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大学杨教授

Ⅰ 杨荣馨的生平经历

人生的十字路口
1931年5月6日， 杨荣馨出生于山西省安邑县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曾是大禹帝都、武圣关羽故里,是一个人杰地灵，五谷丰登的风水宝地；县城有一座建于元魏延和二年（公元443年）的雄伟佛塔，是一个地标式建筑，是国内现存的最高佛塔。
1949年西安解放后，在父辈的鼓励下，杨荣馨前往文化古都北平求学，考取了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对于自己的求学经历，杨荣馨记忆犹新。
他回忆说：“我到北平时，各大学招生期已过，上学的愿望难于实现，但我没有放弃，仍抱有能够上大学的希望。后来遇到三个机会：一是平原省（当时新成立的省）在招小学老师；二是张家口的第四军医大学来招生；三是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谢觉哉，不是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也在招生。这是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三个选择，三种前途，发展的道路就迥然不同。经过再三商量，我没有去平原省，因为要当小学老师还不如在家乡干。军医大学虽然可学技术，有极大的诱惑力，但觉得张家口既远又冷，好容易跑到北平，也就不愿再动了。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学制三年，享受供给制，觉得很不错，于是带着全国学联介绍信前去报名，经过简单的考试和面试就被录取了。”
1950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杨荣馨的法学生涯正式开始。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法科学生，杨荣馨和他的同学们对来自苏联的法律和法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同时也学习中国法律，还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课堂讨论，加上去法院“生产实习”，获益匪浅，为此后的教学和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杨教授学习刻苦，追忆那段求学的日子，老人说他常常在宿舍强制熄灯后到厕所去学习，一直坚持到大学结束。也难怪先生大学求学期间所有课程的考试成绩全部是满分，无一例外，为同年级200多人中之佼佼者。
跌宕起伏的法学教育生涯
1954年大学毕业，杨荣馨入职北京政法学院，从事民事诉讼法为主的民事程序法的教学研究工作，开始了其法学教育生涯。无论教学还是带学生实习，杨教授工作一贯秉承踏实认真之精神。工作初期,因学术与教学水平突出，杨荣馨曾被派至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讲“法学概论”中的民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等内容。
然而好景不长，在那政治风雨飘摇动荡的年代，法学界遭受重创。1966年，北京政法学院终遭厄运，学院停止招生，1970年12月被撤销，全体教职工被安排到安徽省去办“五七干校”。杨荣馨举家迁至安徽五铺。1972年4月，因所谓“出身不好”，杨荣馨再次被通知下放，分配至大别山区的六安县。六安县的“军代表”又安排他上大别山最高最深处最小的小学任教，以利于接受再教育，进行彻底改造。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杨荣馨仍然心有余悸，当时以为从此就要与北京告别，与法律分手了。就在杨荣馨回京办户口期间，政治形势大变，政策上又允许在北京找工作，经人介绍，河北师范学院同意接收。办理工作调动时，安徽方面曾阴差阳错地将先生和夫人的档案寄到北京师范学院（即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一看档案，觉得人才难得，也同意调入。杨教授几经考虑，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最终放弃北京，选择了地处塞北的河北师范学院。
与民事诉讼法的不解之缘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1979年恢复招生，离开自己热爱的法律领域多年的杨荣馨终于重回法学队伍,回到北京政法学院，重新开始民事诉讼法学教学研究工作。并受学院委派筹备组建了民事诉讼法教研室，担任第一届教研室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民诉教研室由此起家，发展为现在的民事诉讼法研究所。现在的民诉研究所人才济济，成果巨大，杨荣馨的功劳不可磨灭。
谈到一直从事的民事诉讼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时，杨荣馨谈到，“我1954年来到北京政法学院，很快进了民事诉讼法教研室，后来几经变化，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工作机构是分了合，合了又分。最后我还是回到了北京政法学院，又筹办成立民事诉讼法教研室，我和民事诉讼法真有不解之缘啊。”
杨荣馨从事法学教育与研究已超过半个世纪，主要是从事以民事诉讼法为核心的民事程序法教学与研究，有时也涉及民事实体法方面。其讲授的课程有民事诉讼法（含强制执行）、公证法、调解法、仲裁法、破产法、中外民事诉讼法比较、中外仲裁法比较、民事程序法以及民法、婚姻法、继承法等。
几次参与民事诉讼法立法和修改
除了在教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之外，杨荣馨在民事诉讼立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几次立法、修法的主要成员。1979年9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组织成立民事诉讼法起草小组，杨荣馨受学校指派参加，负责起草强制执行程序部分。
“我们起草小组对工作十分认真、十分负责。例如，为了一个‘的’字的用法，就研究过两天，有些地方先是保留，后又删去，或者先是删去，后又保留，反复推敲，才能定稿。”
对于参加民事诉讼法起草工作时的情景，杨荣馨仍然清晰地记得其中的细节。“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起草工作，先后花费了两年半的时间，是我国所有法律起草工作连续进行时间最长、研究最细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我国唯一超过200条，达到205条的大法，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83年国家又酝酿制定企业破产法，1984年破产法起草小组和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成立，杨荣馨参加起草工作小组，任副组长。虽然那时破产在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还饱受争议，但杨教授等立法工作者尊重客观实际，尊重法律科学，以科学的精神回应“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破产、有没有失业”的问题。此外，杨荣馨还参加了我国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仲裁法、行政诉讼法等的起草论证工作，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并被采纳和吸收。
杨荣馨教授积极参与我国的立法活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典成长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从1979年9月起，作为国家民事诉讼法起草小组主要成员,为新中国首部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和修改，进行了前后长达五年的立法工作；承担了1991年民事诉讼法典多个章节的起草工作；全程参与了2007年民事诉讼法典的修订活动；2010年以来多次应邀参加了民事诉讼法典再修改的论证和研讨工作，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专家建议稿）。杨荣馨教授还曾任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副组长、公证法起草小组顾问、人民调解法起草小组特聘研究员； 参加了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仲裁法、行政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的起草论证工作。他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都被采纳和吸收。
为推动强制执行法学发展和立法锲而不舍
强制执行立法在我国比较落后，强制执行法学在我国比较薄弱，法学界研究起步较晚。杨荣馨教授长期呼吁单独制定我国强制执行法。他在1991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就主张将执行程序从民事诉讼法中分离出来，制定独立的强制执行法。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年近八旬之际，他仍四处奔走，对强制执行法情有独钟，追求不懈。2010年4月18日，他创建了唯一的全国性强制执行学术团体——中国行为法学会执行行为研究会，以超乎想象的法治理想和法学热情，连续举办了两届规格高、影响大的执行论坛。杨荣馨教授还主持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执行法（专家建议稿）》，有力地推进了强制执行法的立法进程。
“退而不休”超期服役
杨荣馨退休后即被学校聘为“特聘博导”，仍继续招收国内外的博士研究生。对于能够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他满怀感激地说：“我很感谢学校领导和广大老师的厚爱，给我以超期服役、继续报效党和人民的机会。”
杨荣馨教授虽然退休了，但工作和生活仍很紧张，丝毫没有“休”的感觉，甚至还有不堪重负的压力。
“在这几年，杨老师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培养博士研究生。截至2010年，杨荣馨教授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六十多人，博士研究生七十多人；二是呼吁立法；三是成立执行工作的全国性学术团体。”
民诉法学会秘书长宋朝武教授对记者说，“这也是杨荣馨教授长期以来的心愿，希望能有这样一个平台，以促进强制执行立法。现在他的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中国行为法学会执行行为研究会这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已经于2010年4月18日成立，由杨荣馨教授任会长，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汤维建教授深情地回忆：“22年前的这个月底，我进入中国政法大学的大门，进行研究生复试。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从小学课堂来到大学课堂，从受教于普通教育到受教于全国名师。我的感觉像阿里巴巴惶入深山宝库，满目金辉,遍地玑珠。在读研究生期间，杨老师交给我做的第一件活，就是大网络全书法学卷词条的撰写和校对。可以说，是杨老师把我这个尚处在蒙昧状态的年轻学子（那时我25岁），亲手引进学术堂奥。杨老师的课讲得很细。杨老师总说,程序一定要细，否则就像没有程序一样。后来我领悟到，细密乃是程序之精髓。”
杨荣馨教授的大半生,可谓前期苦难,后期安乐,虽经风风雨雨,但终阳光灿烂。回忆往事,杨荣馨教授本人也感慨良多。他说:“我现已进入夕阳时期,但心情还是挺好的,心劲还是挺高的。”
姓杨属羊的杨荣馨教授最后还用一首七绝以明志：“盛世夕阳无限好，坦然任尔近黄昏。老羊本无千里志，奉献余热报国恩。”
憾事：未见强制执行法
中国司法领域执行难的问题普遍存在，而相关的立法相对滞后，法学界研究起步较晚。杨荣馨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很早就培养这方面的研究生，带领博士生从事强制执行法学的研究，在我国法学界居于领先地位。
为成立强制执行法学研究会，推动我国强制执行法学发展和立法，杨荣馨默默耕耘，多方奔走、呼吁，坚持14年之久。2010年4月18日，杨荣馨推动并任会长的中国行为法学会执行行为研究会终于成立。这也是我国为执行法学研究和立法，强制执行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搭建的第一个全国性平台。
从民事诉讼法制定初期到此后的历次修改，杨荣馨都负责执行程序编。对于我国久治不愈的“执行难”和个别情况下的“执行乱”这个痼疾，杨荣馨倍感忧虑，较早提出了将执行程序从民事诉讼法中分离出来，制定独立强制执行法的主张，以回应社会的迫切需要，并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执行法（专家建议稿）》等多项建议。
2010年8月，在井冈山召开的全国“强制执行立法建议研讨会”期间，杨荣馨吟出一首《水调歌头偶上井冈山》。词中最后一句，“世上遇难事，我们在攀登”是他十余年奔波于强制执行立法的缩影，也成为他一生的写照。

Ⅱ 新中国培育了那些著名人物

168.王 瑛（1961-2008） 女，回族，四川省小金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南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169.王书田 男，汉族，江苏省沛县人，中共党员。1953年出生，现任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污贿赂局局长。

170.王乐义 男，汉族，山东省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人，中共党员。1941年出生，现任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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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王有德 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中共党员。1954年出生，现任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1961年，王启民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参加大庆石油会战。他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坚定“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再高产”的信念，全身心地投入油田地质开发研究工作。上世纪60年代，他提出的“高效注水开采方法”，打破了当时国内外普遍采用的“温和注水”开采方式，开创出中低含水阶段油田稳产的新路子；70年代，他主持进行的“分层开采、接替稳产”开发试验，使水驱采收率提高了10%至15%；90年代，他组织实施的“大庆油田高含水期稳油控水系统工程”结构调整技术，使大庆油田实现了3年含水上升不超过1%，与国家审定的开发指标相比，5年累计多产原油610多万吨，增收节支150亿元。40多年来，他先后主持了油田8项重大开发试验任务，参加了40项科研攻关课题和油田“七五”、“八五”、“九五”开发规划编制研究等工作。他的辛勤工作，为大庆油田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仅“表外储层”开发研究成果，就相当于为大庆增加了一个地质储量7.4亿吨的大油田。他是中共十五大代表，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73.王进喜（1923-1970） 男，汉族，甘肃省玉门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中国石油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

王顺友担负着从木里县城到倮波乡邮路的投递工作。这段马班邮路往返里程360公里，山高路险，气候恶劣，有时一天要经过几个气候带。由于投递路线长，他一年有330天左右的时间奔波在邮路上，饿了就吃几口糌巴面，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水，困了就睡在荒山岩洞。但他仍然坚韧执着、乐观向上，唱着自编的山歌，一丝不苟地勤奋工作，年年出色完成投递任务。24年来，他在雪域高原送邮行程达26万多公里，相当于走了21趟二万五千里长征。24年来，他没有延误过一个班期，没有丢失过一封邮件，投递准确率达到100%。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热心为农村发展经济办好事、办实事，为农民群众传递科技信息、致富信息，购买优良种子。为了给群众捎去生产生活用品，王顺友甘愿绕路、甘愿贴钱、甘愿吃苦。多年来，王顺友成了邮路沿线百姓联系山外的纽带。他用实际行动实践着“为人民服务不算苦，再苦再累都幸福”的人生追求，受到当地藏族同胞的衷心爱戴。他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175.王淦昌（1907-1998） 男，汉族，江苏省常熟市人，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生前曾任中国原子能研究院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著名核物理学家。

176.邓平寿（1956-2007） 男，汉族，重庆市梁平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重庆市梁平县虎城镇党委书记。

177.邓亚萍 女，汉族，河南省郑州市人，中共党员。1973年出生，现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国乒乓球女队原队员，国际级运动健将。

178.邓建军 男，汉族，江苏省常州市人，中共党员。1969年出生，现为江苏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79.邓稼先(1924-1986) 男，汉族，安徽省怀宁县人，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生前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著名核物理学家。

180.丛 飞（1969-2006） 原名张崇，男，汉族，辽宁省盘锦市人，中共党员。1994年参加工作，生前系深圳市义工联艺术团团长。

151.丁晓兵 男，汉族，安徽省合肥市人，中共党员。1965年出生，1983年入伍，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8730部队政治委员。

152.马万水（1923-1961） 男，汉族，河北省深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河北龙烟铁矿“马万水小组”组长、龙烟钢铁公司井巷工程公司副经理。

153.马永顺（1914-2000） 男，汉族，天津市人，中共党员。生前曾任黑龙江省伊春市铁力林业局副局长。

154.马恒昌（1906-1985） 男，汉族，辽宁省辽阳县人，中共党员。生前曾任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党委副书记、总机械师。

155.马恩华（1937-1995） 男，汉族，山东省青岛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河北省保定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157.马寅初（1882-1982） 男，汉族，浙江省嵊州市人，无党派人士。1915年回国参加工作，生前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

158.中国女排五连冠群体 1981年至1986年，中国女子排球队在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5次蝉联世界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连续5次夺冠的队伍。

159.孔祥瑞 男，汉族，天津市人，中共党员。1955年出生，现任天津港煤码头公司孔祥瑞操作队党支部书记。

160.孔繁森（1944-1994） 男，汉族，山东省聊城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

161.巴 金（1904-2005） 男，汉族，四川省成都市人，无党派人士。生前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文学家。

162.文花枝 女，汉族，湖南省韶山市人，中共党员。1982年出生，2003年在湘潭新天地旅行社（现更名为湘潭花枝新天地旅行社）当导游员。现为湘潭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学生。

163.方永刚（1963-2008） 男，汉族，辽宁省建平县人，中共党员。1985年参加工作，生前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

164.方红霄 男，汉族，湖南省岳阳市人，中共党员。1970年出生，1990年入伍，现任武警云南省总队昆明市支队副支队长。

165.毛岸英（1922-1950） 男，汉族，湖南省韶山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

166.王 杰（1942-1965） 男，汉族，山东省金乡县人，中共党员。1961年入伍，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73081部队工兵营1连5班班长。

167.王 选（1937-2006） 男，汉族，江苏省无锡市人，九三学社社员。1958年参加工作，生前系北京大学教授，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计算机应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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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人是中国著名的人物呢？21回答2009-07-12中国有什么著名的人物啊??????10回答2009-04-16中国古代出现哪些著名人物26回答2009-07-12中国古代有哪些著名的人物？11回答2009-07-26中国著名的人物中排前5位的有那些？3回答2008-10-24更多新中国培育了那些著名人物相关知识>>
中国有哪些著名的人…新中国领袖人物有哪…中国有哪些杰出的人…中国有哪些英雄人物三国小镇哪个人物厉…我国有哪些杰出人物三国演义有哪些人物洛克王国哪些可以培…

其他答案(3)
勇上将原名杨世峻，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他就读的里仁中学，1927年曾迎来秋收起义的队伍，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从这里踏上了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征程。1930
年，杨勇等20多个游击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开始了完全崭新的生活。他想到当初在里仁学校上学时，陈世乔校长讲过：“忠诚、勇敢，刚强不屈，这才是一个好男儿的阳刚之气。‘勇’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下面是一个‘男’字，上面好像一顶‘帽子’，男儿戴上军帽，当然是士兵，这‘勇’字是形容士兵的。”为了激励自己当一个好士兵，他把名字改为杨勇。
张爱萍：仗剑漂泊走天涯

张爱萍上将原名张端绪，早在1925年在达县中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创办“烂漫社”，出版《烂漫》小报。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离开家乡去上海找党、参军，为了坚定走的决心，索性要为自己改个名字。具有诗人气质的他首先想到了“萍”字，萍一为浮萍，漂泊不定；一为青萍，即宝剑，斩杀不平。由此，他改名爱萍，决心不惧风浪大，掌剑走天涯。有趣的是，将军后来担任国防科委的领导工作，执掌“两弹一星”这支“神剑”刺向青天。

孙毅：果敢坚毅志不移

孙毅中将原名孙俊明，家住河北省大城县城关，那里地势低洼，土地贫瘠，灾害频繁。1920年，家乡遭受大旱灾，刚满16岁的他还有半年就高小毕业，却不得已辍学外出谋生，去投奔一个当团长的邻居。临行之前他想到这次外出不会平坦，但又不甘心听任命运的摆布，于是一气之下把名字改成了孙毅。字典上说“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意思是果敢坚强，必致其杀敌之心方止，所以志决而不可动摇者，谓之毅。当时他只想靠个人的本事到社会上去拼，去闯，寻一条生路，但是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个人奋斗的路是走不通的。所幸他所在的部队因不满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政策，于1931年在“剿共”前线宁都发动起义，使他走上了光明的大道。孙毅在后来的征程上，依靠果敢坚毅战胜了重重艰难困苦。 朱德：红色品德耀中华

朱德元帅原名朱代珍，字玉阶。中学毕业的朱德在家乡教了一年书以后，为了报效祖国，他立志投笔从戎，经过一番曲折，1909年11月，23岁的他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了戎马生涯。报考时，他改名朱德。俗话说，名如其人，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由于文字的奇异巧合，‘朱德’这两个字在中文里正好是红色品德的意思。”朱总司令后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仅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也以其“红色品德”赢得了人民的景仰。

许光达：必达光明的彼岸

许光达大将原名许德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他回到长沙寻找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的长沙无法立足，1929年初他辗转河北清河、北平、唐山，又南下江苏、安徽找党，行前他改名许泛舟(李白诗句)，希望像只凫雁似的小舟，即使泛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党。后来，被安徽党组织推荐去上海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在上海受训结业后，被分配到洪湖根据地从事武装斗争。行前，他更名为许光达，意在经过不懈地奋斗，必达光明的彼岸。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作证，许光达正是凭借他不懈的奋斗，最终抵达了光明的彼岸。

徐海东：天翻地覆慨而慷

徐海东大将原名徐元宿，出生在一个六代窑工的家庭，有兄弟姐妹十人，全靠做窑为生，生活很苦。他当过窑工，打过短工，后来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军。当他听说家乡黄安、麻城地区有了共产党，就决心回家乡闹革命。黄麻起义失败后，他的家被抄，房子被烧，亲属20多人惨遭杀害。但他毫不气馁，把这血海深仇牢记心里，毅然将自己北伐时的名字徐少奎改为徐海动，意思是要决心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把反动统治搞个天翻地覆。后来人们把海动听成了海东。

吕正操：操练好了打日本

吕正操上将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日本帝国主义攫取的南满铁路从村西经过。他从少年时代就目睹和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欺辱，他恨透了日本人，总想长大以后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他8岁开始上学，老师曾给他取名吕正言，他回家一琢磨，这言语的言字，与军事打仗没啥关系，于是自己想出了操练的操字，改成正操。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吕正操17岁那年参加了东北军，1937年率部脱离溃退的国民党军，在冀中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使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 宋时轮：跟上时代的车轮

宋时轮上将1907年8月出生在距醴陵城区二十公里外的丁姑山，按宋氏宗族老规矩，给他取名为宋方友。在族中长辈们的资助下，他先后读了私塾、高小，并考入醴陵县立渌江中学。在读高小期间，他改名为宋继尧。在渌江中学就读期间，与左权、蔡升熙等进步同学发
起成立了“社会问题研究社”，开始探求革命真理。1925年，宋继尧投身黄埔军校，开始军旅生涯。为表达革命的决心，赶上时代发展的车轮，他正式改名为宋时轮。宋时轮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李志民：为民更名不改姓

李志民上将原名李凤瑞，又名李明阶，他早年化名李轩参加农会工作，在白色恐怖时期不得不转入地下，东躲西藏。1928年12月，县委决定抽调他到红五军第二纵队去当中队党代表，县委委员刘大荣问：“你在东乡一带活动很长时间，大家都熟悉你的名字，今后到红五军工作，为了保密，最好再改个名，你看改个什么名字好?”他想到当地老百姓与财主打官司时常说的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改名换姓远走他乡。他相信革命一定能打赢，不必改名换姓，但为了革命需要，改个名字也行。于是拿定了主意：“姓不改了，既然我立志为人民谋福利，投身革命事业，就改名为志民——立志终身为人民吧。”

刘大荣欣然赞同，并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用李志民这个名字为他写了给红五军的介绍信。李志民这个名字从此伴随他一生。

李聚奎：星宿聚首北伐军

李聚奎上将出生于1904年12月31日，家人为此给他取名新喜。在他22岁那一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他与同村的伙伴被纪律严明的北伐军所吸引，瞒着家人要去投奔北伐军。这天天未亮，他们四人就上了路。走着走着，同伴李仲春突然打破寂静，说：“我们走了，家里会出来找的，我想，我们不能报真名。”于是，他们分别取了新名字。李仲春思考片刻，抬头望着远处天空尚在闪亮的星星，说，“奎星是二十八星宿当中的一颗名星，你就叫李聚奎吧!天上星星聚在一起才亮，人聚多了才有力量。”他马上表示同意说：“反正临时用，就叫这个名吧!”没想到这一改，竟成了他后来毕生的姓名，伴随他参加平江起义，南征北战，永远和他的命运、事业联系在了一起。。。。。。。。。。等等，很多，说也说不完

Ⅲ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中国籍学生

苏联武装力量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校；研究诸兵种合同战斗和集团军战役问题的科研中心。校址在莫斯科。根据列宁指示，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18年10月7日命令创办，称工农红军总参学院，旨在从工农中培养具有高等军事文化程度的指挥干部。1918年12月8日举行了建校典礼，会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Я.M斯维尔德洛夫就该院的任务发表了讲话。1921年8月5日，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命易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附设高级速成班，培训高级指挥人员。此外，以该院为基地，在不同时期还开办过一些高级军政训练班。1925年11月5日，被命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学院先后培养了数万名具有高等军事文化程度的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许多毕业生在苏德战争中成长为统帅和高级军事首长，其中有：苏联元帅И.X.巴格拉米扬、C.C.比留佐夫、Л.A.戈沃罗夫、A.A.格列奇科、A. И.叶廖缅科、Г.K.朱可夫、M.B.扎哈罗夫、И.C.科涅夫、P.Я.马利诺夫斯基、K.A梅列茨科夫、K.K.罗科索夫斯基、B.Д.索科洛夫斯基、Ф.И.托尔布欣、B. И.崔科夫、炮兵主帅H.H.沃罗诺夫、空军主帅A.A诺维科夫等。
该院的历史与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巩固、与苏联人民为争取祖国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两位资格最老的布尔什维克B.H.扎列日斯基和Э..H科兹格夫斯基曾是学院首任政治委员。首批学员中有许多人是直接从国内战争前线调来学习的，其中有天才的指挥员П.E.德边科、E.И.科夫秋赫、B.Д.科夫绍夫、И.C.库佳科夫、И.Ф.费季科、B. И.恰帕耶夫（夏伯阳）等人。学院是在复杂的条件下创办的，是在年经的苏维埃共和国与白匪和武装干涉者激烈搏斗、国内形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始教学的。国内战争时期，经常有大批或单个学员被派往武装斗争最紧张的地方。在欢送学院毕业生和学员奔赴前线的隆重集会上，常有苏维埃共和国著名的党和国务活动家出席。1919年4月19日和6月14日，列宁两次亲临学院，对开赴东方面军、西方面军和南方面军的学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临别赠言。列宁一向十分关心学院的活动，经常给以多方面的支持。国内战争时期，有1/3的学员因积极赴前线作战而荣获红旗勋章。党组织在学院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共产党员在教学和军事学术活动中都起了先锋作用。
国内战争结束后，学院列教学、科研和党政工作进行了调整。在完成这项任务中，1924年4月-1925年1月任该院院长的M.B.伏龙芝发挥了直大作用。在他的领导下，健全了学院体制，改革了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废弃了不必要的科目。重视了野外作业，发展了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活跃了军事科学协会和研究生班（1924年1月成立）的活动。随着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炮兵和航空兵的发展，学院面临着为团至军级培养具有广泛知识的话兵种合成军队指挥员的任务。为此，成立了摩托化和机械化、空军和战斗训练等教研室。1931年，在战役学教研室基础上成立了战役学系，培训集团军级至方面军级的指挥、参谋干部。1931-1932学年度，学院不仅招收了诸兵种合成军队指挥员，而且接收次了炮兵、坦克兵、航空兵等学员。二战前夕和战争初期，学员和教员人数增加了。当时十分重视研究西班牙战争、哈桑湖地域和哈拉欣河作战以及苏芬战争的经验，提高了野外作业的地位，学员参加实兵演习也更为经常。
苏德战争开始后，学院缩短了学制，同时积极参加建立莫斯科防区。教员们参加了首都民兵部队和歼击队的培训。仅1941年就为作战部队输送军官约3千名，而在整个战争年代共向部队输送了1.1万名训练有素的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他们没有辜负党和政府的信任，其中很多人成了苏联英雄，荣获政府崇高奖赏。不少毕业生和教员在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作战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大将И.P.阿帕纳先科和H.Ф.瓦图京，上将M.П.基尔波诺斯，中将M.Г.叶夫列莫夫，工程兵中将Д.M.卡尔贝舍夫等。战后，学院广泛开展了研究和总结战斗经验的活动，并从开始深入研究军事学术中的新问题。
学院的编制（1976）包括：基本系和函授系、战役战术教研室、马列主义教研室、苏共党史和党政工作教研室、战争史和军事学术史教研宝、外语教研室，训练部、科研部，各种实验室，伏龙芝科研陈列专修室，以及其他分队。图书馆藏书约200万册。学院优先招收毕业于诸兵种合成军队高级指挥学校，具有分队指挥的实践经验，在战斗训练和政治素养方面达到了高标准的军官；同时还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培训指挥干部。科教干部的培训和深造，通过面授研究生班和在职参加专业应考的方法实施，应考专业有：合同战术、战役学、司令部勤务、战争史和军事学术史等。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军事学术思想的中心之一。有许多著名的苏联军事科学界代表人物在这里工作，他们是：H.E.瓦尔福洛梅耶夫、K.E.韦利奇科、A.И.韦尔霍夫斯基、M.P.加拉克季奥诺夫、A.M.宰翁奇科夫斯基、Г.C.伊谢尔松、Д.M.卡尔贝舍夫、A.K.科利诺夫斯基、B.Φ.诺维茨基、A.A.斯韦钦、M.H.图哈切夫斯基、B.K.特里安达菲格夫等。学院的学者们撰写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著作、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书籍和小册子。30年代开展对大纵深战役新理论的研究，是学院军事科研工作的重要阶段。战役战术教研室和战役系为这一理论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1938年起出版了论述苏联军事学术型论和实践各种新问题的学术论文集。苏德战争年代，军事科研工作主要是总结作战经验，以讲义、战例汇编、情况通报和单行本参考材料等形式向学员和部队介绍。战后，出版了《苏德战争合同战术战例（团-师）》（1-6卷）、《苏德战争时期苏军战术的发展（1941-1945）》，以及9种教科书、120种教学参考书。还积极参加了条令和教令的拟制工作，撰写写了210余篇有关战役学和战术学的科研著作。
在军事各领域发生根本变革、新的作战兵器出现、各兵种和专业兵发生质变的时期，对战术和战役学问题进行综合研究，论证战役战术对新式兵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要求、对教育训练问题、战争史和军事学术史的研究，成为学院全体科研人员的中心课题。军事学者-教研室领导人、教授和科学博士Г.Ф.比留科夫、B.Я.格兰金、M.M.基里扬、Г.A.洛博夫、B.Я.彼得连科、B.Г.列兹尼琴科、P.Г.西莫尼扬等人在开设新的教学课程和研究现实学术问题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受到了苏联国防部长的通令嘉奖，其中一部还荣获伏龙芝奖金。发行量很大的《战术》一书深受苏军将官和军官们的欢迎。
学院荣获红旗勋章一枚（1922），列宁勋章一枚（1934），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一枚（1945），以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勋章。
历任院长：1918-1919年A.K.克利莫维奇、1919-1921年A.E.斯涅萨列夫、1921-1922年M.H.图哈切夫斯基、1922年1-8月A.И.黑克尔、1922-1924年П.П.列别杰夫、1924-1925年M.B.伏龙芝、1925-1932年P.П.埃德曼、1932-1935年B.M.沙波什尼科失（一级集团军级）、1935-1937年A.И.科尔克（二级集团军级）、1937-1939年E A.夏坚科（军政委级）、1939-1941年M.C.霍津（二级集团军级，1940年6月起为中将）、1941-1944年H.A.韦廖夫金-拉哈利斯基中将、1944-1948年H.E.奇比索夫上将、1948-1950年B.Д.茨韦塔耶夫上将、1950-1954年A.C.扎多夫上将、1954-1968年П.A.库罗奇金上将（1959年5月晋升为大将）、1968-1969年A.T.斯图琴科大将、1969年起A. И.拉济耶夫斯基上将（1972年11月晋升为大将）。

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黄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只有6人，刘云、刘伯承、左权、屈武、陈其科、黄第洪，6人都是中共党员，刘云为支部书记。
左权是作为黄埔一期优秀生，1925年12月被保送到苏联中山大学习，1927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伯承到伏龙芝时，左权已经在这里学习一年多了，左权为人忠厚、诚恳、热情，刘伯承十分喜欢和这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年轻人探讨问题，交流经验，刘后来回忆到："我们在做高加索战术作业时，战术指导员很器重其谨厚，常称赞于同学中，他在自修与教学时，非常勤勉虚心，笔记教材都整理有次。"左权对刘伯承也很钦佩和尊敬，那时刘已是我军知名的高级将领，自己还是一个无名气的军校学员，刘虽身穿将军服，但从不摆资历与架子，和蔼如同兄长。两人志同道合，相互帮助，顺利完成了伏龙芝规定的学业。

1930年左权与刘伯承等一道回国，后任红15军军长兼政委，1932年6月由于中山大学时所谓"托派"嫌疑被免职，调红军学校任教官，那时刘在中央苏区正好任红军学校校长，两位老战友又一次相逢了。当时左权非常郁闷，刘伯承常开导他要相信组织，不要着急，问题总会搞清楚的，同时还希望他发挥特长，为红军培养出高素质的指挥员来。抗日战争开始后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5月左权在辽县"反扫荡"中英勇牺牲，刘伯承闻讯后手握与左权共同校译的《合同战术》，悲痛异常，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泪水模糊了双眼。

屈武是六个人中最戏剧的一位，他曾是"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作为北京学生代表提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慷慨陈辞，据理力争，以头撞壁，血溅总统府，是为惊世之举。屈武的举动颇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赞许、器重，把女儿嫁给了他。于右任还曾介绍他在上海晋见孙中山先生，面聆教诲。1924年，他又代表李大钊前往天津迎接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委派屈武赴陕西宣传国民党一大的精神。

1925年，屈武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由王若飞、刘天章两同志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经李大钊同志同意，屈武赴苏学习，即转为苏共党员。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蒋经国等人同学；后转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与刘伯承是同学，两人关系极好，无话不谈，刘伯承曾对屈武说："愿意早日回国，到朱德、***领导的井冈山去，协助指挥战斗。"1930年，中央调他和刘伯承等在苏联的同学回国工作。

屈武与刘伯承一道都上了火车。但屈武突然眷恋起了留在苏联的新婚的妻子。他想到，自己要国了，应该与妻子道个别，作个交代。他想着想着，竟然做出了一个几乎改变他一生的大胆的决定，和谁也没说，他一个人就跳车了，不料他一回家就被克格勃抓了起来。随即被开除联共党籍，判刑十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屈武恢复了自由，并申请回国参加抗战。1939年，通过于右任、邵力子的关系，他回到了国内。一到重庆，他就找到周恩来，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周恩来说，你现在的身份，更便于工作。他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干事，军委会少将参议兼苏联军事顾问处副处长、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秘书长等，还在孙科的立法院工作过。抗战胜利后，屈武遂被任命为迪化市长。

张治中来北京参加和谈时，屈武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和谈破裂后，张治中留了下来，屈武则回到新疆，策划起义。屈武在新疆和平解放进程中，起了相当的作用。

建国后，屈武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有一次与刘伯承在会议上相遇，谈论起往事，都不胜唏嘘，曾为伏龙芝军校同窗，刘是统兵一方的大将，而屈武早已是远离沙场，命运只在一念之差。1950年，屈武向李克农提出恢复1925年党籍的请求。中央组织部安子文报请中央审批。刘少奇批示，党籍不予恢复，可准其重新入党，免除候补期。1950年12月12日，李克农、徐冰介绍屈武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后来屈武又向中央多次申请恢复自己党籍的事情，他那时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事情又比较复杂，最后还是没能了却了他的这个心愿。

刘云，黄埔军校一期生中最亮的星，蒋介石也对他赞赏有加，刘原名刘可炳，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旋即入广州西江陆军讲武堂学习。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6月，刘云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担任学生队队长，"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创办会刊《青年军人》等进步书刊。毕业后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军事飞机学校教务主任兼党代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依靠仅有的两架老式教练机，为学校培训出首批10名飞行员。在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中，他多次驾机飞往陈炯明老巢惠州，侦察敌情，散发传单，投掷炸弹，成为中国航空史上最早驾机作战的共产党员人。

1925年9月，刘云受广州国民政府委派，赴苏联第二飞行学校学习深造。1926年冬，转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即陆军大学）学习，担任中国班班长。1930年6月，奉命与刘伯承、左权等一起回国。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委员兼长江局红军总参谋长。在白色恐怖中，先后化名刘志明、李志浩、宋推、以商人、教员等身份，出入武汉三镇，积极组织和领导鄂东南等地的工农武装斗争。

同年8月，刘云根据中央命令：迅速将鄂东南武装部队组成红25军，准备进攻武汉。为此，他冒风险，亲自到龟山、蛇山等处勘察地形，制定暴动计划，以便接应红军的到来。9月2日，因叛徒出卖，在与有关同志接头时，被捕入狱。蒋介石闻讯抓获了刘云后，深知其之才能，连夜乘机飞赶往武汉亲自劝降。刘云大义凛然，痛斥蒋介石是国民革命的无耻叛徒。蒋介石勃然大怒，并以杀头相威胁。刘云傲然回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9月6日，被蒋介石密令处于死刑。刘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成功万岁"英勇就义。时年26岁。

陈其科，经历不详，同学六人中最可惜的一位，堪称出师未捷，史料称1930年陈其科与刘伯承等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在上海中央等待分配，后经上海赴湘西苏区途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与向警予等烈士一起葬在长沙革命烈士陵园。

黄第洪，黄埔一期毕业生，与陈赓等是同学，在校时思想革命，积极要求进步，深得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器重，是周恩来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后与左权一起被保送到苏联学习深造，1930年与刘伯承等人从苏联回到上海后，目睹了国统区革命的低潮与党内斗争的残酷，思想上逐渐开始发生变化，消极堕落，悲观失望，最后秘密向国民党自首，并有给蒋介石的亲笔书信，黄第洪在信中向"校长"表示，"学生"因在共产党内不得意，愿意改过自新，重新追随校长，恳请校长拨冗接见。黄第洪称，最近周恩来准备会见他，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党抓住周恩来。信中还附有联系地址，希望让国民党方面尽快找他接头。蒋介石看了信不禁喜出望外。过去悬赏重金都没有能够抓住周恩来，而现在机会却送上门来了。他立即召见陈立夫，要他务必切实办理。后书信被上海中央特科内线获悉，周恩来在确认黄已叛变的情况仍希望其回心转意，黄仍不悔改，不得已周下令陈赓率红队将其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