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大学生

① 大学本科要修满多少学分才能毕业啊！

可以毕业，只要你修满你本专业要求学分即可。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专业的学分要求都有版所不同权，四年制本科的总学分要求一般在140到200之间，比五年制本科的总分数要求要少一些。总学分包括课程教学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等。

补救方法：

大学素质教育硬指标：修不满学分不予毕业，如果只是还差部分学分，补救-申请延期毕业，实行学分制的学校4-6年毕业均可，只要没有出现必须退学的情况可以申请延期毕业，申请必须在大四下学期3月份之前提出每个学校的规定不同，自己一定要亲自去系教务或者学校教务咨询清楚。

②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 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从1966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 “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 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 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 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7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③ 北洋水师有刘步蟾，林泰增，林永升，林履中，叶祖圭等等爱国将领相继牺牲，为什么偏偏邓世昌成为了家喻户

同治五年（1866）的福建。这一年，福建船政学堂建立，开始招收一期学员。学堂分为前堂（造船）和后堂（驾船），课程有英语、法语、物理、解析几何、微积分、航海学、天文学等等。鉴于学习难度太大，入学考试自然要比考公务员还难，以至于到了最后，在福建都没招满，只能到临近的广东去招。于是，广东东莞的富家少年邓世昌考了进来，学习驾船。在一期驾船班的33名学员中，27名是福建人（包括历史名人严复），其余6人来自广东。他们从1867年开始学习，至1871年毕业，真正接受了本科教育。

在福建学习，自然要尊重当地的风俗，至少要讲闽南话，而邓世昌讲粤语，鉴于清朝当时并不流行普通话教育，说粤语的邓世昌自然不太合群。他也知道搞好师生关系的重要性，在校期间还是很“成熟”的。船政学堂第一期招的是13岁到16岁的少年，而17岁的邓世昌自然是大哥级人物。

而驾船班的小弟们，却并未把这位大哥放在眼里，至少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基本不会这样看，“我们都是福建人，你们广东人来我们这里学习，未必能适应。”

本科毕业后的第6年，这话果然应验了。“酌请船政品优智才者（学员）西洋留学，壮天朝之国威。”——《中日甲午海战史（李鸿章奏章）》

1877年，首批留英海军学员名单下来：一批甲午海战的舰长名字在其中，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林永升、方伯谦、黄建勋、萨镇冰（二期学员）……

在这批学员里，一水儿的福建籍学员。未来参加甲午海战的一期舰长邓世昌、李和不在其中。他俩有个共同点，都是广东人。这里是否有人故意操作的因素，不得而知。不过，福建籍同学不仅获得了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证书，还在皇家海军的舰艇上学习，不管学得成绩如何，至少这层金算是镀上了。

而邓世昌在干什么？练船，再有就是去把同学们预定的船从国外开回来，当了几趟力工。“邓世昌非常珍惜赴英国接收舰船的机会，因为，他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服从水师缺少管带的需要，因为带船而未能到欧洲留学深造。”——《甲午战争考略·邓世昌篇》

进北洋水师 待遇出奇的好

如果按照如此情节发展下去，邓世昌别说是想当甲午海战的一哥，就算是配角都够呛。原因很简单，朝廷非常看中海归学历，你一国内的本科好用吗？

翻开甲午海战的中方舰长名单，你会发现，除了林履中（三期）和萨镇冰（二期）之外，大多是留英的福建船政学堂一期学员，而林履中和萨镇冰能当舰长也确有过人之处，萨镇冰是少年大学生，11岁就考上了船政学堂，毕业考第一，与一期学员同期留学英国，称为“天才”。而林履中在英国有学历，在德国海军中有履历，是高学历舰长。

按照这样的熬法，邓世昌的一哥梦想基本算挂了。可历史偏偏喜欢邓大人，既然他的学历不成，那就只能“事在人为”了。1880年，李鸿章兴办北洋水师，开始网罗人才。此时的邓世昌一直在守卫澎湖的福建水师中当舰长。大部分船政学院留英的学生们，等待分配，有学历、有能力、有战功的邓世昌自然是惹眼得很。在守卫澎湖战役中，数次挫败日本舰船阴谋的邓世昌引起了李鸿章的重视。广东人邓世昌最终觉得，既然广东人在福建水师不好混，那就去北洋水师吧，树挪死人挪活，也许龙套和主角真的能对调。

北洋水师后来很出名，但在最初建立时并非如此。邓世昌舰长对此有顾虑的，主要是编制的问题。北洋水师属于新建的海军，从祖制上看，算不上正规军，准确地说是乡勇。这一点上，李鸿章看得真切，邓世昌只是个案，留学欧洲的那几位也得来。既然编制上不好听，那就拿待遇说事吧。于是，清末待遇最好的一支部队出现了：

“海军提督（丁汝昌），年官俸为3360两，船俸为5040两，合计8400两，是绿营（陆军正规军）提督的3.2倍；

海军总兵（刘步蟾、林泰曾）年收入为3960两，为绿营总兵的1.97倍；

海军副将（邓世昌、方伯谦、叶祖贵、林永升、方伯谦、黄建勋、萨镇冰、李和）年收入为3240两，是绿营副将的2.75倍。”——《晚清军事揭秘》

即便是北洋水师的一等水手，也有月薪10两白银；勤杂人员月薪也有3两白银。也就是说，扫厕所的工资都相当于中产阶级（中农）收入水平，至于邓世昌等人的收入则是中产阶级收入的80倍以上。

就这待遇，让铁饭碗的绿营兵打破脑袋往里面钻，以至于致远舰原计划招收204人，最终却让246人上了船……

与李鸿章交好 战前的“四阿哥”

待遇好的单位还有个特点，就是让员工有自豪感，又名“骄纵”。而这些在所有留英的各位同学来看，想自豪先得有官做，得选好位置，知道跟谁混。

打开北洋水师目录，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除了丁汝昌是淮军将领外，大多是福建人，日常应该以闽南语为主，福建情感挂在嘴边，又都是留英归来，船上又有很多英国教官，自然是张嘴闭嘴的英语版“兄弟在英国的时候”。

而邓世昌和李和都是广东人，说的是粤语，而且也没有外国学历，自然是不合群。“他性格孤傲而内向，终日吃住在舰上。”——《中日近代战争·邓世昌篇》

既不合群，说话又没人听，学历还差，这样看来，邓世昌想当一哥难得很。而实际上，邓世昌的眼前却飘来五个字：“那都不算事”。简单说就是，“我入北洋水师凭的是军功，位置都占了，你奈我何，更重要的是，我上面有人，想不带我玩？你问问他。”

上面的“他”指的是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正一品大员……名头太多，直说了吧就是李鸿章大人。李鸿章是典型的枪杆子出政权的代表，没有淮军也就没有历史上的李鸿章，他自然对邓世昌在福建水师对抗日本舰船的作为心中有数。

“光绪十三年（1887）春，李鸿章奏派邓世昌率队赴英、德两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舰、靖远舰、经远舰、来远舰四艘巡洋舰。”——《中日甲午海战史》

正一品大员能点名要邓世昌去干活，足以说明两人的关系如何。据说，这与邓世昌的为人处事有关，更与北洋水师舰长们的出身有关。

北洋大多福建舰长基本都是寒儒出身，例如刘步蟾、林泰曾幼年丧父，方伯谦、叶祖珪父亲是私塾先生，萨镇冰是少数民族贫寒家庭出身等。有了钱，表现自然不一样。据记载，方伯谦在拿了高薪后，在山东买了28套房产，真是想告别苦日子，成为最早玩地产的“房叔”。而邓世昌的父亲是广东著名的茶商，堪称是当时最赚钱的两个行业之一（另一个是瓷器），连上岸都懒得去，买房子置地更是不屑一顾。

鉴于此，邓富豪自然与各位寒儒说不到一块儿，但却与高官交谈甚佳，尤其是李鸿章中堂大人及其嫡系丁汝昌。丁汝昌出身陆军行伍，为人勤奋自学海军成才，自然对有军功的邓世昌更为看重。更重要的是，若是北洋水师都被福建人把控，他就会被架空。因此，丁汝昌按照官场规则应付这一切——和稀泥，提拔邓世昌。

有这两人帮忙，不太爱搭理人的邓世昌在战前已经是“四阿哥”，官位仅次于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四阿哥”这个清代一哥的代言词，在清末的战争中同样适用。

撞船名垂千古 李鸿章流泪

生于1849年的一哥邓世昌，将迎接1894年的宿命。9月17日，中日甲午战争中著名的大东沟海战打响。邓世昌身为中军副将，他的致远舰自然是被围攻的对象。在这一时刻，邓世昌再一次用10多年前在福建对日的无畏，应对人生最后一刻：在炮弹打光后，他将船撞向日军旗舰吉野号，但船体中鱼雷，邓世昌落水后选择殉国。

“邓大人”以如此壮烈决绝的方式来诠释对战争解释，北洋水师内无人能及。在北洋水师的11名重要将领中，战死者有4人，自杀者有3人，革职者有2人，返乡1人，处死1人。而在陆战，清军更是打得一塌糊涂，送给日军武器弹药无数。

“闻听邓世昌殉国，李鸿章老泪纵横。”——《甲午海战纪实》。邓世昌的英勇表现独一无二，李鸿章平日就对邓世昌颇为看重，而在此时，他为邓家所争取的更是名正言顺，在奏请其抚恤时，定为太子少保衔。

北洋水师一战伤及大将后，再也无力挽回战争的颓势。而邓世昌的壮举则把那个时代照亮，成为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④ 历史上的8月18-22日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1、清朝收复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战船300 余艘，水师2万余人，仍自铜山出洋，第2天上午，战船即陆续到达澎湖海外。

十六日曾发生小规模海战，双方各有损伤。二十二日清军分三路出击，与郑军决战，施琅亲率主力担任中路主攻。

清军利用“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风上流之势，压攻挤击” ，一鼓作气，经过七八个小时激战，大败郑军。刘国轩率所剩几只小舟逃回台湾。

澎湖为台湾门户，一旦失守，台湾即失去了屏障。施琅派员到台湾劝降，联络刘国轩。刘国轩见大势已去，于是派兵监视郑氏统治集团，郑克塽、冯锡范只得上表求降，八月清军胜利进驻台湾。

由于郑氏集团政治腐败，所以清廷统一台湾得到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清军至台湾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师”。

清朝统一台湾后，施琅恳切陈辞，阐述利害，得到大学士李蔚、工部侍郎苏拜、都察院左御史赵麟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康熙帝始决定坚守台湾，在台湾设台湾府，下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福建省。

台湾、厦门合派一道官管辖。并派兵8000 人驻防，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澎湖亦派副将一员统兵2000 人驻防。这样，台湾重新统一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辖。

2、福州船政局成立

福州船政局是晚清政府经营的制造兵船、炮舰的新式造船企业。亦称马尾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创建，稍后由沈葆桢主持。

任用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总揽一切船政事务。船政局主要由铁厂、船厂和船政学堂三部分组成。

1869年6月10日，船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设制造、航海两班，要求学员分别达到能按图造船和任船长的能力；并派员留学英、法，学习驾驶和造船技术。

3、八一九事件

八一九事件，又称“苏联政变”、“八月政变”，指1991年8月19日至8月21日在苏联发生的一次政变。

当时苏联中央政府的一些官员企图废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并取得对苏联的控制，政变领导人是由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克格勃领导人科留奇科夫等苏联共产党强硬成员和保守派组成。

他们相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太过分，并认为他正商议签订的《新联盟条约》过于分散权力给与众共和国。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拒不服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号召举行政治罢工，抗议亚纳耶夫等人发起的行动。20日，莫斯科实行宵禁。

21日，戈尔巴乔夫宣布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苏联国防部决定撤回部署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部队。苏联内阁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执行总统的指示。

此次政变虽然在短短三天内便瓦解，且恢复了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总统权力，但此事件粉碎了戈尔巴乔夫希望使苏联至少在一较松散体制下维持一体。

4、孙立人事件

蒋介石对孙立人一直疑忌，但一九四九年八月仍任命孙为台湾防卫司令，次年三月升他为陆军总司令。

原因在于蒋介石迫于美国大陆双重压力，自身难保，重用孙立人乃不得已之举。

韩战爆发后，台湾转危为安，美援源源而来，蒋氏父子才陆续采取措施清洗挟美自重的高官——一九五三年春罢黜吴国桢，一九五五年整饬孙立人。

5、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

斯大林格勒战役又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争夺苏联南部城市斯大林格勒的而进行的战役。

斯大林格勒是苏联中央地区通往南方重要经济区域的交通咽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若德军攻占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向北可攻莫斯科，向南可出波斯湾。

斯大林格勒以西、以南是是苏联粮食、煤炭以及石油的主产区。如果德军占领这一地区，苏联就会失去这些战争所需要的重要资源。

斯大林格勒会战是纳粹德国遭遇的战略范围最严重的失败，不仅终结了德国南方集群自1941年以来保持的攻势局面，而且直接造成了苏联与德国总体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

从世界范围看，斯大林格勒会战与同时期发生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及阿拉曼战役一起，构成了1942年底反法西斯战争大转折的标志性事件，但斯大林格勒战役并没有让德军完全失去主动权（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库尔斯克战役才让德军完全失去主动权）。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的转折点，单从伤亡数字来看，该战役也是近代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双方伤亡估计约2,000,000人，参与该场战役的人数也比历史上的其他战役都来的多，更以双方无视军事与平民分别而造成的伤亡著称。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斯大林格勒战役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孙立人事件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八一九事件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福州船政局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清收复台湾之战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8月21日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8月20日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8月19日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8月18日

⑤ 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的历届名次

郑州大学、台湾世新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分获前三名。
第九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在福州落下帷幕
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第九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简称“海辩赛”）25日在福州落下帷幕。郑州大学、台湾世新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分获前三名。 此次两岸各有8所大学参赛，两岸辩手围绕“爱情是理想的/现实的”“网络的发展对文学弊大于利/利大于弊”“一流大学教师质量重于生源质量/生源质量重于教师质量”三个辩题“针锋相对”。最终，郑州大学李梦竹和台湾东吴大学许琴筑获得最佳辩手奖。
“两岸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机关党委书记王可致辞表示，两岸青年坦诚对话，真心交往，通过辩论达成更多共识，在推动两岸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弘扬与传承。
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创办人李钟桂致辞说：“辩论过程中，大家你来我往，唇枪舌战，互不相让，甚至旗鼓相当，打得不可开交；而在台下，两岸青年欢乐融洽，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这是辩论赛的写照，也是我们乐见的事情。”
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国忠说，海辩赛自2002年创办以来，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主线，以加强交流、增进友谊、扩大共识为宗旨，连续举办了9届，每届都有新的突破，已成为两岸青年探索真理、展示才华的交流平台和学习交流、成长成才的重要舞台，两岸不少青年才俊从这里走向成功、走向卓越、走向人生更大的舞台。
“比赛有助于我们的成长。”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系学生陈际勇告诉记者，第一次来大陆，感觉大陆发展不错，大陆同学很优秀，也觉得这里很有人情味，希望能进一步了解大陆。
本届海辩赛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支持，由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牵头联合福建省教育交流协会和上海、广东、山东、河南、吉林、陕西六省市科协与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共同举办。辩论赛后，台湾学生将走访福州三坊七巷、中国船政博物馆等地方，并将于27日至31日赴河南交流考察。

⑥ 大学生创业贷款，我是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人，在福建省福州市读书

那你就要问地方贷款机构咯，但是你经常挂科的话，就不知道了，信物宝，祝你成功！

⑦ 船政大学生与国家的命运有什么关系

新时代的大学生就应该努力读书，争取把自己的知识能够运用到国家的科技领域去，这才是现代大学生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