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逸舟教授

㈠ 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学

于 洸

( 北京大学)

2009 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将迎来它的 100 周年诞辰，在庆祝建系 100 周年之际，人们很自然地十分缅怀为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萧山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1909 年京师大学堂 ( 北京大学前身) 创设地质学门，王烈是第一届学生。1913 年 2 月毕业前不久，王烈赴德国留学。1914 年毕业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此后，他从未离开过北大，从未离开过地质教育岗位，从事地质教育 40 多年，是在国内学习地质学并终身从事地质事业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间，先后任北大学院第二院 ( 理学院) 代理主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王烈先生毕生从事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为我国地质科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临浦镇。10 岁时到省城杭州读书，聪慧勤奋。1906 年被选送到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学习，1909 年夏毕业。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统元年六月十八日) ，学部奏请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给奖折，其中，预备科 80 分以上为最优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毕业平均分数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师大学堂于 1909 年开办分科大学，格致科大学首批设立的有地质学门。它是我国高等学校中设立的第一个地质学系，是我国高等学校中培养地质人才的肇始。当时规定，格致科大学以预备科德文班学生升入，当年入地质学门的有王烈等 5 人，他们是地质学门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我国大学中学习地质学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在地质学门任教的主要是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该班学生于 1913 年 5 月毕业。毕业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费留学，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国勿兰堡大学继续攻读地质学。当时，德国正忙于准备与英、法、俄 “协约国”的战争，国内形势紧张混乱，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王烈于毕业后就匆匆回国了。

回国后，王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博物部任教。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于 1913 年 6 月成立，前两年附设于北京大学，是我国自办的一所三年制地质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第一届学生、留学德国的王烈也在地质研究所讲授构造地质学和德语，并兼任地质调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质研究所 22 人结业，其中获毕业文凭的18 人，13 人入地质调查所工作。自此，我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才真正开始起步，并为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烈为这批地质人才的培养也作出了贡献。

二

地质研究所结束后，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恢复招生，1919 年秋改称地质学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后担任矿物学、矿物学实习、高等矿物实验、地质学、岩石学及实习、高等岩石学及实习、地形测量及实习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往往同时上三四门课，每周多达15 学时以上，并专门安排出时间给学生答疑，还要指导学生野外实习。王烈所授的课程涉及许多不同学科，知识面广，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1928 年还兼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 ( 原北洋大学) 采矿冶金门地质学教授。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我国中文地质文献很少，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著的几大部《中国》(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但当时能阅读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辞辛苦，用笔译或口译向学生传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应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等课程，他用英语和德语讲课，初期由王烈口译。葛利普教授为我国培养出一批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人们都认为，王烈曾起过不少的协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地质学系的师资队伍有很大加强，何杰、温宗禹、孙瑞林、王绍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骅、孙云铸等教授都先后在系里任教，特别是葛利普、李四光两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对教学工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课程设置不断改进，课程分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普通科目与高等科目。从 1923 年秋季学期开始，三、四年级分矿物岩石学门、经济地质学门、古生物学门三个学门，供学生选习。教师们倾心教学; 教学内容丰富，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培养青年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重视野外实习。科学研究工作有很大进展。王烈对此作出重要贡献。

王烈对青年人的成长是很关心的。1920 年 9 月，地质学系二年级学生杨钟健等发起成立地质研究会，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进求真理的兴趣，而从事于研究地质学”。10 月 10 日举行成立大会时，王烈因事未能参加。但他与其他教授都积极支持该会的活动。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会举行讲演会，王烈发表了 “中国之支那海侵时代及昆仑海侵时代”的讲演，他从地质历史、海陆变迁讲起，并运用图、表，着重介绍了中国地区寒武纪、奥陶纪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纪、泥盆纪的 “昆仑海侵”的分布特征，并讲述了古地理、海陆变迁的研究方法，对学生很有启发。这次讲演的记录稿刊登在《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质研究会《简章》规定会务有四项，即: 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发刊杂志，编译图书。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会召开茶话会，敦请老师参加，征求学会如何开展活动的意见。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王烈等教授与会，并发表了意见。王烈对研究的方针提出建议，他说: “( 一) 注意理论，不急于速求应用; ( 二) 科学上新说可以把旧说代替，故不必存绝对的观念; ( 三) 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把当时尚凌乱的中国地质调查报告加以整理”，“至于实地调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时去做。现在就能办到的先办。”地质研究会要按上述四项内容开展活动是有不少困难的，其中之一就是经费。王烈在茶话会上说: “可以先向地质系的教员呈请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说的那样，向国外人募集。”会后，系主任何杰教授发起地质学系教员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会的活动。

王烈从多方面支持地质研究会的活动，并对他们做出的成绩加以鼓励。《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写了 “卷头语”，从矿业、工业、农业、水利、灾害、商业、军事等方面论述了 “近代地质学之关于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国人每以此为理论科学而漠然视之”， “吾校地质系同人组织之地质研究会，历有年所，年出会刊，将平日调查研究之所得贡献于世，借以唤起国人之注意，本届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犹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质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改名为 “北京大学地质学会”。《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第五期于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写了“卷头语”，指出 “比年以来，吾国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于科学论著之罕觏。今吾校地质学会会刊又将付梓矣，斯刊梓行后，其贡献于学术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国人及肄习斯学者观摩之资，则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从事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国时，我国地质工作还处于筹备草创时期，他所著 《河北省怀来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早期的地质报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肃东部海原、固原 ( 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发生里氏 8. 5 级大地震，灾害严重，死亡 20 多万人，房屋、牲畜、农田等损失不计其数。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教授王烈、测量助教杨铎会同内务、农商两部派员，前往陕甘地震灾区调查。这是民国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地震调查。王烈与翁文灏、谢家荣等 6 人于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发，乘京绥车至绥远，由绥远取道宁夏至皋兰，继经固原、平凉、天水至兰州，震灾之重要地点都进行了调查。此行目的，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除调查震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等现象外，更注意地质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与地壳之关系。此次地震甘肃海原、固原等地灾情最为严重，其次为陕西西部与甘肃交界处，此外，山西、河南、直隶 ( 今河北) 、山东、湖北、安徽等省皆觉有震，但未成灾。这次调查历时近 4 个月，嗣后，谢家荣留该地继续调查。这次调查后，翁文灏、谢家荣均发表了有关论文，谢先生在文中还写道 “余师翁咏霓 ( 翁文灏)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为赴甘之委员，同行时，对于调查材料，互相讨论，获教之处甚多。”此次调查后，王烈又向南至甘肃省南部之武都、陕西省南部之汉中等地调查。他在汉中的药铺中购得石燕贝化石，回京后请葛利普教授研究，经追索查明，该化石原产于广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类者) 。后来葛利普发表了 《中国古生物志》专著之一 《中国泥盆纪腕足类化石》，其中定了一个新种，命名为 “王烈石燕”，以示对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积极参加地质科学的学术交流活动。王烈是中国地质学会 26 名创立会员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质学界人士应邀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图书馆的会议室开会，逐条讨论了学会章程草案。会议主席丁文江提议由 5 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推举学会职员候选人，章鸿钊任主席，王烈是筹委会委员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灏、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了职员，宣布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王烈当选为首届评议员 ( 相当于以后的理事会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连任了三届评论员。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大会由王烈主持，会长翁文灏发表演说，题为 “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葛利普作学术报告，题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后，王烈又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五届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届 ( 1929 年度) 评议会副会长。

五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王烈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担任学校庶务委员会委员。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北平大学区，将北京大学等北平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及天津、河北的国立高等学校合组为北平大学。这一决定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要求恢复北京大学。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让步，确定学校名称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学院) 、第二院 ( 理学院) 、第三院 ( 社会科学院) 。对外仍译用国立北京大学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课九个多月之后，于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开学。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学院举行评议会评议员选举，王烈等 7 人当选为评议员。4 月 13 日还被聘任为财务委员会委员长，聘任校舍委员会委员和自然科学季刊委员会委员，研究所自然科学门委员。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学院陈大齐院长，请辞总务长及二院主任，陈院长请王烈打消辞意，职务照旧担任至北大学院结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陈院长，表示暂不辞职，共任时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学区停止试行。8 月 6 日，国民政府决定，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脱离北平大学，正式恢复国立北京大学名称。8 月 8 日，北大学生会致电教育部，请颁令任蔡元培校长，并函陈大齐暂行继续维持校务。8 月 23 日，北大全体教职员工致电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复，校长一席非先生莫属，务乞北返主持，以慰众望。并推举王烈、刘复两位先生赴沪敦请。王烈、刘复及学生会代表随即赴沪敬劝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诸先生维护北大，爱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陈大齐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 ( 共 13 人) ，校舍委员会委员长，财务、聘任、庶务、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学取消原来的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方针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务会议会员。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秘书长。此外，1931 ～ 1937 年还任图书、仪器委员会委员，1931 ～1933 年任财务委员会委员，1932 ～1933 年任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王烈在上述职务岗位上，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在 《国立北京大学同学录》( 1930) 中，王烈书写了前言，对同学们提出希望。他写道: “在我国这种风雨飘摇的教育状况之下，诸君居然完成了大学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忆这六年中，我校经过了多少困难，才得到今日这样的地位。现在诸君毕业了。我一方面很荣幸地来庆贺你们; 一方面还希望诸君在学业上，本着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继续研究，在服务上，本着我校饱受困苦的经验，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奋斗，发扬北大的光荣于全国。诸君前途无量，愿各好自为之。”

王烈曾几次请辞秘书长职务。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蒋梦麟校长，写道: “烈素耽教学，不习庶事，前承畀以秘书长重任，屡次请辞，迄未获许，荏苒数月，贻误实多。近以同学赴京示威，承校务会议推举，南下照料，舟车劳顿，旧症复发，实难再膺繁剧，务恳辞去秘书长职务，俾资休养，无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务会议议决: 在蒋校长未回校以前，仍请王秘书长照常继续职务。王烈顾全大局，继续履行职务，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书长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军占领天津。北平、天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初又迁往云南昆明，4 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王烈一生热心教育工作，无论在军阀混战时期，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都坚持教育岗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后，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不顾体衰，离别家庭，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先至长沙，后到昆明，继续为培养地质青年而努力。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感动了不少滞留在沦陷区的教育界知识分子，他们以王烈等人的爱国情怀为榜样，相继走向大后方。

王烈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一直讲授矿物学、光性矿物学，也教过岩石学和测量学。他是我国最老一辈的矿物、地质学家之一，在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中也是年纪最长的一位。学生们对他上课时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时不看讲稿，常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许多数字都能背到小数点后第三四位。他作风严谨，往往讲完一个段落，就摸出怀表来看看，下课铃声响起，他的讲课也就告一段落了。当学生们拿着矿物、岩石标本问他时，他便拿起放大镜，或用简单的测试方法测试标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学生的问题。他指导学生鉴定岩石薄片时，在偏光镜下转几下，就能准确定出矿物名称。大家公认他是矿物学、岩石学方面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的老权威。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还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曾应邀为全系师生作 “中国地质教育史”的报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学复员北平。王烈不辞远途劳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筹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复员工作，他虽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饱满地为复员工作的大小事务操劳。1946 年 10 月开学后，他仍担任普通地质学和普通矿物学的教学工作。1948 年秋，国民政府实行所谓 “币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1950 年以后，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书之劳，退休在家，但仍然关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时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后体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转时，即潜心从事矿物学、岩石学书籍的译著工作，为地质科学事业发挥余热，几年中完成数卷。惜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够贯注，出版问世尚需加工，但书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经系统方面，时轻时重。1956 年底病情转剧，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于 1957 年 2 月 2 日与世长辞，终年 70 岁。

先生故后，移灵于东城贤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何杰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会，王烈的同事、学生和亲友参加了公祭大会，正在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学会理事和会员也参加了公祭大会。王烈先生的遗体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 40 几个春秋，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工作了 30 多年，为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地质科学人才。他为我国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他执著的工作精神，永远值得北大和地质学界的晚辈们学习和弘扬。

参 考 文 献

［1］ 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传 . 地质论评，1957，17 ( 2) : 204 ～206

［2］ 潘云唐 . 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王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 理学编地学卷 2.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 ～ 5

［3］ 于洸，王烈 . 中国地质 1992 ( 7) “地学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主办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2，33

［4］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纪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二版

㈡ 北京大学的来历

北京大学来创立于1898年，自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北大是中国近代最早以“大学”身份和名称建立的机构，也是近代最早的综合性大学，并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学制。北大是中国近代惟一以最高学府身份创立的大学，最初也是当时的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北大传承着中国数千年来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的学统，建立之初身兼传统太学制度与现代大学建置的双重身份，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之正统，又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可谓“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自建校以来，一直享有崇高的名声和地位。民国元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

㈢ 蒙曼老师简历

蒙曼，来自女，满族，河北平泉人，2002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现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硕导组长。

(3)北京大学逸舟教授扩展阅读：

看到自己讲的课能被更多人听到，蒙曼觉得幸运，中央电视台是个大传道解惑的热情。蒙曼当学生时知道了被学业压力折磨的滋味，所以当老师后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快快乐乐地学习，蒙曼不喜欢“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话，当学生的肯定都有求知欲，与其让他痛苦，还不如让他高兴地去学习知识。

蒙曼从小就想当一名教师，可能跟父母都是教师有关系，不管是大学教授还是中学教师，哪怕只能当一名小学教师蒙曼也是高兴的。对于教师这个职业她很执著。蒙曼说：“教书育人，当我的学生都逐渐成熟，走出校园，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觉得我是最快乐的。”

㈣ 数学家有谁啊！！急急急！！！！！！！~~~~~~~~

陈景润啊
华罗庚
（我是第一个
是最及时的）

㈤ 谁能告诉我下列作者的简介谢谢啊!!有加分的

所有的答案都在这里！！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屈原（公元前340年～前278年），名平，出身于楚国的贵族。屈原（公元前340年～前278年），名平，出身于楚国的贵族。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号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南宋山阴人。12岁即能诗文
阮籍（210－263），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属今河南）人。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为人志气宏放，博览群书，尤好老子和庄子的哲学。爱饮酒，能长啸，善弹琴。文学艺术才能超群。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蔑视礼教，与司马氏多所牴牾。诗多五言，对当时黑暗现实多所讥刺，辞语隐约。著有《达生论》、《大人先生传》、《咏情诗》80余首。
陶渊明（352或365或372或376—427），东晋人,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著名诗人。
李白 (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清照 （1084-1155） 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女文学家，章丘明水（今属济南）人。其父李格非是北宋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幼承家学，早有才名。
姜夔（1155？--1221？），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一生没有做过官。精通音乐，会做诗填词。他的词对于南宋后期词坛的格律化有巨大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比较少。特点是辞句精炼，风格不庸俗。
孟浩然(689～740) 唐代诗人，本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曾隐居鹿门山
王维（701－761），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崇信佛教，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擅画人物、丛竹、山水。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高适（700—765）唐代诗人。字达夫。沧州(今河北省景县)人,居住在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西文学村柳家巷），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
温庭筠，原名岐，字飞卿，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唐代温彦博之裔孙，我国古代著名词人，两《唐书》有传。温庭筠虽为并州人，但他同白居易、柳宗元等名诗人一样，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据考，温庭筠幼时已随家客游江淮，后定居于雩县（今陕西户县）郊野，靠近杜陵，所以他尝自称为杜陵游客。
杜牧（公元803－853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魏禧（1624－1681），字叔子，一字冰叔，号裕斋，亦号勺庭先生。宁都县人。清初著名的散文家。
苏洵号老泉字明允（1009—1066）宋代三苏唐宋八大家 《权书》《衡论》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佑集》。
【欧阳修简介(1007～1072)】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韩 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在文学成就上，同柳宗元齐名，称为”韩柳”。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世盛称其“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

㈥ 北京看风水的大师有哪些

风水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并且在如今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而没有被淘汰，也就是证明着风水有着它自己的存在的意义，风水大师又被称作“风水先生”，很多大型建筑物从建筑选址至建成投入使用都会有风水先生参与其中，并不是风水大师真的能给出什么设计建议，而是风水大师通晓什么样的造型不可设计，什么样的造型益于建筑物将来发挥效用。那么北京风水大师都有哪些？ 张元福 北京易经协会会员 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邵戬 北京著名风水大师 易学风水专家 王浩骅 北京中国风水策划院执行院长 著名易学专家 天 权 北京六福堂地文化公司经理 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聂立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易学风水专家 周连海 北京福名堂风水起名馆馆主 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景东升 北京风水大师 易学风水专家 高燕 北京著名风水大师 易学风水传播者 王 舟 汇沣国学馆馆主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郭彧 北京著名风水大师 易学、姓名学专家 陈益峰 风水术数学传人 著名建筑风水专家 于希贤 北京大学地理学院教授 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尚德刚 皇家王室派至尊风水掌门人 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姜南 北京易微国际风水研究院院长 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赵雪寒 北京九名轩文化创始人 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由于每一个人的八字命理都不同，因此对于个人的家居房屋的风水布置还需要咨询资深大师来根据每一个人的八字命理相结合，最后得出最好的风水布置方案。真正的风水知识不是“胡说八道”，而是基于科学基础上的中国传统风水知识流传下来的集合。通常，风水大师的年龄偏长，这是因为想要真正精通风水必须耗得多年时间才能掌握风水的精妙。

㈦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机构设置

系主任：李广建
副系主任：王继民（兼）
党委书记：王继民
党委副书记：张久珍 主任：王子舟
委员：贺德方朱强王余光陈建龙李广建祁延莉刘兹恒王继民 主任：王余光
副主任：周庆山
委员：王子舟李国新刘兹恒马张华陈建龙祁延莉李广建 主任：李广建
委员：周庆山王子舟陈文广段明莲李常庆申静 主任：林佳莉
副主任：赵丽莘 王林兰 图书馆学教研室
教研室主任：刘兹恒
教研室副主任：李常庆
图书馆学教研室目前有教授7人，副教授2人，共包括图书馆学、编辑出版两个专业。图书馆学专业成立于1947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该专业已建设成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许多知名学者，如王重民、刘国钧教授，曾在该专业任教。该专业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编辑出版专业目前主要从事博士、硕士教育。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本教研室除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出版编辑学等领域具有传统优势外，目前也着力发展信息资源管理、数字图书馆等领域。
情报学教研室
教研室主任：李广建
教研室副主任：申静
情报学教研室最早成立于1985年，现有在职教师17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9人，讲师1人，承担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生以及情报学硕、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累计培养毕业学生愈千人。教研室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信息资源管理与知识管理，人类信息学，信息的存储、组织、检索、传播与数据挖掘，数字图书馆，政府与企业信息化管理，信息技术与应用，情报分析与决策咨询，信息政策与法规等。教研室的教师承担了大量国家级和部委级的科研课题，出版和发表了大量专著、教材和论文。 1. 信息资源管理北京研究基地
所长：赖茂生
国家信息资源管理北京研究基地成立于2002年，挂靠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赖茂生教授被任命为研究基地主任。研究基地自成立以来，完成了有关单位委托的一些课题，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并在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近几年完成的主要课题有：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基本理论研究（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研究）；广东省信息化调研项目（广东省委省政府委托研究，承担信息化人才调研子课题）；科学发展观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国家发改委委托研究，承担其中一个子课题）；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数字邯郸”第三分课题等。近期研究任务如下：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研究；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政策和法律研究；信息资源建设与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关系研究；信息资源管理水平的测度方法研究；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管理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研究；信息内容产业的发展策略研究等。
2. 北京大学信息化与人类信息行为研究所
所长：陈建龙
北京大学信息化与人类信息行为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于2007年11月15日经北京大学批准成立，是非盈利的综合性研究与咨询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所的筹建提供了启动经费。 研究所旨在全力推广应用各人群和各类型信息行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成果，为各领域和各层面信息活动的科学决策提供切实帮助；大力弘扬信息化建设的人本思想，为我国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提供智力支持。 研究所的首要任务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学科发展方向主要有以下4个：一是人类信息行为（Human Information Behavior）：主要研究人类信息行为理论及其在诸多领域的应用，为各领域的信息服务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二是社区信息学（Community Informatics）：主要研究不同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与信息及信息技术的关系，帮助他们共享信息文明；三是信息服务学（Information Service Studies）：主要研究用户导向信息服务活动和信息服务产业，助推信息化进程；四是信息化战略（Informatization Strategy）：主要研究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中的有关问题，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决策服务。研究所的任务还有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根据研究所的发展需要和项目合作需要，汇集和锻炼一支水平高、影响大、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中青年学术骨干队伍；同时，为学生开设课程和讲坛，鼓励和吸收学生参加学术研究活动。项目合作和咨询服务也是研究所的重要任务。在各个发展方向上寻求合作项目，接受委托或外包，开展课题研究、行为调查和专家咨询等活动，主动关注国家和社会有关重要决策和重大问题，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合作和服务扩大社会资源和社会影响。
3. 北京大学信息传播研究所
所长：李国新
1996年4月，经北京大学批准，信息管理系成立了文献与信息研究所。1999年4月，为适应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日益扩大的需要，经北京大学批准，文献与信息研究所更名为信息传播研究所。信息传播研究所的宗旨是紧密围绕相关领域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应用性、对策性研究，促进我系科研活动的开展和组织协调，扩大我系与国内外学术团体和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为我系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课题实施、科研攻关以及科技成果应用提供服务和决策参考。信息传播研究所依托信息管理系的科研力量组织与实施科研项目，为全系师生的科研合作搭建平台。目前，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受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委托，组织编纂《中国图书馆年鉴》。研究所历任负责人：1996年4月～2001年12月，所长：吴慰慈，副所长：孟昭晋、周庆山；2002年1月～，所长：李国新 。

㈧ 中华铜镜研究会联系方式是多少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他在炎帝之后，统一了中国各部落。建都在曲阜、新郑、涿鹿三种说法。他推算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纪时：帝使大挠作甲子，以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以纪时沿用至今农历(甲子、乙丑以至癸亥，共十年为一周期)，即道教之六十元辰。
数学：隶首作数，定度量衡之制。
军队：风后衍握奇图，始制阵法。
音乐：伶伦取谷之竹以作箫管，定五音十二律，合於今日。
衣服：元妃嫘祖始养蚕以丝制衣服。
医药：与岐伯讨论病理，作内经。
文字：仓颉始制文字，具六书之法。
铸造：采首山(河南襄城县南五里)之铜以造货币。
其他：舟车、弓矢、房屋等之发明。
徐水“釜 山”考
徐水釜山，山形如釜，俗称锅顶山，位于徐水县城西北22.5公里处。西、北、南三面山势较陡，东坡较缓，西北—东南走向，面积约2平方公里，海拔290米。山上遗迹众多，有轩辕黄帝庙基址、围墙基址、黄帝台、黄帝泉、古井、古碑等，荒草凄籁，残垣逶迤，三块残损的古碑兀立山顶，似乎在等待着人们去揭示它的年龄和来历；半山腰一巨石突兀而出，传为黄帝台，黄帝台旁即黄帝泉。
釜山下有四个村庄都以釜山为名，分别为南釜山、北釜山、东釜山、西釜山。釜山乡人口近万人，80%都住在釜山村。
徐水旧称安肃，据清《安肃县志》、民国《徐水县新志》（明修，民国三十二年刻本卷十“大事记” ）载，轩辕黄帝曾巡方问俗，诛蚩尤于涿鹿之野，登釜山会诸侯，合符示信于徐水；《资治通鉴》亦注明黄帝合符釜山为武遂（徐水遂城旧称）之釜山；另据《通鉴纂要》注：釜山在安肃县（《炎黄汇典•方志卷》）；又据《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P1496）述：“合符台在徐水釜山”。
目前，已经考古发现的徐水县各个时期的古文化遗存多达46处，且在时代上没有大的缺环。1986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在釜山周边发现了一批上古文化遗址，《徐水文物志》、《徐水文史资料》均对此进行收录，并由县文保所建立了文物普查档案。
1986年5月，在釜山正东约10公里处的南庄头村北，发现了一处上古文化遗址。1987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对南庄头遗址进行了试掘，认定该遗址“下文化层的年代距今9700—10500年左右，是一处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填补了我国北方旧石器文化晚期至磁山、裴李岗新石器文化的空白，同时也为研究我国北方全新世气候环境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地层剖面。”
在釜山周边发现的文村、金家坟、遂城、瀑河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距今有5000年的历史，大致相当于黄帝时代。
釜山周围出土的5000年前的陶釜、红顶钵，证明黄帝时期的制陶工艺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当时的养蚕制衣、文字、音乐、律历、舟车等发明一旦在此得到证实，釜山及周边地区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历史地理1975年，被誉为“文化神州”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山海经》中找出了一条经流凿凿可考的黄河故道——“山经河”。“山经河”出孟津小浪底沿太行山东麓折向东北，途经今安阳、邯郸，经深州、高阳、徐水，经安新、霸州东流至天津北部汇入渤海。“山经河”经流图显示，黄河故道曾在徐水境内釜山脚下折了一个近乎90度的急转弯，掉头东去，给我们留下了众多历史的遗迹。1985—1986年的文物普查工作证实，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几乎遍布釜山周边，即古黄河故道沿岸。“釜山合符”，应该是一种黄河文化现象。
关于釜山合符，釜山及周边地区至今流传着许多民间传说故事。原徐水县政协副主席靳凤云编著的《揽胜徐水景更奇》收录了有关釜山的民间传说故事；徐水乡贤、大王店西街退休工人杨忠林先生曾收集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撰成《釜阳及周边逸闻录》一书，其中很大篇幅皆与炎帝、黄帝、蚩尤等上古部族首领有关。
“豆棚瓜架雨如丝。”人们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关于上古历史文化的民间传说，隐现着模糊的历史投影。传说，黄帝在釜山合符前，先是经过阪泉之战征服炎帝，并在釜山西侧北合村与炎帝握手言和，至今北合村边尚有北合台遗迹；后又通过涿鹿之战擒杀蚩尤，收编了蚩尤残部，釜山东南有一红土山相传为“蚩尤冢”。
结论
对釜山的考察基本完成了，河北徐水的釜山可谓“山有其形，地有其名，史有所载，物有所证，民有所诵”，经得起推敲和考证。大量资料证实，釜山是唯一的，徐水釜山及周边地区是黄帝及其后人的主要活动区域。釜山合符为中华统一和华夏民族的融合奠定了初步基础，是古黄河文化现象。合符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雏形思想，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2008年5月29—30日，“黄河•釜山历史文化座谈会”在河北徐水大午集团召开。中国考古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李伯谦教授，全国著名科技考古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思训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室主任张玉范教授，以及保定市考古专家和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成员参加了座谈。
北京大学李伯谦、原思训教授为釜山文化研究会题词：
探索历史之迷，宏扬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李伯谦
宏扬釜山历史文化遗产。 ——原思训
编辑本段
精神文明
发明历数、天文、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甲子纪年、文字、图画、著书、音律、乐器、医药、祭祀、婚丧、棺椁、坟墓、祭鼎、祭坛、祠庙、占卜等。
政治文明
建立古国体制：划野分疆，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都，十都为一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设官司职，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设三公、三少、四辅、四史、六相、九德（官名）共120个官位管理国家。对各级官员提出“六禁重”，“重”是过分的意思，即“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要求官员节简朴素，反对奢靡。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一道修德，惟仁是行，修德立义，尤其是设立“九德之臣”，教养百姓九行，即孝、慈、文、信、言、恭、忠、勇、义，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在使用人才上，访贤、选贤、任能，因才使用。实行以法治国，设“礼文法度”、“治法而不变”，命力墨担任法官、后土担任狱官，对犯罪重者判处流失，罪大罪极者判处斩首等。
物质文明
史书记载，黄帝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许多创造发明，其中主要有实行田亩制。黄帝之前，田无边际，耕作无数，黄帝以步丈亩，以防争端，将全国土地重新划分，划成“井”字，中间一块为“公亩”，归政府所有，四周八块为“私田”，由八家合种，收获缴政府，还穿土凿井。对农田实行耕作制，及时播种百谷，发明杵臼，开辟园、圃，种植果木蔬菜，种桑养蚕，饲养兽禽，进行放牧等。缝织方面，发明机杼，进行纺织，制作衣裳、鞋帽、帐幄、毡、衮衣、裘、华盖、盔甲、旗、胄。制陶方面，制造碗、碟、釜、甑、盘、盂、灶等。冶炼方面，炼铜，制造铜鼎、刀、钱币、钲、铫、铜镜、钟、铳。建筑方面，建造宫室、銮殿、庭、明堂、观、阁、城堡、楼、门、阶、蚕室、祠庙、玉房宫等。交通方面，制造舟楫、车、指南车、记里鼓车。兵械方面，制造刀、枪、弓矢、弩、六纛、旗帜、五方旗、号角、鼙、兵符、云梯、楼橹、炮、剑、射御等。日常生活方面，熟食、粥、饭、酒、肉、称尺、斗、规矩、墨砚、几案、毡、旃、印、珠、灯、床、席、蹴踘等。
蚩尤与黄帝之战
蚩尤与黄帝之战，载籍所见，有三种说法：一说是黄帝胜炎帝之后，再胜蚩尤而巩固帝位，黄帝与蚩尤之战似为黄炎之战争的余波；另一说是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赤帝求诉于黄帝，二帝联手杀蚩尤于中冀；三说是蚩尤作兵攻黄帝，兵败被杀。
第一种说法如汉代《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依附杀蚩尤”。太史公言黄帝名轩辕，国号有熊轩辕本意为车，应是指发明制作车的技术而得名的氏族及其首领的名称，如发明制作农耕工具技术称神农氏，发明制作捕捞工具技术而称伏羲氏，发明钻燧取火技术称燧人氏然。有熊国号。当时的“国”，实为部落。熊、罴、貔、貅、[]、虎为六种兽名，应是有熊部落中六个氏族的名称，或谓图腾。阪泉，水名，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县，与阪泉相距不远。
第二种说法见于周代《逸周书·尝麦解》，也是历史上最早出现有关黄帝的记载：“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广平之地曰阿。争战发生在涿鹿山下的开阔地带，隅指角落，“九”意指多，并不限于具体数目八加一。“九隅无遗”是说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部落不留遗地。地冀指中原冀州。《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郭璞注：“自东河至西河”。当时把黄河入海处称为东河，河套向南流处称西河。《周礼·职方》记：“正北曰并州”，今山西太原、河北正定保定皆属之；“东北曰幽州”，今北京市属之。上古冀州位于幽、并之南，地在今山西南部及河北西南部。传说蚩尤被杀之处，在今山西运城解州。
第三种说法如战国至汉代的《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风伯雨师是农耕蚩尤部落专司气象的巫师，后为农业气象神，立有庙，岁时奉词。《韩非子·十过》说：“昔者黄帝俣鬼神于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反映了风伯雨师与蚩尤部落之密切关系，因为农业部落生产的丰收部是与风调雨顺分不开的。
三说孰是，今已无考查之可能与必要。对于此类沪传千年后才被记入载籍的史前传说，史学家注视的焦点，是其中透出的史影；而民族学者关心的问题，则是该传说反映出的族体的类型、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和衍变的过程。

㈨ 为什么1965年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当时我国的一些部门认为，诺贝尔奖系西方资本主义颁发，所以我们不应回该接受，所以政治上的原答因，是导致人工合成胰岛素，无法获奖的其中一个因素，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就这么的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了。

1977年以后，我国的一些科研人员去国外交流的时候，一个澳洲的专家明确指出，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是应该获得诺贝尔奖的。后来到了1978年的时候，杨振宁又提出，要为我国申请诺贝尔奖。

那么这一次相关部门终于重视起来，开始推选竞选的名单，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实验，是由集体进行领导的，所以推选人的名单，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最后在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最终推选了钮经义作为诺贝尔奖的第一候选人，但可惜在次年评选的时候，钮经义并没有获奖。

㈩ 目标是：北京大学

推介一首歌。追梦赤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