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就是大学竺可桢
『壹』 竺可桢的资料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早年留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1925年创建东南大学地学系并任系主任。中央大学初期再次担任地学系主任。三、四十年代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被公认为是我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创办我国第一个地学系
竺可桢是我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而奠定这个“宗师”称号的基础,正如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施雅风院士所言,是竺可桢“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从事的教学工作和科研”。
1918年秋,竺可桢在获得哈费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美留学期间,竺可桢的父、兄相继过世,为了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竺可桢应邀去了工资较高的武昌高师。该校学生大多是湖北、湖南人,几乎都听不懂竺可桢的绍兴口音,要通过讲义才能弄明白课程内容,竺可桢不得不花费大量的宝贵时间去刻印讲义。而且师生间的课内外交流也相当困难。当时武昌高师的教师又以日本留学生为多,他的许多教育观点和主张也得不到同事的理解和支持。而云集了一大批留美学者的南高师,正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迹象。1920年,南高师校长、留美博士郭秉文力邀竺可桢加盟。就在这一年的夏季,竺可桢调进了南高师,在文史地部教授气象学,同时教授理化部的微积分和农科的地质学。
当时的南高师文史地部分文学、哲学、历史、地理4系。地理系虽称作是系,专门化课程却不多,与传统意义上的“舆地科”殊无二致。竺可桢认为,满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沙皇俄国以720万美元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都是决策者因缺乏地理知识而铸成的大错。他还向人们举例说,日本人对于中国地理甚是熟稔,出版的中国地理书“指不胜数”,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当时的美国已有头等测候所200多个,而中国只有上海、香港等二、三处外国人办的测候所。对此,他深感耻辱,并大声疾呼要“组织机关,捐募巨款,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类)及动植物、矿产”。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要创办新型的地学系,培养相当数量的为振兴中国服务的、不受外国人控制的地学家。
1920年底,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东南大学以南高师为基础宣告成立。以此为契机,竺可桢主张突破地理系专业过于狭窄的樊篱,成立一个新型的大地学系。校长郭秉文、教务主任陶行知等人采纳了他的这一颇有创意和远见的建议,于是我国第一个地学系在东南大学文理科下正式成立,竺可桢被聘为系主任。
新地学系和旧地理系相比,所涵盖的领域要宽泛得多。它包括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开设有地学通论、气象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世界气候、矿物学、地形测量、地图学、历史地质学、地质考察等新式课程。竺可桢亲自讲授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地理、世界气候四门课程。
新地学系所以新,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实验实习的训练。为了让学生能够进行气象实习,地学系在校内建立了测候所,让学生轮流观察、记录和分析。为了增强实践环节,竺可桢规定野外实习为地学系各科的必修课程。雨花台、紫金山、栖霞山、方山、龙潭等地都是地学系师生常去的地方,通常都是走去走回,而走在最前面的往往就是身材瘦小的竺可桢。他边走边指导学生在野外自行观察、发现、采集标本。几年之间,师生采集的各种岩石、矿物、古生物化石等标本便已让人应接不暇了。以此为基础,东大在科学馆建立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质标本室,并通过与国外交换或购买岩矿、化石等标本,进一步充实了这个标本室。
竺可桢异常重视学生自学习惯和研究能力的培养。他和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教授合作,指导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在校内创办《史地学报》,刊登师生的著译作品。他鼓励学生从中外报刊中摘录地理学最新动态,经他审校,编成《地理新资料》,在《史地学报》中连续刊出,既充实了教学内容,又扩大了师生视野。他指导陈训慈撰写有关世界石油问题的论文,并推荐给《东方杂志》发表;指导朱炳海翻译美国著名气象学家威列特的《雾与航空》一文,并介绍给《科学》杂志发表,等等。学生著译文章,凡经他手的,他都认真校核,细心润饰修改。他自己的名字自然是从来不署的,开始有的学生还把老师的名字写上??写在最前面,可他从不应允,又怕学生过意不去,便加上一句“托辞”:“老师怎么能与学生处在同一个水平上呢?”。至于考试的形式,则常常是由专题写作替代“闭卷”考试。他的学生几乎都认为这种“同学自修,课外研究,老师指导”的教学方法,对他们帮助极大。
地学系在竺可桢等人的治理下声誉鹊起,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很快便与北京大学地质系齐名,南北相映,各有千秋,成为当时中国培养地学人才的两处摇篮。譬如,张其昀、胡焕庸、向达、王庸、吕炯、陈训慈等一批大师级的人物,都是东大地学系这一时期的毕业生。
“你就做个合聘者吧”
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时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位是中国地理学的开山大师、后来创办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张其昀,另一位便是后来做过中央大学教务长的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奠基人胡焕庸。
胡焕庸(1901-1998),1919年考入南高师文史地部第三班。次年,竺可桢来校任教。竺可桢对胡焕庸很是赏识,精心指导他和张其昀等6位同学翻译了当曾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顾问的著名地理学家鲍曼的新书《战后新世界》(《The New World》),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作为他们的毕业纪念。胡焕庸毕业后,又在竺可桢的帮助下,去法、德留学,攻读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
1928年胡焕庸学成归国。此时的竺可桢,既是中央大学地学系的主任,又是筹建中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认为大学和研究所都急需胡焕庸这样的俊彦英才。如何发挥胡焕庸的作用,一下子倒成了竺可桢无法解答的难题。他只好叫胡焕庸自己作主:“你喜欢在哪边工作就到哪边去吧。”而此时,胡焕庸也正在左右为难:“一切遵从老师安排就是。”这样一来,竺可桢就更犯难了:“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必须兼得!”竺可桢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两者必须兼得”,微微一笑,问胡焕庸:“你是不是既想到中央大学搞教学,又想到气象研究所搞研究?”“是的,是的。”竺可桢紧接着又问:“可是你却觉得既不能去中大,也不能去研究所?”“对极,对极!”竺可桢双手一抬,愉悦地说道:“关键是要两全齐美,这样吧,你在两边工作,半天在系里,半天在所里,工资各领一半,不偏不倚,你就做第一个合聘者吧。”胡焕庸听完老师的话,不由笑了。
一年以后,竺可桢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而去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胡焕庸接替了系主任一职,并将“重心”逐渐过渡到了系里;不过,师生两人仍在继续为“对方”工作,只是都变成“兼职”了。
『贰』 竺可桢的故事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竺可桢身为知名科学家,却一生过着俭朴生活.在抗战最艰去的岁月里,身为大学校长兼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有一年的年夜饭吃的竟是霉米,却把所长应得的几千元的救济费平分给其他同事.1974年初,病危中的竺可桢决定:把以女儿竺薪名义存的一笔钱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原来从1966年起竺可桢便以女儿名义把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存进银行,七年存款已达万元.这笔巨额党费,表现出这位气象学大师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
竺可桢不仅爱学习,还爱用脑子思考问题。家乡雨水特别多,屋檐上老是滴水,落在石板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竺可桢站在一旁数那滴答作响的水滴,数着数着,他像发现了奇迹,眼睛盯住石板出神,他心里纳闷:哎,这些石板上怎么有一个一个的水坑呀,水滴正好滴在小坑里。再看看另外一块石板,也是同样的情况。他立即跑去请教父亲。
竺嘉祥听了儿子的问话,由衷地高兴,耐心地向他解释说:“小熊啊,这就叫‘水滴石穿’呀!别看一滴一滴的雨水没有什么厉害的,但是,天长日久,石板就被滴出小坑了。读书、办事情,也是这个道理,只有持之以恒,才会有所成就。”
拓展资料:
竺可桢(1890.3.7-1974.2.7),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竺可桢公费留美学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竺可桢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
历史气候学的奠基人
竺可桢是历史气候学的创建人、奠基人,其中历史气候变迁是他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蜚声国际科学界。竺可桢在历史气候学上另一大贡献是历史物候学。竺可桢曾经在国内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测量站的中国气象观测网。
他一方面重视物候的观察记录,自1921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他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另一方面广泛收集历史物候资料,他与宛敏渭合撰的《物候学》一书中收集有丰富的历史物候资料和研究成,这在其他国家的物候著作中是少见的。
现代气象科学的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始终关注并“尽毕生之力”开展气候变化研究,他关于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奠基性研究,对于人们今天认识这一全球重大问题,具有基础的科学意义。
在历史地震学上的贡献
竺可桢在历史地震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和李四光共同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所组织编制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及有关研究工作。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的贡献
竺可桢毕生领导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发掘事业,目的在于阐明中华民族在世界科技发展中的杰出贡献,以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研究历史上的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本人也在天文学史、气象学史、地理学史、科学通史等方面进行研究,发表过许多论文。
“可持续发展”思想贡献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行者,竺可桢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他不仅在学理上大力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而且知行合一,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倾力躬亲,从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看,他的这些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科学家较早地、独立地关注并研究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是中国科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前瞻性的早期探索。
竺可桢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
在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13年之中,浙大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 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最多时达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千余人。先后成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浙大学生(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也达3500余人。换言之,这些人才后来几乎全是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为纪念竺可桢校长,后人于2000年5月成立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竺可桢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下来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约800万字,这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特别对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
竺可桢一生著作繁多,如果不算其日记的话,他一生的著作是300万字左右。从1966年起,他就差不多没有专门的学术论文问世了,在八年之中他的文字几乎只有信函。这是其主要文学作品。
著名的气象与地理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生于1890年,逝于1974年,享年84岁,很是高寿,可是在早年他却并不善于养生。他在逝世3个月前的日记中写道:“我从小身体就差,现已活到了83岁,何复所求?”原来,他早年读书上海澄衷中学,因学习过于刻苦,搞得身体很差,那时他的一个同班同窗叫胡嗣穈,也就是胡适,曾背后对人打赌说:竺可桢活不过20岁。竺可桢无意中听到这句话,惊出一身冷汗,从此发誓锻炼身体。后来他与胡同学同船去美国留学。
1912年,两人相遇,打起赌来。竺可桢问:“我要是活过60岁怎么样?”胡适爽朗地回答:“你要是活到60岁,我在你60岁寿筵上当着所有亲友的面给你磕三个响头。要是比我活得长,你可以在我的尸体屁股上踢上一脚。”“行。你可得记住今天说的话啊!”竺可桢说。
后来,竺可桢活到了1974年,享年84岁,在北京溘然去世。直到去世的前夜,他还在坚持写日记。而胡适仅活到1962年,享年71岁。但由于两位朋友,一位在大陆,一位在台湾,所以竺可桢60大寿时,胡适没有机会给他磕那三个响头。而胡适逝世时,竺可桢也没有在他的屁股上踢上一脚。
竺可桢在日记中感叹:当年胡适这个“聪明人”曾预言他的早夭,终成一句妄语。从那以后,竺可桢极其重视身体健康,也因此爱上了体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