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杨军教授心学

A. 听说吉林大学这几年在走下坡路，我刚刚高考结束，想报吉林大学，不知道合不合适

什么叫下坡路？以你的分数能报的学校都差不多，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到了大学你就会发现都一样，大学还是得靠自己，丑逼还是丑逼，像我这么帅的依旧是帅的一塌糊涂。

B. 我要做一份作业，是关于法国文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各位有谁对法国的文化特点比较了解的，可否帮帮忙

法国人讲究饮食是世界闻名的，就连平日的午餐和晚餐也非常丰盛。
午餐一般分为冷盘或称开胃菜
主菜以肉为主，牛排，如黑椒牛排，煎鸡腿，羊排，小牛肉，煎鱼排，及什锦海鲜。
晚餐除了以汤代替冷盘外,大部分的主菜和午餐差不多.汤是晚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法国，似乎是浪漫与品位这两个名词的化身。提起法国，我们会不自禁地想起香榭丽舍大道上的衣香鬓影，塞纳河畔的幽暗灯光，新桥上的浪漫爱情……当然，还有的就是如艺术品一般的法国美食了。

法国服饰文化的精髓，以其简约而不简单，狂野而不浮夸。华贵而大度的时尚品位和感召个性，成为时装潮流的代言之一。

法国的国土面积不大，却出现了不少驰名世界的建筑群体，像艾菲尔铁塔，凡尔塞宫，圣母院，歌剧院，凯旋门……以前看过一些漫画，幽默的法国人竟然将他们绚丽多姿的建筑物予以诙谐的色彩，比如将凯旋门画成是一只乌龟的龟壳，乌龟正在步履维艰地行走着；将铁塔的四周画成小孩的身躯，小孩子正看着自己的“小家伙”而沾沾自喜。

法国文化富有多样性，数世纪以来法国都是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法国人干什么事情都讲究预约：请人吃饭要预约；去银行办事要预约；修车要预约；找医生看病要预约；甚至连理发也要预约。因公登门要预约，私人拜访更得预约！而且有些约会“提前量”吓人。我们的日程安排上，就有几顿午餐或晚宴是3个月以后的。在法国，无论是办公室或是家中，不速之客推门而入的现象是极少的。如果事先不预约又会怎样？首先，对方会觉得你不礼貌，至少有点怪.
不过，从整体上说，法国人办事效率并不高。官僚主义、公文旅行、人浮于事的现象很严重。有人说法国人最缺乏灵活性，这话有道理。法国人散漫，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灵活性；喜欢照章办事，并不是说他们严谨；不愿意变通，并不是说他们有多强的原则性。“约会文化”已使他们养成了按日程表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法国人从饮食服饰到言谈举止，都要讲究高贵典雅。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国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著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而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对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也不是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思想集中表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就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
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重视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第一、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
吉林大学已故的著名哲学理论家高清海教授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C.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和长沙医学院哪个好

哪所学校都有他的优点, 但也有他的不足.
就像一个水桶一样, 肯定有长板也有短板.
选学校内,要根据自身的特容长和爱好,来看学校侧重于发展哪方面是否相吻合,来决定学校.
学校没有好与坏.就像学生没有好与坏.成绩不代表一个学生的未来.
行行出状元. 选自己喜爱的专业,用心学,会有好的前途的.
是好样的,在什么样的学校都能出人头地.
不是好样的,在名牌大学,不好好学习,也是不行的.

D. 如果大学报了汽车工程的专业好就业吗

先是全民汽车保有量的急剧膨胀促使车辆工程是个Hot专业！嗯，在同专业的同学中会拔尖儿
再次，你对他有兴趣，
其次，你对车辆有很生的了解，这是最重要的
综上，你会好找工作，学起来得心应手！嗯！
嗯！嗯

E. 中国文化有哪些魅力 为保持文化独特性应该做出怎样的贡献

中国文化
1．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 2．中国文化社主办综合性刊物中国文化社主办综合性刊物 1.中国的文化
中华文化建筑——北京故宫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中国文化》杂志为延安时期的刊物，创刊号毛泽东撰写重要历史性文章。

中华文化圈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中国文化 绘画
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等国，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麻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著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中西文化对比
那么，中国文化对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也不是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思想集中表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就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对日本的影响
在文化上,清朝时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能够完全改变汉文化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例如外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是:唐装、旗袍等旗人服装(原来是由满族的骑马褂演变而来),而清朝男子留辫子(和剃头令的颁布和严格实施有关);中国的乐器音律由原来的风雅清幽转变为喜庆热闹,之前多使用古筝,琵琶等民族管弦乐器,到了清朝则大肆使用唢呐、锣鼓等音色响亮的吹奏、打击乐器;同样建筑风格也发生巨大变化,原来的飞檐变得更加翘高,屋檐更加朝里,曲折度增加,笔直度缩短,由原来自然写意的风格转变为富丽堂皇;装饰物从原来的比较多用自然纹理和植物变为更加倾向於碉龙碉凤或者历史典故.故清朝造成传统汉服饰、音乐、建筑文化的极大改变,并且影响至今.而汉文化反而在日本有较多保留,如和服是根据汉服仿制;日本刀是由唐刀演化而来,日本的音乐、建筑保留了大量汉文化(特别是唐代)的精髓,这一点值得我们国人反思.
在韩国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四书五经》
在新加坡
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启示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重视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第一、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 吉林大学已故的著名哲学理论家高清海教授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中国文化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刘周在“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一文中认为：苏联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落地生根，并蔚成燎原之势，其深层原因与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大同”情结有重要关联。作者认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社会理想的统一；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以下是分述：
一、 社会理想的统一
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 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马克思博士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系出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则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 三民主义暨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及马克思所主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三卷：“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现在，我们来看《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中最关键的两个句子：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人们热爱劳动，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无处释放一样，而且劳动创造的财富不一定非要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劳动“不必为己”，人们都能“各尽所能”。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说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就象讨厌财富一样，把财富任意的弃置于地，而不是收藏起来，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人们已经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4页）。这时候，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所以任何财富都“不必藏于己”，人们都能“按需”取用，而不是大肆攫取或肆意糟蹋属于社会公有的财富。社会已经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 从这点上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统一的。
二 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它要求统治者在不损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一定的阶级让步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于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被统治阶级造反的必要性。仁的精神实质，就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如何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呢？首先就是要解决涵盖社会各阶级的“民生”问题，使社会各阶级的成员在不改变自身阶级地位的前提下就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而这也就是“民生主义”的主要精神，所以民生主义的指导精神与仁的精神是统一的。那么，此二者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页）。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共产主义就是消除“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就是使“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就是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一句话，共产主义首先也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所以孙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因此，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运用“仁”的指导精神上是统一的。
三 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
“仁”与“礼”的关系
仁
礼是什么呢？《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析言之，儒家的礼，就是在行“仁”的大前提下建立的维护一定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道德秩序。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赋予社会阶级秩序以道德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消除被统治者造反的思想意识。所以，“仁”就是要使民无造反之必要（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礼”就是要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亦即使造反作乱没有道德依据或没有意识形态基础）。“民”既无造反之必要，又无造反之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这两者中，如果统治者不讲“仁”而只讲“礼”，那么，礼就不能为被统治者长期接受，因而也就不能保证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如果统治者不讲“礼”而只讲“仁”，仁的推行就会使被统治者轻慢其统治，因而在不受“礼”的约束的情况下，便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相辅相成，仁礼一体，缺一不可，这就是儒家全部思想的精髓所在。
“礼”的体现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吸收近代西方民权与法制思想及中国传统行政、司法经验而提出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礼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民权两个字，是我们革命党的第二个口号，同法国革命口号的平等是相对待的。”“什么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从那里来的呢？欧美的革命学说，都讲平等是天赋到人类的。”但是“……天地间所生的东西总没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够说是平等。自然界既没有平等，人类又怎么有平等呢？天生人类本来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类专制发达以后，专制帝王尤其变本加厉，弄到结果，比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这种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为的不平等。人为的不平等究竟是什么情形，现在可以就讲坛的黑板上绘一个图来表明。 第一图 不平等 帝 王 公 侯 伯 子 男 —————————————————— 民 ……因此赞成革命的学者，便不得不创天赋人权的平等自由这一说，以打破君主的专制。……专制帝王推倒以后，民众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这一说，……假若照民众相信的那一说去做，纵使不顾真理勉强做成功，也是一种假平等。象第二图一样，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压下去，成了平头的平等，至于立脚点还是弯曲线，还是不能平等。这种平等不是真平等，是假平等。 第二图 假平等 圣 贤 才 智 平 庸 愚 劣 ……所以我们讲民权平等，又要有世界进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后，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点都是平等，好像第三图的底线一律是平的，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 第三图 真平等 圣 贤 才 智 平 庸 愚 劣 由上可见，孙中山民权主义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是充满道德精神的。在此前提下发端的，“人民与政府分享政权和治权”的权能分立学说，也于一般意义上的法制精神之外注入了道德的内容。所以，民权主义的社会秩序不仅体现为一种法律秩序而且也体现为一种道德秩序。它运用了儒家“礼”的精神，于普通所谓的法律秩序之中特别体现了“礼”的原则。
共产主义之“礼”
列宁写道：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列宁选集》第259页）共产主义社会即是依靠此“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确立自己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于共产主义条件下“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的人们之“习惯于遵守”，事实上也就是依靠于社会成员之共产主义的提高（亦即道德水准的提高）。因而，这种社会秩序的实质也是一种道德秩序，也是一种“礼”。 所以，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运用“礼”的精神上也是统一的。
四、三民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别性和统一性
（一）差别性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孙中山先生说：“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孙中山选集》第717页）。由此可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革命的主义。但是，其革命的性质却有所不同。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简明政治学辞典》第43页）；而共产主义则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47页）。那末，儒家思想如何呢？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简明政治学辞典》第674页）。所以，就一般看法而言，作为革命学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阶级性的不同；作为社会科学，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儒家思想不仅有阶级性的不同，而且有革命与非革命的不同。
（二）统一性的辩证性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结合。我们要把儒家的仁和礼，看作是能够为一切阶级社会和非阶级社会所共同适用的超历史超阶级的统治原则和社会管理原则，而不是机械地把它仅仅看作是封建社会的所谓“仁政”和封建礼教之三纲五常。我们也不能把民生主义很局限地理解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应该把它看作是致力解决民生问题的精神及其一切方法的总的称谓。我们也不能把对民权主义的理解局限在“五权宪法”的狭小范围，而应该把它扩大为“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我们更不能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呆板的缺乏联系的僵死的教条，而应该把它看作是需要不断发展和不断取得新的营养补充的理论体系。所以，三者之统一，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
（三）三者之统一的意义
儒家思想是统治的学说，但是它也主张“逆取顺守”，承认“汤武革命”的正义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革命的学说，但它们同时也是建设的学说。因此，儒家思想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都是革命与统治兼顾的学说，前者侧重于统治（即阶级秩序的建设），后者侧重于革命（即阶级秩序的变革）。所以，三者之统一可补各自的不足。这是其一。 其二，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干，它的影响远及东亚诸国”（《简明哲学小辞典》第页），是东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页）思想体系，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三民主义则代表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最有价值的尝试。所以，三者之统一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五、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基础
共产主义（大同）社会是在“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和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都充分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所以，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和社会道德的充分提高是大同社会的两大柱石和基本前提。没有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谈不上按需分配；没有社会道德的充分提高，也谈不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因为按需分配的首要问题，就是需要的标准问题。而人类的需要总是一个不确定值，它总是随着国家民族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具体的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需要永远是一个不确定值。即使是同一个人，他在“此一时”对“需要”的要求与“彼一时”对“需要”的要求也会有极大的不同。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体，只能是社会化大生产与集体主义道德的高度综合。归根到底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因为集体主义道德必然而且也只能来源于个人与集体的紧密联系，高度的集体主义道德只能是充分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必然的意识形态。 只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才可能充分涌流；只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个人与集体的联系才会不断加强；个人与集体的联系加强了，集体主义才会逐渐由一种社会道德变成一种生存之道。而只有当集体主义道德变成人们的生存之道的时候，集体主义的原则才会真正成为社会成员的生活必须，人们才可能“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所以，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决不是可望不可即的神秘的天堂，而完全可以是人类奋斗的杰作。其所由实现的途径便是：一、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解决民生问题，即行“仁”；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建立集体主义的社会道德秩序，即建立集体主义的“礼”。这就是立足于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之统一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要谛。
总结
最后，总结起来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只有统一才能使中国（儒家）文化获得新生，也只有统一才能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更加完备更加雄壮其强大的生命力。
当代中国文化反思和文化创新
自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界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大反思。其中，鲁迅和柏杨的成就最高。鲁迅
柏杨在其《中国人史纲》、《丑陋的中国人》、《酱缸》等著作中，对孔孟文化提出了系统的批判。在其晚年作品《我们要活的有尊严》中，柏杨提出，孔子的思想是可取的，但是其思想被后人曲解，成为禁锢思想的工具。柏老在著作中，对中国传统的“死不认错学”、“酱缸文化”等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但是又肯定了中华文化中的精华成分。柏杨认为：“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开始有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到了14世纪，“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一个酱缸，构成一个庞大而可哀的时代。”

F. 法国与中国的饮食文化比较

饮食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两大系统因素。就物质层面说，饮食文化主要取决自然因素；就民族性层面看，则主要由文化因素制约。文章认为，早在距今10000年——4000年前的时间里，中国便形成了以粟、菽、麦等“五谷”为主要食物原料的黄河流域饮食文化区、以稻为代表主食原料的长江流域饮食文化区、以肉酪为主要食料的中北草原地带饮食文化区三大饮食文化不同风格的区域类型。又经过约四千年之久的演变，至19世纪末，在今天的中国版图内，出现了东北、中北、京津、黄河下游、黄河中游、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西南、青藏高原、东南等11个子属饮食文化区位。由于中国历史上是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小农社会，因此饮食文化是以“滞进”方式存在的，“惰性”是其变化特征。文章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把握四点原则：一、通过文献研究、田野与民俗考察、模拟重复等方法再现历史真实；二、把饮食文化视为历史上人们有思想、有感情的活动；三、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饮食文化民族性风格的主要因素；四、冷静公正、实事求是是饮食文化研究必须恪守的原则。文章同时指出，菜肴品种只是饮食文化的物质构成之一，远不是民族或区域饮食文化的主体。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菜品文化研究，主要是以大中城市饭店餐馆的经营品种为对象。而这些菜品，既不是农民等普通民众的，也不是市民主体的，不属于国民大众日常饮食的范畴。
今日面食在明以前基本笼统称之为“饼”，此称谓始自于汉，汉人刘熙《释名·释饮食》谓“饼者，并也。溲面使合并也。”其他如面条、饺子等传统性食品的称谓和形态在既往的两千多年历史上均经历了相类的演变。“混沌”一称始于汉代，后作“馄饨”，至今仍延习使用。但在既往两千余年的历史上，馄饨的形态、馅料构成，更深层的科技与文化内涵，均已是与日俱进，早非初始面目了。即便是今日最为人们熟悉的“炒”字，也经过了自汉以下至南朝时的形体异变和意义申延的变化，因为在可以自由搅翻的金属“铛”及变形后的“镬”普遍使用之前，中国现代专业技能教育烹调专业教材中表述“炒”的概念——将精细改制过的原料快速加热、翻拌均匀致熟的加工方法——还不可能出现。

G.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财务管理专业怎么样都包括什么方面就业怎么样

同学来，你好 财务管理还自是不错的只要你肯用心学，就业前景也好 只是千万别来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学财务管理专业 ，因为财务管理是管理系的专业，我是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10级的学生，就是比你大一届，其实这个学校挺好的。只是千万没来管理系，整个学院都知道，博达管理系有两个狗：一个是吕狗，一个是赵狗。这两个人是管理系导员 能坑死你 。你要是想学财务管理的话可以选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吉林省和外省更认同是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H. 中国文化的诸特点对中国现代社会有何影响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国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著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而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对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也不是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思想集中表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就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
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重视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第一、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
吉林大学已故的著名哲学理论家高清海教授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中国文化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刘周在“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一文中认为：苏联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落地生根，并蔚成燎原之势，其深层原因与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大同”情结有重要关联。作者认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社会理想的统一；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以下是分述：
一、 社会理想的统一
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
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马克思博士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系出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则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
三民主义暨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及马克思所主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三卷：“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现在，我们来看《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中最关键的两个句子：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人们热爱劳动，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无处释放一样，而且劳动创造的财富不一定非要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劳动“不必为己”，人们都能“各尽所能”。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说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就象讨厌财富一样，把财富任意的弃置于地，而不是收藏起来，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人们已经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4页）。这时候，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所以任何财富都“不必藏于己”，人们都能“按需”取用，而不是大肆攫取或肆意糟蹋属于社会公有的财富。社会已经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
从这点上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统一的。
二 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它要求统治者在不损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一定的阶级让步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于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被统治阶级造反的必要性。仁的精神实质，就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如何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呢？首先就是要解决涵盖社会各阶级的“民生”问题，使社会各阶级的成员在不改变自身阶级地位的前提下就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而这也就是“民生主义”的主要精神，所以民生主义的指导精神与仁的精神是统一的。那么，此二者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页）。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共产主义就是消除“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就是使“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就是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一句话，共产主义首先也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所以孙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因此，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运用“仁”的指导精神上是统一的。
三 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
礼是什么呢？《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析言之，儒家的礼，就是在行“仁”的大前提下建立的维护一定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道德秩序。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赋予社会阶级秩序以道德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消除被统治者造反的思想意识。所以，“仁”就是要使民无造反之必要（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礼”就是要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亦即使造反作乱没有道德依据或没有意识形态基础）。“民”既无造反之必要，又无造反之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这两者中，如果统治者不讲“仁”而只讲“礼”，那么，礼就不能为被统治者长期接受，因而也就不能保证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如果统治者不讲“礼”而只讲“仁”，仁的推行就会使被统治者轻慢其统治，因而在不受“礼”的约束的情况下，便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相辅相成，仁礼一体，缺一不可，这就是儒家全部思想的精髓所在。
那末，“礼”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里有何体现呢？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吸收近代西方民权与法制思想及中国传统行政、司法经验而提出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民权两个字，是我们革命党的第二个口号，同法国革命口号的平等是相对待的。”“什么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从那里来的呢？欧美的革命学说，都讲平等是天赋到人类的。”但是“……天地间所生的东西总没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够说是平等。自然界既没有平等，人类又怎么有平等呢？天生人类本来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类专制发达以后，专制帝王尤其变本加厉，弄到结果，比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这种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为的不平等。人为的不平等究竟是什么情形，现在可以就讲坛的黑板上绘一个图来表明。

I.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中国历史（1）

1、已知的在中国境内生活的最古老的原始人类，是“元谋猿人”。在中国云南省元谋盆地发现的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经科学鉴定，距今约有70多万年了。
2、约70——20万年前，“北京猿人”（简称“北京人”），生活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里。

山顶洞人复原胸像

3、北京人（右图）已经知道使用天然火。人类第一次取得了支配一种自然力的能力。
4、到了大约18000年前，仍然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里，生活着一批被称作 “山顶洞人”的远古人类。他们已经具有明显的黄种人的体态特征。
5、山顶洞人不仅会人工取火，而且制造出了中国缝制工艺史上的第一枚骨针，骨针约同火柴棍般粗细，长82毫米。
6、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国出现了古老的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
7、陕西西安半坡文化的彩陶，十分精美。人面网纹盆上各种纹饰，是原始美术、原始文字和原始艺术的结晶。
8、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乌黑光亮，有着金属器皿一样的光泽。
9、长江流域的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同样古老，7000年前那里的人们已经会用大型木构件建筑房屋。
10、大约4000多年前，发生了一些部落战争。黄帝是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因为他深得人心又聪明勇敢，取得了最后胜利。
11、在古老的华夏族逐渐形成的过程中，黄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帝也就被后世尊为华夏族（即中华民族前身）的“人文初祖”。司母戊大方鼎
12、黄帝之后，中华民族先后又出现了几位杰出的人物：尧、舜、禹。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
13、尧舜禹的时代，洪水泛滥成灾。大禹奉命治水，终于治服了洪水。
14、后来，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约公元前22世纪公元前17世纪）。
15、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夏朝，就开始有了历法，所以人们都把中国古老的传统历法叫夏历。
16、夏历是按月亮的运行周期制订的，又叫阴历。由于历法中有节气变化和农事安排，所以又称农历。
司母戊大方鼎

17、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桀，暴虐无道。东方的商部落，在汤的领导下强大起来，打败了夏建立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
18、商朝的青铜器制造业有很大的发展。商朝后期制造的 司母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出土青铜器。（右图）
19、商代的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古代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在殷墟出土的15万片刻 有文字的甲骨中，总字数达到160多万字，其中有单字4600多个，已识别的有1000多个。
20、商代末期，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叫“周”的部落强 盛起来。到周文王时，周国成了西方诸侯的新盟主。
21、商朝最后的统治者纣王好酒淫乐。周武王时，周联合其他部落讨伐商朝，经过牧野之战，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56年）。
22、周朝建立后，分封了大大小小71个小国，有鲁、齐、魏、晋、宋、燕等。这些小国的国君叫诸侯。
23、西周前期180多年，中原一带产生了许多大型乐舞。祭祀山川时用的是表现大禹治水的《大夏》舞，纪念武王伐纣功绩的武舞是《大武》舞。
24、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都城东迁，名为“东周”。分为“春秋”、 “战国”两个时期。
25、春秋时期，100多个诸侯国林立，互相争夺，胜者成为霸主，出现了 “春秋五霸”，一般的说 法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26、公元前606年，楚庄王“问鼎大小轻重”。鼎是王权象征，传说大禹铸了九个鼎，代表九州。楚庄王问鼎，表明他有做天子的野心。
27、春秋中后期，吴越两国交恶。先是吴王阖庐战败受伤而死。其子吴王夫差立志报仇，让人每天高声提醒他：“夫差，你忘了杀父之仇了么？”后来，吴国在夫差的领导下打败了越国。
老 子 授 经 图

28、越王勾践决心雪耻。他“卧薪尝胆”，每天高声自问：“勾践，你忘了亡国的耻辱么？”越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次打败吴国，吴王夫差自杀。
29、约2500年前，中国出了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右图）
30、《道德经》又名《老子》，书里写着：祸有时会成为福的因由，福中有时藏伏着祸。因此要注意“物极必反”， 还要注意“道”“德”相长。
31、生活于公元前551——前479年的孔子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32、孔子最早在中国兴办私学，他有弟子三千人，贤者七十二人。
33、孔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整理编订了《易》、《诗》、《礼》、《乐》、老子授经图孙武像 《尚书》、《春秋》等 “六经”。
34、孔子享年73岁，死后葬在鲁国都城北边（今山东曲阜“孔林”处）。孔子故居后来改建为“孔庙”。
孙武像
35、孔子的学生们追忆孔子日常教诲和生活行为，整理成一部语录体书，称作《论语》，这部书成为儒家的经典，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36、孙武，是春秋未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传世有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十三篇。（左图）
37、《孙子兵法》提出了著名的“ 知彼知已，百战不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等许多战争原则。
38、《孙子兵法》的根本宗旨在于：精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因此被称为“兵学圣典”，并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外交、商战、体育等领域。
39、《孙膑兵法》是另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战国时期的孙膑所著，孙膑是孙武的后代。
40、齐将田忌与齐王赛马屡败。孙膑教田忌改用自己的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败一场；再用自己的上等马、中等马分别与齐王的中等马、下等马对阵，田忌胜二场，总比分2：1，田忌胜。“孙膑赛马”是一个很著名的策略。
41、战国时期开始后，各个诸侯国都和周王一样，自称为王，其中的七个强国号称“战国七雄”，他们展开了“兼天下”、“一宇内”的战争。
42、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盛行“钟鼓之乐”。近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了124件古代乐器。
编钟

43、在出土的钟鼓乐器中，有一套大型编钟，最为珍贵。这套编钟在地下埋藏了2400余年，现在仍能以准确的音调、优美的音色演奏古今乐曲。（右图）
44、中国古代第一个享有盛誉的名医，是春秋战国后期的民间医生扁鹊 。
45、扁鹊精通各种医术，又总结前人方法，创造了望、闻、问、切的四诊法，几千年来一直为中国传统医学所采用。
46、“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战国争雄激烈之时，也是百家争鸣鼎盛之际。
47、秦在公元前770年才被封为中国西部的一个诸侯国，疆域较小，国力不盛，始终被中原诸侯鄙视。但自从实行了商鞅变法后，国势蒸蒸日上，很快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
48、公元前238年，雄才大略的 秦王赢政，开始亲理朝政，经过短短的17年，灭其他六国，于公元前221 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朝 。
49、秦灭六国后，赢政称“皇帝”，意即“德过三皇，功高五帝”。
50、为尽快改变春秋战国500多年分裂造成的各种混乱，巩固秦王朝的统一，秦始皇下令统一币制，使用 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币。
51、秦始皇还下诏统一度量衡 ，并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修弛道，车同轨 ，书同文”，来巩固秦 万里长城 秦王朝的政权。
52、中国古文字中，最早有 甲骨文、 金文，西周时期有 大篆（籀文），战国时期有蝌蚪文（古文）。 此外一些诸侯国还有各自不同的文字。
万里长城
53、秦统一后，规定小篆为统一字体，通行全国，后来，秦朝出现了一种更加便于书写的隶书，这 种字体从汉朝起在官方和民间通行，至今仍在广泛使用。
54、秦、赵、燕等北方诸侯国，为抵御北部游牧民族的入侵，曾分别修筑过长城。 秦始皇统一中国 后，下令把不相衔接的各段长城连成一体，再向东西延伸，全长达1万多华里，号称万里长城。长城大都修筑在高山峻岭之上，易守难攻。（左图）
55、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公元前206年，秦朝被刘邦领导的武装力量推翻了。
56、项羽和刘邦为争夺帝位，进行了四年的楚汉战争。
57、在发生于巨鹿的一次大战中，项羽命士兵砸破锅鼎，凿沉船只（“破釜沉舟”），只带三天口粮，以示决战必胜的决心。结果项羽的军队九战九捷，立下首功，分封天下，自称为 “西楚霸王”。
58、刘邦曾与秦朝关中父老 “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且下令废除秦朝全部苛法，明令禁止犒军扰民。由于实施德政，得到广泛拥护，刘邦被封为“汉王”。
汉景帝 汉文帝

59、公元前202年，刘邦围项羽于垓下，项羽自刎。刘邦（汉高祖）建立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年—— 公元25年）。为顺应民心思安、期盼休养生息的现实，刘邦制定了各种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使社会 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60、汉高祖之后，汉文帝（右图右）、汉景帝（右图左）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努力，中国出现了政治升平、经济繁荣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61、汉武帝即位后，以其雄才大略，开拓西部疆域，建立起丰功伟业，使西汉进入鼎盛时期。 历史上把“秦皇汉武”并称，正是因为他们先后完成了中国统一、稳固发展的伟大事业。
62、西汉帝国的强大，使中原人不再被称为“秦人”，而通称 “汉人”、“汉族”了。
63、公元8年，王莽篡汉，改国号为“新”，但由于他施行暴政，引起赤眉、绿林军起义，隗嚣、 公孙述等拥兵自立。公元23年9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
64、刘秀是刘邦之后，王莽内乱时期起兵争夺天下，于公元25年重建东汉（公元25——220年）政权，定都洛阳，自号为“汉光武帝”，史称“光武中兴”。
65、养蚕抽丝、纺纱织绸，是5000多年前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公元前5——6世纪，丝绸传到西域。到了汉代，丝绸业已十分发达。纷至沓来的商队，把各种丝和丝织品运到了古罗马帝国，丝绸之路开始形成。
66、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实际上是一种丝织品，有一种帛（极薄的丝绸）在古代作为“纸”用。所以汉代以前就有许多帛书帛画。
67、到了 西汉早期，出现了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 絮纸、麻纸。
68、公元105年，东汉的蔡伦改进造纸术，发明价廉物美的 “蔡侯纸” 这种纸平整光滑，又薄又软，成本低廉，便于书写。
69、汉武帝为了巩固大一统的政权，提出“独尊儒术”，以孔子学说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开始占统治地位，并逐渐形成儒教。
中国历史（2）

70、佛教在元前后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到中国，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东汉时中国道教在民间兴起。
71、东汉将亡之际，刘备、曹操、孙权争夺天下，此后各种大小战争不断，著名的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还有夷陵之战。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史称三国（公元220——280 年）。
72、三国时期有几位彪炳史册的著名人物，如：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曹操有雄才大略，关羽是忠义的英雄。他们受到后世中国人的尊崇。
73、晋朝（公元265——420年）时的炼丹家葛洪，在冶炼各种矿物的过程中，了解到一些矿物的性 质，总结出不少化学知识，他写的 《抱朴子》堪称一部原始化学的重要著作。
74、《水经》是汉朝桑钦的一部河道学专著，但记述过简，有缺漏。北朝（公元386——581年）郦道元以 此书为纲要，详加注释，取名《水经注》。
75、《水经注》记述了1252条水道河流，连许多历史事件、人物、传说神话、文物碑石等各种史迹故闻， 都有涉猎。全书30万字，是部综合性的地理学巨著。

兰亭序（摹本）

76、王羲之是东晋（公元317——420年）杰出的书法家。据说他年轻时常临池写字，就池洗砚，使得池水尽黑，故有“墨池”之说，相关的名胜有多处，推浙江绍兴兰亭。
77、公元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等人在兰亭饮酒赋诗，共得佳作四十余篇，编为一集，王羲之亲为作序并书写，称为《兰亭序》（右图），是中国书法的绝代佳作。真迹惜已失传。
78、瓷器的制造工艺比较复杂，故瓷器的出现比陶器晚。从商周起才有原始青瓷。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到了东汉晚期，中国已能大批生产胎坚质细、色泽翠艳的青瓷。三国两晋时期，南方越窑所生产的青瓷最为有名。
79、从三国的吴国开始近400年间，连续有六个朝代在 南京建都，后人称南京为 “六朝古都”。
80、三国时代的大数学家刘徽，最早提出了圆周率的计算方法 “割圆术”。他从圆内接正多边形入手，求得圆周率的近似值为3.14159。
81、南朝的数学家祖冲之，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的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这比欧州 数学家计算出同精度的圆周率早了1000多年。
82、经过四、五百年战乱，公元581年隋朝建立，589年，隋文帝杨坚重新统一中国。
83、隋文帝是个明君，他励精图治，治国有方。十几年后，各地府库皆已盈满，无处再容纳粮食布帛。因此隋朝的典章制度后来都在唐朝得到继承，有的长期为后世沿用。
84、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后又设进士科。"科举”即分科举士，“进士”即晋仕之意。隋朝创立的科举制，沿袭1000多年，直到清末才终止。
85、隋朝时，中国经济的重心已开始南移，大量的粮食财富从南方运往全国，为此，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86、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北达涿郡（今北京通县），全长2000多公里，沿河修了堤道，栽种了柳树。

李世民像
87、隋朝工匠李春营造的赵州桥（原名安济桥），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石拱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此桥的单孔大拱跨度为37.37米，完全用石块砌成。
88、公元618年，唐朝(公元618 ——907年)建立。626年，李世民继位当了皇帝，即唐太宗（左图）。唐太宗十分注意安抚百姓，他经常引用古代荀子的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警醒自己，告诫朝廷官员。
89、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中，唐太宗最善于兼听纳谏。他鼓励臣下直言切谏，且常能屈己纳谏。
90、魏征是唐初名臣，他常说“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一生对皇帝据理力谏达200多次。
91、魏征病逝后，唐太宗惋惜不已，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唐玄宗李隆基

92、唐玄宗李隆基（右图）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号称“开元盛世”。当时的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有百万人口，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数以万计。四方珍奇积聚，极盛极富。
93、唐朝廷在广州设市舶司（其长官称为市舶使），专管海外贸易。
94、唐代开始，东南沿海许多商人纷纷扬帆出海。他们每年九、十月间，乘着东北季风南下东南亚各国经商，待来年三、四月间再随着东南季风“回唐山”。这些在东南亚“住蕃”和移民的“唐人”，成为最早的华侨 。
95、唐后，许多国家都把盛唐的中国人及华侨称为“唐人”，他们聚居的地方就成了唐人街。
96、唐朝多才子，更多有不屈不挠舍生取义之士。著名者如玄奘只身徒步往天竺（印度）取经，过沙漠、翻雪山，越丛山峻岭，闯林莽沼泽，九死一生，历时19年，行程5万华里。
97、唐朝天宝初年，鉴真和尚乘船五渡东海挫败，几度死里逃生，历经12年磨难，虽双目失明，信念仍不减当年，六渡沧海终于成功，终老日本，成为一代宗师。
98、唐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远嫁西藏，带去许多工匠、技艺、典籍、物种，对西藏的开发起到积极作用。
99、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改国号为“周”。武则天富权略，能用人，掌握政权达40余年，死后，唐中宗复位。

唐三彩贴花纹龙耳瓶
100、唐玄宗早期政治清明，任用贤相，称为开元盛世，但晚年因宠爱杨贵妃，酿成“安史之乱”，长安沦陷，从此唐朝由盛而衰，一蹶不振。
101、唐朝工匠用各种矿物烧制出青、绿、黄三种艳丽的彩色陶器，所以叫唐三彩（左图）。唐三彩作品多为人物或动物俑，个个造型生动，栩栩如生，为艺术珍品。
102、唐代的绘画风格十分注重线条的变化，不论是凡人常物，还是云中的飞天神仙、反弹琵琶的歌女舞妓，都给人以“天风飞扬，满壁风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的美感。
103、唐代天文学家中最有成就的是僧一行（原名张遂），他通过观测，证实了太阳的运行速度是不均匀的，时快时慢。僧一行还大规模实测了子午线的长度，这在世界上是第一次。
104、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六大古都”，它们分别是陕西西安、河南洛阳、江苏南京、北京（以上四地曾是几个朝代的都城）、河南开封和浙江杭州（分别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
105、唐朝时期，中国是东方最先进的国家，日本先后派了十多批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人数多时达五六百人。这些日本谴唐使回国以后，积极传播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促进了中日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106、公元907年，唐朝节度使朱温废掉唐朝皇帝，建立梁朝，历史上称为后梁。此后的50多年里，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相继统治黄河流域，合称五代（公元907——960年）。同一时期，在南方各地和北方的山西，先后出现了10个割据政权，总称十国。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结束。
107、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开封东北）发动兵变，手下将士们把黄袍加到他身上，拥立他为皇帝，取国号为“宋”，定都在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公元960——1127年）。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108、宋太祖为了巩固统治，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加强中央集权。他设酒宴，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109、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后实行变法，整理财政和军政，称为“王安石变法”。后来由于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变法维持不到十年就结束了。
110、北宋时期官员包拯，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人们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为“包公”、“包青天”或“包龙图”。中国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包公的动人故事，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敬仰之情。
111、五代十国时期，各地佛教盛行。宋朝时宋太祖下令雕版刻印《大藏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印刷佛经。
112、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相当发达，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113、沈括是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对天文、历法、音乐、医药、数学等很是精通。他在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记载了自己丰富的研究成果。此外，他还记录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许多发明创造，比较有名的如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等。
114、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被誉为世界文明之母。北宋时期，毕升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大约200年后，这一技术传到其他国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起到推动作用。
115、火药的发明与中国古代的炼丹术有密切关系。因为火药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唐朝末年，被广泛应用到军事上。宋元时期，火药技术有了更大的改进。后来火药的制造方法传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传到欧洲各国。
116、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发明了指南针。北宋时期，人们创造了适用于航海的指南针，把航海事业推向了新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在世界上也最为先进。
117、北宋时期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等矿藏，铜钱是当时的本位货币，铸造量非常大，在今天东到日本、西至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都有出土。

J. 中国文化有些什么

中华文化博大精神 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质的例子吧！ 一、茶文化
茶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饮料。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 ，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茶文化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
茶文化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唐代为克服九难 ，即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三点”为新茶、甘泉、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
中国茶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 煎茶。 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
斗茶。古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斗茶又称为茗战，兴于唐代末，盛于宋代。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斗茶是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
功夫茶。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功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清代功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功夫茶讲究品饮功夫。二、酒文化中国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中国是酒的故乡，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酒又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 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中国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
中国是酒的王国。酒，形态万千，色泽纷呈；品种之多，产量之丰，皆堪称世界之冠。中国又是酒人的乐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族无分汉满蒙回藏，饮酒之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中国更是酒文化的极盛地，饮酒的意义远不止生理性消费，远不止口腹之乐；在许多场合，它都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用来表示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酒与诗，从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如此，中国众多的名酒不单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美的启示与力的鼓舞；每一种名酒的发展，都包容劳动者一代接一代的探索奋斗，英勇献身，因此名酒精神与民族自豪息息相通，与大无畏气概紧密相接。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酒魂！与欧洲标榜的“酒神”，甚称伯仲。似乎可以认为，有了名酒，中国餐饮才得以升华为夸耀世界的饮食文化。
酒，作为世界客观物质的存在，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像冰；它缠绵如梦萦，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该杀该戮；它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绝对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最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世界文化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
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第一“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俯拾皆是。
不仅为诗如是，在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三、儒学文化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由于清皇朝已被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从名义上讲也不再存在了。因此，除了一小部分当权者继续企图把儒学与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外，更多的人则是把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遗产，做学理方面的研究。这些人所关心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汇通儒学与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问题。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关心儒学命运和前途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他们都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而他们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都包含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贺麟在四十年代一篇题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文章中，提出了“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口号，并且认为：“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见《文化与人生》一书）这是说，传统儒学只要善于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是可以得到新发展的。事实上，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新儒学体系，大都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如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就是在吸收、融会近代新实在论理论和逻辑方法等基础上对宋明程朱理学的发展。贺麟的“新心学”体系，则是在吸收、融会近代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基础上对宋明陆王心学的发展。至于熊十力，从《新唯识论》文言本、白话本，一直到《原儒》《乾坤衍》，他所构筑的哲学体系，我认为应当称之为“新易学”体系最为恰当。他在这个体系中，不仅汇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玄的思想、方法，而且也广采博纳近代西方新康德主义、柏格森主义等理论内容，对于以“易”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做出了积极的发展。
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乃至五十年代初），是现代新儒学发展活跃、丰富、有理论深度和价值的时期。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现代儒学发展的理论深度和体系影响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