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徐日历

Ⅰ 山东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已经算不上萌新的萌新回答一下，咳咳

山东大学出过许多名人，他们如今都是各个领域的大牛。

《济南的冬天》想必小学都是背过的，它的作者老舍，是杰出的语言大师，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与历史上的山东大学渊源颇深，1930年到1936年间先后在齐鲁大学与国立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8月老舍重回齐鲁大学，1946年山大曾邀请老舍重回山大执教，老舍也有此意向，无奈当时在美国讲学，只能作罢。事实上，老舍在齐大、山大的这六年正是写作高峰期，老舍的很多作品是在这一时期完成或者构思的，他的两篇文章《青岛与山大》《非正式的公园》讲的就是就是他与山大的故事。

Ⅱ 文言文翻译，，自老至少.........

（宋濂）从少年时代直到老年，没有一天离开书本，对于学问没有不精通的。写的文章淳厚精深，气势流转绵长，与古代作者并驾齐驱。在朝廷上，有关祭祀天地、宗庙、山川、诸神的典章，朝见天子、饮宴国宾群臣、乐律历法、衣冠服饰的制度，对于四方边远地区前来朝见纳贡（使者）的奖赏犒劳仪式，以及有关元勋、大臣碑记、刻石的文辞，全都委托宋濂（起草、拟定），（他）屡次被推举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登门求写文章的人，前后相继，接连不断。外国进贡的使者也知道他的名字，屡次问候宋先生起居正常、身体健康不。高丽、安南、日本甚至出重金购买宋濂的文集。四方学者都称他为“太史公”，不以姓氏称呼。

未尝：未曾，没有过。
演迤：绵延不绝，指文章气势流转绵长。迤，音yǐ。
郊社：祭祀天地。周代冬至祭天称郊，夏至祭地称社。
旁及：兼及，另外涉及。
咸：全。
元勋：有极大功绩的人。
巨卿：大官，大臣。
士大夫：古代官僚阶层。
造门：登门。造：到，去。
相踵：足踵相接，指前后相继。
兼金：加倍的金子，泛指多量的金银钱帛。

Ⅲ 宋濂文言文记述了宋濂做的三件事

1. 《明史 宋濂传》简述短文所记述的宋濂做了几件小事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

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赐金帛。

是月，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迁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

明年迁赞善大夫。是时，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

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帝剖符封功臣，召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

甘露屡降，帝问灾祥之故。对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春秋》书异不书祥，为是故也。”皇从子文正得罪，濂曰：“文正固当死，陛 *** 亲亲之谊，置诸远地则善矣。”

车驾祀方丘，患心不宁，濂从容言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审能行之，则心清而身泰矣。”帝称善者良久。

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举《大学衍义》。

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顷之御西庑，诸大臣皆在，帝指《衍义》中司马迁论黄、老事，命濂讲析。

讲毕，因曰：“汉武溺方技谬悠之学，改文、景恭俭之风，民力既敝，然后严刑督之。人主诚以礼义治心，则邪说不入，以学校治民，则祸乱不兴，刑罚非所先也。”

问三代历数及封疆广狭，既备陈之，复曰：“三代治天下以仁义，故多历年所。”又问：“三代以上，所读何书？”对曰：“上古载籍未立，人不专讲诵。

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尝奉制咏鹰，令七举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帝忻然曰：“卿可谓善陈矣。”濂之随事纳忠，皆此类也。

六年七月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命与詹同、乐韶凤修日历，又与吴伯宗等修宝训。

九月定散官资阶，给濂中顺大夫，欲任以政事。辞曰：“臣无他长，待罪禁近足矣。”

帝益重之。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

帝得舆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因历历举陈，随事进说，甚有规益。

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温树”。

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

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

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群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

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

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

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

于是帝廷誉之曰：“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

每燕见，必设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复咨询，常夜分乃罢。濂不能饮，帝尝强之至三觞，行不成步。

帝大欢乐。御制《楚辞》一章，命词臣赋《醉学士诗》。

又尝调甘露于汤，手酌以饮濂曰：“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诏太子赐濂良马，复为制《白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

其宠待如此。九年进学士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如故。

其明年致仕，赐《御制文集》及绮帛，问濂年几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

濂顿首谢。又明年，来朝。

十三年，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

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

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

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

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

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蜀献王慕濂名，复移茔华阳城东。

弘治九年，四川巡抚马俊奏：“濂真儒翊运，述作可师，黼黻多功，辅导著绩。久死远戍，幽壤沉沦，乞加恤录。”

下礼部议，复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谥文宪。

仲子璲最知名，字仲珩，善诗，尤工书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召为中书舍人。

其兄子慎亦为仪礼序班。帝数试璲与慎，并教诫之。

笑语濂曰：“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濂行步艰，帝必命璲、慎扶掖之。

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慎坐罪，璲亦连坐，并死，家属悉徙茂州。

建文帝即位，追念濂兴宗旧学，召璲子怿官翰林。永乐十年，濂孙坐奸党郑公智外亲，诏特宥之。

（摘自明史）。

2. 《明史 宋濂传》简述短文所记述的宋濂做了几件小事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赐金帛。是月，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迁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明年迁赞善大夫。是时，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帝剖符封功臣，召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甘露屡降，帝问灾祥之故。对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春秋》书异不书祥，为是故也。”皇从子文正得罪，濂曰：“文正固当死，陛 *** 亲亲之谊，置诸远地则善矣。”车驾祀方丘，患心不宁，濂从容言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审能行之，则心清而身泰矣。”帝称善者良久。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举《大学衍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顷之御西庑，诸大臣皆在，帝指《衍义》中司马迁论黄、老事，命濂讲析。讲毕，因曰：“汉武溺方技谬悠之学，改文、景恭俭之风，民力既敝，然后严刑督之。人主诚以礼义治心，则邪说不入，以学校治民，则祸乱不兴，刑罚非所先也。”问三代历数及封疆广狭，既备陈之，复曰：“三代治天下以仁义，故多历年所。”又问：“三代以上，所读何书？”对曰：“上古载籍未立，人不专讲诵。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尝奉制咏鹰，令七举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帝忻然曰：“卿可谓善陈矣。”濂之随事纳忠，皆此类也。 六年七月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命与詹同、乐韶凤修日历，又与吴伯宗等修宝训。九月定散官资阶，给濂中顺大夫，欲任以政事。辞曰：“臣无他长，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舆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因历历举陈，随事进说，甚有规益。 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群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于是帝廷誉之曰：“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每燕见，必设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复咨询，常夜分乃罢。濂不能饮，帝尝强之至三觞，行不成步。帝大欢乐。御制《楚辞》一章，命词臣赋《醉学士诗》。又尝调甘露于汤，手酌以饮濂曰：“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诏太子赐濂良马，复为制《白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其宠待如此。九年进学士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如故。其明年致仕，赐《御制文集》及绮帛，问濂年几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濂顿首谢。又明年，来朝。十三年，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蜀献王慕濂名，复移茔华阳城东。弘治九年，四川巡抚马俊奏：“濂真儒翊运，述作可师，黼黻多功，辅导著绩。久死远戍，幽壤沉沦，乞加恤录。”下礼部议，复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谥文宪。 仲子璲最知名，字仲珩，善诗，尤工书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召为中书舍人。其兄子慎亦为仪礼序班。帝数试璲与慎，并教诫之。笑语濂曰：“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濂行步艰，帝必命璲、慎扶掖之。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慎坐罪，璲亦连坐，并死，家属悉徙茂州。建文帝即位，追念濂兴宗旧学，召璲子怿官翰林。永乐十年，濂孙坐奸党郑公智外亲，诏特宥之。（摘自明史）

3. 明史宋濂中宋濂做的几件事情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

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

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

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

《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

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

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

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

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

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

《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

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

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

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

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

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

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

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

Ⅳ 外国科学家的故事

每个科学家都有他失败的一面,现在,我就来看一看科学家的故事.

故事一:

波义耳——怀疑派化学家

波义耳1627年1月25日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个伯爵，家庭富有。在十四个兄弟中他最小。童年时波义耳并不特别聪明，说话还有点口吃，不大喜欢热闹的游戏，但却十分好学，喜欢静静地读书思考。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639至1644年，曾游学欧洲。在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自然科学书籍，包括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伽利略的名著《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这本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的名著《怀疑派化学家》就是模仿这本书写的。

由于战乱、父亲去世、家道衰落，1644年他回国随姐姐居住在伦敦。在那里开始学医学和农业。学习中接触了很多化学知识和化学实验，很快成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化学实验家，同时也成为一位有创造能力的理论家。在这期间，他同许多学者一起组织一个科学学会，进行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主要讨论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和在实验室中遇到的问题。波义耳称这个组织为“无形大学”。这个学会就是著名的以促进自然科学发展为宗旨的“皇家学会”的前身。波义耳是该学会的重要成员。由于学会的分会设在牛津，波义耳于1654年迁居牛津，在牛津，他建立了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并聘用了一些很有才华的学者作为助手，领导他们进行各种科学研究。他的许多科研成果是在这里取得的。那本划时代的名著《怀疑派化学家》是在这里完成的。这本书以对话的体裁，写四位哲学家在一起争论问题，他们分别为怀疑派化学家、逍遥派化学家、医药化学家和哲学家。逍遥派化学家代表亚里土多德的“四元素说”观点，医药化学家代表“三元素说”观点，哲学家在争论中保持中立。在这里，怀疑派化学家毫不畏惧地向历史上权威的各种传统学说提出挑战，以明快和有力的论述批驳了许多旧观念，提出新见解。该书曾广泛流传于欧洲大陆。

波义耳十分重视实验研究。他认为只有实验和观察才是科学思维的基础。他总是通过严密的和科学的实验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在物理学方面，他对光的颜色、真空和空气的弹性等进行研究，总结了波义耳气体定律；在化学方面，他对酸、碱和指示剂的研究，对定性检验盐类的方法的探讨，都颇有成效。他是第一位把各种天然植物的汁液用作指示剂的化学家。石蕊试液、石蕊试纸都是他发明的。他还是第一个为酸、碱下了明确定义的化学家，并把物质分为酸、碱、盐三类。他创造了很多定性检验盐类的方法，如利用铜盐溶液是蓝色的，加入氨水溶液变成深蓝色（铜离子与足量氨水形成铜氨络离子）来检验铜盐；利用盐酸和硝酸银溶液混合能产生白色沉淀来检验银盐和盐酸。波义耳的这些发明富有长久的生命力，以至我们今天还经常使用这些最古老的方法。波义耳还在物质成分和纯度的测定、物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实验。在1685年发表的《矿泉水的实验研究史的简单回顾》中描述了一套鉴定物质的方法，成为定性分析的先驱。

1668年，由于姐夫去世，他又迁居伦敦和姐姐住在一起，并在家的后院建立实验室，继续进行他的实验工作。晚年波义耳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磷的研究上。1670年，波义耳因劳累而中风，之后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当无法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时，他致力于整理他多年从实践和推理中获得的知识。只要身体稍感轻快，就去实验室做他的实验或撰写论文，并以此为乐趣。1680年，他曾被推选为皇家学会的会长，但他谢绝接受这一荣誉。他虽出身贵族，但他一生醉心的却是在科学研究中工作和生活，他从未结婚，用毕生精力从事对自然科学的探索。1691年12月30日，这位曾为17世纪的化学科学奠定基础的科学家在伦敦逝世。恩格斯曾对他作出最崇高的评价：“波义耳把化学确定为科学。”

故事二:

普利斯特里——气体化学之父

普利斯特里1733年3月13日出生在英国利兹，从小家境困难，由亲戚抚养成人。175年进入神学院。毕业后大部分时间是做牧师，化学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在化学、电学、自然哲学、神学等方面都有很多著作。他写了许多自以为得意的神学著作，然而使他名垂千古的却是他的科学著作。1764年他31岁时写成《电学史》。当时这是一部很有名的书，由于这部书的出版，1766年他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722年他39岁时，又写成了一部《光学史》。也是18世纪后期的一本名著。当时，他在利兹一方面担任牧师，一方面开始从事化学的研究工作。他对气体的研究是颇有成效的。他利用制得的氢气研究该气体对各种金属氧化物的作用。同年，普利斯特里还将木炭置于密闭的容器中燃烧，发现能使五分之一的空气变成碳酸气，用石灰水吸收后，剩下的气体不助燃也不助呼吸。由于他虔信燃素说，因此把这种剩下来的气体叫“被燃素饱和了的空气”。显然他用木炭燃烧和碱液吸收的方法除去空气中的氧和碳酸气，制得了氮气。此外，他发现了氧化氮（NO），并用于空气的分析上。还发现或研究了氯化氢、氨气、亚硫酸气体（二氧化碳）、氧化二氮、氧气等多种气体。1766年，他的《几种气体的实验和观察》三卷本书出版。该书详细叙述各种气体的制备或性质。由于他对气体研究的卓著成就，所以他被称为“气体化学之父”。

在气体的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是氧的发现。1774年，普利斯特里把汞烟灰（氧化汞）放在玻璃皿中用聚光镜加热，发现它很快就分解出气体来。他原以为放出的是空气，于是利用集气法收集产生的气体，并进行研究，发现该气体使蜡烛燃烧更旺，呼吸它感到十分轻松舒畅。他制得了氧气，还用实验证明了氧气有助燃和助呼吸的性质。但由于他是个顽固的燃素说信徒，仍认为空气是单一的气体，所以他还把这种气体叫“脱燃素空气”，其性质与前面发现的“被燃素饱和的空气”（氮气）差别只在于燃素的含量不同，因而助燃能力不同。同年他到欧洲参观旅行，在巴黎与拉瓦锡交换好多化学方面的看法，并把用聚光镜使汞银灰分解的试验告诉拉瓦锡，使拉瓦锡得益匪浅。拉瓦锡正是重复了普利斯特里有关氧的试验，并与大量精确的实验材料联系起来，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揭示了燃烧和空气的真实联系。可是直到1783年，拉瓦锡的燃烧与氧化学说已普遍被人们认为是正确的时候，普利斯特里仍不接受拉瓦锡的解释，还坚持错误的燃素说，并且写了许多文章反对拉瓦锡的见解。这是化学史上很有趣的事实。一位发现氧气的人，反而成为反对氧化学说的人。然而普利斯特里所发现的氧气，是后来化学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各国化学家至今都还很尊敬普利斯特里。

1791年，他由于同情法国大革命，作了好几次为大革命的宣传讲演，而受到一些人的迫害，家被抄，图书及实验设备都被付之一炬。他只身逃出，躲避在伦敦，但伦敦也难于久居。1794年他六十一岁时不得不移居美国。在美国继续从事科学研究。1804年病故。英、美两国人民都十分尊敬他，在英国有他的全身塑像。在美国，他住过的房子已建成纪念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利斯特里奖章已成为美国化学界的最高荣誉。

故事三:
居里夫人

玛丽·居里（居里夫人）是法籍波兰物理学家、化学家。

1898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可勒尔（AntoineHenriBecquerel）发现含铀矿物能放射出一种神秘射线，但未能揭示出这种射线的奥秘。玛丽和她的丈夫彼埃尔·居里（Pierrecurie）共同承担了研究这种射线的工作。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对沥青铀矿进行分离和分析，终于在1898年7月和12月先后发现两种新元素。

为了纪念她的祖国波兰，她将一种元素命名为钋（polonium），另一种元素命名为镭（Radium），意思是“赋予放射性的物质”。为了制得纯净的镭化合物，居里夫人又历时四（MarieCuI7e，1867--1934）载，从数以吨计的沥青铀矿的矿渣中提炼出1O0 mg氯化镭，并初步测量出镭的相对原子质量是225。这个简单的数字中凝聚着居里夫妇的心血和汗水。

1903年6月，居里夫人以《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作为博士答辩论文获得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11月，居里夫妇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戴维金质奖章。12月，他们又与贝可勒尔共获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06年，彼埃尔·居里遭车祸去世。这一沉重的打击并没有使她放弃执著的追求，她强忍悲痛加倍努力地去完成他们挚爱的科学事业。她在巴黎大学将丈夫所开的讲座继续下去，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教授。1910年，她的名著《论放射性》一书出版。同牟，她与别人合作分析纯金属镭，并测出它的性质。她还测定了氧及其他元素的半衰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放射性的重要论著。鉴于上述重大成就，1911年她叉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伟大科学家。

这位饱尝科学甘苦的放射性科学的奠基人，因多年艰苦奋斗积劳成疾，患恶性贫血症（白血病）于1934年7月4日不幸与世长辞，她为人类的科学事业，献出了光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