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贫困大学生

⑴ 南大贫困生3月花4万引热议，对此你有何看法

在人们的印象中，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人，上学的时候一般都比较节俭，而且很多人都努力的学习，争取拿到一份助学金，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但是在南京的一所大学里面，却有一位贫困生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是一位女生，每年能获得一万多块钱的贫困助学金，但是这位学生在平时并没有怎么节俭，甚至可以说有点奢侈，完全不像是一个贫困生的样子。据了解，这位贫困生三个月之内花了四万多块钱，这件事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那么对于这件事应该如何看待呢？

关于“南大贫困生3月花4万引热议，对此你有何看法？”这个话题，各位有什么观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⑵ 求有关贫困女大学生励志故事

尊敬的各位领导、教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叫张宝娣，来自湖南吉首大学，是音乐舞蹈学院03级的学生。1983年我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回想起童年的家，我只有一种感觉——穷。我们全家有八口人，太奶奶已年过90了，爷爷奶奶体弱多病，养家糊口的重担压在了父母的肩上。迫于生计，在我没满月的时候，父母就上山砸石头，艰难地支撑着整个家。这一去就是七年。由于比我大两岁的小叔叔不幸夭折了，我是吃奶奶的奶水长大。当七年后我再次与父母重逢时，看到的却是一个残疾的父亲——为了这个家，父亲的一只眼睛被石头给崩瞎了。妹妹和弟弟的相继出生，使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九岁的我开始承担起家里的一切家务：洗衣、做饭、带孩子、喂猪……本应拥有幸福童年的我，每天只能挎着篮子，上山摘树上的榆钱叶回家蒸窝头；拖着破麻袋捡废铁卖；握着镰刀为牲口割草料；费力的抡起跟我差不多高的铁锤砸石头；十三岁学开拖拉机，帮着父母往工地送石料。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为了给家里节省一顿口粮，我中午不回家吃饭，而是去学校附近的粉条厂，捡工人掉在地上的碎粉条，用开水泡了充饥……这就是我记忆中的童年。

贫困的生活，艰苦的成长历程锤炼了我自强、自立、永不服输的个性，也更加坚定了我挑战贫困、立志成才的决心！我清醒的意识到只有努力学习才是我的唯一出路。

然而，生活处处面临着挑战，中考前夕，我不幸从楼上摔了下来，左枕骨骨折，脊椎第三软骨损伤，下半身几乎瘫痪——使我与高中无缘。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里，是奶奶日夜守侯在我床边。刺骨的疼痛一阵阵向我袭来，但看到两鬓斑白的奶奶，我宁愿把嘴唇咬破，把枕巾撕烂也从不喊一声疼，我知道奶奶听了会更心疼。我清醒的记得从血泊中第一个抱起我的人是奶奶，她的眼泪落在我的脸上，催我苏醒。因为喉咙严重充血，我无法咽下食物，是奶奶又像小时候一样，把一口口咀嚼过的食物喂我吃，又是奶奶重新扶我学走路，教我坚强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坎坷……突如其来的灾祸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让我几乎完全崩溃。面对着呼啸而来的火车，竟然没有要躲开的念头。是奶奶，我最亲最爱的奶奶，用她那撕心裂肺的喊声，把我从死亡的边缘呼唤了回来。当我重新站起来时，我第一次体会到信念的力量有多大，人的意志力是多么的让人吃惊！

当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我更加发奋、更加努力、抓紧一切的时间学习。老天再一次垂青了不幸但从不言放弃的我。99年11月，我以文艺特长考入了济南陆军学院军星教育学院音乐队，成为一名潇洒的女兵。摸爬滚打的日子里我告诉自己，不服输，坚持、坚持、再坚持！一年后我成为区队长，第一次带86名官兵，其中69名是男兵，后又被提升为队长，带坦克连，274名官兵，全部是男兵，在男兵面前，我证明了女兵的自强。

怀着少年时对艺术的憧憬和梦想，02年春，我离开了军营，回到家准备考学，去实现自己的大学梦！那一年妹妹在上高三，弟弟在上初中，沉重的压力使父亲含泪拒绝我的考学要求。经过我一次又一次的苦苦哀求，父亲无奈地以合同形式与我签订了“考学协议”：

条件1：上大学前，自己卖豆芽挣专业课的学费。

条件2：毕业后，承担弟弟上大学、结婚等一切的费用。

那白纸、黑字、红色的手印注定了我只有这一次机会。也正是有了这份考学协议，我才有了考大学的可能。

可是，要兑现这两个条件是多么的不容易！北方的冬天很冷，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但每天晚上我都要至少两次起床为豆芽浇水，调控豆芽室的温度。凌晨三点，我就得起床洗豆芽，然后，骑着摩托三轮车翻山越岭赶到集市上去卖。下雨，我艰难地在泥水洼中前行；下冰雹，玻璃球大小的冰雹打在我的身上，而这个时候顾不上疼，心里唯一担心的是别把我豆芽砸坏了，这是我上大学的希望！最恼火的是，车子经常坏在半路上了，推又推不动，拉也拉不走，浑身淋得落汤鸡似的我，狼狈不堪地趴在泥水洼中尝试着修车，雨水和着泪水从我的脸上不断地淌下……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学会了修摩托车。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辛辛苦苦给一家建筑工送了一年豆芽，他们竟然没给钱跑掉了！我只身一人追到济宁市，三天两夜，硬是把7千8百元钱给追了回来。这每一张钞票上都洒满了我的泪水和汗水。当我每次攥着一大把零钱来到专业老师面前时，心里满是辛酸，可我只有强忍着把泪水往肚子里咽。

经过努力，我终于盼来了专业合格证，可此时离高考不到2个月。当我想进学校进行系统文化知识的复习时，县里所有的学校都以我没上过高中，怕影响升学率拒绝了我。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章丘市，一位曾是军人的校长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正是战友情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是万分感激无法言表，那个时候我不断的告诉自己，要改变一切，今年我必须考上！

从此，我放下秤杆子，又拿起笔杆子，开始了46天高中文化知识的学习，在这46个日日夜夜里，白天我呆在教室里，饿了啃两口馒头，渴了喝几口凉水：晚上寝室熄灯了，只有厕所通宵供电，于是厕所的灯成了我学习的“台灯”，膝盖成了我学习的“课桌”，在这中间，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知多少！当我收到吉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我激动得落泪了，那泪水中除了幸福激动外，还饱含着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苦涩与辛酸。

我明白这份大学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我明白赚每一分学费的艰辛，所以每一件事情我都力争做到最好。我没有上过高中，文化和专业的起点比别人低，差距比别人大，我只有靠数倍于别人的努力和勤奋去弥补。每天，我总是第一个跑到琴房练琴；第一个跑到教室，上课坐在离老师最近第一排。大一、大二，我从未睡过午觉，晚上11点熄灯后，点着蜡烛再学习两个小时，才去睡觉；每次去教室、食堂我都一路小跑。双休日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才匆匆赶回宿舍。

有付出总会有回报！大学里，我连续6次获得专业一等奖学金，四次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三次被评为“优秀团干”；三次被军分区评为“军训优秀教官”，并连续两年担任学生会主席。04年，我被评为“湖南省特困优秀大学生”，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05年，获得“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品学奖”； 06年，我获得“湖南省三好学生标兵”等30余项奖。

在我最苦最难的时候，我也没有感觉到孤独，因为在我的背后，总有许许多多好心人在支持着我，鼓励着我。湖南省教育厅和社会各界给了我无偿的资助，吉首大学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音乐舞蹈学院给了我成长的舞台，身边的老师同学给了我无私的爱。我被这一切感动着，我要继续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在担任学生会主席的两年里，我把学生会的工作当成了一份责任，尽心尽力服务同学，尤其是关注贫困生，帮他们克服心理压力，走出贫困，立志成才。我参与组建了贫困生艺术团，三年来组织大小演出30多场，并把所有演出收入全部用于我校贫困生事业。我连续三年在学校发起了向贫困山区捐款捐物的活动，并到西部支教，义务演出，把爱和温暖送到了孩子们的手中。

感谢部队锻炼了我，虽然已经离开军营，但我从来没有忘记一个军人的职责。来到吉首后，这里的学生军训让我再一次穿上了军装。2004至2006年。我连续三年被吉首军分区、吉首市人民武装部聘为学生军训教官。三年来，由我担任营长，承担了吉首大学和吉首市所有中学、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军事训练，教他们队列动作，教他们实弹射击，教他们内务条例，教他们国防知识……

军训生活是很艰苦的，作为教官，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19个小时， 只有30元钱，而当时也有人请我去做音乐家教，每小时50元钱，对于家境贫寒的我，这是多大的诱惑啊！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带学生军训，因为我知道，虽然我穷，但我不能把金钱看的很重，重要的是，实现我人生价值的真正含义“服务他人，奉献社会”！每年，所有学校的军训任务完成要近2个月的时间，我毕竟是个女性，有时候身体扛不住了，病了，我就悄悄跑到医院开点药，打一针，又回到训练场上，3年来我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喊口令喊得嗓子哑了，我就买个小口哨，用哨音来代替口令。我是学声乐的，嗓子是学声乐的根本，由于嗓子经常性的嘶哑、充血，造成声带严重损伤,这对我学声乐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当我知道自己声带的情况时，我哭了，但我没有一丝的后悔。2005年,我不顾医生的再三叮嘱，再次担负起了军训任务。到军训会操时，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了，我是用手势指挥完成的。我一生也忘不了为了踢好正步，学生们脚上磨出了血泡，也不肯离开训练场的情景，忘不了我训练的方队在经过主席台时那整齐的步伐和嘹亮的口号带给我莫大的欣慰；忘不了全连近300名学生同时用手势表达着“张连长，我们永远爱你！”时带给我心灵的那种震撼；更忘不了在军训结束时，学生们流着泪给我敬的最后一个军礼。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没有理由后悔。

苦难与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经历了生活的坎坷，定会倍懂珍惜！定会更加坚强！

当你有了目标，有了信念，而且没有退路时，你有多大压力，就有多大动力，你的潜能就会发挥到极致，只要你有一颗坚强的心，永不服输的冲劲，永不言弃的追求，你就一定能够为你的人生谱写出一段绚丽的华章！

谢谢大家！

⑶ 采访大学生的作文

北京大学学生记者王黛薇:

他们会比一些城里的同学更成功

很多大学生村干部助理告诉我，有很多同学对“农村”二字避之不及，不考虑自己的专业，一心想留在大城市工作，结果在多次受挫后越来越没有自信。而报考村干部助理的大学生，往往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知道到农村可以扬长避短、锻炼自己。这是走向事业成功最重要的一步。更何况年轻的助理们大多勤恳、踏实、主动，他们的将来一定会比很多留在城里的同学更成功。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记者刘慧杰:

他们的选择是对自己的灵魂负责

8月，走近了乡间地头的大学生“村官”，他们和我们是一代人。他们的行为也曾引起非议，考不上研啦，脑子进水啦……做出这样的选择需要勇气。

一位当村干部助理的姐姐告诉我，来村里一年多，看到自己的努力多多少少对村民产生了影响，已经很欣慰了。不追求过多的意义，不贪念虚无的名利，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并且认认真真地去行动了。这就是我看到的褪去世俗后的朴实，他们的选择一直在对自己的灵魂负责。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记者薛宁:

村干部助理真的很了不起

我在采访中注意到，大学毕业生们从来不以“村官”自居，而是说“村助理”。他们刚到村里时，村民们的反应非常平淡。老百姓的想法很简单，只要你给大伙办实事了，就会认可你，否则你再高的学历，也没人会高看你一眼。

一位村干部助理自己花钱买了母校研发的超甜玉米种子，本想在村里大面积种植，但村民们没人敢冒这个险，最后还是村干部们在自家的地里种了5亩。今年碰上多年不遇的大风，又来了场冰雹，后来又遭遇上病虫害，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盈利，但这些甜玉米在超市里一天就卖出去了7000多个。当好这个助理，真的很了不起！

首都师范大学学生记者吴海琳:

看上“渺小”的工作就能就业

我采访了首钢技术研究院资环部的一位技术员，他的岗位很普通，成功只能是隐性的。当被问到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是否甘心一直这样默默无闻地研究下去时，他给了我十分肯定的回答。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生眼高手低，毕业就等于失业。这是因为期望值过高。如果他们愿意到真正需要人才的地方，如果他们能认真对待看似渺小的工作，也许就没有那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记者赵敏:

他们的充实让人嫉妒让人感动

在一个崇拜城市、越来越城市化的年代，通往农村的道路并不好走。两天的采访，让我看到了一群真实的大学生村干部助理，真切的感受到他们非但不“糊涂”，而恰是最“清醒”、最聪明的。他们选择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新农村”建设者的行列。他们的工作离轰轰烈烈很远，只是每天一如既往的琐碎杂事，忙忙碌碌，平平淡淡，却又充实得叫人妒忌，叫人感动。

首都医科大学学生记者蔡一歌:

坚持之后困难就会越来越少

我很欣赏一位村干部助理日志中的一段话:把坚持做每一件事作为一种习惯。等你坚持下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困难越来越少了。

惭愧地讲，在我来采访之前，怀疑过到农村工作的大学生的目的。他们中有的已经硕士毕业，有的已经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却放弃了本能拥有的一切。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采访心得，更深入地了解村官，了解农村，排除旧观念，消除对他们的误解，给他们更多支持。

北京服装学院学生记者崔文:

他们的执着和我的感动

他是国际关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他是中国农业大学优秀的毕业生；他是北京林业大学出色的学生干部……为何放弃年薪可观的汽车销售工作而来到偏僻的农村服务？为何放弃银行优厚待遇而到农村种植反季节草莓？酷暑当头，挨家挨户地发放“水库移民”的资金；风雨之中，拉着一车草莓寻找销路为村民挣钱……在安逸与拼搏中，他们都选择了后者。我常常听到他们最爱说的那句话“我们村儿”。

他告诉我，住处没有下水管道，做一次饭要跑几个来回去盛水倒水；他提到了村里没有方便的网络条件，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他不经意间的一声叹息流露出最平凡的心愿——常想回家看看……

作为一名学生记者，我不能切实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但是我要书写他们的执著与我的感动，记录下他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功不可没的一笔。

⑷ 给贫困大学生安排实习工作帮扶大学生完成学业，接受采访时，说些什么

在共产党的共同奔小康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我也是尽一些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困难孩子获得更好的生活与人生理想。

⑸ 女大学生资助3名贫困生陷＂炒作论＂其父后悔撒谎是怎么回事

5月16日，大足龙水镇，何虹汉家租住的老房子里用彩条布隔出了自己的房间，他的母亲一说到家里的情况就忍不住流泪。

爱心接力

很多好心人找到她 希望提供一些帮助

汤丽莎：不必捐助我,帮那三名贫困生

“让她一个人资助三个贫困生继续上高中，负担太重了，我也想尽一份力，跟她一起分担”。昨日，在关注到本报对汤丽莎资助三名贫困生读完初中的系列报道后，多名网友、读者向本报留言，表达了希望能够帮助那三名贫困初中生，减轻汤丽莎负担的想法。许多好心人通过种种途径找到了汤丽莎、她身边的人和所在学校，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不必捐给我 目前先准备好专升本考试”

“捐助我就不必了，但要是捐助那几名贫困的孩子，当然非常非常感激”，汤丽莎对突如其来的关注有些不太适应，但对于纷至沓来的好心人，她感到“非常温暖”。汤丽莎并没有想到，昨天一天会有那么多人找来。媒体纷纷联系到她，她“大多推回去了”。

更多的人找来，是来提供帮助的。汤丽莎称，昨日一整天，身边的老师、同学等等，许多人都告诉她，有好心人在联系捐款。她“特别感动”，但是希望能够先将考试准备好，考完后，再跟大家一一道谢。

“老师们希望我能够处理好这些好心人提出的帮助”，汤丽莎说，这些爱心早已足够帮助她资助的那三名贫困生，并且还会有很多富余。对此，她称，自己会在考试后，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和好心人们联系沟通。她希望，如果成功资助了三名贫困生后，还有多出来的钱，能够在征求好心人的意愿后，继续资助其他的贫困孩子。

至于自己，她笑着说：“我这么大了，有手有脚有能力，自己努力就不愁将来”。

匿名好心人希望10万买一幅她画的荷花图

张先生也在成都商报客户端留言，打算资助三个贫困生，直到他们完成学业。他希望用10万元购买汤丽莎画的一幅荷花图，“钱交给她，让她来处置”。张先生称，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这幅画很配汤丽莎的性格和精神。而当张先生得知汤丽莎下周就要进行专升本考试后，他立即说，千万不能影响到她考试，“考完再画就好”。

昨日，许多读者联系到成都商报，希望能为汤丽莎资助的贫困生提供帮助。浙江的赵先生就是其中一位。赵先生在网上看了报道后，马上给成都商报微博留了言：“希望提供适当帮助”。赵先生称，自己很感动，也很理解汤丽莎的坚持。“我曾经资助过一个孩子读完了三年高中”，赵先生称，自己从上大学开始就曾为希望小学捐款，“工作后有了工资，就开始固定资助一个孩子”。赵先生月薪数千元，他认为虽然不算丰厚，但“至少能尽绵薄之力”。他希望能够降低汤丽莎的负担，和汤丽莎一起完成对那三名贫困生的高中资助。

⑹ 如何对待贫困学生

2005年，全国贫困大学生的数量是405万。这还不包括民办学校、独立学院、分校以及高职高专。现在大家只看到部属高校，因为那些学校的学生都已
经“脱贫”了，可全国部属高校才70多所，“985”、“211”工程的院校34所，只看到这几所，能代表中国1600多所高校吗？

8月20日，是天津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天津工大)教职工“开学”的日子。一大早，天津工大学生处分管贫困生借贷工作的李志鹏就来到办公室，开始了新学年第一天的工作。

尽管学生还未正式开学，李志鹏的工作仍然很忙。今年天津工大计划招生4000人，而贫困生就占到15%，也就是600人，如何安置好这些学生，让他们能够顺利入学，并能够在学校期间有足够的生活费，是李志鹏的工作重点。

进入8月以来，为贫困生资助的呼声“一路高歌”，从8月5日教育部“首曲”自今年起将设立针对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贫困学生的总额
为10亿元人民币的国家助学奖学金，受益学生人数每年将达到53.3万余人。各地政府、高校纷纷表态，要拿出多少万元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并对全社会保证
“不让一名考入公办高校的大学生因经济问题而辍学”。

在全社会的关注和关爱下，贫困生的问题目前解决到什么程度，还存在哪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与贫困生贷款相关的工作人员及有关专家，发现在如何关爱贫困生上需要做的工作还有许多。

困惑一：资助贫困生都“一刀切”？

天津工大今年在对贫困生的资助投入是200万元，“我的任务就是如何用好这笔钱”。李志鹏说这话时，记者能感到他身上的担子很重。

天津工大对“这笔钱”的分配是有一套自己的做法的，李志鹏说，学校首先会对贫困生进行“身份”确认。

关于是否是贫困生这点，大多数高校会以学生家庭所在地开的村、乡、镇三级证明；学校到学生家庭所在地做调查，了解学生家庭人年均收入多少，是否低于当地的生活保障线；还会在校内设立一个最低生活线，如果学生在校的生活费低于150元就视为贫困生。

在2004年以前，天津工大和其他学校的做法一样，但在操作过程中发现“有时候会很难把握”。除了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特困生以外，还有比较困难学生和一般困难学生两种，在发放借贷款时的额度就会有所不同，也就是说资助贫困生不能“一刀切”。

“在审核学生所开贫困证明的有效性、学生在校园里消费的真实水平问题上，以什么样的渠道去获得信息”，李志鹏说比较困难。

基于以上考虑，天津工大从2003级和2004级的学生开始试行“经济困难学生民主评议表”，以打分的形式，让各班班主任组织班
委会、团支部以及若干普通学生组成的评议小组，从“待定”贫困生的学习态度、品德修养、勤劳俭朴等几个方面进行评定。最后，由学生处对每名申请学生的综合
情况进行分析，并形成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意见分值，做成数据库，学校每年依此结果将对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中的二、三、四年级学生进行调整。“2005届的
新生再做认定，那么全校就有3/4的学生经过认定了”。李志鹏告诉记者。

经过认定，天津工大在对贫困生提供助学借贷款、提供助学岗位的时候，就可以依据这些数据来认定哪些学生优先，李志鹏说，另外，助学岗位的报酬也不一样，特别困难的学生每小时8元，一般困难学生则4元1小时。

目前，高等教育已经建立起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奖、贷、助、补、减并行的国家助学体系，其中学校是奖、助、补、减多条腿走路，最大限度解决贫困生经济问题。

李志鹏说，学校的助学体系一般包括奖学金、勤工助学、临时困难补助、生活补贴和减免学费。并且，减免学费和临时性困难补助，从500到3000元不等，勤工助学则一般每月150元左右。

天津工大的学费一般每年3200～8000元不等，住宿费800～1200元，李志鹏说，正常学生入学时所交费用在5600元左
右，如果生活费按每月150元算，一个大学生一年大致需要7100元的费用，这成了衡量学生正常学习生活的标准。去年天津工大来了一个极特殊困难的学生，
她不仅来自贵州贫困山区，而且还患有小儿麻痹。了解到情况后，学校为她减免了所有的费用，还组织全校捐款，并为她提供了一个在学校书报亭工作的勤工助学岗
位，每月150元，这样她一年的所有费用都解决了。李志鹏表示，学校会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有学上，同时吃饱穿暖。

困惑二：贫困生的心理是否健全？

从天津工大的做法中不难看出，一个高校对贫困大学生在道义上的支持和帮助。而李志鹏认为，天津工大与其他高校一样，是根据教育部、其他部委及地方政府的配套文件来做的。

就在全国上下为贫困生捐钱、捐物热火朝天的一片热闹之时，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以下简称新长城)主任李利发出冷静的声音：“贫困大学生除了钱，还需要什么？”

李利说：“现在很多贫困生都能够通过绿色通道、助学贷款入学。但并不是说入学之后就万事大吉了。”谁来关注这些贫困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和“就业”问题。

一般来说，贫困生都生长在山区或农村，上大学也是他们第一次出门，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还有红绿灯，有地铁，而地铁是可以左右两边
开门的。李利说，这就叫“视野贫困”。这些都会造成和同学在交往过程当中无法有共同的语言。新长城在21所高校设立了“自强社”，这个社团成员全部是贫困
生，新长城经常会组织“自强社”走出校园，参观企业，也会请很多在社会很成功的人，为“自强社”的贫困生演讲。李利说，这些成功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
他们曾经贫穷。李利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告诉贫困生，贫困并不可怕，而贫困的经历对于大学生树立如何直面人生，直面贫困，帮助他们战胜、克服困难的
信心，尤其帮助他们树立“贫困是笔财富”的理念。也是开扩成长的视野。让大家明白“原来贫困的人也可以成功”。

对于来自山区的贫困大学生英语口语不好的问题，李利说，新长城有个“国际义工”的项目，招募了很多国际义工，这些人都是外企白领和海归，他们愿意在晚上或周末时和贫困生沟通、交流，教贫困生英语、计算机。

另外，为了使贫困生在将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新长城还准备建立社会实践基地，让李利高兴的是，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正在响应。

困惑三：贫困生与捐助人是什么关系？

新长城属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个专门针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的项目，完全由社会捐款来维持机构的运作。记者看到，在新长城
《2005·特困大学生关爱行动》的宣传册上有这样一句话：“2000元，帮助一名特困大学生一年的生活费；20万元，帮助一所高校100名特困大学
生。”

新长城项目成立以来，一直都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单位每年都会定期捐10万～20万元。所以如
何做到公信、透明、科学是新长城最重要的工作。李利说，做慈善扶贫的工作，不仅仅是要道义和情感，更需要科学、技术，不是凭着一番热情，就能把事情做好。

记者了解到，新长城在选择捐助对象时，首先尊重捐赠人的愿望，其次是西部高校优先。李利说：“西部高校贫困生多，而西部农林师范类院校的贫困生更多，并且他们最难得到帮助。”

很多人认为，把钱直接交到学生手里，对贫困生是最好的帮助。李利说：“这是非常错误的。” 当捐助人把钱直接交到贫困生手里的时
候，两者之间就会有感恩、报恩的心理，而受资助的学生就会有非常大的压力。一段时间后，学生承受不了压力，开始躲着捐助人，捐助人就会很失落，会觉得“凭
什么，怎么大学生都是白眼狼，我们给他们钱，怎么他们连打个招呼、联系一下都不愿意，甚至还躲着我们”。李利说，这就是在个人资助过程中方法的失败。

更不用说，很多人同时去资助一个学生，当这个学生拿到很多的钱，这个学生就会成为一个“贫困生贵族”。因此，新长城会说服捐赠人尊重基金会的指向，把钱集中起来，用于最需要的地方。

困惑四：对贫困生的资助能普及吗？

“1996年，全国有100万的贫困大学生，2001年，是300万，教育部最新统计，2005年8月以前，是405万。这还不
包括民办学校、独立学院、分校以及高职高专。现在大家只看到部属高校，因为那些学校的学生都已经“脱贫”了，可全国部属高校才70多所，‘985’、
‘211’工程的院校34所，只看到这几所，能代表中国1600多所高校吗？”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周洪宇向记者出示了这样一组数
据，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周洪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在高校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在贷款方面，教育部部属院校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学校的声誉好，学生的素
质也比较好，尽管也有很多贫困家庭的学生考进去了，但用人单位或者社会方面对这些学生的期望比较高。因此，银行认为这些贫困生能够还得起，所以愿意贷款。
最困难的是一些省属高校里，特别是不在省会城市的高校。周洪宇举了一个例子，位于湖北省黄石市的湖北师范学院、荆州市的长江大学、恩施市的湖北民族学院，
特别是恩施市的学校，这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来自于这个地方的贫困家庭，更是非常困难。

所以非省会城市的省属院校贷款非常的困难，银行看到学生的家庭太差，没有能力还贷，而学生所在的学校的就业率也不可能很高，就不愿贷给这些学生。

周洪宇也表示不能责备银行，过去学生也存在“欠贷”问题。细分析学生欠贷，原因有两个，其一，有些学生的确是家庭贫困，家里为了供一个大学生会欠很多的债，这些学生毕业后，找到工作首先想到的是先帮家里还钱，因此就拖了下来；其二，这部分的学生就是恶意欠贷。

针对这些问题，周洪宇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周洪宇说，政府现在每年给贫困生拨款10亿元，思路很正确，但是应该把“这块饼做大，做薄”，将奖优这部分减弱，金额减少，使之成为助学奖学金。尽可能地使更多的贫困生享受到“阳光普照”。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全国联网的高校学生征信系统”。在这点上，周洪宇建议记载学生的个人信息的档案，并对贷款、还款情况进行跟踪
管理，将档案一起交给用人单位。对于恶意欠贷的学生，利用高等教育学历查询系统发布他的个人信息，“使他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找不到好工作，将来也不能买房
子”。

周洪宇认为，大学生在借了钱之后要还贷，压力很大。建议“建立一个有差别的还贷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一个来自山区贫困地区的
学生如果用国家助学贷款读的书，那么在这个学生毕业后，可以让他回到家乡去。如果他愿意回去，那么国家减免他所贷款的学费。另外，为了使贫困生能安心留在
家乡工作，建议国家和当地的政府，在他的工资基础上，再补贴100～200元钱”。

周洪宇说，这实际上是一举三得，首先，在当地就业，减轻了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其次，贫困生找到了工作；最后是，给当地提供了人才。

贫困生持续增加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贫困大学生的？

周洪宇：我是从2002年底开始关注的。农村地区多数为贫困地区，相对城市是个弱势的地方，在这个人群里有个相当大的弱势群体，那就是贫困大学生，他们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但这些非义务教育的贫困学生的学费、杂费及其他的费用怎么办，谁来关心他们？

记者：您是否捐助过贫困大学生？

周洪宇：我捐助过大学生，有时是学校组织，到农村去调研时我也捐过。但不是定期的。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贫困生，并且在不断的增加？

周洪宇：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从根源上说，还是经济发展不够，地区发展严重失衡。

还有一些因素，像天灾，如1998年特大洪水，使得在农村本来条件就不好的家庭，遇到这样一场灾难马上使这个家庭从贫困跌入赤
贫，那他们的孩子就成了特困生，这样就加剧了贫困生的出现。而在城市，有些是因为家庭的突然变故，父母下岗或者去世，也会使这个家庭变成赤贫。

另外，这与我国从1998年高校扩招有关系，本来1996年贫困生的数量是100万。自从1998年到2001年突然就增加了2
倍，这个数字实际是从1998、1999年开始突出的，分析原因就是，1996年以前上大学的费用是由国家承担的，而1996年高校收费并轨后，贫困生的
问题开始突现。

所以与高校扩招、降低入学门槛有关，特别是高职高专、独立学院和分校扩招，很多的学生可以进高校。因此，高校扩招得越来越快，贫困生也就增加得越来越多。而到了今天，405万贫困大学生的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记者：您认为贫困生仅仅是需要钱的帮助吗？

周洪宇：贫困生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贫困，另一种是心理贫困。经济贫困好解决，给钱就行，而很多学生是心理贫困，因为贫困会产生自卑、不自信，同时也不愿别人知道家里比较穷。

这些学生尽管申请了贷款，希望得到这笔钱，但不愿被贴上贫困生的标签。这方面，学校应该采取心理辅导、教育、交流等多种方式。让贫困生认识到贫困是暂时的，可以改变。个人不能选择出生，不能选择父母，所以要承认现实，面对贫困需要正视，迎接这个挑战。

当然，还包括社会各界不能对贫困生歧视。要制定反歧视法。

改善贫困生现状要立足于制度创新

记者：除了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贫困生以外，其他的家庭一般贫困的学生怎么办？

周洪宇：这些学生可以通过奖学金、商业贷款，也可以在校内外勤工俭学。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看到，在国外实际上困难生很多，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勤工俭学完成学业。

实际上，在美国可以看到很多学生都在打工，不管这个学生有钱没钱，这与美国个人至上主义和不依靠大人的文化传统有关系。

而国内的贫困大学生却不能完全做到这点，不可能用打工挣来的钱上大学。而且，打工的机会对于需要打工的人来说，还是太少。打工的费用，还是太低。“机会少，收入低”这是打工学生的两大困难。

很多学生在校内找不到职位，只能到校外去，到外面去打工还要看哪个城市，如果这个城市高校少的话，情况就要乐观些。如果这个城市高校多的话，像北京的大学，学生在校外除了做家教，还有哪些地方会给学生打呢，这个市场对于打工的学生竞争太激烈。

我曾在2004年的人大代表大会上提议，学校要采取各种措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勤工俭学的机会。对于这点，很多的学校还没有发掘够。高校完全可以将原来在社会上请的看门人，及其他的后勤人员的工作交给贫困大学生。只要是非学术性的，后勤的都可以给学生做。

记者：那您认为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帮助完善资助制度？

周洪宇：我想有几个方面，首先社会应该建立各种基金，同时国家对各种捐献钱的人，给予一种免税的制度，交了多少可以扣除所得税，
主要是针对企业。可以充抵应交的所得税，例如一个企业本来要交100万元的税，有政策可以让企业把这钱充抵捐赠了。企业就认为，反正这钱也是要交的，不如
把钱交给慈善机构。

国家不仅是要出台这个政策，而且还要鼓励。在国外，各种基金会特别多，就是因为实行了良好的奖励制度，像比尔·盖茨每年拿很大一笔所得税出来用于捐款。说起来好听，实际上他也没有吃亏。

另外，在学制上应该改，要有灵活的学制。说具体些，一个贫困生现在没钱，学校可以保留他的学籍，可以缓2～3年上学，而让他在这
段时间内去打工，有钱之后再来上学。如果让学生有退路，有多种选择，那么压力就不会太大。虽然贫困生仍然存在，但是问题就不会那么突出。所以在制度设计上
要给他多一点选择的空间。

但对于延期上学的制度，要尽快研究究竟可以延长多少年。尽快出台政策，让学生明白自己可以保留多长的学籍。还有一个就是学分制，因为晚了几年上学，学生当然想快点上课，把学分都拿到，可以不必读4年，也许只用两三年就读完。

对非重点高校应有政策倾斜

记者：目前实行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是由银行、地方政府、高校三方承担，有的高校认为要学校承担这样的风险不合理，您认为呢？

周洪宇：高校既然是半公共产品，应该施行成本分担。我认为这个制度比较适中。当然各高校的情况也不一样，省属院校办学经费的来源渠道比较单一，可能压力较大，要看学校的类型。如果是重点高校，特别是“985”高校，对他们而言那就少了。

因此，我觉得国家的政策应该灵活一些，也不应该一刀切。对于重点高校，像“985”高校，筹款和取得经费的渠道广，所以贴息高也是应该的，省属高校低一点也是应该的。

对高职高专、民办学校更是如此。这些学校本身还在生存的漩涡中挣扎，要他们拿出很多钱来贴息，非常困难。况且，每年要这些学校拿出10%的学费来资助贫困生已经不容易。

值得注意的是，重点高校本科不会再扩大招生，接下来扩招的将是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分校及高职高专。而这块正好是国家助学贷款、
商业贷款、高校贷款和国家助学金关注甚少，但又急需关注的一个方面，如果不尽快想办法解决，不把“阳光”普照到他们身上，贫困生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⑺ 采访家庭贫困大学生毅然捐款帮助其他同学,从一个党员应该做的角度来看,如何回答记者的提问，急求！

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急人所难，助人为乐，尽自己所能，帮助贫困大学生度过难关，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也共产党员履行党员义务，积极参与争先创优活动应有的具体行动。供参与噢！

⑻ 采访大学生的报告

在基层奉献闪光的青春

大学生记者这次采访的对象，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但他们在基层的经历使大学生记者的心灵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中国政法大学的刘慧杰坐在村民家里聊天忘了时间，用村里的大喇叭喊她都没听见。她说，别看大学生村干部助理的工作特别琐碎，但处处体现着做事扎实、做人踏实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薛宁的体会是，只要有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基层的平凡岗位上，同样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中国矿业大学的徐渊把自己的采访命名为“寻石记”。他认为，时代需要英雄，但也需要在基层闪光的平凡人，而这些平凡的人却往往被人们忽略了。中央民族大学张航说，首钢研究院的大学生技术员所拥有的，是用钢炉锻造出来的青春。

学生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大学生村干部助理的故事：两个村民吵架，年轻的大学生说破了嘴皮子也没劝开。村主任赶来之后，一人骂了两句，两人就乖乖地回家了。这样的本事，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这些大学生记者很少到农村去，这次看到了京郊新农村的风貌感到特别兴奋，看到农村的一切都感到新鲜。

他们了解到，基层的人才不少，镇政府的负责人都是大学毕业生。在技术手段上，基层也先进了许多。燕山石化炼油厂的自动化程度很高，几乎没有任何一道工序需要人手动操作。他们说怎么也没有想到，首钢的厂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园林。

“毕业后我也想当村干部助理”

清华大学研究生王水涣说，他从基层采访归来的最大收获是，少了一些浮躁，消除了对社会的恐惧感。“如果没有那条河，你永远都学不会游泳。”一位大学毕业生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成了许多大学生记者的座右铭。北京农学院的刘蓉为了补充采访，几次在晚上打电话给采访对象，可她都在加班，使她特别受触动；集体采访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童丽丽觉得还不过瘾，自己坐公交车再次采访。不少大学生记者和自己的采访对象成了好朋友。

农村的条件有些艰苦，但大学生村干部助理的那种热情，却深深地打动了大学生记者。他们中有几个明年就毕业了，一个劲儿地向当地政府咨询当村干部助理的事儿。在首钢技术研究院，几个大学生记者提前在负责人那里报了名。华北电力大学的刘俊卿向山西家乡的县长推荐北京管理村干部助理的经验，还建议家乡像京郊村助理那样引种草莓和蘑菇。中国传媒大学的余泽发现，如今基层并不缺少大学生，缺少的是优秀大学生。北京林业大学的谢德斌认为，无论毕业后在哪里工作，关注社会、关注基层，都会成为自己永远的职责。

收获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采访前，这些大学生记者互不认识。几次协同采访之后，大家都成了好朋友。不少同学没有参加过集体采访，以往采访范围多在自己熟悉的校园，采访对象多是自己熟悉的师生。这次到了陌生的环境里、采访素不相识的人，使他们自己摸索出了一些采访的技巧。几位新闻专业的大学生体会最深：光靠在课堂上学，当不了好记者。

每位参加采访的大学生记者，至少完成了两份作业。一是采写的人物通讯等新闻稿件；二是自己参加采访后的心得体会。他们的这些文字，除了在自己学校的校报上刊登外，还将结集出版，让更多的人，分享他们在基层的收获。

在不需具名的调查问卷上，大学生百分之百都希望把这一活动持续搞下去。不少学生建议，采访的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比如，采访奥运工地的建设者、贫困地区的支教人员、在军营服役的青年军人等。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在基层的大学毕业生一起体验生活、进行深入采访。

⑼ 关于一位受助生的故事

1、休学复学都是为了创业

3年前，小亮作出了一个让同学和老师都感到意外的决定：休学。去年，小亮又给人一个惊喜：重返校园。小亮说，他的休学和复学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创业。

2001年秋天，来自农村的小亮以531分的成绩被某大学文秘专业录取，可小亮最初填报的志愿是国际贸易专业。虽然上了大学，但他对学习文秘总提不起劲，2003年9月，他决定休学，前往北京打工。

打工的日子并不舒坦。刚到北京，身上的钱花光，四处求助无门。但困难并没有打倒他，他以200元的价格，低价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手机，靠替别人写文稿、去电脑公司揽活修电脑、帮别人散发宣传广告养活自己。后来他边打工边参加软件工程师培训，终于获得了软件工程师的资格，同时被北京清华紫光公司聘用。

给人干不如自己干。几个月的磨炼，让小亮有了新的想法。2004年11月，他在北京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几个月后，他赚了近20万元。

有一次，小亮在给南方一家企业做电子商务平台时，该企业的老总对小亮的策划和观点并不看好，其理由让人信服。这时，小亮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用了。2005年9月，小亮重新回到大学，为自己创业充电。

最怕是虚度年华

在北京打工最困难的时候，小亮接连两天没钱买饭吃，在狭小阴暗的地下室里读《红楼梦》、喝热水。那时的他身心疲惫人憔悴。

谈起这段经历，小亮显得很平静:“我从没有后悔，相反却值得庆幸，在学校里想吃苦都吃不到。这样的一种经历将成为我今后创业的动力。吃苦、受累我都不怕，最怕的是虚度年华。”

在小亮的眼里，最让他忍受不了的就是无所事事。他去年回到学校后，手中已经拥有了近20万元的钱财，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校园读书，快快乐乐享受。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将这笔钱全部投入，创办了一个商务网站。小亮每天按时上课，其他的时间也排得满满的：进行创业活动，参加校内外的论坛讲座，登门拜访专家学者，进图书馆“充电”。

小亮的公司现在创办得很顺利，每个月都有进账。但他依然过着朴素的生活，饮食起居与同学没有什么两样，连手机都是花100多元购买的二手机。小亮说：“做软件产业是吃青春饭。机遇稍纵即逝。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不努力打好基础，今后自己在市场中就难以立足。”

今年2月7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捐赠1000万元给我省设立海南省教育扶贫资金，其中600万元用于实施优秀贫困大学新生助学项目，400万元用于实施孤儿助学项目。

优秀贫困大学新生助学项目执行期4年，用于对普通高招被第二批本科以上高校录取、具有我省常住户籍且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提供无偿资助。该助学项目为一次性资助，原则上每年安排资助资金150万元，资助300名学生，标准为每人5000元。今年共有1533人申报中海油优秀贫困大学新生助学金。

贫困，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带来苦难的同时，也磨砺了人的意志，使人更加坚强，更加热爱生活，更加积极地面对人生。我省有许多贫困生，尽管贫困的家庭造成了他们的求学路异常艰难，但他们在贫困中不坠青云之志，刻苦学习，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下面介绍的几个贫困生，正是其中的典型。希望他们的经历，能给其他的贫困生们一些启迪。

“孩子们没有让我们失望”

温安宇 19岁，是乐东中学的一名考生，在今年的高考中，他以总分722分的优异成绩成为乐东理科状元，考取中山大学。与此同时，他的二哥温安文也以623分的成绩考上重庆大学。2001年，他们的大哥温安平就已经以乐东理科状元的身份，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就读。

初见温安宇，是在乐东就业大厦的一楼大厅。与阿宇一同前来的，是他的父亲温振生。

温振生很热情地和记者交谈，略显羞涩的阿宇则在一旁安静地坐着，仔细聆听我们的谈话。温振生说，他是乐东黎族自治县防疫站一名普通的司机，阿宇的母亲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家里日常的生活开支，都是靠他一个人的收入和亲戚的帮助。

“孩子们没有让父母失望。”这是温振生说的最动情的一句话。

阿宇说，这么多年，父亲每天都辛苦地工作，母亲则每日按时为他们三兄弟准备好饭菜，家里的事情，完全不用他们操心，他们的任务就只是学习，努力考大学。大哥榜样的力量，是他们学习的动力。考大学，是他上高中的惟一目标。为了抽出更多的时间学习，原本爱好运动的他，很少再出现在球场上了。而每天的学习，通常都要持续到晚上12点。

阿宇的班主任韦吉尊老师说，阿宇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他带阿宇的三年时间里，阿宇的成绩总是排在班里前三名。平日里，阿宇没有因为学习而疏忽了同学之间的关系，在班里，阿宇有着很好的人缘。

考上大学，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尽情地享受喜悦。阿宇虽然有一张稚嫩的脸庞，但是说出的却是一般孩子所没有的感受，他说，虽然大哥现在申请了助学贷款不用家里负担，可是，他和二哥学杂费加起来就要1.3万元，再加上生活费和路费，2万元都未必够用，家里的压力真的很大。

温振生却从容地说，孩子能上学，就是给我们争了气。父母不图他们回报什么，这都是父母的责任，相信我们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同时，他希望借本报向捐助温安宇5000元的中海油和2000元的海口乐东同乡联谊会表示他们全家的感谢。

当记者问及为什么不去寻求个人的帮助时，温振生说，我们的困难是现实的，用别人的钱，欠了别人的情，一辈子都还不完呐。他已经给阿宇两兄弟办好了申请助学贷款的证明。他说：“比我们困难的人还有，我们要自强，这也是我经常对他们三兄弟的教育。”

采访快要结束时，阿宇说，他已经打听过了，在广州做家教一个小时可以拿60元钱，到时自己也要去做，但不会影响学习。成绩已经属于昨天，在艰苦求学、完善人生的道路上，他会坚定不移地朝着理想前进。

“我要自己挣钱完成学业”

李娟 19岁，海南中学高三(9)班毕业生。在今年高考中，李娟以726分的好成绩，被中山大学录取，她是一只从“菜篮子”中飞出的金凤凰。

9月3日下午，记者来到海口市海甸二东路人民东里李娟家。李娟和她妈妈、弟弟就住在里面一间3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李娟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爸爸妈妈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下岗，一直靠卖菜的微薄收入养家，供李娟及弟弟读书。李娟一家四口日子虽过得辛苦却和和美美，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李娟刚上高三的时候，去年9月的一天凌晨5点多，父母亲推着车去卖菜，横过马路时，爸爸被一辆中巴车撞倒，送到医院抢救了一个星期后，不幸去世。爸爸的去世使得家里失去了顶梁柱，经济本已经很困难的家现在更是雪上加霜。李娟的妈妈一个人做不了进菜卖菜的重活，因此从丈夫去世后，卖了十多年菜的她只能帮人家卖卖椰子，打打零工，抚养一对儿女及年迈的婆婆。

家庭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减弱李娟对知识的渴望。从小学到初中，李娟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考高中时，李娟考上了海中，并且从高一开始，李娟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按照学校规定，她每个学期的学费就得到了全免，学校还发给她奖学金280元。因为在班上都是前几名，家境又贫困，李娟每个月还可以得到学校30元的特困生补助。在今年高考中，一向成绩优异的李娟被中山大学录取了。

9月3日晚，记者拨通了远在学校的李娟电话。李娟说，是众多好心人让我走进了大学校门的。谈到以后的学费怎么解决的问题，李娟告诉记者：“社会给我的帮助已经太多了。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完成学业。我打算在上学期间兼职，寒暑假也想留在广州打工，用这样的方法给自己赚取生活费和凑点学费。”

当保姆做小工攒学费

杨媚 黎族，陵水中学学生，以549分的成绩考取海南师范学院教育系预科班，成为她这个贫困黎族家庭中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

9月1日，记者从陵水县城搭乘半个小时汽车前往提蒙乡，由村口步行近15分钟后，来到位于提蒙村提蒙六队的杨媚家中。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简陋小屋，两张简陋的床、一个床头柜和一台亲戚送来的黑白电视机就是杨媚家的全部家当。屋子没有窗户，呆上短短几分钟就会憋闷得汗如雨下，杨媚和奶奶就居住于此。

2001年春，杨媚的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初中刚刚毕业的杨媚和年幼的弟妹从此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艰难度日。务农为生的爷爷奶奶体弱多病，一年辛苦耕作，收入也不过1000余元。家境贫寒迫使弟妹不久便辍学回家，杨媚也几度面临辍学的命运。通过自身顽强拼搏和老师同学的帮助和鼓励，杨媚终于走完了高中三年的艰困求学路。

高中三年来，无论家境如何贫困，无论生活多么窘迫，杨媚始终坚信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坚持读书的信念从来未曾动摇过。为了赚取高中三年的学费，杨媚曾经到裁缝店干过临时工、给小学生做家教、去五指山一家茶店当服务员，最远的一次还到广州打过工。2003年暑假，为了赚取高三的学费，从未出过省的杨媚经老师介绍，孤身一人到广州当保姆。 “当时心里有点害怕，但努力打工赚钱读书的愿望已经远远战胜了恐惧。”

家里每个月只能为杨媚提供50元左右的生活费。为了节省开支，杨媚每天的伙食就是一份5角钱的米饭，加上一些1元3包的榨菜。

由于家境贫困，杨媚也曾经感到痛苦和失望。但是陵水中学的老师和同学的关爱给了她笑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回想高中3年，杨媚永远难忘班主任王万琴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上所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同学朱瑾在生活上的帮助和鼓励，永远难忘同学王小瑞、庞春秀在高三时为她准备好的可口早餐。学校领导得知杨媚的家境后，将杨媚高三的学费减免了500元，并将学校广播室免费提供给杨媚居住。杨媚对记者说：“家境贫寒、生活困苦固然不幸，但不幸中的大幸是，生活中仍然有这么多人关心我。如果不努力学习，怎么对得起这些关爱我的人们？”

高考前的一个月，她总是被“就算考上了也没钱去读”的念头困扰着，根本没有心思读书，心理压力很大。“我本来可以考得更好的。”杨媚有点遗憾地说。

高考结束后的一个月里，杨媚又挨家挨户到亲戚家求助，马不停蹄地为筹集大学学费四处奔忙，但最后总是空手而归。正当杨媚为昂贵的学费犯愁时，8月31日，她获得了中海油资助新生助学金5000元。

就快上大学了，杨媚还在家里抓紧时间帮爷爷奶奶捡牛粪、插秧、拔草、种豆角和番薯。杨媚告诉记者，大学五年的求学路仍然漫长，自己要在学校里努力学习，争取获得学校奖学金。希望依靠自己的努力让爷爷奶奶度过一个安详的晚年，帮助弟弟妹妹过上幸福的生活。

2、 旧课本读出大学生

高昌起 19岁，海南铁路中学学生，以647的高分考取了中国农业大学电气信息类专业。这是自2002年高昌起的哥哥考上清华大学以后，从高家走出的又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

9月1日上午，记者来到东方市八所镇恒立印刷厂内的高昌起家中。一台用了十多年的南宝彩电，一部自安装以后只能接听不能拨打的电话机，这是记者在高家所能找到的最值钱的物品了。

高家居住的屋子年代较久，屋里墙壁已多处脱落；屋子较大，但3张木板床就占据了很大空间，此外，书籍、柜子、肥料袋、单车、谷缸等杂物也“割据一方”，这样一来，本来还算大的屋子一下子显得窄小起来。由于哥哥在北京念书，屋里便只摆了3张床，一家三口同睡一屋。尽管家庭经济困难，但为方便和哥哥联系，去年年底高家装了电话，每月只交10元钱费用，电话机只能接听不能外拨。

高昌起的父母下岗已有多年。父亲今年岁数已是半百，几乎每天都奔波在外找杂活干，但屡屡失望而归，近段时间更是无活可干；母亲现年45岁，但5年前外出干活时不小心把颈椎骨摔断，致使身体右半身瘫痪，右手脚已不能弯曲自如，连简单的家务活都做不了。虽如此，她性格却依然开朗乐观，见到记者依然笑呵呵的。谈起家庭收入，高昌起并不显得十分介意，“也就二百多元一个月吧，”说完他搔了搔头。

高家的日常伙食很简单，每天吃青菜，一个星期才买一次五花肉，一次买一斤，当天即可吃完，有时两个星期才吃上一次。由于高昌起吃住均在家里，每天都骑自行车上学，平时也基本不消费。家里的亲戚平时偶尔也资助一下，日子过得很俭朴，也很辛苦。

也许是受妈妈的感染，家虽穷，高昌起的心态却出奇的平和。物质上的匮乏并不能成为他学习上的“拦路虎”，他也未曾怨天尤人过。他说，上学期间，除了寒暑假，平时不敢贪玩，每次放学回家干完家务活后，其余时间便用来学习。为了省钱，高昌起上学期间并没有购买新课本，而是使用哥哥以前用过的书本和其它学习资料。

生活是艰辛的，但高昌起没有选择逃避：“即使逃避了，现实还是如此，还不如正面面对，这样才是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

高家是贫困的，但高昌起也是莘莘学子当中比较幸运的一位。

高中期间，得知他的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海南铁路中学免去了他3年的学费。从去年开始，东方市民政局每月发300元的生活补助费给他。8月31日，高昌起去省教育厅领取了5000元的中海油教育扶贫资金，作为自己上大学的费用，他对社会各界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

高昌起表示，自己的最大愿望，是希望早点大学毕业，将来找份好工作，努力赚钱来医治好母亲的病，然后带着从未离开过海南的母亲出岛，一起看看外面的世界。

3、一个贫困大学生的创业传奇
他，曾经是一个贫困的大学生；他，上大学不久就靠当家教赚取学费；他，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创业；他，曾经因为办“黑班”被撵得东躲西藏；他，如今已经成为拥有千万资产的企业家———人物档案胡忠伟，1976年生于沈阳市苏家屯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94年考入沈阳大学。1995年，家境贫困的胡忠伟在当家教打工的时候，发现了儿童英语培训的巨大商机。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业，用3000元办起了仅有20名学员的“小学馆儿童美语班”。如今，小小的英语培训班，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上千万、员工400余人的教育集团。在许多人眼里，胡忠伟的创业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不名一文的大学生，大学一年级下海创业，9年拼搏成为千万富翁，胡忠伟的创业经历是如此的神奇，以至于有人惊呼他简直就是“沈阳的比尔·盖茨”。
2月24日，记者采访了胡忠伟先生，请他介绍了自己的创业体会和经历。胡忠伟侃侃而谈，总结了自己六个方面的创业“秘籍”。
转变心态———当别人为就业而烦心时，胡忠伟脑子里想的却是自己创业体会：解决心态问题，是创业的第一步。有创业意识的人，要跳出传统的择业观念和思维模式。传统的择业观使人们总是把“宝”押在别人身上；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是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进而受到别人的重用，并借此得到希望得到的利益。而创业的人要有意识地改变这样的心态，相信自己，认可自己，为自己所用！
我早早就有了创业意识，并为创业长久地积蓄着各种条件。生长在农村的我，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学写毛笔字。有人对我说，你学好书法，比别人多会一项本事，将来找工作容易。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日后成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要把字签得好看一些。我高三就考了驾照，那是1993年，城市里考驾照的人也不多。又有人对我说，你考了驾照将来给单位的领导当司机也是不错的工作，我心里想的是驾驶是一个企业管理者必须掌握的技能。这就是两种心态的对比。
危机意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别人为今天的舒适安逸而满足时，胡忠伟却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危机体会：中国大学生往往在经历完极度疲惫的高中阶段后，在大学里极度地放松着自己。不少大学生都错误地认为找工作是大四才需要想的事情。其实从跨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就应该给自己施加压力，强化危机感，有意识地做好创业的准备，如知识储备、社会经验储备。
1994年我考入沈阳大学。由于家里交不起学费，竟然面临着只能供我和妹妹其中一个人读书的窘境。我思考再三，让家里为我付第一年的学费，以后的由我自己来付。在大学的第一年，我做家教工作，一个寒暑假下来就有几千元的收入。危机意识促使我从事了家教工作，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不仅是经济困难的解决，更多的是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市场的了解。
市场意识———当你发现市场机会时，你应当像猛虎扑食一样把它抓住体会：市场意识听起来像是空泛的大道理，然而它确实是创业的关键。大学校园不应该成为困住大学生的象牙塔，大学生理应分出一部分精力加强对社会的了解，主动地分析市常实例：通过家教工作，我了解到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英语学习，而且将成为一种趋势。获得了这样的市场信息，才有了办英语培训班的举动。炒股票、五爱市场倒货、练摊，这样的行业最早都被人们认为是不务正业。然而，抓住了这些行业先机的人，都成为了市场淘金者。有人说我的成功是因为我幸运，赶上了英语学习热门的早期阶段，然而，谁又能否认这种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呢？一次成功的创业，最重要的是抓住第一次成功的机会。我办班没多久，每个月的收入竟达到1万多元。
主动适应———当有的大学生抱怨社会的种种问题时，胡忠伟想的却是适应这个社会，让社会为我所用，耐心等待社会的改变体会：社会不是为你而造的，要去适应它。与其抱怨社会环境不好，不如换个心态，每一次危机就是一种转机，每一次变化就意味着机会。对社会的变化始终保持兴奋，才是创业的良好心态。大学生不要把精力放在愤世嫉俗上。
创业之初，我困难重重。当时办英语补习班是不被允许的，我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我的班是“黑班”，没少遭受查处。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我办班却做不了法人；聘请外籍教师教英语被认为是违法的……面对困难，我坚持认为只要市场有需要，不管最初有多大的压力，它也是个好的行业。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没过多久政策就发生了改变，这些横亘在我面前的困难都解决了。
坚定信念———当企业面临绝境时，胡忠伟没有垮掉，而是顽强地挺了过去体会：创业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面对困难要有平常心。
1998年，由于当时的形势，也包括一些同行的排挤，我开办的培训中心被认定非法聘用外国文教专家，被罚款10万元。当时，我还是大学生，竟承受了这样大的压力。但是，凭着顽强的精神，我挺了过来，不仅事业没有垮掉，还取得了各级相关部门的信任和认可。
非典期间，学校全面停课，我每个月的房租、员工工资等各项支出都非常巨大。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我从未想过放弃。我的员工们也表现出惊人的团队精神———中方员工表示宁可不要工资也不离开，外教也没有一个回国的。这件事被辽宁电视台录制成“我们依然快乐着”的节目，并被中央电视台选中。
求新求变———当别的竞争者也争抢着跳下海游泳时，发现胡忠伟已经乘上大船远去了体会：市场竞争是针锋相对的，与其在针锋相对中拼个你死我活，不如求新求变。从这种竞争中跳出来，不但自己轻松，而且效果更好。一个人的成功是需要能够走一步看两步的，要不断开阔眼界求发展。
在宣传上，当别人一股脑地做报纸广告时，我就做路牌广告；别人也做路牌广告时，我就做电视节目。如今的企业面临着无限的机遇：做电视节目，出版教材和音像制品，做企业培训师；为大型企业的员工进行专业培训，如商务交流、谈判、礼仪、办公等方面的培训……采访后记：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胡忠伟并不愿意过多描述创业时经历的痛苦和艰难，即使在谈到这些困难时，我们感觉到更多的是他勇敢面对和克服一切困难时，发自内心的自信和快乐。
胡忠伟说：我不是一个事业的苦行僧，只是要做一个完整的人———开创人生，享受人生！

⑽ 贫困女大学生兼职资助3名贫困生爆料人系其父是怎么回事

昨日，成都商报推出了关于“莎姐姐”的报道，这个家境贫困的女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擦皮鞋、卖废纸、在培训学校做助教，先后做了十多份兼职，用近2万的收入所得，资助重庆市大足区龙西中学的3个贫困生读完了初中。

资助三年贫困生

身边却甚少人知

昨天，《成都贫困女大学生资助3名学生读完初中》这篇报道，在成都师范学院的师生群、校友群里被转了个遍。不少师生看了后，纷纷在微博、朋友圈转发评论说，被自己学校有这位励志同窗而感动。

成都师范学院美术教育专业的小琴（化名），是汤丽莎最好的朋友之一。她们一起读书，一起兼职。小琴和汤丽莎一起做过三项兼职，给房产公司发传单、给托管班接孩子，还给青少年宫做美术助教。但小琴只知道汤丽莎节省，并不知道她赚钱省钱是要给贫困的孩子经济帮助。“有次谈心，她提到过在帮助几个小朋友，但我是看到报道才知道，竟然是从始至终的经济援助”。

汤丽莎在学校的辅导员廖琳，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这件事。“默默坚持才是她的风格，她希望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就全靠自己，而不是麻烦别人”。

旁听学完了

教育本科专业所有课程

汤丽莎最近没有去兼职，她推掉了目前能够做的所有兼职工作，待在宿舍里背书做题，因为她下周就要参加专升本的考试了。这考试很重要，关系到她是否能够拿到本科文凭，成为一名合格的美术老师。

廖琳回忆，刚刚入学时，汤丽莎由于高考失利，没有读到师范类专业，而是进了广告专业。“可她一心想要当老师，我就推荐她去旁听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上课”。结果三年下来，汤丽莎不仅自己的专业课完成得不错，还旁听学完了美术教育的本科专业的所有课程。

在小琴看来，汤丽莎的爱好甚少，唯独喜欢上讲台。不兼职的时间里，她甚至会跟几个师范专业的朋友一起找个空教室去练讲课。前不久，汤丽莎成功考取了教师资格证。

“梦想如果有捷径的话，那这条路的名字一定叫坚持”——这是汤丽莎的座右铭。她说，这出自自己喜爱的TFboys。她的宿舍床边没几件物件，却挂了好几幅TFboys的海报。她说她喜欢TFboys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足够坚持”。

学 / 校 / 帮 / 助

成都师范学院：

“如果专升本考上了 对她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昨天下午，成都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的党总支书记项永福找汤丽莎聊了聊。他觉得这孩子资助旁人太不容易，想问问汤丽莎还需要什么帮助。但汤丽莎只是不停笑着摆手：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项永福告诉记者，汤丽莎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这是老师同学们都知道的。也因此，她努力兼职的同时，学费一直是向学校申请助学贷款，并且有两年成功申请到了标准为三千元的国家助学金。

而对于汤丽莎的教师之梦，学院的老师们也都很了解。廖琳还推荐汤丽莎到位于成都市区的实验小学明道分校实习任教。廖琳找到那所小学的负责人，为汤丽莎争取到了一次试讲的机会。试讲后，汤丽莎的表现让人十分满意。

“她如果顺利升本，并且继续坚持资助贫困孩子，我们会尽可能对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项永福称，“考试、升学，这要靠她自己的努力”，她要做老师，“学校会尽可能为她提供帮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