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邮箱

『壹』 我心中的一所大学

建议你写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文学院的贾三强教授，有一个理想，那就是有那么一天，可以中兴西北大学的文学院。毕竟对于这个培养出贾平凹、王刚、何西来、雷抒雁……等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的地方，它已经沉默了许久。
西北大学经管院的任保平教授的一个愿望，就是能够在西北大学再培养出一批如张曙光、张唯迎、魏杰、刘世锦……那样的经济学家。
西北大学考古学的王建新教授，当他提出率先在中国考古界提出“三位一体”的理论时，在他身后，依然是要思考着该让西北大学，这个曾经是支撑着中国考古界半壁江山的高等学府，如何重新恢复“两大一院”的声威。
西北大学的舒德干教授，这个在《自然》、《科学》以第一作者发表10篇论文的大学者，在北京的高校出重金挖他时，他说了一句话：我爱西北大学。
…………
西北大学，这所中国西北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坐落在西安六百年古老明城墙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105年。
当1901年，西太后慈禧为八国联军所累，一夜狂奔几百里，惶惶乎如丧家之犬从北京城一路逃到13朝古都西安时，她才明白，是应该颁发昭令废科举，办新式学堂，维新变革才能拯救国家的时候了。次年，陕西西安，这个西北重镇，第一所大学堂就在这样的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下成立了。第一任校长，当时还是称呼为总办，是个清朝光绪朝的进士，叫吴树棻。10年之后，陕西大学堂正式改名为西北大学，原籍河南沁阳，出生于西安，同盟会成员的张凤翙大都督，出任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原陕西省法政学堂校长钱鸿钧则成为西北大学第一任正式校长。
只可惜，在风雨飘荡中的旧中国，也是今日变换大王旗，乱烘烘你方下场，我上场。当张凤翙因为政见与袁世凯不合被调离陕西后，新来的都督陆建章为了推行袁大总统的命令，其中一条居然是要停办西北大学。这一停就是10年。等到河南军阀刘镇华入主陕西，为收取民心，提出要重办西北大学时，已经是1924年。仅仅过了两年，刘镇华为了恢复自身在陕西的统治，调集十个师的兵力围困西安达8个月之久，史称“两虎守长安”。在这一场古都西安滔天浩劫中，西北大学遭受了灭顶之灾，人员伤亡惨重，以至时任校长去上海北京措款时，一去不返，进城的英雄冯玉祥先是把西北大学降格为中山学院，接着又成了一所高级中学。 西北大学两个源头之一“陕源”就这样在军阀混战中恢恢湮灭了。 是时已是国共之争的尾声，国内大局已定，而此刻的西北大学，距离安定下来刚刚不到三年，就要又面临一次生死的抉择。南京的教育部与地方军政长官胡宗南的电报一封就着一封，要这所西北教育界领军学府尽速南迁成都。延安方面则派出专人游说，希望西大老师学生们留下来一起建设新中国。杨钟健有些迷茫，西北大学也有些迷茫，数月之间，迁校与护校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校长本人甚至险遭行刺，何去又该何从，校园里两派之间态度已是泾渭分明之势。
校长杨钟键最终还是选择留了，教务长岳劼恒也留了下来……，但是法商学院院长孙宗钰却是带着几十个学生出走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次年仲夏，史学巨匠侯外庐带着毛泽东的任命状和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委任状，到西安就任西北大学校长来了。那是西北大学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代，侯外庐颇有大家之气，兼容并包，礼聘贤士，在他主政下，西北大学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央教育部考察各地后，号召全国高校要向西北大学学习，西北大学成了当时教育界的一面旗帜，那一刻，西北大学是如此的意气风发。是中央教育部直属的14所综合大学之一不说，各个学科更是大师云集，主持之人均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晓楚之材。除了校内四大院士（当时称呼为学部委员）如雷贯耳外，在校的其他学术大师也是大名鼎鼎，如历史系的陈直、陈登原、马长寿，体育界的王耀东，地理界的傅角今、王成组，文学的张西堂、傅赓生、郝御风，物理的岳劼恒、旺仁寿……

『贰』 古代大月氏国在现在什么地方

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梅兹市。

法国考古学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梅兹市发现了一处古城遗址。这座古城在2000多年前曾繁荣一时，是当时中亚大国贵霜王国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之一。

最新出版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期刊称，该中心考古学家莱里希领导的小组经过几年努力，在阿姆河河谷沿岸地区发现了古代铁尔梅兹的城墙遗址。这段用于军事防御的城墙长500米，墙周围至少还发现了15座方形的塔。有关专家目前正在对这些遗址进行进一步发掘。铁尔梅兹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阿姆河地区，邻近阿富汗。

考古资料显示，铁尔梅兹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公元前1世纪，贵霜王国建立并逐渐强盛，由于建国的大夏人原先臣属于大月氏国，中国古代也称贵霜王国为大月氏。贵霜王国所处地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而成为沟通欧亚经济文化联系的咽喉要道和中转站。

2017年，以王建新教授为首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发掘了52座墓葬，根据史料记载及墓葬文化特征专家初步判断，此处应为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文化遗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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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氏本是世居我国河西、祁连山一带的游牧民族，公元前二世纪为匈奴所败，西迁伊犁河、楚河一带，后又败于乌孙，遂西击大夏，占领妫水（阿姆河）两岸，建立大月氏王国。月氏西迁伊犁河、楚河时，逐走了原居该地的塞人（Saka），迫使塞人分散，一部分南迁罽宾，一部分西侵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希腊人王国，建立大夏国。

后来月氏复占大夏，月氏王亲辖巴克特里亚平原的沃野，而将东部贫瘠的山区分封五部翕候治理。关于休靡、贵霜、肸顿、高附五部翕候究竟是月氏人还是大夏人（塞人）的问题争论很大，近人余太山在《塞种史研究》中力辨五翕候是大夏人，为月氏王所扶植的亲奉月氏的大夏国原小长的后裔或亲族，其说甚是。

据《魏书·西域传》，可以考定五翕候领地都在东部山区，绝非大夏国的全部领地，大月氏王未必会将亲族置于这些贫瘠的地方，而起用原大夏国的小长或其后裔来管理这些并非要害的地区是很有可能的。

『叁』 何为现代农业播绿“一带一路”

“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其巨著《资治通鉴》中，用生动的笔触写尽盛唐时期丝路之上的葱茏。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万里丝路这条古时东西方农业文明交融的通道，因现代农业交流而再度繁盛。

据介绍，在这座园区内，由中国育种专家研制的冬小麦5号品种走出国门，很快适应了哈萨克斯坦干旱半干旱气候，亩产较当地品种增产82．28％，极具推广价值，受到当地农民和企业的欢迎。马静说，这个月，中方的种植人员将再次赴哈开展春播，从提高品质着手，进一步筛选出适合当地的高产优质品种。

产自西域，植于中原，如今惠泽沿线国家。小麦的几番进出，见证了东西方农业交往的千年“农脉”。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王建新说，小麦这种原产于西亚的高产量农作物，正是由丝绸之路传入，后经本土演变，成为北方主要农作物，并最终形成中国“南稻北麦”的农业格局，孕育出北方人喜食面食的饮食文化。

昔日往来丝路的声声驼铃犹在耳畔，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又为丝路沿线国家间的农业合作赋予了更多现代意味。2016年7月以来，乘坐着“钢铁驼队”中欧国际货运班列的4600吨哈萨克斯坦优质面粉陆续运抵西安，进入市场后受到市民热捧。这也让有志于从事中哈农业合作的西安爱菊集团坚定了“走出去”的信心。

该集团董事长贾合义说，哈萨克斯坦土地广袤，种植环境无公害、无污染，粮油产品质量好。目前，企业与哈萨克斯坦北哈州政府联合打造的150万亩种植基地已经开始播种，带动了当地5000至1万户农民的参与生产。到了秋季，预计将收获15万吨菜籽、10万吨小麦。

远在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陕西乐达草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2万亩牧草种植基地内，一片郁郁葱葱的繁盛之景。公司董事长邵革说，他们为当地百姓提供种子，企业负责收购和销售。这既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和税收，也可将牧草销往中国市场，可谓是一个“双赢”局面。

而今，现代农业交往因“一带一路”倡议而再度繁盛。万里丝路，绿意渐浓。

一批绿色交往的使者，正在循当代丝路而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间实验室内，25岁的玛拉提·木拉提汉双眼紧盯着电子显微镜下的淀粉颗粒，仔细将实验数据记录在手边的笔记本上。作为哈萨克斯坦农产品深加工科学研究院的年轻研究员，他正在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进修。

木拉提汉说，这是他和中国同行共同承担的一项关于淀粉研究的学术项目。出于对“一带一路”倡议前景的看好，他计划在进修结束后，到中国完成为期3年的博士学业。

在现代农业交往的“绿色”之旅中，木拉提汉并不孤单。在杨凌示范区，始于2005年的援外培训人气正浓。这项主要面对发展中国家和丝路沿线国家的培训已举办70期，学习内容包括生产环境调控、水土保持与旱作农业、节水灌溉、农业经济管理等。“经过交流学习，许多丝路沿线国家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展示出深化同中国农业合作的强烈愿望。”马静说。

“‘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和中国西北同属干旱半干旱地区，有类似的科技需求，合作领域广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部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霍学喜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这条古时农业交往的纽带，将会释放出更为广阔的前景，现代农业终将播绿“一带一路”。

『肆』 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

中国陕西网讯：《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近日编制完成。 汉长安城遗址保护规划范围总面积达75.02平方公里，保护区内将严格控制建筑物的数量。

规划范围分三大部分

汉长安城遗址规模巨大，200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北大学等单位正式开始展开规划编制，近日《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正式编制完成。

规划范围包括汉长安城城址区和建章宫、礼制建筑遗址区三个部分，总面积75.02平方公里。保护中将以汉长安城城址区作为重要保护对象，并对建章宫遗址区、礼制建筑遗址区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据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王建新教授介绍，汉长安城城址区规划范围为绕城高速公路北段以南、明光路以西、大兴路以北、西三环路以东的区域，总面积54.81平方公里。建章宫遗址区的规划范围为西三环路以西、陇海铁路以北、建章宫西侧距建章宫西宫墙约380米的规划道路以东、丰产路西段以南的区域，总面积9.38平方公里。

礼制建筑遗址区的规划范围为大兴路以南、丰登北路以西、社稷遗址南围墙向南350米的东西向平行线以北、阿房路以东的区域，总面积10.83平方公里。

保护区划分四个等级

规划中将保护区划分为重点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分为1类和2类）、遗址景观协调区四个等级。

对汉长安城遗址的城墙、城门、城壕、道路、宫殿、官署、礼制建筑等汉代遗迹和北朝后期至隋代的宫殿、寺院等遗迹本体进行有效保护，根据本体保存现状，采取相应的管理和技术保护措施。

对于保护区内的1类建设控制地带即属地下遗址埋藏区和可能埋藏区，现有建筑物和构筑物近期维持现状，远期该区域纳入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保护。如建章宫东半部和礼制建筑遗址区部分区域被工厂等单位占压，目前均维持现状，但不得再建新的建筑。2类建设控制地带将以保护遗址空间格局及遗址景观环境为中心，以绿化为主，严格控制建筑物的数量和规划，建筑物的高度控制在12米以下，建筑物的形式、色调应与遗址景观相协调。

遗址景观协调区内控制建筑物的高度、体量和密度，保持一定范围的空地和绿地，建筑物的形式、色调应与遗址景观相协调，形成遗址外围景观视觉通道和良好的环境背景。
新闻背景

汉长安城遗址

汉长安城遗址是我国现存规模宏大、沿用时间最长、保存较为完整的统一帝国的古代都城遗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统一国家的历史标志和象征，是汉民族文化形成过程的中心，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国历史上辉煌时期最具代表性和典型的具有核心地位的重大历史文化遗产。规划保护的汉长安城遗址，将成为西安市区内面积最大的生态环境优化区、居民休闲区场所和旅游观光地，将优化西安市城市空间结构。

将建1万平方米博物馆

汉长安城遗址在保护中将通过多种方式对遗址、遗物进行展示。将建设四大展示区，还将建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的汉长安城遗址博物馆。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王建新教授解释说，展示对象主要为遗址区内的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地下和地上的汉代各类遗址、遗物以及其他历史时期的各类遗迹、遗物，也包括传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遗址的地点和保存状况，分别采用露天原状、馆场、标识、基址复原、原状复原、虚拟和模拟等展示方式，实施必要的保护和展示工程，并选择考古发掘现场进行展示。将形成宫殿官署遗址展示区、东西市遗址展示区、环城遗址展示区、汉代丝绸之路起点展示区、历史民俗文化展示区等主题功能区，形成合理的展示和旅游观光路线，方便市民游览。另外，规划在“西安门”外建设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的汉长安城遗址博物馆。

绿化面积可达30余平方公里

汉长安城遗址在保护中还将大量种植绿色植物，绿化面积可达30.35平方公里，届时汉长安城遗址将成为西安的绿肺。

汉长安城遗址保护中，将拆除叠压在遗迹本体上和重点保护范围内与遗址保护、展示无关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清理有害植被。保留的村落和房屋建筑、村落布局和建筑形式将与遗址风貌相协调。

遗址区内无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对遗址景观造成破坏的企业，将汉长安城城址区纳入西安市政环卫处理系统，有效防止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另外，将最大范围地进行绿化，从而改善遗迹本体的保存环境、遗址的景观环境和生态环境。绿化的位置、程度和植物品种的选择，须符合保护和展示遗迹本体及景观的要求。

据了解，汉长安城城址区规划绿化种植面积16.2平方公里，加上种植各类农作物的土地，绿化面积可达到30.35平方公里，占汉长安城城址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段范围内土地面积的66.73%，汉长安城遗址将成为西安的“绿肺”。

保护区内1.4万余居民要迁出

《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对于居民住房直接叠压在遗迹本体的居民则需要搬迁，据悉汉长安城遗址保护范围内约3946户、14442人要搬迁。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王建新教授介绍说，2005年，汉长安城城址区保护范围内有55个行政村、13882户、50788人，其中有1731户居民住房直接叠压在遗迹本体之上，对遗迹造成较大破坏。遗址区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其他人为破坏是遗址保护面临的关键问题。此次规划确定逐步搬迁重点保护范围内的村落，在保护范围内的重点保护范围之外、经考古工作确认地下无保存价值遗址的区域，现有居民可不搬迁。汉长安城城址区保护范围内需要搬迁的居民约3946户、14442人，约占保护范围内现有人口总量的28.44%。

需要搬迁的村落和居民尽可能近地安置，在现有的集体所有的土地范围内实行土地使用功能的置换。将占压遗址本体的村落和居民搬迁到不占压遗址本体的地方；原来的村落用地置换为遗址保护用地和农田，原来的部分农田置换为村落用地。

根据遗址区搬迁居民的需要，在汉长安城城址区保护范围以北的西安绕城高速公路北段南侧规划居民搬迁安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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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带村遗址保护严防盗墓

记者从文物部门获悉，曾入选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梁带村遗址将采取严密的安防及环境监控措施保护遗址，并建设博物馆展示出土文物。梁带村遗址位于陕西省韩城市市区东北7公里处黄河西岸。遗址发掘之初盗墓贼十分猖獗，墓葬区有百余座墓葬，而目前也仅有少数墓葬发掘。

『伍』 西域三十六国的寻访

秦末汉初期间，广袤的西域大地上，活跃着大小五十多个国家，随着不断的相互征战与吞并，公元前年张骞出使西域时，“西域”曾先后存在有36个国家。后人称之为“古西域三十六国”。“古西域三十六国”与现代具有严格的组织机构和政治意义的国家不同，它所区分的是一些以绿洲或草原地域为单位的部族或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生产为单位的某种生存方式。
2004年3月始，新疆民街西域三十六国风情园以三十六国微缩景观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千年前丰富的西域文明。尽管有许多严谨的学者认为，其中很多“国家”现在已寻不到一点蛛丝马迹，人们根本无法复原“古西域三十六国”，但同样有许多对文化持开放态度的人们认为，作为一种确实的文明的展示，不必完全拘泥和依托于遗物和遗址的证明。
抱着一种寻访历史、见证变迁的目的，2004年8月11日至9月26日，本报记者走访了“古西域三十六国”中的蒲类和车师——天山附近的两个古国，感受了时空的沧桑与现实的鲜活。
“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户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胜兵七百九十九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汉书·蒲类国传》）
蒲类国地处新疆东部今巴里坤县境内，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新疆的必争之地。匈奴人统治时期，拥有2032人的蒲类国，主要以牧业生产为主。他们善于骑射，骁勇善战。由于不愿忍受匈奴的残酷压迫，愤起反抗，被匈奴人几至灭国。公元前60年，汉朝军队攻破姑师，分置车师前、后国和蒲类前、后国，蒲类国归属汉朝统辖。东汉时惟蒲类前国尚存，后并入姑师。 一进兰州湾子，就被一片黄色给安静地包围了，苍茫的天地间恒久徘徊的风像一位老人哼唱着古老的歌谣历数时空沧桑变换。站在三千年前的敖包顶上，看着眼前的事物，感觉真实而遥远。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开始呢，又该是什么样的延续和结果？
面对历史，有一些东西是得从开始说起。据《汉书》记载“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疏榆谷的具体地址至今无法确定，可是部分相关资料和当地有识人士一致猜测，应该是在今巴里坤县城西南一带，于是，一路取道西南，来到兰州湾子。
兰州湾子坐落于巴里坤县城西南5公里的地方，南倚北天山东段的巴里坤山，北临水草丰美的巴里坤草原。据说一群兰州籍人从县城迁居这里定居而得名。
20世纪70年代，新疆考古学家在巴里坤发现了兰州湾子遗址，1984年新疆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兰州湾子进行了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有石器、铜器和陶器，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人员对陶器内的碳化麦粒做碳14测定后，认为这是3000年左右人类居住过的遗址。2002年，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带领该校师生和地区专业人员对这里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考古工作，在岳公台至西黑沟，东西5公里，南北3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建筑遗址11组100余座，古墓葬200余座，古岩画1000多幅。据考证，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
大量遗存的文物古迹以及经考证后的文物年代表明，到秦末汉初时期，该地区还有着大量的人类活动，加上兰州湾子倚山临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我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兰州湾子会不会就是当年的蒲类国都疏榆谷？
我的依据是：在2500年前后的西汉时期，群山包围中的巴里坤草原上，蒲类海面积应该在500平方公里左右，当时的海水南岸与坐南围北的巴里坤山之间应该有一片呈条形的草原，倚山临水，正是游牧民族最理想的放牧场所，加上目前有文物出土的环海一带遗址中，兰州湾子是两三千年前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地方，并且其中一处遗址被考证属于月氏王族居室，取月氏而代之的蒲类国人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在这里建都。当然仅仅只是猜想而已，至于这样的猜想正确与否，还需要有关专家的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据史籍记载，原有月氏人游牧于“敦煌祁连间”。对“祁连”的理解，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祁连”即指东天山。那么月氏人原来的游牧区域可能在现在的敦煌地区和东天山横贯的哈密巴里坤地区了。秦末汉初，冒顿单于统率匈奴人击败并赶走月氏人，在蒲类海边建立起一个以游牧为主的草原国家，取名“蒲类国”。蒲类，在今天的突厥语族中它是“水和草”的意思。随着历史迁移，几番沉浮，蒲类成为丝绸之路北道进入新疆的第一重镇。
如今，身为兰州后裔的几十户居民炊烟袅袅，在这里过起了安静的生活。我想，历史原本就应该是安静的，许多年以后，他们也将成为历史，安静地和这片黄色的土地融为一体。 相信当年的“蒲类”之所以为国，很大程度上的原因也离不开水吧。因为有水的地方就充满灵气，充满生命，更何况游牧民族的生存原则是“逐水草而居”，而真正建立一个国家，也就意味着要有一定相对稳定的居住环境，这离不开大量的水。
“蒲类海”如今名为巴里坤湖，古时面积800平方公里，后来缩减为500平方公里，到1944年面积为140平方公里，1984年为112平方公里至115平方公里，现今仅为70多平方公里。湖内盛产卤虫卵（俗称金沙子），是名贵的海珍活体开口饵料。湖位于县城北方17公里处，如果不是湖水缩减，如今的县城也应该还是汪洋一片，可历史就是这样奇妙，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蒲类人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如今的变化。
关于蒲类海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流传最多的一则传说是：一位汉族姑娘和一位名叫蒲类海的哈萨克青年合力同破坏湖泊的山魔搏斗，姑娘被压在尖山下石化了，哈萨克青年扭住山魔同沉湖底。他们用生命为后人换来安宁幸福的生活。为了纪念他们，人们就把尖山下的数股清泉叫“汉姑泉”，把湖泊称做“蒲类海”。
湖里储蕴了丰富的硭硝矿和盐田。湖中有一个南北向的巨大砂堤，将湖分隔成东、西两部分，东湖碧波荡漾，西湖一片银白。站在尖山上眺望巴里坤湖，远处的白色仿佛天山脚下没有解冻的冰。当然，这都是后来人们赋予了色彩的传说，但是传说本身的美也为眼前这光秃的石头山和濒危的咸水湖蒙上了一层迷人的面纱。或许，历史的好处也在于：它赋予了平淡生活神秘的意蕴使其不复平淡。
信步向湖边走去，却发现绿草如茵看似广阔的巴里坤草原其实并不平坦，里面全是星云密布的草甸和深浅不一的沼泽，更有无数小溪穿行其中。刚开始的100米，还算干燥，大可以随意地走在草地里，但后面就越来越湿润，随处都是积满水的洼地，要想不湿鞋又安全，只能从这个草甸跳到另一个草甸，还好草甸与草甸之间的距离并不算太远，曲曲折折我还是一步步走近湖水了，可就要接近湖边我又发现，离湖水15米的地方全是深不可测的沼泽，沼泽地上长满不知名的植物，无数土黄色枯萎的干草浸泡在水里，踩上去稀软泥泞，令人无法接近水面。
这时候风中传来马声嘶鸣，精神顿时恍惚起来，时空逐渐模糊……相信无论三千年前的蒲类古马还是三千年后的今天名扬四海的巴里坤马，嘶鸣声还是从同一个喉腔里发出的。这是动物身上人类一直学不会的一部分，人类总是急于求成而忽略掉事物安静而永恒的一面。 无论是兰州湾子，还是在整个蒲类海边，总零星地散布着一些年代久远的岩画。岩画是古人类凿刻在岩石上的一种用以反映人类生活和生产以及战争的符号，是人类记录在岩石上的一些原始语言和文字。古蒲类人在岩石上留下了他们真实生活的足迹，将他们看到的、听到的真实地记录在岩石上。在没有文字记录或者文字记录意识相对薄弱的时代，岩画就代替文字体现古人类生活的一个侧面。
巴里坤的岩画分布较散，主要集中于石人子遗址、东黑沟遗址和八墙字山顶遗址三个地方。黄昏时分，一个人走在一大堆乱石当中，顶着亘古的天空和云朵，西风绵远，怀想当年骑手，山中戏鹿，草原驰骋，何等自在？
一股冲动引着你不由自主走入身边这些岩画中去。认真阅读每一幅岩画，想像着画中讲述的每一个故事，仿佛终于开通的一个窗口，窗口的这面是我，另一面站着数千年前也曾经以同样的姿态流连于这些石头的古人。岩画一般形式是以记录当时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为主，如牲口和使用过的工具，大部分属于简单的个体图案，如盘羊、山羊、骆驼、马、牛、狼、狗、蛇等动物图案，还有些图案貌似怪兽，据说至今没有专家可以确认。另一部分是与当时人们生活同样息息相关的工具图，如车轮、弓箭、长枪和石头等等。
从简单的个体记录逐步向群体记录发展，从简单的图案记录发展到一幅内容丰富的群体图案，这应该是无秩序岩画群给我们透露的时间线索。每两种风格的图案间存在的细微变化都在向我们讲述着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发展和变迁。如果简单的个体图案是属于更早时期的月氏人生活记录，那么为数不多的一幅幅群体图案就是我所寻找的蒲类国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到蒲类国时期，更多的战争要求人们更多的体力补给，在当时最好的体力补给方式应该就是食用大量的肉类物品。所以他们就得学会狩猎，从拿着石头狩猎的图案逐步发展到使用弓箭的图案，从一人单独狩猎图到几人联手狩猎图，直到频繁的狩猎也满足不了人类发展的需要，于是人们开始将暂时剩余的猎物驯服，蓄养，就产生了家养牲畜的岩画图，也出现了牧羊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制造业也应运而生，于是就出现了车轮图，车轮图的出现证明了，这时候的蒲类人已经进入使用简单运输工具的时候，同时，也预示着为争夺利益的大规模战争也不远了，蒲类国开始面临危机。

『陆』 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都有那些

好了真的想不起来了 都是考古的 还有文保和文博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不过王建新好像转文化遗产了

『柒』 最近西北大学王建新有什么演讲

2008年6月26日，西北大学考古学家王建新教授前来我校，在文史楼学术报告厅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理论新颖、内容丰富的讲座：《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兼谈我国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建设》。

『捌』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什么要禁止修建佛寺

根据多年考古实践与文献研究，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认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禁止修建佛寺，由此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最迟应在秦始皇时代。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多数认为是在晚于秦始皇两百多年的汉明帝时期(公元67年)。皇帝诏书、佛典东传与佛寺建立，是学者们判定佛教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的主要依据。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在20世纪已有诸多说法。著名丝绸之路考古学家王建新认为：“秦朝说始于民国时期，但其时考证不精，所用材料存异。今日在语言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下，所得出的结论较为公允。”

『玖』 西北大学的历史

西北大学(Northwest University)，简称"西大"，始建于1902年，由清末光绪皇帝御笔朱批设立 ，坐落于古都西安，是国家教育部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建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211工程"、"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大学，是中国西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高等学府。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1912年始称西北大学。1923年改为国立西北大学。1937年西迁来陕的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复称国立西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为教育部直属综合大学。1950年复名西北大学。1958年改隶陕西省主管。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
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西北大学形成了"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理念，汇聚了众多名师大家，产生了一批高水平学术成果，培养了大批才任天下的杰出人才，享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声望，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经济学家的摇篮""作家摇篮"。
截至2015年5月，学校有太白校区、长安校区、桃园校区三个校区，总占地面积2360余亩。有全日制在校生25000余人，其中全日制研究生6000余人，外国留学生7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