校养校”，手头桔据的张伯苓应该微笑了.
应化所与化工系本来就是相得益彰，化工系学生在这里找到了实践场所，而一些优秀的学生也成为这里的技术力量；后来天津市半导体研究所所长伉铁镌在应化所成立时只有大学二年级，但 也加入了所里的分析研究工作。
化工系虽办起来了，但作为新兴学科的化学工程学，国内没有现成的教材，开始张克忠与张洪沅二人翻译国外教材。后来二人干脆与浙江大学的一些教授们开始自编教材，数易寒暑，中国化工学者自撰的化工教科书出版了。
此外，张克忠还会同各地同行对化工名词进行重新审定和编译，改变了中国化工名词都是“舶来品”的局面。 正在张克忠的一所一系欣欣向荣的时候，1937年走近了……
1937年7月29日午夜一点，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炮轰天津城，而炮轰目标之一就是南开大学。张克忠苦心经营的应化所与化工系也遭轰炸，南开蒙难，他未在现场，而是在南京协助范旭东、侯德榜扩建硫酸钮厂。留守的高少白教授与伉铁镌冒着炮火抢救出了许多的设备，随后，他们携带着这些设备随南开迁往西南后方。
张克忠虽然与妻子、母亲、二儿子在重庆团圆，而大儿子张松 寿却因兵荒马乱罹病不得治疗而夭折了。承受着丧子之悲的张克 忠没有消沉，在重庆重建应化所和化工系，他终日忙碌奔波，不遗余力地与困难斗争，还创办了小规模的工厂——南开化工厂。化工厂最初的情况是不错的。
但是国难当头，科研困难可想而知。烧碱、硫酸一类最普通的化学药品也得从香港进口。仪器则多半只能购用本地伪造的，这些仪器欠灵敏，实验误差大得惊人。那时只能是有哪些药品，就做哪些研究，有什么设备，就开展什么工作。张克忠纵有雄心壮志， 终究化为无声的叹惜！化工厂关闭了，应化所也停止活动，张伯苓的掌上明珠就此失落了。
在此之前，同样是时局的影响，张克忠协助范旭东、侯德榜进行的永利宁厂扩建工程也受阻。张克忠慨叹：永利沽厂（同为范，侯所开）生产碱，在东南亚仅次于日本。范、侯请先生此次倾尽心 血扩建永利宁厂（在南京）发展硫酸5亚的生产，这样有了酸碱一对翅膀，中国的化工可望展翅高飞了。但是终于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而天不遂人愿。
国难当头，张克忠原本想办好一系一所并在南开办一个中国 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想破灭了。而他并没有停下脚步，他感到大敌当前，身为七尺男儿，即使不能亲赴沙场抗外侮，也应追随爱国的实业家范、侯诸前辈为振兴民族工业、发展化学工业做一番事业。张克忠走出书斋，开始办工厂搞技术，可惜这条路一样不顺利。
天府之国的四川 地，地下宝藏丰富，范、侯以及张克忠等人 在四川的老龙坝、五通桥一带打盐井，并创办了永利川厂。在当时，技术落后的中国的制盐业仍是使用卤水经浓缩而后制成盐的笨办法。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永利川厂想采用德国的专利“察安 法”，于是派侯德榜、张克忠等去德国。在柏林的谈判桌上，趾高气扬的洋人百般刁难，竟至提出用这一专利生产出的产品不准到“中国以外的东三省去卖”，在他们的眼里东三省已不是中国领土。侯德榜怒不可遏，当即正告德方：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的产品当然要销售到东三省去！洽谈就此破裂。
张克忠认为，德国之行虽然没有买回察安专利，但是买回了比之更为宝贵的教训。一个民族不御外侮，根本无所谓富强，弱国无外交，弱国连与外国人进行平起平坐交易的权力也没有。中国人要富强首先要靠自己。
侯德榜可谓与张克忠心有戚戚焉，他向化工界同行呼吁：“黄头发、蓝眼珠的人能够搞出来的东西，我们黑头发黑眼珠的人一定也要搞出来！”侯德榜卧薪尝胆，苦斗三年，共进行五百多次试验， 创出了震惊中外化工界的
“侯氏制碱法，打破了国外专利的垄断， 化工界同仁无不为之振奋”。
这一时期，张克忠出任昆明化工厂厂长，在别人眼里这或许是大材小用，而他却甘心情愿，或许他觉得那里可以诞生中国化工业腾飞的“双翼”。事实上张克忠正是这样做的：他亲自设计改造旧有的设备，生产出了硫酸；在缺乏先进设备的情况下，经过一番努力，土洋结合，生产出了小批量的纯碱及食用碱。也许个人的命运、事业的成功总是与国运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侵略者很快加强对西南的封锁，昆明遭到轰炸，张克忠向往的发展已成为海市蜃楼。
抗战八年，张克忠屡次拼搏虽取得了不少成果，却屡次陷入无可奈何之境。好在他从未放弃过，几次三番从头做起，痴心不改地做着祖国化工事业的腾飞之梦，但不知好梦何时圆？
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欢天喜地的张克忠带着一批精良的技术骨干同赴青岛接收敌伪化工厂，八年的抗战结束了，该是重整河山的时候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共有11个化工厂产品投放市场，而当一切才有起色的时候，内战爆发了。1946年底宋子文派人与张克忠谈判，想给张克忠一个经理之类的职位，实际目的是想囊括这十几家化工厂。张克忠无力与宋子文“斗法”，最终挥泪放弃了青岛的工厂。
本来笃信科学的人是不该讲缘分的可说来也奇怪涨克忠自从进入南开中学以来，事业发展最辉煌的时刻都是在南开渡过的, 他与南开有着解不开的情缘。
1947年，也就是南大复校不久，张克忠回来了，担任工学院院 长兼化工系主任并重建应化所。
此时张克忠教授上“工业化学”课，并亲自利用业余时间编写该课程的教材，《无机工业化学》与《有机工业化学》两书相继出版了。
张克忠是位严师。据当时张克忠的学生现在天津大学化工系副教授姚玉英回忆：“张先生常常是还没讲课就考试，使大家非常紧张，上他的课之前必须预习，而考完试之后，他又会根据考试中 反映出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这样一来大家记忆非常深刻 …… 他的考试非常难，有一次全班只有一个同学及格。同学们都怕他。……一次我做实验时，用电炉加热，由于想去拿一些东西， 只离开了片刻。正巧被张先生看到，他狠批了我一顿，因为接操作规程是不允许的。百分之一的疏漏都可能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大家虽怕他，却谁也不得不折服于他在学术上的严谨……张先生的家长作风很严重，在我毕业前夕，他根本就不与我仔细谈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而只是对我说一句‘你留校’，也就替我决定了我的命运。”话虽如此说，姚玉英如果不是出于对老师的一片敬畏之情，想离开学校也并非难事，张克忠的三个字决定了她的大半生。
其实，张克忠也是一位“慈师”。张克忠是在恩师张伯苓的帮助下才没有被贫困压服而得以完成学业的，张克忠对于贫困的学生也有着一份特殊感情。现南开大学化学系的申泮文教授以及天大化工系前主任张建侯教授等人都在不同时期接受过张克忠的帮助。
政治风云变幻，张克忠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1947年下半年，老朋友杨公庶想拉他去台湾办公工厂经营，张克忠永远无法忘记青岛十几家工厂被宋子文吞并那段伤心的经历，他果断回答了杨公庶：为蒋介石、国民政府去殉葬，我是绝对不干的。并且劝杨也不要去。张克忠由于情绪过于激动在由上海回天津的途中，晕倒在飞机上，经
急救脱离了险情，但高血压却就此扎下了致命的病根。
很快，天津局势紧张起来，学校成立了“安全委员会”以做好护校工作张克忠也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张克忠与工学院师生齐心合力，在最后的黑暗中，保护了应化所、工学院各系，迎来了天津的黎明。
解放初期的日子里，张克忠接受着新中国温暖阳光的照耀。 南开的校友周恩来关心张克忠和发展化工的问题。他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并应邀列席最高国务会议。 在与会的第一天，张克忠感到自己尚未为新中国做出值得称道的贡献，不愿在指定的席位上人座，而是选了个不显眼的末席坐下来，想不到周总理很快发现了他，并且走过来，微笑着拉起他走到毛主席身边，介绍道：“这是张克忠，子丹教授。”毛主席竟早就对他有所了解，见到他仿佛见到老朋友一样高兴。毛主席说：新中国要富强，就要发展科学，发展化学工业，你们任重道远啊！张克忠激动不已，感到那个二十几年来不断做着的祖国化工腾飞的梦已不再遥不可及。

『贰』 6年级习作6 杨振宁

杨振宁（1922，10.1～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生于安徽省合肥市。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以他们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两个人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后二人因排名先后的问题交恶。1962年因为《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两人正式决裂。杨振宁七岁的儿子杨光诺曾说，“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1989年他写给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向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吴大猷覆信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truth是不能永远掩盖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truth慢慢的展现出来。”
1977年他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促进中美关系。
1980年杨振宁获得拉姆福德奖（Rumford），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杨振宁现居于北京清华大学。杨振宁的结发太太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2003年10月因病过世。
2004年底至2005年初，82岁高龄的杨振宁与28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班学生翁帆（离异）再一次步入婚姻殿堂。
荣誉
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还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及拥有多项荣誉学位，也是国内外许多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
[编辑本段]个人经历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7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5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那时候，当他从国外旅行回来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要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他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近来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杨振宁最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个从中国偏僻地区一个落后的城市来的年轻学生，怎么会有幸参与20世纪一个最主要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无穷多样性，从混沌的星球爆炸到电子环绕原子核的颤动。
1956年杨振宁第一次出名。那一年他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这个工作，两人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两人在1962年分手。杨振宁拒绝谈论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的。他说：“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
杨振宁早年处于一个更像是中世纪的而不是现代的社会。他得益于幸运的家庭环境以及和同事与学者们的联系。这些为他进入更广阔的知识和文化世界的旅程铺平了道路。反过来，他正通过不断努力在亚洲建立一流的研究中心为回报。
杨振宁生长在中国中部一个围有城墙的城市——合肥。当时，这个城市的街道是没有路面的，城门很窄，以致30年代第一部汽车开来时无法通过。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由于闭塞，杨振宁直到6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
1937年日本入侵，杨振宁的祖父被迫离开北平，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杨振宁的父亲继续走好运。几十年后年轻的杨振宁也进了这所大学，受教于一些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之中有些以后去了美国，其中包括陈省身。陈省身现在已经从伯克莱加州大学退休，许多人都认为他是现在活着的最重要的微分几何学家。
1945年杨振宁的父亲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杨振宁的父亲，可是他要拜才华横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为师，因此去了芝加哥大学并在以后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的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论文写好后只有4页。泰勒说服杨振宁，无论如何，一篇博士论文只有4页总是太短了，要他加长。他照办了，加到了23页。在物理学有了卓越的成就以后，他又转向远东。杨振宁将把他的文稿与信件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而不是给石溪纽约州立大学。他是中文大学的访问教授。杨振宁也没有排除他搬回中国的可能性，因为回去后他和与他结婚已50年的妻子杜致礼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新近，致礼在石溪州立大学的医院动了三次肿瘤手术，结果良好。 杨振宁在长岛还是感到很自在，也不像是要搬到远离他的三位已经成年的孩子身边。他们三位都已得到科学方面的学位。杨振宁说：“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接触的中国文化很少。”长子光诺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现在是纽约州西彻斯特县的一位财务顾问。次子光宇是一位化学博士，住在纽约城，为J．P．Marg财务公司分析化学工业。女儿又礼是蒙太拿州列文斯登县的一位医生。
杨振宁在1964年成为美国公民。他说：“我们在美国过得很不错。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在两个社会中都很自在。”
在石溪为他的退休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结束时，杨振宁谈到他在60岁时的一个“伟大和意义深远的发现”：“生命是有限的”。他念了9世纪的一位中国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0世纪初，另一位作家，也是杨振宁父亲的朋友�译者注：朱自清 ，把这两行诗句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历经一生对自然的神秘的思考以后，杨振宁认为这一改造更精确地描述了他晚年的想法。
[编辑本段]杨振宁在昆明的读书生活
高二学历的第八号考生

1938年夏，鉴于辗转流离到抗战大后方的中学生非常之多，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文凭，可按同等学历报考大学。得此消息，随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的父亲杨武之迁至昆明的杨振宁，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以高二学历早早地报名参加统一招生考试。国立各院校昆明招生委员会办事处发给杨振宁的准考证为“统昆字第0008”，试场为“第壹试场”，座位为“第捌号”。
杨振宁一家从1938年春到昆后，最先住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间的文化巷11号。这条小巷原先是昆明北城脚偏僻荒凉、荨麻丛生之地，也叫作荨麻巷。随着联大教职工的陆续迁入，巷内除杨家外，还有物理学系教授赵忠尧和霍秉权分别住进19号、43号，化学系教授刘云浦住进41号，其他学校如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等也先后入住该巷，小巷顿时热闹起来，并成为联大等校师生进出城内的主要通道，因而改名文化巷。
大学考试那天，杨振宁天还不亮就起了床，迅速地吃了几口饭，就精神抖擞地走进考场。这时候，考场上只来了寥寥几位同学。杨振宁穿着整洁的学生装，高高兴兴地领了准考证，贴上路过汉口时所照的照片，准考证上写着“统昆字第0008号考生业经审查合格，准予在昆明应考本科壹年级”。由于他平时读书认真，苦学不辍，几天之后，便以出色的成绩，被大学录取了。
只有高二学历的杨振宁能够考取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确实让人感到高兴和意外，但这反过来说明杨武之家教有方。关于这一点，杨振宁2000年4月6日在南京作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时说：“我发现我在许多方面是很幸运的。首先，我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我在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清华园里长大；另一方面，我很小就发现数学对我很容易……”
群英荟萃
中学时代的杨振宁聪明而早慧，数学念得非常好。有一天，他认真地对父亲说：“爸爸!我长大了要争取得诺贝尔奖!”从心底里盼望儿子有出息的杨武之，十分清楚诺贝尔奖的份量。他鼓励儿子说：“好好学吧!”没想到，这个玩笑，在西南联大一传十、十传百地传了开来，人们戏言：“杨武之的儿子数学很好，为什么不子从父业攻读数学而学物理?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
杨振宁在高中时只读过化学而没有读过物理，所以他报考联大时考的是化学系。可1938年11月底入学后，他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更有兴趣，又转到了物理学系。联大1938年入校的新生里，16岁的杨振宁，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此时的西南联大，学生宿舍是土墙茅草房或土墙铁皮房，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时会叮叮咚咚响个不停。教室的地面是泥土地，没过多久就变得七坑八洼。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会被吹掉下来。听课坐的是在椅子右边安上一块形似火腿却只能放一本书的木板的“火腿椅”。但师生们苦中作乐，幽默地称吃的掺带谷子、稗子、沙子的糙米饭是“八宝饭”，穿的通了底的鞋是“脚踏实地”，前后都破洞的鞋是“空前绝后”。
西南联大在学制和课程编制上，采取“学分制”为主体的“共同必修课”和“选修课”三者结合的制度。大学本科四年，必须学满130—140个学分(各系不完全一样)，经考试合格(任何一科都不准补考)才能毕业，因而不少学生考取联大却读不到毕业。在联大接受过教育的8000余人中，正式毕业生只有2522人(休学、参军者不计在内)。到1942年7月毕业时，联大物理学系最终完成学业者只有9人。
杨振宁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读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杨振宁住在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这栋宿舍是年久失修的二层小楼。与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宁、金启华和顾震潮，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这些中华民族未来的精英们聚于一起，在陋室里交谈切磋，结伴探索着科学的奥秘。不过，杨振宁在读时的物理学系和物理学部，教授们虽想方设法办起了普通物理、电学、光学、无线电、近代物理等5个实验室，但由于缺乏仪器，实验不足，研究工作只好偏重于理论方面，教师们的研究成果也大多限于理论上的探讨。
1944年7月，清华研究院第十届6位研究生毕业。此时，获理学硕士学位的杨振宁才21岁，也是6位毕业生中年龄最小的。
杨振宁在联大短短的6年，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杨振宁于《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回忆说：“我在联大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后来两年念研究院的时候，渐渐地能欣赏一些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是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1938—1944)培养起来的。”
杨门长子

杨振宁考入联大后，全家七口仅靠父亲一人挣工资养家糊口，生活过得十分艰难。1939年9月28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昆明。其后至1941年底，联大师生和其他昆明人一样，在“疲劳轰炸”下三天两头就要跑警报，有时一天要跑两次。1940年9月30日，日机又来轰炸昆明，杨家在小东角城租赁的房屋正中一弹，被炸得徒有四壁，全家少得可怜的家当顷刻之间化为灰烬。万幸的是，家人此时都躲进了防空洞，才免除了灾祸。可这次轰炸，对杨家的生活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几天后，杨振宁拿了把铁锹回去，翻挖半天，才从废墟里挖出几本压得歪歪斜斜但仍可使用的书，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其后，为躲避日机轰炸，他们全家搬到昆明西北郊十余公里外的龙院村惠家大院居住，且一住3年。惠家大院分前院和后院，前院租给联大的教授居住，后院惠家自己的人住。吴有训、杨武之、赵忠尧三家住在惠家大院一进大门左边顺门而建的房屋里。此屋为两层小楼，吴有训家住楼下，杨武之、赵忠尧两家住楼上，赵家楼下是厨房。杨、赵两家的住室间有一窄窄的过道，过道的地板上开有一个洞口，自此通过楼梯可到楼下。
在龙院村，杨振宁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作为杨家长子，他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杨振宁周末从联大回到龙院村，住在村里的联大教授吴有训的孩子吴惕生、吴希如、吴再生、吴湘如，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志，余瑞璜的女儿余志华、余裴华等，都喜欢聚集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等。更有趣的是，杨振宁还同清华园里的玩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子熊秉明合作，熊秉明画连环画，杨振宁在旧饼干筒圆口上装一个放大镜，筒内安装一只灯泡，让连环画从放大镜前抽过，于墙上形成移动的人物，制成遭到飞机轰炸的“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等土电影，给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开开眼界。
国破家亡，联大师生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为解决生活困难，不少人都到外面兼差。杨振宁也兼过差。那是1945年春，杨振宁给在昆的部分美军官兵教中文，每周教3小时，赚了好几百美金贴补家用，以尽长子之责。
在昆明的日子里，因杨家有一副“云南扁”，晚饭后一有空闲，杨武之就与棋友对上几局。杨振宁、杨振平等围在旁边，看来看去，自然地学会了下围棋。
杨振宁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爱唱歌。不论是在校园里走路，或者是在家里做功课，他总爱大声地唱中国歌、英语歌。在他喜爱唱的歌中，有几首是父亲教他唱的，在这其中，有一首歌名为《中国男儿》，歌词是：“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这是一首杨武之一生都喜欢的歌，也是杨振宁非常喜欢的歌。杨振宁尽管唱歌唱得不怎么好，但他喜欢唱歌。所以，在联大，杨振宁是一个因为唱歌就唱出了点“名气”的学生。有一次，一个杨振宁的朋友问一个同学，“你认不认识杨振宁?”那位同学竟然答道：“杨振宁?杨振宁?哦，是不是就是唱歌唱得很难听的那个人?”
由于联大教员工资增长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昆明物价上涨的速度，致使教职员一般都入不敷出，负债度日者甚多。1942年8月，杨武之的薪额为470元，至1945年4月，其月薪额才590元，扣除所得税22.30元、印花税2.4元，实有565.30元。杨武之一人的薪金，要供全家生活及5个孩子上学之用，实在是捉襟见肘。身临窘境的杨家1941年3月成了联大教职员空袭受损救济的首名对象，得到600元的救济；同年6月，杨家又被列入膳食补助范围，其补助标准为每月16.8元。抗战结束时，杨家到了“无隔夜之炊的境地”，“全家个个清瘦，但总算人人健康”。而能过到这一步，除头发斑白的杨武之苦苦支撑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杨振宁有一个克勤克俭、日夜操劳的母亲。正是这样一位勤劳的女性，凭藉她“坚忍卓绝的精神支持全家度过了八年的抗战时期”。名师和高徒
西南联大名师荟萃，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在联大，由于保存着清华大学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必修课的传统，因而杨振宁能够听到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陈岱孙等名家的课堂讲述。
1944年8月，待清华大学第六届考选留美公费生名单揭晓，杨振宁以68.71的考试成绩总平均分，考取了物理学门(注重高电压实验)惟一的留美公费生。按考试委员会“凡录取各生应在原机关服务留待后信”的规定，杨振宁的留待期为1944年秋至1945年夏。期间，他一边在联大附中教书，一边进行科学研究。
在1944年10月6日联大制定的《第六届留美公费生拟入美校及研究计划》中，物理学门的杨振宁的计划为：在赵忠尧和王竹溪教授的指导下，拟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原子核物理。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在附中的这一年里，他花了不少心血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1945年四五月间，他很自信地认为，找到了一种颇为优雅的方法来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但后来发现国外有个叫莫纳汉的大科学家，早在1937年就已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了。因信息闭塞而导致的这一重复，曾使他一度懊恼不已。但工夫并没有白费。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在场论这一领域做出了重大的开创性的贡献。
等待的日子让人感到特别的难受。1945年初，杨振宁等知悉“各处录取之英美研究生及实习生等，有已出国者，有即启程者”，而他们的行期依旧未定，不禁心急如焚。6月12日，张建侯、曹建猷、杨振宁等16名同学就出国问题向梅贻琦校长联名送上《呈请书》，要求联大指派专员办理出国手续，并要求对船位、费用、服装等问题作出答复。
经过多方争取，杨振宁等终于于1945年8月动身，乘飞机到印度，再由印度搭运兵船赴美留学。事隔半个多世纪，杨振宁1998年3月17日于《文汇报》上发表《父亲和我》一文，还对1945年8月28日离开昆明时的情形记忆犹新。他在文中写道：“清晨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我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是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竟不能自已。”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认为至少在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是年底，吴健雄等科学家通过严格试验证实了这一理论。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因此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15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杨振宁在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告诉您的事情，而今天显然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刻。”这位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大师还说，他成就的一切基础都来自西南联大。他始终把昆明当作第二故乡，并深深地眷恋着昆明这块土地。
展望21世纪，杨振宁认为中国将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我这样说原因有四：一、中国有数不清的绝顶聪明及可塑造性强的年轻一代，这是科技发展之首要前提。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重人伦和勤俭的同时，也重视教育，势必令上述人才大有可为。三、中国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中已经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近代科学的热忱。四、中国内地、香港、台湾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杨振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几年就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从那时就培育和积累了一大批基础人才。“中国人是有很高素质的。比如清华大学的生源就不比美国哈佛大学的差，但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把高质量的生源变成高质量的人才。”杨表示有信心随着经济的发展、科研条件的改善，继本世纪的华裔科学家之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必将于下个世纪在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并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在算起，20年足够”。 \
[编辑本段]杨振宁的科学成就
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基本粒子、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对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贡献。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风格：独立性与创建性强，眼光深远。
1．在粒子物理学方面，他最杰出的贡献是1954年与R.L.密耳斯共同提出杨-密耳斯场理论，开辟了非阿贝耳规范场的新研究领域，为现代规范场理论（包括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大统一理论、引力场的规范理论、……）打下了基础。杨-密耳斯场方程最近被数学家S.唐纳森引用，获得了拓扑学上的重大突破。
2．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方面的另一项杰出贡献是：在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如果弱衰变过程宇称守恒，则它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但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是同一种介子。——杨振宁和李政道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一项科学工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第一次。
在粒子物理学方面，杨振宁的其他贡献包括：费米-杨模型(1949)，与李政道合作的二分量中微子理论(195杨振宁7），与李政道和R.奥赫梅合作的关于C（电荷共轭变换）和T（时间反演变换）不守恒的分析(1957)，与李政道合作的高能中微子实验分析(1959)和关于W粒子的研究(1960～1962）。与吴大峻合作的CP（宇称）不守恒分析(1964)，规范场的积分形式理论(1974)，与吴大峻合作的规范场与纤维丛的关系(1975)，与邹祖德合作的高能碰撞理论(1967～1985)等。
3．在统计力学方面，杨振宁的贡献包括：二维伊辛模型的自发磁化强度(1952)，与李政道合作的关于相变的理论(1952），与杨振平合作的关于数种模型的严格解(1966～1985)等。
4．在凝聚态物理方面，杨振宁的贡献包括：与N.拜尔斯合作的对磁通量量子人的解释(1961)，非对角长程序观念(1962)等。
杨振宁于1971年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他回美以后，对促进中美建交、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中美科学技术教育交流都做了大量工作。杨振宁受聘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杨振宁发表过约200篇科学论文和报告。
[编辑本段]杨振宁轶事
1．名师出高徒
杨振宁，这是一个在当代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更是一个让全世界的华人感到骄傲的名字。杨振宁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与他善于寻求并能够获得名师的指点分不开的。俗话说“名师出高徒”。
杨振宁的父亲就是他的第一位“名师”。1922年9月22日，当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市时，他父亲正在百里之外的安庆市一所中学里教数学。这位名叫杨武之的中学老师学识渊博又不断进取，就在杨振宁未满周岁之际，杨武之考取了公费留洋名额去美国。6年之后，他获得博士学位并回国，先大厦门大学任教，后来又应聘聘到清华大学任教数学系教授。杨振宁的群论知识就是得益于他父亲杨武之。
2．吉利的第8号报名单
1938年西南联大招考报名时，杨振宁早早来到报名处，领到了序号是“第8号”的报名单。最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西南联大，就在那里，他走上了探索科学的道路。
西南联大的物理系，真是群星荟萃、英才毕至：赵忠尧、吴有训、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等等，这些当代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们，当时都在那里任教。1942年，他在吴大猷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获得了物理学学士的学位。过了两年，杨振宁又在王竹溪教授门下攻读研究生，并取得了物理学硕士学位。
3．心目中崇拜的三位物理学大师
1944年，杨振宁考取了留学奖学金，1945年，他来到美国。
当时，杨振宁最佩服的物理学家有三位：创立相对论的爱因斯坦，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狄拉克和主持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原子核反应堆的费米。这三位物理学大师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在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中一下子抓住问题的实质，然后用简单而美妙的数学方法把它们表示出来。深受三位大师的影响，杨振宁日后的工作也带有这样的特点。
4．走进“象牙之塔”
杨振宁来到美国后就想追随费米，于是，他来到费米任教的芝加哥大学。但是，当时费米正在参加研制原子弹的工作，由于保密的要求，不容他与外界多接触，于是他把杨振宁介绍给泰勒博士（后来成为美国的氢弹之父）。1948年，杨振宁在泰勒的指导下，以优秀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一年之后，由费米和泰勒的推荐，杨振宁来到号称“象牙之塔”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举世闻名的爱因斯坦就在那里工作。那是个研究气氛非常活跃，而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地方。在那里，杨振宁同李政道、米尔斯等人合作，取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项成就：他与李政道合作，推翻了几十年来被物理学界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两人因此而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和米尔斯合作提出了规范场理论，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三种场理论中的一种，还有两种是麦克斯韦提出的电磁场理论，和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场理论。
5．20世纪的第三位“物理全才”
有人说他是20世纪中继爱因斯坦和费米之后，第三位具有全面的知识和才能的“物理学全才”。不管怎样，昔日的“高徒”杨振宁在众多“名师”的培养下脱颖而出，自已也成为一位“名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