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教授下村

㈠ 王学江同济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王学江教授，同济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杰出学术领军人物，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贡献闻名于学界。作为博士生导师，他在环境工程系深耕多年，专注于水体污染防治技术的研究，引领着这一领域的学术前沿。
在教育和学术生涯中，王教授的足迹遍布国内外。从南京大学获得环境工程工学博士学位，到河南师范大学的环境科学硕士和学士学位，坚实的知识基础为他的科研之路铺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同济大学的学术生涯尤为突出，从博士后研究员到教授，他持续贡献于环境科学与工程的创新发展。
王教授不仅在教学上有着卓越的表现，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和行政兼职，如担任井冈山大学的兼职教授，不断推动跨校合作与学术交流。他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教学上，更体现在科研项目和学术成果上。
在科研项目方面，王教授主持并参与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涉及水体污染防治、污泥土地利用风险控制、海洋溢油污染修复、村镇污水源头减排、城市河湖水系水质保障、农业型小城镇水污染控制等多个关键领域。这些项目不仅推动了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也为解决实际环境问题提供了创新性解决方案。
在学术成果方面，王教授在指导学生和科研创新上展现出非凡的才能。他指导的学生在各类学术竞赛中屡获殊荣，如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等。此外，王教授的科研工作也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多项专利成果更是证明了他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卓越贡献。
综上所述，王学江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卓越的科研能力、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忱，成为了同济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颗璀璨明星。他的工作不仅推动了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也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和技术支持。

㈡ 阮仪三有些什么事迹

著名古城保护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从小在苏州长大，灵岩山、永安桥等地都曾留下过不少儿时的印迹，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儿时全家人团聚吃年夜饭、大年夜上庙里看热闹、放鞭炮的年味至今仍留存在记忆里，05年春节，已过古稀的阮仪三教授携家人，悄悄地回到了热闹中透着宁静的木渎古镇，寻找儿时过年的感觉 .

中国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这位年逾古稀的学者。眼前的阮仪三，两鬓斑白，精神矍铄，谈到激动之处，还会起身大声批评某些不正常的现象，让人看到一位知识分子的真诚和可爱。

为平遥要来第一笔保护修缮款

记者：在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中，有5个镇的保护规划是你的手笔，包括山西的平遥。有个故事很传奇，说你“刀下留城救平遥”。

阮仪三：上世纪80年代，平遥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兴土木搞发展，拆除很多建筑。我到平遥一看，当地扒开了城墙，一条大马路开进去，开了180米，拆掉30多幢明代建筑、100多幢清代建筑。

我找到山西省建设委员会领导，要求给平遥做规划，保护古城。但光有规划也不行，还要有钱。我阮仪三一介讲师，人家不拿你当回事。我就直接上北京，找相关的领导。确定保护规划后，先拨款子修城墙，第一笔是8万元，别小看这8万元，它相当于现在800万元。

记者：当初有很多古镇和平遥一样独具风格吧？

阮仪三：对，周围的太谷、祁县、忻州、介休，都跟平遥一样。平遥和太谷就是姐妹票号城市，当时，太谷比它规模还大，完整的城墙，完全的钟鼓楼，完整的孔庙，完整的各种各样的坛庙，很多保存很好的民居。就在上世纪80年代，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城市被扒掉，拆掉旧城建新城，大马路开进去，汽车通进去，似乎现代化了。

记者：一提建设，就是推倒重来。

阮仪三：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它毁掉了很多好东西。在江南古镇中，我们才保了6个，而当时至少还有40多个，都在这20年的现代化建设中给毁掉了。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做得还不够。

全国2000年以上的古城大约有2000多个，真正完整保护好的没几个。多年来，我们不是搞建设性破坏，就是做破坏性建设。

上门游说保护理念却被赶出门外

记者：后来还到处去游说你的保护理念，有没有困难？

阮仪三：当时，去古镇游说“规划保护”，基本上处处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从上海到江苏平望再到浙江湖州去的这条交通线上，都是非常典型的江南水乡城镇。譬如说柳亚子的故乡江苏黎里镇，就很有古镇风味：河的两旁是石板街、过街楼，镇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大宅。我从上海跑去跟镇长讲，要帮他搞规划、做设计。去的时候，我还把江苏省委开的介绍信给他看。可镇长根本不领情，说他们不要规划，他们这儿建设得很好，不要你们知识分子跑这儿来多管闲事。我把我的理念对他说，他很不耐烦地说：“你们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来实习，请你们赶快走。”我还想争辩几句，他就双手把我推出门去，还在院子里大吼一声：“这两个上海人啊，食堂里不要留饭给他们啊，不要卖饭票给他们。”

记者：他们为什么不欢迎你？

阮仪三：那个时候他们很得意自己搞的建设，我说三道四，不就是说他的建设不好吗？实际上他就是建得不好。但是他不懂，他不知道，他是无知者无畏。这种情况，我在好几个镇都遇到过。

记者：都说知识分子脸皮薄，这样的待遇你还去？

阮仪三：看到那么许多好东西被毁掉，心疼啊。后来我就改变策略，不找交通沿线的城镇，找一些所谓现代化开拓的意识还比较淡漠的地方。比如周庄，很偏僻，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

自己掏腰包为周庄做保护规划

记者：在周庄做规划顺利吧？

阮仪三：也很难。我提出的规划方案是，先保护古镇，然后在古镇外面发展工厂。周庄的领导开始也不接受。后来，我不仅帮他们引来上海的工厂，还在规划时出点钱。当地领导就慢慢接受了。当时正好拿到一笔科研经费。我把这笔钱就直接汇到周庄的账号上，当时拿出了5000元。

记者：后来，周庄的旅游也因此火起来了。

阮仪三：这时候，为了进一步发展旅游，苏州市规划修建一条公路，准备从周庄的西北侧穿镇而过。在分管副市长的主持下，公路很快开到了周庄门口。我当时坚决反对，这条路把周庄的古镇格局给破坏了。周庄的领导说，算了吧，阮老师，不坚持了吧，我们胳膊扭不过大腿。我说，我不怕。实在没办法了，你开路的话，我躺到马路上去，让汽车把我轧死算数。

记者：您这种做法不太像一个知识分子，很泼辣，还有点蛮不讲理。

阮仪三：是那个领导不讲理。如果按照他的这种非常不科学的做法，会毁掉一个珍贵的古镇。对这种错误的东西你不抵制吗？我觉得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

有人说，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纸上画画，不如首长一句话。我的理解是，你这个画要画得好，人家就觉得你不是一张废纸，首长一句话，也就吹不到你。

当然，这更需要体制的完善。欧洲1907年就有了建筑保护法规出台，1962年法国第一个出台了关于城镇的保护法，以后就有了城市的保护条例。但是中国没有。没有法律，很多事情就很难操作，很多时候靠的是一份良知。

希望有民间资金投入到古城保护中来

记者：上海不是有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吗？

阮仪三：上海在保护遗产方面比较重视。2003年，上海市公布了《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第一部有关保护历史街区和建筑的法规。上海的建筑保护走在全国的前列，目前已经有了13个保护区。不过，所保护的东西还是微乎其微。上海13个保护区的面积占上海总面积多少？只有几百分之一！上海那么多幢建筑，被保护的优秀建筑有多少？642处。在英国伦敦，有1万处保护建筑！

记者：是因为没钱吧？

阮仪三：钱确实是个问题。去年，法国政府用在建筑保护上的费用为4000亿元，同时，民间组织和群众投入2000亿元。而在上海，去年花在建筑保护上的费用总共为1．6亿元，这在国内已经算是最高了，完全来自于政府拨款。

记者：那你的调研有经费吗？

阮仪三：没有。政府没给我，学校也没给我，完全是我自己贴钱做的。

记者：还自己贴钱？

阮仪三：在做平遥规划的时候，为了培训当地官员，就把他们请到同济大学来学习。住宿费啊、讲课费啊、带他们去参观的支出啊，都是我自己贴的钱。1984年、1985年两年我办了3期培训班，虽然很成功，但也借了上万元的债，5年才还完。

现在，虽然做规划有钱，但每年做调研的钱还是自己出，每年要花上近20万元。

记者：如果一直这样的话，也很难激励别人去做。

阮仪三：因此，也需要民间的支持。我正在操办一个基金会，目前已经批下来了。这个名叫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前期资金已经到位，有200万元。虽然这对濒危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只是杯水车薪，但我希望通过基金会的运作，吸引更多的人来关心城市遗产。

现在，最让我担忧的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在国内难成气候。英国这样专业的学校有7个，我们中国那么多高校，那么多博士生导师就我一个人在做。

㈢ 朱子清的人物生平

1900年10月17日生于安徽省桐城县。
1926年7月毕业于东南大学理学院化学系，获理学士学位。
1926年8月—1929年7月任东南大学理学院助教。
1929年9月—1933年6月赴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
1933年8月—1934年赴德国明兴大学深造。
1934年—1935年6月赴奥地利格拉兹大学深造。
1935年8月1937年7月任南京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937年8月—1946年6月任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代理所长。
1946年8月—1949年7月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化学系主任。
1947年7月—1950年6月兼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948—1199年兼任同济大学教授。
1949年10月—1952年8月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1952年10月—1955年8月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955年9月1989年3月任兰州大学教授，甘肃省药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化学会理事，《化学学报》编委。
1956年受聘为《四面体》（Tetrahedron）荣誉编辑；
1978年—1982年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第20届理事会理事。
1978—1988年任兰州大学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兼天然产物有机化学研究室主任。
1989年3月11日在兰州病逝。
朱子清，别名镜心，1900年10月17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县一书香世家，父亲在农村半耕半读。1907年他在乡村私塾就读，酷爱古典诗词、经史著作和书画。1917—1921年他先后在安庆六邑中学和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学习。其间他曾作为学生会代表，多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请愿、演讲等爱国活动，为此，他曾被警察打伤，乃至被校方开除。1921年他考入东南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学习。大学时期，在恽代英等进步人士的影响下，朱子清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1925年，他积极参加“五卅”运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斗。1926年他大学毕业，获理学士学位，留校任教。不久，在东南大学的“易校长学潮”中，他与国民党反动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被辞退。

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事变，面对反动政府腐败堕落，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现实，朱子清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良好愿望，毅然于1929年远涉重洋，前往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求学。1931年，国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作为伊利诺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在当年的“双十节”庆祝会上慷慨陈词，痛斥中国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对祖国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惨遭践踏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显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1933年他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由伊利诺大学研究院化学系主任亚当斯（R·Adams）推荐，赴德国明兴大学从名师维兰德（H·Wieland）继续进行有机化学研究。1934年转赴奥地利格拉兹大学，在微量化学的首创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雷格尔（Fritz Pregl ）建立的实验室学习微量分析。1935年朱子清学成回国后，立即投入研究和教学工作。历任南京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代理所长，暨南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同济大学教授。在此期间，朱子清除了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外，在马钱子碱、钩吻素、贝母素的研究方面也做了突出的贡献，主要成果发表在美国化学会志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朱子清深深感到中国有了希望，于是一心致力于科学和教育事业。他先后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并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为了改变我国西北地区的落后面貌，他携带全家老小及主要助手，由条件优越的上海来到“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的兰州。在兰州大学，他克服了各种困难，带领助手们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于1956年在祖国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建立了第一间有机微量分析实验室。同时，他还率先在兰州大学建立了生物碱实验室，把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无私地奉献给科学和教育事业。朱子清曾先后担任甘肃省药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化学会理事、《化学学报》编委、甘肃省科协名誉主席等职。此外，他还是甘肃省政协第四、第五、第六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并当选为九三学社甘肃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积极参政议政。
朱子清在有机化学，尤其在天然产物有机化学方面造诣精深。他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为有机化学领域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取得了累累硕果。先后在《美国化学会志》、德国《来比锡化学年报》、《中国科学》、《化学学报》、《科学通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等国内外近20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100余篇，在国内外有机化学界享有盛誉。特别是关于贝母植物碱的研究，曾居于国际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