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教授马修
A. 英剧《唐顿庄园》第四季之后，大表哥为何辞演
去年上映的《唐顿庄园》大电影，着实让《唐顿庄园》的粉丝惊呼许久。虽然我很早就知道这部英剧，但是在当时沉迷《神探夏洛克》的我，对于这种慢节奏的英剧实在难以接受，所以第一季都没有看完，就果断弃剧了。直到今年，剧荒的我觉得重拾《唐顿庄园》，看看自己是否能真正看进去。果然，《唐顿庄园》确实是一部非常有内涵的电视剧了。除了这些，其中最让我觉得震撼的是，里面的角色没有一个是尽善尽美的，但是因为是一家人，所以大家到结局的时候才意识到能够包容彼此的才是真正的家人。整部《唐顿庄园》六季的故事，我最心疼的是大表哥马修以及三妹西比尔 。
- 大表哥与大姐玛丽的曲折爱恋
电视剧一开始就交代了马修将成为新的继承者。为此，大姐玛丽很是不满，所以当她见到马修的时候，为了让马修知难而退放弃继承人的身份，甚至用语言嘲讽他。甚至，在大表哥马修求婚的时候，玛丽也是拒绝了他的求婚。之后，一战就爆发了，选择上战场的马修与玛丽之间似乎再也没有可能。果不其然，两个人再见面的时候，大表哥爱上了另一个女孩，但是另一个女孩因为疾病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虽然，大表哥马修与大姐玛丽在一起之间，经历了腿失去知觉，坐在轮椅，经历了瘟疫，但是灾难使两个人更明白对方的心意。上帝确实残忍的，玛丽和马修马上就赢来他们的儿子的时候，大表哥不行出车祸去世了。 这么看来，两个人的爱情可以说非常的惨。
B. 有谁听过马修史维的课
有幸来听过，不过把他教得基本自套路变成习惯就用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然后用了四年忘记。因为有些东西在中国根本没法使用，不符合国情。建议要是跟外企或者大公司工作学这套实用。要是给民营企业做策划或是大众推销的，建议去学习曾仕强教授的理论。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他讲的基本就是相信自己的潜能。然而这个要取决你的性格，要是你是一个负面大于正面的人就不要学了。打个比方，当你相信你自己有病的时候，你就会以为的强迫你自己相信了。
C. 恐龙出现年代更早，可能起源于英国吗
最新研究指出，第一批恐龙可能诞生于北半球，具体的位置大概是在今天的英国境内。这一结论表明，当今有关恐龙进化与起源的理论可能是错误的。本周的《自然》杂志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如今这一理论受到了挑战。
科学家们重新研究了出土的恐龙骨骼化石，尤其是过去30年来发现的那些。他们认为西里的理论有错。
新研究认为，食肉恐龙，即兽脚类肉食恐龙，应该属于鸟臀目。
负责此项研究的剑桥大学教授表示，新发现推翻了过去的理论，“如果说新发现得到学术圈的普遍认可，并广为流传，那么有关脊椎动物进化的书籍就需要全部重写。”
研究人员认为，历史上的第一批恐龙可能出现在2.45亿年前的劳亚古大陆，而不是此前认为的2.3亿年前的冈瓦那大陆。
美国的学者则认为，英国人的这项新理论尚需学术界的检验。
研究还发现，恐龙是在两种不同的环境下进化出肉食行为的，第一条恐龙甚至有可能是杂食性动物，既吃肉又吃植物。
D. 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克里克、沃森、威尔金斯的主要成绩是什么
沃森、克里克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惊世发现，揭开了分子生物学的新篇章。如果说十九世纪达尔文进化论在揭示生物进化发展规律、推动生物学发展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话，那么，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则是开启生命科学新阶段的又一座里程碑。由此，人类开始进入改造、设计生命的征程。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dna被确认为遗传物质之后，生物学家们不得不面临着一个难题：dna应该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担当遗传的重任？它必须能够携带遗传信息，能够自我复制传递遗传信息，能够让遗传信息得到表达以控制细胞活动，并且能够突变并保留突变。这4点，缺一不可，如何建构一个dna分子模型解释这一切？
当时主要有三个实验室几乎同时在研究dna分子模型。第一个实验室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弗兰克林实验室，他们用x射线衍射法研究dna的晶体结构。当x射线照射到生物大分子的晶体时，晶格中的原子或分子会使射线发生偏转，根据得到的衍射图像，可以推测分子大致的结构和形状。第二个实验室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大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实验室。在此之前，鲍林已发现了蛋白质的a螺旋结构。第三个则是个非正式的研究小组，事实上他们可说是不务正业。23岁的年轻的遗传学家沃森于1951年从美国到剑桥大学做博士后时，虽然其真实意图是要研究dna分子结构，挂着的课题项目却是研究烟草花叶病毒。比他年长12岁的克里克当时正在做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多肽和蛋白质：x射线研究”。沃森说服与他分享同一个办公室的克里克一起研究dna分子模型，他需要克里克在x射线晶体衍射学方面的知识。他们从1951年10月开始拼凑模型，几经尝试，终于在1953年3月获得了正确的模型。关于这三个实验室如何明争暗斗，互相竞争，由于沃森一本风靡全球的自传《双螺旋》而广为人知。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沃森和克里克既不像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那样拥有第一手的实验资料，又不像鲍林那样有建构分子模型的丰富经验(他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建构分子模型)，却能在这场竞赛中获胜？
这些人中，除了沃森，都不是遗传学家，而是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威尔金斯虽然在1950年最早研究dna的晶体结构，当时却对dna究竟在细胞中干什么一无所知，在1951年才觉得dna可能参与了核蛋白所控制的遗传。弗兰克林也不了解dna在生物细胞中的重要性。鲍林研究dna分子，则纯属偶然。他在1951年11月的《美国化学学会杂志》上看到一篇核酸结构的论文，觉得荒唐可笑，为了反驳这篇论文，才着手建立dna分子模型。他是把dna分子当作化合物，而不是遗传物质来研究的。这两个研究小组完全根据晶体衍射图建构模型，鲍林甚至根据的是30年代拍摄的模糊不清的衍射照片。不理解dna的生物学功能，单纯根据晶体衍射图，有太多的可能性供选择，是很难得出正确的模型的。
沃森在1951年到剑桥之前，曾经做过用同位素标记追踪噬菌体dna的实验，坚信dna就是遗传物质。据他的回忆，他到剑桥后发现克里克也是“知道dna比蛋白质更为重要的人”。但是按克里克本人的说法，他当时对dna所知不多，并未觉得它在遗传上比蛋白质更重要，只是认为dna作为与核蛋白结合的物质，值得研究。对一名研究生来说，确定一种未知分子的结构，就是一个值得一试的课题。在确信了dna是遗传物质之后，还必须理解遗传物质需要什么样的性质才能发挥基因的功能。像克里克和威尔金斯，沃森后来也强调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对他的重要影响，他甚至说他在芝加哥大学时读了这本书之后，就立志要破解基因的奥秘。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沃森向印第安那大学申请研究生时，申请的是鸟类学。由于印第安那大学动物系没有鸟类学专业，在系主任的建议下，沃森才转而从事遗传学研究。当时大遗传学家赫尔曼·缪勒(hermann muller)恰好正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授，沃森不仅上过缪勒关于“突变和基因”的课(分数得a)，而且考虑过要当他的研究生。但觉得缪勒研究的果蝇在遗传学上已过了辉煌时期，才改拜研究噬菌体遗传的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为师。但是，缪勒关于遗传物质必须具有自催化、异催化和突变三重性的观念，想必对沃森有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沃森和克里克坚信dna是遗传物质，并且理解遗传物质应该有什么样的特性，才能根据如此少的数据，做出如此重大的发现。
他们根据的数据仅有三条：第一条是当时已广为人知的，即dna由6种小分子组成：脱氧核糖，磷酸和4种碱基(a、g、t、c)，由这些小分子组成了4种核苷酸，这4种核苷酸组成了dna。第二条证据是最新的，弗兰克林得到的衍射照片表明，dna是由两条长链组成的双螺旋，宽度为20埃。第三条证据是最为关键的。美国生物化学家埃尔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测定dna的分子组成，发现dna中的4种碱基的含量并不是传统认为的等量的，虽然在不同物种中4种碱基的含量不同，但是a和t的含量总是相等，g和c的含量也相等。
查加夫早在1950年就已发布了这个重要结果，但奇怪的是，研究dna分子结构的这三个实验室都将它忽略了。甚至在查加夫1951年春天亲访剑桥，与沃森和克里克见面后，沃森和克里克对他的结果也不加重视。在沃森和克里克终于意识到查加夫比值的重要性，并请剑桥的青年数学家约翰·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计算出a吸引t，g吸引c，a＋t的宽度与g＋c的宽度相等之后，很快就拼凑出了dna分子的正确模型。
沃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4月25日的《自然》杂志上以1000多字和一幅插图的短文公布了他们的发现。在论文中，沃森和克里克以谦逊的笔调，暗示了这个结构模型在遗传上的重要性：“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我们所推测的特殊配对立即暗示了遗传物质的复制机理。”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沃森和克里克详细地说明了dna双螺旋模型对遗传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一、它能够说明遗传物质的自我复制。这个“半保留复制”的设想后来被马修·麦赛尔逊(matthew meselson)和富兰克林·斯塔勒(franklin w.stahl)用同位素追踪实验证实。二、它能够说明遗传物质是如何携带遗传信息的。三、它能够说明基因是如何突变的。基因突变是由于碱基序列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可以通过复制而得到保留。
但是遗传物质的第四个特征，即遗传信息怎样得到表达以控制细胞活动呢？这个模型无法解释，沃森和克里克当时也公开承认他们不知道dna如何能“对细胞有高度特殊的作用”。不过，这时，基因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蛋白质的合成，这种观点已成为一个共识。那么基因又是如何控制蛋白质的合成呢？有没有可能以dna为模板，直接在dna上面将氨基酸连接成蛋白质？在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模型后的一段时间内，即有人如此假设，认为dna结构中，在不同的碱基对之间形成形状不同的“窟窿”，不同的氨基酸插在这些窟窿中，就能连成特定序列的蛋白质。但是这个假说，面临着一大难题：染色体dna存在于细胞核中，而绝大多数蛋白质都在细胞质中，细胞核和细胞质由大分子无法通过的核膜隔离开，如果由dna直接合成蛋白质，蛋白质无法跑到细胞质。另一类核酸rna倒是主要存在于细胞质中。rna和dna的成分很相似，只有两点不同，它有核糖而没有脱氧核糖，有尿嘧啶(u)而没有胸腺嘧啶(t)。早在1952年，在提出dna双螺旋模型之前，沃森就已设想遗传信息的传递途径是由dna传到rna，再由rna传到蛋白质。在1953～1954年间，沃森进一步思考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基因表达时，dna从细胞核转移到了细胞质，其脱氧核糖转变成核糖，变成了双链rna，然后再以碱基对之间的窟窿为模板合成蛋白质。这个过于离奇的设想在提交发表之前被克里克否决了。克里克指出，dna和rna本身都不可能直接充当连接氨基酸的模板。遗传信息仅仅体现在dna的碱基序列上，还需要一种连接物将碱基序列和氨基酸连接起来。这个“连接物假说”，很快就被实验证实了。
1958年，克里克提出了两个学说，奠定了分子遗传学的理论基础。第一个学说是“序列假说”，它认为一段核酸的特殊性完全由它的碱基序列所决定，碱基序列编码一个特定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决定了蛋白质的三维结构。第二个学说是“中心法则”，遗传信息只能从核酸传递给核酸，或核酸传递给蛋白质，而不能从蛋白质传递给蛋白质，或从蛋白质传回核酸。沃森后来把中心法则更明确地表示为遗传信息只能从dna传到rna，再由rna传到蛋白质，以致在1970年发现了病毒中存在由rna合成dna的反转录现象后，人们都说中心法则需要修正，要加一条遗传信息也能从rna传到dna。事实上，根据克里克原来的说法，中心法则并无修正的必要。
碱基序列是如何编码氨基酸的呢？克里克在这个破译这个遗传密码的问题上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有20种，而碱基只有4种，显然，不可能由1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如果由2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只有16种(4的2次方)组合，也还不够。因此，至少由3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共有64种组合，才能满足需要。
网络上摆到的一些情况。你可以试试再查一查……
E. 有阿尔若德教授的那部电影叫什么
中文名
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外文名
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
其它译名
金牌特工、特勤局、皇家特工：间谍密令
出品公司
Marv Films、Shangri-La Entertainment
发行公司
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
制片地区
美国，英国
制片成本
8100万美元
拍摄地点
英国、加拿大、澳洲
导演
马修·沃恩
编剧
简·古德曼，马克·米勒，马修·沃恩
制片人
戴夫·里德
类型
动作，冒险，喜剧
主演
科林·费尔斯，塞缪尔·杰克逊，马克·斯特朗，塔伦·埃哲顿，索菲·库克森，杰克·达文波特，马克·哈米尔，迈克尔·凯恩，索菲亚·宝特拉，汉娜·阿尔斯托姆，杰夫·贝尔，Velibor Topic
片长
129分钟（美国）、125分钟（中国）
上映时间
2015年3月27日（中国）
票房
223,099,750美元
分级
R级
对白语言
英语、阿拉伯语、瑞典语
色彩
彩色
imdb编码
tt280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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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表角色介绍
剧情简介
6.3万次播放09:46
贫民窟男孩一夜暴富，清纯老汉竟是金主？
一个超级神秘的间谍组织——金士曼，要网罗有潜力年轻人加入，他们必须通过极具挑战的训练课程。一个普通的街头混混艾格西（塔伦·埃格顿 饰演），因为父亲的关系得到了加入这个组织的机会。艾格西父亲的朋友哈利是金士曼的王牌特工，对艾格西的资质刮目相看，他希望艾格西能抓住这次改变人生的机会，要他去争取加入金士曼。
共15张
电影剧照
要加入这个精英间谍组织，艾格西必须通过一连串具挑战性又危险的考验，以证明具备王牌特工新血该有的所有能力，同时还必须克服在同侪中被边缘化的心理障碍，因为其他人都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丰富的人际关系且举止得宜。而在此同时，一名思想偏差的科技天才引发的全球性威胁正在蔓延，而艾格西迅速变成超级特工协助哈利阻止这场致命威胁[3]。
《王牌特工》脸叔满血归来，却变成战五渣？
巴塞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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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职员表
演员表共34位
全部
科林·费尔斯
饰 哈里·哈特
塞缪尔·杰克逊
饰 瓦伦丁
马克·斯特朗
饰 梅林
塔伦·埃哲顿
饰 埃格西
索菲·库克森
饰 罗克茜
杰克·达文波特
饰 兰斯洛特
职员表
制作人
戴夫·里德、马修·沃恩
原著
马克·米勒、戴夫·吉布森
导演
马修·沃恩
注：演
F. 关于达尔文的非凡见解指的是什么
1859年夏秋之交，英国一家很有名的杂志《季度评论》的编辑威特惠尔·艾尔文收到了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一本新书的样本。艾尔文饶有兴致地读完了这本书，认为它有一些价值，可是又担心它的主题过于狭窄，恐怕不足以吸引广大读者的目光。他要求达尔文写一本有关鸽子的书，“每个人都对鸽子感兴趣。”他热情地建议说。
艾尔文的热情建议没有被采纳，1859年11月底，《物种起源由自然淘汰的作用而来，或优良的族类在生存竞争中保存》正式出版了，每本定价为15先令。第一版上市的第一天就卖出了1250本，自那以后就一直未曾绝版过，而且由它所引发的争议，也一直从未停息过——对于一个喜欢蚯蚓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要不是出于一时冲动环游了世界，终其一生很可能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牧师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生在英格兰中部偏西一个宁静的小市镇什鲁斯伯里。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内科医师，母亲是著名的制陶世家乔西亚·韦兹伍德的女儿，她在达尔文年仅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达尔文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可是学习成绩平平，这使得他丧偶的父亲痛苦不已。“你除了打猎枪、玩狗、捉老鼠，什么都不挂在心上。你将丢你自己和整个家族的脸。”他父亲有一次曾经这样写道。凡是回顾查尔斯幼年生活的时候，几乎总是要引用他父亲的这句话。尽管达尔文感兴趣的是自然史，可是在父亲的坚持下，他还是勉强到爱丁堡大学学医。然而，他一见到血就犯晕，一碰到病人痛苦就神经高度紧张。有一次，他亲眼目睹了一位小孩的手术，小孩声嘶力竭的惨状——那时还未发明麻醉药——给他的精神造成了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创痛。他试着转学法律，但很快发现这门学科极其枯燥，实在令他难以忍受。最后，他并不十分顺利地从剑桥大学获得了一个神学学位。
乡村牧师的生涯似乎正在前面等着他，就在这时，一个更具诱惑力的机会不期而然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海军探测船“贝格尔”号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邀请达尔文一同去远航——菲茨罗伊的身份决定了他非得跟有教养的人交往——实际上是作为船长的餐桌伙伴。菲茨罗伊十分古怪，他挑选达尔文是因为他喜欢达尔文的鼻子的形状。（他认为这是性格坚强的体现。）达尔文并不是菲茨罗伊的首选，但是最终还是得到他的认可，因为他更中意的人选跑掉了。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两个人最显著的共同点莫过于他们都非常年轻。在他们出发时，菲茨罗伊年仅23岁，达尔文只有22岁。
菲茨罗伊的主要任务是绘制沿海水域图，可是他的爱好——实际上是极度的热情——是要为《圣经》中所描述的上帝创造人的文字寻找实证。达尔文曾经接受过神学训练，这是菲茨罗伊决定让他一同前往的主要原因。可是达尔文后来不但表现出自由主义的观点，而且并非全心全意地奉行基督教教义，这成了他们之间不断冲突的根源。
达尔文在“贝格尔”号上从1831年一直待到1836年。显而易见，这对于他来说，这既是一次增长阅历的大好机会，也是一次充满艰辛和困苦的旅行。他和菲茨罗伊船长一起挤在一个小舱里，这很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菲茨罗伊经常大发脾气，接着又恨得咬牙切齿，他们经常争吵不休。达尔文后来回忆说，这种争吵有时几乎到了“疯狂的边缘”。远洋航行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往往是一件令人烦闷的事——“贝格尔”号的前任船长就是在孤寂与忧伤中用子弹对准头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而菲茨罗伊来自一个著名的患有抑郁症的家族。10年前，他的叔叔卡斯尔雷子爵在其担任英国财政大臣的任期内用刀子割断了自己的喉咙。（1885年，菲茨罗伊也以同样的方式自杀身亡。）即使在情绪稳定的时候，菲茨罗伊也是不可理喻的。他们的远航刚刚结束，菲茨罗伊就和一个他爱慕已久的年轻女子结了婚，这使达尔文吃惊不小，因为在他们长达5年的朝夕相处的过程中，菲茨罗伊竟然一次也没有表露过他的这种爱慕之情，他甚至连她的名字也从未提到过。
不过，在其他所有方面，“贝格尔”号航行是一次成功之旅。达尔文在远洋航行中所锻炼出来的冒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而在此期间他所收集的数量众多的标本足以供他研究一辈子，并且以此确立了他的声望。他发现了许多十分珍贵的大型古代化石，其中包括迄今为止最为完好的大地懒属；在智利，他经历了一次险些致命的地震；他还发现了一种新的海豚（他非常恭敬地将它命名为菲茨罗伊海豚）；他对整个安第斯山脉作了详尽而有用的地质考察，并且提出了一种有关珊瑚礁成因的新理论。他在这一备受世人推崇的理论中提出，珊瑚礁不可能形成于100万年以内——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是他第一次显露出他一贯认为地球上生命的演进过程是极其古老的。1836年，在离开家乡五年零两天之后，达尔文重新回到了家乡。此时他已27岁，从此他再未离开英格兰。
在远洋考察期间，达尔文并没有提出进化论（抑或任何理论）。进化作为一个概念到19世纪30年代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在一首水平不高、名为《自然的神殿》的诗中，曾对进化理论发出由衷的赞美，当时达尔文还没有出生。直到年轻的达尔文回到英格兰并读到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呈算术级增长的食物供给永远也满足不了呈几何级增长的人口）之后，进化论的观念才开始在他的心中萌生。他意识到，生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竞争的过程，自然选择决定了某些物种繁荣，某些物种衰败。说得具体一些，达尔文观察到，所有的生物都为了争夺资源而相互竞争，那些天生具有优势的生物才会繁荣昌盛，并且将这种优势遗传给他们的后代。通过这种方式，物种持续不断地得到了改进。
这似乎是一种再简单不过的看法——这确实也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看法，但是它解释了太多的问题，而达尔文准备将他的一生奉献给这种理论。在阅读《物种起源》时，T.H.赫胥黎曾喊着说：“我怎么这么愚蠢，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从那以后，这种感叹声就一直不绝于耳。
有趣的是，在他的所有著作里，达尔文并没有使用“最适应者生存”这个词（虽然他确实对这个词由衷地赞赏）。它是1864年由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生物学原理》一书里创造的，那是在《物种起源》发表5年以后。达尔文也没有使用“进化”这个词（那时这个词已经用得很广泛，有极大的诱惑力），而是代之以“后代渐变”。直到《物种起源》第6次印刷的时候，他才开始使用这个词。尤其重要的是，他的结论也绝不是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期间注意到那里的效舌鸫的嘴多种多样，受到了启发才得出来的。通常的说法是（至少在我们许多人的记忆里通常是这样的），当他一个岛一个岛旅行时，达尔文注意到每个岛上的效舌鸫都非常适宜利用当地的资源——一个岛上的效舌鸫的嘴又短又坚固，适宜啄开坚果；到了下一个岛屿，效舌鸫的嘴也许又长又尖，适宜在岩缝中啄玉黍螺——正是这种现象使得他开始想到，也许这些鸟并不是生来就是这样，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自己造成了这样。
事实上，确实是鸟类创造了它们自己，不过注意到这一点的并不是达尔文。在随“贝格尔”号远航时，达尔文是一个初出校园的学生，不是训练有素的博物学家，因此他并没有注意到加拉帕戈斯的鸟类全都属于同一类型。是达尔文的朋友——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意识到，达尔文发现的不过是具有不同本事的效舌鸫。不幸的是，由于没有经验，达尔文并没有注意到这些鸟分别来自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哪一个岛屿。（他在观察乌龟时犯了同样的错误。）清理这种混乱状态让他花费了好多年的时间。
由于类似这样的种种疏忽，同时也由于需要将“贝格尔”号带回的成箱成箱的标本加以分门别类，直到1842年，在回到英国之后的第5年，达尔文才最终草拟出他的新理论的雏形。两年后，他将他的新理论进一步扩充成230页的“概要”。接着，他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他将他的笔记扔到一边，用了15年的时间忙于别的事情。他成了10个孩子的父亲，他花了将近8年的时间撰写一部关于藤壶的详尽的著作。（“我比以往任何人都讨厌藤壶。”在这项工作结束以后，他叹息着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得了一种怪病，经常无精打采，头晕眼花，“心神不定”，他自己说。他时常感到恶心，心率失调，偏头痛，极度疲劳，浑身打战，眼冒金星，呼吸短促，“头脑变得轻飘飘的”，情绪极度低落，这是不足为怪的。
他得病的原因，至今没有定论。人们有许多猜测，但最无根据而又最有可能的是他患了一种热带慢性病夏格氏病，他有可能是在南美洲被寄生虫锥体虫叮咬而感染这种疾病的。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是一种身心疾病。无论是哪种病，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他常常只能连续工作不超过二十分钟，有时甚至更短。
在他余生的许多时间里，达尔文尝试了一系列越来越绝望的治疗方法——洗冷水浴呀、泡醋呀、电疗呀，最后一种害得他不停地遭受小小的电击。他几乎成了一个隐士，很少离开他在肯特的家。搬家以后的第一个举措是在书房的窗外立了一面镜子，这样他可以提前发现，必要的话还可以回避来访之客。
达尔文没有把他的理论公之于世，因为他太清楚这将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震撼了。在1844年，在达尔文把手稿锁进抽屉里的那一年，有一本名为《创造的自然史之残迹》激起了思想界的勃然大怒，因为它提出人类可能是从比较低等的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的，在此过程中没有得到创造世界的神灵的帮助。作者事先估计到会掀起轩然大波，便十分小心地将自己的身份隐匿起来。这个秘密保守了40年之久，连他最亲近的朋友也不知道。有的人猜测作者可能是达尔文，有的人怀疑是阿尔伯特亲王。实际上，作者是一位成功而又不事张扬的苏格兰出版商，他的名字叫罗伯特·钱伯斯，他不愿意暴露自己有其实际的以及个人的考虑：他经营的是一家专门出版《圣经》的著名公司。《残迹》不仅受到国内外宗教人士的抨击，也饱受众多学术界人士的批判。《爱丁堡评论》用了将近整整一期的篇幅——长达85页——将它批得体无完肤。连进化论的拥护者T.H.赫胥黎也对这本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可是他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该书的作者是他的一位朋友。
达尔文的手稿也许到死也不会发表，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令他深感吃惊。1858年夏初，达尔文收到了一个来自远东的包裹，里面有一位名为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年轻博物学家写的一封措辞友好的信，以及他的一篇名为《变种与原种永远分离的趋势》的论文草稿。该文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与达尔文未发表的手稿不谋而合，有一些语句甚至与达尔文的如出一辙。“我从未见过如此巧合的事情，”达尔文沮丧地说，“即使阅读了我写于1842年的手稿，华莱士也给不出比这更加精当的概括。”
华莱士并不像有时候认为的那样，是不期而然地闯入了达尔文的生活。他们两个人已经在通信，华莱士还曾不止一次大度地把他认为有点意思的标本寄给达尔文。在两人通信的过程中，达尔文曾委婉地告诉华莱士，他早已把物种起源作为自己独占的研究领域。“到今年夏天，我已经第20年（！）没有打开过我的第一部手稿了，里面论述了物种和变种是怎样彼此不同的。”早些时候，在给华莱士的信里，他曾这样写道，“我现在正准备出版我的著作。”他接着说，不过实际上他并没有打算这样做。
然而，华莱士没有领会达尔文的意思——无论如何，他当然不可能知道他的理论与达尔文已经研究了20年的学说会几乎一致。
达尔文被置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他抢先发表自己的作品以确保自己的优先权，他就会占了一位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无辜的仰慕者的便宜；如果他退让一步，就如发扬绅士风度所必须做的那样，他就会失去他自己独立研究所得的理论的发现权。华莱士自己也承认，他的理论是灵光一现的产物；而达尔文的理论则是十几年仔细研究、周密思考的结果。因此，这是绝对不公正的。
好像是为了增加他的痛苦似的，达尔文那和他同名的小儿子查尔斯感染了猩红热，病情极为严重。6月28日，病况危急到了顶点，小查尔斯去世了。尽管悲痛之极，达尔文还是抽时间给他的朋友查尔斯·莱尔和约瑟夫·胡克匆匆写了一封信，提出愿意给华莱士让路，但说要是这么做，那就是意味着他所有的工作“都将付诸东流，无论那成果有多大意义”。莱尔和胡克找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他们将达尔文和华莱士观点的概要同时提交给林奈学会的一次会议，当时该学会正在为恢复自己作为科学权威的地位而努力。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的理论被公之于世。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参加会议。开会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妻子正在安葬他们的小儿子。
达尔文一华莱士的论文是那天晚上提交的7篇论文中的一篇——其他6篇文章中，有一篇是研究安哥拉的植物区系的——列席会议的听众大约有30名。即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正目睹那一世纪科学领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来。接下来并没有讨论，在社会上也没有激起多大反响。达尔文后来高兴地注意到，只有一个人在文章中提到了这两篇论文，他是都柏林一位名叫豪夫顿的教授。他的结论是：“在这两篇文章中，凡是新的内容都是荒谬的，凡是旧的内容都是正确的。”
华莱士当时仍在远东，过了好久他才知道这一切，他表现得很平静，似乎对能够被列入进化论的发现者之列而感到十分高兴。他此后甚至一直将这个理论称之为“达尔文主义”。
还有一个人对达尔文最先发现进化论的资格构成了大得多的威胁，这人名叫帕特里克·马修，是苏格兰的一名园艺师。令人吃惊的是，他事实上远在达尔文开始“贝格尔”号之航的同一年就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不幸的是，他是在一本名为《海军用木和森林栽培》的书里提出这些观点的，不仅达尔文没有读到，全世界都没有注意到。当他看见达尔文被所有人推崇为进化论的发现者，而这一理论事实上是他最早提出的时候，他马上采取行动，给《艺园者纪事》写了一封信。达尔文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歉意，不过他同时也声明说：“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吃惊，无论是我，还是任何别的博物学家，都没有听说过马修先生的观点，因为他的话讲得很简单，又是出现在一本关于《海军用木和森林栽培》的作品的附录里。”
华莱士在以后大约50年里仍然是一名博物学家和思想家，而且偶尔还干得不错，但渐渐对科学失去了兴趣，将自己的研究转向了降魂术以及宇宙中存在别的生命可能性等方面。因此，达尔文主要是因为人家放弃而独自拥有了进化论的发明权。
达尔文终其一生都为自己的观点而感到苦恼。他称自己是“魔鬼的牧师”，说披露进化论使他觉得就像“招认自己是一名杀人犯”。除此之外，他还深深地伤害了他虔诚的爱妻。尽管这样，他还是立即着手将他的手稿扩充成一本书。一开始他给这本书取名为《物种起源和自然选择的多样性概论》，这个书名过于冗长和含混，出版该书的约翰·莫瑞决定只印500册。但是在拿到手稿以后，再加上使书名稍具吸引力，莫瑞决定将初版的印数增加到1250册。
《物种起源》在商业上立刻取得成功，但却没有激起多大反响。达尔文的理论面临两个很棘手的困难：一方面，要过很多年以后，它才最终得到开尔文勋爵的承认；另一方面，化石方面所提供的证据也少得可怜。有一些善于思考的批评家提出这样的疑问，达尔文的理论中如此明确地强调的物种的过渡形态在哪里呢？如果物种是持续不断地进化的，那么在化石中一定存在不少进化过程中的中间形态，但是事实上却没有。其实，当时（及以后很多年）已发现的化石表明，一直到著名的寒武纪大爆发之前，地球上根本没有任何生命。
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达尔文却坚持认为早期的海洋里一定存在着丰富多彩的生命形式，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它们而已。这是因为，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它们并没有保存下来。达尔文认为这是惟一合理的解释。“这种情形现阶段肯定无法解释清楚，但可以尽量被看做是与现存看法相对立的合理观点。”他很直率地承认，但是拒绝考虑其他可能性。为了解释，他推论说——富有创见，却是不正确的，也许前寒武纪的海水太清澈了，不能沉淀下任何物质，因此也就没有将化石保存下来。
即使是达尔文最好的朋友，也对他的某些过于武断的结论感到不安，亚当·塞奇威克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老师，1887年曾带他到威尔士作地质考察，他说达尔文的书给他的“痛苦多于快乐”。杰出的瑞典古生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拒绝接受他的观点，认为它纯属臆想。连莱尔也不胜郁闷地得出结论说：“达尔文走得太远了。”
T.H.赫胥黎不喜欢达尔文所主张的进化要经历漫长的地质时间的观点，因为他是一个突变论者，也就是说他相信进化是突然而非逐渐发生的。突变论者（这个词来自拉丁语“跳跃”）无法相信复杂的器官会慢慢地分阶段出现。十分之一的翅膀，或者二分之一的眼睛，试问这样的器官究竟有什么用处？在他们看来，这种器官只有以已经完成的形式出现才有意义。
赫胥黎所主张的这种突变论是十分极端的，有点儿令人吃惊，因为它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由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于1802年首先提出的一个极为保守的宗教观念，这种观念被称为“来自设计的论证”。佩利认为，如果你在地上发现了一块怀表，即使你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你也会立刻意识到它是由某个有才干的人制造的。他相信大自然也是如此，它的复杂性就是精心设计的证明。这种观念在19世纪影响极大，也令达尔文感到不安。“直到今天，我一想到眼睛心里就直打冷战。”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达尔文这样写道。他在《物种起源》中承认，自然选择能以渐进的方式产生这样一种器官，“坦率地说，似乎是个极其荒唐的观念”。
即便如此，达尔文不仅依然坚持所有的变化都是渐进的，而且几乎《物种起源》的每次重版，他都要将他所认为的进化过程所需的时间长度增加一些，这导致了他的支持者的强烈反感，支持他理论的人越来越少。“最后，”根据科学家兼历史学家杰弗里·施瓦兹的说法，“达尔文在自然史和地质学家同行那里仅有的支持也丢失殆尽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达尔文将他的书取名为《物种起源》，可是对物种是怎样起源的，他却不能作出解释。达尔文的理论暗示了一种使得一个物种怎样变得更强、更好或更快——一句话，更适应——的机制，但却没有说明新的物种是怎样诞生的。苏格兰工程师弗莱明·詹金思考了这个问题，指出达尔文的论点中的一个严重缺陷。达尔文认为某一代物种中出现的（有利的）特性都会传给下一代，并从而使该物种更加强健。
詹金指出，上一代中的（有利的）特性在遗传给下一代时，不会在随后的几代中占主导地位，而实际上是在混合过程中被冲淡了。如果你往威士忌中倒进一杯水，你不会使威士忌变得更浓，而是将其稀释了；如果你再往已稀释的威士忌中倒进一杯水，威士忌会变得更淡。同样，上一代父母遗传给下一代的有利特性在随后的不断繁殖中会被逐渐削弱，直到最后完全消失。因此从动态的观点来看，达尔文的理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它只能解释静态的事物。在进化过程中，特异现象时有发生，但是它们很快就会消失，因为生物体总是倾向于使一切都回归于平常。如果自然选择要起作用的话，就得需要某种尚未发现的替代机制。
达尔文和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关于这个问题，远在1200公里外的欧洲中部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个名为格列高利·孟德尔的离群索居的修道士将会提供一个答案。
孟德尔1822年出生于奥地利帝国的一个偏僻小镇（现属捷克共和国）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学课本曾将他描述为一个单纯的乡下修道士，有比较敏锐的观察力，他的很多发现很在程度上都带有偶然的成分——他在修道院的菜园里种植豌豆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遗传特点。事实上，孟德尔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他曾经在奥尔慕茨哲学研究所和维也纳大学攻读过物理学和数学——他对他所研究的一切进行了非常科学的整理和归纳。不仅如此，从1843年起，他所供职的修道院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术中心。修道院有个拥有2万册藏书的图书馆，具有严谨的科学研究的传统。
在着手他的实验之前，孟德尔花了两年时间培育研究所需的标本。他选择了七种不同的豌豆，在确保它们繁殖纯种之后，他在两个全职助手的帮助下开始反复种植这些豌豆并将其中的30000株进行杂交。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作。为了防止意外受粉，他们必须不厌其烦地记录豌豆种子、豆荚、叶子、茎和花在生长过程中，以及在外表方面极细微的差别。对于他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孟德尔知道得很清楚。
他从未用过“基因”这个词——这个词1913年才第一次出现于英国的一本医学词典——虽然发明了“显性的”和“劣性的”这样的概念。他的建树在于他发现每一颗种子都包含两个“遗传因子”或他所谓的“本分”——一个是优势的，另一个是劣势的，这些因子一旦相互组合，就会产生可以预期的遗传形式。
他把这种结果转换成了精确的数学公式。孟德尔总共用了8年的时间从事这项研究，接着又在花卉、玉米和其他植物上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以检验他的结论的正确性。甚至还不如说，孟德尔的研究方法过于科学，以致当他1865年在布尔诺自然史学会的2月和3月月度会议中宣读他的论文时，大约40个听众很有礼貌地听了他的演讲，可是他们显然无动于衷，即使对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说，植物的培育实际上是他们极感兴趣的一件事。
孟德尔的报告出版以后，他迫不及待地给瑞士伟大的植物学家卡尔·威廉·冯·耐格里寄了一份。从某种意义上说，耐格里的支持对孟德尔理论的前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耐格里没有意识到孟德尔的发现的重要性，他建议孟德尔培育山柳属科植物。孟德尔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了，但很快发现山柳属植物并不具备研究遗传性所必不可缺的特点。很明显，耐格里并未认真阅读他的论文，甚至可能根本没有读。灰心丧气的孟德尔从此放弃了遗传性研究，在他的余生中转而种植良种蔬菜，从事蜜蜂、老鼠、太阳黑子之类别的研究。最后他被推选为修道院院长。
孟德尔的发现并未像有时候被认为的完全被大家疏忽。他的研究成果被光荣地收入《大英网络全书》中——当时是一部记录科学思想的著作，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它在今天的地位，并且在德国威廉·奥伯斯·福克所撰写的一篇重要论文里被一再引用。实际上，由于孟德尔的观点一直未曾沉没在科学思想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当世界具备了接受它们的条件时，它们就很容易地被人们重新发现。
达尔文和孟德尔一起为20世纪的全部生命科学奠定了基础，不过他们两个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达尔文发现所有的生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它们说到底都“源自一个共同的祖先”；而孟德尔的工作则从机制上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提供了解释。他们两个人本来可以相互帮助。孟德尔拥有一本德文版的《物种起源》，据说他读过这本书，因此他一定意识到他的工作适用于达尔文的理论，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想办法和达尔文联系过。而达尔文这一方呢？人们知道他研究过福克的非常有影响的论文，里面一再提到孟德尔的著作，但是他并没有将它们和自己的研究加以联系起来。
在一般人的眼中，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观点是达尔文学说的重要特点，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一观点只是在达尔文的学说中顺便提了提。即便那样，大家不需要有太多想像力就能从达尔文的理论中明白关于人类发展的这一层意思，而这很快就成了人们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
1860年6月30日，星期六，在牛津郡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一决雌雄的时刻到来了。赫胥黎应《创造的自然史之残迹》一书的作者罗伯特·钱伯斯之邀出席了那次会议，不过当时赫胥黎并不知道钱伯斯与那部富有争议的著作的关系。就像往常一样，达尔文并没有出席。会议是在牛津动物学博物馆举行的。1000余人挤进了会场，还有几百人无法进入。大家都意识到一个重大事件即将发生，虽然他们不得不先聆听纽约大学约翰·威廉·德雷珀长达两个小时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开场白，他演说的题目是《论欧洲的智力发展兼论达尔文先生的观点》。
最后，牛津教区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站起来发言。此前一天晚上，理查德·欧文曾到威尔伯福斯家做客。理查德·欧文是一位狂热的反达尔文主义者，他和威尔伯福斯通了个气（反正大家是这么认为的）。正像许多引起轰动的事件一样，人们对这件事的经过众说不一，莫衷一是。不过最为流行的版本是，衣冠楚楚、仪态威严的威尔伯福斯转向赫胥黎，冷笑着问他是否敢于宣称他是通过他的祖母或祖父的任何一方由猿进化而来的。威尔伯福斯本来想说一句俏皮话，可是却被曲解为咄咄逼人的挑衅。根据赫胥黎自己说，他转向他的邻座悄声说：“我从上帝那里接生了他。”
G. 20世纪生物学 成就
20世纪生物学最大的成就是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发现
沃森、克里克
沃森
Watson, James Dewey
美国生物学家
克里克
Crick, Francis Harry Compton
英国生物物理学家
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科学家威尔金斯等用X射线衍射技术对DNA结构潜心研究了3年，意识到DNA是一种螺旋结构。女物理学家富兰克林在1951年底拍到了一张十分清晰的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
1952年，美国化学家鲍林发表了关于DNA三链模型的研究报告，这种模型被称为α螺旋。沃森与威尔金斯、富兰克林等讨论了鲍林的模型。威尔金斯出示了富兰克林在一年前拍下的DNAX射线衍射照片，沃森看出了DNA的内部是一种螺旋形的结构，他立即产生了一种新概念：DNA不是三链结构而应该是双链结构。他们继续循着这个思路深入探讨，极力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根据各方面对DNA研究的信息和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沃森和克里克得出一个共识：DNA是一种双链螺旋结构。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沃森和克里克立即行动，马上在实验室中联手开始搭建DNA双螺旋模型。从1953年2月22日起开始奋战，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终于在3月7日，将他们想像中的美丽无比的DNA模型搭建成功了。
沃森、克里克的这个模型正确地反映出DNA的分子结构。此后，遗传学的历史和生物学的历史都从细胞阶段进入了分子阶段。
由于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在DNA分子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他们分享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詹姆斯·沃森
沃森（出生于1928年）美国生物学家.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DNA被确认为遗传物质之后，生物学家们不得不面临着一个难题：DNA应该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担当遗传的重任？它必须能够携带遗传信息，能够自我复制传递遗传信息，能够让遗传信息得到表达以控制细胞活动，并且能够突变并保留突变。这4点，缺一不可，如何建构一个DNA分子模型解释这一切？
当时主要有三个实验室几乎同时在研究DNA分子模型。第一个实验室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弗兰克林实验室，他们用X射线衍射法研究DNA的晶体结构。当X射线照射到生物大分子的晶体时，晶格中的原子或分子会使射线发生偏转，根据得到的衍射图像，可以推测分子大致的结构和形状。第二个实验室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大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实验室。在此之前，鲍林已发现了蛋白质的a螺旋结构。第三个则是个非正式的研究小组，事实上他们可说是不务正业。23岁的年轻的遗传学家沃森于1951年从美国到剑桥大学做博士后时，虽然其真实意图是要研究DNA分子结构，挂着的课题项目却是研究烟草花叶病毒。比他年长12岁的克里克当时正在做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多肽和蛋白质：X射线研究”。沃森说服与他分享同一个办公室的克里克一起研究DNA分子模型，他需要克里克在X射线晶体衍射学方面的知识。他们从1951年10月开始拼凑模型，几经尝试，终于在1953年3月获得了正确的模型。关于这三个实验室如何明争暗斗，互相竞争，由于沃森一本风靡全球的自传《双螺旋》而广为人知。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沃森和克里克既不像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那样拥有第一手的实验资料，又不像鲍林那样有建构分子模型的丰富经验（他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建构分子模型），却能在这场竞赛中获胜？
这些人中，除了沃森，都不是遗传学家，而是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威尔金斯虽然在1950年最早研究DNA的晶体结构，当时却对DNA究竟在细胞中干什么一无所知，在1951年才觉得DNA可能参与了核蛋白所控制的遗传。弗兰克林也不了解DNA在生物细胞中的重要性。鲍林研究DNA分子，则纯属偶然。他在1951年11月的《美国化学学会杂志》上看到一篇核酸结构的论文，觉得荒唐可笑，为了反驳这篇论文，才着手建立DNA分子模型。他是把DNA分子当作化合物，而不是遗传物质来研究的。这两个研究小组完全根据晶体衍射图建构模型，鲍林甚至根据的是30年代拍摄的模糊不清的衍射照片。不理解DNA的生物学功能，单纯根据晶体衍射图，有太多的可能性供选择，是很难得出正确的模型的。
沃森在1951年到剑桥之前，曾经做过用同位素标记追踪噬菌体DNA的实验，坚信DNA就是遗传物质。据他的回忆，他到剑桥后发现克里克也是“知道DNA比蛋白质更为重要的人”。但是按克里克本人的说法，他当时对DNA所知不多，并未觉得它在遗传上比蛋白质更重要，只是认为DNA作为与核蛋白结合的物质，值得研究。对一名研究生来说，确定一种未知分子的结构，就是一个值得一试的课题。在确信了DNA是遗传物质之后，还必须理解遗传物质需要什么样的性质才能发挥基因的功能。像克里克和威尔金斯，沃森后来也强调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对他的重要影响，他甚至说他在芝加哥大学时读了这本书之后，就立志要破解基因的奥秘。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沃森向印第安那大学申请研究生时，申请的是鸟类学。由于印第安那大学动物系没有鸟类学专业，在系主任的建议下，沃森才转而从事遗传学研究。当时大遗传学家赫尔曼·缪勒（Hermann Muller）恰好正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授，沃森不仅上过缪勒关于“突变和基因”的课（分数得A），而且考虑过要当他的研究生。但觉得缪勒研究的果蝇在遗传学上已过了辉煌时期，才改拜研究噬菌体遗传的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为师。但是，缪勒关于遗传物质必须具有自催化、异催化和突变三重性的观念，想必对沃森有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沃森和克里克坚信DNA是遗传物质，并且理解遗传物质应该有什么样的特性，才能根据如此少的数据，做出如此重大的发现。
他们根据的数据仅有三条：第一条是当时已广为人知的，即DNA由6种小分子组成：脱氧核糖，磷酸和4种碱基（A、G、T、C），由这些小分子组成了4种核苷酸，这4种核苷酸组成了DNA.第二条证据是最新的，弗兰克林得到的衍射照片表明，DNA是由两条长链组成的双螺旋，宽度为20埃。第三条证据是最为关键的。美国生物化学家埃尔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测定DNA的分子组成，发现DNA中的4种碱基的含量并不是传统认为的等量的，虽然在不同物种中4种碱基的含量不同，但是A和T的含量总是相等，G和C的含量也相等。
查加夫早在1950年就已发布了这个重要结果，但奇怪的是，研究DNA分子结构的这三个实验室都将它忽略了。甚至在查加夫1951年春天亲访剑桥，与沃森和克里克见面后，沃森和克里克对他的结果也不加重视。在沃森和克里克终于意识到查加夫比值的重要性，并请剑桥的青年数学家约翰·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计算出A吸引T，G吸引C，A＋T的宽度与G＋C的宽度相等之后，很快就拼凑出了DNA分子的正确模型。
沃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4月25日的《自然》杂志上以1000多字和一幅插图的短文公布了他们的发现。在论文中，沃森和克里克以谦逊的笔调，暗示了这个结构模型在遗传上的重要性：“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我们所推测的特殊配对立即暗示了遗传物质的复制机理。”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沃森和克里克详细地说明了DNA双螺旋模型对遗传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一、它能够说明遗传物质的自我复制。这个“半保留复制”的设想后来被马修·麦赛尔逊（Matthew Meselson）和富兰克林·斯塔勒（Franklin W.Stahl）用同位素追踪实验证实。二、它能够说明遗传物质是如何携带遗传信息的。三、它能够说明基因是如何突变的。基因突变是由于碱基序列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可以通过复制而得到保留。
但是遗传物质的第四个特征，即遗传信息怎样得到表达以控制细胞活动呢？这个模型无法解释，沃森和克里克当时也公开承认他们不知道DNA如何能“对细胞有高度特殊的作用”。不过，这时，基因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蛋白质的合成，这种观点已成为一个共识。那么基因又是如何控制蛋白质的合成呢？有没有可能以DNA为模板，直接在DNA上面将氨基酸连接成蛋白质？在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模型后的一段时间内，即有人如此假设，认为DNA结构中，在不同的碱基对之间形成形状不同的“窟窿”，不同的氨基酸插在这些窟窿中，就能连成特定序列的蛋白质。但是这个假说，面临着一大难题：染色体DNA存在于细胞核中，而绝大多数蛋白质都在细胞质中，细胞核和细胞质由大分子无法通过的核膜隔离开，如果由DNA直接合成蛋白质，蛋白质无法跑到细胞质。另一类核酸RNA倒是主要存在于细胞质中。RNA和DNA的成分很相似，只有两点不同，它有核糖而没有脱氧核糖，有尿嘧啶（U）而没有胸腺嘧啶（T）。早在1952年，在提出DNA双螺旋模型之前，沃森就已设想遗传信息的传递途径是由DNA传到RNA，再由RNA传到蛋白质。在1953～1954年间，沃森进一步思考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基因表达时，DNA从细胞核转移到了细胞质，其脱氧核糖转变成核糖，变成了双链RNA，然后再以碱基对之间的窟窿为模板合成蛋白质。这个过于离奇的设想在提交发表之前被克里克否决了。克里克指出，DNA和RNA本身都不可能直接充当连接氨基酸的模板。遗传信息仅仅体现在DNA的碱基序列上，还需要一种连接物将碱基序列和氨基酸连接起来。这个“连接物假说”，很快就被实验证实了。
1958年，克里克提出了两个学说，奠定了分子遗传学的理论基础。第一个学说是“序列假说”，它认为一段核酸的特殊性完全由它的碱基序列所决定，碱基序列编码一个特定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决定了蛋白质的三维结构。第二个学说是“中心法则”，遗传信息只能从核酸传递给核酸，或核酸传递给蛋白质，而不能从蛋白质传递给蛋白质，或从蛋白质传回核酸。沃森后来把中心法则更明确地表示为遗传信息只能从DNA传到RNA，再由RNA传到蛋白质，以致在1970年发现了病毒中存在由RNA合成DNA的反转录现象后，人们都说中心法则需要修正，要加一条遗传信息也能从RNA传到DNA.事实上，根据克里克原来的说法，中心法则并无修正的必要。
碱基序列是如何编码氨基酸的呢？克里克在这个破译这个遗传密码的问题上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有20种，而碱基只有4种，显然，不可能由1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如果由2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只有16种（4的2次方）组合，也还不够。因此，至少由3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共有64种组合，才能满足需要。1961年，克里克等人在噬菌体T4中用遗传学方法证明了蛋白质中1个氨基酸的顺序是由3个碱基编码的（称为1个密码子）。同一年，两位美国分子遗传学家马歇尔·尼伦伯格（Marshall Nirenberg）和约翰·马特哈伊（John Matthaei）破解了第一个密码子。到1966年，全部64个密码子（包括3个合成终止信号）被鉴定出来。作为所有生物来自同一个祖先的证据之一，密码子在所有生物中都是基本相同的。人类从此有了一张破解遗传奥秘的密码表。
DNA双螺旋模型（包括中心法则）的发现，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也是生物学历史上惟一可与达尔文进化论相比的最重大的发现，它与自然选择一起，统一了生物学的大概念，标志着分子遗传学的诞生。这门综合了遗传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信息学，主宰了生物学所有学科研究的新生学科的诞生，是许多人共同奋斗的结果，而克里克、威尔金斯、弗兰克林和沃森，特别是克里克，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英雄。
克里克
弗朗西斯·哈里·康普顿·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1916.6.8——2004.7.28）
生于英格兰中南部一个郡的首府北安普敦。小时酷爱物理学。1934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伦敦大学物理系，3年后大学毕业，随即攻读博士学位。然而，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的学业，他进入海军部门研究鱼雷，也没有什么成就。待战争结束，步入"而立之年"的克里克在事业上仍一事无成。1950年，也就是他34岁时考入剑桥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学位，想在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研究基本粒子。
这时，克里克读到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的一本书《生命是什么》，书中预言一个生物学研究的新纪元即将开始，并指出生物问题最终要靠物理学和化学去说明，而且很可能从生物学研究中发现新的物理学定律。克里克深信自己的物理学知识有助于生物学的研究，但化学知识缺乏，于是开始发愤攻读有机化学、X射线衍射理论和技术，准备探索蛋白质结构问题。
1951年，美国一位23岁的生物学博士沃森来到卡文迪什实验室，他也受到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的影响。克里克同他一见如故，开始了对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结构的合作研究。他们虽然性格相左，但在事业上志同道合。沃森生物学基础扎实，训练有素；克里克则凭借物理学优势，又不受传统生物学观念束缚，常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思考问题。他们二人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并善予吸收和借鉴当时也在研究DNA分子结构的鲍林、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等人的成果，结果经不足两年时间的努力便完成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而且，克里克以其深邃的科学洞察力，不顾沃森的犹豫态度，坚持在他们合作的第一篇论文中加上“DNA的特定配对原则，立即使人联想到遗传物质可能有的复制机制”这句话，使他们不仅发现了DNA的分子结构，而且丛结构与功能的角度作出了解释。
1962年，46岁的克里克同沃森、威尔金斯一道荣获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
后来，克里克又单独首次提出蛋白质合成的中心法则，即遗传密码的走向是：DNA→RNA→蛋白质。他在遗传密码的比例和翻译机制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贡献。1977年，克里克离开了剑桥，前往加州圣地亚哥的索尔克研究院担任教授。
2004年7月28日深夜，弗朗西斯·克里克在与结肠癌进行了长时间的搏斗之后，在加州圣地亚哥的桑顿医院里逝世，享年88岁。
被遗忘的英格兰玫瑰
很多人都知道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更进一步，有人还可能知道他们与莫里斯·威尔金斯因此分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然而，有多少人记得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以及她在这一历史性的发现中做出的贡献？
富兰克林1920年生于伦敦，15岁就立志要当科学家，但父亲并不支持她这样做。她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是物理化学。1945年，当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法国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她深受法国同事的喜爱，有人评价她“从来没有见到法语讲的这么好的外国人”。1951年，她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取得了一个职位。
在那时候，人们已经知道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是对于DNA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生命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还不甚了解。就在这时，富兰克林加入了研究DNA结构的行列——在相当不友善的环境下。她负责起实验室的DNA项目时，有好几个月没有人干活。同事威尔金斯不喜欢她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他在研究上却又离不开她。他把她看作搞技术的副手，她却认为自己与他地位同等，两人的私交恶劣到几乎不讲话。在那时的科学界，对女科学家的歧视处处存在，女性甚至不被准许在大学的高级休息室里用午餐。她们无形中被排除在科学家间的联系网络之外，而这种联系对了解新的研究动态、交换新理念、触发灵感极为重要。
富兰克林在法国学习的X射线衍射技术在研究中派上了用场。X射线是波长非常短的电磁波。医生通常用它来透视，而物理学家用它来分析晶体的结构。当X射线穿过晶体之后，会形成衍射图样——一种特定的明暗交替的图形。不同的晶体产生不同的衍射图样，仔细分析这种图形人们就能知道组成晶体的原子是如何排列的。富兰克林精于此道，她成功的拍摄了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
富兰克林拍摄的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这张照片正是发现DNA结构的关键
此时，沃森和克里克也在剑桥大学进行DNA结构的研究，威尔金斯在富兰克林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看了那张照片。根据照片，他们很快就领悟到了DNA的结构——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两条以磷酸为骨架的链相互缠绕形成了双螺旋结构，氢键把它们连结在一起。他们在1953年5月25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了这一发现。这是生物学的一座里程碑，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开端。
当沃森等人的论文发表的时候，富兰克林已经离开了国王学院，威尔金斯似乎很庆幸这个不讨他喜欢的伙伴的离去。然而富兰克林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她分辨出了DNA的两种构型，并成功的拍摄了它的X射线衍射照片。沃森和克里克未经她的许可使用了这张照片，但她不以为忤，反而为他们的发现感到高兴，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证实DNA双螺旋结构的文章。
这个故事的结局有些伤感。当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时候，富兰克林已经在4年前因为卵巢癌而去世。按照惯例，诺贝尔奖不授予已经去世的人。此外，同一奖项至多只能由3个人分享，假如富兰克林活着，她会得奖吗？性别差异是否会成为公平竞争的障碍？后人为了这个永远不能有答案的问题进行过许多猜测与争论。
与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相比，富兰克林的早逝更加令人惋惜。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科学家，然而知道她和她的贡献的人寥寥无几。沃森在《双螺旋》（1968年出版）一书中甚至公开诋毁富兰克林的形象与功绩，歪曲她与威尔金斯之间的恩怨。许多关于双螺旋的书籍和文章根本不提及富兰克林，尽管克里克在很多年后承认“她离真相已经只有两步”。富兰克林始终相信人们对才能和专业水准的尊重会与性别无关，但她正是这倾斜的世界中女科学家命运的代表。如果她是男性则可能如何，这种假设固然没有意义，但性别的确一直是她在科研领域发挥才能的绊脚石，并使她的成就长时间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H. 如果人类能够实现星际穿越，其理论来源于哪个科学家
如果人类能够实现星际穿越，其理论来源于（霍金）。
史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 ，1942年1月8日出生于英国牛津，父亲法兰克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热带病专家，母亲伊莎贝尔1930年于牛津研究哲学、政治和经济。霍金本人毕业于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并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与理论物理学系物理学家，1979至2009年任卢卡斯数学教授（现为荣誉教授此教席曾由艾萨克·牛顿担任，是英国最崇高的教授职位之一。霍金是继牛顿和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被世人誉为“宇宙之王”。
他在21岁时不幸患上了会使肌肉萎缩的卢伽雷氏症（ALS），因此被禁锢在轮椅上，只有三根手指可以活动，疾病已经使他的身体严重变形，头只能朝右边倾斜，肩膀左低右高，双手紧紧并在当中，握着手掌大小的拟声器键盘，两脚则朝内扭曲着，嘴已经几乎歪成S型，只要略带微笑，马上就会现出“呲牙咧嘴”的样子。这已经成为他的标志性形象。1985年，因患肺炎做了穿气管手术，被彻底剥夺了说话的能力，演讲和问答只能通过语音合成器来完成。当时医生预测他最多活两年，但他至今依然顽强的活着。1973年，他考察黑洞附近的量子效应，发现黑洞会像天体一样发出辐射，其辐射的温度和黑洞质量成反比，这样黑洞就会因为辐射而慢慢变小，而温度却越变越高，最后以爆炸而告终。黑洞辐射或霍金辐射（包括de Sitter空间中的霍金辐射）的发现具有极其基本的意义，它将广义相对论、量子场论和热力学统一在一起，其为弯曲时空中的量子场论。
1973年以后，他的研究转向了量子引力论。虽然人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成功的理论，但它的一些特征已被发现。例如，空间－时间在普朗克尺度下不是平坦的，而是处于一种粉末的状态。在量子引力中不存在纯态，因果性受到破坏，因此使不可知性从经典统计物理学、量子统计物理提高到了量子引力的第三个层次。
1980年以后，霍金的兴趣转向了量子宇宙论，提出了能解决宇宙第一推动问题的无边界条件。2004年7月，他承认了自己原来的“黑洞悖论”观点。《时间简史》的副题是从大爆炸到黑洞。史蒂芬·威廉·霍金认为他一生的贡献是在经典物理的框架里，证明了黑洞和大爆炸奇点的不可避免性，黑洞越变越大，但在量子物理的框架里，他指出，黑洞因辐射而越变越小，大爆炸的奇点不断被量子效应所抹平，而且整个宇宙空间正是起始于此。理论物理学的细节在未来的20年中还会有变化，但就观念而言，已经相当完备了。
史蒂芬·威廉·霍金的生平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在科学成就上，他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贡献是在他被卢伽雷氏症禁锢在轮椅上50年之久的情况下做出的。他的贡献对于人类的观念有深远的影响，所以媒体早已有许多关于他如何与全身瘫痪作搏斗的描述。吴忠超（霍金的学生之一）于1979年第一回见到他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是第一次参加剑桥霍金广义相对论小组的讨论班时，身后门一打开，脑后忽然响起一种非常微弱的电器的声音，回头一看，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的人斜躺在电动轮椅上，他自己驱动着电开关。译者尽量礼貌而不显出过分吃惊，但是他对首次见到他的人对其残疾程度的吃惊早已习惯。吃饭他要用很大努力才能举起头来。在失声之前，只能用非常微弱的变形的语言交谈，这种语言只有在陪他工作、生活几个月后才能通晓。他不能写字，看书必须依赖于一种翻书页的机器，读文献时必须让人将每一页摊平在一张大办公桌上，然后他驱动轮椅如蚕吃桑叶般地逐页阅读。人们不得不对人类中居然有以这般坚强意志追求终极真理的灵魂从内心产生深深的敬意。从他对译者私事的帮助可以体会到，他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人。每天他必须驱动轮椅从他的家——剑桥西路5号，经过美丽的剑河、古老的国王学院驶到银街的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办公室。该系为了他的轮椅行走便利特地修了一段斜坡。霍金虽然身残但志不残，非常乐观。
他还证明了黑洞的面积定理。在富有学术传统的剑桥大学里他拥有几个荣誉学位，是最年轻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公众评价中，被誉为是继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他提出宇宙大爆炸自奇点开始，时间由此刻开始，黑洞最终会蒸发，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论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
他因患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禁锢在轮椅上达50年之久，他却身残志坚，克服了残疾之患而成为国际物理界的超新星。他不能书写，甚至口齿不清，但他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等理论而迈入创造宇宙的“几何之舞”——无边界条件。尽管他那么无助地坐在轮椅上，他的思想却使人们遨游到广袤的时空，渐渐解开宇宙之谜。
霍金的魅力不仅在于他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物理天才，也因为他是一个令人折服的生活强者。他不断求索的科学精神和勇敢顽强的人格力量深深地吸引了每一个知道他的人。患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他，几乎全身瘫痪，后来又因为实行气管造口手术，从而失去语言能力。
1988年，霍金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发行，从研究黑洞出发，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和归宿，该书被译成40余种文字，出版逾1000余万册，但因书中内容极其艰深，在西方被戏称为“读不来的畅销书”（UnreadBestseller），有学者曾指这种书之所以仍可以如此畅销，是因为书本尝试解答过去只有神学才能触及的题材：时间有没有开端，空间有没有边界。2001年10月又一部作品《果壳中的宇宙》（TheUniierseinaNutshell）出版发行。该书是《时间简史》的姐妹篇，以相对简化的手法及大量图解，诉说宇宙起源。2006年，他在香港透露正与女儿合撰写一套类似于《哈利波特》、但主题是理论物理学而非魔法的小说。
霍金亦试图通过通俗演讲，将自己的思想与整个世界交流，除了常在英国及美国发表演说，他90年代曾两次到访日本，2002年8月曾到访杭州发表《膜的新奇世界》（BraneNewWorld),2006年6月在香港科技大学发表《宇宙的起源》时，哄动一时，被戏称受到“摇滚巨星”级的接待。霍金的声望，令他多次获邀到外地演说，常获国家元首接见。
霍金曾指，大众会好奇一位残障人士，为何会想到这么多宇宙论，令他成了大众媒体的宠儿。事实上，他在“星舰奇航记”中的电视系列剧“银河飞龙”饰演过自己，与爱因斯坦及牛顿一起打桥牌；他亦曾在美国卡通片《辛普森一家》中“演出”，拯救剧中的女孩。其形象也在卡通片《飞出个未来》中的一集里出现。卡通片《居家男人》中则有与其类似的角色（Steve）对其进行了滑稽的模仿。
北京时间2012年4月6日播出的热播美剧《生活大爆炸》第五季第21集中，史蒂芬·霍金本色出演参与了客串 。
I. 查尔斯·柯里亚的个人简历
1930出生于印度
1949～1953就读于密歇根大学，获建筑学学士学位
1953～1955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建筑学硕士学位
1962被聘为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的艾伯特?贝米斯教授
1972获印度总统颁发的帕德玛·希来里奖
1975参加在美国举办的“印度现代建筑”展
1976在坦桑尼亚新首都规划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顾问
1976担任联合国人居会议总理事的顾问
1979被聘为美国新奥尔良图兰大学戴维斯教授
1980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
1982参加在意大利举办的“威尼斯双年展”
1984获查尔斯王子颁发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金奖
1984获国际建筑师协会罗伯特·马修爵士奖(改善人居环境奖)
1985被聘为剑桥大学的尼赫鲁教授
1986获美国建筑师学会芝加哥建筑奖
1987获印度建筑师协会金奖
1990获国际建筑师协会金奖
1992～1998任普利茨克建筑奖评委
1993任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荣誉会员
1993被聘为同济大学名誉教授
1995在日本东京举办“天空的祝福”个人展
1996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人居Ⅱ”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国际顾问
1999获卡塔尔政府举办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竞赛第一名
1999被聘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
J. 埃克塞特大学的知名校友
Peter Phillips(彼得·菲利浦) -安妮公主首任丈夫马克·菲利浦斯上尉所生的唯一儿子，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的皇孙 - Sport Science (2000)
Zara Phillips(扎拉·菲利浦) -安妮公主首任丈夫马克·菲利浦斯上尉所生之女，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的长孙女 - Physiotherapy
Infanta Elena of Spain(西班牙长公主,埃琳娜) - 卢戈女公爵(HRH Duchess of Lugo)，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和王后索菲亚长女 - MA Sociology and Ecation(1990) Andrew D. Hamilton(安德鲁·汉密尔顿),FRS - 化学家，牛津大学校长 - Chemistry(1974)
Sir William Wakeham - 化学工程学家，英国化学工程师协会会长，前南安普顿大学校长 - Physics
William Lewis(威廉·李维斯) - 化学家
Professor Sir Michael Berry - 数学物理学家(量子力学贝里相位)
Sir John Tooke(约翰·图克) - 医学家
Daniel John O'Connor(奥康纳) - 哲学家
Richard Acland - 教育学家
Barry Barnes - 社会学家
Linda Long - 生物学家
Raymond Bernard Cattell(雷蒙德·卡特尔) - 美国心理学家
Stephen J. Ceci(斯蒂芬·塞西) - 心理学家，康奈尔大学教授 - PhD Psychology (1978)
聂品- 生物学家，原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现任中国水产学会鱼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 动物学会寄生虫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欧阳护华- 国家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科基地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研究所特聘博士后研究员、剑桥大学特聘校外博士生导师
王政逸- 生物学家，浙江大学教授 Sultan bin Mohamed Al-Qasimi(苏尔坦·本·穆罕默德·卡西米) -阿联酋沙迦酋长国元首 - PhD History (1985)
Admiral Sir Jonathon Band(乔纳森·班德) GCB, ADC - 前第一海务大臣英国皇家海军总司令
Abllah Gül(阿卜杜拉·居尔) - 土耳其总统（荣誉博士）
Martin Cauchon(马丁·科盛) - 前加拿大司法部长总检察长 - LLM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1991)
Major James Coldwell - 前议员和加拿大平民合作联盟(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领导人
Michael Frendo(迈克尔·弗雷多) - 前马耳他外长
Vilmunr Gylfason - 前冰岛政治家，历史学家和诗人
Sir Michael Pownall(迈克尔·波纳尔),KCB -英国上议院书记长 - History(1971)
Philip Ian Hope(菲尔·霍普) -工党议员和职业教育大臣
Andrew Lansley(安德鲁·兰斯利) - 国会议员，卫生大臣
Caroline Lucas(卡罗琳·卢卡斯) - 国会议员和英国和威尔士绿党领导人
James Brokenshire(詹姆斯·布罗肯希尔) - 国会议员，犯罪及安全大臣
Roy Perry(罗伊·佩里) - 保守党政治家和前欧洲议会议员
Andy Slaughter - 工党议员
Jonny Oates(强尼·奥耶茨) - 副首相Nick Clegg(尼克·克莱格)的幕僚长
Tariq Ali(塔利克·阿里) - 英国托洛茨基主义政治活动家、评论家
Moussa Ibrahim(穆萨·易卜拉欣) -卡扎菲的发言人(2011利比亚内战时期)
刘江华(Lau Kong Wah) -香港立法会议员
Jeremy Wright - 保守党议员
Derek Wyatt - 工党议员
Robin Teverson - 自由民主党议员
Patrick Kwateng Acheampong – 加纳警察部队总长 - MA Police Studies and Criminal Justice (1990) Richard Ward(理查德·沃德) - 英国保险组织Lloyd's(劳合社)CEO- LLD
Jim French(吉姆·弗伦奇),CBE -FLYBE航空公司董事长兼CEO
Steve Hindley(斯蒂夫·亨得利),CBE,DL - 英国Midas(麦德斯)公司董事长
Dennis Gillings(丹尼斯·吉林斯),CBE - 美国Quintiles(昆泰)公司创始人和董事长- PhD in Mathematics
Barry Bateman(巴里·贝特曼) - 美国富达投资集团副董事长 - BA in Economics and Economic History(1966)
Sam E. Jonah - AngloGold Ashanti(盎格鲁阿山蒂黄金)总裁
Phil Cameron - No.1 Traveller(第一旅行者)所有人
Alistair Pim -APC公司全球战略联盟部副总裁 - Engineering
杨台轩- 台湾企业管理专家，曾任美国强生中国区销售总监、法国Sodima乳业公司销售及行销经理
赵笑云- 股评人士 Robert Bolt(罗伯特·鲍特) -奥斯卡和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奖获奖剧作家和编剧(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日瓦戈医生》和《公正的人》的编剧)
Abi Morgan(艾比·摩根) - 编剧(电影《铁娘子》、《羞耻》和《鸟鸣》的编剧) - Drama and Literature
Roger Nash - 哲学家和诗人
Agatha Christie(阿加莎·克里斯蒂)(Lady Mallowan) - 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代表作《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谋杀案》等)，被埃克塞特大学授予荣誉博士 - Doctor of Letters(Hon) (1961)
J.K.Rowling(J·K·罗琳),OBE, FRSL - 作家(《哈利·波特》作者) - BA French and Classics(1986)
Ian Mortimer - 传记作家，历史学家
Robert Shearman - 作家(《神秘博士Doctor Who》作者)
Carol Shields(卡罗尔·希尔兹) - 加拿大作家和普利策文学奖得主
Piers Moore Ede(皮尔斯·莫尔·爱德) - 作家(《蜂蜜与尘土》作者)
Mark Power - 摄影家
Toby Amies - 电视节目主持人
John Crace -卫报专栏作家
Emma B - Heart 106.2 Drivetime主持人
Nick Baker(尼克·贝克) -博物学家和野生动物专家
Steve Backshall(斯蒂文·巴克肖) - 野生动物专家，探险家和作家 - BA in English and Drama
William Bemister -艾美奖获奖的纪录片导演和记者
Frank Gardner -英国广播公司安全事务记者，中东问题专家 - Arabic(1980s)
James Pearce - 英国广播公司奥运记者
Rhod Gilbert - 喜剧演员(BBC真人游戏秀：Ask Rhod Gilbert罗德·吉尔伯特问与答)
Lindsey Hilsum -英国第四台的记者和国际编辑
Paul Jackson - 电视制片人
Ted Kravitz(泰德.克拉维茨) -F1评论员
Isobel Lang -天空新闻频道天气节目主持人
Tim Montgomerie - ConservativeHome编辑
Tim Footman - 记者和作家
Mark Power - 记者和摄影师
Tim Taylor - 英国第四台Time Team(考古小队)节目创始人和制片人
Simon Greenberg -切尔西足球俱乐部(Chelsea FC)通信主管
Matthew Wright - 电视节目主持人 - The Wright Stuff
Phil Cameron - 戏剧制片人
Christopher Smith(克里斯托弗·史密斯) - 导演
Stephen Dillane(斯蒂芬·迪兰) - 演员
Adam Campbell(亚当·坎贝尔) - 演员
Jeremy Meadow - 剧院导演/制片人
Nicholas Pegg - 演员/导演
Julian Richings(朱利安·瑞钦斯) - 演员
Steven Culp(斯蒂文·卡普) - 美国演员
Michael Garner - 演员
George Stiles - 英国作曲家
Anthony Drewe - 英国词作家
Felix Buxton - 英国伦敦HOUSE音乐组合Basement Jaxx成员
Thom Yorke(汤姆·约克) - Radiohead(电台司令乐队)乐队主唱
Will Young(威尔·扬) - 歌手和演员
Jackie Oates - 民谣歌手和Multi-BBC Radio 2奖得主
Matthew Herbert(马修·赫伯特) - 电子音乐家
Steve Bell - 漫画家(PGCE 1975, St Luke's)
Nick Burbridge - 作家(诗歌/戏剧/小说和歌曲)，民谣摇滚乐队McDermott's Two Hours创始人
Stanley Donwood(斯坦利·唐伍德)(又名Dan Rickwood) - 艺术家(Radiohead御用album artist)和作家
Jon Edgar - 雕塑家 Sir Robert Owen(罗伯特·欧文) - 英国司法研究委员会主席 - Law(1967)
Sir Patrick Elias -上诉法院法官 - LLB (1969)
Sir John Goldring - 上诉法院法官和司法任命委员会成员
Ambiga Sreenevasan - 前马来西亚总统律师理事会成员和人权活动家
Fiona Shackleton(费欧娜·夏克顿), Baroness Shackleton of Belgravia - 知名家庭法律师，威廉王子和亨利王子的私人律师 Richard Hill - 前英格兰橄榄球队长
David Sole - 前苏格兰橄榄球队长
Dame Suzi Leather - 英国慈善委员会主席
Metropolitan Seraphim of Glastonbury - 英国正教大主教
James Stuart Jones -利物浦大主教- Theology (1970)
Peter Smith (大主教) - 伦敦南华克大教堂大主教, 英格兰和威尔士主教团副主席
衡孝军-外交学院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