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❶ 季文美的人物生平

季文美是我国最早的研究生导师之一，他主持开办了研究生班，并亲自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讲授非线性振动等课程。他是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截止1992年，先后招收了15名博士生，6名已毕业取得博士学位，有2名获洪堡奖学金，1名获霍英东青年教师奖。
自1957年起，季文美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1982—1986年任副理事长。1983—1993年任中国航空学会理事长。1984 —1992年任国际航空科学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委员，1992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航空科学第18届大会由他主持开幕式。由于他对航空国际合作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在1996年第20届国际航空科学大会上，荣获ICAS莫里斯·鲁瓦奖。他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先后兼任力学名词和航空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他于1983年倡建西北西南科技协作中心并一直任董事长。
季文美长期从事振动力学方面的研究，是国内非线性振动理论、挤压油膜减振机理和转子动力学等研究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是我国著名的工程力学专家。
1974—1977年间，季文美为空军某厂研究改进振动研磨机做出了突出成绩。柱塞式供油泵转子底面的研磨，是喷气发动机修理的瓶颈工艺，精度和表面粗糙度都要求很高，过去完全靠高级技术工人凭经验掌握，工效很低，严重限制着工厂修理飞机的进度。季文美应邀到现场，反复观察工厂原有的研磨机，发现这种机器利用了“振动位移”，这是过去很少被人注意到的非线性振动现象。接着还发现油泵转子在研磨轨道上的位移，除明显的公转与自转之外，还伴有微弱的摇晃。经过长期试验与思索，终于找到了油泵转子底面在研磨过程中时而凸出如球面、时而又凹入如瓶底的原因。于是建立了数学模型，分析了研磨机弹簧刚度、离心块的重量与位置、轨道的直径与宽度等参数的影响，最后改进了研磨机的设计，保证了研磨质量，成百倍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从根本上改善了劳动条件。该研磨机曾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展览，并荣获科学大会奖。
1976年，季文美在成都某厂，结合航空发动机叶片折断障课题进行试验。同时又接受挤压油膜减振的研究课题。这是一项很有发展前途的高水平的新技术，是60年代以来对高速转子动力学发展影响重大且难度也很大的课题。他一边为课题收集资料，准备开始理论研究，一边为工程技术人员讲解研究挤压油膜所必需的流体力学基础知识，有力地推动了这项研究工作的开展。后来由于其他任务的干扰，他未能长期继续这项科研工作。
季文美进行科学研究，既重视密切结合实际，解决航空生产中的问题，又重视理论探讨，撰写和发表了多篇论文，有的登载在《力学学报》、《应用数学与力学》、《国际航空》等全国一级刊物上，有的被收入全国振动理论与应用学术会议和全国一般力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季文美重视科学研究，还体现在对推动学报工作的不懈努力。华东航空学院初建阶段，季文美积极支持创办学报，并亲自为学报撰写论文，1955年华东航空学院的《航院学报》创刊号上的第一篇论文就是他撰写的“应用动量矩定理时矩心选择的限制”。1982年季文美任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在他的关心支持下，《西北工业大学学报》在国内外公开发行，1984年以后它一直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被《国际航空航天摘要》（IAA）每年不间断地报道的大学学报；1986年起不间断地被《工程索引》（EI）所报道；1990年以来是《工程索引》报道的两所中国大学的学报（中文版）之一。
自1983年开始，季文美致力航空事业的宏观研究。为使民航飞机尽早国产化，他同其他三位专家于1986年联名向中央提出“立即着手研制干线飞机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并着手实施。1990年初他提出“关于陕西省航空支农的建议”，特别强调人工降雨；陕西省空中水资源特别充沛，人工降雨潜力很大[3]。同年夏，他又提出“建设空中丝绸之路”的建议，《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英文版）、《现代化》、《国际航空》等十多种报刊先后登载，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1991年11月，大鹏航空公司利用国产运8飞机从新疆运载活羊直飞阿联酋，空中丝绸之路试航成功了！他一贯重视科技知识的普及，以及青年自学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早在1942年他就在重庆交通大学倡导航空模型的制作，这是我国航模运动的开始。后来队伍不断扩大，人才辈出，很多人就因为参加过航模活动而献身航空事业，其中有不少人现在继续为微型无人机（早期航模的发展，在空战中能起重要作用）的研制做出杰出贡献。1992年，他又提出“在西安筹建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倡议，获得广泛热情的支持。
季文美长期从事教学和高校管理工作，潜心研究外国教育状况与发展。他高瞻远瞩，立足于民族沃土，博采世界各国教育之长；学习外国而不忘中国国情，继承民族传统而不因循守旧；为拨乱反正、整顿恢复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进行教学改革，开创学校新局面，殚精竭虑。
（1）办多科性理工大学。他主持制定的学校“七五”发展规划指出，“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以提高为重点，以改革为动力，把学校办成以工为主，理、工、管、文相结合的第一流大学，位于全国重点大学的前列”。西北工业大学增设了数学、物理、力学和管理专业，强调理科专业应与工结合，为工服务，管理专业亦要有工的内容和特色。另外，还开设了文史课程和讲座，以丰富学生的人文科学知识，扩大观察分析问题的视野。
（2）专业设置要军民结合面向社会。西北工业大学的很多专业以前按军工产品或工艺类型设置，内容过窄，不适应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80年代初，季文美和有关同志大胆提出，“打破部门所有制，实行军民兼顾方针”，扩大专业面向，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人才。在这一原则思想指导下，学校的专业调整改造逐步有了进展，出现了新面貌。
（3）发展横向联合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1983年，西北工业大学与新疆克拉玛依石油管理局签订了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全面合作的协议。此事开国内国防院校与民用大企业横向联合之先河，国内、香港十多家报纸都作了报道。同年，季文美倡议建立西北西南科技协作中心，得到广泛支持，并很快发展成为有近20个企事业、研究所参加的科技联合体，形成了校、厂、所结合，军民结合，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新格局，使西北工业大学办学、科技开发的路子越走越宽广。同时与国外院校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局面也迅速扩大。
西北工业大学由于在建设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办学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且具有地处西北国防工业重地的地理优势，经国家计委、教育部、国防科工委批准、被列入“七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❷ 高渠清成就及荣誉

隧道学科的基础始于1952年7月，铁道部在唐山铁道学院建立桥梁隧道系。至1954年，高渠清组建了全国首个隧道及地下铁道教研室，担任主任，选拔优秀学生攻读隧道专业。面临理论与实践缺乏借鉴资料，科技环境闭塞的困难，高渠清服从组织决定，不懈努力。他首先改善师资条件，广泛收集资料，翻译前苏联教材，聘请专家讲学，组织学习专业知识，青年教师深入现场实践，迅速开出了“山岭隧道”课程及设计，提前完成毕业设计，并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隧道专业教材《山岭隧道》。

1954年，首批隧道专业学生毕业，很快成为全国铁路设计院及工程局的骨干。1956年以后，毕业生持续为全国隧道建设贡献力量，成为中坚力量，同时，进修和培训了国内其他高等院校和施工单位的教学、技术骨干。高渠清教授领导的教研室成为我国隧道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基地，奠定了我国隧道技术发展的基础。

专业逐步发展提高，1980年国家批准隧道专业设立博士点，高渠清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其中不乏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总工程师等。此外，他兼任多项学术职务，参与了土木工程全书的编撰工作，是隧道及地下工程学会创始人之一，连续担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理事长，与国际隧道协会建立了广泛联系，并成为国际隧道协会执委之一，对促进国际交流与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面对隧道设计、施工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高渠清教授带领团队不断努力，潜心钻研，总结经验，拓宽研究领域，提高我国隧道及地下工程理论和技术。在编写教材、深入研究、开展试验、发表论文、参与项目咨询与审查等多个方面，高渠清教授为我国隧道及地下工程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高渠清教授与国外机构合作，对隧道及地下铁道理论分析、设计、施工新技术进行了广泛研究。他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将国外先进技术引入国内，推广施工新技术，如“劈裂灌浆”、“新奥法”等。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余，高渠清教授积极参与国家隧道及地下工程项目的建设，为我国隧道及地下空间技术从幼小走向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

走向国际，高渠清教授在1979年国际隧协第五届年会上作了“中国隧道建设情况”的报告，让世界了解中国隧道建设成就。他连续担任国际隧协执委，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推广我国隧道及地下工程新技术，提高我国在国际隧道界的声誉和地位。面对可能的变数，高渠清教授通过努力说服国际隧协执委会，确保1990年国际隧协第16届年会在成都举行，为国内外隧道专家提供了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由于学术成就和声望，高渠清教授频繁受邀出国访问、讲学，多次参与国际隧道学会年会，并主持学术报告的综合讨论会。他到访多个国家的大学，担任博士论文答辩，为国际隧道学会的荣誉会员，并在加拿大大学讲学，主持学术交流会。在加拿大期间，他又受邀到安大略伦敦大学讲学，参与学术交流。高渠清教授的学术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学术报告，更体现在他对国际隧道技术交流的推动与贡献。

高渠清，中国隧道及地下工程技术教育的奠基人，资深教授。负责筹建了我国高等教育第一个隧道及地下工程专业，培育了我国第一批隧道及地下工程技术人才。他是隧道及地下工程科学的开拓者，我国第一条地下铁道规划和设计工作的重要参与者，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为我国隧道及地下工程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❸ 方俊的人物生平

1904年10月26日生于广州市，他出身于教育世家，祖父母早亡。父亲方遥，早年随其叔父到广州办学，创“随官学堂”，自任总监（即校长），兼教数学，广州之有高等学堂乃自斯人始。家学的熏陶，给幼小的方俊以深刻的影响。辛亥革命后，他随父母回到江苏原籍。
1912年，就读于苏州第一师范附小，之后由于其父在北京任职，随家北上，1919年进北京崇德中学。
1923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毕业后，转读于本科土木工程系。在校期间，方俊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对数学兴趣尤浓。
1926年-1930年，在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测量队任练习生。
1926年，22岁的方俊由于家境贫困，不得不中途辍学，考入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1927年改名为华北水利委员会）当练习生。在河北、山东及辽宁等地从事测量工作。一次，他对一份绘图表格不了解，求知的欲望促使他向测量队工程师求教，不置可否；他转而又去找队长、总工程师。总工程师是一位外国人，他听了方俊的提问，竟咆哮起来说：“你的任务是测量，问这干什么？”这件事激发了年轻的方俊奋发学习。从此，一有空，他一头扎进书本里，工作了4年，坚持自学了4年。这样不但使他获得丰富的测量与制图知识，而且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学识和外语（英语、德语）及数学基础。
1930年，方俊被介绍到由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主持的北平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协助进行申报馆地图集的编纂工作。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尤其是所内有丰富的藏书，大大开阔了他的科学视野。1931年，他翻译出版了第一本译作《投影几何》。方俊的刻苦钻研精神和聪明才智受到翁文灏的赏识，由于翁文灏的推荐，
1930年他进入北京地质调查所，协助进行申报馆地图集的编纂工作。当时，国内还没有科学的地图集，出版的几种中国地图都是根据日本或其他国家的地图仿制而成的，连作为地图基础的格网如何画都不懂，更谈不上科学性和准确性。方俊首先在我国把地图投影理论运用于地图编制工作，吸收美国海岸与陆地测量局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作为中国地图用的兰勃特正形投影和亚尔勃斯等面积投影系统。从此在我国地图编制中，正式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投影方法。为了获得地图的基准，他到山西、河南、安徽、湖北等地进行实地经纬度测量，运用新的资料修正多幅图画。
1934年，上海申报馆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正式出版，这是我国最早和比较完整的一部地图。新地图一经问世，英国权威性的《地理杂志》赞扬这是中国做了件划时代的工作。
1937-1938年，在德国耶那地震研究所学习。
1937年赴德国进修，就读于耶那地震研究所，学习地球重力学。1938年底回国后，先后受聘于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大学土木系、地理研究所、同济大学测量系等单位讲授《测量学》、《地图投影学》、《大地测量学》、《重力测量学》等课程。主要致力于地图投影及地球重力学研究，主编我国最早的一份测绘科技期刊《测量》杂志。1947年接受申报馆委托，继续编制《中国新地图集》。
1937年，他得到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的奖学金赴德国进修。在当时，这对于没有大学文凭的方俊来说，是一种极其非同寻常的事。方俊就读于德国耶那（Jena）的地震研究所（Anstalt für Erdbebenforschung），这实际上是一所地震学、重力学及地球物理勘探学为主的地球物理所，他师从著名的重力测量学家迈塞尔（Otto Meisser），学习地球重力学，从此奠定了他一生研究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的方向。在德期间，除去在研究所内如饥似渴地吸吮科学知识、收集丰富的科学资料外，他还同时在耶那大学物理系听课，并多次参观访问了著名的蔡斯（Zeiss）光学仪器厂、维也纳天文台等地，获益良多。正当他在奋力挖掘知识宝库时，却由于日寇侵华，机关搬迁，经济来源中断，方俊不得不求助于德中协会。该协会的秘书是纳粹分子，他告之：“继续留下，想得到一笔留学费用，可以，但要填一张表。”方俊怒上心头，大声回答：“要我屈志随人，变节卖国，不可能！”随即拂袖而去。1938年底，他辗转回国到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李善邦主持的物探室工作，并在中央大学地理系讲授测量学与地图投影学。1941年被聘到中央大学土木系，讲授大地测量学。
1943年出于对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校长的不满，他毅然辞去教授职务，然后迁家宜宾，被聘为地理研究所（由前中国庚款委员会建立的一个研究机构）大地测量组副研究员及副主任职位，并兼任同济大学测量系教授。在地理研究所，他利用这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开展了他早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致力于地图投影及地球重力学研究，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刊登在国际刊物上，还主编我国最早的一份测绘科技期刊《测量》杂志。抗战胜利后，方俊随校迁回上海，1947年接受申报馆委托，继续编制《中国新地图集》，并兼任同济大学教授。
195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设立大地测量组，方俊被调往南京，任该组组长、研究员。在这期间，他组织了黄河及淮河水利委员会的天文三角测量工作，为治黄及
治淮作出了贡献；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西藏科学工作队，赴藏考察，开展了我国的重力摆仪测量试验；创办《测绘通报》刊物，担任主编。
1951年——1958年他回南京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大地测量组组长、研究员。在这期间，他组织了黄河及淮河水利委员会的天文三角测量工作，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西藏科学工作队，赴藏考察，开展了我国的重力摆仪测量试验。创办《测绘通报》刊物，担任主编。
1954年——1958年先后3次作为我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苏中测绘会议，访问了苏、捷、匈等国。并翻译出版了《测量仪器学》一书。他还参与了我国科技12年规划的制定工作，并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1956 年起方俊作为我国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开始培养研究生。
1957年主持全国天文重力水准网和重力基本网的测量规划，提出方格模板计算方案，被苏联、东欧和我国的教科书称为“方俊方格模板法”。
1958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为了发展我国的大地测量事业，他的建议变为现实，中国科学院在武汉建立了测量制图研究所。
1961年扩建为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方俊任所长（1983年任名誉所长）。在此期间，他又促进了国家测绘局的成立，参与和领导我国50-60年代的重力基本网及天文重力水准网的建设，积极开展地球形状与地球重力学的研究，在研究所内，逐步形成一支比较整齐的研究梯队；60年代后，又致力于人造卫星轨道的地球引力摄动研究，为空间科学提供测绘保障；1976年后，转向固体潮及地球自由振荡的研究，为中国的动力大地测量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60年代初，他参与和领导了我国50—60年代的重力基本网及天文重力水准网的建设，积极开展地球形状与地球重力的研究。60年代后，又致力于人造卫星轨道的地球引力摄动研究，为空间科学提供测绘保障。
1976年后，转向固体潮及地球自由振荡的研究。他花费10余年时间，完成《地球形状》与《重力测量学》两本专著，总结了地球重力学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
1978年他以74岁高龄，应比利时皇家天文台的邀请，率队出国考察访问，和比利时梅尔基奥尔合作，完成了共9个站的重力潮汐观测，共同发表了《中国的固体潮观测》的论文，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1981年又被批准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他多次参加国内外的社会学术活动。
1980至1988年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他多次出国访问，参加过厄特沃斯地球物理讨论会，17届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大会，第9届国际地球潮汐科学讨论会，担任过国际地潮常设委员会委员，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
1981年被批准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1987年之后，方俊继续开拓地球自由振荡的研究，他先后发表了《地球的自由振荡（一）》、《地球的自由振荡（二）》”的论文，并指导学生从理论上结合高低阶简正模信息反馈地球内部构造做了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