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错案

① 从呼格案 谈到依法治国 大学生层面

一个18岁的青年在18年前含冤离开了这个他眷念的世界。近日，曾轰动一时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冤杀案”或将启动重审程序的新闻再次引起人们对此案的关注。呼格吉勒图如果天上有知，或会感到一分迟来的安慰罢。

据媒体报道，呼格一案如同其他众多冤错案一样，产生于运动式的“严打”之中，其办案讲究速度，也正符合当时政治要求的“从严、从重、从快”。呼格被执行枪决，距离案发只有62天。这起案件在当时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严打期间的成功案例，被媒体大肆报道，相关办案人还获得表彰和奖励。

随着九年后另一名罪嫌赵志红主动招认，呼格的冤案由此而来。但是，调查认定冤案以及启动重审程序却走上了漫漫之路。新华社内蒙分社先后发送5篇内参，高层多有批示；自治区有关部门先是确定为冤案，后来复核又中止。一位多年关注此案的北京媒体人士认为：“当年办理‘呼格案’的办案人，后来几乎都得到了提拔，在公检法各条战线上成为把关人，这个案件一旦被翻转过来，问责机制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若此言不虚，便是该案久拖不决的症结了。

类似的案件还有许多，久拖不决出人意外，其实又在意料之中。中国有着漫长又顽固的专制传统，培养了人治、集权的土壤，权大于法，法外有法。在如此土壤里开出的花朵天生地普遍只崇拜权力，轻视或蔑视法律，法律沦落为权力的玩具。今天，在那些罔顾法律、民声载道的地方，往往是说好的集体领导变成了独断专行，加强党的领导演变成插手、干预司法办案。因此，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四中全会为漫漫法治路程点亮了一盏灯。它强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中央全会决议还明确了司法机关应当独立办案。“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错杀的生命已不可挽回，但人心和对法的信仰还可以唤回。曾参与赵志红案研究的公安部刑侦专家杨承勋对“呼格案”明确表示：“这就是一件错案，证据严重不足”。“这个案子启动重审程序不是今年才有的说法，去年初甚至在2012年，内蒙古当地就提出了这个事情，但是有人先是说要在十八大之后运作这个事情，后来又说应该等到两会之后，总之是各种理由，把事情耽搁下来”。

中国的改变必定从捍卫和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开始。无论呼格案启动重审程序的新闻是否属实，在呼唤、力倡法治的今天，对这样人命关天的案件复查，更是不能不了了之，应当有一个说法。

② 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报告怎么写

敬爱的党组织：
2010年10月，我被被确定为入党积极份子，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这表明了党组织对我表现的认同，更是对我以后学习和工作的促进和激烈。通过这段时间认真细致的学习，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和现阶段任务、以及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需具备的条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以后的生活和学习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些天，我在网上看了一篇关于优秀共产党员员方工先进事迹报告会。他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以身作则，清政廉洁，在检察战线上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从未判过一例错案……。这短短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会，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党课。
通过听取报告，我对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了新的理解。正如方工所说的“当一名共产党员，首先要做一个好人，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贪图享乐。共产党员的光荣是与责任、奉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清醒的认识到，共产党员的称号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党员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能够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
我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必须重视对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学习和改造。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在生活上、学习上、以及以后工作上的行动指南，贯穿我的一生。我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
首先，要加强理论学习。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个人入党的动机是不是正确，往往同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正确不正确、深刻不深刻有直接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科学地阐述了上述问题，只有认真学习这些理论，才能对这些问题有更加明确和深刻的认识。
第二、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断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能力。人们的正确认识，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并不断循环往复，才能获得。要通过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活动，来加深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端正入党动机。
第三、要通过学习优秀党员的模范事迹，来增强自己对党的感情，激励自己不断进步。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实际行动，来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认识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串于党的一切活动中，任何时候都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
第四、贵在坚持。要谨记组织上入党是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是一生一世。毛泽东同志说过：“有许多党员没有完全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我们应引以为戒，不论组织上是否入党，都应做到先在思想上入党，要注意长期进行自我检查。
最后，我将对照党员的标准找出自己的差距，以高度的自觉性，正确的认识自己，严于剖析自己，坚定信心，执着追求，使自己更快的进步，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③ 大学生如何推进德治和法治建设

，“法治”与“德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途径，而两者的理性统一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宪政秩序。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不但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为实现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 法治离不开德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法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有学者甚至论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完全等同的两个范畴。2 事实上，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法治在中国的相对落后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宪法规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法治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其意义无庸本文赘述。3

然而，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法治万能主义”，并导致对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学术界，法治概念的范围也因未受到准确的界定而具有无限扩大的倾向。“法治”成为一种包罗万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种超越民族传统和国情的追求目标，一种包医中国百病的万灵药。对于这种倾向，法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4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5 毕竟，法治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备的。有两大类理由表明，法治离不开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

1． 法治的道德基础

首先，法治概念的内涵必须以适当的道德理论为基础。法治的首要问题是：究竟依什么“法”治国？笔者认为，“法治”概念本身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依法治国”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如果没有其它条件的补充与约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并不见得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目标。设想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并在实施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种抗拒和阻碍。这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战国和秦朝中央集权时期的法家所崇尚的“严刑峻法”就是一个例子。强求实现这样的“法治”，显然不能达到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我们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6 然而，“法治”并不是“民主”的同义词，且在狭义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统治。7 至少，强调依“法”治国本身并不能提供鉴别“良法”与“恶法”的标准。后者是一项道德选择，超越了纯粹“法”的范围。对此，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很能说明问题：德国的基本国体有4个特征：民主、社会、法治、联邦，而“法治”仅是其中的一个特征。8 这本身就说明了法治并不是一个完备的理念。如果没有道德目标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实现未必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

事实上，法律具有内在的规范性（normativity）。我们所关心的法律并不只是一种客观描述的事实，而且还必然带有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我们不仅关心法律在过去、现状与未来“是什么”，而且更关心法律“应该是什么”。根据所谓的“休谟定律”，9 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在逻辑上不可相互约化的两种特性。为什么违约者必须赔偿对方的预期利益之损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应被假定无罪（事实上我们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认为）？或被告行政机关应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无论如何详尽的法律规定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质的答案：如“只有这样才能使契约双方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状态”，或“这样做虽然可能会错误地放过一些坏人，但能保证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尽管这样会给行政机关带来一些成本，但它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项陈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应该”）追求的“好事”（如“这个社会应该达到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或者因为它们本身被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值得追求的事情为它们提供了理由。这种规范性的推理最终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规范为其它较为次要的规范提供了理由。10 在这个秩序等级的顶端是一个或一些最高规范——如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们决定而不取决于其它所有规范。在这个理性的等级秩序中，究竟选择什么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确定的。它属于在法治的实现之前就必须作出的基本道德选择。

2． 法治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能获得充分实施，而法治的实现也同样依赖德治。事实上，这一命题是可以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严格论证的。对法律的服从只能通过两种途径——自愿的或强制的，并可以利用两种资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11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对法律的自愿服从要求遵守法律的行为符合每个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简要论证，法治的实现不可能纯粹通过强制惩罚以及对它的畏惧，而对法律的自愿服从又不可能纯粹通过个人在狭隘意义上的理性选择自动实现，因而必须借助于社会的道德资源。

法治当然意味着遵循规则，因而有必要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规则的性质与意义。几乎没有例外，规则所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认为必要的合作行为（例如不盗窃邻居的财物），而对于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而言，参与合作都意味着遵守规则的个人必须舍弃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则，这种规则几乎注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件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气），那还有什么必要硬行规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义的规则必定意味着，服从规则本身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具有代价；个人必须作出某些牺牲（例如不随地吐痰就“牺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换取他人对规则的遵守。但没有强制措施或其它影响个人利益的实施方式，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问题：既然他人都遵循规则，那么自己不遵循规则并不会导致合作状态的破坏（例如只有一人随地吐痰并不足以污染环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规则，那么自己遵循规则并不能防止合作状态的破坏（只有一人不随地吐痰并不足以保护环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会加入合作，因为遵循规则将使他付出一笔不必要的代价。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人类不可能纯粹基于理性利益的计算而自动实现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规则只能通过其它方式——如道德约束或暴力惩罚——才能获得实施。

如果规则不可能纯粹通过理性计算而自动实施，那么它是否可能通过国家运用暴力惩罚而强制实施？这时，国家通过有选择地对不合作行为加以制裁，从而改变博弈的收益结构，使这类被定义为“违法”的行为与合作（守法）行为相比无利可图。但可以论证，法律的实施仅依靠对惩罚的恐惧是不够的，它还依靠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重与自愿服从。如果没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调控，如果人们遵循法律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学派所设想的极端专制集权国家，其中国家维持着一支庞大且权力无限的警察队伍，而公民则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包括基本的隐私权。且即使在这种国家里，依法监督不仅成本巨大，而且也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到处面临着执法者与监督者本人违法的危险，而不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愿或理性利益维持法治，他们都没有能力禁止其庞大的官僚下属机构违法乱纪。12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13 孟子的这一经典论断，无疑是历代儒家攻击法家的法治万能主义倾向的有力论据。

我们只剩下一种选择：法治国家的实现需要公民对法律的尊重与自愿服从，14 而后者又离不开一种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预先设定了道德约束力的有效运作，因为不符合道德规则——因而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有效实施的（俗曰“法不责众”）；没有德治，法治也就成为不可实现的幻想。

事实上，这一点也充分被法治国家的经验所证明。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法治国家，而美国法治的中心枢纽在于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么机制保障法官们自己依法判案？有什么制度能有效保证监督者自己受到监督？这是一个美国朝野不断争论的问题。结论——如果存在的话——似乎是无论监督机制如何完善，最终都离不开法官本身的职业素质与社会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个崇尚法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对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质却有相当高的要求。前总统克林顿因在职期间行为不检点而险些遭到弹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15 在最近的“合众国诉微软案”，16 一审法官因在审理期间接受媒体暗访而违反了《联邦法官行为准则》的规定，因而在上诉时被部分取消资格。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难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目前的法治。

二、 德治离不开法治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7 自古以来，德治一直是中国的治国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认为超过了法治。18 或许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法治不完善，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开的。以上的讨论说明，法治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19 事实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诉求。与此同时，片面地强调德治会造成中国传统中的泛道德主义，且如果道德目标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实现，那么所谓“德治”也就成了空谈甚至虚伪。因此，德治也面临着几个和法治类似的根本问题。可以论证，德治的实现同样离不开法治。

1． 德治的内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着以什么样的“德”治国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平等的民主社会。只有当德治带上法治意义上的平等，它才能为现代民主社会所接受。但传统的“德治”（尤其是“礼”所体现的道德规则）是以家长制的封建社会为背景，因而具有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倾向。这种倾向即使在儒家的经典名著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孔子与孟子的伦理世界里，一直存在着君臣、父子、男女、“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等社会或道德分别，20 不同社会与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认为应适用不同的教育、习俗甚至法律。这种不平等倾向在历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内的其它学派的抨击，并在五四运动时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强调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传统“德治”所不具备而现代社会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则。21

其次，片面依赖德治将损害法治，并最后损害德治本身。这是传统德治中的一项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对人类行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2 他们假设，用胸怀大义的“君子”去统治社会，自然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赋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们以统治自己的权利，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儒家在这里忽略了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即人类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实是，每个人都关心（其实也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并有可能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滥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正如美国宪政思想家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个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23 正是因为没有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也不可能借助从不会犯错误的“神”来统治人，所以人类才需要政府并同时对政府进行制约。剥夺平民百姓保护自己的权利，实际上是使得官员的权力失去外部制衡，从而变相鼓励他们滥用权力，并使公共利益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意愿。当然，道德自律对于约束权力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律并不能有效控制权力的滥用。纯粹依靠德治必将使德治成为一句空话，并最终重蹈人治的覆辙。

2． 德治的实现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为社会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获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24 传统的“德治”强调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灵，通过说服教育促使人自觉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但现实生活的经验表明，治理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时候，社会必须对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过分依赖道德说教，又势必导致中国文化传统所熟悉的泛道德主义，从而抑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泛道德主义尤其不可行，因为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主张对个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约束来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欲望；即便可行，这类禁欲主义规则的实施也将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因为每一项道德规则的实施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社会资源，因而产生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因此，如果给社会施加了过分沉重的负担，那么道德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难获得实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事实上，这一点也是可以较为严格地论证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空谈。就和法律一样，一项道德规则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实施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与服从；就和不能实施的法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一样，不能实施的道德规则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历史证明，社会道德规则经常是由政府维持甚至制订的，而只有政府官员自己遵守道德规则，规则才会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都遵守道德，但关键在于政府官员首先要遵从基本的道德规范；否则，“上行下效”，社会就很快会陷入人人不讲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谟语），要纯粹依靠自律来实现德治是不现实的。在基本的道德规则受到侵犯时，只是靠社会舆论的谴责是不够的。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官员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其它形式的社会资源（例如“权钱交易”），并压制他人的揭露与批评。因此，要维护德治，就必然要求社会具有某种外在机制去控制政府行为，而最有效的机制就是让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员的无理侵犯。

固然，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制衡也是重要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御史”，还是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都反映了这个道理。然而，没有全社会参与的制衡，德治最终被证明是脆弱的；中国古今的种种冤假错案，正是说明了政治权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会监督。在现代社会，社会监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代议制民主政治与普通公民可以参与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过选举保证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选进入政府，并迫使官员适当行使公共权力，否则将在以后的选举中使其面临落选的风险；司法控制则保证官员严格按照法律的文字与精神行动，从而防止他们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由此可见，德治的实现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与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维持社会道德的同时又不带来人治与专制的任意性。

总之，要克服传统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须消除二分法的行为假定，同时代之以平等适用于社会中所有人的道德规范。毕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会中其他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也都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义务。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戏规则”，使政府行为受到公民通过法律与政治程序的控制，社会才能进入真正的“德治”；否则，“德治”只能是依赖统治者良好意愿的人治。而一旦形成了一套能为每一个理性的人所接受的基本游戏规则，法治也就将通过德治而进入宪政。

三、 宪政：“德”与“法”的理性统一

综上所述，纯粹的法治是不可行的，而纯粹的德治又是不可靠的。没有德治对人类良知的呼唤，法治是不可实现、不可维持的空想；而没有法治及其所设定的外部制约，道德自律必然是一句空话。因此，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必然是德治与法治的理性统一。基于下列理由，笔者认为这种统一不是别的，正是融“德”与“法”为一体的宪政（Constitutionalism）。

首先，如果采用足够广泛的理解，那么“法治”也意味着宪政。在定义上，宪政是法治的最高形式。这是因为宪法应该是“法”的一部分，25 因此“依法治国”也必然意味着依宪治国。所谓宪政，就是指一种真正按照宪法来统治的政治制度。在“宪政国家”（constitutional state），宪法是统治国家的最高层次的法律，并和法律一样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实际效力。26 一部宪法就是能被人类理智所普遍认同的基本游戏规则之集合，主要包括国家权力的范围和分配、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等重要方面，且这些规则可以经过普通或特殊法院而获得有效实施。如果法律与法律之间发生冲突，那么必须适用宪法基本原则来解决冲突，从而形成一套完整、连贯且能够实施的法律体系。既然宪法也是“法”，而且是最高的“法”，那么宪法没有直接效力的法律体系必然是残缺不全的。因此，完备的法治必然包含宪政。

其次，和普通法律不同，宪法作为“更高的法”（Higher Law）并不是纯粹道德中性的，而是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维度。既然是国家最高的法，是国家法律“金字塔”的顶峰，宪法必然会涉及到道德价值的基本选择。这些道德价值构成了国家宪法与法律的规范性基础，并通常受到宪法的明确承认。例如1788年的美国联邦宪法在“前言”中明确宣布，宪法的基本目标是“建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定，提供共同防御，促进普遍福利，并将自由的恩赐被及我们与子孙后代。”27 作为实现这些实体目标的手段，宪法规定了联邦主义和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并在《权利法案》等宪法修正案中明确保障言论自由、法律的正当程序与平等保护（第14修正案）等公民基本权利，充分体现了美国宪法以权利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同样，1949年的联邦德国《基本法》在第1条就明确规定，“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一切国家权力均有责任去尊敬与保护之。……不可侵犯与不可剥夺的人权既是每个社团，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石。”28 这说明《基本法》乃至于整个德国法律体系是建立在人格尊严及人权的价值基础之上的。宪法的其余部分，包括特定的权利规定和政府的分权结构，都是基本价值的具体延展。正如德国宪政法院明确承认，《基本法》包含着权利和责任的实体价值，因而构成了一套“价值的客观秩序”。29

因此，宪政是德治与法治的理性统一。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它包含着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基本道德规范，从而为法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价值基础。正如墨菲（Walter Murphy）教授指出，“宪政主义是一种规范性政治理论，[它]要求任何社会的中心价值必须是人格尊严。”30 同时，它又通过法治使得基本的道德价值获得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宪政把道德法律化，因为通过实施宪法，它使基本价值进入到法律的实体领域，并经由法院而成为有效的政治生活准则。没有宪政，法治就失去了道德源泉，法律体系就成了一个没有顶峰的“金字塔”；没有宪政，德治就将流为不可实施的空谈，甚至成为政治权力与社会不平等的保护伞。本文已经论证，法治与德治是相互依存、不可偏废的治国方略。而只有实现宪政，法治与德治才能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成为一个理性的统一体。

法治离不开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否则它就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

④ 19岁女大学生疑似被奸杀，凶手模仿赵斗顺毁尸灭迹，后来怎样了

女性一定要看，男性看完转告你的女性朋友。共同点都是涉及到女大学生，她们都是20岁左右花儿一样的年纪，有的是在校生，有的刚毕业，这些女生美丽而优秀，她们有着光明的前途，但是她们不知道，恶魔的眼睛早就盯住了这个最为美丽可爱的女大学生群体，女大学生们：你们长得很美，罪犯就对你们想得太美！

1月30日，张某的尸体被找到，找到的地方距离公交车站点距离仅百多米。至于张某失踪后经历了什么，警方还没有透漏。

2月1日，知情人透漏张某在死前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和残忍手法，张某是被人奸杀，并且被剥来了肚子，甚至还可能更残忍。

很多网友看到这名女大学生的遭遇之后立马就想到了非常出名的“素媛案”，他们之间有着很多的相似，甚至作案手法都好像是在模仿。

正因为这起案件与素媛案有着很多相似点，所以很多人怀疑这是某个恶魔打算效仿赵斗顺实施犯罪。两个恶魔都在犯罪之后打算毁坏尸体消除痕迹，所以就残忍对待受害人。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小郭相信谢这位恶魔很快就会露出马脚，被警方抓住！对于这样的罪犯，法律一定会严家惩处的！南宋时期出现了一部著名奇书，也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系统论述古代司法检验的专著，它便是《洗冤集录》。古往今来各式各样的案件可谓是数不胜数，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案件中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冤假错案，以及部分始终未曾抓捕到凶手的案件，它们的存在，可以为后世带来警示。

作为女学生，大家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我们相信世上好人多，但是也会有一些心理变态的恶魔！女生们一定不要单独出门，一定不要让自己处在危险的环境中，时刻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⑤ 刑讯逼供的预防防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刑讯逼供的产生和久禁不止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又有现实方面的原因，既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又有实践方面的原因。虽然说刑讯逼供的存在固然有上述的一些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但这些因素不能成为刑讯逼供合理存在的藉口和理由。为了保障刑事追诉者和无辜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不仅从法律上要严禁刑讯逼供，从其他相关制度上、体制上也要消灭刑讯逼供的生存土壤和环境。
如何才能减少、最终杜绝刑讯逼供，以往很多学者们提出过诸多的意见。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几项对策，力求为我国从思想、制度、实践层面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提供些许借鉴。
（一） 从观念层面矫正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
首先要清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历史根源。要使公安司法工作人员认识到，刑讯逼供是封建司法特权的产物，是与封建纠问式诉讼有罪推定相伴生的一种副产品。刑讯逼供是违反现代刑事诉讼所奉行的无罪推定的基本理念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宣判有罪前，从法律上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无罪的，公安司法机关完全无权对其施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其次要想减少、杜绝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现象，就必须清除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的程序工具主义观念，把程序看成是有其自成体系的程序组成要素，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独立的程序权利义务和程序法律后果。即程序特别是现代程序除具有工具性价值外，它自身还有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实体，具有独立的作为目的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内在优秀品质。也就是应该树立起程序和实体并重的法律价值体系，没有程序就不能谈实体的正义。
再次要消除长期左倾思想的残余。法律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不仅要打击犯罪，同时要保障人权。要让公安司法人员认识到，绝大多数犯罪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刑事诉讼法更是保障公民权利（当然应包括犯罪人）的规则。因此，一切刑事诉讼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采取刑讯的方法逼取口供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进行相关的法律制度改革
首先基于保障人权、与国际刑事诉讼法发展潮流相符合的需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废除“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我国政府继1997年10月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后，于1998年10月又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中所确认的权利中涉及刑事诉讼内容的在整个公约中占很大比重，他们构成了有关刑事诉讼的基本的国际准则，其中有一项即为沉默权制度。《公民权利公约》第14条第32项规定：“如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被强迫承认犯罪。”当然由于我国侦查技术还是比较落后的，确立沉默权将给犯罪调查带来难以承受到的冲击，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沉默权的理由，只要我们加大对刑事诉讼的司法投入，提高刑事侦查的技术含量，我们就可将沉默权可能给刑事侦查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并且这也是我们迈向法制民主、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其次确立无罪推定的制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此项规定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精神，但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因为我国官方一直未明确承认无罪推定原则，因而在未经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理念在广大公安司法人员心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确立，这就为现实中有罪推定的盛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也为刑讯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隐患。因此我们必须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无罪推定的原则，以次来教育司法工作人员，并在实践中确实贯彻这一原则。
再次，在法律上应该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文已介绍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一文件虽然已确立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但它还没有作为刑事诉讼法中一项原则得以采用。并且，它也是仅仅涉及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而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我国并没有排除它的证据效力，在实践中它也一直被作为证据来使用的。在美国，有一种“毒树之果”理论――对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一律予以排除。这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我国不应再为了追求案件的实体真实而回避这一问题，而应该从法律上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 建国后，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刑讯逼供。1953 年1 月30 日，公安部一份反映有两个县公安局长刑讯逼供、违法乱纪的情况简报送呈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自作了批示，并指示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同志收集关于刑讯逼供的例证，编印成册，发给各省市公安厅局长阅读，并于各省召开公安局长会议时当作教材，对全国所有公安局长进行一次教育。随后，包括16个案例和导言的《反对刑讯逼供 反对违法乱纪》小册子印发，全国公安系统内开展了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的检查和斗争。1956年，彭真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反对刑讯逼供，禁止肉刑。1958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第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通过《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明确把“不准刑讯逼供”列为纪律之一。依靠我党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公安机关的自律教育，反对刑讯逼供运动似乎已经初具成效。可惜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审判组织名存实亡，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组织代行使了预审职能，讯问成为镇压异己力量的一个途径。刑讯逼供现象在当时非常严重。文革时期的专案组还总结了一些刑讯方面的经验：一人供听，二人供信，棍棒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成果……并在公安机关全国性会议上加以介绍，结果流害全国。文革结束后，公安机关的工作步入正轨。但是，刑讯逼供却如影形随。根据统计，仅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刑讯逼供案件，1979年至1989年达4000多件。而1990年全国公安系统严重刑讯逼供案件发案起数和涉及干警人数分别比1989年年上升28.6%和42.5%，1991年1至9月的发案起数又与1990年同期持平，居高不下。这引起了最高公安部门的警觉。为此，公安部在92《决定》中对遏制刑讯逼供作出了如下规定：
各级公安机关要……结合普法教育，对干警深入进行增强法制观念、禁止刑讯逼供的教育。各公安院校和有关的培训班，要把依法办案、文明办案、严禁刑讯逼供列为教育训练的重要内容。公安部刑侦、治安和预审等部门要根据办案实际，编写实用性、针对性强的办案基本知识材料和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供干警学习。有条件的要制作录像带，运用形象教育，以增强效果。新干警都必须经过办案程序、办案基本知识和严禁刑讯逼供的教育方能上岗。要在执法办案的干警中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边干边学活动，认真总结交流侦查、审讯工作中好的做法，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办案人员具体传授侦查、审讯方法，不断提高干警的办案能力和工作效率。
1992年《决定》还对如何制止刑讯逼供作出了以下部署：“整顿的重点是派出所、刑警队、治安队、收审所、拘留所、看守所和预审部门。要在深入教育、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查出存在的问题，就事论理，议后果，论危害，并针对存在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对干警中发生的一般刑讯逼供行为，要通过自我检查、自我教育，自觉纠正；对造成严重后果、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刑讯逼供案件，要领导负责，组织专人，限期查处。对问题较多、自身又不认真检查、纠正的单位，上级公安机关要帮助整顿。”由此可以把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主要措施纳为教育警察、整顿部门、自我检查、领导负责，这是一种通过自律来遏制刑讯逼供的路径。此项运动进行三年后，由于“刑讯逼供问题仍比较严重”，公安部又发布了《关于集中开展制止刑讯逼供专项教育整顿的通知》（以下简称95《通知》）把教育活动又提到一个更重要的地位。这次活动专门就刑讯逼供开展了分阶段式教育，并要求组织领导，“一把手亲自过问”，甚至规定于1996年3月底向公安部写出专题报告。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公安部先后制定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98）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03），对禁止刑讯逼供进行了强调。在2002年1月的全国公安厅局纪委书记会议上，公安部指示，今后省级公安机关一年内发生两件刑讯逼供，或两件滥用枪枝警械致人死亡案件，或各发生一件致人死亡案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必须到公安部检讨和接受检查。]在2003年，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进行清理整顿，已将33761名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人员调离执法岗位，并清退、解聘了10940名素质较低、不适合公安工作的有关人员。 [43] 2005年，可能由于佘祥林案的触动，公安部在全国公安系统展开了群众信访接待活动，重点查处群众反映的公安民警刑讯逼供问题，据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地方上，很多地区的公安机关，为了强调文明执法，在全省或者全市范围内实行了防范和遏制刑讯逼供的举措。例如，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出台了“三项措施”，为犯罪嫌疑人免费提供律师在场，对审讯过程进行全程录音或者全程录像；浙江省公安厅在浙江省公安机关留置、审查场所实行全程监控，全面实行留置措施网上报备制度；南京市公安局发布“六项责任追究规定”，规定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政委或分管政工的领导一律就地免职，刑讯逼供致人死亡，处、分县局长、支队长一律就地免职；广东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实行领导包案、挂案制度，今后凡是发生重大刑讯逼供案件，都必须由纪委书记亲自组织力量进行调查；2005年下半年以来，各省公安厅还开始了定期接访的大行动，重点处理刑讯逼供申诉问题……这些努力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舆论效果，让民众看到了执法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决心。其中，有些规定倍受舆论好评。例如，浙江省公安厅发布的《浙江公安民警刑讯逼供行为的处理办法》（2003）规定：对直接参与民警和指使、授意民警刑讯逼供的领导均予以开除处分。同时，有关办案单位或发案单位的领导和主要负责人要一并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如果刑讯逼供隐瞒不报、弄虚作假或者在查处中包庇袒护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办法还根据不同情节，制定了纪律处分的具体规定。处理办法还明确规定，县（市、区）公安机关当年发生两起致人轻伤以上且情节恶劣的刑讯逼供案件，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因刑讯逼供而造成冤假错案或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公安局主要领导应当引咎辞职或予以免职。
在社会学看来，一种现象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除了它的严重性、持续性以及深刻性之外，还在于它的“过多的解决方案”。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社会问题，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的评价，也会触动不同的利益群体，所以在解决方案上很难达成一致。
要真正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应当首先找到问题的根源。我国刑讯逼供的最主要根源是什么？正如前文所述，是公安机关不受限制的侦查权，是讯问制度的非合理性。当然，这与侦查的条件和当前的控制犯罪任务息息相关。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会对制度下的人产生不同的激励效应。过于强调侦查成效的制度设计，可能会在短期内对提高侦查人员的士气有所助益，但是长期来看却可能有很多负面影响。首先，在现有侦查条件下，对破案率寄予过高的期望，可能会促使侦查人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造成违法取证甚至刑讯逼供。其次，过于强调侦查的结果而忽视程序，将在整个侦查机关内部造成程序虚无主义。再次，过于强调破案成效并以此作为奖惩依据，将使得各地侦查机关盲目攀比，急功近利。我国公安机关认识到这一点了吗？应该说部分认识到了。公安机关在92《决定》中就明确承认：“干警侦查、审讯能力不高，办法少，加上案件多、任务重、心情急躁，为尽快弄清案情，往往求助于刑讯逼供。”因此，在不改变现状的前提下，92《决定》和95《通知》试图通过教育整顿治理刑讯逼供的举措，可能收效甚微。因为要讯问人员通过自律，来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有悖于“人性”。于是，整改措施中加入了很多“人性化”的手段，例如，对于一般的刑讯逼供，要“自我检查，自觉纠正”，“只要主动检查的，一律不予追究；对问题严重的，只要自己主动交代，也要从宽处理”。因此，这种运动式的教育实际上对刑讯逼供仍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追求的还是一种部门内的秩序。
在这种部门利益主导下，即使规定所谓的责任追究和领导负责制，也并不一定实现所欲的目的。例如，省级公安机关一年内发生两件刑讯逼供案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必须到公安部检讨和接受检查，这种措施表面上看似决心抑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但过于严苛的连带责任可能适得其反。象《浙江公安民警刑讯逼供行为的处理办法》规定的制裁措施，在形式上虽然实现了刑讯逼供责任追究制度，但其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因为担心涉及刑讯逼供行为的连带责任，公安机关的领导可能会考虑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刑讯逼供的发生进行隐瞒或者包庇袒护，使得自己所管辖的区域的严重刑讯逼供案件“努力”降低到两件以下。而且，由于严重刑讯逼供案件的认定，参照了“造成冤假错案或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这样的一个“结果正确”标准，使得刑讯逼供的正当性并没有从根源上得到打击。规定“参与刑讯逼供者开除”，在刑讯逼供的处理上是一个重要的举措。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严肃处理违法违纪的讯问人员。然而，对于直接参与刑讯逼供致人重伤或轻伤的民警，规定仅仅给予“开除”处分，就显得处罚偏轻了，并且与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相矛盾。讯问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的刑讯逼供，显然是一种故意的伤害他人身体行为。刑讯逼供到了致人重伤或轻伤的程度，不仅违反了有关行政管理制度，而且明显触犯了刑法，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行政处罚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免除法律制裁，仅仅将其开除实际上还是放纵了刑讯逼供者。
信访接待可以说把部门内的遏制刑讯逼供活动向社会进行了敞开，似乎加入了群众监督的因素。但是，根据有关规定，上访人首先应按《信访条例》的规定到有管辖权的市、县（区）一级公安机关上访，信访人没有首先向市、县（区）一级公安机关上访，不能出示经过市、县（区）级公安机关出具的答复意见书的，省公安厅将转由市、县（区）级公安机关带回处理。实际上，很多的上访问题都是因为在当地司法部门得不到妥善处理，才会到上一级机关申诉，省公安厅再转由市、县（区）级公安机关“带回处理”，这对于上访人来说，未必是一个好消息。
笔者并不否认，上述规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制度层面上说，上述措施并非刑讯逼供的对症良药，因为其改革思路依然是期待通过系统内部的自律来减少刑讯逼供，仍然无法绕开部门利益。无视利益取向和人性的弱点建立的约束机制，或许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社会心理学上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1971年），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九名受试者是从大量的学生志愿者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经过面试和心理测验，被确认为是“遵纪守法、情绪稳定、身体健康的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他们通过随机掷硬币的方式被分配担任囚犯或者看守的角色，囚犯整天呆在监狱里，看守则8小时轮值上班。这些学生接受了随机分派给他们的角色之后， 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处于看守角色时，原本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变得盛气凌人，有时甚至残酷成性。作为囚犯，原本心理稳定的大学生很快就行为怪异，表现出严重郁抑、情绪失控或者思维紊乱。 这个实验是社会心理学的一大发现， 这种角色模拟很大程度上再现了真实监狱可能发生的情形，使人们对于社会角色的互动有了新的认识。人们惊奇地发现，普通的志愿者一旦进入特定的角色，性格和行为判若两人——看守的专横、敌意以及权力欲望，与囚犯的消极抵抗、屈从乃至丧失自主，形成鲜明的对比。平常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的大学生，为什么穿上看守的制服之后，就咄咄逼人、专横残酷呢？看守的这些行为与其本身的道德品质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受试者都是随机产生的。社会心理学家给出的解释就是角色和规则的作用。社会角色（social role）是指一个人在给定情境或小组发挥作用时，人们期待他作出的一套由社会界定的行为模式。不同的社会情境，需要不同的角色。而规则（rule）则是以外显或者内隐的方式传达给行为人的一套规范和准则。这些规则是社会对角色行为的期望。在该实验中，九名受试者从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变成了专横的看守或者消极的囚犯，这种角色的差异主要在于人们对于看守和囚犯的角色认同不一样，看守被认为是这样一类人，他们限制囚犯的自由，管理囚犯的行为，以权力限制囚犯的反抗；而囚犯被认为是失去自由、服从管制、丧失自主性的一类人，他们没有任何权势。因此，人们对于看守和囚犯的社会期望也不一样，人们通常希望前者能控制和管理囚犯的行为，维持监狱的秩序。希望后者能老老实实呆着，不要企图做任何反抗。志愿者们显然自我认同了这些期望。
这种关于社会角色互动的模式，在我国发生的刑讯逼供案件中，得到了相应的验证。极端的例子是，讯问者与被讯问者之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同事（甚至是朋友）转而成为敌对的双方（如佘祥林案）。个人的道德以及素质的重要性被角色身份的象征性所取代。在人们的道德评价体系内，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是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阶层，扮演着迥异的社会角色。尽管在法律上，犯罪嫌疑人还不能称为犯罪分子或罪犯，但在很多普通人看来，犯罪嫌疑人只是等待判刑的犯罪人，是社会的“败类”和“敌人”。而讯问者被当然地认为是处于维护大多数人既得利益的权力阶层，他们的使命就是打击和惩罚破坏他们阶层利益的”异类”。因此很多讯问人员根本不把他们当作“可能的无辜者”，他们的厌恶和憎恨多于同情、憎恨多于关心、威慑多于认同。实证调查发现，他们有着强烈的征服欲和发泄欲，很难把被讯问者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主体看待。他们认为被讯问者应当顺从，老老实实交代全部犯罪行为，真诚悔罪而不是辩解。如果犯罪嫌疑人有异于该角色期望的表现，就是故意抗拒，就是认罪态度不好。在这种角色认同下，讯问者对于被讯问者的惩罚，具有了某种正当性和正义性。
为什么社会角色的转变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差？为什么讯问人员的身份可以使人变得如此专断和蛮横，被讯问者的身份却可以使人变得如此无助和脆弱？究竟是什么主宰着这种地位的落差？从讯问者与被讯问者的社会地位对比中，基本上可以发现一个事实：遭受刑讯逼供的被讯问者，基本上都是处于社会的底层（当然，也有例外），他们一旦成为犯罪嫌疑人，整个司法制度甚至社会就会给他们贴上一个“身份标签”，并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受到某种程度的歧视或轻视，国家必须借助强制的权力控制他们。什么是权力？在社会学上，权力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中以威胁或惩罚的方式强制他人贯彻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权力之所以在警察的角色扮演中成为必要，是因为它是安排和维持社会整体秩序的力量。讯问者高于被讯问者的身份和心理优势通过赋予的权力得到体现，并在角色互动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在讯问者潜意识下，权力大小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当一个卑微的人手中掌握了权力，弱势马上可以转化为强势，旋即可以操控他人的命运于股掌之间。社会也给予了支持和期望。的确，讯问者维持秩序和掌握讯问结局的力量，需要强有力的权力支持。越是不受监控的权力，对于被讯问者的威慑越大。期望角色扮演者个人的自律来加以改变是不现实的，因为这将违背其已经定型的心理模式。唯有法律赋予被讯问者有条件的抵抗权利，并通过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制及相应的奖罚机制方能消减这种落差。那么，我国的讯问制度是否赋予了讯问人员这种强大的不受监控的权力？被讯问者是否被剥夺了抵抗的权利？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是否没有建立？答案是肯定的。下文将通过分析讯问情境以及社会容忍，剖析这种权力运作的基本态势和潜在的危险。

⑥ 大学生前科消灭制度到底有没有给大学生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也好让他们更好做人。

这个说得很好
总要网开一面
不能一棍子打死
况且还有很多冤假错案
这种一窝端的做法是不对的

⑦ 求助：大学班级开展以法制宣传为主题的团活，急需一些大学生应学习的法律资料！！

通过培训，使我自己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提高，以前，对法律条文只是从表面理解，现在能够领悟到法律的深层次内涵，有了质的转变。培训结束后，我静下心来，对照笔记，联系交通系统执法工作实际，觉得在法制建设方面，交通系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问题仍较普遍存在，乱扣滥罚、重费轻管、以权谋私等问题也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交通行政机关的形象，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交通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一点体会。 行政执法是我们交通行政机关最重要的经常性的工作，它关系到交通管理活动是否能有秩序的正常运转，关系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因此，交通行政执法必须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使交通行政执法活动合法、有效、准确、高效。 合法。合法要求我们交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必须注意五个环节。首先自身必须合法，即主体资格合法，必须是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规定的行政机关；第二，我们的行政执法行为必须合法，必须严格按法律规定办事，任何人都无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第三，行政执法的对象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如不能随意给被管理者设置障碍；第四，行政执法活动的依据必须合法，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并须事先公布；第五，行政执法的程序必须合法，手续必须完备，不能随心所欲。 合理。合理性是交通行政执法必不可少的补充。首先，交通行政执法行为必须统一，在适用法律、法规上人人平等，不能忽松忽严，畸轻畸重；第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公正，不能受不相干的因素影响；第三，行政执法决定必须尊重事实，不能作出无法执行的行政行为；第四，在坚持合法性的原则下应当充分考虑管理对象的意志，使多数管理对象能够接受、理解和支持。 准确。准确是确保案件正确的关键。首先是适用法律必须准确，不能张冠李戴；第二，认定事实必须准确，证据必须确凿，不能有任何脱节、含糊之处；第三，行政执法文书的叙述必须准确，必须能真实地表述交通行政机关的意图，要明确易懂，不能产生歧义。 高效。交通行政执法工作有很强的时效性。首先，国家交通有关实体法和执法程序法都对时间有明确的时间规定，这些必须严格遵守；第二，采取行政强制检查、取证、扣押物品的时间必须紧紧围绕实际执法需要进行，不能无限制地滥用强制扣车和扣证措施权；第三，作出的行政执法（处罚）决定生效后，当事人逾期拒不履行的，必须即时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所以，交通行政机关必须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保证反应灵敏，决策果断，指挥权威，处事迅速。 在加强和完善交通行政立法，严格依法行政的同时，还必须健全以交通行政执法责任为核心的监督检查体系。没有健全的监督检查制度作保证，交通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则难以实现。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相对人采取具体的直接影响其权利和义务的行政行为。这种行政行为的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是行政机关对自身内部。为了确保行政执法行为有准则，好坏有奖惩，在严格执法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两个方面起到保障作用，必须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交通行政执法责任制就是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确定的交通行政机关各项执法职责，建立起以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核心的执法责任体系，并把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交通行政机关内部各执法单位各层级和各个执法人员岗位，明确责任范围、职责、权限、执法目标，制定考核标准和奖惩办法，将考核的结果与执法人员的任用结合起来的一种制度。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是行政机关内部对执法活动的直接监督检查，是关系行政执法责任制能否得到全面实施的重要保障措施。鉴于行政执法包括了内外部两个方面入手。那么，交通行政机关如何开展好有效地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呢？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六种方式。 一是由上级交通行政机关组织检查组，对本级和下一级交通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定期检查就是上一级交通行政机关根据需要每年确定一批重点的法律、法规、规章，有计划、有步骤地根据预定的时间进行检查。不定期检查是为了了解某个法规的执法情况，临时组织检查组进行检查。检查一定要深入调查了解，不能走过场、严防流入形式，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要严肃处理及时纠正。 二是建立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实施情况报告制度。下级交通行政机关对其负责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贯彻执行情况，定期以书面形式报告上一级交通行政机关，上一级交通行政机关对实施中的问题要组织深入调查，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样，有利于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实施，促进行政执法工作的深入进行。 三是建立行政执法监督员制度。主要是从交通局机关选出几名监督员，监督行政执法活动，这样可以督促交通行政机关及时纠正违法失职的具体行政行为。 四是深入推行执法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按照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要求，建立完善“执法公示”、“执法错案追究”和“评议考核”三大制度，交通各行政执法机构都要将依法行使的登记、发证、收费、处罚等职责有关的具体规定，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并在办公场所公布上墙，做到办事权限公示、办事程序公示、工作时限公示、工作标准和质量公示、违法责任追究公示、监督渠道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这样可以充分发挥社会的监督作用，促进交通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五是建立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各级交通行政机关对所属的行政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评议和考查，对严格执法的单位和人员要予以表扬奖励，对有法不依、执法犯法、以权谋私的单位和人员要严肃查处。 六是认真搞好行政复议工作。行政复议既是一种解决行政争议的活动，也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能够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纠正和防止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补救作用，使行政机关能够更好地行使职权。因此，交通行政机关必须对行政复议工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采取得力措施，搞好行政复议工作，将交通行政机关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解决在萌芽之中，保证依法行政。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建立健全交通法制工作网络。建立健全交通法制工作网络，实质上是交通法制机构和队伍的建设问题。这是搞好交通法制工作的重要“物质”基础。这几年，在市政府和上级交通部门的重视下，交通法制工作机构得到明显加强。交通行政执法形象有了极大改善。但由于这些机构成立时间比较短，还存在法制人员法律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仍适应不了交通依法行政的需要。 首先，应建立健全交通法制工作机构体系。交通是个大行业，执法门类众多，法律关系复杂，管理对象流动分散，行政执法面广量大，因此，设置负责交通法制工作的专职机构，并由这些专职机构组成一个既有纵向联系，又有横向关系的法制机构网络。所谓纵向联系，既指交通行政机关内各级主管部门和各个执法单位的法制机构之间，上级对下级的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和下级对上级的执行、反馈关系；所谓横向关系，则是指交通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应接受同一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业务指导的关系。通过上述一个联系，一个关系，使交通法制工作做到条块结合，发挥各自特长。 其次，应尽快建立健全交通法制工作专职队伍，与交通法制工作机构相适应。有了专门法制工作机构，还必须有一支素质较高的专职队伍，这支队伍要有较高的政治、文化、法律、经济、管理以及交通行业技术等素质。从三河市交通行业法制工作队伍的现状来看，大多数法制人员不是科班出身，都是半路改行，还有不少人没有大专文化程度，虽然这两年我们加大了法制人员的法律知识培训，但仍有不少人不能适应。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计划地通过合理调配和加大人才培训，逐步提高其素质，使其能胜任法制工作。这样才能为交通行业法制工作全面、深入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适应交通行业管理的需要，推进依法行政。 综上所述，交通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必须大力加强交通法制建设，完善交通立法工作，加强和改善交通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加强执法队伍和法制人员队伍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使交通行政机关更好地在法律、法规范围内行使管理职权，推进依法行政。 二○○四年七月一日

⑧ 点子大王何阳的冤案是怎么回事

假作真时真亦假。骗子假货的天堂。

⑨ 姚策换错案结束后，姚策怎么选择

导语：我们每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选择正确的道路尽管有很多的过错和失误，只要勇敢地面对，一切都不算晚。

关于错换人生的主人公姚策的事件，但是很多人已经非常的了解，从新闻都报道之初也都是引来很多网友的热议。一部分人会觉得此次的事件的确意愿有很重大的失误和责任，另一部分人可能也会觉得姚彻在两个家庭当中到底应该如何选择。

而自己的养母也觉得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其实对于这种状态，个人觉得还是没有战胜内心的那份恐惧，其实两个家庭他们完全也可以共同幸福的下去，相互之间帮助彼此。

结语：

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或多或少都是带有一点点遗憾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相信在两个家庭的成长中，他们也经历过幸福的时刻，在姚策的心里你已经有了更明确的判断。

⑩ 大学生在快递站实习可以吗

大学生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实习工作呢？

寒假马上来临，许多小伙伴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寒假实习做功课了，那么怎样才能找到适合我们大学生的实习工作呢？

1、在实习工作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在工作中，或者是在做人做事上情商方面。我感觉我情商也不太高，害怕在职场上得罪人。

不管是在实习还是正式的职场中首先就是将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我们不能因为是实习生，打着什么都不懂的旗号，让前辈来帮你。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是很忙的，不可能一直帮你，他们可以教你，但你一定要长记性，学会自己做哦！其次，怀抱一颗真诚的心，和同事好好相处，他们可能没有你的同学那么可爱，但还是很好的哟！最后，不要那么较真，我们在职场中能真交到的朋友很少哦，一旦离开共同的环境，就有可能疏远了。关于情商，在职场里真的很重要哦，如果这方面欠缺的话，可以多读点相关的书呢，以上。

2、本人大三，暑假即将实习，想做互联网产品设计/运营。大二暑假去过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大三想去靠谱创业公司实习的想法。请问去这两类公司各有什么利弊？

大公司的利：大公司汇集了行业资源，积累了宝贵的成功及失败的经验，知识体系和体系都很完善；大公司的管理制度也很完善，可以让你养成良好的职场习惯，而且公司福利也很齐备。大公司的弊：反之，它的好处也可能是弊端，由于它的管理制度很完善，所以你晋升也会很难。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形容大公司最为贴切。在大公司你会只是一个螺丝钉，只需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好自己的事即可，个人发挥的空间有限。大公司的运营成本很高，所以涨薪的次数和比例都有限，除非你特别优秀！

小公司的利：部门关系相对简单，工作氛围很好，执行效率相对比大公司高，若能展现能加薪速度更快，竞争不是那么激烈，可以学到的知识很多。小公司的弊端：小公司管理制度不完善，部门职能不明确，一个人可能兼职好多的事情，你除了需要干好你的本职工作，还可能要干其它的事。俗话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形容小公司再合适不过。所以你会很辛苦，很累。而且公司福利也很少，很单一。公司专业的人才不多，好多东西需要你自己在工作中摸索。以上。不知道有没有帮到你，但如果我是你，即使知道这么多的利弊后，我还是会坚持我自己的选择，你还年轻，谁也不能保证一直从事那一份工作，我们人生有很多次试错的机会哦！

3、进律师事务所已经3个月，但这3个月里每天都闲的发慌。每次我问带我的律师有什么事可以做时，他都会说等他忙完再说。感觉新来的几个实习生都是很闲的，像进了假的律师事务所一样。想问，实习生每天很闲正常吗？

实习生工作量多不多，取决于公司最近忙不忙。一般实习生都是帮忙处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如果律师自己都不是很忙，你们自然也就没啥忙的。我只能告诉你，不是所有的实习生都是很闲的，有的公司恨不得把实习生当个全职用。其实工作无所谓闲不闲，主要看你自己会不会找活干，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可做，正式你自主学习的好时候呀！你可以很认真地去研究公司的制度、总结分析律师的案例或者巩固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些都可以成为你的事啊，毕竟你是实习生，要考虑一下毕业后你是否留在这个地方。讲真的，如果一个公司需要招实习生，肯定是有工作上的任务需要其分担，你们律师事务所这么闲的话，可能是天下太平吧，没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需要你们声张正义。我的建议是：自己先找活干，实在没有就学习。毕竟一旦这样了的话，你就知道毕业后自己留不留在这个公司了。以上，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