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何瑜教授2018

⑴ 近代以后中国失去了多少文物

不计其数。
地面珍贵文物的75%以上。
洞窟文物的30%以上。
地下文物的10%以上。
最多的存在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等国家的博物馆里。

⑵ 山西大学校友会杰出校友

山西大学校友会聚集了众多杰出校友，他们在各自领域展现出非凡成就。其中包括地质学家孙晋祺、教育奠基人孙健初，法学泰斗梅汝璈，以及王曰伦、王绶、萧一山、施今墨等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人物。常赞春、乔鹏书、姚奠中等人的学术贡献和教育影响力同样不可忽视。留学归来的科学家如川岛、朱日祥、周小计、武维华等人，以及姚鹏飞、李银河、刘毓庆等在学科领域取得了国家认可的成果。孟繁仁在文学研究上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担任过曲学会、中国元好问学会理事等职务，以及山西省文化研究顾问和中国民主同盟*委员等。
党校教育*孟艾芳，社科院副院长兼研究员，党建研究会理事，拥有百篇论文；凝聚态物理学家赵宪庚，毕业于山西大学物理系，拥有高级学术职位；*发展研究中心赵晋平，经济学博士，曾留学日本；张晓东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李绍先在历史学领域颇有建树，担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中东问题专家；郭宪纲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贡献卓著；姜剑云是河北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后导师，且是九三学社成员；何瑜是清史研究专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和多个学会的常务理事；郭宝珠拥有数学系和双博士学历，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解小青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书法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委员；党创寅是计算数学专家，荷兰和香港大学博士，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
这些校友在教育、科研、文化艺术等不同领域展现了山西大学的优秀传统和卓越贡献，他们的成就为学校增添了光辉，成为了山西大学的骄傲。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新一代学子，为山西大学的发展和山西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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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校友会是一个以山西大学为依托，旨在凝聚校友力量，促进校友交流，联谊互助，服务母校的组织。于2002年5月经山西省民政厅正式批准成立，山西大学校友会分会遍布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其它各个省份和日本等海外地区和国家。

⑶ 中国文物到底被强盗掠走了多少

清咸丰十年，即1860年，英法联军联合出兵，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也被毁于一旦，成为我国近代历史上一页难忘的痛史。当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联军司令部下令抢劫之后，侵略军涌向园内的各个角落，奔向宫殿、奔向楼阁、奔向宝塔、奔向书屋，贪婪而疯狂地动手抢劫。圆明园内的宝物被抢被毁到底有多少，已无法统计，仅举二例，可见一斑。当抢劫完毕，侵略军由圆明园向北京开拔时，法军满载物品的车辆足足走了一个小时，英国远征队的上千辆车子和驮马连起来有二公里长，也是满载而归，甚至还塞满了弹药箱和炮身。在撤离圆明园时，为了让大炮和车辆便于通行，不惜把许多精美的时钟、挂钟以及象牙雕刻艺术品等，填到车辆要经过的车沟里。大量精美的绸缎、珍贵衣料、玉器、瓷器等艺术珍品，除被抢劫外，还被践踏和破坏。每个士兵都腰囊累累，满载而归。圆明园中的金银库也被打开，并抢掠一空。

据长期从事晚清史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何瑜教授的研究，八国联军纵兵三

⑷ 太平天国的失误有哪些

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析
李秀成自述之：天朝十误
计开天朝之误有十。
一.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
二.误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后，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
三.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建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
四、误不应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璋在湘潭全军败尽。
五、误应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
六、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相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
七、误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人未有才能，不能保国。
八、误主不问政事。
九、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
十、误国不用贤才。
十一、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
------《李秀成自述》

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烽火燃及18省，先后攻克城池600余座，创建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队和政权，沉重地打击了晚清王朝的统治。其规模之宏伟、纲领之完备、影响之深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无法比拟的。但她为什么没有推翻清王朝，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她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请看本刊今日发表的中国人民大学何瑜教授的文章——

天上神权，地上皇权——一个解不开的历史死结

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封建社会，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广大贫苦农民在试图推翻而还没有足够力量推翻他们头上的统治者时，往往采取一种神秘的形式。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为了争取群众的支持，洪秀全等也因袭了这种形式。洪秀全自称上过高天，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曾赐给他宝剑、金玺，命他下凡做“真命天子，斩邪留正”。这样，洪秀全就把自己变成了“神”，成为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的胞弟、奉天承运的人间君主。而中国封建君主制的核心是“朕即国家”，定天下于一尊。洪秀全自登上天王宝座之后，便始终以“朕”自称，并反复强调“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同时大搞家天下，封立幼主洪天贵福为万岁。在洪秀全把自己神化为上帝次子之后，杨秀清、萧朝贵亦分别假托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附体传言。这样，在人间天上，太平天国内部便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权力系统。在人间，洪秀全是太平军的最高统帅、太平天国的君主天王，洪与杨、萧是君臣关系；但在上帝教中，洪与杨、萧之间又由君与臣变为子与父和弟与兄的关系，即贵为天王的洪秀全亦须服从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杨、萧之命。于是，宗教上的父子兄弟与政治上的君臣上下，神权与君权之间，权力交叉，尊卑颠倒，形成太平天国政教合一体制中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这种神权与皇权的矛盾交叉，既是杨秀清谋夺之结果，又为其进一步专擅并最终欲取洪秀全而代之创造了条件。

建都天京以前，东王杨秀清尚能维护天王洪秀全的权威，但此后杨秀清渐以天父自居，独断专行，时时觊觎皇权的宝座。洪秀全要“奄有四海，抚绥万方”，杨秀清则提出“四海之内有东王”；洪秀全要“天下万国朕无二”，杨秀清部署的门联上则公然书写“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最后发展到杖责天王，逼封万岁，结果洪、杨之间，皇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调和，一场惨痛的天京内讧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天京事变之后，皇权和神权虽然在表面上得到了统一，但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话已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同时，由于洪秀全不理朝政，仍以教主自居，故皇权亦日趋衰微。先是，翼王石达开回京辅政，洪秀全见其众望所归，担心大权再次旁落，于是“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并封其胞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翼王，且有谋害之意。结果石达开不想作杨秀清第二，愤而离京出走。石达开的远征不归，虽然避免了天京的第二次流血，但他率领十余万精锐之师走上分裂的征途，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到天国后期，京中政事，洪秀全俱交其兄洪仁达处理；太平军内部“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私镌印信”，“私给官凭”，“私与官职”。洪秀全疑惧李秀成等后起之王尾大不掉，又众建诸王以分其权，结果滥封王爵之后，形成更多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山头势力，以至出现天王不能控制主将、主将不能指挥军旅的严重局面。

地上天国，封建体制——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洪秀全所创建的上帝教与基督教和中国某些传统宗教不同的是，它不光满足于死后升入天堂的慰藉，而且要在人间建立“小天堂”。天国的领袖们亦以此相号召，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前，诏曰：“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劳马汗。”东王杨秀清亦言：待到小天堂，“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许多参加金田起义的上帝会会众就是抱着当“将军”、作“夫人”的目的而来的。所以建都天京后，“无功不受禄，有功受到足，落力理天事，后来享大福”的思想首先在太平天国高级领导层中泛滥开来。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更的终极原因，均取决于时代的经济，而任何经济制度又都有它相应的上层建筑。在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十九世纪中叶，以推翻专制腐朽的晚清王朝为己任的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创造出“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所以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即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不可能摆脱传统封建皇权体制的窠臼。早在永安时，太平天国的封王建制便已呈封建政权的雏形；建都天京后，其内部的等级愈加森严，尊卑愈加分明。从官制上看，自天王洪秀全到基层两司马，其间分为16个等级，无论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文体，无不“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森严的等级制与“朕即天下”的皇权制度，既是封建专制政体的基本结构，又是太平天国培植腐败的温床和土壤。进入南京城后，洪秀全把一国之事交给杨秀清，自己则深居宫中。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夫妻不能相聚，他却拥有88个妻子，纵情享乐。史载，天王府四周“几及十里”，建筑宏伟，“雕琢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雕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光耀射目。而杨秀清的东王府亦周围六七里，“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洪、杨等人影响和“小天堂”享乐思想的驱动下，太平军诸王及其将领们也都大兴土木，上自武汉，下至苏杭，王府宫殿，相望道次。这种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连李鸿章等人都不禁感叹道：“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诸王奢糜如此，军中亦然。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虽然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其本身固有的农民阶级局限性也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暴露无遗。在其内部，尤其是高层领导集团中，争权夺利、竞相腐化之风迅速蔓延，无情地侵蚀着太平天国的躯体。

聚也上帝教，离也上帝教——宗教对太平天国的巨大影响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天王洪秀全一面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人间天国理想来动员民众；另一方面又用“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等避邪享乐的宗教理论来鼓惑民心。

洪秀全于武宣登极或永安建制之后，如果能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及时取消上帝教，将大权集于一身，矫正神权与皇权交叉矛盾的政权体制，也许可避免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但洪秀全陷于宗教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不仅将所谓天父、天兄下凡显示的“无数神迹全能凭据”刻为诏书，广泛印发，而且将太平军血战所取得的胜利均归于“托赖天父天兄之全能”；并扬言“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显全能，即可扫荡妖氛，四海升平”，全然不顾人力之所为。

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中进一步规定：凡25家设一礼拜堂，所有婚娶吉喜等事均要祭告上帝，25家子女俱日至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诵祭上帝。除七日礼拜上帝之外，太平军还于每日早晚拜上帝，每日饭前谢上帝。同时，对上帝教以外的意识形态，包括诸子百家之书一律排斥，“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另外，每年开科取士的题目亦以圣经为主，应试者对于圣经知识的多少，作为获选与否和任职高下的标准。这种政教合一的组织系统与遍及各阶层的宗教教育，将上帝教教条与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融为一体，使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所以当时的外国官员记载说：太平军“很注重虔诚和献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礼节和仪式方面，他们是很规矩的，甚至是狂热”。但宗教毕竟是颠倒了的世界，继天父三子冯天山、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先后中炮阵亡，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又死于内讧之中。于是，上帝无所不能的神话便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当时天京城里的民谣曰：“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反复强调君权神授，并不断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国藩的湘军已把天京团团围困，在天国形势万分危机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竟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国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先期病故的洪秀全遗体被湘军从天王府中掘出，举火焚之。上帝的神话从此便与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烬。

得人则昌，失人则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存亡在于得人”，这是汉代刘向的一句名言。在得人与用人方面，洪秀全采取的是孤家寡人政策，远远比不上与他刀兵相见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在上帝教的小家庭里，不仅有全能的天父天兄，就连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等人也都是上帝遣派到人间的“神”。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凡身肉胎的才华和智慧，“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实是天父早已排定，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实际上洪秀全等人也明白，要建设地上的天国，必须有大批的人才。所以他们也曾竭力搜罗知识分子，或开科取士，或设榜招贤。然上帝教所推行的反孔政策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过激行为，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同时，对进入太平军中的文化人，洪秀全等人也是只利用而不重用。史载：“贼掳我官吏绅衿读书有心计人，或挫折以死，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曰先后，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家册、兵册等事，一切军令盖不与闻，盖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故李秀成被俘后，在被问及官兵与太平军某事好、某事不好时说：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其实，太平军中也并非没有文武兼备的人才，如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等都是令清军望而生畏的人物，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洪秀全十分的重用。

同时，按照上帝教的规定，凡是拜上帝者皆为天父子女，不拜上帝者为妖徒鬼卒，均在斩杀之列。这样以顺逆、人妖来划分敌我，又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同样，狭隘的宗教信条还使太平军失去了很多的盟友和同盟军。如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首领刘丽川等极欲归附太平天国，上书洪秀全愿受驱使，但天国始终未派兵接应，任其孤立无援，终至败亡。其他如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江西的边钱会，广西的升平天国、大成国，包括淮河两岸的捻军等各地各民族起义，太平天国均未能很好地与之联合。结果，各支农民起义军分别被清军镇压。

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太平天国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纵观太平天国战史，我们很难看到一种谋定后动、贯穿全局的战略计划，却常出现坐困突围、随机性较大的战略失误。如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不及时带兵北上，而是先于大黄江口驻扎57天；在武宣东乡登极后，也屯兵二月之久；其后在永安“蕞尔山城”中，又急急封王建政，盘桓半载有余，给了清廷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又使天国领袖们忘乎所以，以为“百万铜关，尽行打破，实赖天父天兄之权能”，而非人力之所为。故建都天京后，洪、杨等人置清军在天京和扬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分兵北伐和西征。

当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但除去老弱妇孺，能战之兵只有十万左右。如集中兵力先摧毁威胁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营（时两大营兵力不足三万人），然后以天京为中心，上取武汉、九江、安庆，下取上海、苏、杭，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最后再挥师北伐，与清廷争夺天下，也许会取得刘邦、朱元璋的胜利。但天国领袖们计不出此，却匆匆将全部太平军兵分为三，结果无论留守天京，还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占优势，实际上给了清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不修德政，治国无章——洪秀全等人治国政策的检讨

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所以上帝教的教条既是军规，也是法律。在建都天京以前，这种兼法律与军规的宗教教条，在太平军与清军的作战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建都之后，太平天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治国之策，而是将治军的上帝教教规直接推行于社会，结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在经济方面，进入南京之前太平军还采取保护农工商政策，“买饭求浆，多给市值”。但建都之后，杨秀清便发布《待百姓条例》，实行废除工商、田亩归公的政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太平天国又设立百工衙，集中各种工匠为天国服务，“但有口粮，并无雇钱”。这种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文化方面，金田起义之后，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太平军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以致“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建都天京后，洪秀全的反孔政策更急剧升温，“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锥牛屠狗之场”。对于儒家经典，则禁之惟恐不绝，毁之惟恐不尽。其后，因杨秀清提出不同意见，洪秀全虽下诏设删书衙，宣布孔孟经书待删改刊行后始准习读。但直到太平天国败亡，删改之书也未能问世，孔孟之书仍被禁止。太平天国如此摧折作为汉族文化象征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书的做法，与推崇儒学的清王朝形成鲜明对照，其结果不啻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在社会管理方面，太平军所占之地，凡城镇居民不管信仰爱好与否，先将财产集于圣库，按男女分编入馆，然后严格履行拜上帝仪式，诵习天条，赞美皇上帝。这种取消家庭、违背人伦的禁欲政策，引起大多数人民的强烈不满，以至“嗟怨之声”，长久不息。同时，太平天国还将上帝教强行推向社会，迫使人们改变风俗。如：不许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间供奉家堂”；禁止人们按传统的旧历过年，并取缔民间过节时与天情相悖的所有旧俗；禁止民间饮酒、吸烟等等；这一系列以宗教治国的政策必然与传统社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故当时处罚、杀戮之事所在多有。曾任天国洋务丞相的罗孝全说：“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象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如果去除诽谤之词，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

150年前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了，她曾使无数英烈们抱恨终天。她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兴亡得失，尽管可以任人评说，但其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惨痛教训，却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⑸ 历史上的春熙院，究竟在何处

关于春熙院的具体位置，史学家们都有各自的看法，有些史学家认为春熙院再绮春园南侧的万泉河以南，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北部地区，还有些史学家们认为春熙院在长春园东北隅墙外的二河开地区。

在史料中的记载，春熙院的前身是淑春园，这个园子是在康熙四十六年的时候建造的一座皇子园林，当时正好有七位皇子被批准可以在畅春园以北的地方修建园林，因为地方不够大，所以只有四位皇子在这个地方修建了园林，而其他的三位皇子则是在畅春园的东边修建了园林。

乾隆皇帝赏赐春熙院的时候，直接是将春熙院分成了几个部分分别赏赐给皇子和公主，因为春熙院的面积比较大，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春熙院也被分成了几个部分，想要找到春熙院具体位置的话只能依靠历史文献的记载来推断，史学家们也会通过自己对历史的了解，找到认为最有可能的位置，而不是仅凭自己的主观猜测。

⑹ 有关文物外流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原本“出身”就在中国的艺术品，正逐渐回流到中国，已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间，我国有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文物流失到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有一百余万件，精品达几十万件。而 1992年之后，一些海外收藏家开始陆续将文物艺术品拿到内地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出售。 1994年到 1998年，全国各大拍卖公司的成交拍品中，从海外征集的文物达到一万余件，截止到 2003年 10月，共计拍卖回流文物三万三千余件。而这十年来，从海外征集的文物一改过去价位偏低的状况，中、高档次拍品的比例逐年上升，刷新纪录的高价位成交拍品基本上都是回流文物，有些回流文物的成交价位已接近和达到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 据有关专家分析，旧中国文物流失国外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当时有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走的；三是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是两种途径流到国外：一是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二是前几年一些国外买家通过拍卖会、古玩摊子、文物商店等内地艺术品市场公开购得。与此同时，港澳台人士从内地和国外，通过购买等多种方式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这些方式都是在中国艺术品没有得到国内的重视，普遍价格低廉的时期出现的。 而据了解，目前国内十余家著名文物拍卖企业中，海外回流文物已占全部拍品的 50％以上，回流文物成交额超过全部拍品成交额的 60％，其中，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为中国书画和明清瓷器，海外回流的中国近现代书画成交率保持在 90％以上。文物价格的“回归”，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海外文物的“回流”，从根本上彻底改写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物外流的历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海外回流艺术品不仅对国家馆藏文物是个极大补充，也使许多珍贵艺术品由此进入民间，培育出一个巨大市场，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而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关注也就顺理成章了。流失国宝备忘录 日本侵华期间，流失文物360多万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永乐大典》被掠走海外。 大英博物馆中中国历代珍稀之品现有3万多件。 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文物3万多件。 中国被盗古墓20万座。 美国收藏绘画最多，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 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 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 敦煌遗书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 。有的找不到了 团聚是不可能了 前一阵子不是说 法国有拍卖 圆明园 文物的 的么。 150多年来，中国到底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现存何处？确切的数字恐怕永远是个谜。我国政府、学者和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流失海外文物的调查工作，但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这项调查工作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据我国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200多座博物馆中，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而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它们大多是在旧中国时流失海外的。加上建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可以推测，在全球，我国至少有数百万件文物流落异域。 旧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当时有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走的；三是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 早在1840年，列强就把中国文物列为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拉开了中国近代文物大流失的序幕。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劫掠和焚烧。圆明园园内四五十处殿堂内装饰了难以计数的紫檀家具，陈设了大量的国内外珍奇宝贝，有家具、锦缎、毡毯、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漆器、牙雕、玛瑙、琥珀、水晶、木雕玉器、宝石、书画、钟表、历代典籍应有尽有。当时的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彻底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被掠走海外，为英、法、美、日、西欧诸国博物馆和私家所收藏，其中尤以大英博物馆和法国枫丹白露宫最多。英军劫走的圆明园珍宝除部分被拍卖外，其余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现在大英博物馆中中国历代珍稀之品多达3万多件，包括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募本。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 据长期从事晚清史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何瑜教授的研究，八国联军纵兵三日为所欲为，北京古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不管是皇宫禁苑还是居民宅院、商家店铺都没有能够幸免。紫禁城遭洗劫后，宫内收藏损失过半，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三海”——南海、中海和北海被劫后，收藏所剩无几。皇家行宫颐和园内陈设的珍宝几乎劫掠殆尽。经过这次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不止”。 同时，一些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掠去的中国文物也不计其数。据统计，1856～1932年间，俄、英、德、法、日、瑞典、美国等国曾考察我国西北地区66次，每次考察都掠走了大量中国文物。历次考察中，尤以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掠走的文物最多。斯坦因窃取的9000多个卷子和500多幅绘画，一部分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一部分在大英图书馆，一部分在印度事物部图书馆。伯希和窃取的6000余种经书和一些画卷，主要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历年的劫掠，加上国内某些军阀、奸商及无知国民的盗卖，中国文物被大量偷运出境，国外的中国文物日见丰盈。 1899年左右，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甲骨文自出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流失之中，先是被当作药材贩卖，后又被西方列强的文化掮客以各种名目大量收购而去。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出土的近20万片甲骨，有近3万片流失海外，被12个国家和地区收藏。 1911年辛亥革命后，内忧外患，各地盗掘成风，文物如潮水般地涌出国门。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监守自盗”，将六大箱共计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经变卖、哄抢，绝大部分已流失海外。1928年，清东陵慈禧太后陵寝被军阀孙殿英野蛮盗掘，墓中所藏国之瑰宝被洗劫一空，绝大部分因被变卖购买军火而散失。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人对我东北、华北、华中、华东等地文物进行了大规模地盗掘，大量文物被劫走。其间，美国人利用中国社会动荡之机对中国文物大肆收购。 1949年解放以后，我国一度告别了大量文物外流的历史。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非法利润的刺激下，国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掀起了一波波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 曾有人统计，从1982年起，江西余干县800多座古墓被盗；1987年1～6月仅半年时间，青海就有1700多村民盗掘古墓2000余座，抢走文物一万余件；1990年四川省有23952座古墓被盗；湖南邵阳市某县在二三年内被盗古墓的面积近全县2000平方公里的五分之一。我国文物资源丰富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一度竟成为海内外走私者买卖文物的金三角 又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据公安部不完全统计，1993～1997年，公安机关侦破文物案4943起，缴获文物5万余件。 近20年来，中国文物走私海外形成高潮，仅从香港走私出境的文物就多得不可想像。有报道称，香港做贮装文物匣盆的师傅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月挣五六十万港元不止。继伦敦、纽约之后，香港在80年代以后，凭借大陆大量的走私文物，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文物艺术品中心。 结合我国20年大规模的文物盗掘、走私活动，如果以查一漏九来估算，近20年中，外流文物至少有几十万件，甚至接近百万件。 据有关资料表明：仅就绘画而言，美国收藏最多，仅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就有1200余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近500幅；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在瓷器方面，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3700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000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2000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均有敦煌文物收藏。 为了进一步说明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事实，兹列举部分国外博物馆重要中国文物的收藏如下： 大英博物馆 该馆东方艺术馆，大部分是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可谓应有尽有，总数达3万多件，其中绝大部分是无价之宝。 大英图书馆 中国珍贵文献和古籍6万多种，其中有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永乐大典》45卷及甲骨片、竹简、刻本古书、敦煌藏经和地图。 美国纳尔逊美术馆 该馆最出色的收藏是东方文物，其中最精彩而著名的是中国文物，数量多、质量高。 波士顿美术馆 该馆以东方艺术品著称于世，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元时期名画，如保存完好的唐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五色鹦鹉》。 芝加哥美术馆 该馆的东方部以收藏中国青铜器而为世人瞩目。最引人入胜的是一件战国提梁盉。 俄国东方文化博物馆 馆内收藏了从殷商到明清的青铜器、绘画和雕刻作品。绘画中有唐代周 的《贵妃出浴图》、明仇英的《侍女图》、清任伯年的《荷花》等杰作。 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该馆几乎一半收藏品是中国文物，包括书画、佛教艺术、铜器、玉器、陶器等。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这是一座以收藏亚洲文物，尤其是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 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 该馆收藏相当数量的中国壁画、石雕、青铜器、玉器、绘画等珍贵文物。 此外，卢浮宫是法国收藏中国文物最集中的地方，仅其分馆吉美博物馆就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其中历代陶瓷器1.2万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首，卢浮宫还收藏6000多件中国历代瓷器精品和200多件唐宋绘画。法国巴黎市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日本有上千座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其中尤以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最丰，设有五大展厅展示中国文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以收藏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品著称，尤其是汉魏隋唐石刻更是首屈一指，“昭陵六骏”中的拳毛 和飒露紫就在该馆。此外海外私家收藏也盈千上万，难以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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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请问：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抢夺了多少文物

100年前的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究竟有多少珍贵文物因此被抢、被毁？记者就此电话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晚清研究室主任何瑜教授。

何瑜教授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撰写出版了《国耻备忘录》、《百年国耻纪要》、《世纪回首——百年国耻录》等专著。他说，1900年8月16日，北京沦陷，八国联军纵兵三日，为所欲为，北京古都遭到了亘古未有的浩劫。数万名侵略者一面屠杀奸淫，一面四处抢掠，恣意焚毁。其中，不管是皇宫禁地、坛庙寝陵、公署衙门王公第府，以至居民店铺，都没有能够幸免。当时情况极为混乱。珍宝、文物或被抢，或被毁、或被侵略者当场拍卖，实在难以完全统计清楚，但是，其中一些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在各国司令的带领下，宫中珍宝所失过半，珍贵文物几乎劫掠无遗，其余南海、中海和北海及颐和园则被各国侵略军分别割占，其间劫掠、偷窃更是肆无忌惮。据内务部和朝廷大臣的奏折反映，宫中被抢的部分宝物是紫禁城：宫中秘籍《长白龙兴纪念》4册，《历圣图像》4轴，《历圣翰墨真迹》41册，《玉牒草稿》76册，《穆宗实录》74册，《光绪起居注》45册，《光绪御翰》8册，慈禧太后御笔一支，光绪御容一副，《丙夜乙览》135册，满洲碑碣6册，历代帝王后妃图像120轴，《宁寿鉴古》18册，《皇华一览》四册，四库藏书47506本，以及宫外未见之各种古本善本图书20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劫掠仅存的明代《永乐大典》，这次又丢失307册。皇宫中所存的34颗虎钮银印也全部丢失。至于其它金、银、玉、铜、瓷、锦缎锈品等物更是不可胜数，总价值已经无法估计。

社稷坛被抢各种祭器168件；天坛被抢各种祭器1148件；嵩祝寺被抢镀金佛像3000多尊，其他珍品1000余万件。

与此同时，前门内皇城以东各衙署等均遭焚毁，一无留存。其中掌管清政府和皇室财物的户部与内务府损失最为惨重，仅日本侵略军就先从户部银库抢走2914856两银子送到日本使馆，后在户部的缎匹库和颜料库抢走无数绫罗绸缎，接着又把内务府的官三仓、恩丰仓和官房租库所存的32万石仓米和全部银两洗劫一空。

此外，翰林院的数万经史典籍（含《永乐大典》）、钱法堂的数万串新铸铜钱、禄米仓的数万石积年陈米、太常寺、光禄寺的金银器皿和銮驾库的各色御用车马，也被各国侵略军抢掠殆尽。据不完全统计，京内各库款损失约6000万两，所失财物的价值更是难以计算。还有北京古观象台的珍贵天文仪，也被德法两军瓜分后运回本国。

官署部衙之外，京城各处王公府第也未能幸免。其中仅在法国传教士的引导下，就从礼王府抢得白银200余万两和数不清的古玩珍宝，用大车拉了7天；另外还在户部尚书立山的家中抢劫了365串朝珠和价值约300万两白银的古玩。日军则从原军机大臣家中抢走藏在井中的30万两白银，其他王公大臣没有一个没遭到抢劫的。同时，也要指出的是，在这场数万名强盗竞相参与的大规模抢掠中，除各国官兵之外，还有他们的外交官、传教士、在京侨民等。

何瑜说，这些只是损失文物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一位外国目击者的感慨已足以令人想象经过八国联军这场浩劫，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都北京所遭浩劫之惨烈。那个外国人是这样说的：“除了残毁、残毁、残毁之外，是再没有其他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