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老教授

❶ 教师的尊称有哪些﹖

中国古代称教书者为“师”，并把“师”作为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春秋时的《尚书》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把“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并称，并写在同一牌位供众人朝拜，可见“师”的地位之高，受人之尊。

中国的第一位教育家孔子被人们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几千年来人们最崇敬的人物之一。对“师”最精辟、最完美的解释是唐代大文豪韩愈的《师说》一文，“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将教师的职业价值提升到文化传递的社会高度评价，一直被国人奉为经典世代流传，也是历来教书者引以自豪的荣耀。

随着岁月的更迭，“师”的称谓后来演化为“教师”、“老师”。如今，“教师”的称谓多用于书面语言，而“老师”是现实生活中流传最广泛、使用频率最高的称谓。有人问：“师”前面为什么要加个“老”呢？据说有两种释义：一是说明老师是历史最悠久的职业，无以伦比；二是对老师的尊敬和爱戴，因为“老”的词义解释其中之一是“敬辞”。因此“老师”的称谓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老师经济生活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国家与社会对知识和教育的越来越重视，“老师”成为最受人们尊敬的称谓。如今，“老师”的称谓已走出教育界范畴，在社会上，如果被人称作“老师”，那将是对你最大的尊敬，也使你感到莫大的荣耀。

先生——最历史悠长的尊称

“先生”一词在各类词典中的第一解释就是“教师”，是对教师最古老、最悠久的称谓，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中国古代闻名世界的大教育家孔子是最早的先生，因为“子”就是先生的意思。古代称教书者为“先生”、“私塾先生”、“教书先生”等，这是人民群众对教书者的敬称，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古老而悠久的尊师的优良传统和美德。

随着历史的发展，“先生”一词也发生了词义上的变化，现在“先生”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尊称口语，已经远远超出教师的范畴被广泛运用于各种人群。然而，在教育界“先生”的传统称谓仍在沿用，只是它的规格被提高了，人们往往把资深的、德高望众的老师称为先生。毛泽东主席当年为徐特立老师贺寿时写道：“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显示出一代伟人对老师的尊敬热爱溢于言表。伟大文学家鲁迅写的《藤野先生》更是一篇歌颂“先生”的传世佳作，藤野先生的优秀品质和博大胸怀一直成为老师的楷模。我国现代的教育家蔡元培、陶行知、叶圣陶、胡适、梅贻琦、傅斯年、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等都被人们尊称之为先生；在当代那些教育界的元老、教授也被人们尊称为先生，如：季羡林先生、顾秉林先生、柏杨先生等。因此，“先生”的称谓是对老师千古传唱的美称，它将被永久地传下去。

人类灵魂工程师——最富哲理的称谓

“人类灵魂工程师”一词原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作家的称谓，后来被教育家加里宁引用到教育界，他说：“很多教师常常忘记他们应该是教育家，而教育家也就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从此，“人类灵魂工程师”成为老师特定的称谓，这也是社会给予教师的崇高赞誉。

“人类灵魂工程师”是对教师科学、准确、高度的评价，教师不仅要把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以“为人师表”的行为将自己的品德、人格、情操、责任感、爱心和献身精神承传和影响给每一个学生，塑造学生好的思想道德和培养学生好的行为习惯。民哥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指出：“老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方面都要为人师表”，因此，“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是老师的崇高义务和职责，只有真正做到这些才不愧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谓。

如今，社会上人们越来越喜欢用“人类灵魂工程师”来比喻老师，表明了人们对老师职业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敬意；老师也为这一称谓感到由衷的自豪，因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不仅定义准确，而且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

园丁——最质朴无华的褒称

“园丁”原本是指从事园艺的工人，后被比喻成教师。人们通常把童真的孩子比喻成幼苗、花朵、小树等，而培育这些幼苗、花朵、小树的老师就像辛勤的园丁一样，用智慧、爱心和汗水浇灌、培育、呵护着园子里的每一株幼苗，使他们枝繁叶茂，姹紫嫣红，茁壮成长。因此，把老师称作园丁是最质朴、最形象、最富有田园诗意的比喻。

邓小平同志曾说：“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一代伟人用“园丁”的称谓对教师给予了高度评价。为表扬优秀教师许多地方都设有“园丁奖”，上海、浙江、河南、甘肃、安徽、黑龙江等省市设的“园丁奖”是对优秀老师最高的褒奖，团中央和全国青基会也设立了“全国希望工程园丁奖”以表彰那些扎根山村和贫困地区的农村优秀教师，今年举办的“全国教育工作者发明与科教制作展评活动”也设立了“园丁奖”。1984年全国第一个教师节，北京发行邮票纪念封图案为花朵与教师。其寓意为：老师像园丁，用辛勤的汗水浇开祖国的花朵。福建邮政部门在1999年教师节发行的有奖明信片图名为“辛勤园丁情，学子寸草心”，用以表达对老师的崇高敬意和祝贺。今年，为庆祝第二十个教师节，教育部推出“园丁杯”知识竞赛。因此，“园丁”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中小学教师最引以为荣的称谓。

慈母——最真情感人的爱称

中国古人云：“师如父母”， 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师爱师”的传统美德，也体现了老师“爱生如子”的高尚师德。人们把老师比作“慈母”，主要是对那些有着“童心母爱”的女教师给予的最亲切、最真挚、最感人的尊称。

“慈母”首先蕴含着教育工作者伟大的爱。英国教育家罗素说：“爱是一缕金色的阳光。”我国现代文学家鲁迅说：“教育是植根于爱的。”教师对学生的爱，表现在毫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的精力、热情、才能和知识，使学生更好地受到教育，在知识上、精神上和品德上取得最好的结果。同时更好地了解学生、理解学生、尊重学生，抓住每个学生的特点和志向，精心培育，使之成才。全国闻名的优秀教师斯霞被人们称作教育界伟大的“慈母”，她从教72年，以伟大母亲的慈爱精神培育每一个学生，同学们都亲切叫她妈妈。全国优秀特级教师于漪说：“对教师来说，力量的源泉就是对学生的爱，爱学生才会爱事业，才会对教育工作保持经久不衰的热情，才会充满献身精神。”正是这种母爱使她赢得了人们对她极大的尊敬和高度评价，并亲切称她为“校园妈妈”。因此，“慈母”是对那些用爱辛勤耕耘育人园地女教师最高的荣誉。

春蚕——最纯挚的称谓

对“春蚕”最早的记录见于《诗经》，而把“春蚕”进行拟人化的比喻最闻名的则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把春蚕的执着、坚贞、奉献精神表现到了极至，成为千古传唱的佳句。著名画家潘絜兹的《春蚕颂》写道：“春蚕化生，蕞而微虫，春蚕何取，一桑始终，春蚕春蚕，万世可风”，他对春蚕的品质进行了高度赞美。人们生动地把教师比作“春蚕”，是对老师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品质给予的高度评价。人们赞美教师就像春蚕一样“吐尽心中万缕丝，奉献人生无限爱，默默无闻无所图，织就锦绣暖人间”。“春蚕”是广大教师感到无比荣耀的称谓。著名教育家朱光潜说：“只要我还在世一日，就要吐丝一日，但愿我吐的丝，能替人间增一丝丝温暖，使春意更浓。”

春蚕冰清玉洁，气质高贵；春蚕食几茎绿叶，吐一片锦绣；春蚕生命不息，吐丝不止……春蚕这些优秀的品质，只有光荣的人民教师才无愧于这样的称谓。

蜡烛——最温馨动人的称谓

对蜡烛的赞美也是源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名句。人们歌颂蜡烛，是因为蜡烛默默地燃烧着自己，用自己的光去照亮别人，直至将自己燃尽。说起蜡烛这种品质，人们就联想到敬爱的老师，老师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用智慧和品格之光给学生照亮前进的航程，这种为“他人照亮道路，让他人看见光明，燃尽自己耀人间”的无私奉献精神不正是对人民教师的最生动的比喻吗？“如红烛发光发热，精心培育国家良材，似春蚕无怨无悔，毕生献给教育事业”，这幅老师自勉的对联正是对“蜡烛”称谓的认可和自豪。

孺子牛——最具中国特色的喻称

“孺子”是古时对小孩子的称谓。“孺子牛”是《左传》中记载的一个典故：春秋时，齐景公与儿子嬉戏，景公叨着绳子当牛，让儿子牵着走。这个千古传颂的“爱子”故事后来成为人们赞誉的美德。现代伟大文学家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名句使孺子牛的精神得到升华和拓展，而后人们用“孺子牛”来比喻心甘情愿为人民大众服务，无私奉献的人。人们之所以把老师称作孺子牛，认为这是当之无愧最贴切的比喻。我国历来有师生“亲如父子”的传统美德，老师爱学生就像爱自己的孩子，就像 孺子牛一样辛勤地耕耘，为把孺子培养成才心甘情愿地作出奉献、鞠躬尽瘁，不图回报。获得“孺子牛奖”的全国优秀教师刘让贤扎根青海高原乡村几十年如一日，像牛一样兢兢业业地工作，把自己的爱无私奉献给孩子，刘让贤是广大教师的杰出代表，是“孺子牛”精神的生动体现。“孺子牛”精神表现为“深怀爱心，默默耕耘、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这些优秀品质都集中体现在我国广大教师身上。因此把老师称作“儒子牛”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褒奖。

春雨——最生动形象的默称

人们对“春雨”的赞美由来已久，把春雨比作“甘霖”，比作“及时雨”，视“春雨贵如油”。而把春雨表现得最完美意境的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名篇。人们把老师比作“春雨”，把学生比作“春苗”，春苗需要春雨去浇灌。我们的老师就如那绵绵的春雨，用播洒的爱去滋润学生的心田，用丰富知识去开启学生的智慧，用优秀的人格去潜移默化培育学生的品德，用无私的奉献精神去熏陶学生的心灵。广大教师甘化春雨润蓓蕾的高尚情操，为“春雨”的称谓增添了无限光彩。

人梯——最高评价的专称

一个人接一个人踩着肩膀向高处攀登叫作搭人梯，人梯是古代向上攀高、攻城拔寨、翻山越岭所创造的集体配合行动，一直流传至今。现在人们把“人梯”比作是：“那些为别人的成功，而做出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的人”，人们把教师称作“人梯”，正是因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具备了这样优秀的品质和精神。

广大的人民教师辛勤地耕耘在教育事业的园地，他们不图名，不图利，不图回报，默默无闻地教书育人，兢兢业业地培育人才。而那些考上大学，走向成功，扬名立万的学生，无一不是踩在老师的肩膀上，以老师为人梯向上攀登达到人生的高峰。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取得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们在谈到成功的决窍时，无不认为老师的教育是成功的首要条件和因素。学生的成功离不开老师，而老师的希望是让每个学生都能成功。湖北大学年近90高龄的朱祖延老教授在《教师述怀》中写道：“不辞辛苦做人梯，在有生之年把自己全部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学生。”这充分体现了中华世代延绵而甘为人梯的教师的精神。这种无怨无悔，不图所求，甘作人梯，让学生踩在自己肩膀上更上一层楼的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精神，是每一位教师共同追求和共同理想，“人梯”因此成为教师们最光荣和最贴切的称谓。

不论何种称谓都赋予了教师神圣的职责！

❷ 张世英的介绍

张世英，哲学家。1921年生于湖北武汉一书香门第，从小熟读论孟，中学时修理科，1941年秋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后转入哲学系，1949年毕业，取得哲学硕士学位。

❸ 湖北工业大学与湖北大学合并，这个事情究竟是谣言还是事实求官方解释！

我是湖北大学的，之前湖工的同学都和我说过两个学校合并的事情，网上很多传版言比如学生权搬不搬的问题都可以从他们老师说的话里得到印证，这些消息是湖工的老师说出来的。2012年11月份我们学科部主任也和他的学生说过现在合并已经在进行中，很多学院之间的合并方案已经谈好，湖大的一些院系也要做调整，有些学科杂规模大的院系比如物电学院要拆分一些专业和湖工相应的院系合并组建新的学院。2013年1月份我和老师一起吃饭的时候向他问这个问题，他说曾经是向上面提过两校合并的事情，到后来就没消息了，然后我也迷茫了，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个学校确实准备合并，只是还没有主管部门官方文件同意合并，等着3月份开学了再看吧

❹ 韩德培的生平经历

韩德培先生生于1911年，江苏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韩大兴是曾多年跟随翼王石达开南征北战的一名副将。
韩德培幼时常在祖父膝下听他讲述当年驰骋马背的军旅生涯，继承了祖父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
来到人世间的韩德培却是个苦孩子——那时韩家已逐渐败落，更惨的是韩德培8岁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纪便尝到了家庭贫寒、幼年失母带来的世事炎凉。
1917年，韩德培进入私塾，期间读了《大学》、《论语》、《孟子》、《幼学》等，接受了严格的书法训练，因此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10岁时，韩德培转入京江小学读书，京江小学是旅居如皋经营钱庄和银行业的镇江人开办的，对语文、算术、英语课程特别重视——熟悉韩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还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语言能力与他小时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语训练有关。1928年，韩德培师范毕业。
1930年，他又赴杭州赶考，一举考中浙江大学史政系。半年之后，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
初到中央大学，一次旁听课却改变了韩德培的志向与爱好。当时，讲课的教授是后来当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他主讲的是“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
韩德培还清晰记得，“谢教授讲话不带讲稿，只拿粉笔一支，他教法理学，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仅条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无味的法学课程讲得趣味无穷”。后来，韩德培还旁听了谢教授主讲的“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和“罗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听。

由此，韩德培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知道了法学是一门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一门学问，对社会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谢教授谈了自己想学法律的想法，在谢教授的帮助下，他如愿以偿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当时，中央大学法律系开设课程非常齐全，比如，刑法、民法总论、物权法、亲属法、程序法等，有许多来自于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前来授课，包括最高法院的审判员、司法行政部的官员等。“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选择”，如今已是一代法学大家的韩德培如此评价当年自己的选择。 1934年，韩德培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
旧中国贫穷落后，备受列强欺凌，韩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质，实现国家富强，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国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贫寒的他只能等待时机考取公费留学。
时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编学报和校刊的编辑人员，韩德培毛遂自荐，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机遇在5年后才终于降临，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留英公费生，然而24个名额中，攻读国际私法的名额只有1个。
经过激烈竞争，28岁的韩德培夺得留学剑桥大学的机会。可正当韩德培等准备出发之际，欧战突然爆发——韩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学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可是，欧战愈演愈烈，到英国去留学已经非常困难。
1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费留学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1941年7月底，韩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的钱伟长、张龙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韩德培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便是5年。
在多伦多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韩德培在著名国际私法学者莫法特·汉考克教授指导下写作论文，他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结合英、美、加一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汉考克教授审阅过这篇论文后，很高兴地评价道：“你写的论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个字。”这样，韩德培很顺利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该法学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学位。
1942年，韩德培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利用那里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法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极为丰富的书刊，进一步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韩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阅读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三方面的书刊，并尽量搜集有关的资料。特别是在国际私法方面，他花了较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详细的笔记。此外，他还选听了当时几位有史学者的课，如格里斯沃尔德的“国际私法”、赫德森的“国际公法”和庞德的“法理学”，受益颇深。在哈佛，韩德培还撰写了一些国际私法新著的书评和评介庞德的社会法学派学说以及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等文章，发表于浙江大学发行的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应著名法学家周鲠生校长之聘回武汉大学任法律系教授，后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别创建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和全国唯一的环境法研究所。先后任武大法学院名誉院长，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第一、二届成员和第三届特约成员，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顾问，国家环保局顾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等。现仍任职于武大法学院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等学会名誉会长。在国外，还曾兼任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理事，环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会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董老应邀到纽约演讲。在演讲过程中，一些亲国民党的留美学生别有用心，提了一些无理取闹的问题。当地的华文报纸还进行了歪曲报道。韩德培感到非常气愤，提笔给董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国学生。韩德培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所以还在信中向董老请教：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韩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么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才能适应建设新的国家的需要，他心里没谱。于是他又请教主持全国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后，董老到武汉视察，专门把韩德培叫到他身边聊天。韩德培还向董老谈了谈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况。 他拒绝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工作邀请，于1946年，应周鲠生“有约在先”之聘，回国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韩德培怀着渴望和激动的心情，乘美国第一艘开往远东的运输船，从美国西雅图出发，回到了中国。当多年不见的祖国再次呈现在眼前时，韩德培禁不住热泪盈眶，视线渐渐地模糊了……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海归”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时，韩培德曾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韩德培在武汉大学历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会主席以及武大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由于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为院系调整中全国仅有的三个被破例保留的综合性大学法律系之一
在当时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周鲠生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笔记资料被白蚁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后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复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开始，他因在教英语时用教室黑板上方“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中各人的胡子来区别英语中表示“胡子”的几个词，而被学生告发，后抄家游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0年代初，韩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劳教人员”之身，奉命从事了大量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评价。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经刘道玉校长再三邀请（同时北京大学也多次抛来了橄榄枝，希望韩老去北大任教），韩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网罗了姚梅镇、马克昌、张泉林、何华辉等大量优秀人才。并与1980年建立起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国乃至亚洲唯一的、同时也是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环境法研究所。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重建过程是以韩老为核心而经行的，对武汉大学来说韩老对武汉大学的贡献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两年之后，年仅36岁的韩德培被任命为法律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几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1957年，“反右”开始后，作为法学家的韩德培成为武汉大学最大的两个右派之一。第一次被划成右派的时候，韩德培还曾辩解，结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师生作检查，但他还在将自己的“罪状”一条一条地加以反驳。因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办公室的许多谎言，下面的人哄堂大笑。韩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项:态度极度恶劣。
在被整整批斗了一个星期之后，“反右”办公室宣布了对他的处罚:撤销一切职务，送沙洋农场劳动。韩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时，法律系已经被撤销，并到了湖北大学。当时湖北大学只接受武汉大学法律系非右派教师，右派们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语。
“文革”开始后，韩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韩德培教英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原因是“在教英语时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劳动，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问题彻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汉大学工作。
“文革”结束后，如何重铸法律系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汉大学副校长刘道玉思考的首要问题。
但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刘道玉想到了韩德培。
“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经被打破了。所幸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多年后，刘道玉在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里如是评价韩德培在武大的影响力。
果然，在韩德培的号召下，武大恢复法律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毕业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在法学界和教育界，韩德培的众多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几乎人人皆知:他的学术活动范围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环境法、法理学以及法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在国际私法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机两翼”的大国际私法理论，构建了新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和立法体系;他更是中国环境法理论的开拓者，环境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这些杰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么?很多熟悉韩德培的人都提到了两个字:眼光。
1979年，武汉大学决定恢复法学教育，请韩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韩老就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法将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时，他于1980年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
上世纪80年代，没有多少人知道“环境法”，那时的“环境法”也不是独立学科。1981年，韩德培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在亚洲也是第一个。同时，身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的韩德培奔走呼吁，终于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环境法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20多年后的今天，这两个研究所都发展得很好，不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且其涵盖的学科都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国内外已有广泛的学术影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由衷佩服韩老的非凡眼光。”从先生的身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体会到了学术眼光对于学术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独到的学术眼光，韩德培的宽广胸怀也令后辈们佩服不已。
黄进回忆说:“韩老一贯反对在评职称时论资排辈、互相倾轧，团结、凝聚了大批知识分子。他的识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宪法学家何华辉教授1980年时还是讲师，到1982年，他就成为了教授，创下那个年代高校职称晋升的奇迹。”
“对于后辈，先生不仅大力培养提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担当重任，让他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对于荣誉，先生总是唯恐避让不及。这是后辈难以超越的地方。”在黄进看来，韩德培宽广的胸怀为当时乃至现今有些浮躁的法学界带来了一阵清风，“在先生的影响下，中国国际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谐。”
以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而论，韩德培完全称得上是法学大师，但是韩德培不愿意别人称他为大师，他最喜欢的还是别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奥本海、庞德和狄骥这样的法学大师，他生前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中会有这样的大师。”黄进告诉记者，“以先生在中国法学界的成就和影响，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几位学者在本国的贡献和影响相提并论的。”
“为什么我们后辈的学问难以超越像韩老这样的法学精英?因为他们有大师的品格和胸怀。”黄进感慨地说。 从1946年在武汉大学讲第一堂课到去世，韩德培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武大，甚至没离开过讲台———直到去世前，他还挂念着5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的论文答辩。
64年，弹指一挥间。韩德培从最年轻的教授变成了最年长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没有正式退休。64年间，韩德培到底培养了多少学子，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是中国著名的刑法大家;85岁高龄的梁西教授是我国国际组织法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黄进教授、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是第一届、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瀚和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是国际私法领域的知名学者……有学者统计，在国内著名法学院校中，几乎都有“韩门”学子。
在政法系统和行政系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是韩德培的学生、外交部条法司约有三分之一的官员受过韩德培的教诲。在国际机构中，国际民航组织行政局局长柳芳是他的学生，她也是我国自1974年恢复国际民航组织合法席位以来，在该组织中担任职务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
64年间，韩德培最关心的，是他的学生。对于学生的关爱，并不只是停留在学业上。
“他对我们每个学生都非常关心，我们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记得。”韩德培指导的2006级博士生、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王立武回忆说。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请假回家一趟，因为他儿子那年高考。一个月后，王立武回武汉，先生还特意问他孩子高考顺不顺利。
韩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还到医院看过先生。“当时他已不能说话，当陪护告诉他，我是他的学生时，他睁开了眼睛，眼里只有泪水”。
王立武说:“在那种时刻，他只有用泪水来表达关爱。”
就在王立武这批博士入学时，韩德培发表了“演讲”:“我不会退休，也不想退休，我还得带博士生，我已经96岁了，纵然如此，我十分乐意背负这些责任，并对自己有三个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识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2009年5月12日，韩德培最后一次清晰地说话。他问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几个博士生的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第二个问题是博士招生面试准备得怎么样了。“既然招他们为学生，就要对他们负责。”韩德培对身边的陪护人员说。
按计划，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论文答辩的日子，韩老将亲自参加。但这一天，学生们等来的，却是先生辞世的噩耗。
韩德培的告别仪式上，遗像上的老先生依旧笑容可掬。尽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乐观，爱笑不爱哭，但上至80岁的老教授，下至年轻一代的学子，许多人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这一刻，学生们也只能用泪水来回报先生的关爱。

❺ 教师一词其他的称谓有哪些

老师、先生、师傅~ 导师，良师，法师，师长，师父,西席、师长、先生、少者、教谕、教习、教职、学官、讲郎、学政、监学、监丞 ,园丁，红烛，脊梁
老师，师长，夫子，先生，导师，师父，教员 还有夫子
教员——港台等地区最流行的称呼； 园丁——最质朴无华的褒称； 慈母——最真情感人的爱称； 蜡烛——最温馨动人的称谓； 春蚕——最纯挚的称谓； 春雨——最生动形象的默称； 人梯——最高评价的专称； 孺子牛——最具中国特色的喻称； 人类灵魂工程师——最富哲理的称谓（作为教师应该以爱心和知识触摸、改变人的内心）。
中国古代称教书者为“师”，并把“师”作为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春秋时的《尚书》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把“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并称，并写在同一牌位供众人朝拜，可见“师”的地位之高，受人之尊。

中国的第一位教育家孔子被人们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几千年来人们最崇敬的人物之一。对“师”最精辟、最完美的解释是唐代大文豪韩愈的《师说》一文，“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将教师的职业价值提升到文化传递的社会高度评价，一直被国人奉为经典世代流传，也是历来教书者引以自豪的荣耀。

随着岁月的更迭，“师”的称谓后来演化为“教师”、“老师”。如今，“教师”的称谓多用于书面语言，而“老师”是现实生活中流传最广泛、使用频率最高的称谓。有人问：“师”前面为什么要加个“老”呢？据说有两种释义：一是说明老师是历史最悠久的职业，无以伦比；二是对老师的尊敬和爱戴，因为“老”的词义解释其中之一是“敬辞”。因此“老师”的称谓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老师经济生活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国家与社会对知识和教育的越来越重视，“老师”成为最受人们尊敬的称谓。如今，“老师”的称谓已走出教育界范畴，在社会上，如果被人称作“老师”，那将是对你最大的尊敬，也使你感到莫大的荣耀。

先生——最历史悠长的尊称

“先生”一词在各类词典中的第一解释就是“教师”，是对教师最古老、最悠久的称谓，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中国古代闻名世界的大教育家孔子是最早的先生，因为“子”就是先生的意思。古代称教书者为“先生”、“私塾先生”、“教书先生”等，这是人民群众对教书者的敬称，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古老而悠久的尊师的优良传统和美德。

随着历史的发展，“先生”一词也发生了词义上的变化，现在“先生”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尊称口语，已经远远超出教师的范畴被广泛运用于各种人群。然而，在教育界“先生”的传统称谓仍在沿用，只是它的规格被提高了，人们往往把资深的、德高望众的老师称为先生。毛泽东主席当年为徐特立老师贺寿时写道：“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显示出一代伟人对老师的尊敬热爱溢于言表。伟大文学家鲁迅写的《藤野先生》更是一篇歌颂“先生”的传世佳作，藤野先生的优秀品质和博大胸怀一直成为老师的楷模。我国现代的教育家蔡元培、陶行知、叶圣陶、胡适、梅贻琦、傅斯年、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等都被人们尊称之为先生；在当代那些教育界的元老、教授也被人们尊称为先生，如：季羡林先生、顾秉林先生、柏杨先生等。因此，“先生”的称谓是对老师千古传唱的美称，它将被永久地传下去。

人类灵魂工程师——最富哲理的称谓

“人类灵魂工程师”一词原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作家的称谓，后来被教育家加里宁引用到教育界，他说：“很多教师常常忘记他们应该是教育家，而教育家也就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从此，“人类灵魂工程师”成为老师特定的称谓，这也是社会给予教师的崇高赞誉。

“人类灵魂工程师”是对教师科学、准确、高度的评价，教师不仅要把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以“为人师表”的行为将自己的品德、人格、情操、责任感、爱心和献身精神承传和影响给每一个学生，塑造学生好的思想道德和培养学生好的行为习惯。民哥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指出：“老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方面都要为人师表”，因此，“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是老师的崇高义务和职责，只有真正做到这些才不愧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谓。

如今，社会上人们越来越喜欢用“人类灵魂工程师”来比喻老师，表明了人们对老师职业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敬意；老师也为这一称谓感到由衷的自豪，因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不仅定义准确，而且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

园丁——最质朴无华的褒称

“园丁”原本是指从事园艺的工人，后被比喻成教师。人们通常把童真的孩子比喻成幼苗、花朵、小树等，而培育这些幼苗、花朵、小树的老师就像辛勤的园丁一样，用智慧、爱心和汗水浇灌、培育、呵护着园子里的每一株幼苗，使他们枝繁叶茂，姹紫嫣红，茁壮成长。因此，把老师称作园丁是最质朴、最形象、最富有田园诗意的比喻。

邓小平同志曾说：“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一代伟人用“园丁”的称谓对教师给予了高度评价。为表扬优秀教师许多地方都设有“园丁奖”，上海、浙江、河南、甘肃、安徽、黑龙江等省市设的“园丁奖”是对优秀老师最高的褒奖，团中央和全国青基会也设立了“全国希望工程园丁奖”以表彰那些扎根山村和贫困地区的农村优秀教师，今年举办的“全国教育工作者发明与科教制作展评活动”也设立了“园丁奖”。1984年全国第一个教师节，北京发行邮票纪念封图案为花朵与教师。其寓意为：老师像园丁，用辛勤的汗水浇开祖国的花朵。福建邮政部门在1999年教师节发行的有奖明信片图名为“辛勤园丁情，学子寸草心”，用以表达对老师的崇高敬意和祝贺。今年，为庆祝第二十个教师节，教育部推出“园丁杯”知识竞赛。因此，“园丁”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中小学教师最引以为荣的称谓。

慈母——最真情感人的爱称

中国古人云：“师如父母”， 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师爱师”的传统美德，也体现了老师“爱生如子”的高尚师德。人们把老师比作“慈母”，主要是对那些有着“童心母爱”的女教师给予的最亲切、最真挚、最感人的尊称。

“慈母”首先蕴含着教育工作者伟大的爱。英国教育家罗素说：“爱是一缕金色的阳光。”我国现代文学家鲁迅说：“教育是植根于爱的。”教师对学生的爱，表现在毫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的精力、热情、才能和知识，使学生更好地受到教育，在知识上、精神上和品德上取得最好的结果。同时更好地了解学生、理解学生、尊重学生，抓住每个学生的特点和志向，精心培育，使之成才。全国闻名的优秀教师斯霞被人们称作教育界伟大的“慈母”，她从教72年，以伟大母亲的慈爱精神培育每一个学生，同学们都亲切叫她妈妈。全国优秀特级教师于漪说：“对教师来说，力量的源泉就是对学生的爱，爱学生才会爱事业，才会对教育工作保持经久不衰的热情，才会充满献身精神。”正是这种母爱使她赢得了人们对她极大的尊敬和高度评价，并亲切称她为“校园妈妈”。因此，“慈母”是对那些用爱辛勤耕耘育人园地女教师最高的荣誉。

春蚕——最纯挚的称谓

对“春蚕”最早的记录见于《诗经》，而把“春蚕”进行拟人化的比喻最闻名的则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把春蚕的执着、坚贞、奉献精神表现到了极至，成为千古传唱的佳句。著名画家潘絜兹的《春蚕颂》写道：“春蚕化生，蕞而微虫，春蚕何取，一桑始终，春蚕春蚕，万世可风”，他对春蚕的品质进行了高度赞美。人们生动地把教师比作“春蚕”，是对老师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品质给予的高度评价。人们赞美教师就像春蚕一样“吐尽心中万缕丝，奉献人生无限爱，默默无闻无所图，织就锦绣暖人间”。“春蚕”是广大教师感到无比荣耀的称谓。著名教育家朱光潜说：“只要我还在世一日，就要吐丝一日，但愿我吐的丝，能替人间增一丝丝温暖，使春意更浓。”

春蚕冰清玉洁，气质高贵；春蚕食几茎绿叶，吐一片锦绣；春蚕生命不息，吐丝不止……春蚕这些优秀的品质，只有光荣的人民教师才无愧于这样的称谓。

蜡烛——最温馨动人的称谓

对蜡烛的赞美也是源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名句。人们歌颂蜡烛，是因为蜡烛默默地燃烧着自己，用自己的光去照亮别人，直至将自己燃尽。说起蜡烛这种品质，人们就联想到敬爱的老师，老师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用智慧和品格之光给学生照亮前进的航程，这种为“他人照亮道路，让他人看见光明，燃尽自己耀人间”的无私奉献精神不正是对人民教师的最生动的比喻吗？“如红烛发光发热，精心培育国家良材，似春蚕无怨无悔，毕生献给教育事业”，这幅老师自勉的对联正是对“蜡烛”称谓的认可和自豪。

孺子牛——最具中国特色的喻称

“孺子”是古时对小孩子的称谓。“孺子牛”是《左传》中记载的一个典故：春秋时，齐景公与儿子嬉戏，景公叨着绳子当牛，让儿子牵着走。这个千古传颂的“爱子”故事后来成为人们赞誉的美德。现代伟大文学家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名句使孺子牛的精神得到升华和拓展，而后人们用“孺子牛”来比喻心甘情愿为人民大众服务，无私奉献的人。人们之所以把老师称作孺子牛，认为这是当之无愧最贴切的比喻。我国历来有师生“亲如父子”的传统美德，老师爱学生就像爱自己的孩子，就像 孺子牛一样辛勤地耕耘，为把孺子培养成才心甘情愿地作出奉献、鞠躬尽瘁，不图回报。获得“孺子牛奖”的全国优秀教师刘让贤扎根青海高原乡村几十年如一日，像牛一样兢兢业业地工作，把自己的爱无私奉献给孩子，刘让贤是广大教师的杰出代表，是“孺子牛”精神的生动体现。“孺子牛”精神表现为“深怀爱心，默默耕耘、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这些优秀品质都集中体现在我国广大教师身上。因此把老师称作“儒子牛”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褒奖。

春雨——最生动形象的默称

人们对“春雨”的赞美由来已久，把春雨比作“甘霖”，比作“及时雨”，视“春雨贵如油”。而把春雨表现得最完美意境的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名篇。人们把老师比作“春雨”，把学生比作“春苗”，春苗需要春雨去浇灌。我们的老师就如那绵绵的春雨，用播洒的爱去滋润学生的心田，用丰富知识去开启学生的智慧，用优秀的人格去潜移默化培育学生的品德，用无私的奉献精神去熏陶学生的心灵。广大教师甘化春雨润蓓蕾的高尚情操，为“春雨”的称谓增添了无限光彩。

人梯——最高评价的专称

一个人接一个人踩着肩膀向高处攀登叫作搭人梯，人梯是古代向上攀高、攻城拔寨、翻山越岭所创造的集体配合行动，一直流传至今。现在人们把“人梯”比作是：“那些为别人的成功，而做出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的人”，人们把教师称作“人梯”，正是因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具备了这样优秀的品质和精神。

广大的人民教师辛勤地耕耘在教育事业的园地，他们不图名，不图利，不图回报，默默无闻地教书育人，兢兢业业地培育人才。而那些考上大学，走向成功，扬名立万的学生，无一不是踩在老师的肩膀上，以老师为人梯向上攀登达到人生的高峰。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取得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们在谈到成功的决窍时，无不认为老师的教育是成功的首要条件和因素。学生的成功离不开老师，而老师的希望是让每个学生都能成功。湖北大学年近90高龄的朱祖延老教授在《教师述怀》中写道：“不辞辛苦做人梯，在有生之年把自己全部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学生。”这充分体现了中华世代延绵而甘为人梯的教师的精神。这种无怨无悔，不图所求，甘作人梯，让学生踩在自己肩膀上更上一层楼的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精神，是每一位教师共同追求和共同理想，“人梯”因此成为教师们最光荣和最贴切的称谓。

不论何种称谓都赋予了教师神圣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