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汉奸教授

A. 王晓华:打人的韩德强为何理直气壮。

近日，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韩德强扮演路上法官，判定某位同行的老人卖国，遂替想象中的正义行道，打了老人两记耳光。

打人之后，韩德强又在博客上发帖，义正辞严地宣告自己打人的理由：老人是汉奸，收拾他合情合理。对于他的逻辑，稍微年长些的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先是抛出一个大词，然后给大词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接着以大词的名义审判他人，最终将自己推上执法者的位置。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韩德强以大词的名义教训对方时，对方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个互扇耳光的人尽管立场对立，但使用的是同一个大词，体现的是同一种逻辑。这已经暴露了大词崇拜的荒谬：只要给大词以相反的解释，人们就可以相互判决，认定对方是坏人，理直气壮地惩罚对方。显然，大词崇拜非但不能给人以可靠的合法性授权，反倒会导致不必要的仇视、争斗、混乱，破坏和谐社会的建构。

B. 陈焕镛的工作经历

陈焕镛在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就已立下了保护、开发祖国植物资源，改变我国植物学研究落后面貌的志愿。他目睹一些国家的探险家、传教士和植物学家大量搜集我国珍贵植物出口，使我国植物资源不断外流。而在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这些现实使陈焕镛深感痛心。
1919年学成归国后，他很清楚地知道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实践去促使这种落后状态的改变，因此，他毕生不遗余力地紧紧抓住搜集植物标本、搜购图书资料和培育人才这三个重点，逐步开展科研工作。他先后担任过金陵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致力于植物的调查采集和分类学研究，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与邹秉文及秉志、胡先骕、钱崇澍、钟心煊、陈嵘等六位自海外学成归国的知名学者结为深交，共同培育学子，并分别开创我国最早的现代植物学和动物学科研事业。
陈焕镛是我国植物调查采集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19年他就接受美国哈佛大学的委派，赴海南五指山区采集，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当时海南岛山区是瘴气（恶性疟疾）弥漫之地，从未有植物学家到过。他在岛上工作历时十个月，发现不少新植物，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海南岛丰富的植物资源从此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有一次在采集时偶然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继又染恶性疟疾，但他仍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带伤病工作。这种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在他一生中屡见不鲜。这次采集后，他对海南植物特别注意，曾多次派遣队伍前往采集，为日后编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
1922年夏，陈焕镛和钱崇澍在南京筹得500元经费，和秦仁昌三人组织了湖北西部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至巴东，采得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次略具规模的调查队，采集所得最完善的一全套标本存放在上海招商局仓库，不料于1924年失火被焚，至为可惜。1927年陈焕镛又继续往粤北、广州、鼎湖山、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同时还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建立标本交换关系，交换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至此他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标本，遂于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内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开始建立，规模虽小，他即提出要尽力使之与世界著名的植物标本馆相媲美。为此，他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标本馆的每号标本有三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别排列存放；馆藏标本若被国内外书刊发表的文章引证，即用特定的标签贴在该标本上，在标本封套内还附上该种植物的原始记载、重要专著等文献资料，这样不但能使标本的定名比较准确，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同时能使馆藏标本有条不紊。当需要查找一张标本，在几种不同的情况如采集人、编号、植物名、标本号码或采集地点之中，仅知道其中一二，即可迅速地找到所要的标本。这看来似乎简单，但在数十万份标本之中，凭借不完全的条件，能找到所需要的那一张，如果没有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方法，那是办不到的。对标本的这种管理方法，也为今日采用电子计算机管理打下了基础。陈焕镛亲手创建的这个标本馆，现已发展成为拥有70多万号标本的华南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在研究中国植物区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陈焕镛是一位脚踏实地，艰苦创业，事业心极强，具远见卓识的科学领导人。1927年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聘他为教授，到广州中山大学设立讲座，由中山大学加聘为理学院教授。翌年改在农学院任教，校方接受了他关于设立植物研究室的建议。他立即进行筹建并主持研究室工作。当时政局动荡，治安不靖，交通梗阻，加之经费支绌，给建室带来极大困难。但他仍竭力设法使采集工作不致中断，研究室建设迅速进行，至1929年扩充为植物研究所。1930年该所不仅从事植物分布调查和植物分类研究，还担负起促进广东农林经济事业发展的使命，故改名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经费不足，他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拨给每年大洋一千元的补助费以外，又将基金会付给他每年四千元毫洋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设备费，为工作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在他领导下全所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标本和图书资料逐渐增多，科学仪器亦渐补充丰富，组织机构日臻完善，建立了标本室、图书室、标本园和实验室，科研队伍日益壮大，研究工作蒸蒸日上。
1934年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在广州访问中山大学，并参观了陈焕镛主持的农林植物研究所，极赞赏其科研和建设工作，于1935年敦请陈焕镛到梧州筹建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自此他常往返广州、梧州两地，主持两所工作。数年内先后派出采集队到十万大山、龙州、那坡、百色、隆林、大瑶山采集了大量标本，为编写《中国植物志》和《广西植物志》打下了基础。
1930年他创办以孙中山（孙逸仙）为刊名的研究所学术刊物——中山专刊（Sunyatsenia），纪念这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该刊为英文版本，自1930年创刊至1948年止共出版七卷六期，刊载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植物学专业论文。这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中国植物的重要刊物，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1946—1948年间由于经费不足，中山专刊面临停刊的威胁，陈焕镛说服在香港开办聚珍印书馆的叔父资助，使专刊能继续如期出版。研究所借中山专刊与国外交换得到大量植物学书刊，其中有部分卷册为国内迄今为止仅有的珍贵版本。有计划的书刊收集和积累，使研究所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植物学科研事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陈焕镛对经济植物尤其木本植物的研究十分重视，在科研和教学中，他向来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基础与应用兼顾。早在金陵大学和国立东南大学教学时，他有感于当时的树木学教科书题材多为欧美树种，因此他编写了一本《中国经济树木》（Chinese Economic Trees英文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为教材，介绍国产的用材和经济树种，为我国最早一本有科学名称的树木学。他先后建立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从研究所的命名至科研工作内容都体现了他联系实际，重视应用研究的思想观点。在建立研究所的同时，必开辟苗圃设立树木园和植物园；在野外采集植物蜡叶标本的同时，也采集木材标本、液浸的花、果标本和种子、苗子。每当发现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如名贵材用树种蚬木、观光木，药用植物罗汉果、杜仲等，都要引种到标本园作进一步的观察，并进行生态学、生物学习性、木材力学以及栽培、加工等方面的研究和调查，为推广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园林艺术历史悠久，称著于世，但主要是观赏性质的，作为科学研究有意识地栽培各类植物，利用人工栽培、驯化、保护和发展活的植物，这一领域在20年代尚寥寥无几。陈焕镛一向重视培植活标本，早在南京教学期间，他就在郊外建了个小园林，培植了从美国带回的棉花良种，又帮助在云南的蔡希陶，从国外引种烟草良种，以后在两广兴建植物所的同时，都附设苗圃或标本园，逐渐发展成为树木园和植物园。建园初期，植物园的具体工作由追随他工作近30年的何椿年负责，1962年又把他在金陵大学的学生、国内著名的园林植物学家陈封怀调来做园主任，经全园职工30多年的精心培育，这个位于祖国南大门、广州市东郊的华南植物园已逐步建成为从事热带、亚热带植物引种驯化和植物研究的基地。该园具热带、亚热带特色，其中棕榈植物、孑遗植物、蕨类植物、兰花、竹、木兰、姜和中草药等类植物尤为丰富，植物种类不下四千余种，在植物学知识普及和科学研究上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提高祖国学术地位
在农林植物研究所建设过程中，陈焕镛把标本和书刊的交换作为重点工作，几年内向国内外发出交换标本37，000余号，先后和美国哈佛大学、纽约植物园，英国邱皇家植物园、爱丁堡植物园，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德国柏林博物馆，奥国维也纳博物馆，新加坡植物园，爪哇植物园和新加坡科学院等15个机构建立了联系，通过标本交换得到一万余号标本，遍及印度、日本、南北美洲、欧洲、巴尔干半岛、非洲、新西兰、婆罗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研究所的世界植物标本。此外，他用《中山专刊》交换到一批外国的植物学重要书刊，如英国爱丁堡植物园期刊、邱植物园丛刊及霍氏植物图谱等。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既促进了研究所的发展，也提高了它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陈焕镛不但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先驱和权威，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很高的声望。1930年他应邀参加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同年8月，他作为中国5人代表团的团长，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并代表中国植物学家向大会致贺词。他的讲话措词渊源于古典欧洲文学，语句精练雅洁，讲毕全场不断鼓掌。会议中他发表的专题报告为《中国近十年来植物学科学发展概况》，内容述及我国植物学的发展以及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中国学者的奋斗开拓精神，博得与会者莫大的兴趣与重视，因而大会将中国植物研究列为重要议题之一。他的发言为我国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审查委员会中争得两票选举权，会上他和胡先骕两位学者首次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代表，为我国加入国际植物学会及成为命名法规委员会成员国创立了开端。
1935年陈焕镛又应邀出席在荷兰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植物学会，被选为该会分类组执行委员会和植物命名法规小组副主席。1936年英国爱丁堡植物园苏格兰植物学会特聘他和胡先骕为该会名誉会员。
1951年陈焕镛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任中国4人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学术讨论会。会上他发表演讲，从中国古农学和遗传学的观点谈到水稻的起源。他的见解及精辟的词语使与会者无不叹服中国的古文化和科学成就，演讲也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深入农民群众、尊重老农创造的群众观点。陈焕镛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高度评价和推崇，是与他的治学严谨和学术上的成就分不开的。
1958年中国科学院派他出访苏联，到列宁格勒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考察并作学术访问。在他访苏期间短暂的一个月工作中，鉴定了大批采自亚洲各地的植物标本，得到苏联同行的高度评价。
历尽艰辛，保护国家珍贵标本
陈焕镛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所以十分珍惜祖国的植物资源和植物标本。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不致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历尽艰险；抗战胜利后又蒙冤受屈，事情经过颇为曲折，不易为人所理解。现根据当时中山大学有关史料记载简介于下：
在抗战开始后，广州时遭日机轰炸，为防避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图书和仪器一旦被毁于炮火，经中山大学批准，该所于1938年把全部重要标本、图书和仪器搬运至香港，储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三层楼房内，并在此设立该所驻港办事处。同年10月广州告急，当时陈焕镛仍留在广州，准备对该所标本园的植物作最后的营救，直到广州沦陷时才匆忙奔赴沙面英租界，但他还念念不忘标本园的植物，数日后获知标本园已遭日军蹂躏，而陈焕镛本人匿居沙面亦不安全，经多方设法与梁培基同行离穗到港，继续主持研究所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焕镛积累20余年得之不易的标本、图书面临被掠夺的厄运，他日夕心焦如焚。就在这一筹莫展的困境中，适逢广东教育厅厅长林汝珩于1942年3月到香港，他提出将农林植物研究所迁回广州，愿协助运返标本、图书，并将前留广州的研究所公物一并交还。这时陈焕镛与全所职员共商后认为：“与其慕清高之行为而资敌以珍藏，曷若利用权宜之措施以保存其实物，名城弃守，光复可期；文物云亡，难谋归赵，为山九仞，岂亏一篑之功；来日大难，当抱与物共存亡之念，赴汤蹈火，生死不辞，毁誉功罪，非所敢顾。”经反复考虑，终于同意林汝珩的计划，但声明研究所乃纯粹科学机构，拒绝涉及政坛，几经波折在1942年4月底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广东大学（原岭南大学）校园内，农林植物研究所易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长，兼广东大学特约教授。为保护这批珍贵的标本、图书，他不顾个人危难，多次奔波于穗港之间，使人民财产得以完好保存至今。抗战胜利后，陈焕镛以“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与员工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对此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学农学院长邓植仪给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提到：“查所称各节与及经过之记载，确属实情。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岂料1946年竟有人假借此事诬告陈焕镛为“文化汉奸”。当时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如许崇清、金曾澄、沈鹏飞、邓植仪等出于正义感，联名上书陈述事实并愿担保，至1947年法院当局以“不予起诉”了结此冤案。另外，中山大学迁到昆明时以陈焕镛没有随校搬迁为由曾把他解聘，后来王星拱弄清情况后，也恢复了陈焕镛原来的职务。

C. 时殷红是汉奸吗

时殷红（汉奸事迹：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反动言论有，“必须惩罚朝鲜博得美日谅解（取悦日美）；中国必须让日本成为联合国常携者任理事国（取悦日本）；中国必须解除核武装，以“取信”美国（找死）；陪吵中国不应该发展航母远程导弹等攻击性武器（最好就是自废武功让美国放心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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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复旦“教授”冯玮是个汉奸吗

没错，复旦教授冯玮就是个汉奸，十足的。
这在上海是家喻户晓的，都成了复旦的笑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