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健北京大学博士

⑴ 杨钟健的人物生平

1897年6月1日生于华县龙潭堡。其父杨鹤年（松轩），是陕西知名的教育家、同盟会会员。因而杨钟健从小便受到有益的启蒙教育。他于1916年毕业于陕西省立第三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京大学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基地，在这个环境中，很快便发挥出他的潜在能力与爱国热忱。
1920年9月，他与地质系学生共7人，议决建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地质研究团体。登报公启中说明该会的目的有三：一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质上的真理”；二是“引起社会上对于地质的注意”；三是“中国地质，自来少人调查，即有言及，无非就外人调查的大概而言，这是何等可耻的事！力量虽少，却要尽力所到一洗此耻”。简章规定会务四项：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发行刊物；编译图书。该会在成立大会上，杨钟健报告筹备经过，并当选为第一届委员长，得到校方与李四光、葛利普、丁文江、何杰等的支持。
1923年春，杨钟健代表北京大学学生会至上海出席“中国学生联合会”，编辑会刊；7月，在《中国地质学会志》发表《南口一带的地形特征》，这是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10月，赴德国留学，在李四光的帮助下进入慕尼黑大学地质系，随F．布劳里（Brol－li）和M．舒罗塞（Schlosser）学习古脊椎动物学。
1924—1927年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5年，确定其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啮齿类化石研究，布劳里教授便介绍地质系的舒罗塞指导他，舒罗塞是哺乳动物化石专家，曾从事中国的哺乳类化石研究。杨钟健的论文“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德文）在《中国古生物志》（1927年）上发表，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从此古脊椎动物学及古人类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就和杨钟健的研究与考察及教育工作一起发展起来了。
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西欧各国考察、进修，次年回国，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主持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工作。
1928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师，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
1928年2月，杨钟健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任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技师。他奉派主持北京周口店的系统发掘工作。
1929年，“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他即负责该室工作，此后50年中，虽然这个研究室的体制和名称屡经改易（实际上它是现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他一直担任这个单位的领导职务。他野外考察与参观访问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各省，以及亚洲、欧洲、北美的许多国家。他一生发表的学术性文章达500多篇，包括20多种专著，是近代中国自然科学界著述最多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终生为中国的古脊椎、古人类学的研究呕心沥血，贡献了他的一切。
从1929年起，杨钟健把工作重点转向考察北方“土状堆积”方面，他与法国地质学家P．T．德日进（deChardin）在山西、陕西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记录了第三纪后期与第四纪的地层，划分出“红色土”地层，为中国黄土的进一步研究开辟了道路。同时他们采集化石进行研究，从此他与德日进结下了深厚友谊。次年又参加了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的中亚考察团，去内蒙古调查新生代盆地。
1931年，杨钟健参加了另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中法科学考察，经内蒙古、宁夏而至新疆，然后经苏联返回北平。此后两年，他去山、陕、豫等省调查，发表了多篇论文。
1934年，他的野外工作以长江流域为主，诸如雨花台砾石、龙潭下蜀壤土和庐山地貌等均经考察。这年秋天，他和卞美年去山东新泰、蒙阴等地，调查有关地层及恐龙化石，返途中，经济南，齐鲁大学地质系教授J．施可特（Scott）示以含于硅藻页岩中的鱼及植物化石；经了解，系产自临朐县内，当时他便决定调查这个化石产地。
1935年春，他与德日进、裴文中作两广之行，对南方的洞穴堆积展开调查，发表了《广西和广东的新生代地层》一文，为中国南方新生代地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5月，他一人去山东临胊，偕技工3人采集了大量的植物、鱼、哺乳类及蛙类化石，他把这套地层定名为“山旺统”。这年冬天，他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
1936年春，他与由南非转道来华的美国古生物学家C．L．甘颇（Camp）去山西、四川调查地质，并会同四川大学的周晓和在四川荣县采集恐龙化石。
1937年，他再次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并获得“葛氏纪念金质奖章”。6月，他偕美国古植物学家R．W．钱耐（Chaney）又去山东临朐采集化石，往返两周时间。就在他回到北平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他与中国人民一样，多年顺利开展的工作受到严重挫折，历史使他进入了新的境遇。
1937年8月上旬，日军进入北平。杨钟健此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护地质调查所的设备财产。经思考，认为当时只有利用协和医学院和新生代研究室的关系来达到这一目的。
1940年秋，他随所转至四川北碚。此后几年，他除在北碚做研究工作，兼任重庆大学教授外，并去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考察。1943年，他被聘为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次年被派出国考察，经印度到美国，在美国东、西海岸各博物馆、大学参观访问，后又赴加拿大及一些西欧国家，走访了许多古生物研究中心，特别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他观察了大量标本，并与D．M．S．沃森（Watson）、Y．T．格里戈雷（Gregory）、A．S．罗默尔（Romer）、G．G．辛普森（Simpson）、E．H．科伯特（Colbert）等名家共同探讨有关问题，完成了多篇重要著作，从而成为当代最活跃的古生物学家之一。
1944年，出国考察时，将此标本随身带去，在纽约作进一步修理和研究，最后确定卞氏兽是很接近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这一来，此前已归入哺乳动物的南非和英国的种类，也均被移至爬行动物中去了，从而后移了哺乳动物最初出现时间，卞氏兽也被各国编入了有关教科书。
1944—1946年，去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等国访问及讲学。
1946年4月，他回到了抗战胜利后的祖国，但当时的社会状况实难令人乐观。他面对现实，一方面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做些野外调查；一方面仍积极筹划恢复新生代研究室，却因各种因素未能实现，于是只得又返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此一时期，正如他自己写道的：“抗战胜利后的最初几年，为我的生活最感烦闷的时期”，此时，他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1948年10月去西安赴任，次年1月即回南京，并在那里迎接了解放。
1947—194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6月，杨钟健应邀至北平出席“科学技术界代表大会筹备会”，12月，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他到任不久，即与裴文中、贾兰坡、刘宪亭等人筹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
1951年秋，他与刘东生、王存义去山东莱阳和山东大学地质系合作发掘恐龙化石及调查白垩纪地层，是为青岛棘鼻龙。
1953年，辞去编译局长职务，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次年5月，去安徽泗洪等地野外调查。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院士），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他与斯行健、赵金科、周明镇组成中国古生物学访苏代表团去苏联各地访问两月。在此期间，达成了中苏古生物科学考察协议，并为以后古脊椎动物研究作了战略性的部署。次年，其研究室改为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任所长；此后数年，他经常去山东、山西、内蒙古、甘肃等省调查。
1959年，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完成论文多篇，诸如新疆白垩纪的飞龙，以及华南水生爬行动物化石等工作，就是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完成的。粉碎“四人帮”后，他精神倍增，过了80寿辰后去山西许家窑考察古人类遗址；1978年4月，去广东三水县调查产鱼化石地层；9月到庐山参加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学术讨论会，并到野外考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地质旅行。返京后又于10月去上海与美国古生物学家辛普森会晤，回京后抱病撰写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二届学术年会发言稿。1979年元旦因胃出血住入医院，1月15日逝世。
1979年1月15日，杨钟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

⑵ 杨钟健为什么把在莱阳发现的恐龙命名为青岛龙

对于杨钟健以"青岛龙"命名在莱阳发现的恐龙的原因，杨钟健的弟子、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董枝明教授，解释说:"当时杨教授发掘大本营就在青岛，在三个多月的发掘过程中，杨教授经常奔波在青岛与莱阳之间，他的一些研究工作则是放在青岛做的，展览也放在了青岛"，而且当时山东大学所在地也在青岛，杨钟健念周明镇博士等人首发之功，诸多因素使杨钟健将"莱阳龙"命名为"青岛龙"。

⑶ 魏野畴的魏野畴简介

魏野畴（1898年-1928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和宣传活动家，原名凤标，号明轩。陕西兴平人。1913年春入西安三秦公学(后改为省立第三中学)。1917年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同北京大学杨钟健等人一起创办《秦钟》杂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编写了《中国近世史》(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申江书店、开明书店分别出版发行)。同年夏毕业后回陕西，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员。1922年夏，因受当地封建顽固势力的排挤，辞职赴北京。
在京期间，一边修改《中国近世史》书稿，一边与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等组织共进社，出版《共进》半月刊。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春，应陕北联合县立中学校长杜斌丞邀请，到榆林任该校国文和英语教员，在青年学生中广泛进行革命宣传。是年秋，为逃避陕北军阀的迫害，离开榆林回到北京，以共进社为阵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24年春到延安，先后执教于省立第三中学和第一中学。这时他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群众革命运动和建立党团组织的工作上。同年夏建立了西安市第一个青年团支部。1925年5月和7月，先后领导了驱逐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团和反对教育界封建顽固势力的群众运动。接着又参与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筹建工作，并被指定为临时省党部的负责人之一。这期间他所创办的《西安评论》成为当时陕西宣传革命思想、促进革命运动发展的重要阵地。9月参与领导了西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整顿工作，担任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委员。
1926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年初中共西安地委成立，任地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4月至11月，直系军阀刘镇华率八师之众围困西安，他协助杨虎城等坚持了8个月的守城斗争。1927年1月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不久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成立，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兼任宣传部长。2月被选为中共陕甘区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宣传工作。
魏野畴是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活动的先驱者，也是党在西北地区最早从事军事活动的领导人，他指派吴岱峰利用吴与杨虎城的个人关系到杨虎城部创办西安中山军事学院（吴岱峰任党总支书记），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重要军事干部，为推动陕甘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贡献和准备。7月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为中共陕西省委，任军委书记。8月应杨虎城之邀离开陕西赴安徽太和，任杨部国民党军第十军政治部主任和该军中的中共军委书记。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促使杨虎城继续同共产党合作。12月任中共皖北特委委员。
1928年2月任中共皖北临时特委书记，4月任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指挥，与吴岱峰等人一起组织领导了皖北暴动（即阜阳暴动）；4月9日，在率领起义部队转移途中被捕，在临泉老集惨遭杀害，壮烈牺牲。 阜阳暴动点燃了皖北的革命烈火，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地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⑷ 1929年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骨盖化石的人是我国科学家A杨钟健B贾兰坡C裴文中D李捷

裴文中（1904～1982）

中国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04年1月19日生于河北丰南。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后，从事旧石器考古、第四纪地质学及哺乳动物化石研究。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技佐、技正，并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教授。1949年起历任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博物馆学会主席，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等职。曾被授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联合国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名誉理事等。1929年起他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1931年起，确认石器、用火灰烬等的存在，为周口店是古人类遗址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主持的山顶洞人遗址发掘，获得大量的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950－1953年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首批学部委员。1957年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称号。1963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同年，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名誉常务理事。1982年当选为国际第四纪联合会名誉委员。同年9月18日在北京病逝。他在1949年后还积极开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裴文中是中国古人类学的重要创始人。他于1929年12月2日在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成为中国古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为此，中国科学社于1930年授予他金质奖章。他学术研究涉及面很广，包括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及地层学等等，其主要著作有：“周口店洞穴层含人化石堆积中发现的石英器和其他岩石的石器”（1931）、《周口店第1地点之肉食类》（1934）、《周口店山顶洞文化》（1939）、《周口店山顶洞动物群》（1940）、《广西柳城巨猿洞及其他山洞之食肉目、长鼻目和啮齿目化石》（1987）等等。他在我国建立了若干第四纪不同时期的生物地层标准剖面。

裴文中科学生涯数十年间，足迹几乎遍及全国，领导并参与了许多大型的古人类调查与发掘。如1955－1957年广西山洞的调查，发现了巨猿的确切产地和层位，为华南建立了第一个早更新世洞穴堆积标准剖面。50年代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地点群的发掘和研究，改变了对红色土层时代的部分看法。为华北建立起了晚更新世早期的标准剖面。坚实的野外工作，精心的室内研究，使他对第四系与第三系界线问题、第四纪哺乳动物区系、体形变化规律、我国旧石器文化特征和多样性，以及原始社会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取得卓越成就。

裴文中也是杰出的科普作家，他的科普著作《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中国石器时代》等等，对于进行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效果十分显著，影响极为深远。

⑸ 地质系有什么好大学详细一点，非常感谢

地质系好大学很多，比较出名的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北京两个学校）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学院前身是原北京地质学院的矿产地质与勘探系。拥有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2个湖北省重点学科、2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资源定量评价与信息工程实验室”、湖北省“油气勘探开发理论与技术”实验室）和1个中石化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是 “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体建设单位之一。学院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博士学科点和12个硕士学科点（涉及5个一级学科领域：地质工程和资源工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海洋科学、地质学、公共管理学）。下设资源科学与工程系、石油与天然气工程系、土地资源管理系、海洋科学与工程系、煤及煤层气工程系、沉积盆地与沉积矿产研究所、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工程研究所、数学地质与遥感地质研究所等教学和科研单位，为学院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其资源勘查类学科群是学校的优势学科群，目前形成了以赵鹏大院士和胡光道教授为首的"矿产资源定量预测及勘查评价"、姚书振教授、胡明安教授、魏俊浩教授为首的"矿产普查与矿床学"、李思田教授、解习农教授、王华教授为核心的"沉积盆地与沉积矿产"、费琪教授、郝芳教授、梅廉夫教授、陈红汉教授为核心的"油气勘探开发新理论、新技术"、吴冲龙教授为首的"地矿信息系统与地质过程模拟"五大科研群体，取得了非常多的具有显示度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同时以李江风、王占岐教授为核心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以其特色鲜明的学科特点在国内享有较高声誉。近五年来，我院科研在学校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连续增长，年均经费3000万；发表文章1600余篇，其中44篇被SCI检索、92篇被EI检索、54篇被ISTP检索，编撰科技专著共90 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以地质、资源为主要特色，以理为主，理工结合的学科专业体系。学院目前有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含古人类学），地球化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构造地质学，第四纪地质学，矿产普查与勘探，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摄影测量与遥感等18个学科，其中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含古人类学），地球化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矿产普查与勘探，构造地质学5个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第四纪地质学，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2个学科为省部级重点学科。本科招生有3个专业：地质学、地球化学、资源勘查工程（固体矿产）。学院下属7个教研室，包括地层古生物教研室，构造地质教研室，地球化学教研室，矿物岩石教研室，矿床与勘探教研室，遥感与地学信息教研室，第四纪教研室。学院有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3个博士后流动站。学院在16个学科150个研究方向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此外根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11工程”建设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学科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重点实验室的配套建设，学院在战略上重点发展地球动力学及全球事件勘查评价与地学信息3个学科群。学院现有在校学生3994人。其中博士生728人，硕士生1329人，工程硕士723人，本科生1214人。学院在地球动力学、地球节律与全球地质事件、岩石探针与深部过程、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成矿系统与区域成矿学、非传统矿产资源发现与开发、地质系统的复杂性、地球化学动力学及造山带研究等方面已经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行列。近年来，学院教师承担国家973项目、863项目、科技公关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年均发表三大检索文章50多篇。学院现有北京市基础地学实验教学中心1个，地球化学实验室（包括流体包裹体实验室、原子吸收室、化学处理室和仪器室）、遥感与地学信息技术实验室（地学信息技术实验室和遥感实验室）、第四纪生态环境实验室、资源勘查工程实验室（包括矿石学与矿相学实验室、地质学实验室和资源勘查评价数字化实验室）。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在国内是最强之一，应该毫无疑问，当然南京大学可以与他一决雌雄。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是我国历史最久的地质学教育机构之一，至今已培养了大批优秀地学人才，其中两院院士有23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4名。在八十余年的历史中，办学传统和特色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爱国奉献，真诚团结，科学民主，求实创新。现每年招收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水文与水资源及地质工程共5个专业。设有理科“
地质学”和工科“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两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涵盖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水文学及水资源、矿产普查与勘探、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地质工程共8个二级学科博士点，9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每年招收约90名硕士研究生和40名博士研究生。此外，还设有“地质学”博士后流动站。 拥有“地质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和“水文学与水资源”专业国家重点学科培育点。“水文学与水资源”专业又属江苏省重点学科。有“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隶属于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是中国高等学校中设立的第一个地质学系。1909年创办时称京师大学堂地质学门。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1913年地质学门暂停招生。1917年恢复招生。1919年改称地质学系。1937年北京大学南迁至长沙﹐1938年在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设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46年迁回北平後仍称地质学系。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地质学系与清华大学等校有关系科﹐组建了北京地质学院（见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学设地质地理学系﹐1955年地质学专业恢复招生﹐1978年恢复单独设立地质学系。何杰﹑王烈﹑王绍瀛﹑李四光﹑谢家荣﹑孙云铸等曾任系主任。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灝﹑谭锡畴﹑袁复礼﹑杨钟健﹑侯仁之﹑乐森浔﹑何国琦等诸多地质学家都曾在该系任教。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于2001年10月26日正式成立。新组建的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由原北大地质学系、地球物理学系的固体地球物理学专业、空间物理学专业、北大遥感所以及城市与环境学系的GIS等专业组成。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设有5个本科生专业（地质、地球化学、固体地球物理学、空间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系统）、3个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并设有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理学、测绘学四个博士后流动站；学院共有教授51人（其中中科院院士7名，长江特聘教授5名）、副教授40人；设有国家理科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1个（地质学），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1个（地球物理学），国家重点学科3个（构造地质学、固体地球物理学、地理信息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造山带与地壳演化重点实验室），北京市重点实验室1个（空间信息集成与3S工程应用），北京市重点学科1个（空间物理学）。它是我国地球科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承担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输送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空间科学、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测绘科学与技术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重任，是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支重要力量。
地质学好大学还有西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成都地质学院更名，原五大地院之一）、吉林大学（原五大地院之一的长春地质学院并入）、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前身是1936年由时任校长竺可桢先生创办的史地系）、中国石油大学（看名字就知道其地质主要偏向了）、中国矿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长安大学（原五大地院之一的西安地院并入）、中山大学、兰州大学、西南大学、长江大学（也是偏石油地质的）等等
还有海洋地质专业，最强的当属同济大学，有汪品先领衔的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实力堪称一绝；海洋地质还有中国海洋大学也可以
受篇幅限制，先介绍这么多吧，欢迎追问！

⑹ 杨钟健的介绍

杨钟健（1897 06.01 - 1979 01.15），字克强,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1920年组织领导了中国第一个地质学术团体——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是中国古生物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他撰写的《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是中国学者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领导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有“禄丰龙”、“马门溪龙”等许多爬行动物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是最早倡导“黄土风成说”的中国学者，在地质教育、科学博物馆事业及国际有关学术交流方面均有很大贡献。

⑺ 杨钟健的社会任职

1929—1936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北平分所所长。
1937—1943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
1949—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
1953—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
1957—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
杨钟健是中国古生物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三次被选为理事长。他两次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
国内外科学界对杨钟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1956年被选为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的荣誉会员、苏联莫斯科自然博物协会的国外会员，1975年被选为英国林奈学会会员。
杨钟健是中国自然博物馆事业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从北京自然博物馆成立（1959年）起，他一直担任馆长职务。
此外，他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重庆大学的教授，西北大学的教授和校长。他也是第1—5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九三学社中央常委。

⑻ 中国的科学家有谁

有很多。
例如
钱学森(1911——)中国现代科学家。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留学美国并在近代力学奠基人卡门指导下从事火箭研究工作。1955年回国后投身于开创中国力学、航天事业等工作。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研究员、第一任所长，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任理事长等。
李四光(1889?971)地质学家。湖北黄冈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9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和地质力学的研究。
竺可桢(1890——1974年),我国代气象事业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邓稼先
钱伟长，1913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
袁隆平，农学家、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江西德安人。1930年9月7日生。1953年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历任研究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科院名誉院长、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长期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研究和制种技术实践。1964年首先提出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并进行科学实验。1970年，与其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发现一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成为突破“三系”配套的关键。
1972年育成中国第一个大面积应用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二九南一号A”和相应的保持系“二九南一号B”，次年育成了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强优组合“南优二号”，并研究出整套制种技术。1986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

⑼ 京师大学堂以及后来的北京大学有哪些知名的学者、教师和培养出著名的学生吗

曾聘请严复、林纾、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胡适、黄侃、钱玄同、马叙伦、陶孟和、冯祖荀、何育杰、俞同奎、夏元瑮、王建祖、温宗禹、胡适、刘半农、梁漱溟、辜鸿铭、刘师培、黄节、吴梅、刘文典、陈垣、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马衡、康心孚、李四光、王星拱、颜任光、钟观光、任鸿隽、李书华、丁西林、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王世杰、徐悲鸿、刘半农、陈石曾、萧友梅、江泽涵、程毓准、饶毓泰、吴大猷、朱物华、周同庆、谢家荣、孙云铸、斯行健、吴文俊、王湘浩、黄昆、朱光亚、胡宁、唐敖庆、徐光宪、高小霞、黄昆、谢希德、季爱雪、邢其毅、周培源、廖山涛、胡宁、丁石孙、王选、李政道、陈章良、厉以宁、林毅夫、韩启德、季羡林、冯友兰、陈岱孙、罗荣渠、孙钦善、肖蔚云、费孝通等担任导师。
冼星海、吴镜汀、吴伯超、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宁、李政道、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冯友兰、顾颉刚、罗常培、魏建功、丁声树、袁家骅、冯至、曹靖华、俞平伯、张申府、张东荪、任继愈、胡绳、潘梓年、唐君毅、牟宗三、熊伟、傅斯年、陶希圣、毛子水、姚从吾、范文澜、邓广铭、韩儒林、董作宾、胡厚宣、旭生、黄文弼、孙本文、许德珩、徐宝璜、张志让、张耀曾、周炳琳、赵乃抟、千家驹、王光祈、钱三强、胡世华、樊畿、郭永怀、马大猷、黄昆、邓稼先、于敏、王琎、唐敖庆、钮经义、秉志、胡先骕、汪敬熙、蔡翘、潘菽、张香桐、孙云铸、杨钟健、裴文中、斯行健、黄汲清、侯德封、刘东升、刘光鼎、陈华癸、刘仙洲、忠诚、王澍寰、曲绵域、李连达、胡亚美、沈渔邨等都曾在此就学。成长了一大批现代学术大师，如朱自清、毛子水、汪敬熙等。

⑽ 徐旭生的人物生平　

1919年徐旭生学成归国后，先后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27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29年任国立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1932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晋升研究员。1937年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解放后，先后出任北平研究院领导小组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述等身，造诣颇深。其著述有《徐旭生西游日记》、《陕西渭河附近考古调查报告》、《陕西省最近发现之新石器时代遗址》、《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略谈研究夏文化问题》、《禹治洪水考》、《〈山海经〉札记》、《〈山海经〉的地理意义》、《对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的看法》、《井田新解并论周朝前期士农不分的含义》等。翻译有威伯尔《欧洲哲学史》，波兰历史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
1927年，徐旭生担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这个考察团的组成，结束了从19世纪末以来我国大批珍贵文物任外国人随意拿走的屈辱历史，它的巨大考察成果，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
1926年末，瑞典著名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博士率一个大型远征队，准备到我国西北部进行科学考察。当北洋军阀政府与斯文赫定签订的不平等协议中不准中国科学家参加，采集品全部运到国外的内容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北京十几个学术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宣言表示抗议，并派徐旭生和刘半农等为代表，经与斯文赫定反复磋商，终于达成新的协议：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领导下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设中国及外国团长；中外科学家各占一半；采集品留在中国。这使中国学术界大为振奋，奔走相告，各报刊纷纷报道评论。中方团长的重任就落在徐旭生教授肩上。
考察条件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火车只通到包头，其他路程只能靠骆驼和两只脚。大部分时间是在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地图上的空白区行走。考察地区的温度，冬季冷到零下40℃，刮起风来飞沙走石，夏季荫蔽处可热到40℃以上。除了戈壁沙漠，就是崇山峻岭，考察队员们住帐篷、睡地铺。当时军阀混战，盗匪横行，更增加了旅途的危险性。
这次考察对我国科学家来说是仓促上阵，从签协议到出发不足半个月，谈不到做准备。徐旭生不顾旅途劳累，经常在烛光下翻阅历代典籍，如《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旧唐书》中的地理志，以及《西域图志》、《新疆图志》、《圣武纪》、《蒙古游牧记》等书，详细查找所经地区的有关资料，以指导考察，特别是为考古工作指出方向。他的渊博学识赢得了中外团员的敬佩。斯文赫定感叹地说：“真没想到中国有这样好的学者，”“要是只是我一个或者同着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归来后找欧洲的‘中国通’才能求得2100年前在噶顺绰尔表演着的历史遗事的说明；我现在不只是有书，还有学者指示我，随时都能知道我所愿知的一切。”徐旭生正直的为人，不亢不卑的态度，坚定不移、不畏艰险的精神更使团员们折服。当考察团几乎陷入断粮、缺水、骆驼倒毙，斯文赫定又病倒在沙漠……绝境的情况下，徐旭生毅然带队前进，并写下豪迈的诗句：“时景虽严吾当行，猛进不需愁途穷。”他的沉着冷静，增强了团员们的信心，鼓舞他们去战胜困难。斯文赫定感慨地说：“我们的景况愈是阴沉，而徐教授的自信和宁静也愈是强大，在我们经历的艰难时期中，他表现出完全能驾驭这环境的神情。”
在这包括中国、瑞典、德国、丹麦四个国籍的团体中，不产生矛盾是不可能的，何况不少欧洲人对中国还带有不同程度的偏见。在进入新疆时，当地政府要求检查行李，封存武器，然后才能放行。几名德国团员拒绝检查，遭到徐团长严词驳斥，他们虽然不得不服从，却对他大为不满，甚至拒绝同中国团员同桌进餐。直到斯文赫定赶到，严厉批评了他们，问题才得到解决。入疆以后，军阀内讧，政局十分混乱，地方政府对考察团疑虑重重。徐旭生襟怀坦荡，对待各派势力以诚相见，决不介入地方纠纷；并严格要求中外团员不得就军阀内讧表态；对于地方当局的无理要求据理力争，使科学考察团按计划完成任务。斯文赫定因病中途回国，整个工作全靠他一个主持。
领导核心的相互信任，保证了全团的团结合作，考察期限由2年延至6年（1927~1933），在我国西北部约46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进行多学科考察，绘制地图，取得了轰动国际学术界的考察成果；中国科学家的工作赢得了崇高声誉；中瑞双方考察报告及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行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影响巨大。出发才一个多月，我国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就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当时徐旭生就估计道：“或将成为我国北方的汉冶萍。”目前，在白云鄂博铁矿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能力巨大的包钢，而且在矿区发现有丰富的稀土矿藏，使包头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稀土金属产地。另一轰动世界的新闻是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在新疆发掘出包括7个新种的72具二齿兽、恐龙等古爬行动物化石，使我国的古生物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之发现以下。”袁复礼为此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直到现在中外科学家还在沿着袁教授的足迹不断探索。黄文弼是我国第一个入疆考察的考古学家，他考察了高昌等古代遗址，还穿过和绕行浩瀚的沙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表了《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吐鲁番考古记》、《罗布绰尔考古记》等专著，现还被译成日文出版。瑞典的贝格满博士在属于古居延的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上万枚汉简，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居延汉简”。这批国宝，抗日战争期间，经香港辗转到美国，现存台湾。1972~1974年，在原简发现地又出土汉简2万多枚。这3万多枚居延汉简是研究汉代文化的珍贵考古资料。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植物学家刘慎谔博士采集标本4000多号，归来主编了《中国西北地区植物地理概要》及《中国北部植物志》。经过这次考察，中国新疆地区第一次留下了完整的现代气象记录。我国青年学者李宪之根据自己的观测结果，研究出东亚寒潮的途径，为20多年后的云图所证实，他因此项研究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考察团的实地考察，解决了当时国际地理学界争论不休的罗布泊位置问题，证明了罗布泊是随塔里木河的改道而改变位置的迁移湖。这是斯文赫定的重要学术贡献。最令人兴奋的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全部采集品留在我国。当徐旭生1929年与斯文赫定一道返回，在北平、南京各大学作考察演讲时，受到学术界空前热情的欢迎。《大公报》报道说，“楼上楼下均无隙地，听众踊跃情况为历来集会所未有”，“唤起学术界之倾倒”。徐旭生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新疆矿产丰富，特别是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如果不改变国防空虚、科学落后的情况，必将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之地。1931年，《徐旭生西游日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