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高等学科博士生导师

Ⅰ 张筑生的生平事迹

张筑生是了不起的教授，他的精神值得大力弘扬。
2003年2月17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以《张筑生，了不起的教授》为题报道了张筑生同志的先进事迹。报道迅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张筑生被誉为“校园里的焦裕禄”、“知识界的一面镜子”。3月初，北京大学党委和校行政决定在全校教职工特别是教师中开展学习张筑生同志先进事迹的活动，学习他那种情倾学生、忘记自我、诲人不倦的教书育人精神，学习他那种淡泊名利、不求索取、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学习他那种信念坚定、坚忍不拔、孜孜以求的奋斗精神，学习他那种耐得住寂寞、踏踏实实的治学精神,为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
张筑生教授一生清贫，默默付出，一辈子没有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但是他的教学和编写的教材在北大师生中竖起来一座丰碑。 张筑生1940年出生于贵阳市，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1983年成为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博士。北大百年校庆时，他的编号为001的博士证书被当作珍贵文物展出。
据当年的研究生同学、现任北大数学学院教授赵春来回忆，张筑生本应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博士：“1982年他就在硕士毕业论文里，把著名数学家Smale 提出的‘四大猜想’中的一个给干掉了。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张筑生博士学位，只是由于校长张龙翔过于谨慎，‘新中国第一位博士’的荣誉才被其他学校的人获得。第二年，张龙翔急了，专门请了一百多位专家给张筑生一个人搞博士论文答辩，场面极其壮观。”
采访张筑生生前的同事、学生，大家都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这位面容清瘦、衣着简朴、左手残疾的教授。文兰院士是张筑生的同门师弟，他提醒记者不要刻意提张筑生有什么残疾，其实他的学问、口才、活力，让人根本想象不到他身体上的缺陷。因为罹患鼻咽癌，他整整化疗12年。文兰说：“在78级53名研究生中，张筑生是学问家。他是我们微分动力系统讨论班上的主讲，一讲就是三个小时，都是学科前沿的东西，黑板写满了擦，擦了又写满，总是一肩膀粉笔末子。他有很好的文学造诣，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深奥的数学内涵。后来他写出了《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成为该学科国内最早的研究生教材。我至今还用这本教材给研究生上课。我们的导师廖山涛院士对该书的评价是：‘有了这本书，一大批年轻人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学科前沿。’廖先生从不表扬谁，唯独对他例外，说‘张筑生的知识面广博得惊人’。” 留美归来，他接受了编写教材的硬任务。明知这不算成果，他照样呕心沥血
张筑生并非著作等身的大学者。目前北大数学学院共有62名教授，其中有5名院士、45名博导，张筑生至死都没评上博导。他一生只写了三本书：《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数学分析新讲》（共三册）、《微分拓扑讲义》。
采访中，几乎每个人都向记者提到张筑生编写的教材《数学分析新讲》。“数学分析”是数学系的基础课，相当于其他系的“高等数学”。1986年初，张筑生刚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归来，领导就给他一个教材改革的硬任务：编写《数学分析新讲》。有朋友劝他：“在北大，只有科研成果才是立身之本，而编写教材则不算科研成果。”张筑生没有犹豫，放下手头的学术课题，马上进入角色。此后的五年间，张筑生白天教学，晚上根据教学讲义整理书稿。圆珠笔芯写干了一大把，《数学分析新讲》一、二、三册相继面世。
陈天权曾是北大数学系“十大才子”之首，现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十多年来他一直把张筑生的《数学分析新讲》作为首选教材。记者请65岁的陈天权评价一下这套教材，陈先生显得非常谨慎：“数学分析的书多如牛毛，我没有全部见到，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与我所见到的书比较，张筑生的这套《数学分析新讲》，是有特色的。我跟张筑生不是很熟悉，但知道他为了编这套教材花了大量心血。数学分析是数学系最基础的课，讲好了不容易，但讲得再好也不算学术成果。张筑生能这么投入地搞一本基础教材，是非常难得的。”
张筑生本人对这套教材也是钟爱有加，他在书的后记里写道：“从编写教学改革实验讲义到整理成书，前后花费了五年时间。明知是‘吃力不讨好’，却硬着头皮做了……《红楼梦》里有两句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夫人刘玲玲回忆，就在这套《数学分析新讲》面世不久，张筑生被查出了鼻咽癌，从此开始了12年漫长的放疗过程，直到去世。
张筑生去世时，正有一个“北大教授抄袭案”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一些外系的学生听说《数学分析新讲》的作者去世了，就在北大校园网上作文悼念：“幸亏北大还有张筑生这样的教授……”
他带领数学奥赛国家队连拿五届总分第一，连命都搭进去了，但无法记入教学工作量
1995年，张筑生受命担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主教练，一干就是五年。
这又是一份无法“出学术成果”的苦差，甚至无法记入“教学工作量”。赵春来教授告诉记者，院里每年核算教学工作量，张筑生都要差一点；虽然每次都由领导“特别照顾”，顺利过关，但对张筑生来说还是有点委屈。“为了搞这个奥赛，他连命都搭进去了。我做过一次教练，再也不想做第二次，累死人了。外人根本不了解这份差事的艰苦程度。”
好在那些参加过奥赛的学生是了解的。记者找到当年的数学奥赛世界冠军、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的姚健钢，提起张筑生，他唏嘘不已：“数学奥赛搞了几十年，出题是最难的。因为参赛选手都是中学生，所以每道题都要把高等数学初等化，这种倒推的过程非常艰苦，要搞出一个既有新意，又有难度，还能分出学生优劣的题目，至少需要一周时间。而张老师每年都能拿出几十道新题，非常令人佩服。要知道，从1990年查出鼻咽癌起，他又患了严重的结肠炎，癌变也转移到了肝部。2001年夏天，在天津南开大学，他一个人为200名预赛选手办培训班，从出题、判题、讲课到讨论，他唱了七天‘独角戏’。你知道这七天是怎么过来的吗？他口腔溃疡、唾腺损坏、严重的结肠炎、全身骨头疼，还有晚期肝癌引起的腰以下严重浮肿，每天只能吃一点牛奶、葡萄糖、豆腐等流食。”
带着半身癌细胞，领着一帮数学尖子，五年间张筑生从加拿大转战到阿根廷，在70多个参赛国中，中国队连拿五届总分第一，其中三次所有参赛选手都获得了金牌。这一成绩，在世界范围内尚无先例。
连续拿了五个世界第一的同时，张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也拿了一个“第一”：他是该院有史以来接受最大量放疗的癌症患者。有一次在课堂上，张筑生对着下面几十张青春的脸说：也许你们所有人经历的痛苦之和，也没有我一个人经历的痛苦多。当时学生们还有些不服气。现在张教授去世了，同学们服气了，深悔没能分担老师的痛苦。
病情加重，为讲课只好禁食禁水。他拒绝全休，要用工作忘掉痛苦，直至最后一息
学校教学、奥赛培训之外，张筑生还为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开办的“数学教师研讨班”授课，一讲就是8年。头几年他分文不取，后来才拿点授课费，但无论有无报酬，他都风雨无阻，单手骑着车穿行在车流人海之中。
在外人看来有些奇怪的是，张筑生在教师进修学校开了8年课，一些年轻教师就跟着他上了8年学。如人大附中的彭建平、20中学的刘运河、101中学的白雪等。进修学校副校长赵大悌说：“大家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通过这个研讨班都能得到解决，而张先生则是研讨班的出题人和解决方法的归纳者。”白雪说：“国际数学大赛的题，一般答案都有两三页之长，而张老师只用四、五行算式就解决了，简直神了。更主要的是他教会了我用中学生能够接受的方法解决问题。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们都很佩服他。”
2001年下半年，张筑生的病情更重了，严重的结肠炎闹得他一天要上几十次厕所。为了上好一堂课，他要提前一天节食，上课当天则禁食禁水。院领导劝他全休养病，他不同意。刘玲玲代他向领导解释：“他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与其让他在痛苦中煎熬，不如让他在工作中忘掉痛苦，在思考中享受快乐。”
就这么痛并快乐着，张筑生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2002年1月11日下午2点30分，已经失去方向感的张筑生被几位研究生抬进北大第一教学楼 208室，这是他的微分拓朴学考场，他要亲自为38名学生监考。很快学生的成绩和评语都出来了。紧接着张筑生就住进了医院。 2月6日，张筑生与世长辞。
张筑生和刘玲玲没有孩子，他们把一茬接一茬的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奥赛金牌得主、北大研究生安金鹏回忆说：“2002年2月1日，张老师病危，我去医院探望。张老师苏醒过来了，拉住我的手，坚持让我坐在他跟前，不准我起来。我就坐在那里，看着瘦得脱了相的张老师，心绪烦乱。过了好一会儿，张老师又慢慢睁开眼睛，看到我还坐在那里，慢慢地露出了安静的微笑。我被震撼了，从这个笑容里面，我看到了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
张筑生去世后，北大校园网的BBS上贴满了悼念文章：
“张老师也许是我一生中再难遇到的顶尖级的老师……当他讲到几何，我才知道自己以前没有学过真正的几何；当他讲到代数，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学过真正的代数。张老师的数学思想深刻但极其清晰，使我这样智力平常的人都能懂。”
“我曾经数次拜访了张老师以前在蔚秀园的家，真的是非常清贫，看过后我一度放弃了要从事科学研究的打算。2000年的夏天，最后一次拜访，张老师高兴地拿出蓝旗营的结构图，说：用我和刘老师的积蓄，也可以住进去了。我难过得哭了。”
“张老师，是您让我明白了，思考的乐趣比物质的享受更加高贵。张老师，您走好。”
张筑生没能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他一生钟爱教育事业，心里只有工作、学生。他似乎不
懂得争成果，争头衔。然而，熟悉他的人们授予了他最高、最响亮的头衔——真正的教授。

Ⅱ 王利明躬耕桃李 革故鼎新

王利明，一位耕耘于法学教育的耕耘者，以其深邃的智慧和无私的奉献，为中国法学界培育了超过百名硕博研究生。他的学生们赞誉他为“深邃而睿智，厚重而平和”，他的待人之道就像春雨般润物无声。尽管事务繁重，他始终坚持每天七点到校，与学生共享学术探讨，尤其是在民法领域。

1989年，王利明从美国归来，引入案例教学法，并编写了《合同法疑难案例研究》等教材，他的教学成果《民法学精品课程建设》荣获国家级二等奖。他致力于学术研究与司法实践的融合，主编的《判解研究》、《合同法评论》等著作，对法学界和实务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8年，王利明回国后，敏锐地洞察到互联网的潜力，他倡导并建立了法学院网站，尽管在那时互联网在中国尚未普及。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中国民商法律网迅速成为国内研习民商法的重要平台，日访问量过万，成为法学界的重要资源。

此外，王利明还积极投身图书馆和资料中心的建设。他捐赠英文法律图书，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法学图书馆，并亲手担任馆长。资料中心则收集了国内外两万多册民商法图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2005年，王利明担任人大法学院院长，他深知人才是学科发展关键，因此将队伍建设视为首要任务。在他的引领下，法学院吸引了众多优秀学者，学术氛围空前活跃，朝着国际化发展道路迈进。

王利明的成就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他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常委、副书记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尽管在2009年卸任法学院院长职务，但他对法学的贡献和对一流法学院的追求，将永远烙印在法学院的历史中。

王利明，男，一九六〇年生，湖北省仙桃市人，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 副书记、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Ⅲ 潘懋元的科研成果

潘懋元教授在50年代就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以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三中全会之后他的倡议得到全国高等教育界的关注与支持。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高等教育学正式列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潘懋元教授所主编的《高等教育学》奠定了这一新学科的基础。
1978年潘懋元创办并主持了全国第一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1981年开始招收中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硕士生；1984年教育部将该室改所并下达编制，潘懋元教授被任命为所长；1986年该所被评为第一个博士学位授予点，潘懋元教授被评为中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科博士生导师，并开始招收第一批高等教育学博士生；1988年该所被评为全国教育学重点学科点；1998年，该学科被批准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2000年在该所基础上成立的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被评为全国文科重点科研基地之一；2004年以该所为基础，建立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扩大研究范围，并增加研究生数量。1991年他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获得国务院特别津贴待遇；1999年，英国Hull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2001年，他坚持数十年的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成就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已培养了高等教育学科硕士、博士100余名。

Ⅳ 新中国成立后，哪位科学家带领他的研究团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什么贡献

1、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1946年应聘到美国讲学，很受学术界器重。当时，美国的伊利诺大学以一万美元的年薪，与他订立了终身教授的聘约。华罗庚的生活一下子舒适起来了，不仅有了小洋楼，大学方面还特地给他配备了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员。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总以为华罗庚在美国已功成名就，生活优裕，是不会回来的了。然而，物质、金钱、地位并没有能羁绊住他的爱国之心。1950年2月，华罗庚毅然放弃了在美国“阔教授”的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途经香港时，他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抒发了他献身祖国的热情。他满腔热忱地呼吁：“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2、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苦读六年，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的老师鲍尔敦教授劝他留下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李四光谢绝了老师的好意，他回答说：“不，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贡献给我的祖国。”1920年回国工作，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后来，一度出国，在国外仍坚持地质学的研究工作。到1950年，他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毅然从英国绕道回国，作为新中国的地质部长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卓越功勋。3、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要给他很好的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希望他能长期在美国工作。但是，邓稼先并未因高官厚禄而动摇他回祖国工作的决心。1950年，他胸怀报国之志，回到了祖国，为“两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4、中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在1945年受邀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研究工作。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海军部成立了海军军工试验站，并希望周培源到该站工作，待遇甚优。但海军部是美国的政府部门，在海军部所属单位任职便成为美国政府的公务员，外籍人员须加入美国籍才能参加。周培源当即向美方提出三条件：第一，不加入美国籍；第二，只承担临时性的研究任务；第三，可以随时离去。1947年2月，周培源毅然带着妻儿离开美国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5、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1937年赴法国留学研究原子理论，被小居里夫妇认为他是最优秀的科研人员。1948年，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提出回国，导师和同事们都再三劝说、挽留。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恶狠狠地威胁说：“看他能上得了大陆的岸，那才怪呢！”这意思很明白。如果钱三强坚持要回祖国，国民党特务就会在半路上下毒手。钱三强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不顾，与夫人抱着刚刚半岁的女儿，果断而机智地回到祖国怀抱，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6、被誉为“中国现代火箭之父”的钱学森，是著名的航天工程和空气动力专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在火箭研究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刚刚36岁的钱学森被聘请为美国麻省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钱学森那里，他想：“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了报效新生而落后的祖国，钱学森从1950年起在美国向其当局正式提出回国申请。但是，美国当局却百般阻挠并加以迫害，没收了钱学森的各种资料和书籍，并诬蔑陷害他为“间谍”，对他进行审讯和监禁，将他关押在一个孤岛上，仅半个月，就使他的体重减轻了14公斤。当时美国当局声称，只要钱学森放弃了回国念头，就照常给他提供实验室和仪器设备。可是，钱学森宁死也要回国，始终没有屈服。通过五年的艰苦斗争，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钱学森于195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国的路程。回国后，钱学森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跃入世界前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7、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掌握科学、报效祖国，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以吃饱，而当时日本帝国大学还答应保留他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发来电报，请他前往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8、中国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早年为了支持抗日战争，把日本侵略者早日赶出去，他就将自己家中积蓄的白银、首饰全都献给了祖国。1961年，当国内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钱财十分短缺时，身在苏联的王淦昌就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十四万卢布（约合人民币2至3万元）交给中国驻苏大使馆转赠给祖国和人民。1982年，王淦昌又将自己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奖金三千元全部都捐赠给了小学。

Ⅳ 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是谁

新中国的第一个法学博士们

姓名
现任职务
获得博士
学位时间
导师
授予学位院校

第一个法理学

博士
郑永流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89

北京大学

第一个法制史

学博士
朱勇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
1987
系我国首位法学博士
张晋藩
中国政法大学

第一个民法学

博士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副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兼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1990
佟柔
中国人民大学

第一个宪法学

博士
陈云生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87
张友渔
中国社会科学院

第一个行政法

学博士
袁曙宏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兼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1993

北京大学

第一个行政诉

讼法学博士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副校长兼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 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1993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

第一个刑法学

博士
赵秉志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院长
兼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1987
高铭暄
中国人民大学

第一个国际私

法学博士
黄进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校长 兼任中国法学会国际私法学研究会会长
1988
韩德培
武汉大学

第一个刑事诉

讼法学博士
卞建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 兼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
1991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

第一个民事诉

讼法学博士
陈桂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
1995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

第一个经济法

学博士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

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98
徐杰
中国政法大学

第一个环境法

学博士
汪劲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97

北京大学

第一个军事法

学博士
曾志平
南昌理工学院副教授
2006
周健
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