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去农村教授农民
1. 那个称我国农民无用的专家王福重,受到很多人的批评,结果如何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引领时尚,走在世界的最顶端。以前那些落后的村庄,随着改革也在逐渐变好,不少农村已经翻新,向城市化靠近。这一些改变,离不开劳动人民勤劳的双手。而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在变好的同时,不但没有报效祖国,感恩国家,反而还批判劳动人民。4年前,那个北大毕业的博士生,为了哗众取宠,提出废除农民制度,结果怎样?
为了名气,王福重不惜提出这种想法。身为一个学者,他所受到的高等教育,这种话不应该从他嘴里说出来才是。希望每个人都不要忘本,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从最基层慢慢起来的。
2. 大学教授46岁辞职改当农场主
我叫姜铭涛,59岁,现居美国威斯康星州马拉松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山东农村走出国门,到加拿大读医学博士。九十年代,我又到美国读了博士后,并被一所大学聘为助理教授,过上了儿女双全、有房有车的体面中产生活。但实验室长年枯燥的科研工作,越来越让我身心疲惫,甚至出现了季节性抑郁。2009年,46岁的我选择结束科研工作,让下半生换一种活法。我办过球迷俱乐部,做过报社主编,还当过保险销售员,机缘巧合之下,我在美国买了片土地,最终成为一名农场主。我祖籍山东,1963年在威海乳山银滩乡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出生。
大学教授46岁辞职改当农场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我一起看看吧。
这是《自拍》第345个真实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请私信我
姜铭涛/口述
墩墩/撰文
祖一飞/编辑
我叫姜铭涛(@美国花旗参农场主姜博),59岁,现居美国威斯康星州马拉松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山东农村走出国门,到加拿大读医学博士。九十年代,我又到美国读了博士后,并被一所大学聘为助理教授,过上了儿女双全、有房有车的体面中产生活。
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来说,我好像是成功了,在象牙塔里爬了二十多年,终于变成家乡父老口中那个争气的孩子。但实验室长年枯燥的科研工作,越来越让我身心疲惫,甚至出现了季节性抑郁。
2009年,46岁的我选择结束科研工作,让下半生换一种活法。我办过球迷俱乐部,做过报社主编,还当过保险销售员,机缘巧合之下,我在美国买了片土地,最虚谨终成为一名农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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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星是谁
陶行知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多少白头翁,蹉跎悔歧路,
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出身贫寒,自幼勤奋
1891年,陶行知出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十分贫寒的教师之家。陶行知自幼聪颖好学,不似其他小孩,喜爱在外面打打闹闹。平日有小朋友找他去玩,他也不去,就爱在家看书学习,静静体察书中的不同人生和事迹。
一天,陶行知看书之余,见阳光正好,就走出家门,路过一家学堂,见村里孩子读书读的正起劲,声音朗朗,从此以后他每天都在学堂窗外听课。天气逐渐寒凉,有一天雪下得很大,等陶行知赶到的时候,教室里传出先生讲课的声音,他听得入神,不顾寒冷站在门外,听完一整节课。
下课后,先生发现有个小小身躯站在雪中,俨然一个雪人,赶紧叫他进屋,之后就考他,没想到他居然都会,先生不禁道:此子日后定有一番作为。感慨之余,先生随即心思一动答应陶行知免交学费,第二天就可以来上学。陶行知没想到竟然这么幸运,内心感动的同时暗下决心珍惜学习的机会。
日子就这样按部就班过着,等到7岁的时候,陶行知被送到万安街一所学堂读书。教书先生是万安街很有名的吴尔宽先生。吴尔宽先生学识渊博,为人严谨认真,陶行知自7岁拜入吴尔宽的门下,一直“寒窗苦读”到他14岁,整整七年的时间给陶行知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基础。
离乡求学,坚定自我
1906年,陶行知离开万安到歙县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那个时候学堂教授的内容已经开始丰富起来,不仅有国文、四书五经的课程,还有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已经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知识面和视野都扩大了,求知欲望也更强了,苦学的日子变成陶行知日后的精神支柱。
1908年,陶行知从崇一学堂毕业,那时的他已经17岁,模样沉稳笃定,完全褪去了稚气。此时,他准备从万安启程到杭州学医,父亲在得知他要去杭州的消息后,特地从歙县赶来为他送行。
也许是因为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所以对在社会基层辛苦劳作人民的不易有深切的感受。那时候的陶行知便立志为改变当时中国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农民悲惨处境而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他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求学之路漫漫,时隔23年后,正值不惑之年的陶行知已是誉满天下的知名人士。1914年陶行知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远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学习的时候,陶行知从未忘记自己的志向,异国他乡清苦的生活却让他报国为民的心更加强烈。1917年回国之后,陶行知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
以智教人,以爱育人
等到陶行知当校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两个男生互相朝对方扔砖头,十分危险。他见到后立马将两位男生制止,并叫打人的男孩子下午3点到校长办公室。没到3点,陶行知从外面回来,就看到男孩忐忑的站在校长室门口等候。
陶行知见状,笑着掏出一颗糖对他说:“这颗糖是给你的,因为你很守信,没迟到还提前到。”男孩茫然的伸出手接过糖果,完全没明白咋回事。接着陶行知又掏出一颗糖说:“这颗也是给你的,我让你住手,你就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校长,尊重别人是最重要的品质啊。”
男孩被这两颗糖彻底击晕了,陶行知又道:“据我了解,你拿砖头扔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这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我再奖励你一颗。”男孩子一下感觉自己被包围在理解与爱里,他感动的说:“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陶行知一见到男孩认错,又掏出一颗糖:“你知错认错,实在难得,不得不再奖励你一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回去吧!”男孩手握四颗糖,内心无比甘甜,眼神里也流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光。
爱是教育的基础,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陶行知正是用爱来长善救失,因为有年少经历的深刻影响,陶行知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志向不仅仅是做个教授、大学校长,而是要改变中国的教育。陶行知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百分之九十都在乡下生活,所以现今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如果农村没有改善,国家也就没有希望。”
为人师者,德音永存
陶行知一生中曾三次给自己改名,父母给他取名陶文浚。等到19岁,深受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知行合一”影响的他,给自己改名“陶知行”,认为“知是行之始”,认识先于实践。但很快,他认识到其中的唯心论色彩,于是提出“行是知之始”。到了43岁时,再一次给自己改名“陶行知”。自此,陶行知这个名字印在了农民的心中,印在了万千学子的心中,更印刻在了他挥洒热血的那片土地上。
1946年7月,陶行知因为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宋庆龄曾为其亲笔题写四个苍劲大字——万世师表。陶行知曾说:“我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用自己的赤子之忱,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点亮了无数人的人生,也用自己的一生温润过中华,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经济要振兴,教育要先行”,可见,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而一个优秀的人才要想获得更好的成长,则需要依托良好的教育环境和老师的细心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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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福重:生在农村,却骂农村人懒的“忘本”教授,现在怎么样了呢
相信在当今这个社会上,说到农村很多人都会觉得十分的亲切。多数人,即使如今已经在城市当中买房买车了,但是其根也还是在农村。每逢过年过节,都会带上好礼回到农村老家中与家人团聚。很多人生于农村且长于农村,他们对农村有着很深刻的印象。说到对农村的印象,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农田。
做人不分高低,工作不分贵贱。在这个社会上,每一份合法的工作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任何人都不应该自以为是的"优越"且看不起其他的职业。
存在即合理,法律既然允许这些工作存在,那它便是有用处的。而农民更是一份伟大的职业,没有农民我们都无法吃上新鲜果蔬以及任何主食,因此我们应该尊重他,敬佩他。
5. 关于桂希恩的事迹
1、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
1960年,桂希恩即将大学毕业,同学们都想方设法留在大城市,桂希恩的父亲桂质庭、母亲许海兰都是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他完全有条件留在武汉,但年轻的他心中有一个抱负———将自己的所学献给缺医少药的边区人民。他向父母表达自己的这一愿望时,父亲桂质庭对他说,你以后的路由你自己选择,你只要把握一点,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
在青海,桂希恩主要从事的是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青海的沟沟坎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76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桂希恩调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原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当了一名传染科医生。
2、帮助农民是一生的安慰
桂希恩从不张扬他的过去。他经常下农村,并常对学生说:“不到农村一线是学不到真正的知识的。”“是农民给了我们粮食,也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我能用知识去帮助他们这是我一生的安慰。”桂教授跑遍了湖北的二十多个县,很多时间是在“三九”、“三伏”天的寒暑假,因为那段时间他可以带着学生一同前往。
3、为实验亲身注射干扰素
1985年,为了开展国内的出血热治疗,他从美国带回了基因工程干扰素。
由于这种干扰素为1000万单位,需要进行临床实验,桂教授将这种干扰素注射进自己的体内,结果高烧不止。他是我国第一个接受基因工程干扰素注射的人,也是我国第一个使用基因工程干扰素的医生。
从1985年到1987年,他连续三年都到钟祥进行出血热防治工作,每次一去就是三个月。1986年底,在钟祥进行病毒唑治疗出血热的临床实验,要过年了,同去的人都走了,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既当化验员又当医生,240例临床实验他一人就完成了80多例。
4、四年工作拉响艾滋警报
1999年夏天,桂希恩的一位来自河南上蔡的学生告诉他一件事,说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已死于这种“怪病”,向老师请教这到底是什么病。几天后,桂希恩就来到上蔡县文楼村。第一次抽了11人份血样回来,结果10人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第二次抽140人份血样回来,一半艾滋病是阳性,而且他们都卖过血。
从当年开始,桂希恩数十次深入到河南艾滋病高发区,倾其所有为当地人提供检测和治疗的帮助,并开展家属内传播和母婴传播的研究。
在长达4年的“地下”工作后,艾滋病高发区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艾滋病高发区就这样被发现。桂希恩发现艾滋病高发区,不仅揭示了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之众,而且还揭示了艾滋病在中国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血液传播。这对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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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经历:
195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附属中学(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117号,现武汉市第十四中学)。
1960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疗系,后志愿赴青海省从事地方病防治及临床医疗工作。
1976年,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原湖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科从事传染病临床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
1981年,到美国进修学习,第一次认识到艾滋病病理和临床表现。此后再次赴美进修。
1999年7月,到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调查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疫情,发现该传染病是艾滋病,随即向河南省上蔡县政府报道疫情的严重性,但未获理睬。相反,河南省当地政府以“破坏了上蔡县的形象,影响了上蔡县的经济发展”为由,宣布桂希恩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强行阻拦他进村开展更多调查。
为了尽早获得该村疫情更详细的第一手资料,他被迫秘密进入上蔡县,并在多位热心村民的帮助下悄悄深入文楼村调查。同年10月,带着上蔡县文楼村的详细调查报告去北京,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报疫情的调查结果,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批示。
2000年,继续赴河南省调查艾滋病疫情,依旧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有当地官员认为,桂希恩作为湖北医生,“不该管河南的事情”。后到其他地方调查艾滋病疫情。
2001年,将5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带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做全面检查,却引发一些周围人群的恐慌。为了证明艾滋病不会通过普通接触传染,打消人群的顾虑,将这5名患者带到家里同吃同住。被媒体报道后,桂希恩广受赞誉,此后致力于艾滋病的预防工作。
6.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石雪晖个人先进事迹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石雪晖个人先进事迹
30多年来,她始终把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同热爱学生的真实感情融为一体,全面关注学生的成长,关心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积极帮助和关心青年教师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一名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高尚品质。下面我为大家整理了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石雪晖个人先进事迹,欢迎阅读参考!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石雪晖个人先进事迹一
义工博导——
送葡萄苗她不收一分钱
长年在农村奔波,石雪晖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到哪个屋里都有饭吃。”石雪晖自豪地说。“没有一点报酬啊?”有人不解。“怎么能要农民的钱?”她说,就是到后来,她帮扶的农民有许多发财了,她也没收过他们一分钱,带的土特产什么的,她会“打发(回赠)”更多的东西,送的钱,她一分钱都不会拿。
就是像王先荣这样的种植大户,她去过不下百次,给王先荣送苗子她也不收一分钱。王先荣内心深感不安,有一年葡萄大丰收,他高兴地给石老师预存了3000元手机话费,石雪晖生气地说:“我堂堂教授,还交不起电话费啊?”邵阳农民李爱生,知道当面给钱石雪晖肯定拒绝,就通过邮局寄了2000元,还特地写上“顾问费”,石雪晖根本不去领,几个月后,邮局退回。
“我有钱,足够了。”石雪晖经常对人说。其实她的钱哪够,过去下乡,她自掏腰包,为省钱经常坐班车。
“甩手掌柜”——
她也是个好母亲好外婆
学校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这么多年来,在教学中,石雪晖年年超教学工作量,有时1年干了3年的活;下乡走村串户的时间无以计数,行程达6万多公里,足迹遍及湘鄂赣的56个县市。
“但我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在家里是‘甩手掌柜’,其实我也是做家务的。”石雪晖说,特别是这些年当了外婆之后。
30年前做母亲的时候,石雪晖自认为做得不太好,女儿8岁之前,至少被寄居了3次,最长的一次是1年3个月,接她时女儿脸上长满了湿疹,而且连妈妈也不认识了。“但是后来,女儿就再也没有离开我了。”石雪晖说,虽然不是事无巨细都管,但许多关键时刻,比如高考,比如考研,自己还是操心不少的。只要有时间,做饭、做家务,她什么都愿干。
她说,现在他们这个年龄段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爷爷炒股奶奶跳舞,外公外婆二百五”,这个“二百五”的意思就是在“四二一”家庭模式中,外公外婆傻呼呼地兢兢业业带外孙,而爷爷奶奶却在潇洒地炒股跳舞。他们家的宝贝外孙女是她和老伴亲自带。她说,她和老伴心甘情愿当这个“二百五”,尽管同事们常笑她“两个二百五您最多二十”,意思是她很少带外孙女,都是老伴在忙碌,但石雪晖很得意,“外孙女还是跟我这个‘二十’亲啊,他那‘四百八’都比不上我。”石老师说,她实在是事情太多了,只要有一点时间,她都会带孩子、抱孩子玩。就在接受采访的前两天,女儿女婿带外孙女回农村奶奶家,忙碌中的石雪晖还抽了两天时间专程护送前往,并且一路抱着孩子,往返700多公里。“我当妈的抱着还不行啊?”女儿不解,“我不放心。”石雪晖笑着说。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石雪晖个人先进事迹二
9月8日晚,教育部会同有关中央新闻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评选揭晓。湖南农业大学石雪晖教授从96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跻身“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葡萄110”
与新中国同龄的石雪晖是湖南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她的学术专长是研究葡萄,老师和同学们亲切地称她“葡萄教授”。而在农民朋友眼里,她是葡萄种植户的“守护神”,无论谁家遇到什么难题,首先会想到向她请教。而石雪晖不管多忙,对农民朋友的困难总是有问必复、有信必回。久而久之,她成为远近闻名的“葡萄110”。
9月10日上午,石雪晖和几位获奖教师应邀到光明日报社参加交流活动,她在路上还接到湖南省宁乡县金洲乡关山村葡萄种植户王浪飞打来的咨询电话。石雪晖在电话中耐心地告诉对方如何施肥、枝蔓怎么处理,一口气讲了十几分钟,直到对方满意地挂了电话。
30多年来,石雪晖热心为“三农”服务,足迹遍及全省50多个县市,为农民科技致富作出贡献,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农业科技推广标兵、湖南省高校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
“南方吐鲁番”
在湖南澧县,石雪晖的学生王先荣是远近闻名的.“葡萄大王”。他牵头组织的湖南农康葡萄专业合作社有社员1073户,遍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种植户每亩葡萄能赚1万多元。王先荣光荣当选为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农村优秀实用人才等殊荣。在他看来,他的成功离不开石老师的帮助,他们在南方数省推广种植的欧亚种葡萄(提子),就是由石老师选种培育成功的。他说,石老师为人师表,平时大家喜欢喊她“石妈妈”。
王先荣说,上世纪90年代初,巨峰葡萄每斤只能卖8角到一元钱。他在广州、深圳的超市发现,一种叫“提子”的进口葡萄每斤能卖到20多元。他萌发了引种“提子”的想法,家里人都反对,因为南方多雨、潮湿,不易成功。但石老师对此表示支持,她查阅大量资料,制订了科学的技术路线,创新性地建立了欧亚种葡萄的避雨栽培模式,开展了大量的品种引进工作,先后引入240多个品种,选育出20多个适宜南方栽培的品种。
如今,“南方提子”被广泛种植,价格也降到每斤4元至6元。湖南澧县的葡萄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种植面积达到2.4万亩,年产值超过2亿元,堪称“南方吐鲁番”。而湖南全省推广种植欧亚种葡萄达40万亩,南方数省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
“科技特派员”
石雪晖从教34年,一直承担着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9门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无论哪个层次的课程,她都求精、求实、求深,探索出一套让学生自学课程、备课试讲、老师全程引导、课后评析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她还常说:“我们不能光在课堂上栽果树,要栽到农村去;成果不能只写在论文里,要装进农民的口袋里!”
一些种植户常因各种原因导致葡萄主梢未挂果而绝收,石雪晖有针对性地开展“葡萄负梢挂果研究”,成功解决了前茬未挂果的问题。2008年8月15日,著名科学家袁隆平来到石雪晖的试验基地,高兴地说:“这与我们的‘再生稻’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通常,葡萄只能在7月前后收获一季,到8月初就罢园了。葡萄在高峰期上市,也很难卖出好价钱。通过冷藏等措施,葡萄也能储存一段时间,但毕竟不新鲜。于是,石雪晖带领课题组又开始新的研究。王先荣告诉记者,他们种植的葡萄可望实现6月到11月,每个月都有新鲜葡萄上市。
2007年4月,石雪晖又受聘担任宁乡县金洲乡关山村的“科技特派员”,帮助村里做现代农业观光园建设规划。石雪晖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让成千上万的农民富裕起来了,她自己喜爱的交通工具仍是那辆旧单车。湖南农大的学生把石老师的事迹编成校园音乐剧《葡萄教授》,届届相传,成为同学们心中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