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古诗文教授

『壹』 fd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求仁得仁,永珍安息一文中求仁得仁一词有无...

如果是一个常年写古诗古文以为爱好的人，不得不说，这篇中文系主任的文言文，语感不好，读着别扭，水平着实不高。

复旦大学官网登了一篇《求仁得仁，永珍安息》的文章，悼念突遭谋害的数学学院书记王永珍。

但没想到，因为文章里的“求仁得仁”四个字，一下子炸锅了。

尤其是，大家还发现，悼文的作者竟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研究苏东坡的著名专家。

堂堂复旦大学，文科实力在全中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多少中文学习的梦想之地。现在，它都沦落到“就这个水平？”

还有网友不无讥讽，“比我这个高中生水平还不如”“不文不白，狗屁不通”“为复旦感到汗颜”。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至少它的首要职责不在此。某种意义上，做文学研究的有点像美食家，知道怎么选材、配料、火候，可以侃侃而谈色香味，但真要让他们去做一道菜，那十有八九上不了席。

所以，也完全不必苛求朱教授要写的多么高雅、多么文采斐然，更何况他这篇文字本来就是发在朋友圈的，不考究也正常。

真正水平堪忧的，可能还是将朱教授这段文字拿到官网发表，还加了一个“求仁得仁，永珍安息”标题者。

其他网友为朱教授解释：

朱教授的“求仁得仁”意指逝者生前生活中“追求仁”，逝于意外，亲友学子皆感念其品德于心，故“已得到仁”，更像是悲伤之余对已逝朋友的一种安慰，类似“我知道你走的委屈，我也实在为此感到难过，如果还有什么可以让我感到欣慰，便是你这一生求仁得仁，我们铭记你怀念你。”

『贰』 钱仲联的生平事迹

先生以博闻强记、学富五车而著称。除了天资聪颖与刻苦好学之外，家学渊源，双亲培养亦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其高祖以上皆务农，至曾祖钱孚威始读书为秀才。钱先生之祖父钱振伦，字楞仙，是清朝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之婿，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的姐夫，道光十八年（1838）二甲进士，与三甲进士曾国藩为同年，曾任翰林院编修、四川乡试正考官、国子监司业等职。因丁母忧回湖州，不再出仕，长期在扬州梅花书院、淮阴崇实书院任山长。钱振伦是晚清著名骈文家，曾从《全唐文》中选出骈文编纂成十大册《唐文节抄》，自著有《示朴斋骈体文》，张之洞《书目答问》予以“今人《示朴斋骈体文》用唐法”之好评。钱振伦于诗学则曾注《鲍参军集》，后来钱仲联先生又著《鲍参军补注》，祖孙同注一书，珠联璧合，堪称文坛佳话。钱先生之父钱滮，字幼楞，曾与钱玄同（钱先生之堂叔父）跟随钱恂（钱先生之堂伯父）留学日本，亦很有出息，惜患病而中途回国。此前钱氏已移居常熟，钱先生正读小学。钱父边养病边课子。钱先生每日放学之后，其父就严督钱先生抄读祖父著作，抄完一部又一部，再反复抄。钱先生于古诗文亦由懵懂无知而逐渐领悟入门，打下深厚的根底。钱先生今日能写出上乘古体诗与骈文，实得益于其父的严教。
钱先生的祖母翁端恩，字璇华，亦非一般女流，乃大学士翁心存之女、协办大学士翁同龢之姐，擅长诗词，乃一代才女。叶恭绰编《全清词钞》选入其《花阁词》；徐世昌编著《晚晴诗汇》，亦入选其《花阁诗钞》多首佳作。钱先生之母沈氏，乃清代著名诗人沈汝瑾之妹，虽不似其婆母那样才华出众，但亦熟悉唐诗、山歌、弹词故事，时学吟唱，讲述给四五岁的儿子听。钱先生文学的启蒙是在母亲怀抱中完成的。他至今仍记得母亲唱的吴歌：“米饭好吃田难种，鲜鱼汤好喝网难扳。”亦记得母亲吟咏的第一首唐诗是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那首名篇。钱母当时决不会想到，她是在为未来的大学者上了启蒙第一课。
钱先生十四岁的时候诗就写得蛮好了。做学问是因为他进入了无锡国学专科馆专修国学。十七岁钱仲联师范学院毕业后考入了无锡国学专修馆就读，从此走出了常熟，开始了人生新的里程。在无锡国专，钱先生遇到了日后对其学术生涯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中国近代著名的理学家、古文家、教育家，原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先生。虽然唐先生是教理学的，但他非常开明，学生喜欢做诗的就让学生去做，学生喜欢注解的就让学生去注解，学生喜欢考据的就让学生去考据。
唐先生办的无锡国专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唐集》、《说文》、《通鉴》和《先秦诸子》，这种环境更加激发了钱仲联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唐先生对学生除教授学问外，尤为重视道德的教育，并以身示范，校园中“栽培树木如名节”的话深深地印在了钱先生的心中，并作为日后几十年教学生涯的准则。
钱仲联先生带的博士研究生都是顶呱呱的，甚至有的比钱先生还高明，比钱先生的老师唐先生还高明，有一个叫魏中林的，他在钱先生这里读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钱先生说自己解决不了，魏中林说：“先生，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来分析，是这样分析的。”……哎呀！钱先生佩服得不得了，反而钱先生要拜他为先生了，学生的本领比钱先生大了。
钱先生桃李满天下，而治学成就就更令人高山仰止。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评价说：“钱先生他是这样一种学者，他完全具有老一辈学者的深厚功底。他跟清末民初在无锡国学专科馆任教的老一辈学者都有过亲身交往，而钱先生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传统学问，非常深厚，因此钱先生的国学根底非常深厚。现在我们搞这些古代研究的学者，你要我们自己来写骈文，写古诗，一般都写不来，只能研究。钱先生他会写，所以他是处于转折关头的新学问和旧学问都非常好的这样一位学者，这样的学者现在我们国家已经不多了，应该说是国家级的了，他已经九十多高龄了。 ”
钱先生擅长古诗文的笺注和校注，他做笺注并不只是局限于诗人的本身。他广泛涉猎古典文学的方方面面，博通群集，由专而博。三十年代，在教书育人的同时，钱先生开始从事前人诗集的笺注。他第一部笺注的是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十一卷，《人境庐诗草》是晚期诗歌革新的代表、爱国诗歌的典型，该书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因其在书中的旁征博引而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注意。时年钱先生29岁，风头正渐。不久，“9．18”事件爆发战火四起，国难当头，严酷的现实打破了钱先生个人的书斋天地，他开始用黄诗的表现手法写出了大量的反映现实、感咏时世的诗篇，并发表于《申报》副刊上，其中《哀沈阳》一篇中，他写到： “沈阳城中十万兵，城南城北屯严营，夜半贼来兵尽走，四天如墨无战声。平明贼队搜大户，穿门为狼入为虎，母从儿走妻求夫，我军已远空号呼。”针对当时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了有利的抨击，黄炎培先生读后拍案叫绝，这些作品的发表在当时的诗坛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被赞为“其骨秀，其气昌，其辞瑰玮而有芒”！
在动乱的岁月里，钱先生的家也曾遭受过查抄，还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所有这一切并未影响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当别人在兴风作浪的日子里忙碌的时候，他却在埋头耕耘，大有“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做派与气度。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章培恒这样说：“在这样一个处境下，他还是不断地钻研，不断地做学问，我觉得这种精神很使人佩服！”
正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钱先生完成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陆游《剑南诗稿校注》，此集卷帙巨大，正集有八十五卷，外加题外诗，同时他又另外做题校、补录易诗、剔除误入陆游集的他人诗作，并将诗文中的典故、人物、篇词、地理、背景等等一一注释，由于陆游诗全集向来无著本，钱先生的这部巨型校注，可谓是一个创举，工作之艰难、工程之浩大无人能及！莫砺锋教授这样说：“ 九千多首，不容易，注一注，那钱先生全都做了注解，而且注的非常好，非常详细，所以我研究宋诗的时候也是着重读了钱先生的书。虽然钱钟书先生和钱仲联先生他们研究的路子不太一样，但是在学术上，应该说，钱钟书先生对钱仲联先生也是很钦佩的。因为我看过他评钱仲联先生韩愈的诗的注，当然钱钟书先生对钱老的书提出了一点意见，但总的来说评价很好。我们知道，钱钟书先生一般要受到他的高评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是一个档次的。”
文革浩劫之后，中国教育又重新走上了正轨，1981年，钱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全国首批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说来有趣，这其中不能不提到钱钟书先生。198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博士生导师，那个时候是非常少的，不像现在博士生导师比较多了。那时候全国古代文学方面的博士生导师大概有八个，四个集中在江苏。当年苏州大学为钱仲联教授申报的是硕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时，材料经评委钱钟书先生看过，他惊讶于钱仲联先生的过于谦逊，对在座的评委感叹说：“钱仲联教授只申报硕导，我们这些人可是没有资格申报博导的啊！”在座的评委感到很为难，钱钟书又说：“如果钱仲联先生只带硕士生，那么，我也只能带硕士生，我是没有资格在他面前做博导的。”钱钟书一言九鼎，钱仲联先生被破格定为博士生导师。
2002年9月26 日，在钱仲联先生九十五岁寿辰之际，国内外学术界的专家云集苏大，为钱先生从事学术活动七十五周年举办了专门的研讨会。孙家正特地发来贺函：“感谢钱老为国学做的杰出贡献!”一代宗师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的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也特地在香港挥毫泼墨“昆仑万象”四个大字相赠；同时《解放日报》也刊登了王元化先生所做的寿序：“吾民族所承受之文化，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贤者多以文学创造为旨归，而传统文学创造之主流，端在诗歌一脉，虞山梦苕庵钱公仲联先生，一代诗豪也!”

『叁』 王安忆简介

王安忆，1954年3月生于江苏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当代作家、文学家。[1]
1972年，考入徐专州文工团工作。1976年发属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1981年初与李章结婚。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996年发表个人代表作《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2004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3]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4][5]
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6][7]
2017年12月，凭借作品《向西，向西，向南》获“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中的中篇小说奖。[8]2018年5月20日，王安忆凭借《向西，向西，向南》荣获“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中篇小说奖。[9]2018年10月，《向西，向西，向南》 获得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10]2019年9月23日，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11]
中文名：王安忆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南京
出生日期：1954年3月

『肆』 11年前，复旦大学破格录取高中学历的蔡伟为博士生，如今怎样了

前言：

“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只要你有足够的学识与才华，总会引来伯乐慧眼识骏马。

我国是一个惜才的国家，有些学历不高，但非常有才华的人才也会破格录取。11年前，有一位来自辽宁锦州的中年人蔡伟，就被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只有高中学历的他，也是我国恢复学位制度以来，首位以高中学历报考复旦大学的博士生。38岁的他，在入学前，还在当地蹬三轮车养家糊口。他到底有何过人之处被复旦大学破格录取成为博士生的呢？

对古文学非常痴迷

蔡伟

不过，只有高中学历的蔡伟报考博士生还是受阻，按照规定：想要报考博士生必须是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裘锡圭先生联名古文学界的教授，上书教育部，希望能特批蔡伟报考博士生资格。教育部也同意了请求。于是2009年，已经38岁的蔡伟成为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是十几年的师生友谊裘锡圭先生，也许蔡伟从未想过，他的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却这位老师。

百年复旦建校以来，蔡伟是第一个特招博士生，体现了复旦大学对优秀人才不拘一格的思路。入学后，蔡伟的文学之路才刚刚开始，必须完成本科以及硕士学业，在读博士生。由于蔡伟是自学，还有其它的专业知识需要补习，同时还要掌握一门外语，毕竟古文学是中国古代的东西，也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和国外学者交流时，都需要用到外语。

结语：

对于未来的路，蔡伟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打算，他的妻子和孩子仍然在锦州，妻子在老家靠送报谋生。初来上海时，除了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蔡伟就带了一个大行李箱，里面是他多年以来积攒的古书，能有一个舒适的环境读书和交流，蔡伟已经很满意和感激帮助他的老师和学者们。

『伍』 徐中舒的人物生平

1898年10月15日出生。1914年先生考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在该校他接触到桐城派古文，学习兴趣很浓。1916年毕业，在该校附小任教。
1918年后又曾在武昌高等师范及南京河海工程学校读书。
1921年经人介绍，到桐城方家任家庭教师。1922年又到上海李家任教，均讲授《左传》。
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一年后从清华毕业回到安庆，在合肥六中任教半年，旋又受聘于上海立达学园。其间，曾在《立达》第一期上发表了《古诗十九首考》，引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大白的注意。1928年任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诗十九首考》一文受陈寅恪赏识。
1930年经其推荐，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八年，发表一系列学术论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30年代初期参加整理清代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颇著成绩；同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课，讲授“殷周史料”。
1934年与容庚等共同发起成立考古学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学协聘，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40年代起，他先后还在乐山武汉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执教。
1949年建国以后除继续担任川大教授外，并兼西南博物馆和四川博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以及《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91年1月9日徐中舒逝世，享年92岁。
徐中舒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学是其主攻方向，对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显著贡献。他在治学方法上，除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外，扩大研究视野，力求掌握全面，尽量利用有关学科的科学知识，联系补充，以体现历史本身的完整性。他熟悉先秦文献，既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资料，又具有宏观素养，善于把田野考古、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工艺学诸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反复论证，力求其是。他强调研究古文字学应和古史研究相结合。他的研究成果丰硕。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有《木兰歌再考》、《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再论小屯与仰韶》、《〈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论〈战国策〉的编写及其有关苏秦诸问题》、《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陈侯四器考释》、《金文嘏辞释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西周利簋文笺释》、《周原甲骨初论》等论文，论证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独到的见解。从40年代开始，还对四川地方史进行研究，撰写《巴蜀文化初论》、《续论》、《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等文。
专著有《氏编钟图释附考释》、《史学论著辑存》、《论巴蜀文化》、《左传选》等；还主持编纂了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典》等多种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