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北京大学英文教授

Ⅰ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是什么级别

高级级别。根据查询北京大学官网得知，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是北京大学的一种荣誉性教职，是北京大学面向全球招聘的优秀学者。博雅特聘教授的级别和待遇与北京大学别的教授相同，但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是在其研究领域内具有卓越成就和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的选拔标准非常高，需要经过多轮严格的评审和筛选，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的研究成果需要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并且需要在教学和培养学生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

Ⅱ 北京大学教授属于什么级别

北京大学的教授身份属于教师范畴，并不直接对应行政级别。教授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教师的最高学术职称，代表了学术领域的高水平和权威。然而，如果教授同时担任学校的领导职务，那么他们可能会拥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北京大学作为一所享有盛誉的高等学府，其管理层通常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如北大校长就被认为是副部级。因此，如果要按照行政级别来对应北京大学教授的薪酬和地位，那么他们的待遇可能相当于厅级或副厅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教授在学术上具有极高的地位，但他们在大学内部的职称划分并不等同于行政级别。教授的职称反映了他们在学术领域的贡献和成就，而不是管理职能。因此，即使教授担任了重要的行政职务，他们的主要身份仍然是学术工作者。

北京大学作为一个副部级的学校，其管理层的行政级别自然会较高，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教授都具备相同的行政级别。教授的级别主要取决于他们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的贡献，而不是行政职位。

此外，北京大学教授的薪酬待遇和福利也体现了他们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虽然他们的具体行政级别可能没有明确的官方定义，但从工资待遇来看，北京大学教授的待遇相当于厅级或副厅级。

综上所述，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主要体现在学术层面，而不是行政级别。尽管他们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承担行政职责，但这并不改变他们在学术领域的最高地位。

Ⅲ 张歆海的人物生平

张歆海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1923年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教授。1925年任北京政府关税特别会议顾问。1926年任国立东南大学外文系主任。1927年任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1928年6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
著有《美国与中国》、《四海之内》。
张歆海与中美关系--对一个中国知识份子兼外交官的思想初探
一
与发现“西洋立国两千年”的郭嵩焘及主张“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的曾纪泽相比，张歆海则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的时代，他是在“五四”的启蒙和救亡思想中成长起来的。
1900年，张歆海出生于上海，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赴美留学，1923年获哈佛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他先后执教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和光华大学，曾任东南大学英国文学系系主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
1928年夏，张歆海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28年6月－1933年9月他任中国外交部欧洲和美洲司参事。1933年5月，张歆海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国驻葡萄牙公使，同年12月赴任就职。1934年6月又改任驻波兰公使，同时兼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1936年年底去职。1941年携全家到美国定居，先后在美国长岛大学和费尔利迪金逊大学任教。
40年代初期，张歆海在美国曾协助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为中国抗战做过不少工作。
二
50、60年代是中美关系的“黑暗时期”。
在美国国内，反共反华的气氛十分浓厚。正如保尔·伊文斯指出的那样，“50年代对于在中国训练出来的美国远东专家或在美国训练出来的中国自由知识份子都 不是什么好年份。”像费正清这样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几乎沉默了十年，以研究历史来回避现实，“在艾森豪执政的年代里，费正清对中国当时的发展和美国的远东政策几乎没有什么贡献，1952－1960年，他关于中国政策所写的东西总共不到75页。”
张歆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参与了推进中美关系发展、扞卫中国主权的活动的。他通过着书，向美国和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促进中美之间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从而推进中美关系的和解。1956年，他出版了以赛金花为主人公的小说《传奇性的姨太太》，他在书的最后写道，他希望美国人“在欣赏小说的同时，能够对中国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有更好的理解”。两年后，他出版了《四海之内》一书，在书中他批评了美国的政策，指出美国人“并没有想到它（指中国革命）是一个主要的社会、政治事件，它规模宏大而且十分重要，在它的背后有充分的理由来让他们理解。”
50、60年代，张歆海与居住在美国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过从甚密。张歆海对李宗仁的一些思想和活动起过一定的影响。他们密切合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积极发挥作用。
1960年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当时李宗仁认为“麦卡锡已经死了，国会援蒋集团头目诺兰也不在了；在60年代进入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大多数是温和得多的维新派，如果甘乃迪要重新检查对华政策，是时候了。”张歆海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建议“李宗仁应当乘甘乃迪下车伊始，给他写一封信，一方面贺他就任总统，一方面促他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期奠定东亚和平。李宗仁真的这样办了”，信是由张歆海起草的，“但得到的复信却不着边际，说是事关对外关系，容后缜密考虑。”
1961年1月，李宗仁向美国政府领导人递交了一份由张歆海执笔的《解决中国问题备忘录》。他们在备忘录中阐述了两个中国政策缺乏基本的成功要素，只会遭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坚决反对。维持现政策只会加深中美敌对。备忘录还提出中美双方应该保持理智，建议美国首先采取和缓关系的行动。
后来，周恩来总理得知了李宗仁给甘乃迪写信一事，曾让程思远转告李宗仁，由于甘乃迪政府困难重重，不能期待其对华政策有任何转变。
中美建交的道路是艰难而又漫长的，张歆海与李宗仁并不因此放弃努力。1964年3月12日，他们在纽约的《先驱论坛报》上联合署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以中法已经建交为例，主张美国应效法戴高乐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封长达千言的公开信，就像闪烁在晨曦前的启明星，尽管亮度有限，却在旅美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应。”
60年代初期，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李宗仁立即发表声明，坚定地站在祖国一边，维护国家的利益，同时也表达了对新中国的向往。张歆海对李宗仁的行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1963年7月14日，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发表了女记者奥古斯特·玛赛丽采写的《李宗仁先生访问记》。这次会见是由张歆海担任翻译的。李宗仁明确指出：“西藏一向是受中国保护的，它是中国边界以内的一个地区。”
60年代前半期，张歆海一直在撰写中美关系专着《美国与中国》，当时“虽然麦卡锡时期的恐怖已经过去，虽然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开始，但彼此的敌对与戒备心理仍十分严重。”张歆海的好友，《西行漫记》的作者爱德格·斯诺对此十分关心，他说，“写这个题目现在正是艰难时刻，但多年来不一直都是这样吗？”他多次在信中鼓励张歆海坚定地写下去。
1965年，张歆海的《美国与中国》终于出版了。在该书再版时，斯诺为它作了序言，序言中写道：张歆海“以诚实和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关于对中国人特点、文明特征和当前分歧的背景事实的所有错误资讯，来打动一些自满的美国人，他认为我们在上述方面的无知是造成误解的基本原因。”
1971年，当钓鱼岛问题出现时，年逾古稀的张歆海又积极地参加了保钓运动。
1971年5、6月间，张歆海与保钓运动组织的领导人一起，多方努力，声明立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先后给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爱德华·甘乃迪、雅各·K·贾维茨和乔治·麦戈文写了信。他在信中指出：“关于台湾，新的问题不幸出现了。……自古以来它们（钓鱼岛）是台湾的一部分，但是它们现在要被分开，与琉球一起归还给日本……这样做是会犯严重错误的。……中国人感到，美国将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极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在解决时不能不认真考虑中美之间后代的友好关系。”
最终，美国政府不顾舆论的反对，还是批准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归还冲绳条约，使钓鱼岛成为中日之间至今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
1972年夏天，张氏夫妇在考察东南亚的归途中到了香港。周恩来总理授意有关人员转告准备在北京接见他们。张歆海得知消息后十分兴奋。但是，在香港他就病倒了，到广州治疗三个星期后又转到上海。1972年12月6日，张歆海带着未能北上的遗憾，在他的出生地上海病逝。
漂泊海外30年的张歆海与亲密朋友李宗仁、斯诺及爱国华侨一起，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改善中美关系以及扞卫中国主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被海外友人誉为“人民外交家”是受之无愧的。他的努力是执着的，也是艰难的。在他积极参与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
三
张歆海对中国与西方社会有着长期、深入的观察、了解与体会。他对于国际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从文化和历史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的思想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四海之内》、《美国与中国》这两部着作中。它们大致可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及对中美关系的分析等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它们最后在认识人类文明发展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得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