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40年改革

⑴ 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作者简介

孙立平，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留校任教于社会学系，现任清华大学社会学家教授。研究领域聚焦于社会现代化、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转型学，著作众多，成果丰硕。包括《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等专著，以及《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素研究》等深入分析。其独到见解与对策建议受到学术界高度认可，实践影响力显著。

孙立平教授的学术研究广泛涵盖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议题，他深入探讨社会结构变迁，揭示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其著作《社会现代化》深入分析社会现代化的内涵与路径，《走向现代之路》则从历史角度审视社会现代化的演进。《发展的反省与探索》则聚焦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解决方案，展现其对于社会发展的深刻洞察。

在关注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中，孙立平教授撰写的《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素研究》等作品，展现了其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入理解与精准剖析。其中，《当代中国农村》深入研究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揭示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区建设研究》与《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等作品，则聚焦于社会结构转变与基层组织建设，探讨了社区化与组织建设对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孙立平教授的学术研究与实践，不仅为社会现代化与社会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也推动了社会学领域的发展与创新。其独到见解与深刻洞察，对于理解和应对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书是《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的续篇。《断裂》从现实和理论上对“断裂社会”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而本书则进一步探讨了在现实生活中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并进而将“失衡”作为理解“断裂社会”的一个基本概念来进行深入的研究。 作者认为，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是使我们走出权利失衡困境的一种可能的宏观体制安排。

⑵ 社会学专家：什么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学专家：什么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2004年，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其研究中提出了断裂的概念，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呈现的一些断裂的特征。11月24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单位在社科院社会学所组织召开了“和谐社会及其运行机制学术研讨暨《失衡》出版座谈会”，与会专家指出，在断裂社会如何避免权利失衡，将成为营造和谐社会、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关键。

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能力上的失衡是他们之间社会权利失衡的结果。在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几乎无例外地都可以看到这个因素的身影。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和利益表达权利的缺失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有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目前中国社会形成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格局，以及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形成的深深的裂痕，就是社会权利不均衡的必然结果。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利益均衡的机制。这里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市场经济绝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制度。从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种种政治社会的制度安排来和它配套，这些配套制度安排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利益均衡的问题。而且坦率地说，即使是有了这些安排和机制，穷人也变不成富人，弱势群体也变不成强势群体，但起码可以使利益格局不至于过度失衡。而在目前的我国，这样的一种机制还远没有建立起来。种种的社会断裂现象即由此而来。可以说，如何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建立起利益均衡的机制，这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最根本性的挑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历时20多年的中国改革的最终社会结果是什么，涉及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完善而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涉及我们这个社会究竟会走向何方。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社会公平或社会公正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从历史上看，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表面上看是资源分配的结果，而本质是资源的相对公平分配，则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总是建立在各个群体和阶层权利大体均衡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通过社会权利关系的调整，来不断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过程。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也出现过严重的贫富分化。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期，社会公平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改善与两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是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二是在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中，逐步形成了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利均衡，并最终形成了雇主组织、劳工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制度框架。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种大体保持权利均衡的制度框架，今天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个制度框架以及社会保障的权利均衡，才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我们都知道，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西方社会中罢工之类的工人运动已经越来越少，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权利均衡机制在起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断裂是权利不均衡的结果，那走出断裂社会的道路也就比较明确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当务之急是走出权利事实上高度不均衡的状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确保社会权利的大体均衡。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正式制度的层面上，则是从权利的低水平均衡走向高水平均衡。

这里的情况多少有一点复杂。在我国，实际上是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不均衡与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并存的。所谓权利的低水平均衡，在现实的层面上表现为，对社会各个群体——包括穷人和富人——的权利保护均处于一种很低的水平上，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权利均衡。但是，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层面上，不同群体的社会权利远不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严重不均衡状态。因为不同群体的结构位置、社会影响力以及所拥有的机会结构是不同的，因而他们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和事实上的权利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也突出地表现在前面所说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形成的就是在正式制度层面上的权利高水平均衡。

前一段时间，我们的社会中有这样两种呼声，一种是呼吁保护富人的财产和权利，另一种则认为，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弱势群体的财产和权利。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财产和权利都应当得到制度化的有效保障，这样才能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在这种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无论是企业主还是劳工，其正当的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非法的利益侵犯都应当受到制止。而权利的保护特别体现在对其合法地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的保护上，尤其是表现在对其为争取自己合法利益而施加压力权利的保护上。

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

这种合作主义宪政体制至少意味着这样几点：第一，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以及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的方式做出制度性安排。第二，在几个最主要的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沟通和协商的渠道，特别是在劳方和资方之问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谈判机制。第三，明确国家或政府在利益均衡机制中的恰当角色，即国家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的角色。第四，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这一期间的许多社会事件都往往与这种张力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围绕着这样的一种张力，社会群体结构产生了深深的裂痕，知识界形成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尖锐对立，政府宏观政策进退失据。在这种情形之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来穿透那一系列的对立两极。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用概括的话来说，在表面的层次上，这体现在如何建立一种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在更深的层次上，则体现在造就社会权利均衡的基础。而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是使我们可以走出这种困境的一种可能的宏观制度安排。

资料来源 中国网 2004年11月24日

⑶ 如何评价清华孙立平

综述如下：

有能力的人、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基本都在“行不言之教”,不会大张旗鼓的讲些莫名奇妙的话,尤其是孙立平老先生这种经常要裹挟某一个群体发声的人,而且发出的声音和福山那种抱残守缺的怪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人物简介：

孙立平，男，1955年5月7日生于辽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1年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1982年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0年1月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⑷ 孙立平是谁他做过什么事

孙立平: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0年1月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

1982年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

1981年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

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

研究旨趣及其成果:

――在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

曾出版《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等著作，并发表论文多篇。其间，提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等理论。特别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之后，研究的兴趣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

相继发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合作）、《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互动关系的演变》等论文，并提出了“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发表在《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五期上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合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社会学。

其主持的大型研究计划“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文明的共产主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运行逻辑。

另外主持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和“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区建设研究”则关注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型过程。

――最新成果

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

2000年，与其同事和学生一起在《清华社会学评论》上发表“当代中国农村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一组文章；

2001年，在“过程—事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实践社会学”，倡导对中国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研究。《迈向实践社会学》发表在《学海》2002年第三期，《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五期；

2002年，在有关研讨会上宣读了《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长篇研究报告。其中“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