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大学名誉教授

㈠ 许倬云的人物经历

许倬云（Cho-yun Hsu），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历史学家，是中国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许先生还是台湾著名音乐人王力宏的舅公。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1956-1962）
副研究员（1962-1967）
研究员（1967-1971）
通信研究员（1981-1997）
研究员（1997-）
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989, 1999-2000, 2003, 2004, 2006)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1962-1964）
教授兼主任（1964-1970）
讲座教授（1984-1985）
特聘讲座教授（2006）
美国匹兹堡大学
历史系及社会系教授（1970-1982）
校聘讲座教授 (1982-1999)
荣休校聘讲座教授(1999-）
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讲座教授、伟伦讲座教授（1991-1998）
中国研究荣誉教授（1998-2001）
夏威夷大学本斯讲座教授（1996）
SeniorVisiting Fellow, East-West Center,（1996，Spring）
杜克大学西孟讲座教授（1998-2000）
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2000）
南京大学余纪忠夫妇荣誉讲座教授（2005-）
东南大学荣誉教授（2005-）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的辅仁中学度过的。辅仁中学在无锡非常有名，跟辅仁大学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取“以友辅仁”的意思。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那里教书。他们教书跟其他的学校很不一样，都是启发式的。
当时那些关系非常好的同学，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前年和去年还进行聚会，不过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年的年底，我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局势变得非常动荡。我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父亲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留在无锡，恰好我有个姐姐在台北，父母就带着全家人去了台湾。
台湾本来只有360万人，突然增加了150万，所以刚过去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在台湾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饿肚子。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大学完成的。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
我在台大的时候，一些从内地撤到台湾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台大学生少，好的老师很多，这样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样：我关怀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跨了几个门道———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台大，考古学我是跟李济先生学的，跟李宗侗（玄伯）先生学了古代社会，董彦堂（作宾）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有些老先生不愿意出门的，就让我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
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侗先生就找个三轮让人把我推过去，他讲古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串通在一起讲，师生俩一起上课，更没有上下课的概念。
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一对一，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一讲一个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吧。 对于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读的，无锡的学术气氛很好。我所在的辅仁中学，规模不大，但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融洽，除了上课，老师们经常会让我们看很多课外的东西，在那时我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
到台大之后，本来考进的是外语系，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我了，因为我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找到我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在台大上到二年级，我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过去，跟我说：“你好好读历史系，将来你到史语所来帮我。”
他老人家的样貌，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学历史，要说受了谁的影响，那就是他老人家。惭愧的是我学历史博杂得很，不太专心，对什么都感觉很有趣。
对于研究历史，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我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去，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
我都很难说在芝加哥大学读的什么系。比方说我读宗教学，但是并不拿学分，而且选读宗教学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爬到三楼去听老师上课。
中间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医院里开刀，教授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带去书，一边讲，一边讨论。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我到那里的时候，韦伯理论刚刚传到那里不太久。我在那里读社会学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文官制度，因为这是韦伯理论大的系统中的一环，我的指导老师Blau先生所从事的就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韦伯谈到的官僚和中国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别。
这些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开刀，因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师们特别的照顾，得到别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机缘。 1962年，我到了史语所工作。其实在这之前的1953年我就进了史语所，但是因为台大开办了第一个研究所，我就辞去了史语所的工作，回学校读研究生了，我是台大的第一个研究生，一直读到1956年。还有一点就是读研究生有奖学金，奖学金比我在史语所做助理员的工资还要多50块钱。而且不用干什么活，只要好好念书就可以了。
那时台湾的研究生教育跟内地不太一样，内地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但是在台湾是由一个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共同负责。这样就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当时我的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自讲各自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后来1962年正式到史语所，一直待到1970年，中间还在我的母校教书，两份聘书，一份工资。1964年我又开始担任台大历史系的系主任，这时候开始负责一些琐碎的杂事。当时校长是钱思亮，他老人家总是指派我做不同的事情，从来没有让我闲过。现在想起来，那几年忙得发昏，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的眼界从过去那种单纯的书斋生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更大的视野。
当时还有一个让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给中研院办“洋务”，人来客往，各种合作项目都是我“帮忙办”。当时中研院的院长是王雪艇（世杰）先生，胡适之先生故去之后，王先生本来就是院士，又有行政经验，被选为院长。我跟王先生的关系，不单是研究员和院长的关系，还辅助他做了很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但是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王先生是个大学者，国际法的专家，三十岁上下的时候创办了武汉大学，一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学。后来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做过外交部长。
这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太太，她本来是我的学生，她毕业后的第三年我们开始来往，后来很快就结婚了。 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1980年，时间太久了，记不得了。这前后李敖曾经著文攻击我。李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就是个很自负的学生，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很纵容他。我做系主任的时候，他正在读研究生，李敖很聪明，但是他不守规矩，我对他也不假以辞色。
我跟李敖的第一次严重冲突是他在《文星》写文章，说老先生们不交“棒子”，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师们的一些事情完全出于他的编造。之后他跟《文星》的萧老板、还有余光中先生到我那里去，我就给他矫正，我跟他说：“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但是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就这样我俩吵翻了。后来我很生气，跟他说：“你给我出去。”萧孟能就跟他走了。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攻击我，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回应过。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1970年我到了匹兹堡大学，本来是去做访问教授的，后来一些前辈老师就跟我说：“你不要回来。”就这样，我就呆在匹兹堡大学没有回去。

㈡ 裴刚的个人履历

裴钢同志1978年2月进入沈阳药学院药学专业44期学习，1982年1月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考入沈阳药科大学药剂学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的药剂学专家顾学裘教授，1984获硕士学位。
1987年进入美国北卡大学学习，1991年获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
1992年至1995年2月在美国杜克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1995年3月回国，应聘担任德国马普学会和中科院共同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研究员。
2006年6月受聘为同济大学名誉教授。
2000年5月至2007年11月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
2007年8月起任同济大学校长。
裴钢同志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起任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部副主任；2001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长，亚太细胞生物学组织主席，中药全球化联盟副主席，《Cell Research》主编和国际多种学术刊物编委。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第四届专家顾问组成员，“发育与生殖研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专家组组长，国家重大基础平台建设专家组成员。

㈢ 许倬云先生是谁

许倬云（Cho-yun Hsu），历史学家，是中国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
许倬云193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49年赴台，曾就读于台湾台南二中。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56年获文科硕士学位。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1962年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台湾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70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东方研究评议会主席。
许倬云曾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以及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名誉教授等职。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
许倬云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在中国社会史、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造诣精深、注重治史方法创新、著述等身，誉满海内外。
许倬云是台湾著名音乐人王力宏的舅公。

㈣ 历史研究路育松博士

于艳茹博士学位被取消的话,那么,她的硕士学位管用吗

前天，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关负责人表示，于艳茹去年已经从北大毕业，针对她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涉嫌严重抄袭问题，系里会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对其博士论文重新进行核查，如有抄袭情况，一经核实，将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根据《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记者注意到，此《规范》的适用范围包括“在读期间存在学术失范行为的已离校研究生”。

据了解，于艳茹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2006届硕士毕业生，于2008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博士学位。2011年9月，于艳茹作为2011年度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短期出国（境）研究项目”（第二批）资助对象，赴美国哈佛大学交流4个月。2013年7月，于艳茹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被指抄袭的论文发表时，于艳茹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读博士生。北京青年报

中国社科院教授王育成出生年月日

王育成，1951年生于北京，籍贯山东淄博，197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现为博宝艺术网铜器鉴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历任助教、讲师、馆员、副研究馆员。

1992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2000年任研究员；

2002年任日本早稻田大学道教研究所客员研究员。

2016年1月16日，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育成和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京举行了婚礼。

历史学博士就业形势怎样

历史学博士就业形势怎样啊摘录于网络 在国家对于学术型研究生的招生在减少，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不是不要这样学术型博士， 而是需要量有限！俩字，烈士，不咋地，当当大学老师吧我打算跨专业考历史专业的博士， 具体是历史地理专业的， 昨天打电话询问以前的导师， 他说现在的就业形势也严峻，历史是 冷专业的，就是博士以后也不一定好找工作，就是工作也很清贫的…… 文科专业多半不好 就业， 关键看个人，是专著于学术，就踏踏实实搞学术。

否则就要多找门路，关注社会需求， 多多补充各方面能力。 我已经硕士毕业了，就读的院校是 211985，就读的专业是一个国 家级的重点学科，现在找了个还不错的工作，并放弃了读博认识我的人，包括我导师在内 都叫我不要读了，去工作，不然读完后更难找。

现在硕士博士找工作，用人单位看重的是： 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男生，有没有工作经验，是不是党员/学生干部。女硕士博士是不是 结过婚。

特殊的地方如北京上海等有没有当地户口等其他的条件， 用人单位就很少在意了。 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固定标准衡量的。

如果发 10 篇论文叫有科研能力， 那发 9 篇就不算 吗我认识的很多很优秀的博士和硕士，都没有找到工作，或找的很不好待遇，工作性质， 工作地点。 你能说他们都没有quot能力quot吗或许我现在说再多都没有用， 等你以硕士博士学历 找工作时，你就知道quot能力quot有多大分量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1 不要以为博士一定比本科好找工作，尤其是文科。

本科毕业能找到好工作的人，可以 通过在职委培等方式考研考博，最好不要脱产。那翟诘扔诙牟 液苡锌赡艿貌怀ナА也不要以为博士一定能找到工作。

2 很多读研读博的人是为了学问而读书的，但到了毕业找工作时，他们被高校和科研院所 拒收，找不到能再去做学问的地方了。特别是文科生，他们所学的东西与社会现实脱节，不 能直接转换为生产力， 很难把他们的平生所学去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而这些， 其实并不 是他们的错。

本科生找工作，是万金油，到哪里都可以！但绝大多数就业质量太低，拿着微薄的工资替人 暂时打工， 卖完青春就完了！ 研究生毕业好多进公司打工如华为等， 看起来很美， 工资较高， 但这业是吃青春饭，累死人，如集中营！工资含金量很低， 企业还不稳定！博士主要进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高校，研究所，都是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工作！工资好象不很高，但含金量 高，稳定，工作没有那么累， 福利较好，可以干到老。 读博一定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 除非你是真的很强，3 年出来以后一定会有好的去处。

如 果不考虑自己的实力至少你家里不需要你去挣钱来维持生活只是为了面子去花大量的时 间和金钱盲目读博士真的是没意思。在职的或者非科班出身的如果紧紧是为了一纸文凭并想 靠这张文凭在今后挣大钱，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谁要是怀着这样的心态读历史学的研究生 的话，今后是要受大罪的。 研究历史很苦的。

如果能吃苦，也能苦中作乐那 OK， 如果不能， 三思！ ！比如就历史学来说，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学术质量应该和他的生活质量成正比，至少不能偏离太远，也就是说应该有必要的机制来“养“这些人（包括职业学者和正 在求学的未来研究者） 。毕竟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也就没有人格上的独立；没有人格上的独 立，也就不会有学术上的独立。

但在目前的环境下，这种理想的生存状态较难获得。 尤其是现在高校注重学统，看出身，查三代（主要是供过于求决定的） ，本科、研究生毕业 学校若不是 211 或者 985 的， 将来就业要受限了。

出身不好的学生即使将来考入了 985 院校， 将来就业也很难进国内名校（重点综合大学、师范大学） ，除非关系比较硬。而进不了名校 教书和做研究，得不到较高、较多的各种资源支持，他们未来的学术之路将很艰辛。

理论性、学术性研究生现在处于就业最低期。 历史学本科和研究生三年、四年大幅度缩招或 者不招生（停招） ，才可以解决现在已经毕业但找不到对口专业和现在还在读书即将毕业的历史系学生就业情况。

要考文史哲研究生必须要看清现在的就业形势，不要读了三年，毕业时候因为找不到工作头大，年龄大了再转行很难，要是现在历史研究生大都需要转行，何不 本科时候就转行呢？ 教育部计划到 2015 年把专业硕士（实用性、技术性硕士）招生比例提 高到 50以上，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要考历史研究生的同学们，本人（本人历史学科班 出身，今年研究生毕业，已经考了 7 场历史老师招考，都没进。

昆明两场、山东中东部城区 5 场）建议你们慎重了。读历史学硕士和博士是件奢侈的事情，适合生活无忧的人去一直读 下去，适合在职人员去读。

近期有生活压力的人读研、读博就是越走越窄，专业很难对口就 业，转行都难呢。 你的判断依然过于乐观了， 在山东到中学就业的历史研究生不到三分之一， 可能也就有五分 之一吧。

还有你说的很多部门和行业，根本不需要历史，图书馆有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博物 馆有博物馆学，史志办需要考公务员，而且一般是要求文史类，文科其他专业也可以报，我 考过。报社这个就更。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都有谁

蔡崇榜，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宋代史学。

陈廷湘，博士生导师，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

郭齐，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朱熹诗文研究。

郭声波，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学。

何平，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国际关系。

何一民，博士生导师，城市史研究。

霍巍，博士生导师，汉唐考古，西南（包括 *** ）考古，博物馆学，文化人类学。

李文泽，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

刘复生，博士生导师，宋史，西南民族史。

罗志田，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史。

彭裕商，博士生导师，古文字学。

石硕，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

舒大刚，博士生导师，儒学文献研究。

王挺之，博士生导师，欧洲城市史，文艺复兴研究，旅游资源、旅游人力资源开发。

杨世文，博士生导师，宋代历史文献，儒学学术，巴蜀文化。

杨天宏，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

杨振之，博士生导师，旅游策划、规划，风景区管理与目的地营销。

王东杰，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

张箭，博士生导师，世界中世纪史，中国中古史。

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是大学教师的职称，级别依次从高到低排。

院长是行政职务，也就是所谓的“官”了。

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都是相对于研究生来说的岗位制度。

至于关系：

相对于教授这类的职称来说，博导条件较高。博导一定是教授，但教授可能只是硕士生导师。

其他的，学科带头人自然是学术能力较强的人，所以通常是教授，博导。

院长也自然是学院里比较牛的人，所以往往是教授职称。一流大学的校长是副部长级，往往都是院士。

魏承恩《史学大师许悼文》第一段在全文中起什么作用

【第一段在全文中的作用】 ①简单介绍许倬云，让读者对传主有一个初步认识； ②通过对许倬云的评价，肯定传主在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③交代作者对传主的倾慕，为后文与传主的接触作铺垫。

【《史学大师许悼云》原文】 《史学大师许悼云》 魏承思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知道了许悼云的大名。因为他的《汉代农业》是在美国攻读中国史博士学位的必读书，我喜欢这部书，于是我找到许先生的好几部著作来读，被他的渊博知识深深折服，最受启发的是他娴熟的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治史。

那时候，只知道许悼云是匹斯堡大学历史教授，台[tái]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跟金耀基教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有一次提到许悼云，耀基师说和他很熟，并说他每年都会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过了几个星期，许先生果然到了香港，我闻讯后就让耀基师的秘书帮我约了时间去拜访他。在许先生的办公室里初次见面，他平易近人，十分健谈，没有一点大师架子，许先生著作等身，除了专攻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之外，研究领域还涉及社会学、考古学、科技史、台[tái]湾史和中外历史比较等。

他还对现实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撰写了大量政论，结集出版的就不下十余种，在台[tái]湾舆论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好奇地问他何以有如此渊博的学识和广泛的学术兴趣，许先生就和我谈起自己的求学经历。

无锡许家是江南世代的书香门第。许先生的父亲藏书丰富，兴趣广泛。

许先生幼年患小儿麻痹而不便于行，就在家里杂读群书。抗战后，他在家乡的辅仁中学读书，这所名校聚集了一批饱学之士。

1948年底，他跟随父母到台[tái]湾，考取台[tái]湾中文大学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又读研究生。当年的台[tái]大大师云集，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

许悼云受校长傅斯年器重，跟李济学考古，根李总侗学古代史，跟董作宾学甲骨文，向尹耕望、钱穆、沈刚伯等问学。许先生说：“那时台[tái]湾的研究生教育和内地不一样，不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而是一个由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共同指导。

这样就给我一个想当大的 *** ，因为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讲各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后来他又到芝加哥大学去深造。

这所世界顶尖的学府不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许先生选课的范围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

选读宗教学的只有他，老师照样认真上课。他住院开刀，教授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带着书到病床前去教，一边讲，一边讨论。

听到这里，我就想：很多人在讨论现在的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但不是先应该问中国大学有没有这样的教师吗？ 许先生说，他选修了那么多似乎和历史学不相干的学科，“但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许先生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tái]湾大学历史系主任。1970年起担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杜克大学等校的讲座教授，著有专著十余种，论文百余篇。

近年来，又常在中国大陆讲学，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他是海峡两岸和国际史学界公认的耆宿。

听了他的自述，我才算是真正明白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次见面聊天，许先生就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是我研究历史的“一日师”。我去学校上课之余，经常会去他那里拜访，聆听他的教诲。

有一次，《明报》编务总裁高信疆听我说起许绰云在香港，就说和他是很熟的朋友，要我帮他约一起吃饭聊天。参加那次餐聚的除了许先生夫妇外，还有耀基师夫妇和哲学家劳思光。

我在他们中间算是小字辈了。很多年过去了，当晚吃了什么佳肴美味早已忘记了，但大师的风采则历历在日。

上一次见到许先生已经是十多年前了。我有事去台[tái]北，听说他也在，就打电话约了时间去看望。

言谈之中，他知道我跟随南怀瑾先生在学佛，就说怀师早年在台[tái]湾时，自己曾跟随殷海光去拜访过两次，因他的学问路子和南不合而没有再去，但殷老师对他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许倬云谈话录》里，称南怀瑾是奇人，有吸引力。

前年我和老友、中研院副院长王泛森博山聊天。他说，殷门弟子对这一说法大不以为然。

我说，十多年前就听许先生说过，事后特地向怀师求证。老人家还兴致勃勃地同忆当年殷海光光跟他学打坐的情景。

这也算为我尊敬的许先生辩诬吧。【许倬云简介】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49年赴台[tái]，就读于台[tái]南二中，完成高三最后半年学业，进入台[tái]大历史系，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

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