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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洋博士生导师

发布时间: 2025-09-14 09:29:27

Ⅰ 复旦林森浩毒死舍友被判死刑,177名师生却为他求情,你怎么看

“你这人很老实。”这句话乍一看是一句带有褒义的正面评价。但如果仔细思考好好揣摩一下,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又何尝不是一种暗示:你这人性子不烈,好欺负。

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之中,“老实人”一词已经很少被用来表达对某个人的欣赏了。这个词大多数时候都是被用来隐晦地说这个人性子比较软,不争不抢。因此很多被冠以老实人名号的人往往会遭受一些莫名的恶意,会因为别人看着不顺眼就受一顿欺负。

黄洋时不时地直言和玩笑更是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他毕竟犯下了杀人的罪,那他就必须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相应的代价。

出生在一个普通甚至是贫穷的家庭中并不是他的原罪,他也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犯罪人,他之所以会毒杀室友,只是因为他陷入了对抗自己性格缺点——自卑、敏感、脆弱——的精神内耗之中,并最终情绪崩溃。希望我们都能从他的身上吸取教训,学会合理地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Ⅱ 林森浩的人物事件

2013年4月16日,上海复旦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黄洋同学因急性肝损伤经抢救无效去世。警方通报在学生的饮水机残留水中检测出有毒化合物——N-二甲基亚硝胺,2013年4月16日上午,上海警方证实,中毒研究生同寝室的林森浩有重大作案嫌疑,已被刑事拘留。
林森浩与黄洋均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分属不同的医学专业。
2010年8月起,林森浩入住复旦大学某宿舍楼421室。一年后,黄洋调入该寝室。之后,林因琐事对黄不满,逐渐怀恨在心。
2013年3月29日,林森浩在大学宿舍听黄洋和其他同学调侃说愚人节即到,想做节目整人。
2013年3月31日中午,复旦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林森浩将其做实验后剩余并存放在实验室内的剧毒化合物带至寝室,注入饮水机槽。
2013年4月1日早上,与林森浩同寝室的黄洋起床后接水喝,饮用后便出现干呕现象,最后因身体不适入院。
2013年4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接复旦大学保卫处对黄洋中毒事件报案,上海警方接报后立即组织专案组开展侦查。经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锁定黄洋同寝室同学林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当晚依法对林某实施刑事传唤。
2013年4月12日,林某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013年4月16日下午,黄洋经抢救无效,于当天下午3点23分在上海某某医院去世。
2013年4月19日下午,上海警方正式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复旦大学“4·1”案犯罪嫌疑人林某。
2016年1月8日,“复旦投毒案”的辩护律师 斯伟江、唐志坚从上海市法院方面收到执行死刑前林森浩写给律师的信。落款时间显示,写信日期为2015年12月9日。
给律师写信:中国的法治道路会越走越宽
在这封手写的信中,林森浩写道:非常感谢你们在我案子上的帮助,以及对我生活上的帮助。好人会有好报的,请你们坚信!案子到这个地步,木已成舟,无法挽回,请你们一定释怀,要保护自己,不要做出不利于自己职业、生活的举动,那毫无意义!切记切记!
林森浩还在信中表示,中国的法治道路会越走越宽的,还需要你们(律师)发光发热,祝福你们!
后面的落款为“学生:林森浩”。 嫌疑人行为异常
2013年3-4月,据查嫌疑人林森浩似乎压力较大,表现出对现实的担忧和烦恼,博士考试都没参加。还曾在微博中表示与导师出现不愉快,做好了回家乡工作的打算。
2013年4月8日,被刑拘前发的微博表示,有时挺痛恨医生这个行业,因为“面对那些急切想从这里解决困惑的病人,帮忙总不能帮到底”。
嫌疑人故作镇定
黄洋以“急性肝损伤”被送往中山医院后,正在此见习的嫌疑人林森浩亲自为黄洋做B超检查,还告诉黄洋:没有什么事。其后还亲自带着水果前去看望过。
黄洋的父亲在儿子入院后,从重庆赶到上海,当晚与嫌疑人同住一寝室,未发现任何异常。黄爸爸去黄洋寝室拿东西,嫌疑人林森浩还熟练地指给他,哪些是黄洋的东西。还有一次,嫌疑人林森浩骑自行车碰见黄爸爸,特意下车询问黄洋有没有好转。
“我一直到昨天,才晓得投毒的是那个我见过的林同学。”黄爸爸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是他做的,我到现在也没想通是为什么?”黄洋换过好几次寝室,2012年才和嫌疑人一起住进了现在这间寝室。
嫌疑人露出尾巴
2013年4月9日,黄洋的一位师兄孙某收到了一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提醒注意一种化学药物。孙某马上将情况告诉了黄洋的导师,查询了校内的医学论文资料,发现该药物的小白鼠实验症状与黄洋此前症状十分相似,相关实验论文的作者正是林森浩。
嫌疑人毒物来源
对于使黄洋中毒的毒物N-二甲基亚硝胺的来源,据查是从医院影像中心的实验室中获取,这种药品就是实验室用来做小鼠模型试验的,嫌疑人是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嫌疑人之前曾做过用小白鼠试用这种药的试验,写过相关的七篇论文。
案发后,警方曾带嫌疑人到实验室指认现场。而此前实验室的内部会议曾通报,这种药物在半年前和几天前都被发现少了分量。“虽然实验室规定药物不能带出去,但如果想带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
犯罪动机和目的
法院判决书认定,嫌疑人是因琐事而采用投毒方法故意杀人。嫌疑人投毒,心理是有愤怒和不满的。这与嫌疑人嫉妒、自卑、敏感、脆弱的性格缺陷和处理人际关系及情绪调节能力低有关。具有这些不良因素的人在生活中容易遭遇挫折,而挫折往往使他产生愤怒、怨恨、敌视等消极情绪体验,并长时间难以排除,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如果受到一点哪怕很小的事情的刺激,就会情绪发作,导致行为失控而作案,伤害被害人。 2014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林森浩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森浩为泄愤采用投放毒物的方法故意杀人,致被害人黄洋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系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又曾参与用二甲基亚硝胺进行有关的动物实验和研究,明知二甲基亚硝胺系剧毒物品,仍故意将明显超过致死量的该毒物投入饮水机中,致使黄洋饮用后中毒。在黄洋就医期间,被告人又故意隐瞒黄洋的病因,最终导致黄洋中毒死亡。
法院宣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被告人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涉事双方父母都泪洒庭审现场。被告人父亲表示会上诉。
一审判决后,由复旦大学177名学生联合签名的《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请求信》寄往上海市高等人民法院,随之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份《声明书》。建议给被告人一条生路,让他洗心革面,并在将来照顾受害人黄洋的父母。 2014年12月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再审复旦投毒案。 庭审持续13小时,到晚上11时30分左右二审结束。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2015年1月8日上午,上海市高等人民法院对“复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杀人上诉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时,公诉方认为,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希望法庭能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该案诉讼代理人代表表示,希望维持一审判决 。
上海市高等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杀人上诉一案进行公开宣判:裁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死刑判决将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Ⅲ 黄洋的趣事

黄洋35岁就成了博士生导师,这在大学文科院系中非常罕见。“这个嘛,一是因为我的运气特别好;二来,也是工作需要。”他一再声明。
一边说着,黄洋摸摸板刷头。头发短得不能再短,而且有些秃,这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老成许多。但他的穿着很年轻:粉红T恤、白色休闲裤。黄洋倚着靠墙的一排书橱,面前,6张办公桌拼成一张长方形的大台子。
他接着说:“当博导不代表我的学问做得比人家好。像我这样年纪的,学问都做得差不多———文科的研究是需要积累的。有的人评上了教授,有的还是副教授,但当了教授的人的学问一定能比副教授好多少?很难讲……我这是工作需要,因为每个博士点必须有3位教授,而且3位教授不能都是60岁以上的,年龄最好能拉开,所以就选中了我这个年轻教授……还有嘛,这可能和我在国外拿的学位有关系。”
黄洋是湖北人,农村孩子。1982年考大学,因为家里穷,填报志愿时便选择经济管理为第一志愿———“经济管理在当时不热门,我觉得自己还是蛮有先见之明的。”但他没被经济管理专业录取,进了第二志愿的历史系。本科毕业,直升研究生。读研究生时,他对希腊史产生了兴趣,硕士尚未毕业,便得到机会去英国留学,后毕业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古典学系,取得了博士学位。
1991年,黄洋回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那时,人心思动,系里不少老师跳槽,教世界史的老师,也有一些去了国外。问他为什么回国,黄洋很坦率:“我的专业太怪,在那边不好找工作,而且我也没有能力做别的工作。”他说对他触动最大的,是英国一位导师的话———“刚到英国时,我说起我们是国家公派的,必须回国。他听了就说这是应该的,是你们的义务。”
但是黄洋的学生当中,毕业后却极少有从事本行工作的。历史研究的现状,只能说是在维持,“已经跌到底了,要好起来,也很难。”有时候,会有朋友问黄洋,你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我也回答不上来,我们这个专业不主流,除了传承文化,不能对社会产生什么直接的贡献,唯一的用处是教教学生,偶尔写两篇文章发表一下。都说盛世修典,这几年国家经济好起来了,我们的待遇也会好一点。”黄洋说,在复旦,他肯定不是最年轻的博导:“理科年轻教授很多,科技对社会的推动力非常大。”
历史系的教师相对清贫,提过工资之后,生活压力小了一些。黄洋坦言,所以会在学校“打擂台”参与竞争评教授,“解决房子问题”是动力之一。
生活上的清贫还好克服,黄洋最怕的,是缺少信息。“希望能每隔一段时间出国一次,在这里教书教了这么长的时间,感觉快被掏空了。学生不断进来,自己的知识却没有更新,有时候心里发怵,就怕对付不了他们。”
研究世界史所需的资料,上海很难找到,北京和东北有一些,黄洋经常得去那里复印。同济大学有一批外国友人捐赠的图书,是使用过的教科书,黄洋经常去淘,偶尔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留学结束,回国时曾带回一些资料,每次去国外开会,也都带回一些,但出去的机会不多,积累的资料不成系统。”
系里也没钱多购置图书。文科里面,历史系可以算是最穷的系之一。1998年底,黄洋向校图书馆打报告,想买一套哈佛大学出版的希腊、罗马文献,一套400多本,开价1万美元。校图书馆批了之后,还得向教育部打报告。打完报告,黄洋去了美国,做访问学者。今年夏天回来,去图书馆问,居然还没买到。报告是批下来了,但图书馆拿不到现金,买书的钱由教育部下属的外文图书进口公司控制,由那里代买之后再交给校图书馆。“我一打听,别的系倒买了一套,是在福州路外文书店订购的,不过要收一些手续费,他们因为用的是自己系里的钱,不用打报告。我只能让学生想办法借来复印———我的研究资料基本上都是复印的。”
教研条件艰苦,黄洋苦中作乐。“读历史还是挺有趣的,教书也好玩。如果学生有兴趣,我就有动力。”几年前,黄洋开了古希腊语课,没想到,居然有七八个学生来上,还有外系的学生。“既然外系都有学生来听,这课,一定是有意义的。”黄洋又开了这门课,学生增加到十几人,“特别有意思。”
不好玩的,是被逼着做论文。“做学问,要慢慢来,有心得才能出论文、出书。硬性生产,肯定不行,肯定会有弄虚作假。”但不合理的,是要求研究生和博士生得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一两篇论文,“文科的核心刊物,有时候连老师都发不了文章!至于硕士生,他们就更困难了。要拿学位,各种歪门邪道就出来了。”做了教师也有压力———评岗位津贴、评职称都有这方面的规定。
更不好玩的,是做学问的时间大大减少了。“博导”只是个称谓,没有额外的工资、待遇,一切都和教授一样。但工作量增加了———除了带博士生,黄洋还要带硕士生、上本科生的课。“副教授不能带博士,而历史系有正高职称的老师,年纪都比较大,老先生到60岁就得退休,博导到65岁退休,接班的人越来越少———这挺不合理。应该说,只要升上副教授,都应该有资格带博士。在国外,只要在系里取得一席,都能带博士。”
“你不觉得我很沉闷吗?”黄洋这么回答我“有没有厌倦感”的提问。“是挺沉闷的,整天呆在家里。也玩,玩也就是看看电视,很少到城里去活动。”“做这个,就得吃亏。”黄洋说,学历史的,都挺老实,不太会造声势、做宣传、打名气,学校里基本上听不到历史系的声音。
“毕竟国内的训练和国外不一样”。国内的训练没有国外严格,特别到研究生阶段之后,国外老师讲一两节课就放掉了,开出20多本书籍,让学生自己看。这样的训练非常系统、扎实。国内做不到。不但因为资料不够,学生也不习惯。“还是要先生讲课,学生做笔记,考试才能对付过去。我也开过很多书单,每次学生都会喊受不了。中国史还好一点,世界史更不行了,我开出来的书,学生根本找不到,没法做无米之炊,我也只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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