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教授回沪

㈠ 请问谁都当过复旦的校长啊

复旦大学历任校长（解放前）

校 长 任职时间
校长 马相伯 1905～1906
校长 严 复 1906～1907
监督 夏敬观 1907～1909
监督 高凤谦 1909～1910
校长 马相伯 1910～1912
校长 李登辉 1913～1936.7
代理校长 唐路园 1918
代理校长 郭任远 1924. 7～1925. 3
代理校长 钱新之 1936. 8～1940. 5
校长 吴南轩 1940. 5～1943. 2
校长 章 益 1943. 2～1949. 7

复旦大学历任校长（解放后）

张志让（1893-1978） 号季隆，又号季龙，江苏常州人。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回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参事、大理院推事、武汉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审判员。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他拒绝去南京政府供职，回上海执律师业，积极营救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1936年救国会" 七君子"被捕后，担任"七君子"的首席辩护律师。上海解放后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历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陈望道（1891-1977） 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1921年7 月出席中共一大并当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1927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历任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委，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第三届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建立了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对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美学等造诣较深。主编《辞海》，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

苏步青（1902-2003） 浙江平阳人。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任教，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3年起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专长微分几何，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撰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等专著10部。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谢希德（1921-2000 ） 福建泉州人。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 学数理学系。后留学美s国，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2 年10月回国到复旦大学任教，历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副 校长、校长等职，1988年起任复旦大学顾问。1979、1980年 两次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十三 届中央委员，上海市第七届政协主席。 1980 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1年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988 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专长表面物理和半导体物理 的理论研究。撰有《半导体物理学》、《固体物理学》、《 群论及其在物理中的应用》等专著4部。

华中一（1931- ） 江苏无锡人。195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物理系。 1952年底随交通大学X光管研究室来复旦大学。历任物理系主任、现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技术学院院长、副校长、校长等职。 1984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专长电真空物理研究， 1952至1956年参加我国第一只国产医用X光管和高压镇流管的研制， 获得成功。撰有《高真空技术与设备》、《真空技术基础》、《真空技术三十年集》等专著10多部。

杨福家（1936～ ） 1936年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历任原子核科学系主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4年获国家级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领导、组织并建成了"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完成了一批国际上重视的研究成果。撰有《原子物理学》、《应用核物理》等专著。

复旦大学历届党委书记

李正文（1908- ） 山东潍县人。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肄业。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去苏联学习，回国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以教授身份先后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大夏大学等学校任教。 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派李正文为军代表接管复旦大学，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 1952年1月任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10月兼任副校长。1954 年奉调北京，历任高教部政治教育司司长、北京教授讲学团主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会长等职。长期从事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撰有《党史课是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等论文，译有（苏）拉比杜斯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和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等著作。

杨西光（1915～1989） 安徽芜湖人。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遣到东北军从事地下工作，参加了"西安事变"。1939年调离东北军，先后在华中野战军和华东军区敌军工作部任俘虏管理处主任、教导总团教育长、副政委等职。1949年8月到福建省工作， 历任中共福建省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等职。1954年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后兼副校长。在这期间他是中共上海市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1959 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1978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主持修改并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 从而引发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当选为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主席。

王 零（1918～ ） 安徽潜山人。1937年参加革命,19 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江北游击十八中队指导员、中共盐阜地委、射阳县委委员、常委、五区书记，无锡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中共渤海区地委委员，沾化县委书记等职。1952年起至复旦大学工作，历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副书记等职，同时兼任政治辅导处主任、原子能科学系主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副校长。1965年10月被任命为复旦大学代理书记，"文革"结束后，主持复旦大学运动办公室，负责开展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1年调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

夏征农（1904～ ） 原名正和，字子美，笔名征农, 江西新建人。金陵大学、复旦大学肄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新建县党部负责人，1928年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1929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秘书，1933年加入"左联"，是"左联"后期领导人之一，任《读书生活》、《太白》杂志编辑,《新认识》杂志主编。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民运部部长，苏中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山东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1978年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79年任上海市委常委、书记，还历任上海社联主席，上海文联主席，《辞海》主编，中国大网络全书总编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学代表。著有《征农文艺散论》、《征农文艺创作论》、《征农政论选》等。

盛 华（1913～1997） 江苏仪征人。曾在开封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求学，1935年留学日本仙台帝国大学。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军部服务团社会调查组副组长，苏中三分区敌工科长，三地委敌工部长、城工部长，一地委党校党委书记，华中野战军俘虏军官管理处处长，苏中区党委联络部副部长，华中工委党校教育处长等职。建国后历任苏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华东人事部教育处长，华东纺织工学院党委书记兼校长，浙江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浙江省科委党组书记、主任，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等。于1957年、1979年两度来复旦工作，历任党委常委、副校长、党委第二书记、书记兼副校长等职。

林 克（1923～ ） 原名袁溥，江苏如皋人。1940年从南通中学去新四军抗日军政学校入伍，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军部军法处执法队政治指导员，南通地下党特派员，通如工委副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长、南通市委副书记、南通市长，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书记，1984年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离任后担任上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著有《高校改革与思想工作》，主编《通向理想之路》（中国社会百思集）等。

钱冬生（1932～ ） 江苏无锡人。 1950年入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化工系学习，1952年被学校调出任中国革命史助教，1955至195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中国革命史分班。此后长期在大连工学院担任中共党史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学工作，1982年起又从事西方组织行为学的介绍和教学工作，同时兼任党务工作，历任大连工学院系总支书记、宣传部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等职。1990 年8月调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著有《成功之路》等译著。

程天权（1946- ） 上海人。1970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1980至1983年求学于复旦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毕业后在法律系任教。历任复旦大学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党委副书记等职，1995年起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著有《中国民法史》、《六部成语注释》、《大清律》等专著和译著，主编《大学生德育丛书》第一辑《大学生生活导论》、《邓小平理论研究》等。

复旦大学简介
复旦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享誉海内外的全国重点大学。复旦大学由马相伯创建于1905年，原名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

1911年，辛亥革命如疾风暴雨，复旦学生多数参加革命军；加上经费停发，学校本土又为光复军司令部占用，学校一度停办。

12月中旬，校长马相伯、教务长胡敦复在无锡士绅支持下，借李汉章大公祠为课堂，昭忠祠为宿舍，筹备复学。1905～1911年，复旦公学培养出四届高等正科 ，毕业生共57人。

1912年五5月5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大局初定，速令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开学。一时各校纷纷筹备复课，复旦则因校址无着，经费困难，束手无策。孙中山先生在听了于右任（时任临时政府交通部长）汇报后，当即决定拨补助金一万元，然后教育部立案。但是有了钱还没有用，关键是教学场所，于是迁址李鸿章祠堂。

1913年3月1日，复旦重新开学。

3月20日，宋教仁被刺。5月3日，上海学界公祭宋教仁。复旦公学派人布置灵堂，校长李登辉、教师邵力子、蒋梅笙等在会上慷慨陈辞。不久，爆发“二月革命”，但这次革命迅速失败。复旦校董中多人逃亡国外，学校经费补助又告断绝。李登辉校长千方百计地开源节流，师生共同努力，终于使学校收支趋于平衡。在这样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养成了复旦师生团结奋斗，精打细算，讲究效率的传统。

1912年～1916年，共培养大学预科毕业生十五人，中学毕业生一百五十人。其中著名的有张志让、孙越崎等人。

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失败，羞恨而死。当年国庆，复旦师生兴高采烈，演剧三天。

1917年，复旦开始办理大学生本科业务，改名为复旦大学。李登辉先生1917～1937年担任校长。复旦升格为大学后学生也逐步增加。下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

1918年，李登辉先生去南洋集资了15万，在江湾买了块地，即是今天复旦之基础。

1919年，五四爆发，复旦教师邵力子当时任《民国时报》总编,所以首先接到北京方面的传真，立即告知李登辉及复旦同学，成立了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坚持罢课、罢市，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并得到了孙中山的大力支持，使师生们大受鼓舞。

1920年冬在江湾建造校舍，至1922年落成。计有教室楼一座，名简公堂（今复旦博物馆）；办公楼一座，名奕柱堂（1929年增添两翼，改作图书馆，今经济学院）；第一学生宿舍（抗日战争中毁于炮火，今相辉堂址）一座；教师宿舍一栋（已毁）。学校初具规模，奠定了以后发展的基础。

1921年，复旦学生为482人，教职员34人。

1923年，金通尹教授倡议在理科设立土木工程系，内部分为道路、桥梁、建筑等。该年秋，郭任远教授建议设立了心理学院，立志建成中国最好的心理学院。

1924年，复旦学生为841人，教职员58人。

1928年，日寇在济南弄出五三惨案，打死我军民众五千余人，残杀我外交人员蔡公时等17人.复旦同学在默哀完后，无不义愤填膺，自动组织义勇军，积极训练,准备投笔从戎。

1929年，复旦大学进行系科改组，增设新闻系、市政系、法律系、教育系，其时全校共有17个系，分属文、理、法、商四个学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复旦在李登辉校长主持下，召集全校师生开声讨大会，并成立军事训练委员会，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复旦同学在李校长的支持下，三次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出兵抗日。

11月20日，复旦一百多同学组织“义勇军”，参加十九路军抗日，被分配担任后勤、宣传、教育等工作.战争期间，复旦迁至徐家汇附中(今复旦中学)，继续上课。

1935年，日寇又制造华北事变，妄图侵吞华北。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复旦同学立即响应，到上海市政府请愿，反对华北自治。后又云集火车站准备赴南京请愿。蒋介石打电报给李登辉，李校长被迫去火车站劝阻学生，被同学们谢绝。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扰，复旦学生自己开火车准备去南京请愿，但是铁轨又被破坏。“我们修。”同学们修复铁路后在无锡被阻拦。国民党用武力将同学押解回沪。但京沪铁路中断四天，引起了国际的重视，反响很大。

1936年，3月25日凌晨，上海市军警当局包围复旦大学，并从校外宿舍逮捕学生救国会干部七人。下午，军警又冲入校内，殴打师生，学生大怒，有力反抗，将军警逐出校外。军警在校外开枪，误杀警察一人，反诬学生所为。26日上午，军警进校搜捕，结果一无所获。李登辉校长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29日召开临时校董会，会后前往责问上海市长吴铁城。吴承认发布复旦学生枪杀警察的新闻是错误的，保证以后决不派警入校搜查。上海各界救国会也发表宣言，抗议军警围捕复旦学生。在各方面的反对和抗议下，国民党不得不将全体被捕学生释放，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下半年，李登辉校长在国民党当局的阴谋下被迫离职，吴南轩继任。吴南轩到任后，复旦爱国学生遭迫害，救亡运动被扼杀。

1937年1月8日，为了贯彻国民党最高当局把复旦大学迁出上海的意图，学校董事会召开第九次会议“拟在太湖流域另觅佳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期间，民族资本家 荣德生出资购买太湖边土地一千余亩，以促成复旦迁校。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这一迁校计划未能实行。

1937年，复旦大学发展为具有文、理、法、商四学院，十六系科的大学。还附设有中学、实验中学各一所，义务小学二所。复旦大学已成为我国东南的重要学府。

1937年，“八一三”日寇侵沪战争爆发，战火纷飞，复旦学生开学到校极少。不久，南京教育部派人来沪，指示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四所大学组织临时联合大学内迁。大同、光华因经费无着落而退出。复旦、大夏组织临时联大，分二部分别迁往江西、贵州。

11月12日，上海沦陷。江西一部联大决定内迁贵阳与二部合并，师生长途跋涉，于12月底抵重庆。重庆各界欢迎复旦留在四川。

1938年2月，复旦在重庆复课，师生精神振奋，教学认真，生活俭朴，颇有一番新兴气象。同时，复旦于大夏之“临时联合”正式宣告解体。该年复旦大学重庆部有六十多名毕业生。

1938年2月，留沪复旦复课。这年暑假，复旦上海部有55名毕业生。

1938年秋，复旦渝校陆续增设史地系、数理系、统计系、农垦专修科、园艺系、农场、茶叶组、农艺系等。

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重庆复旦大学，罹难师生共七人。全校师生，同声哀悼。由于校舍被炸毁，学校宣告本学期暂告一段落。

1940年秋，复旦渝校建立农学院。

1941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五届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复旦大学渝校由私立改为国立，由吴南轩任校长。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驻上海租界。李登辉校长宣布学校实行“三不主义”，即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三不不行，立即停办。在敌伪环伺的情况下，学校坚持不教日文。

1946年8月,复旦大学渝校的师生回到上海。

12月24日夜，北大先修班的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行奸污。30日晚，复旦举行“全校学生大会”，控诉揭露驻华美军暴行，决定从12月31日起罢课三天。31日，复旦与其他各校代表开会，组成“上海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并决定在1947年元旦举行全市性抗暴游行大示威。

1947年元旦，复旦同学七八百人由虹口公园经四川北路进行游行示威。下午，游行队伍在外滩与十所大专院校、十六所中学同学一起共一万余人，排列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沿南京路进行游行示威。同日，复旦大学的33位教授，发表《正告美国政府的意见书》。这场抗议驻华美军的运动持续到三月上旬，成为蒋统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潮的标志。

3月，复旦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进步同学组成“五院联合竞选团”，反动学生组成“不谈政治竞选团”，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活动。“五院联合竞选团”获得了压倒的胜利。学生自治会竞选一结束，复旦同学立即投入到三反运动中去。

5月26日，在特务学生的指挥下，反动军警在国权路埋伏，袭击进步学生，这就是“国权路血案”。 “国权路血案”发生后，同学罢课，教授罢教，章益校长也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全市性大搜捕，全市共逮捕学生50余人。复旦同学被捕去11人，由于争议力量的努力，从7月8日开始，被捕学生陆续释放。

7月5日，李登辉老校长提出了“复旦精神”的定义，他对毕业生说：“…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也是你们的责任！”

1948年底，国民党教育部暗中策划复旦迁校台湾，一千多名师生联合签名反对，这件事揭开了护校和迎接解放斗争的序幕。

1949年，为了做好护校工作，以学生为主建立了防护大队。

4月27日，上海警备司令部限令复旦大学在两天内迁入市区育才中学。国民党军队随即进入学校。5月27日，上海大部解放，复旦同学立即集合，配合人民解放军，乘汽车进入复旦校园。6月20日，学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复旦大学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复旦大学成为中国重点大学之一。毛泽东同志于1951年应陈望道校长之请，为复旦亲笔题写了校名。建国52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复旦经历了三次重大发展机遇。

第一次是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原有的一批应用系科调出，华东地区10余所高校的文、理相关系科并入，是年复旦不仅大大加强了基础学科的实力，也集中了江、浙、皖、沪地区一批优秀人才，如：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卢鹤绂等教授，均是在院系调整中进复旦的。

第二次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国家在“七五”、“八五”、“九五”计划中，连年把复旦大学纳入重点建设之列，使复旦迅速由文、理两科发展成为包括人文、社会、自然、技术和管理科学的多科性综合大学，成为新中国一所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学府。

第三次是2000年4月27日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的合并，组建新的复旦大学。复旦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医科，学科门类比过去更齐全，综合实力比过去更增强，更具备向世界第一流大学迈进的必要条件。

材料来自复旦大学网站相关介绍

㈡ 民国十大汉奸是谁

民国十大汉奸分别为：张景惠、王克敏、梁鸿志、王揖唐、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傅筱庵、陈璧君。

1、张景惠：字叙五，满族，辽宁台安人。奉系军阀首领。九一八事变后沦为汉奸，曾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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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时期，汉奸出现是由多种因素促成，主要有：

1、最本质的原因是日本的威逼利诱，有一些人立场不坚定妥协了。

2、从社会整体看，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也加剧了汉奸的产生。

3、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 。因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

4、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运动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

㈢ 张孟闻是谁

张孟闻
张孟闻（1903年－1993年），浙江宁波人，动物学家、教育家。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物学系，1936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曾任北平大学农学院副教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法、比、英、荷诸国博物院客籍研究员，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协上海分会副理事长兼代总会总干事与总编辑。
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及生物系主任、哈尔滨师范学院、黑龙江大学教授、中国动物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全国社联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科普协会副主任委员等。
现任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会第一届名誉理事长。长期从事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宣传动物学科普知识，为培养人才、促进我国动物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著有《中国蝾螈志》、《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主编《科学》、《大网络全书生物学卷爬行纲》、《中国动物志、爬行纲志总论、鳄形目及龟鳖目志》；合编《中国科技史探索》等多种刊物。
从事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研究数十年，编写完成了《中国动物志·爬行纲》卷等多种论著。对脊椎动物分类学和比较解剖学也进行过一些研究。是中国生物科学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培养出大批生物学人才。在科普工作上也作出了贡献。
中文名：张孟闻
国籍：中国
出生地：浙江宁波
出生日期：1903年
逝世日期：1993年
职业：动物学家、教育家
毕业院校：东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
代表作品：《中国动物志·爬行纲》
个人履历
张孟闻（1903-1993），浙江宁波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毕业后任浙江水产学校教师兼总务长。北伐战争开始后，在白崇禧部下任秘书，“四一二”政变时，流亡日本，两个月后回国，任宁波省立四中教员，并在上虞春晖中学兼课。1928年应生物学家秉志教授邀请，去北平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半年后，又应秉志教授聘请，到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秉志教授秘书。1934年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奖学金去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36年获博士学位，并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奖金。考察了德国马普博物馆、柏林大学博物馆、法兰克富哥德博物馆；比利时的皇家博物馆、瑞士博物馆、荷兰海牙博物馆、英国不列颠自然博物馆。1937年应竺可桢的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抗战开始后随校迁到贵州。1943年应国立复旦大学邀请，到重庆。在重庆谢绝国民党要人接见，直奔北碚上课。1946年随复旦大学回上海。
建国后，1951～1952年任复旦大学生物学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生物系副系主任兼动物学教研室主任。1958年调任黑龙江大学任教，并承担筹建该校生物学系的工作。1963年该校生物系合并到哈尔滨师范学院，张孟闻随系到哈尔滨师范学院任教。1976年退休前移居上海。1980年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为兼任教授，1982年任该校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
张孟闻在复旦大学任教16年，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他热爱祖国，为人正直，襟怀坦白，努力工作。他担任生物系领导工作，更是尽心尽力。为了把复旦大学生物系办成课程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的系，他聘请著名学者、专家来系任教，或来系兼课，开设了不少国内未曾开设过的课程。为了添置图书设备，建立和扩建新的实验室、标本室；他四处奔波，筹集经费，复旦大学生物系能挤身于国内先进行列，有他的一份心血。
张孟闻1942年刚到复旦大学任教，就为寻找费巩教授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他的正义感得到复旦师生的好评。不久，他参加发起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并推举为该会重庆北碚区负责人。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展成为全国性组织，他担任上海分会副理事长，同时主编该会刊物《上海科协》。1949年曾任该会代理总干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与中国科学社联合，组织“民主与科学”座谈会，开展爱国民主斗争，他是负责人之一。北平召开全国科协代表大会筹备会，他是筹备会成员。并出席第一次全国科协代表大会。会后，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学会联合会（“全国科联”）、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全国科普”），被选为“全国科联”的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科普”的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他是特邀代表。张孟闻是科技界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建国后，他历任上海市“科联”常委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科普协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
张孟闻从事教育和科研事业60多年，治学严谨，学问渊博，专长生物学、动物学、生物科学史。对两栖动物、爬行动物、脊椎动物以及鸟类研究造诣尤深，是我国生物科学史奠基人之一。他重视调查研究，重视我国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建国初，他就参加全国“科联”组织的“东北考察团”，写出《我们的东北》、《大连》等调查报告，详细论述东北地区生物种类及其开发利用的价值。在黑龙江任教期间，跑遍整个黑龙江，从中部五大连池出发，南到牡丹江，东到贴近前苏联的东宁，北到进入北极的滇河，西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对这一广大地区的两栖类动物、鱼类，进行了详细调查，写出详细调查报告，并在广州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报告。
张孟闻曾任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动物学会两栖爬行动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人物生平
张孟闻（笔名林文），1903年7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张葆灵原为国文教师，后投身于辛亥革命。张孟闻在父亲的身教言传影响下，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中学时代就参加学校中的雪花社组织，以笔墨抨击当时的黑暗势力。1922年考取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他勤奋学习，仅用4年时间修完了5年的课程，于1926年完成了动物学系和心理学系的学业，取得东南大学理学士学位。由于当时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不安，他毕业后只得接替他父亲的教职，在浙江水产学校教国文和公民课，并兼任该校总务长。北伐战争时期，他在北伐军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部下任秘书。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流亡日本，两个月后遵父命回国，在宁波市省立四中担任班主任兼授国文和高中部生物课，并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博物和英文课。
1928年，张孟闻应秉志教授电邀，到北平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讲授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半年后又应秉志教授的聘请，在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又担任秉志教授的秘书，兼管总务，历时6年之久。1934年他被邀参加中国动物学会成立大会。同年年底，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甲种奖学金去法国留学。在法国国立自然博物馆蛙蛇研究所所长L.Roule的指导下做研究，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中国蝾螈专论》博士论文，论文得到法国当代生物学大师P.Wintebert教授的好评，取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由此使他再次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奖学金。他利用这笔奖学金先后考察了德国、比利时、瑞士、荷兰、英国，以及意大利的一些博物馆。
1937年，张孟闻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的聘请回国。当他踏上祖国大地时，正值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被迫内迁，在迁校途中，他以大自然为课堂讲授动物学和野外实习课程，并沿途收集标本，写出了《宜山蛇类记》和《湄潭鸟类志》等多篇论文与讲义。
1943年，张孟闻应复旦大学之聘来到重庆。一到重庆未进校门就被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召见，要聘他为部聘教授送美国留学，当时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也要派他去美国，而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则要他到复旦去整顿三青团，动员他立刻加入国民党。张孟闻一一拒绝了这些招聘。他到复旦大学后为寻找失踪的浙江大学训导长费巩教授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1945年7月在重庆召开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张孟闻当选为北碚区负责人。他回沪后任上海分会的副理事长（1948～1950年），并主编《上海科协》刊物，次年又担任总会的代理总干事与总编辑（1949～1950年），还兼任中国科学社常务理事（1950～1958年）和《科学》杂志总编辑（1948～1952年）。他曾与复旦大学的左派教授陈望道、洪深、潘震亚等一起去上海市政府向市长吴国桢说理，要求民主。他们还与交通大学等校的教授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国立院校教授联谊会”。
上海解放后，上海科协借岳阳路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礼堂召开庆祝大会，张孟闻主持会务，陈毅市长亲临讲话，勉励科技人员要为人民服务。张孟闻经夏衍介绍与陈毅市长相识。此后他担任了上海市第一届、第二届政协委员兼科技组组长。
1949年张孟闻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代表会筹备会议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该会决定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简称科普）两个全国性科学团体，张孟闻被选为全国科联的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全国科普协会委员（1950～1958年），回沪后又担任了上海科联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上海科普副主任委员。此外他还曾担任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及其上海分会（后来改为上海动物学会）的理事长、中国科学社总编辑（1948～1952年），主编《科学》、《科学画报》、《中国科学社丛书》等刊物；华东从猿到人展览会副主任委员，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1951年起担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直到1958年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解除一切职务。
1958年后，张孟闻被迫调至黑龙江省，承担筹建黑龙江大学生物系的工作。1963年该校生物系合并到哈尔滨师范学校生物系，他在该系执教脊椎动物学、脊椎动物分类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鱼类学、野外实习等课程。还对黑龙江省的脊椎动物资源进行了较全面的区系调查。1962年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79年恢复了名誉）。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受到批判，这一年妻子病故，1970年小儿子溺死于松花江中，使他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于1976年退休，移居上海。退休前与上海江湾医院医生陈清如结婚。
1980年张孟闻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为兼任教授，两年后改任该校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继续编写《中国动物志·爬行纲》卷的工作，还招收了两名生物学史的研究生。此外，他还受聘为“中国大网络全书”生物学卷的编委会委员，主编爬行纲史部分。
1982年中国动物学会两栖爬行动物学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成立大会，会上一致推举没有到会的张孟闻为名誉理事长。
1985年张孟闻不幸患了肾癌，手术后在华东医院和妻子的精心医治护理下很快恢复了健康，在这劫后余生的日子里，他又埋头书案，整理他多年在教学实践基础上积累下来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写成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和《脊椎动物学》。
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为张孟闻筹办了90华诞庆祝会，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钱燕文、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赵尔宓和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教授赵肯堂一起为他编辑了一本纪念文集。黑龙江、哈尔滨、吉林、四川、海南、河北、江浙各省的不少科教界学者来函来电祝贺，他的复旦旧时门人相聚一堂，真是“桃李满天下，笑在丛花中”。这是对他毕生功绩的肯定，补偿了他在坎坷岁月中经受的创伤。
技术成就
当张孟闻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时，了解到当时国外的生物科学正在蓬勃发展，而中国的生物科学还只处于萌芽状态。特别是从事脊椎动物中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研究的人更少，于是立志要填补这一空白。开始时，他在生物所所在地区附近进行调查，半年后写出了《南京的两栖动物》论文，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试写论文还有些胆怯，在征得方炳文教授的同意后，将方教授的名字同他一起署名发表。当时得知有一支日本的科学调查队来中国考察长江上游地区的生物资源，为抢先取得调查资料，秉志教授组织了中国的调查队去长江上游调查，这对张孟闻来说是极好的采集机会，他们赶在日本调查队的前面到达四川、江西、贵州等地采到许多动物标本，在极短的时间内整理成调查报告发表，在科学上为中国人争了口气。张孟闻发表的论文和调查报告有9篇都用英文书写刊登在国内外杂志上，如“四川两栖类略述”，“四川爬虫类述图”，“浙江蝾螈志”，“浙江爬虫类简述”，“江西两栖类概要”，等；还发现了2种蝾螈新种：镇海疣螈和贵州疣螈。此外还整理生物所原先采来的标本。写出了“长江流域习见脊椎动物名录”，这是长江流域脊椎动物最早的记录。由于上述的研究成绩，张孟闻被邀参加了中国动物学会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成立大会，他是大会中最年轻的科学家之一。
张孟闻对蝾螈类的研究最有心得，除了上述研究外，在1935年一年之中就在国外期刊上发表了4篇研究论文。他的博士论文“中国蝾螈专论”内容丰富，详述了中国蝾螈的种类，并从形态解剖的差异上给以分类比较，还绘制了许多精美细致的解剖图，得到法国当代生物学大师P.Winterbert的好评，给论文的评语是Tre’shonorable（很可敬），全场为他鼓掌，张孟闻也由此再次获得奖学金。这篇获得好评的论文在30年后的1968年又被美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会重印成单行本，还在论文前面加上引语，分发给每个会员作为典范。在访问哥德博物馆时，他以客籍研究员身份研究蝾螈的解剖，发表了《琉球蝾螈的肋骨》的研究论文，刊登在该博物馆学报的卷首。张孟闻在爬行动物的调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对四川、浙江、广西等地进行了普查外，还对江西宜山地区的蛇类做了专题调查，写出了“宜山蛇类记”，这是一篇惟一的宜山地区调查报告，得到浙大校长竺可桢教授的赞赏。
在1955年及1956年的复旦大学校庆会上，张孟闻提出两篇长达数十页的学术报告“中国的两栖纲动物”和“中国的爬行纲动物”，这两篇姊妹作都是在查考了古今中外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全面的分析研究，并以中国动物种类的固有形态作为分类依据，制定出适于我国的动物分类系统，这是对我国两栖纲和爬行纲动物研究的全面性总结，为进一步研究两栖、爬行动物打下基础。
1973年张孟闻担任了编写《中国动物志·爬行纲》卷的任务，为了写好动物志，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先后发表“爬行动物特征、分目与鳄形目”，“爬行纲动物研究简史”，“爬行纲特征与其亚目分目”等文章，前两篇著作引起国际学者的注意，美国和英国都曾来信索取。他还针对扬子鳄与湾鳄的歧异，在“博物”杂志上发表了“释鼍鳄”一文，引用竺可桢教授的5000年气象变化的理论来解释湾鳄在中国岭南出现与灭迹的因果关系。“中国动物志爬行纲”卷已于1985年完成初稿，1988年经修改后送交中国科学院动物志编辑委员会。
动物分类学是研究动物科学的基础，张孟闻在研究两栖爬行动物的过程中很早就注意到分类学的重要性。1942年他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写了一篇论文“中国生物分类学史述论”。为了研究分类学的历史，他从最早的甲骨文开始，览阅《诗经》，《尔雅》，《吕氏春秋》等包括商、周、秦、汉、唐、宋各朝代古书的基础上，详细阐明了人类从开始认识物种，给予名称，进而按特征分列到一定范畴中去的生物分类学发展史迹；同时指出中国生物分类学的雏形是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代表，国外最早的动物分类学家林奈还迟于李时珍150年，却后来居上。由此提出我国生物分类学的研究必须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他的“中国两栖纲动物”与“中国爬行纲动物”两篇学术论文中提出的分类系统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他在研究动物分类学的过程中还注意到物种与分类学的关系，强调了物种对分类学的意义，发表了“物种新论”、“物种概念”等文章。在1957年发表的“脊椎动物分目的语尾统一拟议”一文中，他提出以“formes”一词作为脊椎动物分目的语尾的见解，被广大学者接受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采用，澄清了分目语尾中的混乱现象。1961年他在黑龙江大学所写的脊椎动物分类学讲义，是一份长达230页的相当完整的教材，详细论述了分类学的意义、概念及其发展历史，在各纲目特征中也都有各纲的分类简史，并突出了物种在分类中的重要性。这份讲义曾获得鱼类学家伍献文的称赞，认为这样的教材才是真正的分类学讲义，而当时国内已有的同类书籍大都只是分类检索表，称不上是分类学。遗憾的是当时张孟闻正处在逆境之中，未能将它印成书刊。
1955年复旦大学生物系首次开设“生物学史”课程，张孟闻负责讲授中国生物学史部分。该年校庆会上他提出一篇“中国生物学史概要”的报告，内容共分八章，述及中国生物学的始萌、农牧交替、农业兴盛与封建制度的建立、秦汉专制统治下的生物学、中外交通与帝国主义入侵后的中国生物学，以及中国生物学史的现状与前瞻。它是我国生物学史论述的第一篇专著，亦是前所未有的比较全面的资料。为中国生物学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要撰写这篇学术研究论文并不容易，除了具备生物科学知识外，还必需有较好的古代文字基础，要熟悉甲骨文才能追溯到古代的文化中去，寻觅动物知识起源的踪迹。早在1942年，张孟闻发表的“中国生物分类学史简述”就已述及中国生物学史的内容。在国际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所著的“中国科技史”第一卷的导论中，曾写到他从张氏此文得到中国生物学史的知识，由此可见张孟闻是国际公认的研究中国生物学史的学者，1947年张孟闻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中国科学史举隅》，内容包括三篇论文：①学术史迹的捡取与发扬；②中国生物分类学史述论（转载）；③物种问题的生物史观。这本小册子在1990年被收编到《民国丛书》第一篇第90卷中。
由于张孟闻对中国生物学史的研究，与李约瑟早有学术交往。1979年10月，李约瑟博士来中国访问，专程到上海托人去江湾五角场寻找已经退休的张孟闻。两位学者在锦江饭店会见，亲切交谈，还拍照留念。在李约瑟博士80寿辰之际，张孟闻与胡道静教授共同发起编写“中国科技史探索”论文集以志庆贺。张孟闻为论文集写前言，并整理了邹树文教授的遗稿“中国古代的动物分类学”，还为论文集写了一篇“四灵考”的专题文章，将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龙、凤、麟、龟”四种灵物从古代象形文字发展的轨迹中加以考究，并给出现代科学的解释。为推动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张孟闻考虑到李约瑟著的“中国科技史”有7卷31册，在德、法、日、意、西班牙等国都有译本。而中国迄今为止尚只译出3卷3册，就主动将该书31册49章的目录全部译出，刊登在他所编的《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此外他还写了《我所认识的李约瑟博士》、《我与中国生物学史的研究》，介绍他从事中国生物学史研究的情况。张孟闻为我国生物学史的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张孟闻对科普工作极为重视，解放后他担任全国科普委员及上海科普副主任委员时，主编“科学”杂志，又担任《科学画报》总编辑，还主编上海科协和上海科联领导下的若干刊物，积极宣传科学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点。在举办“华东从猿到人展览会”时，他担任筹备会的副主任，负责规划展览会的全部内容，使展览会成为宣传科普的一个好阵地。并为中学师生编写了一本70余页的小册子《人从哪里来》，回答师生们提出的问题。后来又写了《动物的进化》，进一步对人类起源给予论证。其实张孟闻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宣传科普知识，他曾在《科学画报》等刊物上发表过“大王爷”，“桃花流水鳜鱼肥”“杜鹃”，“黄鹂”等科普文章。在他写的“关于书的话”一文中论述了书的功用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引导人们从书中获得知识。他以散文形式写成的“青青池塘处处蛙”一文，文笔活泼，兴趣盎然，又不失科学性，引起科普协会同仁们的赞赏。1984年他在《博物》杂志上发表的7篇连载“说龙”文章，针对“龙”在国内外的种种传说，给予论证，他从古代甲骨文开始考证，又用现代科学观点给予分析，提示人们“龙”只是一种虚拟的动物，是与爬行类相关的一个想像的动物。
简历
1903年7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
1922～1926年就读于东南大学并毕业。
1927～1928年任浙江省立四中教员。
1929年任北平大学农学院副教授。
1929～1934年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935～1936年任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鱼类及蛙蛇研究所客藉研究员。
1937年任德国法兰克福博物馆、英国伦敦不列颠自然博物馆客籍研究员。
1937～1942年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
1942～1958年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1958～1963年任黑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
1963～1976年任哈尔滨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
1976年8月退休。
1980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1995年病逝。
个人作品
发表论著有：《浙江两种蝾螈》、《浙江爬行类动物简述》、《四川两栖类动物略述》、《四川爬行类动物略述》、《黔桂棘皮蝾螈志》、《长江流域习见脊椎动物名录》、《越南中螈属名应予重订》、《中华四种螈刍图记》、《中华大鲵》、《东亚蝾螈专论》、《中国生物学史简述》、《中国两栖纲动物》、《中国爬行纲动物》等。

㈣ 蔡元培的一生是怎样的

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

近代中国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识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学术、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一生竭尽知识分子的责任，常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具有开创及领导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师。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五四。一谈到“五四运动”，便会联想到蔡元培，没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倡导风潮，推动文化改革，也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北京大学校长的开明进取，支持学生的行动，也就没有五四运动。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后首任的民国教育总长。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以后的活动，较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较少。无疑的，他的贡献主要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可是，若要探源他后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动，他前半生的思想趋向、政治活动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史上新旧过渡时期中一个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于同治六年（1867），家乡是浙江绍兴，和鲁迅同乡。绍兴便是人尽皆知的“师爷”产地。绍兴的文化气息很重，是盛产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读书时才叫元培，字孑民。父亲是钱庄经理，蔡家数代从商，祖上没有读书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岁入家塾读书，从《百家姓》、《千字文》读起，读完《四书》、《五经》。随后，老师就教他“八股文”，又称“制艺”或“时文”，作为应付科举考试之用。到光绪三年（1877），元培十一岁，父亲逝世，因他父亲为人宽厚，有贷必应，死后债台高筑，东家责令赔偿。世交分头募款欲以接济，但为元培母亲周氏所拒。由此可见，元培性情宽厚，是父亲的遗传，而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

蔡元培十四岁至十七岁的三、四年间，元培就教于同县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师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业期间，光绪九年（1883），元培十七岁入学补诸生（秀才），放弃“举子业”，专治小学和经学，广泛地自由读书，也就不再到王懋修处学习。离开私塾后，两年间在家设馆教书，并赴杭州参加乡试（考举人），首次落第。二十岁起不再教书，在同乡徐树兰举人家中读书。徐家建有“古越藏书楼”，书籍甚多，有此机会可以博览群书。他作学问、治经偏于训诂与哲理，治史则偏于儒林传、文苑传、艺文志等，这也是当时流行的求学方法。

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三岁，元培参加浙江乡试，中了举人。次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考中，成为贡士，必须再经殿试合格方为进士，但元培未即参加本科殿试，过了两年始成进士。梁启超乡试中举和他同年，可是会试累试名落孙山，可见在科举试途上，蔡元培比梁启超顺利得多了。原来考官王蒿隐欣赏他的文章，录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称元培是“蒿隐门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赏，称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

光绪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进士的第二年，二十七岁，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编修国史。新科翰林是有资格往各省写字卖钱的，这叫做“打秋风”。七月间，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广州小住，入冬后，又到潮州亲戚家，住在文咸街十号元发行商店里。曾为主人写了一副对联，联语为“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由此可见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态度，一向是虚怀若谷，待人和气。

翌年，再进京参加“散馆”考试。因庶吉士经过一定的期限，须参加甄别考试，叫做散馆，合格的授以编修，不合格的改任知县。蔡元培顺利地通过散馆考试，升补翰林院编修。同年6月间，“甲午战争”爆发，京师顿时紧张起来，他在联合英、德以御日人的奏折上，和文廷式一齐署名。这年他又在李慈铭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师。十一月间大文学家李慈铭逝世，元培为他的遗著《越缦堂日记》付梓。

这时，康、梁的维新变法正当全盛时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维新方面的。他在戊戌年间与友人合设了一个“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学习日文是求取外国知识的一条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识，除了部分得自中译西书之外，主要是从日文书中得来的。

当时康、梁门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谭嗣同，又与梁启超有己丑年同年中举的关系，照说他会和康、梁同走维新路线，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却耻于与炙手可热的人相依附，维新派杨锐欲想拉拢，也被他拒绝。9月间，戊戌政变发生，保守派控制整个大局，百日维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转眼之间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维新派的，他深感变法的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虽非康党，因同情维新，又有深交被捕，难免被疑为维新派人物，只好卸职南归。这是蔡元培一生的转折点，他已经看出满清政府没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归后，即在绍兴绅士徐树兰所办的一所叫“中西学堂”的中学任学堂监督（校长）。这是元培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斋”。学科分文科、数学及理科等，外国语有英、法、日三种。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教员是当时绍兴一时之选，学生在日后更是人才辈出。如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也就是蔡元培的后任蒋梦麟，和该校地质学教授王烈，便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则是第三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学堂内，新旧的对立是很明显的，蔡元培因过于袒护新派，旧派的堂董时加压力。最后，他愤而辞职，以示不愿意与旧势力妥协。

蔡元培仍在中西学堂监督任内时，原配夫人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叫做无忌，但不久王氏即因产后失调，与世长辞。还未满一周年，作媒请续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个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二、须识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

男子娶妾，在当时是被认为天经地义，而再嫁和离婚则是惊世骇俗。单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视男女平等，打破传统社会陋习，其所受维新运动的影响是如何巨大。由于条件过苛，几经说媒，难觅合适女子为继室。一年后，始访得江西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天足、工书、有才学，遂在杭州结婚。

他们的婚礼别开生面，形式别致，贺词亦谐，有人知他主张男女平等，故意在贺宴上说：“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答道：“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说得全场无不首肯。

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后，仍一心为教育事业奔走。庚子、辛丑之间，亦即1900～1901年，为绍兴侨农设一小学校。又在浙江省城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但为地方巨绅及当道所阻而未成功。在这年春，便转到南洋公学当特班总教习。

上海南洋公学是后来交通大学的前身，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分为师范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增开一个“特班”，取录了42位私塾就读而又有志向西学的秀才、举人，预定教他们外国语言及经世之学，成绩优异者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就是担任这个特班的总教习。

当时特班的学生都想学日文，元培便用他半生不熟的日文教学生选读政治、法律、外交、财政、经济、哲学等门类的专业书，要求学生每日撰写札记。其主旨“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一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为之爱国”。在诸多学生中，他最欣赏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王世澂、洪允祥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中已日渐活跃。他所从事与新教育相关的有两件事：一是筹办“爱国女学校”，一是发起“中国教育会”。

爱国女学校由蔡元培夫人黄仲玉首倡，取得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女士的独力支持，再由蔡元培和蒋观云等人租校舍，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正式成立。早期学生人数仅有十名左右。中国教育会则由元培和上海文教界人士叶瀚、蒋观云、黄宗仰等人共同策划，由蔡元培任会长，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主张革新，因无经济支持，早期仅从事文字方面的鼓吹而已。

光绪二十八年，元培三十五岁，开始学习拉丁文，天主教徒马相伯是他的老师。蔡元培认为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文的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文，若不通晓，则无法了解西洋的一切古代文化。他还选派了24个学生，和他一齐向马相伯学习。后来，马相伯就以这批学生做基础，创立了震旦学院，也就是震旦大学的由来。

这一年，蔡元培趁暑假赴日本旅游，却遇上了东京留学界的“成城学校事件”。成城学校是专为中国学生而设的军官学校预备班，吴敬恒奉两广总督之命，带领速成师范学生到日本留学，其中9人拟入成城学校，清驻日公使拒绝保送。吴向公使抗议，被召日警驱逐出境。吴敬恒回国船中和蔡元培相遇。

两人“大谈立宪之不可成，皆知革命之不可已”。7月10日船抵上海，中国教育会同仁发起欢迎大会。会中决议由教育会自设学校，自教子弟，毋须赴日本留学。

于是教育会遂有自办学校的计划。

吴敬恒同入南洋公学任教，却因他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退学事件。同年10月17日，导火线是一个小小的墨水瓶，引起特班学生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相率退学，蔡元培也引咎辞职。而原因是吴敬恒和校方发生冲突，有十数名学生遭开除，吴亦辞去。

这个事件对清末学界的影响无比重大。蔡元培和吴敬恒、章太炎、蒋维乔等，便在中国教育会的二楼成立“爱国学社”，社员55人，都是南洋公学的退学生。

学社社员劝其姊妹就学，自此女校学生渐多。爱国学社成立后，蔡元培等几个具有进步和革新思想的人士，从此与一群热情奔放的青年学子日夕相处，彼此间互相影响，言论和思想都有了急剧的发展，不久便激起更大的浪潮，震撼了上海甚至整个中国。

光绪二十九年（1903）1月间，由于中国教育会的言论十分激烈，引起守旧人士利用《申报》加以讥评。吴敬恒主张在《苏报》上，由元培、章太炎和他轮流撰写文章跟他们对抗。邹容遗著3月间，章士钊等31名南京陆师学堂学生集体退学，在蔡元培的协助下加入爱国学社。同时，浙江大学堂也爆发学潮，退学生自建“新民塾”，并电请蔡元培和吴敬恒前往支持。

当时仇满的情绪已日益高涨，蔡元培发表《释仇满》一文，发表在《苏报》上。认为种族之别，一是血液，一是风习，满人血统与汉族混杂既久，其语言文字风习亦已为汉族所同化。所谓满人，不过是在政治上拥有世袭爵位、不管实业而坐食特权的一个记号而已。只要满人自觉放弃其特权，则汉人绝无杀尽满人的必要。

3月底，跟着又有拒俄运动的展开，蔡元培剪了头发，和志愿加入“拒俄义勇队”的96名学生，穿上制服，早晚训练，准备抵抗俄国侵占中国东三省。可是，清廷不但没有明白青年学子的爱国热诚，反以为他们是在阴谋造反，而加以强烈的压制，结果只有迫使急进的青年走向反清的道路。

5月间，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本巨著先后出版，尤其轰动一时。

中国教育会会长于此时改由黄宗卿担任，却闹起会与社谁为主体之争。章太炎主张不与学社合作，吴敬恒较袒护社员。蔡元培原本态度温和，不随便袒护一方，但一向保持和平态度的蔡元培却为吴敬恒的一句刻薄话所激怒，忿然道：“我本要上德国留学去，我辞去会和社的事。”

说罢即离去。众人虽予挽留，但他去意已决，略整行装后，于20日乘船离开上海，临行时各人都去送别。

蔡元培离开上海不过半个月左右，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便发生。章太炎和邹容被抓，吴敬恒逃匿，爱国学社亦遭波及而解散。案发时，蔡元培正船抵青岛，接到他哥哥蔡元坚发来的电报，说“清廷已与德使商定，电青岛德吏捕蔡某”云云。元培只好返沪，又重新参与上海志士的活动，这时，适逢俄人进兵奉天，蔡元培便与刘师培等发起“对俄同志会”，参加会员有百余人。

光绪三十年（1904），元培在《俄事警闻》上发表了一篇《新年梦》，主张说：“我们意中自然有个中国，但我们现在不切切实实造起一个国家来，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又提出了外交方面应办的三件事：一、恢复东三省。二、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三、撤去租界。这篇文章，颇能反映出他这时的思想。

对俄同志会并以《警钟日报》为机关报，报纸的编辑工作初由王小徐负责，其后嬗于蔡元培。他主持到这年6月间，因接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编辑工作才由汪德渊接任。《警钟日报》后因揭载德人经营山东的密谋，触怒德国领事，报纸被封禁，拘去五人，上海的革命言论机关至此又遭遇挫折。

蔡元培重掌女校校政之后，除了在文字和教育方面努力鼓吹之外，与国内的秘密革命运动更建立了深厚的关系。1903年在东京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本因拒俄而起，但后来改组变成一个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团体，并有“暗杀团”的组织，由杨笃生主其事。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黄兴归国后，创设“华兴会”，拟于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岁生辰之日，发动长沙等地起义。杨笃生回上海，别树“爱国协会”，由他担任会长，章士钊副之，蔡元培、陈独秀、蔡锷等也同时加入。

东京原有“浙学会”的组织，由陶成章主持。陶成章回沪后，和元培等人又在上海成立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叫做“光复会”，以扩大暗杀团组织为目的。跟着光复会的东京分部也正式成立，鲁迅等人也参加进来。元培加入光复会后，即邀请徐锡麟入会，并介绍徐与陶相识。

蔡元培参与暗杀组织，专学制造炸弹，赁屋购仪器药品，由黄兴带来十余枚弹壳，遂填以炸药。吴樾暗藏炸弹，计划行刺五大臣于北京车站，不幸炸药误发，竟以身殉。

1905年8月间，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为总理，誓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本部之下，设立各省分会。上海分会由蔡元培担任分会长，光复会会员也大半加入同盟会籍。蔡元培以爱国女学校作为革命同志的接洽机关，并提供教员资格给徐锡麟、陶成章、杨笃生、黄兴等革命同志作为革命活动的社会身份。

同年，章太炎出狱，可是邹容却病死狱中。在邹容追悼大会上，蔡元培当众演说，痛诋清廷的暴虐，蔑视人权，听者无不动容。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蔡元培又作演说，演辞特别警策，陈英士闻而感惜，返里变卖不动产，决心从事革命工作，他后来成就的事业实发端于此。

当时国内的革命人士主要集中策划暗杀和暴动，但暗杀工作不能顺利开展，革命的方针和步骤也无法确定，因此大家对革命的前景仍然非常黯淡。蔡元培的内心不免会有失落的感觉，因此改变一下生活环境的欲望便愈来愈强烈。到这年秋天，听闻清廷有派遣编修、检讨出洋留学之议，便决定进京销假，申请留学欧洲。临行，把同盟会干事一职托他弟子黄炎培代理，并将秘密文件及名单多种交给他保管。蔡元培离开上海，独自前往阔别了8年的北京。

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蔡元培跑到北京，一心想申请去德国，但因政府绌于经费，无法派出。后在译学馆任教，等待出国时机。译学馆后来归并京师大学堂，而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所以蔡元培这次在译学馆的任教，实在是服务于北大的第一次。他的《中国孙宝琦像伦理学史》一书就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

1907年4月，清政府派孙宝琦为出使德国大使，孙宝琦允每月资助元培学费30两，而商务印书馆又与蔡元培订定每月送编译费百元。基本生活费用问题既已解决，元培遂随孙宝琦赴德留学。这一年蔡元培已四十一岁，作为一个留学生，年纪似乎大了一点；可是，他时常想争取进修机会以充实自己的学问，这种好学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蔡元培在德留学，直至辛亥年（1911）革命成功，始回中国，前后有四年。他进入莱比锡大学专攻哲学，在校期间翻译德国哲学家包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他初到柏林时，即闻徐锡麟起义于安庆，被执就义；不久，秋瑾又密谋在绍兴起义，也被捕遇害，光复会的力量大受摧残。

当时，吴敬恒、李石曾、张静江等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周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并反对君主立宪，提倡革命。蔡元培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德国也作精神上的呼应。辛亥年4月27日，黄兴所领导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却轰动全国，革命情绪自此更趋高涨。10月10日武昌起义.武昌光复后，鄂军政府旋告成立。

蔡元培得吴敬恒在伦敦寄出的信，始知武汉的消息。他在致吴敬恒的信中，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之语，暗示打算回国赴难、共同奋斗的意向。其后，接陈英士电报，催他回国。于是结束四年的留学生涯，取道西伯利亚东归。抵达上海之日，正是黄兴由武昌抵沪之时，即12月1日前后，孙中山尚未返国。他一时没有住处，蒋维乔留他住在爱国女学校内。

12月4日，各省代表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黄兴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当选为副元帅。孙中山亦于年底返国，旋即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此后改用阳历。是日孙中山就职于南京，着手组织内阁。各省代表会正式开会，通过国务员名单，各部门总长依次为：陆军黄兴、海军黄钟瑛、外交王宠惠、财政陈锦涛、司法伍廷芳、内务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实业张謇、交通汤寿潜，中华民国第一次临时政府至此完全成立。

各部人选决定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因久居欧洲，对国内教育情形异常隔膜，特请蒋维乔帮助。二人并偕另一会计兼庶务职员，于1月4日晚上到达南京，住在一小旅馆中。5日，蔡元培正式就职，出席临时政府首次国务会议。会后，蔡元培往谒孙中山，请示教育部办公地点，孙回答说：“办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找。”连日奔走，一无办法。适遇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就商借碑亭巷内务司楼上空房三间作为办公处，随即迁入。其简陋情形，可想而知。

1月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当时全国各地仍然十分混乱，南北议和正在进行，清帝仍未退位，临时政府的政令未能有效推行。在这种情形下，蔡元培踏出了民国教育的第一步。

蔡元培自从四十五岁起，回国担任教育总长，后在北洋政府时代，又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留在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一生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北大校长的任内，其所树立的北大民主校风，源远流长，影响巨大。

北大作为五四运动的震源地，作为新中国的发祥地，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不言可喻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精神”，这位北大之父，逝世于1940年，享寿七十二。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生涯，简直是中国黎明前的奋斗纪录。他是从新旧过渡时期走过来的典型人物，他的言行典范和伟大的人格，感人至深，于今没有任何人会发生疑问。吴敬恒曾说：

蔡先生平时待人，对好人没有不尊敬，对坏人，也没有不宽恕。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总是待他很好。他惟一的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国出些了不得的大学问家。因为他抱了这种志愿，以前有了许多当仁不让的事。

对于蔡元培的人格，吴敬恒也说：

蔡先生之为人，真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他和哪一个人都很和气，然而他有一个“自己”。绝不是因为做人和气，就会人云亦云。蔡先生所到之地，谁和他相处，都像从前人交了程明道一样，如坐春风之中。不过虽坐春风之中，很感到有一种严肃之气。如果我们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骄不吝”、“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什么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俨如周公风度。

吴敬恒说蔡元培，在做人的态度上，对自己是“不骄不吝”，对人是“和而不同”，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没有不取其长，绝不问其短处如何。然而他无时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张：鼓励造就大学问家出来。这有一个实例可以拿来佐证。

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论争，白话文言的抗拒，两派人士都服务于北大。胡适、陈独秀的提倡白话文派，和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严复，都在北大教书。当时的校长就是蔡元培，他虽然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但认为这几位老古董的确有一技之长，也就延聘他们在北大任教。所以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时期，不问这个人有辫子没有辫子，只看他有没有学问，只要有一点长处的人，他没有不器重他的。这种态度，就是所谓“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无怪乎他所创办的第一所女校，取名为“爱国女学校”，他所设立的第一个学会，取名为“中国教育会”。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

㈤ 一栋楼有食堂,办公,宿舍这栋楼的建筑用途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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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今天在徐汇校区正式揭牌。33年前（1986年）的今天，上海市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今年10月16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其中，上海市共有12处文物入选，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成功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年前（1986年）的今天，上海市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今年10月16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其中，上海市共有12处文物入选，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成功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褚晓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伟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欧晓川副处长，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陈澄泉局长出席仪式。上海交通大学相关职能部处、使用单位、市民代表和师生代表等参加大会。

在本次申报中，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的名单中包含：老图书馆、新中院、中院、新上院、工程馆、科学馆、北四楼、执信西斋、文治堂、总办公厅、体育馆、新建楼、盛宅、华山路校门、史穆烈士墓、五卅纪念柱，共计16处文物本体。

上海交大早期建筑具有如下价值与独特性：

*历史悠久，是近代最早由中国人创办的两所大学之一；

*校址从未改变，是目前国内惟一一所跨越三个世纪、保留发源地与办学地不变的高校；

*具有独特的、中西结合的校园布局与建筑；*集中展示了邬达克等近现代建筑大师的作品，代表了当时先进的建筑思想；

*很多建筑都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建造材料和技术手段，表现了在技术上的勇于尝试；

*交大早期建筑的一大独特性来自交大校友对母校的热情和帮助，有一些建筑是由校友捐助建成的，如图书馆、校门、工程馆等，也有些是由交大校友主持修建的，如体育馆和文治堂；

*承载国家记忆，传承红色基因，这里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先烈缅怀基地，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前来瞻仰，这是其他高校所少见的。

上海交通大学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2014年4月4日，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建筑群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为本次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每幢历史建筑门口都有学校制作的二维码，扫描即可看到详细介绍内容。

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的价值与独特性

上海交通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896 年由清政府创立的南洋公学，是近代最早由中国人创办的两所大学之一。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位于徐汇校区内，是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所跨越三个世纪、保留发源地与办学地不变的早期高等学府所在地。不同建筑风格各异的建筑并存，一定程度展现了上海地区近现代建筑的发展变化历程，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变革，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校园发展历程的印证。

在本次申报中，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的名单中包含：老图书馆、新中院、中院、新上院、工程馆、科学馆、北四楼、执信西斋、文治堂、总办公厅、体育馆、新建楼、盛宅、华山路校门、史穆烈士墓、五卅纪念柱，共计16处文物本体。

1、老图书馆

位于草坪东侧的老图书馆建成于1919年，由1916级毕业班同学为纪念建校20周年发起社会各界及师生共同捐资建造而成（图书馆馆名由李梅庵先生题写）。老图书馆采用维多利亚风格，清水红砖配上白色浮雕，因其独有的建筑艺术与魅力，多次出现在不同的影视、摄影作品之中。

上世纪三十年代，图书馆内的藏书规模在当时国内的高校中名列前茅，交大的一代代学子如钱学森、吴文俊、王安、王之卓等都曾在这里饱览先进的科学与文化。老图书馆既是藏书看书之地，也曾是上海乃至全国各种工业展览会的重要展馆，见证了重要的人文历史事件。

1926年，为纪念建校30周年，学校举办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工业展览会，老图书馆就是展会的第一展室。

通过展览，国内外许多厂家向学校赠送大量展品，大大充实了学校的实验装置和设备。

1947年10月，中国技术协会又借老图书馆举办“工业模型和技术人员生活展览会”，该展览会不仅传播科学知识，还揭露当时的政治腐败，包括技术人员被逼得贫困交迫无法生活的场景。展览会与当时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遥相呼应。

建国后因师生人数倍增，老图书馆不敷使用，1985年包玉刚先生捐资另建包兆龙图书馆。该馆落成后，老图书馆被改作档案馆使用。1995年老图书馆照原状大修后，楼内新设校史博物馆、林同炎展室、档案馆、校友接待室及校友活动室。其中校史馆于1996年4月8日百年校庆之际开馆。1996年江泽民总书记回母校参观了校史馆，并为其题写馆名。

老图书馆门口附近建造了“百年树人”雕塑，是校友们为了纪念1996年交大百年校庆所捐赠。

2、中院

位于草坪东北角的建设是中国大学中历史最悠久且沿用至今的建筑之一。该建筑名为中院，是校园里内唯一一座建于19世纪的最古老的建筑，由南洋公学监院福开森监造。

中院建成初期主要供南洋公学办公和中学、师范院、小学部教学使用，集教学、办公、食宿等功能于一体。一楼设有食堂、化学实验室，二楼用作教室，三楼用作宿舍。（师范班、政治班、特班和公学的一些办事机构也曾使用过这幢楼）。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于1901年开始受聘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就住在中院的三楼60号房间。（当时，他常常约两三位同学到宿舍谈话，讨论学业问题。）在他任教期间,培养了李叔同、黄炎培等40余名杰出人才。

1927年国民政府交通部下令停办中小学，原附属中学脱离交大独立建设（更名为南洋模范中学），中院就成为大学教学及办公用房。

交大历史上最早的一起学生运动“墨水瓶”事件便发生在中院。1902年，五班文课教习郭镇瀛因其座椅上放置的一只墨水瓶而故意发难，校方开除无辜学生伍正钧引起全校师生公愤，当即罢课集会。蔡元培先生出面与学校沟通无果后，200多名学生集体退学。这次南洋公学学生反专制抗争活动得到了社会进步舆论的极高评价和大力支持。

1911年辛亥革命，当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至上海，要求进步的交大学生马上积极组成学生军，准备参加起义，并攻打清廷在上海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后来清廷军警放下武器，全校爱国师生欣喜若狂，在中院的楼顶插上旗帜以示拥护上海光复。然后学生们荷枪实弹冲出校门，奔赴“李公祠”推倒李鸿章铜像，又组织义勇军，护卫学校，并开展为上海革命军募集军饷活动，全力支持革命军。

3、新中院（董浩云航运博物馆）

在中院北侧是建于1910年的新中院，最初建造是用于附属中学学生住宿,故名新中院。中学脱离交大后，新中院成为大学低年级学生宿舍，每室住4-6人，楼内约可容纳百人。这是徐汇校区第一栋独立的学生宿舍，采用互相连通的围廊结构，加上玻璃天棚与宽敞的公共活动空间，既满足采光通风，又能促进学生间的交流与沟通。

抗日战争中，日本人办的同文书院进驻交大，新中院未能幸免，留下满地疮痍。抗战胜利后，交大渝校师生复员回沪，渝校数学教授郑太朴也抵达上海，临时入住进新中院二楼一间小屋内。在宿舍里，他经常与其他教师探讨学术，与学生交流学业。在交大任教期间，郑太朴成为上海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之一，大胆抨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宣传民主自由，新中院成为他与学生运动的秘密联络基地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奔走的休憩点。他的革命活动引起反动当局的不满，交大迫于当局的压力，将郑太朴解聘。

4、新上院

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建南洋公学，将大学部命名为“上院”。1900年，上院建成，楼内设有物理教室、物理实验室、宿舍等设施。底楼中央是一个可以容纳500人的大礼堂，1927年为了纪念老校长唐文治改名为文治堂。

在火红的革命岁月里，上院是孕育爱国主义传统的摇篮和锻炼青年的革命熔炉。

“五卅”运动中，交大学生作为游行队伍的第一总队，站在反帝示威游行的最前列。年仅17岁的陈虞钦同学遭到英国巡捕的枪杀，全体师生在大礼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九一八”事变后，学生们组织了义勇军，义勇军学生全部搬入上院三楼住宿。那段时间天还没亮，便见他们一身戎装，在上院前的操场上进行军事训练。上院大礼堂有间极小的房间，同学们在那里用钢板刻写毛泽东的重要论著《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并在进步同学中传阅。上院330室是朝东的一间男生宿舍，住着几位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都是知行社、山茶社的主要骨干，有很多次进步社团骨干议事和学生运动酝酿讨论活动在此秘密进行。

5、工程馆

1931年底落成的工程馆是由著名建筑大师邬达克设计的经典建筑，集中包含了工程教学的各种需求，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现代化的实验室和工程教学楼，成为专家教授、学术团体举办学术报告、讲座的重要场所。

瑞典亲王访问中国时，从北京到上海，慕交大之名，曾特地致函黎校长约期来校参观工程馆等处。此外，工程馆曾先后迎接过无线电发明家威廉·马可尼和物理学家玻尔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48年6月，著名原子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莅临交大，也在工程馆的教室发表题为《漫谈原子能》的学术演讲。

解放战争时期，工程馆的许多教室变成学生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一部分学生自治会的干部被迫离开交大撤向解放区时，是在工程馆开的欢送会。1949年初，交大的纺织系教授陈维稷（解放后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遭敌人逮捕后被营救出来，同学们也是在工程馆的教室召开了欢迎他的座谈会。

1948年为纪念老校长叶恭绰对学校建设的功绩，工程馆一度更名为为恭绰馆，1950年后恢复。1960年，交大将原本两层的工程馆加盖为三层。工程馆二楼有叶恭绰半身铜像，馆内草坪上有马可尼天线铜柱，激励交大学子奋发向上。

6、科学馆

工程馆西侧的三层小楼为科学馆。为纪念前校长孙科（孙中山之子，民国首任铁道部长）对学校建设做出的功绩，曾命名为哲生馆（孙科号哲生，并函请近代著名书法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了馆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科学馆。哲生馆的建成一波三折。早在1936年黎照寰校长治校时期，学校就开始动工兴建此楼，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只得停工。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才重新开工并于当年10月竣工，为三层楼实验用房。1947年4月8日，在学校校庆之际举行了授钥典礼。

随着学校的发展，科学馆的实验室陆续搬迁至闵行校区。如今，科学馆由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华东分析测试中心、上海交大分析测试中心共同使用，设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微生物实验室”和“DNA分子实验室”。

7、北四楼

北四楼建于1919年，作为交大的无线电实验室和无线电台，见证了交大当年在信息科技方面的领先水平。当时，一层为教室和电话实验室，二层为无线电收发室、仪器储存室和无线电实验室。小楼正南面曾竖有无线电发射柱，长数丈余。这座无线电台在我国当时的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中是独一无二的实验设备。

1920年8月，小楼内无线电台开始收发电报。所发电波能与福州、广东、武昌、北京、秦皇岛及日本长崎相通。同年，学校又组装了最新式的收报机，能够接收法国德国及美国沿太平洋各大电台的讯息。

交大无线电台的出现，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美国驻北京公使为此曾向外交部抗议，认为该电台收发的电信有透露商业秘密、妨碍商贸之嫌，要求外交部转咨交通部让学校迅速予以拆除。

交大申明交大电台专为学生实验所用，不接收商业电信，顶住了外国的干涉。不久，学校又添置了无线电话机、弧式发报机等设备，以后陆续向国外公司订购无线电器材，并得到中国电气公司、天津电报局捐赠的机件，逐年扩充，在国内堪称先进。

学生中首先使用无线电台的是1921届电机科的学生。他们在这楼里做了很多实验。这一班学生到毕业时有19人。

由于当年没有设置门额之类的标志，这座小楼一直寂寂无名，殊不知，它是中国走向信息社会的先锋之一。小楼的功能和名称数度更改，由无线电实验室、话务楼、老电器楼、机床车间，到现在的北四楼，目前用作法学院的日本研究中心。

8、执信西斋

执信西斋整幢楼呈马蹄形展开，中间为三层，两翼为二层，共187间。始建于1929年，1930年竣工后，备受各界赞誉，是全国高校中条件最好的宿舍，宿舍内有阅报室、理发室、交谊室、储藏室等，洗手间有冷热水供应，厕所内有西式马桶，并备有手纸。

为了纪念1920年在反对桂系军阀战争中英勇就义的民主革命战士、孙中山先生忠实的追随者朱执信先生的革命精神，被命名为执信西斋。执信西斋落成典礼举办后，即将毕业的1930届学生首先搬入执信西斋，优先选择了最好的房间，每套住两人，享受到了如宾馆一样的待遇。拔了头筹的1930届学生在毕业离校前夕，念及母校培育之恩，决定在执信西斋正门前筹建一座以校徽为中心的喷水池，赠送给母校留念。钱学森曾在执信西斋居住，宿舍门口也曾留下钱学森与同学的合影。作为学校管乐队成员，钱学森还经常在室内或过道练习次中音号。此外张煦、吴文俊、穆汉祥、史霄雯也曾在此居住。

9、文治堂

在交大体育场的西侧是1949年初建成的大礼堂“文治堂”。抗争胜利后，交大在校学生激增，上院的文治堂已不能满足需要。热心校友王之卓、茅以升等发起筹款，兴建新的大礼堂。1946年6月，劝募开始，各地校友踊跃捐款。设计大礼堂的建筑师和建造承包商都是交大校友，在建筑过程中尽心尽力，遇到经费紧张时，还垫资垫料。建成后的为“新文治堂”，观众席分上下两层，最多可容纳近2000人，这样的规模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高校中居于首位。

10、总办公厅

总办公厅由上海著名建筑设计师庄俊设计，具文艺复兴风格，1932年破土动工，建成于1933年。学校就命名问题曾经进行了讨论，议决为纪念学界先进容闳博士，定名为容闳堂。交大虽然与容闳没有直接关系，但学校的办学主张和他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以先贤名人的名字给学校建筑定名，是交大逐渐形成的人文传统，前有执信西斋，后有哲生馆。最终，办公楼的两个大门上分别刻上“容闳堂”和“总办公厅”两个楼名，后者系胡汉民的手笔。

11、体育馆

毗邻总办公厅的建筑是体育馆，该建筑建成于1925年。体育课在交大建校初期就作为一门课程得到了重视。据老校友回忆，新生入学时，学校给每人发两把钥匙，一把是宿舍钥匙，另一把是体育馆更衣柜的钥匙。交大学生除了军训以外，体育课不受天气的影响，这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高校里是很少见的。

当时，体育馆也是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场所。1926年，学校庆祝建校30周年，举办工业展览会之时，在体育馆前架设轻便轨道行驶小火车，成为了轰动上海的重大新闻。

当时，体育馆还是是交大爱国民主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1947年，学生会曾在体育馆组织举办“五四”文艺晚会，演出《窃国大盗袁世凯》。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阴谋将交大迁往台湾，交大师生开展了护校斗争，“护校指挥部”就设在体育馆。虽然形势紧张，学生不畏险难，在此演出《阿Q正传》。解放后，交大的多次党员大会、党代会也在体育馆举行。

12、新建楼

新建楼北邻体育馆，南邻浩然科技大厦，东边是大草坪，与图书馆和老校门遥相呼应，于1953年建成，当时交大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学校决定新建一幢三层的教学楼。如今，新建楼作为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学办公使用。

13、盛宅

建于1923年，为西式洋房。最初它是学校创始人盛宣怀家的私宅，当时，盛宣怀已逝世，盛宣怀的两个孙子准备到交大附属小学读书，其中一个孙子就是后来在闵行捐赠建造留园的盛毓度。盛宣怀夫人担心两个孙子住宿受苦，向校方接洽，借用学校地皮，出资建造一幢小楼专门给孙子住，学校欣然允诺。大概过了一两年光景，盛氏兄弟因为上海不太安全，就向学校请了长假，离开学校回家，盛宅于是空闲了一段日子。

1927年，交大开始招收女生，第一期只有4名，住在老图书馆北侧教职员住宅的空闲房间里。随着女同学逐渐增多，这座闲置的盛宅便作为女生宿舍使用。由于地处学校的东南角，便借用复旦女生宿舍的别称，亦名“东宫”。

1930年，学校举行34周年纪念会暨执信西斋落成典礼。礼毕，全校宿舍开放，任人参观。那天早上，听闻女生宿舍开禁的消息，很多男生奔走相告，导致平时清净的女生宿舍一时访者如织。由于女生宿舍容量有限，每年录取新生时，女生的平均录取成绩往往比男生高。1931年，全校女生加起来只有18位。女生们曾发起募捐建造新的女生宿舍，但因时局关系未曾实现。这幢小楼在树木掩映下，不引人注目，外人罕至。解放前在国民党军警的一次大逮捕中，被通缉的一位女同学曾在其中一间小屋藏身，化险为夷。

14、华山路校门

始建于1898年，建校初期的校门采用了中国牌坊式的木质建筑结构。1934年，1915级校友不忘母校培育之情，捐资重建校门，学校也拨公款，1935年新校门落成。

15、五卅纪念柱

建于1925年，柱高5米，纪念柱镌刻：“五卅纪念中弹穿肠而死者陈虞钦，愤激病狂而死者吴恒慈”。陈虞钦（1909~1925），广东增城人，印尼归侨。陈虞钦参加“五卅运动”游行时，被英籍巡捕开枪致死。南洋公学附中学生吴恒慈（1908~1925）闻讯后为之激愤而亡。南洋公学师生员工及各界代表为陈虞钦和吴恒慈举行追悼会。学校为他们立永久纪念柱。

16、烈士墓

墓地占地面积80平方米，墓前立水磨石质碑，四角楔形柱，方形基座边长2.1米。为纪念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牺牲的学生运动领袖史霄雯、穆汉祥两位烈士而建立，陈毅题写碑文：“为人民利益而英勇就义的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作者：王辰轩，姜澎
编辑：姜澎
责任编辑：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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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江淮大学的校史

1942年9月至1944年6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之时，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一所由新四军军部创办的综合性大学——江淮大学。江淮大学的创建是根据地党和上海地下党通力合作的成果，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生动体现，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无比威力。这所学校是上海抗日爱国青年来根据地学习和工作的桥梁和熔炉。
一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在苏北参议会上讲话时说，要在根据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要创办大学，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人才。他提出要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地下党由江苏省委领导)来具体组织落实这项工作。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召集省委有关同志和上海地下党同志，分析了根据地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形势，认为黄桥大捷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形势很好，正需要大量知识分子来根据地参加工作。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占上海租界后，原在这座“孤岛”上从事爱国教育的大专院校和一些中等学校被敌伪勒令登记，实施奴化教育，否则禁止开办。各校师生面临失业失学的危机，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上海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具有革命光荣传统，他们向往自由、民主、光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继续办学、学习、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为争取民族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共江苏省委经过研究，并与新四军军部联系，决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
江苏省委创办这所大学，经过华中局批准，由新四军军部领导并解决经费和给养。陈毅同志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筹办工作由江苏省委负责，上海地下党尽可能组织动员更多的师生去根据地；新四军军部筹备接待机构和交通站，四师抽调石青、林光前等同志组成了淮北接待站。地下党则派出韩述之(张钢)、姚溱(不久因另有任务调离)、方行等同志前往淮南新铺设立青年招待所，专门接待由沪来校的师生，保证他们能安全到达根据地。江苏省委还决定由宣传部长沙文汉同志负责江大的筹备工作，并指示由省文委梅益同志、省学委张本同志在上海进行教师和学生的组织动员工作，以后待梅益同志到达根据地后，就由他主持这一工作。到校师生先在淮北、淮南两地集中，后定在新四军四师淮北根据地淮宝县仁和集正式开学讲课。从1942年9月到1944年6月停办，前后约二年时间。
江苏省委决定，经华中局批准，任命韦悫(捧丹)为江淮大学校长。韦悫同志原是上海之江、复旦、大夏大学教授，曾留学美国，早期参加过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和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他长期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战争时期是进步刊物《译报》和《上海周报》的撰稿人。知名经济学家何封、哲学家李仲融也应党的号召，自愿到江大任教。应韦校长聘请任教的，还有复旦大学土木系主任孙绳曾教授，之江大学土木系教授陈端柄，交通大学教授姜长英、叶家俊、葛文锦，清华大学周国英，大夏大学王书伦、冯邦彦和李洪钟等生物、医学、教育、外语、体育教授，另有校医两人，护士四人。为了使他们能适应根据地生活，还同意他们带一名厨师。对他们留沪的家属均作了妥善安排。同时响应党的号召赴校任教的还有助教王辛南、荣绎蓉、洪之阶、许景福、颜秀卿、马丽娟等十余人。
江大学生主要来自上海之江、大同、大夏、沪江、东吴等大学和苏州工专，以及部分中学，前后两期约一百二十余名。他们都是由上述各校党组织动员去的。两期江大同学大体可分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已经受到敌伪注意、或被组织上派遣去江大作学生工作的地下党员(第一期十八名，第二期二十四名)；二是参加过党领导的进步活动的培养对象；三是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不甘心在日寇占领下做亡国奴，要求抗日的爱国青年；四是怀着读书救国的思想想继续学习的爱国青年；五是对社会家庭生活不满，对纸醉金迷的旧世界反感，更不愿过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的学生，有的女同学对重男轻女、包办婚姻不满；六是在师长、朋友的影响下，带着天真美好憧憬的年轻同学。各人的家庭出身、政治觉悟的程度虽有不同，但在要求抗日、向往光明上是一致的。如同学中有一对兄妹，祖父曾在清末任兵部尚书，妹妹在家困体弱多病，有两名仆人服侍，从小娇生惯养，但她在进步思想影响下，丢弃了优裕的物质享受，毅然离家奔赴解放区，到江大学习。还有一位同学，是在上海北火车站被父母、妹妹拦阻下，毅然说服全家后投奔江大的。有个同学年纪最小，但意志坚强，为了摆脱家庭阻拦，离家出走，在上海过了几个月的流浪生活，等到了交通员接头。有的不顾即将到手的大学文凭，毅然投向江淮大学这所革命的大熔炉。
二
从1942年8月至11月，上海一百多名师生在党内交通的妥善安排下，通过敌伪的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淮南根据地。为了避免引起敌伪的注意，选择了两条较安全的交通线：一条由镇江过江至扬州、高邮、宝应，然后乘船到淮北的岔河镇，再到仁和集；一条从南京过江经六合到淮南新铺。这两条路线都由新四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杨斌同志负责，由在上海地下党专司交通工作的戚原、刘燕如等同志协助，并从准备去江大的同学中挑选党员沈曾华、沈乃恭(沈正光)、黄友华、戴善(利国)、华之毅(华藻)、张立等以及同学吴天闲(吴孟驷)、朱铭勋(夏水)、郑志虬(郑伟)等任临时交通员，担负输送老师和同学们去根据地以及运送江大所需的图书设备的任务。每个小组之间，或以兄妹相称，或假装成夫妇。如有位老宪洪(阿老)同学，满口广东腔，是经不起盘问的，就布置一位比较老练的徐秉渊(左政)女同学，充当他的姐姐，要他装做哑巴，过封锁线时，阿老只要不语，也就混过去了。至于在路上与交通员坐车、坐船：步行如何相随等问题，更布置得具体细致。在宝应还通过地下党县委设立了交通接应站。当同学们被送进根据地时，大家禁不住放声歌唱，看到新四军战士时更为激动。到达招待所时，江大领导亲切相迎，宛似回到了老家。1942年9月问，韦校长及孙绳曾、陈端柄等教授到达淮南，受到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以及江苏省委沙文汉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不久就是新四军建军节，他们和江大师生均被邀共同欢庆。大会由张副军长主持，由二师郑位三政委讲话。韦校长也发了言，表示要把江大办好。会上新四军战士表演了精彩节目。这次集会给从“孤岛”上海初到根据地的江大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大原拟设土木、农学、医学、教育四个系及普通科，于1942年秋分别在淮北、淮南两地集中，以后由于敌情关系，淮北的同学都集中到淮南。由于师资缺乏，老师也没到齐，各系都未能开课，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主要是请党政军领导同志作专题报告。学校利用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大院作为校舍，以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大家认真听，用心记，热烈地学习讨论。
先在淮北集合的江大师生，受到四师党政军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先后听了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和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区党委宣传部长冯定等同志的报告。彭师长把国际国内形势、淮北地区当前的敌我斗争形势，讲得深入浅出，十分生动。1942年11月，淮北的全体师生曾被彭师长邀请渡过洪泽湖去半城参加新四军四师召开的全师运动大会，观看了骑兵团的表演和土坦克攻碉堡等军事活动。彭师长致词欢迎说，同志们来边区抗日，条件很差，生活也很艰苦，希望从大城市来这里的爱国青年，在革命队伍里百炼成钢，和工农分子相结合。彭师长很理解青年喜欢骑马的心情，下令骑兵团让同学们练习骑马，一个个骑得高兴极了，尽情体味骑手们跃马杀敌、驰骋祖国大地的豪迈心情。后来又参加了四师政治部举行的联欢晚会，由拂晓剧团演出的精彩节目，使来自大城市的师生赞叹不已。同学们住在师部附近，三五成群地到彭师长住处作客，师长总是在百忙之中热情欢迎大家，平易近人。这时天气已寒冷，彭师长了解到不少同学是从家里跑出来的，衣服带得少，就发给每人一件棉大衣。有的同学生病了，他就请军医来诊治，并开病号伙食。对于不善长途跋涉的教师，他就派驴马来代步，还给韦校长派了警卫员，送了专用马匹。中秋佳节，彭师长还送来了月饼和梨子。这次庆祝大会后，大家深切感到敌后坚持战斗的新四军军容威武，纪律严明，装备整齐，是一支可爱可敬的人民军队，更加确信一定能打败日固本侵略者。为了准备反“扫荡”，领导上通知江大师生乘船回湖酒东，经洪泽湖时，尽管敌机在上空扫射，但条条船上都很镇静沉着，终于平安地抵达仁和集。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紧急集合，由淮南来到淮北的韩述之同志传达领导上决定全体师生立即向淮南转移的命令。同学们于天黑后出发，午夜渡淮河，漆黑的夜晚要在农村的小路上行军，有人还穿着皮鞋，戴着近视眼镜，经受了艰苦行程的考验。经过几天行军，终于在第三天晚上全部到达张洪营。两处师生在淮南军部附近集中后，学习的条件更为有利了。陈毅代军长十分关心江大的建设和师生的思想生活情况，他除亲题校名外，还专门为欢迎江大师生举行会餐。1943年阴历大年夜，陈毅同志同江大师生一起度过难忘的一个夜晚，他和师生们畅谈国内外形势，分析敌我力量的变化，谈笑风生，鼓舞了同学们的斗志和加强了认真学习的决心。还有张云逸、谭震林、罗炳辉、郑位三、方毅、汪道涵、潘汉年、钱俊瑞、范长江等同志，也都从百忙中抽空来校作报告。罗师长讲长征，钱俊瑞讲皖南事变，潘汉年讲国际形势和敌占区的文化斗争，叶钦和讲上饶集中营，方毅、汪道涵讲党的政策、减租减息、三三制政权组织等。这些报告使师生们懂得了党的政策，开阔了眼界，懂得了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为民为国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江大同学会师以后，抓紧时间组织起来自学整风文件。1942年冬，日寇准备对淮南根据地“扫荡”，根据地军民积极作反“扫荡”准备，进行破路和全面坚壁清野。因江大目标大，决定暂时疏散，分几路去边区农村“打埋伏”，韦校长及教授们随领导机关转移。在“打埋伏”期间，不少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冬学工作；有的分成若干组，作农村调查，与农民生活上打成一片，挑水、下地样样都干，如奚绿绮(金敏)同学等还受到区里表扬。
由于根据地军民有了充分的反“扫荡”准备，日寇未敢轻举妄动。不久我们重又集合，胜利地经爱了一次临战前的锻炼。这时，江大成立了学生党支部，由沈乃恭任支书，沈曾华任副支书，支委有侯忠澍、华之毅、邱庄鑫同志。
这一期的党支部工作，开始是由华中局领导，以后由淮南路东地委领导。工作重点主要是组织政治学习，座谈讨论听报告后的感想，树立革命人生观；在农村搞调查研究时，要大家克服怕脏怕苦思想，改变大城市小姐、少爷作风。广大师生通过听时事形势、党的政策、根据地当前斗争的报告，实际上是接受了生动的政治教育课程和党的传统教育。还先后参加了边区参政会、路乐八县总农抗代表大会，和与会同志一起学习讨论，并且目睹群众进行民主选举，体验了“三三制”政权的民主精神；后来还参加了边区妇代大会和冬学运动，很多同学担任了冬学教师。
．这次日寇“扫荡”阴谋虽未得逞，可是野心不死，还在酝酿更大规模的“扫荡”。领导上为了保障江大师生的安全，于1943年初春动员大家暂时返沪隐蔽，由淮南行署汪道涵副主任亲自来校动员，要求同学们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的道理，等到情况好转环境稳定时再来入学。由于师生们与根据地军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都要求留在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因而党支部在做动员工作时相当困难。经过耐心说服，大家才以大局为重，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同学们一面唱着《新四军军歌》、《黄水谣》，一面流着眼泪。最后除五个同学不宜回沪留在根据地工作外，其余均依依不舍地分批回沪。
这是前期的江大，历时虽仅半年有余，却是多么不平凡的日子啊!在同学们的历史上，确是深深铭刻于心的珍贵经历。
三
江大同学陆续回上海“打埋伏”，根据江大校党支部和上海地下党的嘱咐，一是要隐蔽好，不出问题；二是布置一些党员和担任交通的同学，定期与大家保持联系，做好思想工作。要求回沪同学尽可能学习一技之长，以便返回根据地后更好地为学习和工作创造条件。因此，有的同学去学习速记，复习外语，学习中英文打字，参加无线电技术学校，学习驾驶技术。有的同学自愿承担风险，发扬了江大团结互助的好作风。把不便回家的同学接到自己家里，象亲姐妹、亲兄弟一样相处，就这样度过了半年。
1943年春，陈毅同志因病住医院，把韦校长请去面谈，传达了党中央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并指出目前江大虽不开学，但一定要坚持办下去，要求他抓紧做好开学的准备工作。6、7月间，江大开学的通知到了上海，除少数同学已由上海地下党分配了工作、一些同学因分散隐蔽未及时接到通知外，大部分都迅速返校。“打埋伏”在上海的同学和新来校的同学共八十八人，又一次在仁和集集中。
1943年10月5日，江淮大学在淮北根据地仁和集隆重举行开学典礼。陈毅、张云逸、彭雪枫、刘瑞龙、范长江、季方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地区负责同志和抗大四分校、淮宝中学都派来了代表。会场设在女生宿舍前面的操场上，布置得朴素庄严，同学们还以墙报形式办了展览会，汇报了学习、生活和到江大以后的思想变化。大会由韦校长主持，他致词后由陈军长、彭师长、季方等同志讲话，使全体师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下午，首长和来宾参观了男女生宿舍和教室，傍晚会餐后由同学们自编自演了《雾重庆》片断、小歌剧等文艺节目。
新的学期开始了，课堂设在一所祠堂里。韦校长教英文，在校的老师也分别开课，李仲融老师的哲学课甚受欢迎。相继开课的有普通科和教育、土木两个系，有的系因为没有老师，开不了课。由于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大学各年级的，也有部分高中学生，水平不一，班次也分得较细，如英文课就分做ABC三个班，但大家学得十分努力，程度高的自动帮程度低的，C班的同学总是抓紧一切时机往前赶。自习时间也抓得很紧，互帮互学的空气十分活跃，这主要是学习的目的性明确了，知道了为谁而学，所以每个同学都能自觉、主动、认真地听课和复习。
这时江大建立了后期的党支部，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同志召集会议宣布支部委员会由沈曾华、侯忠澍、徐秉渊(左政)、褚启元、王慎行(李耀)等五位同志组成，明确华中局委托抗大四分校领导江大支部，具体工作由该校政治部主任邱一涵同志领导。这一期支书由沈曾华同志担任，侯忠澍除负责学生会工作外并做统战工作，徐秉渊负责组织工作，褚启元负责宣传工作，王慎行负责保卫工作。邱一涵同志对江大支部工作十分关心，常找文委汇报情况，思想工作抓得紧。她十分强调江大支部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不搞神秘化，要适合青年人心理进行工作，工作方式生动活泼，要做得细，要善于团结群众。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基本上抓了两头，一头是抓原是上海地下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对他们继续考查培养，要求他们在学习、工作、劳动中起骨干作用，为今后发展他们入党作好准备；还有一头是抓少数进入根据地后思想不够稳定的同学，对他们则按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分配党员或党的积极分子，有针对性地做联系群众的工作。由于当时江大支部不公开，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学生会来进行。学生会是由同学民主选举产生的，主席是侯忠澍，委员有褚启元、吴天闲、陈南华(陈峰)、朱起葵等同学，分工管秘书、总务、学习、生活、文娱等工作。这一段时间，党支部领导下的学生会工作做得十分活跃、出色。江大党支部既有组织纪律性较强、群众工作做得十分活跃等特点，又有实事求是的作风。每逢节日或纪念日，都要组织同学进行学习座谈，如“九·一八”纪念日，以各房间为小组，讨论“谁是真正抗日的爱国者?”小组会开得既严肃又活跃。1942年年底，还举行迎新营火晚会。1943年9月中秋节，晚上坐船赏月联欢，自编自演节日助兴。同学之间尽情欢乐，亲密无间。为了培养学生的革命人生观，转变从城市来的同学轻视劳动的现象，组织学生用自己的双手，把绿色的竹杆编成一张张竹排床铺，还铺起一条从女生宿舍到食堂的砖石路，解决了雨天路滑的困难。为了培养学生为工农服务的感情，组织有医学常识的同学和护士一起为农民接生、治病。为使学生树立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观念，把同学组织起来种植自己带来的蔬菜种，基本达到自给，既节约了菜金，又改善了生活。冬天，还抽出同学协助村上办冬学，既上文化课，又上时事教育课，很受农民欢迎。由于同学们在根据地里身受革命熏陶，希望教学内容能与实际斗争相结合，提出了改革现有课程和教学方法的要求。在讨论办学方针之际，学生会曾请江大党代表梅益同志讲国际形势。他的讲演深入浅出，甚受同学们欢迎。同时请杭大四分校孙叔平老师来校讲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并自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党支部根据青年人的特点，还展开谈心和互帮互学活动。以房间划分互助小组组织谈心。全校还举行作文比赛，王种兰、姚守懿、陆均(陆庆娴)的文章被评为最佳作品。学校有歌咏队，还以房间为单位，成立了歌咏小组，经常展开室与室的比赛，搞得热火朝天。当时江大歌咏队中有位杰出的指挥人才——郑宜琨同学。他十六岁就考上之江大学，不仅功课好，还具有音乐天才；他吹得一口好口琴，还会拉小提琴、吉他、胡琴，会弹钢琴，可以说样样都会。他教歌十分认真，有时大家唱得不够好，个别人走了调，他一遍遍地教练下去。(自卫战争开始不久，郑宜琨同志随拂晓剧团开赴前线，身负重伤，在撤离前线时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牺牲于运河船上，年仅二十一岁。)
当时，抗大四分校和江大住得很近，抗大学员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负责保护江大的安全，江大和抗大常举行联欢活动。抗大的学习展览室、缴自敌人的武器、宿舍、简朴的集会场所，都是同学们学习参观的对象。抗大同志还请加入反战同盟的日本友人表演日本传统舞蹈，同学们都体会到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的无比威力和党的俘虏政策的正确。江大和抗大每次联欢活动，都要举行篮球、排球等球类比赛，当时江大的九人排球队可与抗大一博，每当进行这样的比赛时，更是欢声震天，达到联欢高潮。
学生会还经常组织民主生活会，按寝室分组活动。有的同学提出，生活在敌后战争环境里，应该有必要的军事知识。彭师长任开学典礼讲话中明确表示，可以请抗大教员讲军事课，学习必要的军事知识，组织站岗放哨、侦察、紧急集合、夜行军等，随时作好反“扫荡”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学生会就及时请抗大四分；校陈秉德教员来校讲军事课，组织大家进行力所能及的军事训练。1943年年底，传达上级通知，有了敌情，要迅速转移，由身体较为强壮的同学如陆司(陆熙耀)、张克宇、黄淳(黄春)等同学组成警卫班，每人发给了手榴弹，并立即开始急行军，个个意气风发地投入战斗训练。从此，白天进行军事训练，夜间站岗放哨，以加强敌情观念。为了使同学们广泛接触社会，在实践中丰富知识，1944年3月还派出了土木系的张敬岳(张汶)、朱铭勋、沈铧(洪犁)、汪敬业(金坚)、郑宜琨、赵开琪等六位同学，参加了淮北区党委领导的治淮工程。同学们还分组进行农村调查，了解农村阶级状况和贫雇农生活变化状况，向劳动人民学习，并参加减租减息工作。在工作告一段落时进行总结，积累经验，提高认识，以便更好的学习与理解党的政策。
1944年春，敌我形势有了根本变化，日寇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希特勒在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严重打击下摇摇欲坠，自身难保。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连连告捷，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四师在淮北也先后拔除了敌伪四十四个据点，根据地扩大了。由于工作的开展，急需补充大量干部，江大本身也由于师资缺乏原因，不好再办下去；同学们也要求走出校门，去参加边区的建设工作。经领导研究，接受了同学们的要求，于是江大结束，全部同学(包括新发展的八名党员)由军部及地方党委统一安排工作。在分配工作前，淮北区党委还请组织部副部长谢邦治、教育处长潘琪、建设处长刘宠光、青救会主任曾谋同志向同要学们作报告，介绍情况。同学们也根据各自志愿、特长和工作需要，于1944年6月，怀着对母校难忘的感情和踊跃投身革命的抱负，辞别了韦校长，分头走向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宣传、组织、新闻、教育、卫生、民运等各条战线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这之前几个月，即1944年4月，先期分配去淮南新四军军部卫生部学习医务工作的有：徐欢、王嘉顺(贾顺)、史思嘉(施稼)，谢宁、邢浩林(林铮)等五位女同学。最后一部分同学因参加淮北区党委的夏收工作队，在边沿区搞了三个月减租减息运动之后，才正式分配了工作岗位。
江淮大学先后办了两期，学生共计一百二十余人，吸收了一批爱国教授进入根据地，在敌后坚持了两年左右，这在党的统战史上，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江大师生由于党的培养，从韦校长到绝大多数同学，后来均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解放后，韦悫同志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后因积劳成疾病逝。郑宜琨、蒋文华同学在战争中光荣牺牲；俞华良同学作为参加万隆会议工作人员因飞机失事遇难；田超(楼廷芳)、顾芸(田嘉禾)、蒋家骅(姜华)、黄友华、戴善同学，先后病逝。韦校长和这几位同学，为中国革命而献出了生命，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江淮大学的创建过程，说明了新四军和华中局及江苏省委领导同志的高瞻远瞩，体现了更广泛地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和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从办学的两年多时间里，还证明了这所出现在新四军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第一所新型的综合性大学，是一所抗日的革命大学。在两年多时间里，同学们在这个大熔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使从大城市来的这批知识分子，在学校停办时，都毅然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为以后的斗争和上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十年前的江大，曾是哺育年轻人的革命摇篮。正如杜淑贞同学诗中所说的：“江淮风雪育新兵，百炼千锤四十春。梦回跃马半城镇，心系高歌大柳营。喜泪纵横花怒放，欢颜焕发草初青。今朝共庆神洲好，老骥长存赤子心。”这首诗代表了江大全体同学和老师的心情，愿以此作为校史的结束语。(江淮大学校史编写组)

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发展简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创始于1936年。

1939年7月中山医院部分医护人员随同上海医学院迁至昆明。

1942年2月接办重庆歌乐山的中央医院，改称国立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

1946年5月在重庆的中山医院人员分批回沪，筹备恢复上海中山医院。

1946年11月正式恢复上海中山医院。

(7)交通大学教授回沪扩展阅读：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位于上海市枫林路180号/斜土路1609号/松江区佘山镇刘家山村456号/医学院路111号，占地面积95892.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38732平方米，始建于1937年，是一所三级综合医院，是上海市医保定点单位。

2018年12月4日，被国家卫健委公布为首批肿瘤多学科诊疗试点医院。

医院设有感除儿科以外的所有科室。其中，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8个（消化科、检验科、麻醉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胸外科、心脏大血管外科、临床护理、中医脑病科、呼吸内科、肾病科、普通外科、重症医学科、肿瘤科、医学影像科、器官移植科、急诊医学科和神经内科）。

另外，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康复研究所、上海市肝病研究所、上海市肾病与透析研究所、上海市临床生物信息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呼吸病研究所、复旦大学血管外科研究所、

复旦大学普通外科研究所、复旦大学内镜诊疗研究所、复旦大学核医学研究所、复旦大学超声医学与工程研究所、复旦大学慢性代谢性疾病研究所设在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