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科技大学郑老师受处分

❶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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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在这个学校生活了三年多，正在寻觅工作岗位中的大四学生，由于与几位在成都学院工作的中层干部和教师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通过与他们的交往我知道了很多普通同学无法知道的事实真相。从我们大一进来，学校就告诉我们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是电子科大和国腾集团采用"新机制、新模式"强强联合合作办学的典范。那这个"典范"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说一个学校，那最重要的是说说这个学校的院长（校长），我这几个朋友又是怎样评价目前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的院长罗正祥的呢？他们一致评价是即无能，也无道德底线的一位院长。他拿着全院最高的年收入（据说几十万吧，还不算配车配司机），做着全院最轻松的工作，从不给本科生上课，几乎很少到教室听课，也很少到学生食堂宿舍了解情况，每天到点来，到点走，加班不是他的事，但众多拿不到他收入十分之一的辅导员却经常晚上周末值班。虽然有教授头衔却从不给本科生上课，几乎很少到教室听课，也很少到学生食堂宿舍了解情况，每天到点来，到点走，加班不是他的事，但众多拿不到他收入十分之一的辅导员却经常晚上周末值班。还挂着博导名号，却不见带教师做科研。因为他的这些头衔是靠其在电子科技大学担任处长及副校长时期通过公权获得。但这人却很会作秀，非还搞个院长接待日，下面的人自然心领神会，每次安排的学生往往都是事先选好了的，怎么说话也会提前打招呼。至于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这样他必须出席的场合的发言稿都是专门有人事先拟定好，到时只管照着念一遍就可以了。一到内部干部开会就口若悬河，听不进不同意见，那些本来敢说真话的人由于会受到打压批评，整体风气也只能顺着他的意思逢迎，大家都开始逐渐溜须拍马、说大话唱高调成了学校的一种普遍风气，当然这样他会有所奖励，那就是以升官做为鼓励手段，从08年2月份他当院长以来，已先后提拔数十人担任处科级干部，以学工处机关为例，副科级以上干部超过8人，而旁边锦城学院的学工部门全部人员才只有8个人。学院机关单位人员臃肿、人浮于事堪称川内独立学院之最.
他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学院的发展，虽然经常挂在口上，而是他的高薪收入能不能按时到账。他知道要有这一切，必须得无限讨好他的老板，所以他一到学院任职就不顾很多人的反对，将本科生学费从12500元涨到15000元，而要堵住大家的嘴就是去运作各种奖项，通过他在教育厅的老关系拿回什么精品课程，示范中心，特色专业之类的奖项，再通过这些奖项去圈回更多的像"优秀民办高校""全国独立学院排名第14名"这样的称号，在评审这些奖项的过程中，即没有专家到校考察，也没有答辩评比的过程，主要靠教育口的关系运作。而对学生是不是享受到了精品课程、特色专业建设之类的服务他并不关心。至少我系的什么电路分析精品课程，只能用让人喷血来形容，老师照本宣科，学生听得有气无力，如无点名这样的手段维持，恐怕绝大多数同学不会到教室来上课。很多上课的专职教师本身也没什么水平，到成都学院来无非就是图工作清闲，除了课时工作量，也没有其它的考核指标，并且还不用坐班。当年招生宣传中反复提及的电子科大优秀教师教授博导之类，几乎没有有到成都学院来兼职教学的，过来上课的一些本部教师本身就是在电子科大教学工作较差，教学工作任务不足，过来挣些课时费而已。在我们交纳的15000元学费中，有20%即3000元是电子科技大学的冠名费用，1000元不到用于教师的工资、课时酬金，用于其它行政日常开销不到2000元，实验室设备及房屋维修等不到1000元。其它的部分几乎都可以作为国腾集团净利润，电子科大成都学院目前也是国腾集团最重要的现金奶牛，投资办独立学院的获得的利润完全称得上是暴利。这一点可以从2010年国腾电子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的第56页关联单位的盈利情况可见一斑。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的公开盈利高达6908.23万元,这还是09年的数据，学费上涨和招生扩大后净利润更可观。对于国腾方面而言，多招一个学生每年就多增加几千上万的收入，这一点上作为院长罗正祥是很清楚的，他通过他在电子科大的关系把电子科技大学九里堤校区一部分拿来装成都学院的专科生，这还不够现在又要把学校红区篮球场拆掉建学生公寓。与之相反的是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这么多年竟然没有修建一间专门的教师公寓，一位学院中干朋友的解释是增加一个学生就是增加一份收入，而增加一位教师就是增加一份开支！由于这几年四川高考生源一直呈上升趋势，加之像锦城学院这样办得比较好的独立学院升到了二本，电子科大成都学院的生源还不错，特别是2011年由于发的录取通知书太多，导致部分学生报到后无宿舍住，在罗正祥的授意下，后勤部门强制租住学生宿舍的单身教师限期搬离学校，腾出床位，否则将个人物品扔出去！教师在罗正祥这样的眼里只是上课工具，赚钱才王道。也是这年冬天，11位航院的美丽女生差点因煤气中毒集体身亡，事情的起因是国腾为节约成本采购安装便宜燃气热水器，而成都学院红区的宿舍都是三室一厅的住宅类型（国腾这样设计学生宿舍是为将来招不到学生留后路，可出租给高新西区的上班人士），十几个学生共用卫生间，一旦通风不好，就存在隐患，此事也引起了成都疾控中心的关注，无奈国腾方面才更换了红区所有的热水器。他最擅长的是弄虚作假，这和他在电子科大当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一脉相承，很多电子科大本部的老师都说，罗正祥主管教学的那几年是电子科大本科教学质量滑坡最严重的几年，同时也是运作获奖比较多的几年，自己帖了金，学生却遭了殃。在这次成都学院本科学士学位评估时，他又故技重施，让各个院系按指标倒推做数据，评估专家到校后临时安排学生上实验课，要求把实验室填满，以彰显他最能拿得出手的实验室建设成果了。而在一些实验室建设中，最为学院的最高领导，却热衷插手实验室设备厂商的选择，我就听我系的个老师说，花了500多万建立的讯方实验室利用率很低，学了也用处不大，功能的实用性和丰富性还不如一些学校仅投资七八十万建的3G网络实验室。而该实验室的设备招标参数是由讯方公司事先提供，指定品牌（即华为），结果当然只有讯方一家满足要求，价格自然很高了。该公司给学院院长及负责教师给的回扣分别高达数十万，以至我系一位刘姓教师过后不久就换了一辆二三十万元的好车。这个实验室要是和罗正祥的另外一个实训基地敛财方案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他仅仅到上海智翔（ultrawise）公司去了一圈，就与对方草签了一份2000万的实训基地建设方案，通过一位参与人员了解，该方案实际投入连300万都不到，而且用的硬件都是过时的电路板，本能免费得到的软件也被标上了高价。智翔公司采取给罗正祥数以百万计高额回扣承诺，采取先在学院内制造建实训基地必要性舆论，再让智翔的方案轻松通过走过场的专家论证会，然后在顺理成章的由智翔作为唯一承包商。然而由于金额太大，引起投资方国腾集团的察觉，最终该方案流产。国腾没动罗正祥的重要原因就是这个学校还要应付教育部的独立学院五年过渡期评估，而罗正祥在评估专家里圈子里面人脉很深，他自己也曾在会上宣称没有他通过不了的评估，他也经常做别的学校评估专家，这些专家们当然会相互给面子，高校的各种评估一般都是走过场，通常是大问题视而不见，挑点小问题彰显水平。这个学校在学生就业率上的"做假"更是家常便饭，我们辅导员就明确告诉我们只要想办法签一个就业协议回来就可以置换相应的学分，顺利毕业就有保障。其实我们真实的就业率很低，本来在这个学校就学不到什么东西，很多人如不是家里通关系想找到好一点的工作非常困难。在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很多学生都知道这个本科文凭好拿，不拖欠学费再差的学生通点关系也能顺利毕业。
他最喜欢的业余爱好是跳舞，为此还安排他的一位女舞伴到成都学院担任教学督导，挂实验中心主任，无须做具体事情。当然这位女舞伴据说还是有些水平，但说到另一位亲信许姓主任就不敢恭维了，这人在电子科大担任过学报编辑、出版社社长，后来因经济问题被免职，后找罗正祥帮忙开始安排到我系任系副主任，后有升职到微电系担任系主任，由于对微电子专业一窍不通，几乎不敢面对学生和教师谈专业，也回避接触行业里的人。让不懂专业的人担任系主任这也算开了国内高校的一个先例吧，这也直接导致了今年微电录研和就业的大幅下降。现在这人又调回我们系当系主任，真他妈的！而对这些产生的后果罗正祥并不担心，他只希望在他后面担任院长的几年里不出大问题，能忽悠住上面，他和他亲信的利益有保证就行了，反正他一个电子科大的退休老头，后路有保障。至于成都学院上万学生，几百教职工只要不发生乱子，让他多清闲些，其它方面他并不真正关心。
他在外最爱吹嘘的是他任职的这几年出版了多少教材和学生竞赛成绩，这里面的水分更大。说到教材，就不能不提到计算机系在短短半年不到的时间内炮制出十几本教材的事情，这些教材几乎都是粗制滥造，大量抄袭其它教材内容，学生学了后普遍反映无新意无特点，错误较多。编写教师更关心的是每本教材销售到学生手中自己能拿多少提成，而不是学生从这些教材能真正受益多少。学工处的负责人也不甘落后，动用学工干部辅导员从网上拷贝各种信息拼凑出一本叫《人文素养》的教材，要求所有新生必选必买该教材，想想看这可是每年四五千本的固定销量，提成自然落入教材作者尹彤副院长为首的人口袋中。有了教材，就要安排上课，这门《人文素养》课程也成了给那些与学工处负责人关系好的辅导员上课挣取课时费的一个渠道。这些本没有站上讲台资格的人上课的效果大家可想而知，当然新生同学还是比较好应付的。学生竞赛成绩也是罗正祥很看重的一个面子工程，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经费人力在这个里面，会有个别学生受到重点扶植，这些学生不用上课，就是完全以竞赛拿奖为唯一目标。而对于广大热爱科技活动的同学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不得不自掏很多费用去参加各种比赛，多余的活动经费往往被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学工系统人员用于到各地开会旅游，甚至包括去像泰国这样的国外热点景点。我们辅导员就认为电子科大成都学院的学工系统是学院内最"黑暗"的组织，几乎所有辅导员都以能调离这个岗位为荣。几年前死在宿舍里长达半个月之久直到尸体腐烂发臭而无人过问的"谢策事件"已经被大家淡忘了，而当时却是轰动一时的大事情，一位还有良知的副院长在面见谢策家长时承认这是学校的责任，过后立马遭到罗正祥的训斥，于是整个学院上下对外的口风立变，声称这与学院无关。直到引起了央视记者的关注，并制作好一档采访节目，采访中罗正祥完全罔顾事实，推卸责任，早抛却"学生为本"于脑后，拒绝承担对学院的任何赔偿要求。但听说央视12套即将播出这档采访节目后就慌了神，连忙与国腾的相关人员飞赴北京公关，终将该节目在播出前拿了下来，并赔偿谢策家长35万元。过后网上传出连学生的两瓶醋都不放过的号称"史上最吸血教师"况汉就是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的辅导员，这个人还是学工部门重点培养的对象，如果不是学生的网上曝光，这个人可能都是团委副书记这样的职务了。而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却从无人去关心，因为只要是罗正祥的亲信在学院内就不会有什么事。
一个高校办得好与坏，衡量标准不是看通过关系去运作多少个奖项，不是不断地高喊着"办国内一流独立学院"、"以学生为本，以学院发展为重"这样的美丽"谎言"，而是看这个学校真实的反应就业质量的就业情况，是看在校庆的时候有多少校友不远万里赶回母校庆贺生日，是看有多少校友慷慨解囊支持母校发展。而用这些标准衡量，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毫无疑问是一流烂校。在2011年十年校庆中，罗正祥竟然想出拉到捐款就返10%的激励措施，结果一笔校友捐款都没收到！独立学院不是本部退休干部和下台干部的避风港，我们都是交了高额学费带着对未来的理想而来到了这个学校，当然希望学院能真正体现教育的价值。这里我们郑重要求学院恢复12500元的学费标准，并重新任命一位年富力强的院长带领成都学院走向未来！

❷ 药家鑫事件中,从公众舆论来看,你觉得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1、舆论的声音
作为原告方的律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张显在法庭、网络、接受媒体采访时有着许多“出位”的言论—“药家若无实力，能案发后一个半月后才见报，见报后才正式拘捕；5个月后才首次开庭？”“这个军代表的家庭到底是什么背景？药家鑫的外公原来到底是干什么的？”“据媒体披露，药家在西安市区居然有4处房子。”……这些言论，至今仍在张显的微博里。就上述言论，张显向记者承认，他所发布的关于药家有背景等信息，“有的是从微博后面评论里转帖来的，“没有时间核实”。
经核实肇事者药家鑫家境是普通工薪阶层，所驾车辆为私家车。其母亲是西安北方华山机械有限公司职工（西安北方华山机电公司是中国兵器北方公司下设一军工厂），已经退休；其父亲药庆卫曾经是总后西安军事代表局驻该厂军代表（军方派驻军工企业负责监督、验收工作的人)，前些年离职自谋职业。
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微博发表对药家鑫案的看法，表示药家鑫即使活着出来也会被车撞死。“朋友问我怎么看药家鑫案？我说即便他活着出来，也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至于有人能一手遮天，那纯属杞人忧天。另外鉴于西安音乐学院学生集体支持药家鑫，今后音乐界将不接受他们，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第一视频《孔和尚有话说》表示，“药家鑫长的是典型杀人犯的面孔，罪该万死。”
网友“billkds”在其微博贴出药家鑫师妹西安音乐学院学生李颖在网上留言的截图，“我要是他（药家鑫），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消息一出，网友们纷纷留言指责。西安音乐学院在官网发布了《关于网传药家鑫案件、李颖网贴事件的情况说明》称：4月3日，网上传出所谓“西安音乐学院学生李颖”的帖子，并称其是药家鑫的“同门师妹”所为。经网上搜索得知，此贴最早出现在2010年11月29日，时经4个多月后被人复制链接在网上快速传播，受到网友纷纷遣责。经核实：我院在校学生中没有李颖其人。为慎重起见，又查阅了我院历届毕业生名单，有1位叫李颖的，已毕业离校。此李颖是不是网上发贴的李颖，学院无法联系到本人，也无法核实网传帖子是否是其本人所为。
2、对舆论声音的简单评价和反思
师范界有句名言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原告的辩护律师张显作为一名大学的副教授在微博这种公共场合随意转载宣扬未经核实的过激言论、事后用一句自己没时间核实打发记者的追问。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个人品行哪里配的上“身正”二字。其次，作为一名辩护律师，不去关心案件事实，不向大家通报案件过程和进展，而是到处宣扬未经核实的药家鑫的家庭背景、父亲、姥爷的职业等等就好比一个杀猪的不去关心猪而去关系猪的爹是干什么一样，毫无专业素养可言，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
著名音乐人高晓松既然是著名音乐人在药家鑫案件中毫不顾忌自己的个人影响力竟然说出“药家鑫出来也得被撞死，如果药家鑫出来自己将代表音乐界封杀药家鑫”的言论，这是在赤裸裸在的逼药家鑫死。这种公然逼人死的言论实在令人发指。
北大教授孔庆东说的药家鑫长的就是杀人犯的脸罪该万死更是荒谬至极，可笑之极。这种纯粹非理性的言论出自一位颇有知名度的教授之口将会对舆论造成何种的消极影响可想而知。
除了这些知名人士，网上还有很多无法查出的诽谤和造谣，比如李颖网贴事件。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评述了。
最后，药家鑫案作为一个案件应该交给司法机关去独立公正的审判。舆论的误导是在是没有道德的，显而易见这会影响到法律的效力、司法的公正。

❸ 黄培云的无悔人生

88岁的赵新那老人膝上摊开着几本厚厚的硬皮画册，那是她为老伴黄培云精心制作的生日卡片——其实说人生纪念簿也许更准确——这些用心挑选出来的照片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按顺序贴在大16开的册子内页。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一段时光，这些被凝固的画面连缀起来，便构成了主人公的个人史。
《黄培云院士口述传记》作者郑艳以此为访谈的切入点，追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黄培云丰富而厚重的人生历程，希冀发现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
赵新那老人嗓门高而且亮，指着一张照片能讲上老半天。94岁的黄培云先生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他的耳朵不好使了，但从他飘向远方的目光中，能明显感觉到，他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一生参与完成两件大事，一件是艰苦建校，一件是粉末冶金学科建设。”经历过四处迁徙的少年时代、参加过由闻一多等教授率领的西南联大步行团、通过清华庚款留学选拔考试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对于走过很远的路、看过很多风景的黄培云来说，应国家之需回国受聘担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参与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创建，致力于开拓我国粉末冶金学科建设并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这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
“很多人说我回来傻，我也听惯了，不在乎。嘴长在别人身上，让别人去说吧。我自己认为不傻。”在国困民穷的年代选择回国，许多人不解，对于别人的议论，黄培云的回答带着他特有的执拗。赵新那记得，学校为黄培云庆祝70岁生日时，“培云说，我从来没有后悔回来过”。
朝花夕拾，亲切而温暖。郑艳从黄先生娓娓道来的人生故事中，感受着由丰厚学养、丰富阅历带来的雅达散淡。走进黄培云院士九十余载的悠长岁月，我们得以探寻一段令人难忘的风云际会，得以从一个个被还原的历史细节中，发现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2008年4月27日，是清华大学97华诞纪念日，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重聚校园，深情地唱起清华老校歌。他们是已毕业70年的十级校友，最年轻的也有91岁了。再见同窗，黄培云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在那里，他学到了太多太多。
黄培云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是清华大学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后的第十班，所以称为十级。
“教学方针是通才教育，各院系都比较重视基础又各有侧重。我记得很清楚，入清华第一节上的是数学课，老师是郑桐荪。”物理吴有训、化学张子高、国文俞平伯、英文吴可读……对于这些教基础课的名教授，黄培云如数家珍，“老师们都以能够在清华教基础课为很大的荣誉”。后来黄培云才知道郑桐荪在数学界非常有名，而且是陈省身的老师兼岳父。“郑老师是个文理兼通的学者，业余时间研究清史，还写了很多诗。因此，他也要求学生基础要宽。”黄培云至今记得他的话：“窄的基础很难变成高高的尖尖的东西，不稳定就容易倒下来。把基础弄得很宽，很扎实，你的学问才能够做下去。”
第一堂数学课给了黄培云很大的影响。
黄培云学生时代的记忆印证着清华“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校风。
恶作剧、运动、出汗，每个时代的青春都是这样充满活力和趣味吧。黄培云躲过了新生入学时必须通过的一项叫做“拖尸”（Toss）的清华传统仪式，但对“斗牛”印象颇深。“斗牛”是清华学生自创的打篮球方式，就是打球时愿意参加哪边就参加哪边，打着打着觉得这边不好，可以转而加入对方反击原来的一方，对人数没有限制。这种自由的游戏成为清华的黄昏一景，当一天的课程结束，学生们跑到体育馆尽情地挥洒汗水，场面好不热闹。
清华重视体育是出了名的，黄培云读书时体育部主任是马约翰先生，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00米跑步、跳远、游泳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我们那时候被要求‘横渡’泳池，25米，不爱运动的我几乎是连扒带抓游过去的。”说起当年“糗事”，黄培云自己也忍俊不禁。
亲历了“一二·九”和其后的“一二·一六”运动，黄培云深深感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是个梦想，“七七事变”的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1937年9月，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黄培云跟随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到达长沙。
在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全民抗战热情高涨的背景下，张治中、陈独秀、徐特立等社会名流来校进行的讲演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那一阶段的课堂既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名教授各具特色的授课，也有不时传来的日军轰炸机警报声。
武汉失守后，长沙的局势愈发紧张。1938年2月，教育部决定将学校从长沙搬到昆明。当时国内交通极不发达，只好分三路赴昆。身体条件较好的学生由教授任领队组成“湘滇黔旅行团”，沿湘黔公路步行进入云南。黄培云跟着同在清华读书的二哥黄培熙参加了步行团，被选为小分队队长。
“早上军号一吹，我们就卷被子，匆匆吃完饭便往前走。我们穿着黄色的制服，罩着黑色的棉大衣。因为经常下雨，每天都得带一把雨伞。还得带一个饭盒装午饭，背一个军用水壶以防口渴。”黄培云和许多同学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睡前把当天的见闻记下来。这样的记录使这段经历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记忆里，但这本珍贵的日记在“文革”期间被抄走了。
1938年2月19日由长沙出发，沿公路经常德、沅陵、芷江、晃县进贵州省，经玉屏、镇远、贵阳、安顺、镇宁、普安进云南省，经沾益、曲靖，4月28日到昆明，共行69日，全程1670公里。在漫长而艰苦的旅途中，黄培云和同伴们以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郑和下西洋自比，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磨砺。
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明后正式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每当哼唱起西南联大校歌中的这一句，于风雨之途求学的感怀便涌上黄培云心头。在他心里，西南联大最值得怀念的是其自由宽容的学风，让老师和学生凝聚在一起的是师生共同的爱国情怀。忆及那段难忘的步行经历，他说：“它不但锻炼了我的身心，更重要的是深入穷乡僻壤，使我了解到不少民间实际情况和大众生活的疾苦。”
当时，同学间关于应该念书还是该去打仗的争论同样引起了黄培云的思考：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我们是否也应该跟同龄人一样去当兵，保家卫国？教授们开导学生说，战争总会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只有国家强大，我们才不会挨打。所以我们不能中断读书，不能中断人才的培养。这种观点使学生信服，为救国而读书成为西南联大人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西南联大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1938年夏天大学毕业后，黄培云留在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担任助教。1941年通过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赴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非铁冶金。 1951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揭开了1952年院系调整的序幕，会议决定对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工业学院6所高校有关地质、采矿、冶金的学科进行调整合并，成立独立的中南矿冶学院。该学院定位为以培养有色金属工业需要的人才为主，并要求1952年招生。时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的黄培云参与了筹建工作。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校址最终选定在湖南长沙。“建校时最困难的是没有人，我们就在长沙即将毕业的学生中找几个能干的。”黄培云印象深刻的是武大学冶金的佘思明。他负责木工，完全是是从头开始学，边学边干。他们是从学行话开始的。哪些木头耐用，哪些木头会长虫，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这些知识。先对学校的桌椅板凳、实验台需要多少木头进行估算，然后再去买，他们总能买到最好的木头。“那木头真是好啊，我家里现在还有几把那样的黑漆木头椅子，结实极了。”黄培云感叹地说。赵新那在一旁补充道：“比什么摩登家具都好。”
佘思明他们又买了马达和锯片，自己装了锯木头的机器，很快，木工厂建起来了。说是木工厂，实际上除了那台锯以外，什么都没有。但学生们就是用它制作了一大批小板凳。
然而，建校不是把桌子板凳做好就行了。几所学校的师生加起来有好几百人，加上当时交通不便，从四面八方到长沙来这个过程就不简单。
最开始的时候连学生宿舍、职工宿舍都没有。从清华大学秘书长职位抽调来筹建学校的陈新民提出“以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方法，艰苦奋斗，团结建校”。
黄培云记得，在修整校舍的过程中，实在买不到瓦，他们就自己做瓦。建房子需要大量的砖，他们就自己建窑、自己压胚、自己烧砖。
还有水的问题，学校所在的左家垅一带缺水严重，居民人口多，自然条件差，逼得学校只能自己解决用水问题。学校师生自己设计、自己装管子……靠自己的力量办了一个小型自来水厂。
交通运输也是一个问题。建校时，左家垅一带只有一条勉强可以通过单车的羊肠小道，其中还有一两处连单车都很难通过。学校师生就用锄头一点一点把路铲平、开通，使大批建校物资运往新校区成为可能。
要在1952年11月如期开学，教材问题迫在眉睫。6所学校所用教材的内容、范围差别很大，急需在开学前把各个学科的内涵，范围等规定好。
黄培云回忆道：“我们把6个学校的教材摆在一块儿，强中选优，最后确定以武大、湖大、北京工业学院的教材为主。当时没有复印机和扫描仪，就用蜡纸和油印机。”但这套综合几所大学教材临时编写的教材没用多久，就依据教育部的规定，统一用苏联教材了。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师生团结一致，以必胜的信念迎来了中南矿冶学院的如期开学。1952年11月，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陈新民被任命为中南矿冶学院首任院长，黄培云和顾凌申任副院长。
严肃对待教学工作、严密组织教学过程、严格要求学生，黄培云倡导的“三严”作风在建校以后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方面不断改善教学的物质条件，一方面大力培养师资。学院成立时基建只有两万多平方米，实验室、教室、宿舍等都非常缺乏。”大概用了3年时间，教学楼、实验楼相继建立，实验室设备不断补充，教学质量也有了提高。
从1954年开始，学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改组了院务会议，调整教研组，修订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对教学法展开研究。
包括黄培云在内的学院领导特别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科研是促进教师成长的重要因素，是提高教师学术水平、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由于积极利用行政管理优势促进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中南矿冶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参加国家科技攻关时捷报频传，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1956年中南矿冶学院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较强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使这些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谈及粉末治金学科，黄培云感到无比亲切：“这个学科，我参与了奠基、培养人，更直接见证了它的发展。”
粉末冶金是一门制取金属、非金属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科学技术，它能满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电子、电气等高新技术领域各种特殊环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该领域的研究，而在195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空白。
冶金部把培养生产硬质合金所需人才的任务下达给了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南矿冶学院，要求设立粉末冶金专业。
任务下达，谁都不知道粉末冶金是什么。中南矿冶学院当时的党委书记、院长唐楠屏问谁知道粉末冶金是怎么一回事，黄培云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过一门30学时的粉末冶金选修课，有点概念，但当时并不太重视这门课程。
唐院长说：“好极了，你就负责粉末冶金人才培养这个任务。”从那以后，黄培云在学术和专业方面由一般有色金属冶金研究，转向集中研究粉末冶金与粉末材料，“我开始一心一意进行粉末冶金教学与科研工作，我的后半生都用于这一事业了”。
“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真是从零开始。学生、讲课教师、教材、实验室都还没有。我们首先在冶金系里成立了粉末冶金教研室，我兼任教研室主任，成员有冶金系主任何福煦、助教曹明德。”黄培云说。
在第一班中有个学生叫吕海波，他毕业后由一名助教成长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与黄培云一起工作，一起出席学术会议。“我们合作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了。”
60年代初黄培云培养了第一批粉末冶金专业的研究生。“文革”中，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断。1978年，黄培云又开始招收研究生。上世纪80年代，他培养了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博士生。在培养专业人才的过程中，他先后给学生上过硬质合金、粉末冶金原理等课程。
几十年来，这个专业为我国粉末冶金行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一些成为了我国粉末冶金领域的骨干力量，发挥着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培养人才之外，黄培云领导的粉末冶金专业还接受完成国防部门下达的任务。即使在“文革”中新材料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也没停过。
从新材料研究室到后来的粉末冶金研究所，多年来，研究所同仁共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数百项，为我国原子弹、导弹、卫星、雷达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革”之后，黄培云和学生们合作扩大了研究领域。与吕海波合作开展了粉末压制和粉末动压成形的应变行为研究，与曾德麟合作开展了水静压制研究，还与杨守植等人合作开展了粉末振动热压研究。
黄培云创立的粉末压型理论和烧结理论，进入了当代国际材料科学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获得了国际粉末冶金界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黄培云评价自己“不是一个活跃的人，比较内向”，这种个性使他在学生眼里常常是不苟言笑的形象。但谈完了正题，他又变得谈笑风生，和蔼可亲。曾德麟教授是黄老上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他记得那时的每周三下午，研究生们都会例行来到黄培云的办公室。指导、答疑之后，话题也就说开了，国内、国际科技信息、动态、前景、意义，时而分析，时而归纳，学生们可以插话、可以质疑、可以反驳。“遇到不易说清的问题，黄先生就侧身在房门后挂着的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总想让人信服。偶尔，有人还是不服，他就满脸微笑，和缓地说，大家回去再仔细思考研究，下次再谈。”
黄培云牢记着自己当学生时老师的教诲，他当教授后总是鼓励学生多关心所学专业之外的东西，要把基础打得又牢又宽。面对越来越多的博士只关心本专业的现象，他总忍不住呼吁，千万别把博士给培养成“窄士”。
黄培云无疑是幸运的，在战时的中国，他在拥有中国最著名师资的学府读书，在精神与学术上受到多重熏陶。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名教授讲普通基本课程的风气使黄培云受益并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教学科研之路。
黄培云的学生、教师节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中南大学教授金展鹏上个世纪70年代曾与黄培云共事。黄培云十分支持金展鹏开展的相图计算工作，但金出国两年之后回来，因遇到一些困难，当时情绪不高，“黄院长每次见到我都提相图计算的事，要我抓紧。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要抓紧时间。他引用了一首唐诗：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他的意思是说学科发展也是这样，真正的春天并不是大家都看到的春天，当柳树还是嫩芽的时候，真正勇于探索、有眼光的人会发现春天已经来临了，而等到繁花似锦的时候，到处都是看花人，要赶都赶不上了，对科研目而言，就是把创新的时机放过去了。”
当时的科研条件差，黄培云就拿郑板桥那首《竹石》诗勉励年轻人，进行科学研究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学黄山的松树，要学石头缝中生长的竹子……
“黄院长指导研究生相当具体，有些程序都是他自己写的。要求学生看的参考文献，他自己也看过。”金展鹏说。
事实上，即使在年事已高的今天，黄培云身上仍保持着这种求真务实、向善向美的品性。《黄培云院士口述传记》的作者郑艳每次去黄老家里访谈，“都见到他坚持学习，见到他拒绝空泛议论，见到他谈起古典音乐时轻弹节奏的手指……正是这些，形成了一种精神的穿透力，穿透各种困扰，保护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事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学术”。 “我们这批留美的研究生出国以前，清华当时理学院的院长吴有训先生跟我们反复讲，这批考生是各个学校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所选的学科是经过反复研究的，都是国家很需要的专业，希望你们能够赶快回来发挥作用。因此我从没有想过不回来，我们那一批学生后来都回来了。1973年赵新那的父母回国探亲，在北京，吴有训先生对老朋友赵元任夫妇说：‘你们的二女儿、二女婿回国来，是对的。’”
黄培云从不怀疑自己作出的归国决定的正确性，在他的意识里，这几乎无需讨论。回国前夕，他的导师Hayward教授问他：“你考虑过留在美国继续工作吗？”他回答：“回不去没办法，回得去我下决心回去。”
1946年12月2日，黄培云、赵新那夫妇登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
深受蔡元培先生影响的武大校长周鲠生认定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优秀的师资，所以他求贤若渴，广揽人才，不管是英美派，还是德日派，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他都聘用。他在美国讲学期间就十分注意在留学生中选拔人才，黄培云就是在美国接到武汉大学聘书的。
黄培云夫妇1947年3月到了武大，当时学校很困难，经费极少。但珞珈山的风景使他们感受到了家园的美好。
黄培云说：“学校为了减少一点职工的困难，有一部分工资用实物替代。什么实物呢？现在听起来都令人惊异：盐、几块钱的镍币……为了不贬值，大家拿了工资就拼命买东西。有一次，因为新那怀了身孕，身子不方便，我进城去买东西，好东西别人都买走了，我只好买了个木柜子回来。新那说，行，咱们这个月就吃木头吧。”
“工资的数目越来越大，先是几百块，后来又是几千块，几万块，上百万块钱，最多的时候是几亿几亿的工资。后来连金元券也贬值了。买东西经常得骑着自行车，后面是一大捆钞票，加在一起是几个亿去买点东西。”讲起那时候日子的拮据，黄培云像在说别人的故事那般轻松。他陶醉在自己的工作中，逐步建起了矿冶系的实验室。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常有别的学校的人来参观，慢慢的，武汉大学矿冶系在国内有了点名气。
“培云今年87岁了，用英文说：‘pushing 90！’咱们在一起也将近60年了。”2004年，赵新那在给黄培云的生日赠言中写下了这段话。
谈起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快言快语的赵新那说：“我还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别把碗砸啦’。”
赵新那是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的二女儿。赵元任侨居美国后，他的家几乎成了留美学生的“接待站”。周培源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曾是赵府的座上客。
在赵家开清华同学会，通常很热闹。几十个人在那儿吃饭，饭后这个表演唱歌那个表演跳舞，常常是吃完饭后盘子和碗一大堆等人清理，黄培云就自告奋勇到厨房去洗碗。“新那到厨房来帮忙，我说用不着了，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这样认识的。”
那时候时兴男同学请女同学到餐厅吃饭、跳舞，“但我们的情绪不一样，我们国家正在受侵略，对于他们时兴的这些我们不感兴趣。培云不会跳舞，我也不会”。同样的心情，同样的志趣，使赵新那与黄培云走到了一起。而赵元任也早就把黄培云看成家里人了，“培云博士论文交上去的稿子就是我父亲打的”。
1945年7月21日赵元任在日记中写道：发出新那的结婚通知约300份。跟新那、培云、陈福田夫人同去市政厅，City Clark Buck 主持婚礼……
黄培云说：“这是赵家第一次嫁女儿，岳父亲手办理婚事，用中文书写结婚通知书，送到雕版印刷公司制版印刷。通知书上注明‘为省物资以促胜利千祈勿赠礼物为幸’。”
想当年，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结婚时婉拒一切礼物，只在家中请好友和证婚人吃了顿饭，被报纸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为题进行了报道。他们简单而浪漫的婚礼在知识界一时传为美谈，引得不少好友效仿。“后来新那和我结婚，我们的两个儿子结婚，也都没有请客。”黄培云说。
黄培云和赵新那在结婚50周年的时候去美国探亲，还专门去了他们当年登记结婚的地方。黄培云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我们的感情概括起来就是，志同道合、相依为命、相扶到老。”而赵新那回忆起黄培云70岁生日的情景，只记住了他说的“我从来没有后悔回来过”这句话，“我当时一听，就觉得我们真是志同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