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刘建国教授论文

㈠ 北京“垃圾分类”：强调多元共治，政府兜底处理

记者 | 陈鑫 实习记者 唐青青
继上海等城市强制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后，作为全国46个试点城市之一，北京市也正式拉开垃圾分类大幕。2020年5月1日，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简称《条例》）将正式施行。
《条例》引用了最新国家标准的垃圾四分类名称和表述，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大类，并首次明确单位和个人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对界面新闻表示，此次北京市施行的《条例》核心亮点是明确了垃圾分类链条上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界定，包括单位和个人的分类投放的责任，生产服务型企业、政府机关源头减量的责任，后端收集、运输、分类处理垃圾的责任等。
《条例》提出，北京市垃圾分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方针和城乡统筹、科学规划、综合利用的原则，实行全市统筹和属地负责，逐步建立和完善生活垃圾处理的社会服务体系。
2019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011.16万吨，日均2.77万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如刚4月27日在新闻通气会上表示，截至2020年3月，全市生活垃圾总设计处理能力达到了每天3.27万吨，可满足垃圾分类处理需求。
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温天武表示，5月1日至7月31日，北京市将集中开展为期3个月的生活垃圾分类强化执法专项行动，重点查处生活垃圾混堆混放、收运企业混装混运等行为。
对于居民未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违法行为，北京市将采用教育劝阻、书面警告与执法处罚相结合的方式。根据《条例》规定，个人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同时拒不听从劝阻的，城管部门将给予书面警告，再次违反规定将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的处罚门槛其实是很高的，只有当一个人拒不履行责任，才会去处罚，这更多是为传递信号，发挥威慑作用。但是针对负责收集、运输、处理垃圾的企业，处罚是比较严苛的。 ”刘建国说。
根据《条例》规定，对于单位责任主体不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城管执法部门将责令立即改正，处1000元罚款；再次违反规定的，将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固体废物处理专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蒋建国指出，垃圾分类既然是法律，居民和单位都必须要遵守，做得好会有奖励措施，这样也可提高居民和单位的积极性。
《条例》也明确，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可以通过奖励、表彰、积分等方式，鼓励单位和个人开展生活垃圾减量和分类。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多个街道和社区都自主推出了个性化的奖励举措，例如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设置红黑榜等。对于推行效果好的社区和街道，北京市也会给予其一定的资金奖励。
不过，相比于上海在2019年强制推行垃圾分类时的雷厉风行做法，北京制定的措施相对显得柔性。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设施处副处长蔡华帅对媒体表示，北京市参考了其他城市垃圾分类的经验并结合实际，选择了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策略，更重质量而非数量。
比如北京市要求的垃圾分类并没有像上海一样区分干湿垃圾，也不要求定时定点投放，而且充分考虑了前端投放、运输与后端处理能力的匹配度，分类方法也相对务实。“如果民众无法特别精准地判别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可以将之置于其他垃圾中。这种做法可操作性高，也能减轻民众对垃圾分类的抵触心理。”刘建国表示。
2019年4月26日，住建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提出，从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界面新闻注意到，在首批选定的46个重点城市中，北京、上海、太原、长春、杭州、宁波、广州、宜春、银川等多个城市已出台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而就在北京市《条例》施行前夕，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4月29日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提出，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并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管理系统，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有效覆盖。
对于各地的垃圾分类工作进展，在4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刘李峰曾透露，截至2019年底，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居民小区覆盖率已经接近70%。在其他地级以上城市，这项工作也全面启动，广东、浙江、陕西等省正按规划在全省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各地推进垃圾分类的成效也在显现。据上海市发布的数据，2019年7月1日《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后3个月内，上海湿垃圾分出量达9000余吨/日，较2019年6月增长约2000吨/日；可回收物分出量5600余吨/日，较2019年6月增长约1600吨/日；有害垃圾分出量0.62吨/日；干垃圾处置量低至约15275吨/日，较2019年6月减少约4000吨/日。
中国环联理事长张益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上海和北京制定的《条例》都是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起到表率引领作用的地方性法规，“我们期待北京新《条例》的出台和实施能创造更多具有引领性、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的‘北京模式’和‘首都经验’。”
不过，张益也指出，推进垃圾分类过程的挑战是有共性的，这不仅是北京面临的挑战，也是其他城市存在的问题。目前来看主要是要克服“四难”：即投放习惯养成难，前分后混改变难，厨余垃圾处理难，管理合力形成难，这需要一个过程。
“垃圾分类最重要的就是源头如何达到分类的目标，这实际上需要居民的配合，怎么去让垃圾产生者按照要求进行有效的分类，这肯定是最重要最难的一步。”蒋建国分析，另外从政府层面来看，垃圾分类全面推广之后，垃圾收运系统肯定也要发生变化，政府的末端处理设施能否满足源头分类之后，不同类别垃圾的出入和处理，这也是北京和其他城市都面临的问题。
“垃圾分类，不单单是指垃圾处理，而是强调社会多元共治。”刘建国对界面新闻表示，北京的《条例》主要强调政府将垃圾分类作为一个公益民生事业，政府负责兜底处理垃圾，还需要每个环节的人各司其职，最后才能形成一个良性运行的系统。

㈡ “洋垃圾”究竟指什么

清华大学环境抄学院教授刘建国说，“洋垃圾”是一种俗称，广义的“洋垃圾”泛指所有从国外进入中国的固体废物；狭义的“洋垃圾”特指以走私、夹带、瞒报等方式，进口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或未经许可擅自进口属于限制进口的固体废物。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进口固体废物只有一年100万吨左右的规模。随着经济体量迅速增长，我国固体废物进口量也滚雪球般不停翻番。到2002年约为2000万吨，2005年就达到了4000万吨，最高时甚至接近6000万吨。而这仅仅是合法渠道进口的固体废物，如果算上走私入境的垃圾，数字更为巨大。来源：人民日报

㈢ 外卖垃圾处理难题如何解

近年来，我国在线外卖餐饮市场快速增长，带来的外卖垃圾与日俱增，须妥善处理。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正值用餐高峰期，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上一家麻辣烫店内，外卖的订单提示音此起彼伏。服务员用各式各样的餐盒将餐食打包，忙得不可开交，等待取餐的外卖小哥往往连声催促。

麻辣烫店红火生意背后是网络订餐的迅猛发展。餐饮外卖导致一次性餐具使用量激增，对生态环境造成威胁。前不久，环保组织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以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为由，将饿了么、美团外卖、网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诉至法院。如何破解外卖垃圾环保困局，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根据公开数据保守估算，饿了么、美团外卖、网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日订单量总和在2000万单左右。以每单外卖用1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0.06平方米计算，每天所用的塑料袋能覆盖120万平方米的面积，铺满168个足球场。

有环保组织调研发现，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杯，这意味着外卖每天消耗的餐盒超过6000万个。以每个餐盒5厘米高计算，摞起来高度相当于339座珠穆朗玛峰。

清华大学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表示，外卖使用的塑料制品材质多为聚丙烯、聚乙烯，很难降解。外卖垃圾除了餐盒、餐杯、塑料袋等，还掺杂着食物残渣。目前，外卖垃圾进入处理生活垃圾的环卫系统后，一部分被填埋，一部分被焚烧，只有少量被回收利用。

“大量的外卖垃圾对大气、水、土壤直接或间接地增加污染。对于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填埋会使垃圾长时间保留在土壤中；焚烧的话，其中可能含有的氯元素会使烟气处理难度加大，增加有毒有害物质的生成几率。外卖食物残渣如果处理不及时，容易影响环境卫生，加重末端垃圾处理的压力。”温宗国说。

可降解餐盒还不具备完全替代一次性塑料餐盒的条件

目前，外卖垃圾回收利用率很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处理与环境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建国表示，外卖垃圾相对比较零散，回收价值低，而且大部分黏附油污、汤汁、食物残渣，回收利用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都比较高，无利可图，自然没有人回收了。

那么，如何解决外卖垃圾导致的环境问题？

有人主张大力推广使用可降解餐盒，但目前这并非完美无缺的解决方案。“可降解餐盒通常要比一次性塑料餐盒重不少，如果只是部分可降解，就没有太大意义；即使是完全可降解，也需要在特定条件下经历半年到两年才能降解，并不是马上就会‘消失’，废弃后一样需要作为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刘建国说，如果可降解餐盒的终端处理设施是堆肥厂或填埋场，还有一定意义，如果终端是焚烧厂，那基本上没有意义。而且可降解餐盒生产制造过程和处理利用过程，同样有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应当从全生命周期角度审视其环境友好性。

温宗国表示，要从全生命周期分析出发，系统科学评估外卖物流、废弃物排放、处理处置等环节，避免单一环节采取措施，出现环境影响在不同环节之间的“隐性”转移。例如，有的地方政府要求外卖用纸质餐盒，而事实上纸质餐盒生产过程同样会有水污染等环境影响，而且盛放食品后难以回收利用，需要从全生命周期评估其环境影响是否真的比塑料餐盒小。

有人主张用“共享思维”解决问题，比如使用厚的可回收快餐盒、不锈钢保温盒等，刘建国等专家对此并不看好。“餐盒是用来盛装食品的，安全卫生是第一位的。‘共享’了，谁来保证、如何保证安全卫生呢？有多少消费者能够接受餐盒‘共享’？”刘建国说。

刘建国表示，可降解餐盒、共享餐盒可以作为有益补充，但这些产品目前还不具备替代一次性塑料餐盒的条件。

要从全供应链角度解决，有关各方需要共同承担责任

外卖垃圾导致的环境问题，已经引起有关部门和相关行业重视。

11月2日，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发改委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调整“限塑令”，研究制定在外卖等行业率先限制一系列不可降解塑料包装使用的相关实施方案。

今年6月份，美团外卖联合中国烹饪协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百家餐饮外卖企业，成立“绿色外卖联盟”，并共同发布了“绿色外卖行业公约”，推动使用绿色餐具。美团外卖还设立了首席环保官，启动“青山计划”，推动解决外卖行业环保问题。

温宗国表示，要从全供应链出发系统解决外卖垃圾带来的环境问题，外卖平台、供应链上的商家和消费者各方需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环境责任。

外卖平台作为供应链上核心的环节，责无旁贷。刘建国表示，应在外卖企业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由外卖企业承担一定的外卖垃圾回收和处理成本，而不是完全由政府买单、全民买单。还有专家认为，外卖平台和商家可以成立回收处理基金，按照销售额拨付给餐盒回收或处理企业。

政府要肩负起引导和监管责任。刘建国认为，应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包装废物管理条例，界定包括外卖垃圾在内的各类包装设计、生产、流通、回收、处理、利用链条上各相关方的责任，并规范个人、企业和政府行为。

专家还建议，加快建立起有效的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体系，加强外卖垃圾分类回收、资源化利用，通过给予补贴等方式，让企业主动地参与到外卖垃圾回收体系中来，让更多垃圾变废为宝。与此同时，加大科技研发力度，研发成本低、更合适的环保材料，来代替传统包装材料。

前不久，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在APP下单页面上，添加了“无需餐具”选项，以减少筷子、餐巾纸等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饿了么还为选择“无需餐具”的用户提供积分奖励，可以在积分商城兑换物品。对于“无需餐具”选项，目前选择的消费者并不多。有时候消费者即使选择了该选项，有些商家或图省事或担心差评，仍然会配送餐具。

刘建国等专家呼吁，个人需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卖消费，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各方都要承担起责任来，别让环保行动成为摆设，把各类可行措施落到实处，推动破解外卖垃圾环保困局。

㈣ 每年我国产生多少垃圾

环保部网站只公布了2014年的数据，2015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2014年生活垃圾处理厂（场）2277座，全年共处理生活垃圾2.42亿吨，其中采用填埋方式处置的共1.82亿吨，采用堆肥方式处置的共0.03亿吨，采用焚烧方式处置的共0.56亿吨。

可按2.42亿吨进行推算，每天就是大约66.3万吨。

北京市现日产垃圾13000吨,全年生产495万吨

上海每天产生1.5万吨生活垃圾,并且每年增长5%,

目前我国仅“城市垃圾”的年产量就近1.5亿吨,历年堆存的垃圾量已达70亿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