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官员武汉大学博士

Ⅰ 韩德培的生平经历

韩德培先生生于1911年，江苏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韩大兴是曾多年跟随翼王石达开南征北战的一名副将。
韩德培幼时常在祖父膝下听他讲述当年驰骋马背的军旅生涯，继承了祖父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
来到人世间的韩德培却是个苦孩子——那时韩家已逐渐败落，更惨的是韩德培8岁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纪便尝到了家庭贫寒、幼年失母带来的世事炎凉。
1917年，韩德培进入私塾，期间读了《大学》、《论语》、《孟子》、《幼学》等，接受了严格的书法训练，因此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10岁时，韩德培转入京江小学读书，京江小学是旅居如皋经营钱庄和银行业的镇江人开办的，对语文、算术、英语课程特别重视——熟悉韩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还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语言能力与他小时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语训练有关。1928年，韩德培师范毕业。
1930年，他又赴杭州赶考，一举考中浙江大学史政系。半年之后，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
初到中央大学，一次旁听课却改变了韩德培的志向与爱好。当时，讲课的教授是后来当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他主讲的是“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
韩德培还清晰记得，“谢教授讲话不带讲稿，只拿粉笔一支，他教法理学，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仅条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无味的法学课程讲得趣味无穷”。后来，韩德培还旁听了谢教授主讲的“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和“罗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听。

由此，韩德培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知道了法学是一门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一门学问，对社会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谢教授谈了自己想学法律的想法，在谢教授的帮助下，他如愿以偿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当时，中央大学法律系开设课程非常齐全，比如，刑法、民法总论、物权法、亲属法、程序法等，有许多来自于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前来授课，包括最高法院的审判员、司法行政部的官员等。“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选择”，如今已是一代法学大家的韩德培如此评价当年自己的选择。 1934年，韩德培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
旧中国贫穷落后，备受列强欺凌，韩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质，实现国家富强，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国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贫寒的他只能等待时机考取公费留学。
时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编学报和校刊的编辑人员，韩德培毛遂自荐，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机遇在5年后才终于降临，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留英公费生，然而24个名额中，攻读国际私法的名额只有1个。
经过激烈竞争，28岁的韩德培夺得留学剑桥大学的机会。可正当韩德培等准备出发之际，欧战突然爆发——韩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学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可是，欧战愈演愈烈，到英国去留学已经非常困难。
1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费留学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1941年7月底，韩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的钱伟长、张龙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韩德培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便是5年。
在多伦多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韩德培在著名国际私法学者莫法特·汉考克教授指导下写作论文，他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结合英、美、加一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汉考克教授审阅过这篇论文后，很高兴地评价道：“你写的论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个字。”这样，韩德培很顺利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该法学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学位。
1942年，韩德培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利用那里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法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极为丰富的书刊，进一步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韩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阅读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三方面的书刊，并尽量搜集有关的资料。特别是在国际私法方面，他花了较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详细的笔记。此外，他还选听了当时几位有史学者的课，如格里斯沃尔德的“国际私法”、赫德森的“国际公法”和庞德的“法理学”，受益颇深。在哈佛，韩德培还撰写了一些国际私法新著的书评和评介庞德的社会法学派学说以及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等文章，发表于浙江大学发行的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应著名法学家周鲠生校长之聘回武汉大学任法律系教授，后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别创建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和全国唯一的环境法研究所。先后任武大法学院名誉院长，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第一、二届成员和第三届特约成员，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顾问，国家环保局顾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等。现仍任职于武大法学院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等学会名誉会长。在国外，还曾兼任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理事，环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会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董老应邀到纽约演讲。在演讲过程中，一些亲国民党的留美学生别有用心，提了一些无理取闹的问题。当地的华文报纸还进行了歪曲报道。韩德培感到非常气愤，提笔给董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国学生。韩德培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所以还在信中向董老请教：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韩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么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才能适应建设新的国家的需要，他心里没谱。于是他又请教主持全国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后，董老到武汉视察，专门把韩德培叫到他身边聊天。韩德培还向董老谈了谈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况。 他拒绝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工作邀请，于1946年，应周鲠生“有约在先”之聘，回国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韩德培怀着渴望和激动的心情，乘美国第一艘开往远东的运输船，从美国西雅图出发，回到了中国。当多年不见的祖国再次呈现在眼前时，韩德培禁不住热泪盈眶，视线渐渐地模糊了……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海归”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时，韩培德曾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韩德培在武汉大学历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会主席以及武大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由于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为院系调整中全国仅有的三个被破例保留的综合性大学法律系之一
在当时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周鲠生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笔记资料被白蚁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后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复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开始，他因在教英语时用教室黑板上方“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中各人的胡子来区别英语中表示“胡子”的几个词，而被学生告发，后抄家游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0年代初，韩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劳教人员”之身，奉命从事了大量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评价。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经刘道玉校长再三邀请（同时北京大学也多次抛来了橄榄枝，希望韩老去北大任教），韩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网罗了姚梅镇、马克昌、张泉林、何华辉等大量优秀人才。并与1980年建立起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国乃至亚洲唯一的、同时也是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环境法研究所。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重建过程是以韩老为核心而经行的，对武汉大学来说韩老对武汉大学的贡献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两年之后，年仅36岁的韩德培被任命为法律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几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1957年，“反右”开始后，作为法学家的韩德培成为武汉大学最大的两个右派之一。第一次被划成右派的时候，韩德培还曾辩解，结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师生作检查，但他还在将自己的“罪状”一条一条地加以反驳。因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办公室的许多谎言，下面的人哄堂大笑。韩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项:态度极度恶劣。
在被整整批斗了一个星期之后，“反右”办公室宣布了对他的处罚:撤销一切职务，送沙洋农场劳动。韩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时，法律系已经被撤销，并到了湖北大学。当时湖北大学只接受武汉大学法律系非右派教师，右派们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语。
“文革”开始后，韩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韩德培教英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原因是“在教英语时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劳动，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问题彻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汉大学工作。
“文革”结束后，如何重铸法律系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汉大学副校长刘道玉思考的首要问题。
但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刘道玉想到了韩德培。
“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经被打破了。所幸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多年后，刘道玉在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里如是评价韩德培在武大的影响力。
果然，在韩德培的号召下，武大恢复法律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毕业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在法学界和教育界，韩德培的众多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几乎人人皆知:他的学术活动范围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环境法、法理学以及法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在国际私法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机两翼”的大国际私法理论，构建了新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和立法体系;他更是中国环境法理论的开拓者，环境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这些杰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么?很多熟悉韩德培的人都提到了两个字:眼光。
1979年，武汉大学决定恢复法学教育，请韩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韩老就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法将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时，他于1980年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
上世纪80年代，没有多少人知道“环境法”，那时的“环境法”也不是独立学科。1981年，韩德培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在亚洲也是第一个。同时，身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的韩德培奔走呼吁，终于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环境法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20多年后的今天，这两个研究所都发展得很好，不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且其涵盖的学科都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国内外已有广泛的学术影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由衷佩服韩老的非凡眼光。”从先生的身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体会到了学术眼光对于学术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独到的学术眼光，韩德培的宽广胸怀也令后辈们佩服不已。
黄进回忆说:“韩老一贯反对在评职称时论资排辈、互相倾轧，团结、凝聚了大批知识分子。他的识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宪法学家何华辉教授1980年时还是讲师，到1982年，他就成为了教授，创下那个年代高校职称晋升的奇迹。”
“对于后辈，先生不仅大力培养提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担当重任，让他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对于荣誉，先生总是唯恐避让不及。这是后辈难以超越的地方。”在黄进看来，韩德培宽广的胸怀为当时乃至现今有些浮躁的法学界带来了一阵清风，“在先生的影响下，中国国际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谐。”
以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而论，韩德培完全称得上是法学大师，但是韩德培不愿意别人称他为大师，他最喜欢的还是别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奥本海、庞德和狄骥这样的法学大师，他生前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中会有这样的大师。”黄进告诉记者，“以先生在中国法学界的成就和影响，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几位学者在本国的贡献和影响相提并论的。”
“为什么我们后辈的学问难以超越像韩老这样的法学精英?因为他们有大师的品格和胸怀。”黄进感慨地说。 从1946年在武汉大学讲第一堂课到去世，韩德培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武大，甚至没离开过讲台———直到去世前，他还挂念着5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的论文答辩。
64年，弹指一挥间。韩德培从最年轻的教授变成了最年长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没有正式退休。64年间，韩德培到底培养了多少学子，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是中国著名的刑法大家;85岁高龄的梁西教授是我国国际组织法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黄进教授、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是第一届、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瀚和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是国际私法领域的知名学者……有学者统计，在国内著名法学院校中，几乎都有“韩门”学子。
在政法系统和行政系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是韩德培的学生、外交部条法司约有三分之一的官员受过韩德培的教诲。在国际机构中，国际民航组织行政局局长柳芳是他的学生，她也是我国自1974年恢复国际民航组织合法席位以来，在该组织中担任职务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
64年间，韩德培最关心的，是他的学生。对于学生的关爱，并不只是停留在学业上。
“他对我们每个学生都非常关心，我们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记得。”韩德培指导的2006级博士生、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王立武回忆说。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请假回家一趟，因为他儿子那年高考。一个月后，王立武回武汉，先生还特意问他孩子高考顺不顺利。
韩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还到医院看过先生。“当时他已不能说话，当陪护告诉他，我是他的学生时，他睁开了眼睛，眼里只有泪水”。
王立武说:“在那种时刻，他只有用泪水来表达关爱。”
就在王立武这批博士入学时，韩德培发表了“演讲”:“我不会退休，也不想退休，我还得带博士生，我已经96岁了，纵然如此，我十分乐意背负这些责任，并对自己有三个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识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2009年5月12日，韩德培最后一次清晰地说话。他问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几个博士生的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第二个问题是博士招生面试准备得怎么样了。“既然招他们为学生，就要对他们负责。”韩德培对身边的陪护人员说。
按计划，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论文答辩的日子，韩老将亲自参加。但这一天，学生们等来的，却是先生辞世的噩耗。
韩德培的告别仪式上，遗像上的老先生依旧笑容可掬。尽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乐观，爱笑不爱哭，但上至80岁的老教授，下至年轻一代的学子，许多人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这一刻，学生们也只能用泪水来回报先生的关爱。

Ⅱ 武汉大学有哪些比较厉害的人物

作为一名武大学生，怎么能不知道自己学校的知名校友呢。

巍巍珞珈，百年武大。百年间不知有多少人才从这里走出，从此一飞冲天，其中便包括了这些知名企业家。

孙宏斌，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后又去了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94年回国后，孙宏斌创建了一个房产代理公司，并曾在天津房产二级市场中占到了30%的份额。2003年至今，担任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

除了这些企业家，还有各行各业的杰出校友、知名人物活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自己卓越的贡献，一代代武大学子，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

希望这个回答能对你有点帮助！

Ⅲ 那个23岁和导师结婚，博士毕业当上教授的王延轶，现状如何

人在这一生当中，除了想要平平安安的生活，就是想要拥有一份幸福甜蜜的爱情。每个人对爱情的追求是不同的，有的人可以为了爱情放下一切，而有的人可以改变一切。如果你的一生当中没有出现过爱情，那绝对是不完美的人生。有的人觉得爱情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遇到爱情，当你遇到爱情之后，你一定会不顾一切的。在爱情面前，你会心甘情愿得放下很多的东西，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名女子，她叫做王延轶。在很多人的眼里，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之后他选择嫁给了比自己大14岁的导师，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呢？

不顾反对依旧选择在一起

两个人最终排除了万难，还是结婚了。然后王延轶非常厉害的考到了舒红兵任职的一家医院。而这家医院就是在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更厉害的是，王延轶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修满了学分，然后还成功的拿到了研究生的学位。毕业之后的她就选择回国发展了，然后她就来到了武汉大学担任讲师，这个时候的他仅仅只有25岁而已。本以为婚后的她会在家里面相夫教子，但是没有想到她依然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现在两个人的婚姻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丈夫也是很支持她的，事业上也是很顺利的。

Ⅳ 中央政府湖南人有哪些

秦光荣，男，1950年12月生，汉族，湖南永州人，1972年1月入党，1975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硕士研究生。1973.09-1975.08湖南省衡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学习；1975.08-1976.11湖南师范学院零陵分院政工科、团委工作；1976.11-1983.06湖南省零陵地委宣传部干事；1983.06-1984.12湖南省零陵地委委员、团地委书记；1984.12-1987.02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省青联主席；1987.02-1988.08湖南省零陵行署副专员；1988.08-1990.03湖南省零陵地委副书记兼冷水滩市委书记；1990.03-1993.06湖南省零陵地委书记(其间：1992.03-1992.07中央党校学习)；1993.06-1994.12湖南省长沙市委书记(其间：1993-1995在职攻读中南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获工学硕士学位)；1994.12-1998.02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1998.02-1999.01湖南省委常委(其间：1998.03-1998.07中央党校学习)；1999.01-2001.03云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2001.03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2003.01-2003.03云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部长；2003.03-2003.05云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03.05-2006.11云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2006.11云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中共十四大代表，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中央委员。袁纯清，男，汉族，1952年3月生，湖南汉寿人。197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10月参加工作。在职博士研究生文化程度。1971.10-1975.10湖南省汉寿县公安局干警；1975.10-1977.2湖南省常德地区公安局干警；1977.2-1980.1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其间：1978.5-1979.12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学生会主席；1979.5-1983.8全国学联副主席)；1980.1-1984.6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干事、副处长；1984.6-1985.5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学联办公室主任；1985.5-1987.3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1987.3-1992.12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共青团十二届中央委员(1988当选)、共青团中央常委(1991当选)(其间：1987.9-1990.7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政治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获法学硕士学位)；1992.12-1997.9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其间：1988.8-1993.8全国学联秘书长；1993.3-1998.3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委员、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93.11-1995.6全国少工委主任；1994.3-1994.5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第十六期学习；1994.8-1997.12全国青联副主席；1994.9-1997.7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95.2-1997.9共青团中央机关党委书记)；1997.9-1997.10中央纪委常委，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97.10-2001.3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其间：1997.10-2000.3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书记)；2001.3-2004.1陕西省委副书记(其间：1999.4-2001.5在职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从事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工作，获博士后证书)；2004.1-2004.2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2004.2-2006.6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6.6-2006.7陕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西安市委书记；2006.7起陕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五大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中共十六大代表，中共十六届中央侯补委员，十七届中央委员，陕西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陕西省九届、十届人大代表!贺国强(1943.10 )汉族。湖南湘乡人。196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9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1961年9月在北京化工学院无机化工系无机物专业学习。1966年9月留校待分配。1967年9月任山东鲁南化肥厂合成车间技术员、车间主任、车间党支部书记。1978年7月任山东鲁南化肥厂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1980年11月任山东省化学石油工业厅调度室主任。1982年3月任山东省化学石油工业厅副厅长。1984年1月任山东省化学石油工业厅厅长。1986年3月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副书记。1987年7月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1991年2月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96年10月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1997年4月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1999年6月任重庆市委书记。2002年10月任中央组织部部长，2007年10月任中央纪委书记，中共12－14届中央候补委员，15届中央委员，16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7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赵勇，1963年1月生，湖南益阳人。198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7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1979年9月至1982年7月在湖南水利水电学校大专班学习。1982年7月至1985年1月任湖南省澧县永丰乡干部，余家台乡党委副书记、乡长。1985年1月至1990年12月任湖南省民政厅社会处干部，省革命老根据地经济开发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省民政厅社会处副处长。1990年12月至1991年11月任湖南省民政厅社团管理处处长（其间：1991年2月至11月挂职任湖南省绥宁县委副书记）。1991年11月至1994年11月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其间：1993年10月至1994年9月挂职任团中央青工部副部长）。1994年11月至1996年1月任共青团中央青工部副部长。1996年1月至1998年6月任共青团中央青工部部长。1998年6月至2001年12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委员（其间：1999年9月至11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1997年9月至2001年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12月至2003年7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委员，2003年7月至2004年1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副部长级）、全国青联常务副主席、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委员。2004年1月至2006年1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副部长级）、全国青联主席、全国少先队工委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委员（2005年7月再次当选为全国青联主席）（其间：2004年5月至7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1年9月至2003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5年11月至2006年2月任河北省委常委。2006年2月至10月任河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2006年11月至12月18日任河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唐山市委书记。2006年12月18日任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共青团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李军，男，汉族，1962年2月出生，湖南安乡人，1985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经济学博士，研究员。1978年10月至1982年9月，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2年9月至1985年8月，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1985年8月至1990年12月，先后任国家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科员、主任科员，国家文化部市场局副处长；1990年12月至1993年5月，先后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宣传组助理调研员、调研员；1993年5月至1994年10月，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统战组副组长(正处级)；1994年10月至1995年10月，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统战组副组长(副局级)；1995年10月至1997年8月，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统战组组长(副局级)；1997年8月至1999年5月，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统战组组长(巡视员)，1999年5月至2001年4月，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统战组组长(巡视员)(1995年9月至2000年6月，在武汉大学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2001年4月至2003年7月，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巡视员)(2001年1月至2002年12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学科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3年3月至2003年7月，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2003年7月至2004年12月，任贵州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正厅级)；2004年12月起，任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7年6月任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同志是九届、十届贵州省委委员。刘 源：男，汉族，1951年生，原籍湖南宁乡，生于北京。刘少奇之子。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期间下乡至山西；1977年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82年分配至河南，后任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副县长、县长。1985年任郑州市副市长。1988年被河南省人大代表们推选为河南省副省长，一时传为佳话。1992年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授衔为少将。1998年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副政委，后晋衔为中将。2003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1992年被授予少将警衔，2000年晋升中将警衔。
周伯华（1948.7 ）男。汉族。湖南湘潭人。1970年12月入党。1968年9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1965年9月在湖南株洲粉末冶金学校稀冶专业学习。1968年9月留校待分配。1968年12月任湖南省株洲硬质合金厂技术员、厂革委会办公室秘书。1971年12月任湖南省株洲硬质合金厂车间副指导员、指导员。1978月1月任湖南省株洲焊接器材厂党委副书记、书记。1981年6月任湖南省株洲市经委副主任(1980年9月－1981年10月在湖南省委党校学习)。1982年1月任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处级研究员(1983年9月－1986年7月在中央党校培训班学习)。1986年8月任株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1990年6月任湖南省株洲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1993年1月任湖南省副省长。1995年10月任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2001年11月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2003年3月任湖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4年1月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2006年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
成思危，男，汉族，1935年6月生，湖南湘乡人，民建成员，1951年参加工作，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51年至1952年广州南方大学工人学院学习政治理论，后任广东省总工会组织部科员，广州珠江区“五反”指挥部民船业分队长。1952年至1956年华南工学院无机专业、华东化工学院无机物专业学习。1956年至1958年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技术员。1958年至1973年化工部华北设计研究分院、天津化工研究院技术员、专题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1973年至1981年石化部石油化工科研院技术员、化工部科研总院（科技局）化工一处、无机化工处工程师。1981年至1984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4年至1988年化工部科技局工程师、总工程师。1988年至1993年化工部科研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1993年至1994年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兼科研总院总工程师。1994年至1997年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民建中央主席（1996年12月）。1997年至1998年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4年12月再次当选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增选为常务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谢 勇(1958.4 )湖南祁阳人。民进党员。1975年4月参加工作。研究生。任江永县夏层铺公社下乡知青，湘潭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生，湘潭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法律系助教(1984年9月－1985年6月在北京大学心理系进修)，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湘潭大学法律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湘潭大法律系系主任、教授，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民进省委副主委、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98年5月－1998年11月在最高人民法院挂职锻炼；2001年8月－2002年2月在湖南省青年干部赴美进修班学习)，民进省委主委、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2003年1月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湖南省第9届委员会副主席、民进湖南省委主委。

Ⅳ 刘洪波：武汉大学博士招考到底发生了什么

接受写这个专栏时，我也决定了把专栏定位于观察武汉。这就是现在的“城市观察”。 我知道，写自己所在的城市，有相当的难度。人们更关注自己周围的事，更喜欢议论周围所发生的事，但新闻也好，评论也好，往往更容易表现出对外地事情的特别兴趣。 近日多家媒体说，武汉大学博士招考，有一科的试卷随题附有答案，武大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黄从新则说，事发时就在现场，那不是答案，而是得分要点，“此举是在允许范围内”。但媒体评论显然不同意黄从新院长的解释，《光明日报》网上的“光明观察”发表评论，话说得很重，不仅直接反驳了“此举在允许范围内”的说法，还表示“有理由怀疑，此类法律与道德、公平与正义缺失的高校如何能培养出品德高尚、学业优秀的学生”。 教育是武汉的名片，武大是我的母校，无论从武汉人的角度，从爱护母校的角度，我都希望武汉大学不要有任何不好的事情。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近几年武汉大学就有几次陷入教授抄袭争议，在2008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大学排行榜中，还因为“抄袭者没有辞职而学校又没有解聘”被扣除全校总得分的10%。这次，武汉大学又传出博士招考附答案的事情，我不知道一所大学有多少声誉能够经得起这样一次次被损害。 武大博士招考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发生了差错，还是没有差错；如果有差错，是“在允许范围之内”，还是在允许范围之外？一个负责任的学校，不应当回避这些问题。媒体上到处质疑武大，不管是对公众负责，还是对武大声誉负责，学校应当坦然面对媒体，没有差错，要解释清楚；有差错，要严肃处理。考试过去，试卷已经解密，被质疑的那一科考试，到底是附上了答案，还是附上了“得分要点”，是在允许范围内，还是在允许范围外，试卷公布出来，事情就清楚了。 对武汉大学来说，被报道博士招考随附答案，当然是一次形象危机。这个危机是大是小，要看你怎么想。往大了说，它会让人对中国学位教育的水平产生怀疑；往小了说，它会让人认为学校考试工作不严谨。你希望人们怎样来认识这件事呢？不闻不问，人们就会认为这样的事情可能原是平常的，并以此来判断武汉大学乃至中国博士教育的一般情况。如果认真对待，给公众以可信的说明，学校的声誉将会得到挽回。总之，学校对这件事越认真，人们对学校的印象越正面；学校对这件事越不以为然，人们对学校的评价越反感。哪怕事情真的在“允许范围内”，至少人们已产生了疑问，你需要去解释，而不是充耳不闻。 我也知道，不好的事情出现以后，有的人容易选择缩头不应的策略，能够让人消声，就让人不发出声音；如果不能让人消声，就寄希望于遗忘规律发生作用，你说你的，我不反驳，不解释，不说明，就是全不回应，等你说累了，慢慢就没事了。但真的没事了吗，我相信事情这样去做，人们也许能忘记事情的细节，但不会忘记你无视公议的风格——如果坏的习惯也可以叫风格的话。

Ⅵ 武汉大学出过哪些名人

1、吴倩

吴倩，复1992年9月26日出生于湖北制武汉，毕业于武汉大学艺术系2010级本科班，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2012年，凭借在饶雪漫的长篇小说《雀斑》中担任书模而受到关注。2013年，签约浙华策影视。2014年，因出演传奇剧《隋唐英雄4》而崭露头角，随后，凭借金庸剧《鹿鼎记》被观众熟知。

2、雷军

雷军，男，汉族，1969年12月16日出生，湖北仙桃人，无党派，大学学历，理学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中国大陆著名天使投资人。

雷军作为中国互联网代表人物及全球年度电子商务创新领袖人物，曾获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及十大财智领袖人物、中国互联网年度人物等多项国内外荣誉，并当选《福布斯》（亚洲版）2014年度商业人物。

Ⅶ 武汉大学的四大名嘴是哪四个啊

尚重生、赵林、李工真和李敬一。他们的讲座场场爆满。
四大名嘴之尚重生
1、生平介绍
政治面貌： 无党派人士
所属单位：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 研 室： 政管院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
最后学位： 博士;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一级学科： 政治学
二级学科： 政治学其他学科
研究方向： 政治理论
2、同学们眼中的“社会解剖师”：
尚重生，以剖析社会独到深入而闻名，素来有“社会解剖师”的称号，他是一个具有“社会解剖师”美誉的人；一个被称为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被众多学生视为“精神教父”、毕业多年还感激不尽的人；一个笑谈自己在武大留校任教是因为辅导员骗他说给他找个“漂亮女朋友”的人……可以说，他的任何一段经历，都能让校园里的大学生们羡慕不已。此外尚重生老师言辞幽默、犀利、深刻，被誉为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被众多学生视为“精神教父”。他开设的公选课《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透视》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走廊和门口都是慕名前来的同学，听众中除了武大学生外，还有很多校外的同学。
3、授课信息：
通识选修课《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透视》
各类讲座
4、经典语录：
我上课不愿意看PPT，免得我的思想PPT化了。
大学出大师，但“大师化”是规划得出来的吗？我说教三001出五个大师，而102，教室小点就出四个，行不行？
教育就是给国家培养母鸡的。母鸡长大了是会下蛋的。那些培养母鸡的人都活不下去了，母鸡能长得好吗？能生出好的小鸡来吗？连蛋恐怕都下不出来。
“高举老布什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克林顿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将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推向前进！”有人说吗？“高举撒切尔夫人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布莱尔周围，将英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推向前进！” 有人说吗？有些话我们听习惯了就不觉得它的可笑了。

四大名嘴之赵林
1、生平介绍：
出生日期：1954年11月8日
出 生 地：北京市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哲学院
职 称：教授、博士生导师
职务及兼职：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
全国宗教学学会理事、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西方哲学、西方文化
2、“百家讲坛名师”：
他的专业课吸引了很多外院的同学旁听，以至于本专业的学生都没了位置；他曾经5次收到央视的邀请参与“百家讲坛”的录制；他的通识课总是人满为患，全校最大阶梯教室，常常里里外外被挤得水泄不通；他一有什么“新闻”，常会引得武大学子沸腾，珞珈山水、校园广播、茶前饭后，到处都充满了关于他的话题……
他，就是被誉为武大“四大名嘴”之一的哲学学院教授赵林。他说：“想要成为一个真正受到学生热爱的老师，不仅需要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睿智，还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怀和高超的授课艺术。”也许，这就是赵林为人、为师的秘笈。
赵林老师把他成功的秘笈归纳为：天职意识， 这种神圣的天职意识使赵林一直处于一种感动状态，正是这种使命感使得他把三尺讲台视为生命，以自己的学识、良心和激情去面对同学们。学识扎实，十多年来，赵林已出版了10部个人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20余篇，并和邓晓芒教授合作撰写了《西方哲学史》专业课教材。这些学术上的成绩为其授课提供了扎实的学识基础。激情投入，已毕业的2002级同学任飞说：“赵老师讲得非常投入，除了学生的反应，没有什么能干扰他的课堂。”
3、授课信息：
专业课《西方哲学史》
各类讲座
4、经典语录
一个教师在讲课时如果不能感动自己，他也同样不可能感动学生。
这就是我的讲台，我一直站在这里！
在美丽的珞珈山麓执教二十载，最令我欣慰的是自己在历届学子心中播下的知识种籽，最令我感动的是每学期课程结束时同学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四大名嘴之李工真
1、生平介绍
李工真，1952年12月28日出生于武汉。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革中老三届(68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7月招工回城后在汉口江汉路“南京理发厅”做过8年理发师；恢复高考制度后，于1978年10月考入武汉大学历史学系；1985年7月留校任教；1988－1990年留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里尔大学，师从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库尔特迪威尔（Kurt Düwell）教授，专攻德国现代化问题。
2、武汉大学的“活字典”：
李工真教授因学识渊博而被称为“武大活字典”，是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在当年李工真、赵林和易中天号称武汉大学三大名嘴，文史哲各占一个）。在武汉大学，李工真老师的讲座总是场场爆满，总有很多人得站着听。李工真教授还多次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国内著名高等学府从事讲学活动。
李工真老师给大家的印象是特别真诚直爽，在他的身上，根本看不到传统知识分子那种“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出一片心”的心机。作为历史学研究者，他敢于针砭时弊，侠义直言，体现出了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他经常鼓励同学们要讲真话办实事，要有独立思考的意识，不要盲从权威。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李老师推着他的专车，和同学们边走边聊的情景。
3、授课信息
各类讲座
4、经典语录
那时候觉得一辈子就这样，出不去了。不过我坚信，是金子，到哪里都发光。即使做理发师，我也要做最好的那一个。
不论从我父亲当初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我现在的状况来讲，在中国做一个官不是一件难事。也有人给我提供过职位，只要我点头，也就是个官了。可是我父亲对我的期望就是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想我做到了。
读书受教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希望每一个大学生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在大学期间要勇于接受暴风雨，锻炼自己。任何困境里，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同时还要充实自己。是金子，哪里都能发光，是人才，到哪里都能登台。

四大名嘴之李敬一
1、生平介绍：
任教专业 文学-新闻传播学类
在职情况：在职
所在院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出生年月:1946年11月
籍 贯:中国湖北省蕲春
职 称:博士生导师、教授
学科及研究方向：新闻学与传播学 中国传播史方向
2、“诗意人生”：
李敬一老师的著作有《中国文学史》、《中国传播史》、《中国传播史论》、《壮哉唐诗》、《节目主持概论》、《唐诗宋词名篇精选精讲》、《司马迁》、《休闲唐诗鉴赏辞典》等和合著五十余部。被誉为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曾进入“全国高校最有魅力老师”排行榜前五名。2003年至2005年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怎样欣赏中国古典诗词》、《李后主和他的词》、《屈原》、《司马迁》；2008年6月至10月在北京电视台《中华文明大讲堂》主讲《壮哉唐诗》系列专题。
可以说李敬一老师的人生充满了无限诗意。他可以沉醉于古典诗词，细细品味一字一词间的情感，又可以慢慢回味现代流行音乐中的独特韵律。古今中外他信手拈来，诗词歌赋他娓娓道来，课内课外他循循善诱。一个拥有充满诗意人生的老师，在充满诗意的课堂氛围中，讲述这充满诗意的人生哲学。
3、授课信息：
中国传播史研究
新闻道德与新闻法规
中国古代文学
各类讲座
4、经典语录：
其实最重要的信念就是热爱生活，能多站在讲台上一天就要多站一天。作为一个教师始终应该站在第一线，始终应该与同学站在一起。
他这样评价《菊花台》：这是一首最有内涵的歌，也是一首最为含蓄的歌。古有宋玉悲秋，易安咏菊，但多是个人身世之感。而此词的吟叹却给人一种历史厚重。

除了这四位老师之外，还有传授军理知识的陆宝生老师、沿袭礼仪文化的李荣建老师、品味古典诗词的秦平老师等等，同样倍受同学们的青睐！
其实，就如同前面所说的，每一位教师都是用心在授课，他们倾注自己的青春来丰富我们的视野，他们奉献汗水为我们的成功铺路。他们都是名嘴，都是应受到我们尊敬的学者，都是武汉大学所有学生心目中的名师！
李工真老师是历史学院的非常棒的老师，有幸会选他的课程，真的非常博学！

Ⅷ 从武汉大学出来的有几位人物是哪几位

法学名家

王世杰

字雪艇，湖北崇阳人。留学英国和法国，先后获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巴黎大学法学博土学位。1921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法制局局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著作有《比较宪法》(与钱端升合著)等，用比较方法介绍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政治制度和宪法理论。

周鲠生

周鲠生教授（1889-1971），湖南长沙人，早年留学日本、英国、法国等国，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经济硕士学位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务长和校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大学校长、外交部顾问，为新中国的外交和立法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著作有《国际法》、《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外交史》、《不平等条约十讲》等。

梅汝璈
清华毕业，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精通英美法律，曾任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45年,当时的武汉大学法学系主任梅汝璈教授作为检察官出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义正辞严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燕树棠
字召亭。河北定县人。北洋大学堂法科毕业。1914年赴美，1920年获耶鲁大学法律博士。曾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法律学系主任，国民政府检察院监察委员、司法院大法官等职务。1949年后在武汉大学法律系编译室工作兼湖北省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学会理事。

韩德培
中国法学会顾问、中国国际法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首任所长。1934年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1940-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院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1942-194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以特别研究生身份继续研究。1946—至今，在武汉大学任法律系教授，先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成员和特约成员，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法学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会长等职。

李浩培
李浩培先生，1906年生于上海，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后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从事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比较民法的研究。历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 外交学院教授，外交部法律顾问，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与周鲠生、王铁崖先生一样，李浩培先生可以说是我国国际法学界的泰山北斗。

皮宗石
皮宗石（1887～1967） 字皓白，号海环。长沙县福临铺人。1903年到日本，先读中学，后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1927年与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被约同去湖北，在武昌中山大学基础上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从此专心从事教育事业，拒绝汪精卫、蒋介石邀请他在政府任职。

王铁崖
中国国际法学会前会长，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创始所长，国际法研究院院士，世界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大法官。1929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初修外语，后改上政治系。1931年转学入清华大学政治系。1933年毕业后旋被保送进清华研究院，师从周鲠生教授攻读国际法。1936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通过中美庚款留学考试。1937年夏负笈西洋，远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教授，继续研读国际法。1939年夏铁崖先生返国 后经周鲠生教授邀请，于1940年受聘于乐山武汉大学，开始了他长达62年的国际法教学生涯。

姚梅镇 国际经济法学家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首任会长。

马克昌
生于1926年8月，河南西华人，法学家。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后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曾参加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工作。现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我国刑法学术界有“北高南马”之称，即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和武汉大学马克昌教授。

吴学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顾问，曾任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留日硕士。

蒋思道
高一涵
六安县南官亭人 曾于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民国5年（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民国7年入北京大学编译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积极宣传科学与民主。后与章士钊办《甲寅日报》，与李四光、丁西林等办《现代评论》，与胡适办《努力月刊》等刊物。
民国15年，由李大钊、高语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来武昌任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教授，兼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解放后，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等职。

文学的有 叶圣陶 李达 郁达夫

只能说出在武大任教的,不能说出武大毕业的 ...

Ⅸ 官场博士扎堆，正常吗

观点一：

“三次博士”令人反感，践踏了学术尊严

曾长秋（中南大学博导，政治学院副院长）：有不少干部的博士学位不是在参加工作以前获得的，而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取得的，这些人拿一个博士学位无非是用来“撑门面”、提高对外交流平台，赢得被提拔的“资本”。作家阎真在《沧浪之水》中讲了一个“三次博士”的故事，说某些官员读博士是“第一次来报到；第二次，中间来送一次礼；第三次，来拿文凭的时候请吃一次饭”。这种在职博士是极不正常的，我反对这种在职博士。

快雪时晴（网友）：拥有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的人要想在官场谋一个职位很困难；但是，一些人拥有了官位，要得到博士学位却轻而易举，我为此抱不平。我认为，这是对学术独立、学术尊严的侮辱。

米莉（博士，中南大学教师）：“官场博士扎堆”我觉得是不正常的。应该说，按照正常状态，博士群体并不在官场，而多在科学界、学术界。但在中国，大学老师的经济状况并不好，这是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官员读博是追逐利益的一个结果。

黄勇军（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师）：中国和西方对博士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博士学位的获取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西方的博士是对学问和学术真理的追求，他们在博士培养方面有自己的整体规范，他们固然培育官员，但更多地是培育医生、培育教育家。而少数中国官员读博，追求的不是知识、真理，而是权力、利益。

杨欣（中南大学硕士）：官员这个群体，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我们现在的学术权存在政治化、行政化的倾向，这些都导致了不良现象的发生。

杨孟著(“经济学茶坊”学术网站站长)：我从三个方面来讲：官员读博，从他们的学费和包括滥用权力的角度来说，是对国家的资源侵害。第二，少数官员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通过学位证书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是对国家公权的一种侵害。第三，是对走正常程序毕业学生的一种权益侵害。我个人认为，不能把有否博士学位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条件。

袁礼成（媒体从业人员）：我认为，博士当官是人才浪费。而那些靠买、靠秘书代做论文、请“枪手”代考外语的现象，对我们学术的权威是一种挑战。对于学术的发展，我寄希望于那些通过努力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希望他们坚守学术理想，不要一味地涌向官场。另一方面，高校要严把博士学位的关卡，杜绝不正之风的侵蚀。

薛瑞众（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生）：一些官员通过各种“手段”得来的博士帽，往往是用作晋升的“资本”、装潢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学习型社会，官员通过正常的学习渠道，通过严格的考评，获得高学历，得到博士学位，这应该是值得鼓励和学习的。但如果靠钻营得来一顶虚假的博士帽，这不光是在欺骗自己，也是在欺骗舆论、欺骗人民。我们需要的不是清一色地戴着博士帽的官员，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

刘冬娅（湖南广电主任编辑）：“官场博士扎堆”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不少官员读博就是为了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以博得更多的利益，为自己的仕途铺上“黄金”的台阶，这种现象损害了官员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第一，它损害了社会公平的法则，有些官员读博并不是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具备了相当的知识，而是采取了一种非正常的手段获得了博士文凭。第二点，助长了高校的腐败。高校与官场达到了“互赢互利”，一方是玩权术，一方是玩钱数，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现在社会物质丰富了，但是这个精神层面的建设，还有些滞后，这种现象，到了该“动手术”的时候了！

105长沙新闻广播《你说话吧》栏目主持人兰风（右）代表栏目组向阳光100·西街阳光咖啡馆经理陈泉龙（左）赠送《你说话吧》一书，以表对提供场地支持的谢意。

观点二：官员读博是好事，学者型官员强过“大老粗”

阳信生（博士，湖南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我认为，在官场有很多博士是一件好事，值得提倡。在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古代要当官，一般来说要举人以上级别咧。古代中高级官员，水平都是很高的，那些贪官污吏有70%是没有受过严格教育的。我个人认为，官员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但目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先当官后读书，西方是先读书后做官”。

熊晓菲（雨花区税务局科员）：我认为“官员读博”是正常的。以前中国人受教育水平普遍比较低，包括政府官员，有不少的“大老粗”。现在有条件让政府官员去读书，谁不愿意继续深造呢？当然，我们不能把获得文凭当成最终目标，滥竽充数。我们可以学一学欧洲一些高校“宽进严出”的做法，你进得来，但你不一定出得去，考试没通过，文凭就不发给你。如果这样，那么“三次博士”就不会得逞。相信我国也会朝这方面改进的，所以对未来发展，我持乐观态度。

颜关明：（《中南大学学报》编审）：这个问题要从历史的、开放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大家都希望自己有知识、有文化，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工农兵都来读大学。一个硬币总有两面性，在对知识追求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以权力去谋求学位的不良现象。但我想，随着历史的前进，现在出现的“官场博士扎堆”之类的现象，会慢慢退出舞台。另外，以开放性的眼光看，博士可以分为理论型的博士和实践型的博士，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优秀的官员也能算是实践博士，那么“官场博士扎堆”的现象，又有何不能接受的呢？

肖建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教授）：谁都有继续深造的自由。所以我对官员读博，关注的是他学的究竟是什么？他学的这个知识，对他提高工作水平是否有用？比如有一些官员，他对这个研究感兴趣，他又有社会经验，在他的思想世界里，能把社会经验和理论结合起来，岂不更好。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只要是真正地去做学问，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话友思考

官员读博为何风行？

陈文胜（省社科院研究员）：第一，市场经济时代，各行各业都在追逐利益，这是不争的现实。官员读博也有追逐利益的成分。第二，我们处于一个追赶时代。我们国家在追赶西方，追赶需要速度，当有一个捷径的时候，谁都想尽快达到目的。第三，我们处于新一轮文明的时代。我们现在的文凭制度，是计划经济培养劳动力的结果。所以，博士的含金量很难说。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任毅飞（尼采科技经理）：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产物。种种因素所制约的教育体系，为权力和学术之间进行交易埋下了“伏笔”。

吴涛（湖南读书会会长）：30年前，中央就明确提出了干部队伍要“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在那个时候，选拔干部，知识是排在第一位的。随着我们国家越来越进步，对官员的要求也水涨船高，但是，在制度尚未完善之前，在利益面前，有的高校和官员就开始了互相利用，并成为某种“潜规则”。

马箭（中南大学硕士）：为什么学校愿意提供这么多的机会给官员？因为官员掌握了权力，可以用权力来影响政策实施。高校则不惜用派发最高的学位证，来换取某些官员手中的社会资源。

观点纵深

陈赫：鼓励干部学习，而非搞文凭

陈赫（中南大学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所长、教授）：我认为：第一，官场里面博士越多越好，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要看博士的来路、途径；第二，官场不能变成商场；第三，“凡是存在的未必都是合理的，凡是拥有的未必都是道德的，凡是流行的未必都是可取的。”我非常佩服朱镕基总理，他在当副总理的时候讲过一句话，“进入干部队伍以前，你是什么职称，就是什么职称”，所以，我延伸一下，“进入干部队伍以前，你是什么学历，就应该是什么学历”。人们的攀比心理，助长了“官员读博”的风气。我们要警惕“全体干部搞文凭”的现象。要鼓励他们学习、更新知识，但是不能鼓励他们群体拿文凭。我的建议是推行“三脱钩”政策：博士学位与升迁脱钩；学位与权力膨胀脱钩；学位与利益放大脱钩。

陈潭：“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都是悲哀

陈潭（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学而优则仕”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国家培养的优秀博士都挤入官场，这是一种悲哀。按照教育规律培养的博士，应该是在科研机构、在高等教育领域，这才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培养的博士是要搞创造教育，博士进官场，那是对科研人才的浪费。“仕而优则学”也是悲哀的。一些人当官以后，利用自己的权力、资源来交换文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扭曲了教育。今天的博士教育，应该是一种素质教育，是一种创造性教育。大家之所以痛恨权学交易，就是痛恨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和机会的不平等，如果把机会平等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所以第一，当前要杜绝用公款来读书；第二，要设立一个杜绝走后门的部门；第三，要提高公务员读博的门槛。

话友建议

建议一 提高博士进出门槛，做到公平、透明

王翔（博士，中南大学副教授）：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学位平等，行业平等。我们应该给那些官员一个很高的门槛，排除一切利益干扰，“金钱在这其中必须要让位于真理”。所有的博士都是高水平的。然后是行业的平等，环境、待遇、福利等都处在一个合理的层次内。解决官场博士扎堆，我们要努力地向外国学习。我们处在一个精英化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要有思想的转型、制度的创新、文化的转型。

郑石明（博士，湖南省人大代表，广东天君集团总裁）：关键问题是要把握好四个字，“公平”、“标准”。如果说博士的进入机制是公平的，出来的时候拿的文凭是标准的，你管他是处级还是局级，反正达到标准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官场博士扎堆是好现象，但如果他拿的学位是假的，或者说他是特批进来的，更或者他的论文是别人代写的，那就不一样了。这样有失公平，更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

张闻骥（湖南女子大学教师）：在博士培养指标一定的前提下，非官员与官员同时竞争博士指标，官员明显要占优势。为避免教育资源集中化，除了应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还应做到培养非官员博士指标数和官员博士指标数互不牵涉，以保证竞争者处于同一平台。

建议二 让学术回归学术，让行政回归行政

马田（中南大学硕士）：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应该让“学术回归学术，让行政回归行政”，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互不联系的，共同为社会作贡献的，而不是扯不清。

如梦（网友）：著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认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乱”，如何治乱？他提了10条建议，其中包括：要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大学必须与所谓的“独立学院”脱离关系；实行教授定编制，不允许无限量地晋升教授；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剽窃抄袭见光死，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肖铁肩（中南大学教师）：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全国范围对这个体制进行改革。我认为可以采取这样两个办法：一是官员要继续求学深造的必须经上级部门批准；若自愿来读的，必须辞职做全日制学生；二是禁止处级以上干部读在职学位。

建议三 捍卫学术尊严，净化社会风气

任拓（中南大学硕士）：博士硕士都当了官，谁来进行学术研究？作为学术人，我要捍卫学术。博士为什么喜欢当官呢？现在学术内部竞争压力非常大，从政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我想应该净化官场和学术界，捍卫我们的学术。要在社会上掀起一种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风气。

吴仁喜（中南大学硕士）：我个人认为，解决方法可以有两个：第一，我们年轻人要努力去改变它，认真读书，把基础打牢，在深造期间就要有一个指向，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第二，要让博士“物尽其用”，为博士群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建议四 干部升迁指标应是政绩而非文凭

薛瑞众：能否为人民服务、能否为人民作出贡献才是对官员的最佳考量，与是否有博士帽无关。

王翔：官员的准入和晋升必须以从政的绩效来考核。

黄勇军：官员为政，重在以民为本，办实事，得民心，而不是得博士学位。

热线观点

105长沙新闻广播《你说话吧》留言板

李先生：从政和求学，当官和读博，本就是两码事,不要混为一谈，要不就一定会乱套。

李小姐：我关注的是我们对官员的考核制度是不是要改良，文凭不该是考核他们的指标，政绩才是决定他们升迁的依据。

王先生：如果博士变成了一文不值的一纸文凭，那真是学术的悲哀；如果博士变成了官员升迁的筹码，那真是社会的悲哀。

邓先生：官员中多点博士本是件好事，但如果是权力换来的文凭那就适得其反了，中国有必要刹住这股歪风邪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