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谈中印冲突

『壹』 中国的客座教授是什么职业

客座教授，是本不是本校教授而被聘请作为教授的教授，一般都是在某些方面有特别造诣的人，他可以不在这个学校工作，却必须要履行义务。通常是做报告、授课或者是合作研究。
陈寅恪生平简介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第一位客座教授，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贰』 中国当代国学学问最高的学者是谁

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饶宗颐
饶宗颐 ，1917年生，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幼耽文艺，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并先后从事研究于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任职教授。1973年回香港，任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饶教授于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1993年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饶教授学术范围广博,凡甲骨、敦煌、古文字、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音乐、词学等，均有专著，出版书40种，学术论文过三百篇。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绘画方面，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画取法白画之白描画法，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影响颇大。书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录书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摘自《饶宗颐书画》之简历）

饶宗颐，字固庵，又字伯濂，伯子。号选堂。一九一七年生于广东潮安。父亲饶锷，为潮州大学者，著作甚富。幼承家学，未冠整理其父遗著“潮州艺文志”，于一九三七年刊登“岭南学报”，以此知名。一九三五年之一九三七年，应中山大学之聘任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协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无锡国专教授。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出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兼“潮州志”总编纂。

饶教授于一九四九年迁居香港。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八年，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及教授职。一九六二年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发“汉学儒莲奖”。一九六三年，曾至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作学术研究。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又在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敦煌写卷。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应新加坡大学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又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于一九七四年，为法国远东学院院士。

一九七八年退休后，又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任法国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一九八零年，任日本京都大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六年又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期间于一九八二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复获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衔。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曾担任澳门大学客座教授。一九九二年起被复旦大学聘为顾问教授。一九九四年起又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学术研究院院长。

饶教授有关东南亚华侨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有：“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及“新加坡古事记”两种及发表了多篇论文：“新加坡古地名辩正”“秦代初平南越辨”“苏门答腊北部发现汉钱古物”“蒲甘国史零拾”“论述中缅文化关系”“论述中越文化关系”等，为华侨史研究增添了珍贵的资料，又曾于一九七零年就“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议”与许云樵教授，陈育崧先生展开了为期九个月的论战，引起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饶教授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学者。他知识渊博，精通多种外语。六十多年来，孜孜不倦，在文学，语言学，古文字学，敦煌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除了专著六十多种外，尚有发表在世界各大学术期刊及各大书刊上的论文，短文和杂文约有四百篇。饶教授为国际汉学界及海内海外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怀瑾
时至今日，在海峡两岸，在日本、韩国，在东南亚，在北美、欧洲，甚至在世界上其它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南怀瑾先生依然是一位颇富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且名播遐迩，声誉日隆……。

早在四十余年前，作为国学大师的南怀瑾先生即在台湾倾全力讲述印行传统文化经典，从学界、商界、政界，直到民间大众，不辞辛劳，奔波教化三十余载，内容涵盖了儒、佛、道及诸子百家，兼及医卜天文、拳术剑道、诗词曲赋，著述凡三十余种，立足时代科学精神，将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更加璀灿夺目的文化层面，开拓了全新的学术视野，其影响之深远必将是划时代的。其后，先生又奔走於美国、香港、欧洲等地，虽偶于经贸领域度化，然其根本心愿仍在中华传统文化之宏扬，盖以文化为民族存亡之根本也。

数十年来，南先生虽旅居海外，然心怀故土乡梓，深切关怀着大陆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晚年尤甚，谆谆教导海外众多弟子赴大陆投资，引进先进科技，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并率先在大陆投资一千二百八十六万美元修建金温铁路。筹集巨额资金在大陆南北十余所高等院校设立“光华教育奖学金”，为希望工程捐助拳拳爱心……凡此种种，令人感佩。

『叁』 当代中国有哪些国学大师

1、熊十力

熊十力（1885.2.18—1968.5.24），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湾人。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与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新儒学八大家”。1949年以后，以特别人士身份邀请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因文革期间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肆』 地图分界问题

一、进贡皇帝的“世界”

万历29年冬(1601年1月)，对中国皇帝朱翊钧而言，这是最后的平静。

例行的进贡还是在继续，万千奢华中，一张《坤舆万国全图》让人称奇。皇帝把地图当成了奇玩，当即下旨以丝帛重绣，装裱在6扇屏风上收藏。献出这件礼物的人是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玛窦。

历史总是别有意味，万历皇帝目睹世界地图的第2个月，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第一次驶向了印度。历经数百年“大航海探险”，欧陆文明已熟识世界，大规模的商业扩张正在提速。

在这幅长12英尺，宽6英尺，设有经纬线的地图中，中国被投影在太平洋的西北面，靠近世界的中心——这个布置就花了利玛窦10数年之功。

利玛窦历尽漂泊在1583年到达广东肇庆时，所携的地图均是欧洲标准的奥特留斯(Abraham Ortelius)投影版本，中国和东亚在其中位居“远东”。这份地图上，除了澳洲尚未标出，其他雏形均与现代地图类似。

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伪称“天竺客”的利玛窦频频向中国南方的官员贡送地图、西洋钟等物件。一位名叫李之藻的“学者型”官员因此和利玛窦结交甚笃，并逐渐成为利氏向上攀附的贵人。

李最早看到世界地图时，惊呆之余给利玛窦提了个建议：把中国移到图中心。

这无疑更符合时情。中国大多数官僚的“世界印象”源于西晋的裴秀和唐朝的贾耽，两人相继编画的“华夷图”是其后自制“世界地图”的蓝本。

在宋代存留下的华夷图墨线拓本中，占地图90%的空间是长城以南中国的国土，世界其他夷族国家则以文字形式嵌在四个边的空白处。主要国家的名字和注解源于奇谈怪异的《山海经》。能与历史事实对榫的，多是一些中国的番邦贡国。

此后，尽管明朝宦官郑和曾七下西洋，但传回的“地图”只是一幅记录航线周边的地貌的长卷，并不足以拼成有方位感的海陆概貌，也没能刺激王朝对海洋的好奇。

郑和以后，国家的大门逐渐关闭，把中国看做世界中心的意念更加坚定。“中国的世界地图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纳贡体系。”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Richard Smith在其中总结道。这一结论在李约瑟、费正清等人的研究中亦有所提及。

已过中年的利玛窦此时正无比希望能合法地长留中国，他两易其稿，尽量迎合“纳贡假想”：把中国移到地图的中心偏西北，并把世界地名用中国人熟知的字词翻译出。利氏将地图复制了上百份，转赠给各级官员。这些努力最终让他获得圣旨进京定居。

万历皇帝并没有就地图留下更多的评价，在1608年，他下令照样复制了12份。但在朝野内外，利玛窦遭到猛烈的批评。(注：也有材料认为万历皇帝第一次看到《坤舆万国全图》是在1608年，1601年看到的是其草成的前身。)

以进士魏浚为代表的一批人说这是“蛊惑民众”，他最难以理解的是，地图让中国偏离了“世界中心”。魏的观点也被作为“主流评价”纳入了后代官修的《明史》。

另一种奇特的反驳声则说利玛窦伪造了“大洋”，以掩盖西方对中原的军事威胁。其中一些人认为西方紧邻福建或广东。

某种程度上，这种“荒谬的警惕”都实在太少。

二、枪炮启蒙的“世界”

239年后，“真的世界”来了。

在《坤舆万国全图》的西北角，利玛窦曾亲自将一座大岛译作“谙厄利亚”，并加注称“谙厄利亚无毒蛇等虫，虽别处携去者，到其地，即无毒性”。

1840年，这个地方变译成“英吉利”，如洪水猛兽般逼到了清王朝的门户。大部分清军将领对战争的对手仍毫无所知，广州城中竟出现了“以粪镇鬼”的战法。

这是一段“错位”的历史。利玛窦以降，中国的地图愈发精致，但对世界的知晓却依旧寥寥。对华夏文明来说，这种“错位”让她饱尝辛酸，并最终从“一统天下”变为“一个国家”。

从清康熙开始，传教士引入的经纬网、投影等手段就已用于中国地图的编制。其中最著名的《皇舆全览图》成品于康熙56年(1717年)，这幅地图测绘的详细程度超出欧洲水平100年。

铸就帝国历经了几代人征战，扩张而成的政权因战争指挥的需要和对幅员变迁的亲历，对地图更加青睐。“千古一帝”在大小亲征中，总要带上“测绘人员”。耗时10年，晚年的康熙最终看到了家族的战果。

“可惜的是，这幅地图及之后雍正乾隆时的增补在中国只能在皇室内传阅，老百姓和普通文化人是看不到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但这幅地图在欧洲却流传甚广，甚至流入市面，让很多欧洲商人对这块大陆的了解远超过中国民间。

与之同时代的“世界”地图，是康熙宠信的南怀仁作于1674年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这位比利时传教士的笔下，两个平面球形拼成的世界里怪兽四布。

尽管绘制技术更加精确，但“中国的地图仍大都是内向型的”。根据余定国(Cordell Yee)在《世界地图学史》中的表述，中国的地图历来一种潜意识上对内部权力文化和行政管理的关注。

在国门被轰开后的第二年(1841)，被流放伊犁的“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撰写了《四洲志》。林的好友魏源受此鼓舞，两年后写出了《海国图志》，后续又有徐继畲的《瀛环志略》。

这三本书都载入了丰富的国外历史、地理插图。用魏源的话说，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则显现出这批先行者的“矛盾心态”。

官居福建总督的徐与欧洲人合作，编入了大量欧洲的地图，将中国“放回远东”，并盛赞西方地图资料的准确。他认为，西方人用航行游遍了大洋，他们的地图才是可靠的。但他又同时公开称，“所有事物源于中国”，并继续说夷人像“狗和羊”。在此后挽留帝国余曦的洋务运动中，朝廷设立了专门引进的西文历史地理材料的翻译局。

类似的“传播”影响了部分国人。其中一个叫梁启超的考生，在试后从京城经上海返乡途中，买了一本《瀛环志略》，这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

此后颇具代表意义的一张“地图”(实际是漫画)是1898年绘制的《时局图》：中国的国土上站满了飞禽猛兽。熊代表沙皇俄国，虎代表英国，肠代表德国，青蛙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注：肠是否代表德国在学界有争议。)

1903年，光绪皇帝按未被瓜分的疆域出版了《皇朝壹统图》。同年，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革命帮会自行付印了一款名为《中华民国直省舆地图》，其中只画入了汉人常居的18个省。从这个名叫“兴中会”的组织中，走出了孙中山和民族主义的中国革命。

阿诺德·汤因比的妙语或在此恰如其分：“没有挑战，就不会产生一个文明创造性的火花”。

三、国家话语的“世界”

近60年，地图仍偶尔在国家话语里闪烁其词。

西方地图学和它所在的科学体系逐渐扎根，经历过引入内陆的世界性战争和数次国际体系变更，中国也已逐渐认清了自身的地缘特质和世界的概貌。

“共和国”伊始，地图也被纳入了高亢的革命号角。隶属官方的中国地图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的16开本《世界地图集》的前言中，开篇即写“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更加强大了”，结尾是“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是东风压倒西风”。

这份地图册以苏联的世界地图集为参考，“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基本被列在前面，且分区地图较为详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大多被涂上暖色调。

这款图集是中国地图出版社最有历史的产品之一，至今共出过4个版本，其后分别于1972年，1990年和2004年修订再版。除1972年因特殊原因未编写“前言”外，此后的版本褪去了政治色彩。

现在，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做细分市场的开发和电子产品。“市场是现在最重要的因素”，该社副总编辑范毅说。

一直不变的是从利玛窦传下的“中国位置”，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只有这一种。随着全球一体的“神话”引人入胜，定型的地图规制受到质疑。

2000年，一位叫郝晓光的研究员重提将“中国放回远东”，因为“过去利马窦的图是为了迎合中国官员自大的心理”。

郝的建议并未被官方采纳，他在随后几年做了一套“系统世界地图”，从东南西北四个半球的角度分别绘制了世界地图，以表达“中国应该有更富变化的世界眼光”。

“许多反对者都是专业权威或主管部门负责人，但他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却不是从地图和测绘本身出发，这就相当耐人寻味。”葛剑雄在为这本书作序时写道。

新中国的地图变迁，更多体现在国土边界的调整上。

“古代中国并不具备世界性的地缘概念，而是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假想的朝贡体系中。中国也没有太浓重的边界概念，多数对外战争都不是为了扩大疆土。”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说。在领土争端中，“传统的和谐理念和现代地缘的平衡手段有所统一”，沈丁立说。

1950年代发生的一些争端让边界问题再次进入外交日程。1960年的《中缅边界条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邻国缔结的第一份边界条约。

1960年代，以中缅边界协议为范本，中尼(泊尔)、中巴(基斯坦)、中蒙、中阿(富汗)等边界协议也相继顺利签订，中朝边界也在这一时期划定。

此后，由于一些边界冲突以及国内问题，中苏(俄)、中印、中越的边界问题存留至新的世纪。如今，中俄、中印边界已基本勘定，中印之间虽然受内外因素影响，但双方的谈判框架已基本稳定。“南海区域虽然近期新闻增多，但以合作方式解决仍是主流。”沈丁立说。

中国重新回到世界重要力量行列已成事实，“未来主要的焦点应该在内部的体制改革。”沈丁立说。

目前通行的世界地图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世界地图有两种，一种是以大西洋上的经线为分割线的太平洋格局的世界地图，也可称为“太平洋版世界地图”，它完整表达环太平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将大西洋分割在图幅两边；另一种是以太平洋上的经线为分割线的大西洋格局的世界地图，也可称为“大西洋版世界地图”，它完整表达环大西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将太平洋分割在图幅两边。
这两种版本的世界地图之所以成为世界通行版本，就在于它们遵循了编制世界地图的两个重要原则，即不切割或少切割陆地的原则和采用整15°经纬线划分图面的原则。
世界地图的表示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选定中央经线，中央经线既是投影到地图上的中心线，也是投影的对称轴。世界地图上要表示整个球面的要素，相当于将球面沿一个方向切割后展开铺平。中央经线选定后，其相隔180°的对应面即切割线也相应选定了，这个切割线就是地图上的图幅边线，因此，选中央经线时，不能单纯考虑要表示的重要内容分布在中央经线附近，使其变形最小，还要兼顾考虑其对应的切割线要不切割或尽量少切割陆地，以避免大块陆地被分割在图幅两边而影响阅读效果和图面的整体美。
“太平洋版世界地图”常以西经30°经线为切割线；“大西洋版世界地图”常以180°经线为切割线，当然，若以西经170°经线为切割线，则该图上的陆地可完全不切割，这样虽满足了编制世界地图的第一个原则，但表达时区时又会出现困难，因为世界时区是按照15°经线划分的。
纵观世界地理分布，毫无疑问，国际上通行的“太平洋版世界地图”和“大西洋版世界地图”，它们分别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切割线，堪称黄金分割线。这也是它们能够通行的关键所在。
通行代表着一种流行的趋势、一种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对于地球本身的客观描述而言，地图的表示不仅取决于人们对地球的认识程度，还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当今的世界地图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常用的地图投影就有二三十种。各国绘制世界地图时，在力求准确的基础上也尽可能使自己的国家处于比较突出的、易于充分直观本国地理环境的中心位置上，以方便使用，充分体现了“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中国现行的世界地图就是国际上通行的“太平洋版世界地图”模式，它以东经150°为中央经线、以西经30°为左边经线和右边经线，完整表达环太平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加入了更多技术上的考虑。实际上，若选择东经105°为中央经线，则中国的位置更为居中，但那样的话，美洲大陆就被分割在地图的两边，为保持世界各大洲的完整，因此较好、合理地选择了目前这种中国偏左、日本偏中的图面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