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唁电

⑴ 列举两位“两弹一星”科学家资料，分别为他们写小传

王淦昌（1907.05.28~1998.12.10）生于江苏常熟，核物理学家，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

赵九章（1907.10.15~1968.10.26）生于河南开封，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是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 理的开拓者，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

(1)大学教授唁电扩展阅读：

“两弹一星”人物简介：

1、王淦昌

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开拓者，在从事核武器研制期间，指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他是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第三次地下核试验。

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2、赵九章

在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研制过程中，赵九章提出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等重要建议，领导开创了利用气象火箭和探空火箭进行高空探测的研究。

探索了卫星发展方向，筹建了环境模拟实验室和开展遥测、跟踪技术研究，组建了空间科学技术队伍。1964年，根据国内运载工具的发展提出了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究工作的建议。

在中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定，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等诸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他领导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

⑵ 中江的历史人物

中江是千年古县，历史文化厚重，东汉儒侠王涣、天文学家赵延义，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先驱苏舜钦，首译《资本论》的现代著名经济学家陈豹隐，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等彪炳史册。更有“初唐四杰”之王勃、骆宾王诗酒应和，诗圣杜甫墨迹留香，宋朝诗人范成大题咏飞乌留下千古佳话。 中江是人文荟萃的状元故里，至今仍辉耀在玉江边上的《铜陵纪胜碣》，是北宋进士，曾任云南布政使、陕西左参议的王惟贤所撰。他在碣中追怀乡贤时满怀深情地写到：“苏易简，国初进士第一，蜀斯文发祥权舆之地。”在德阳市所辖六个市县区，历朝历代众多文化名人中，只有苏易简是唯一的状元。
苏易简22岁中状元，之前在松树梁子的苏家大院读书。他是“铜山三苏”第一人，另两名是其孙子舜钦、舜元。他们三人的事迹都上过《宋史》，在《中国文学大词典》中也有专门条目介绍。
苏易简（958-996年）字太简，梓州铜山人，“易简少聪悟好学，风度奇秀，才思敏赡”，宋代太平兴国五年，苏易简考中状元后，举家迁至汴梁（今开封），任过礼部尚书，累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但天不假年，苏易简38岁就撒手人寰，著作有《续翰林志》及《文房四宝》，宋太宗赵光义很看重苏易简的才气，对他评价很高，曾赐诗苏易简：“少年盛世兮为词臣，往古来今兮有几人，首书文章兮居翰林，儒名善守兮会缘夤。”
苏舜钦（1008-1048年）字子美，“舜钦少慷慨有大志，状貌魁伟”，是为人清介耿直的爱国诗人、宋代诗文革新的先驱，在诗坛同梅尧臣并驾齐驱。《宋史》说他“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偶对，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当时的人称赞他“挽杨刘之颓波，导欧苏之前驱。”诗写得好，书法也别有韵致。
苏舜元（1006-1054年）号才翁，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为人重气节、善草书。苏东坡评价苏舜元的草书时说：“才翁草书真迹，当为历世之宝。”苏舜元著作有《才翁集》一部。
“铜山三苏”同“眉山三苏”生活在同一时代，祖籍都在四川西部，但“铜山三苏”这三位文坛俊彦远没有像“眉山三苏”那样在故乡留下更多引人入胜的奇闻轶事。据德阳市管锡庆先生考证，眉山三苏平均年龄65岁，而铜山三苏平均只活了42岁，生活、创作的时间比“眉山三苏”少了23年；再加上“铜山三苏”长年在外地做官，苏易简自考取状元后便离开铜山，远赴开封做官，很少回家，只留下空落落的苏家大院、冷清清的读书台。苏舜钦、苏舜元出生在开封，做官在外地，也很难回故乡，在故乡留下的雪泥鸿爪不多。
陈豹隐原名陈启修，1886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其父陈品全是清朝翰林，曾任广西桂林书院院长。幼年的陈启修在中江县的私塾里读孔孟书籍，12岁(1898年)时迁居广西陈品全住所，攻读新学，就读于桂林法国人办的五年制初中，他在初中学会了法语，为他后来学习其他外语增强了信心和兴趣，也为他日后通晓法、德、英、日四国语种打下了坚实基础。 陈豹隐教授学识渊深，著述丰富，是著名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因应时势,他便投身革命,成为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过贡献，他是《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译者，被誉为经济学界的“南陈北马（马寅初）”。
那是一个悲恸的日子：1960年9月9日。
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常委、民革四川省委常委、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一级教授陈豹隐先生，因高血压引起脑溢血逝世，终年74岁。
噩耗传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送来了花圈，陈毅副总理发来了唁电。陈毅、李井泉、徐冰、廖志高、邓锡侯、张秀熟、柯召、彭迪先等党和国家领导及四川省省委省政府领导、部分著名知识分子组成了治丧委员会，中共四川省委专门为先生召开了追悼大会。
历史翻到1986年9月25日。先生100岁生日。我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宋涛、胡代光等集会成都，隆重举行“著名经济学家陈豹隐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再次深切缅怀这位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难忘的一生。
他的一生，主要是从事教学，从1919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系主任起，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北方区党委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黄埔军校第四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冯玉祥主办的泰山军官讲习班、重庆大学……等等教学单位讲授经济学或苏俄经济，1950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随重庆大学商学院并入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而走进光华园，任校务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教务组长、一级教授。从此，先生在光华园走完了他的一生。 刘洙源（1875～1950）四川中江县人。名复礼，字洙源，别号离明。前清拔贡，北京经科大学毕业。长于文学，通达三礼，历任四川高级师范、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文学教授。早岁精唯识，曾着唯识学纲要数万言。私淑永明延寿，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著有宗镜录大科判；晚耽禅悦，不喜著作，惟存讲稿数篇为弟子所传钞。三十八年农历三月于德阳孝泉延祚寺剃发，受三坛大戒，法名昌宗。未久，应邀讲楞严经，并传净土观法。后返中江，驻锡白云寺，专研戒律。三十九年示寂，世寿七十六。着作除上记外，另有宗镜录细科判约五卷、宗镜录读法约十余卷。另纂集大智度论之法相而成性宗法藏三册，然未出版。

⑶ 资深老教授唁电怎么写急求！！！

惊悉我敬爱的老师某某某教授仙逝，甚感悲痛！悲痛中回顾某教授诲人不倦，育人万千的漫漫人生路，学子们无不泪流满面。痛哉！哀哉！哀悼到永远！

⑷ 刘起釪的个人心愿

2010年年底，有人前去探望老人发现，老人对身边的事情已经糊涂了，但只要谈起学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
“您在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求吗？给您配个轮椅，需要吗？”前访者在纸上写下这样的问题。“不要了。花国家的钱。”刘起釪颤抖地写道。
“您还有什么心愿吗？”“我希望回北京教书。一个课一个课地教下去。”
2012年10月6日凌晨，一代史学宗师刘起釪先生在南京一家托老所走完了一生的历程，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学生，老人走的是那样的孤独。在第一时间致电历史所表示哀悼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丁伟志，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先生同门师弟王煦华先生，刘先生同事肖良琼、常玉芝女士，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纪祥教授。由于家属不愿意接待媒体，很多人还不知道刘先生去世。在12日的追悼会之前，在刘先生之女的家里，举行了简单的追思仪式，参加者是刘先生在南京的和湖南、安徽的亲属，还有刘先生家乡代表、湖南省安化县圳中村党委书记吴志高先生。由我宣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华书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文字学会等单位的唁电。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先生在唁电中说：“刘起釪先生生于书香世家，自幼饱读诗书，长则工于文章，后为顾颉刚先生高足，沉潜于文献，出入乎古史，学问愈趋精博，斐然自成一家。自1975年先生调入我院历史研究所以来，为古史辨派续开新篇，乃《尚书》学之当代巨擘，一身而系多个领域的学脉学统，其学其人，为海内外同仁共相推重久矣。而今先生忽焉辞世，非惟学界失一砥柱，我院失一大师，我本人亦永远失去了一位良师。思之及此，岂不痛哉！”……

⑸ 关于两弹元勋的具体事件

邓稼先个人概述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邓稼先词是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自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功勋泽人间。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1950年，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数学学部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等职，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他签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
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为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
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
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

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
不久，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终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做“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邓稼先贡献
研究了原子弹和氢弹
邓稼先的光辉一生（徐焰）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选自2001年6月25日《北京青年报》）
三、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友谊（徐胜蓝、孟东明）
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
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
名字鲜为人知 功绩举世瞩目
“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
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
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
全国上下为这位中华精英过早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
他的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挽歌——《怀念邓稼先院长》：
天府杨柳塞上烟，
问君此去几时还？
……
实验场上惊雷动，
江河源头捷报传。
……
不知邓老今何在？
忠魂长眠长江畔。
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写道：
踏遍戈壁共草原，
三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君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哀君早辞世，
功勋泽人间。
国务院总理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他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
“稼先逝世，我极悲痛”。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90高龄的许德珩老人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这样悼念邓稼先。
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打来了唁电。
杨振宁先生和邓稼先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让我们读一读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教授撰写的《怀念稼先》中的第八节《半个世纪的友谊》的一段吧！
“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
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
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
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稼先没有虚度此生！
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
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风给人们带来寒意。八宝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灵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个灵堂，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
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
祭奠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许鹿希女士深情地说，这套文房用具象征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乡情和友谊。
邓稼先是杨振宁的中学、大学同学，他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然而，过去中国并没有在报刊重点宣传、表彰他。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期间，杨振宁去医院探望他。后来，杨振宁又向中央领导同志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把对中国、对国际有贡献的科学家介绍出来。
杨振宁非常敬重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中国的帅才，他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绝对信任，也能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说：“中国高层人士选定他当领导者来研究原子弹，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认识邓稼先，又认识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三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邓稼先随和、腼腆，又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当初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也聘任了没有行政经验的奥本海默当主持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稼先的个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帅才。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写篇有关邓稼先的传记，我希望传记能把他对中国的贡献详细表达出来。”
历史没有忘记他们！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6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2集的电视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在第8集里，有这样的画面和解说：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壮丽场面展现在荧光屏上，欣喜若狂的中国人民、套红的《人民日报》号外……，邓稼先先生的高大身躯也出现在荧光屏上。
……
“1971年，当杨振宁得知，中国两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制造成的，他离开宴席走进了洗手间，那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

⑹ 给我几个杨振宁的故事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版生不权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6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西南联大的研究院。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⑺ 回复唁电短信 儿子的老师发来悼念儿子外公病逝短信如何回复

表示感谢，而后加以祝福。

⑻ 杨振宁的人物轶事

杨振宁读联大物理学系时，给他上一年级普通物理课的是擅长实验的物理学家、清华大学赵忠尧教授，上二年级电磁学课的是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吴有训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在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周培源教授等。
但对杨振宁来说，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这些教授们外，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杨振宁在学校里，遇有不懂的问题、碰上难以处理的事，总是经常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
杨振宁还多次说过：“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1942年，杨振宁本科毕业时，选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毕业论文，并请吴大猷做论文导师。杨振宁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受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对统计物理发生了兴趣。1944年研究生毕业时，杨振宁请王竹溪教授作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其指导下又非常成功地写出了硕士论文，《超晶格》即为其中的一部分。1983年王竹溪教授不幸逝世，杨振宁发来唁电说：“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杨振宁还回忆道：“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
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因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15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 否认撰文谈佛教与科学 2014年初，网络上流传一篇题为《杨振宁：佛教与科学是彻底相容的》的文章，并且杜撰出杨振宁的言论：“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宗教”，然而经过细致调查，没有在任何演讲集和传记里面发现类似言论，最后发现是一个叫杨振华的人在佛教期刊上说的，属于以讹传讹。
杨振宁早在2011年夏天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专访的时候就曾经公开表述：“本人从来没有赞扬过佛教和其他一切宗教，宗教和科学并没有兼容性。”“如果哲学尚有可取之处，宗教基本一无是处。”关于题为《杨振宁：佛教与科学是彻底相容的》的文章，2014年1月3日杨振宁做出公开声明，此文非其所作。 批评玄学 杨振宁反对玄学，提倡现代科学观，对易经做出过批评，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目是《<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归纳起来大概有五种道理：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第二，科举制度。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⑼ 著名植物生态学家张新时逝世，去世的原因是什么

2020年9月26日，我们国家的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发讣告说，著名植物生态学家、无党派人士优秀代表、中科院植物所原所长张新时研究员因病医治无效，于当地时间9月24日下午在美国西雅图因病逝世，享年86岁。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张新时专家的德高望重与良好品行。而如今张新时专家因为生病的原因已经离开了人间，但是我相信很多学生和专家对他的仰慕之情、怀念之情永远不会退去，他为我们留下的作品与生态研究成果也将会让我们更好地记住他、铭刻他。正如那句话，有些人已经离开了人间，但他依旧活着，希望未来时光病魔能够眷恋这些伟大的人，让生命之花更久地绽放，让祖国的生态发展研究更好的发展。我也相信，我们的一代代青年，一定会在张新时院士的生态研究基础上，让植物生态学这门学问越走越远，为祖国的研究更上一层楼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