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学生阅读差异

⑴ 中国的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有什么区别 在教学上 相似专业的中美大学生学的一样吗深度一样吗 与

1）美国专业分得比中国粗，例如经济学是个专业，本科不会再去分什么工业经济、农业经济之类的东西。
2）美国教学主要是教研究问题的方法，指导学生掌握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重视知识的广度和记忆。
3）美国的学生需要更多的自我表达，上课的时候老师会不断要求学生发言讨论，不是被动做笔记。美国学生的表达能力比较强。
4）美国常常在高中阶段就开始实习打工，不只是挣钱，有的时候会做很严肃很重要的研究。
5）美国大学文科课程的要求阅读量大大超过中国相关课程。中学就要求大量阅读课本之外的很多东西。

⑵ 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的区别

天道留学老师为您介绍一下区别，仅供参考：

一、美国考大学不分文理科

要了解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的区别，最重要的是明白美国大学教育的本质。

在中国，高考分文理两科，而文科、理科又“水火不相容”，报考了理科就不能报文科，反之亦然。

而在美国，考大学是不分什么文科理科的，学生们也没有这样的概念，许多学生进入大学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上哪个专业哪个系，先入了学再说，等到二、三年级时才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

美国的大学之所以在学生入学时不急于让学生选择自己的专业，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美国本科十分注重“通识教育”：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在美国，到了研究生才是以专业教育为主。

另外一个就是学生刚从高中毕业，对自己的能力以及将来究竟要学什么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希望让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有一个适应、学习、了解的过程，然后再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

美国的大学，有公共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之分。在公共课程方面，数学、英语、写作等是所有学生都必须修的，其它的就各取所需了。

二、，美国大学没有“班级”

中国上大学在入学时已经定好了进入哪个系，然后对新生较多的进行分班，比如中文系一班、两班、三班等。此后的四年大学生活，就以班为基础，每个班有班长，还有各科代表等，模式与中小学一样。

所谓同窗，主要就是指同班同学，除了选修课外，大家在四年中上同样的基础课与专业课，四年下来，结下深厚感情。所以，班级不但是学生的核心组织，也是大学的基础。

而美国大学的所谓“班级”，是以学校为单位的，所有同一年进入大学的学生，就是一个“班”，与中文的年级意思相近。所以讲到班级，美国大学生的概念只有“某某年班”(相当于某某届)，比如耶鲁大学1990年班、哈佛大学2012年班等。

三、美国大学生通过宿舍建议感情

美国的大学没有“班级”，学生每天与不同的同学打交道，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建立感情的呢?

美国大学生之间建立感情的主要基地之一是学生宿舍，住在同一个房间的，往往以后就是好朋友。由于没有班级，所以住在同一宿舍中的人，选择专业往往各不相同，可以是学化学的，也可以是学音乐的。

由于大多数大学的学生宿舍只给一、二年级学生使用，所以住在同一宿舍中的人，基本上在第三年就分手了，有些可以继续结伴在校园外面找房子住，有些就回家住。

也有不少学校的住宿规定是每年重新组合，因为一到暑假，学生必须全部搬出宿舍，到暑假过后再回到学生宿舍时，就不一定是原来的宿友了。

除了宿舍之外，参加各种学生社团也是加强同学间相互联系的重要途径。校园内的兄弟会、姐妹会及各种兴趣团体五花八门，参加这些学生团体不但能够满足课外活动的需求，也是联谊的重要方式。

四、学校通过学业和学费管理学生

美国的大学没有“班级”，那么学校是如何对学生进行管理呢?

简单说来，学校主要从学生的学业以及学费方面管理学生。美国的大学绝大多数实行学分制，学生修完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学校会根据学生每年取得的学分情况，监督学生是否在规定的期间内选择专业并按时毕业。

一般来说，学生最迟必须在第三年时将专业定下来，也就是将自己归属到某一个系或学院，如果到第三年学生还没有将专业定下来的话，就很难在最后一年里完成规定的学分，也就是说不能按时毕业。

五、美国大学不考核就业率

至于“美国大学不考核就业率吗?”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说，学生的就业率根本不是大学教学的考核指标，也没有任何教师或学系、学院会因此受到压力。

但美国有不少大学评级机构，这些机构在对大学评分时，是会考虑每所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的，就业率越高，对学生的吸引力就越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选才过程中，大学把社会和家庭因素当作衡量学生“品格”的一项指标。你以后在一生的事业中是否有克服艰难险阻的品格，是你成功的关键。而这种品格，从你上大学前如何“克服生活的挑战”，能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

有些人误传，没听说过的大学一定不是好大学。这不是事实。美国有很多大学，有的大学曝光率比较高，例如排行榜、体育比赛等，所以这些大学常被人们所熟知。但也有很多大学，学术非常优秀，由于曝光率不高，人们对它的了解相对少些，既便如此，这些大学仍然是好大学。

小结：

中美大学现阶段的差别的确很大，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近年来虽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北大清华等国内顶尖名校在世界排名也越来越靠前，但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极度不均衡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我们无意崇洋媚外，只是从客观评价的角度来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学无论从教学质量、学术水平、软硬件设施等方面都比国内大部分大学要好的多。如果有条件，可以一试。

⑶ 中美大学到底有何不同

主要有以下四大区别：
1.授课方式不同。
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的最大不同就是授课的方式。美国实行选课制，没有所谓统一的教材，教师在选择教材的时候有很大的自由度。教师上课很少一言堂，学生有充分的机会参与讨论，讨论中会碰出很多灵感的火花，因此讨论通常比较活跃，课堂经常会变成国际大论坛——课堂上的学生往往来自世界各地。

2.美国大学学生阅读量大。
与中国大学相比，美国大学的另一个最大不同就是阅读量大。每门课程的老师都会通过电子邮件给学生发送大量的辅助资料，这些辅助资料有的是著作，有的是论文，有的是教师编制的资料汇编。同时，老师还会开出一个长长的书目，让学生课后阅读。
课堂讨论时，学生需要将教学内容与辅助资料结合起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没有阅读老师指定的资料，上课就会很吃力，甚至完全插不上话。老师也会提醒在课堂上发言较少的学生融入到课堂中去。因此，在美国读书，阅读量会非常大，有时候为了一节课，要阅读上百页的资料，学习非常辛苦。

3.对学生的考核方式不一样。
中国大学的考核基本都是依照考试成绩，但是美国大学不一样，美国大学很少考记忆性的东西，美国大学更注重应用性、创造性方面的测试。另外，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率、小组活动的参与率、小论文等都会会纳入考核范围。

4.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不同。
在美国的学校里，很少听到批评，到处都是充满了表扬。美国人一生都是在表扬中长大的，很多在中国人看来根本不值得表扬的事情，家长和老师都会说beautiful。美国家长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学校对小孩的表扬或奖励。即使大学也不例外，在课堂讨论中，只要你的发言有一点点可取之处，老师就会高调地给予积极评价。中国大学里表扬就没有这么普遍。

⑷ 中美学生的差异

正说到中美学生学习的比较,我深有感触:我们的学生缺少吃苦精神。我们的家长和学生认为高考前是最苦的。不少大学生经过高考的"独木桥"后,开始在大学校园里舒舒服服地等着毕业。甚至有些家长从小就给孩子灌输这种思想,让孩子认为,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高考。于是,高考结束,学习变得不再重要。[1]而在美国,尤其是精英云集的大学所要付出的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征服学习是这些大学里每个人的口号。由此可见，中国与美国学生在学习的各个方面存在本质性的差异。

关键词： 中美学生 学习方式 差异

本文便从中国与美国学生学习方式这一角度展开描述，进行学习差异比较。

1， 美国学生学习方式

美国重点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学习方式多样化，更多的是培养一个人的自我管理能力和道德修养，更加侧重于文科，学习文科你不仅是培养你自身的文化修养也是提高自我的交际能力，在说的明白点就领袖精神，作业会比较少但是想把那作业完成还是需要一定的难度，需频繁使用网络搜索有效信息，此时培养了学生搜索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课外活动丰富多样的，对于运动投入的比例也比较多，在美国为健康投资是一比无形的价值，可以为你赢得更多的职位和丰厚的收入。[2]

美国学生看似轻松，他想顺利的升学拿奖学金付出的要比中国还要付出的，他们会每天都会过的很充实，明白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以后要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所以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快乐。美国的课堂更多是一种轻松的状态给学生更多的机会展示自我风格，建立自信的人格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2， 中国学生学习方式

在中国所谓的素质教育下，培养的是一批又一批残次品，只是机械的学习考试的工具，没撒能力，没责任感和缺乏社会公德，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中国的传统美德，孝道与子女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在国外虽然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很冷淡但是，在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有人帮助你，在路上有人突然昏到，在美国会有人给你做人工呼吸或还会有人给医院打电话，在中死到路上都没人管，是对人性的蔑视，对生命的不尊重，在全盘西化的中国，自己的东西都扔完了。

学习就是为了考高分赢得老师的赞赏家长的肯定，实际能力差的很，那中失败的例子太多了，北大毕业的卖大肉，屡见不鲜。这也是中国政治腐败的渗透到教育，把教育当摇钱树了，在吊的大学还是用钱砸出来的，实际情况差异不大，中就是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人很呆扳，课外活动为0。都是些走行式没意义的事情。总之是失败的。大致分析就是这样子还是要对比的去写这个作业，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3，差异及建议

美国的教育强调因材施教，强调学生的天性，崇尚自由，进行愉快教育。[3]而中国学生的天性被压抑，被动地接受学习，没有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美国特别重视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开发及培养，充分开发其潜力，发挥其天性，培养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人格。美国的这种教育方式值得中国的教育学习，以此完善中国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其内在潜力得到最大发挥。

结语：通过本论文的初步探讨，使我们看到了中美两国学生学习方式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两种学习方式的好处与不足，并对此提出肤浅的建议。我们应对美国方面的优点加以借鉴，吸收利用，缩小中美两国中学生之间的差异。我们希望能对中国学生有一定的帮助，也希望中国教育体制有所改革，如果是这样，也就达到就了我们探讨的目的。

⑸ 美国大学生的每周阅读量

您好
据《光明日报》载，美国大学生平均每周阅读各类书籍约为500－800页。
并且分析了中国大学生阅读量少的原因，如下文：
其一，中国目前之教育方法、模式和制度，是导致学生普遍厌倦学习、反感学习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中国之教育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传统，主要目的乃在于传授旧有之知识，方法则多为简单重复式灌输，目标则为通过入学升学考试，而学生一般只是被动的接受，故学习过程殊无乐趣可言。考入大学之前，尚有高考之羁绊，略可约束绝大多数学生为高考而死记硬背。一旦考入大学，则如虎脱樊笼，龙归大海，无所约束，故读书学习之兴趣全无，大多终日无所事事，而以酣睡、闲游、交友为乐。此种灌输方法、强迫模式、考试制度实为中国教育之主要弊病。
其二，中国教育重在传授，而西方教育重在启发，所以中国教育是地地道道的奴化教育，易于培养奴才，学成则多生搬硬套，贯彻执行则可，开创性、灵活性则不足。而西方教育则是启蒙式教育，主要培养学习的能力、技巧及方法，易于培养创造性、开拓性人才，缺点是过于自由懒散。若以读书学习而论，中国最多也只是自发，而美国则可称之为自觉，后者更易于更新、补充新知识，探索新领域。诸君可见，中国人模仿、仿造、盗版能力极强，实乃教育制度之流弊使然。

⑹ 美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有哪些共同点与不同点

中美文学研究比较
中美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有如下的一些相似之处：
（1）我参加的学术会议与我授课的课堂极像美国的情况。学术会议的安排是一样的，各种论文分小组讨论，然后是茶歇和集体用餐。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的思想控制迹象，看不出这些教师与学生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唯一的一次圆桌会议的自由讨论，令我惊讶的是，我听到中国同事就中国是否存在言论自由发生了尖锐的争论。年龄稍大的学者说，“存在，当然存在。”而几个年轻人反驳说，“没有！”这是极其少有的情形，也不具有典型性。
我住的宾馆与美国宾馆也非常相像。中国的大学课堂，与美国的一样，讲完之后有问问题与讨论的时间。教室与学生也与美国一样。我几乎感受不到神秘的、或异域的东方，尽管人们用筷子吃饭，饭菜有些不同。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如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与欧美同类杂志或论文集的文章一样。如2006年12月第28卷第6期，如“对莎士比亚戏剧中‘梦’的解读”、“双峰并峙继往开来——普鲁斯特与巴尔扎克”、“福楼拜的‘游戏’：《包法利夫人》的叙事分析”，还有一些明显理论性的文章，如“庞德是新历史主义者吗？全球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听起来都是很熟悉的内容。
（2）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到最近的访问，我对中国教授与学生对知识的热情印象深刻。中国学术界与学生都非常令人惊异。教授与学生流露出惊人的自信：他们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他们有能力做好它。这背后隐含的就是设想中国人是最好的。我隐约感觉到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少数”地方之一，每个人都很友好、尊重人、礼貌。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7年，受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派遣，我与来自历史、工商、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一道，来与北京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行讨论我们各自学科的未来。
他们希望我讲西方文学理论。说实话，当时参加研讨会的那些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人并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大多数年龄都很老了，除了俄语显然也不懂其他西方语言，都是受过去苏联遗留给中国的影响。现在，这一切早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有才华的年轻学者，通常都在像哈佛大学等地受过培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变化，同样也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学术机构中发生了类似的惊人的转变。
强调了中美高等教育的相似性，在中国的大学与学术会议中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适应的地方。我现在来谈谈中美文学研究的差异。
两国的大学都根植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中。目前，美国的大学正面临一些问题。美国的经济正在衰退，这必然也影响到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在过去20年越来越多地依赖公司的资助。政府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人文基金会等所拨付的经费越来越少。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来自大的制药公司、大的石油公司、电信公司等。大学越来越像公司一样运作，校长获得惊人的高薪，一切按照问责制来办，即根据赢利的幅度(来支付薪水)。很多教学工作都是由兼职教员来承担的，他们只能获得最低的生活工资，没有机会获得终身职位，只有极少的、甚至没有福利。学费迅速攀升，很多本科、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就欠下了从银行借的几十万美元的债务。由于学科变化迅速，文学系的课程相当混乱，大学之间没有任何一致，应该教什么，各种课程如何连贯地组合，没有任何共识。我过去老在想，要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者来参观欧文分校英语系或比较文学系，看到所提供的课程，要求我们解释各种课程混合的原因，我认为我们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讲授你喜欢的课程的自由，这是无上的特权，我过去从中受益良多，但要是有些同事讲授与你相关的课程，并就这个学科的教学目标达到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样可能更好。
中国大学的情况很不同。一方面，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接连获得成功，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在高速增长。这意味着国家显然有大量的钱可用来资助、扩张老的大学，建立新的大学。尽管要进入最好的大学，在中国竞争异常激烈，也与美国一样，但我推断，一旦进入大学，其花费还是相当低的，从我所看到的来说，中国学生还是很简朴的。几乎所有的教员都是终身职位。有人告诉我，每个班被分派一个“班长”，中国大学的一个年轻老师向我肯定，在规定的课程内，教学中有相当大的自由，教师鼓励来自学生的创新观念。他是这样说的，“为便于教学，老师通常遵循某一本文学史书，但其目标不是达成集体共识。教师鼓励、高度评价创新性的、原创性的解读，只要学生能够自圆其说。在我的文学课中，我告诉学生，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就是要有不同意见，而不是大家要有相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才真正有助于丰富文学文本。学术杂志仅接受有新观点的文章。”
大多数的大学课程，比如英语文学，是由国家委员会设定的，即教育部的外语指导委员会。同时，它也希望教授能够按照该清单所列出的书目来讲授，而英语系总的安排，在我看来，是希望涵盖一个连贯的、并明显保守的经典作品与话题，必修课包括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语音学、听力、阅读、英语写作、英语语法、口译与笔译，也有把英语语言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学术写作等列入必修课；选修课包括英语散文、英语戏剧、英语诗歌、英语小说、教学法、修辞学等。我在脚注里列出了教育部的课外阅读清单。熟知详情的人告诉我，并非清单上的所有作家都要讲到，每所大学的英语系选取的作家都不同，他说，“外国文学课程通常涵盖重要的文学流派或文学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名著。我认为大学之间没有严格统一要选取哪些作品，那些标为红色的很可能是各个大学的老师都要选取的，老师也可选取当代作家，如约翰·巴斯、多利斯·莱辛等。课堂上要求阅读并讨论的仅是某小说的几个章节，并非整个作品。但学生在细读所选取章节之前，应该了解这本小说的整体轮廓。提供澳大利亚、加拿大文学的高校并不多。我们开的澳大利亚文学课程有‘澳大利亚文学史’、‘澳大利亚当代小说研究’、‘帕特里克·怀特研究’等。”

有6个方面的差异，并把这些差异看作描述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便利之策。
（1）相对来说，中国学者明显对提出新的看法缺乏兴趣。总体上而言，他们更关注达成共识，或提出已经存在的看法。而在西方，与之完全相反，我们被教导，必须要提出些新的看法，提出一些以前没有人说过的，才可能正当地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佛克马是这一期中唯一的西方学者，在他的长篇论文“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一开始就提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不同。”这意味着，在他之前，就没有人把中国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弄明白。在美国教学的顾明栋可能会挪用我们的一些设想，在讨论鲁迅时，会提出一些与以前的评论不同的看法。西方人认为，文学研究中，以前已经说过的，就不存在重复说它的理由。中国人，至少是这一期《现代语言季刊》中的中国学者，认为如果它是真的，就应该反复说，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从学者传到学生。就像我所有的对比一样，这些仅是一些趋势，并非绝对的差异，你们如何看待这一期的论文，我对此非常感兴趣。不知我所掌握的情况是否属实？还是这一期的论文不具有典型性？
（2）这一期论文的中国学者非常关注文学分期或文学阶段的正确与否，命名是否正确，特征概括是否正确。这可能是王宁给他们的重要指示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非常自信地说，“我正在读一个后现代作品”、“现代主义作品”或其他什么的，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分期，不论有多大的问题，是给读者一种安全感。然而，它只是满足一个分类的作用，代替实际所读的作品。比如说，“啊哈！那是一种后现代特征”，它的作用只是以防读者追问某一段的意义，它有什么特别之处，这种简单分类是经不起检验的。分期是中西方文学研究中很大的一部分。对西方人而言，现在它相对来说不再重要了，也都认可它，即使怀疑分期的过度归纳，分期会消除某一时期或地方的作家间的重要差异。我们，至少我是这样，更感兴趣的是某一作家作品的特殊性，他/她适合或不适合分期名称的方式。要展示后现代风格的特征，就像影响最大的理论家詹姆逊一样，一项一项地列出来是很容易的。比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塞万提斯，佛克马在这一期所列出来的那些特征，在西方小说(也包括这一期论文中提到的中国小说)一开始就有了，比如，塞万提斯的《狗的对话》(The Dog’s Colloquy,1613)，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就有了。顾明栋在《中国小说理论》中的《红楼梦》一章中，提到这部伟大的作品有很多后现代特征。这一期中顾明栋的权威论文“鲁迅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揭示了鲁迅的创作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主题与风格特征结合了起来，尽管鲁迅在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杂文的时候，没有接触过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作品(那时根本就不存在)。他的结论是，鲁迅一方面是看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另一方面也陷入到自己实验性的新形式创作的困境。
尽管顾明栋的论文接受既定的分期，其目标也是来划分鲁迅作品的分期，但他的论文无意中为分期施加了很多张力。要是后现代主义风格特征能够在数个世纪的中外作品中找到，似乎意味着：1）时期的分类极端不可信；2）我们用来命名“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概念特征、叙事特征等，实际上可能与文学所使用的语言的历史无关。
这一期中佛克马的文章，关注的是区分开在文化上三种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形式，提出这三种后现代主义中的任何一种都假定，“所指与能指的传统关系不再适用。”佛克马所用的分期与中国学者不同，分期的特征更加复杂，并引用大量的实例来论证他的观点。
（3）中国学者认为历史语境几乎完全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这可能是一种残存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但很多欧美文化研究也有相同的设想。陈永国的论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的历史决定论模式很复杂也很精细，不过却坚信这种预设。读者会注意到陈永国调用了一个含糊的有机体或自然主义的隐喻(“现代主义诗歌作为新诗的一种形式，不会凭空而生。”)，他详细说明了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原因：一是中国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一是西方知识流入的影响。这些原因的影响是双重的，不容易预测，但是，这两个原因在任何个案中混合到一起，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佛克马对后现代主义作家与历史、社会语境的关系的看法很不同，这出乎我的意料。我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当今西方大多数的文化研究者(与文学研究者)的看法不同，与陈永国的立场很接近。作为文学风格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后现代性，佛克马要比詹姆逊、利奥塔德可能的区分更加明确。佛克马说，“我把后现代主义看作一种文学思潮，一种由作家、评论家与广大读者所使用的文学社会方言，把它与作为当代社会、政治条件的后现代性区分开来，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对后现代性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利奥塔德, 哈维(David Harvey), 贝尔滕斯(Hans Bertens)等人做过具体的分析。”佛克马认识到历史条件会起一定的作用，“我们必须考虑地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差异。”但他认为，从现代主义转到后现代主义(与其他任何风格的转变一样)，仅仅是因为作家厌倦了一种风格，现在想转变一下，“任何风格或文学社会方言，包括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将被消耗殆尽，因此，人们想听到不同的东西…… 新一代认为既有的社会生活观念与经济条件不适合了、过时了，应该为新的社会解读所代替。”叶芝(W. B. Yeats)用不同的音调说，“人类景仰的一切事情/都能撑过片刻，或一天/爱恋的欢愉，赶走他的爱恋/画家的笔，消蚀了他的梦境。(《一出剧里的两首歌》佛克马用生理学来解释风格的改变，“相同的神经元连续不断地重复刺激会导致结果逐渐减少”，他的这个简洁陈述有点类似于布鲁姆(Harold Bloom)《影响的焦虑》。在佛克马看来，风格惯例的改变，是受内在逻辑控制的，与历史几乎没有关系。新一代渴望并需要不同的风格，一种社会方言受神经元的重复而耗尽了自身。在某种意义来说这不错，尽管有些夸张，新的文学社会方言的确是“凭空而生”的。佛克马那些比较适中的陈述也有惊人之语，“人们想听到不同的东西”。无论如何，他的看法又让我想起这一期的杂志。
（4）第四个特点就是他们极像美国人，至少像我一样，描述一个作家或学派(如九叶派)的论述高度抽象。当然，佛克马在表现中国后现代主义特征时也使用了抽象的表达，如“华而不实的虚构”、“元语言批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存等。与大多数的西方文学研究一样，佛克马感到必须要例证这些抽象的用法，从而证明它们是正确的。他详细地讨论了具体的作品，也有很多的引用，比如讨论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Please Don’t Call Me Human, 1989)，以及对其他几个作品的分析。陈永国的文章，尽管讨论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诗歌，但仅有两处很短的引用。
中国学者的论文，通常依赖三重抽象。第一重抽象：单个作品，除了用作品名来标识外，偶尔在其他论文中讨论中国小说外，使用最容易翻译的内容，如情节综述与人物描写。第二重抽象：几乎都不强调单个作品的特征。某一个学派或小组(如九叶派)的所有作品的讨论似乎它们都是一样的，似乎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互之间或与同一时期作家之间的共有特征。第三重抽象：使用概念性的陈述来定义这些共有特征，如陈永国提到的朦胧诗人，我上面提到的两处引用(一个是北岛，另一个是舒婷)，“拥挤在强烈的欲望与无用的形式之间，这些年轻诗人一方面要拼命表达自己，另一方面又要隐藏自己。因此，使用非传统的意象来表达朦胧的艺术策略，直接的言说与本能的表达强化了其情感。此外，那些碎片式的、非传统的、不完整的意象，这些自我与社会、历史与现在、现实与幻想、理智与荒谬、短暂与永恒等二元对立，在放肆地宣泄诗人的激情中实现了统一。”我不怀疑陈永国所说的真实性，他的论文让我急于想了解他提到的那些诗歌，即使是通过英语翻译来了解。我想看看他们是如何例证他所陈述的“现实与幻想、理智与荒谬、短暂与永恒”等，他们使用“非传统意象”到底是如何朦胧的。这一期论文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使读者急于想读文章中所提到的作品。我非常高兴地在互联网上发现了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语翻译，比如鲁迅的很多作品的翻译(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u-xun/index.htm)。
（5）来自中国学者的论文由于缺少引用，伴随而来的就是几乎没有风格或形式分析，也不关注西方人所称的“修辞”或“叙事学特征”。近来，美国的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佛克马有一些形式分析，比如，他说，“王朔没有使用的风格手法几乎没有。他试过重复，没有标点的长句，荒谬的推理，把政治行话放大到可笑的比例，从而产生出一种欢闹的故事，即他所指的文化大革命。‘胖子’成为了笑料，至少在更宽容的时代不犯政治错误。”要是能够给这些风格手法举一些例证就更好了。不过，佛克马暗自认识到“风格手法”在意义上的重要性。然而，中国文学学者尽管崇拜巴特(Roland Barthes)、德里达等人，至少这一期的论文中，他们几乎没有风格分析。我所了解的其他中国学者的著作，如申丹，她的叙事学个案中就有风格分析。对我们而言，新批评与随后的“解构”，即使是对那些文化批评者而言，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尽管他们对此怀有敌意。不断有人宣布“解构的死亡”，但不知何故，它拒绝死亡。它可能会死，但它会像幽灵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没于我们的文化批评。顾明栋作为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倒是注意到了细微的语言手段的作用，如他在《中国小说理论》中谈到的两部伟大的传统中国小说《金瓶梅》与《红楼梦》，就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人物姓名的隐喻意义。
（6）最后一点差异，这一期文章的中国学者都很关注西方作品翻译成中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他们很少关注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也可能对某一语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而限制了翻译。他们似乎假设中国文学可以翻译成英语，西方文学可以翻译为汉语，没有重大的遗失。他们毫不怀疑汉语、中国文化与西方语言、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情况是否如此，我对此很怀疑。我对汉语一无所知，早就有人告诉我，汉语的文学形式、书写的意义，与英语、德语、法语的书写不同。这就需要把“同一个文本”的汉语、西方语言的各种译本并排来比较，来具体讨论它们在语义、语法、句法、修辞、以及文类假设等方面的差异。顾明栋的《中国小说理论》中有这样的讨论。我对此缺乏了解，但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瞥见译入与译出时的遗失。美国的中国文学学者，如苏源熙(Haun Saussy)，对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特征对意义的影响更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