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爷爷上大学

① 我家里穷，父母双亡，爷爷带大，现在我 上大学没事研究技术，卖了一个专利挣了几万元，可以给爷爷买什么

你是孝顺的好小伙，爷爷年纪大了，如果喜欢听戏就帮他买个老年随身听，听听戏，或腿脚不好就买个电三轮，小的老年代步车，也能开出去转转。

② 儿子爷爷奶奶带大现在上大学了说我欠他的太多怎么办

如果你按时打了老人和孩子的生活费并且偶尔去看望问候，并且时不时表达关心的话，你就没有欠很多

③ 怎么看待上大学带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去报名的行为

我认为如果大学生上大学带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去报名，那么这个家庭的氛围会非常的好，因为当今社会家长们的时间都非常的忙，没有时间能够陪伴孩子去报名，那么如果全家一起动员，那么表明这个家庭会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孩子也会能够体会到家庭对他的爱。

④ 爷爷上大学是什么生肖

老鼠（老了还读书）

⑤ 我爸妈想我考完大学去海南带着我爷爷奶奶，我奶奶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真不要带去，海南四面环海，风很大，你毕业刚好是6月，7月，你知道海南有多热吗，天天基本上很少白云。而海南最好玩就是海边。。。等等

⑥ 我为什么带着父亲上大学

为什么你要带，是因为你不够独立，在你父母的眼里，还不能自己完成自己的生活。

⑦ 爷爷是如何考上大学的

零六年高考的时候,孙女在起早搭黑加班加点复习功课.有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孙女突然问到："爷爷，你是如何考上大学的？"这句话引起了我对自己求学过程的一些回忆。于是，我给他讲述了一番我的大学之路。苦涩的童年岁月我出生于一九三九年，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是伴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走过的。一会儿日本鬼子来了，一会儿八路军来了，一会儿又是勾子军（国民党的部队）来了在这样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穷人的孩子根本没有学校可上。就是玩耍，放羊，有时候就是帮爷爷、奶奶在地里干些杂活。那时，我们一听到枪响就跟着爷爷到山沟里东躲西藏地逃命，待到枪声渐渐消失的时候才敢回家；要是在半夜听到枪响，就只能和母亲到别人家的地窖里躲难。
父亲在我出生三个月的时候就离开了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幼小不懂事的我，参加了游击队，后编入绝死纵队。这一去，却是一生的定格，他再也没有回来过而且与家里也无任何书信来往，最遗憾的是他连一张唯一能让我怀念他的照片都未曾留下。解放后，父亲原所在部队从新疆给当地民政部门致信证明他已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在"完小"的日子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解放了！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人民政府派了一名教师到村里来。于是，在一间窑洞里，我们开始了自己真正的学习生活。但由于战争的原因，学校同学们的年龄悬殊很大，有天真幼稚的儿童，有英姿勃发的少年，还有风华正茂的成人，这是个拥有一至四年级的一览子小学校。一九五二年八月，我们十四个人小学四年级毕业了，一起去距我们村十里地的兑镇考完校（就是现在的五、六年级，当时这所学校在全县也是好学校），可是最后只考取了两个人--我和另一位同伴，其它人后来有的考取到郭家掌完校，有的务了农，个别的找了工作（在供销社当售货员）。
在兑镇完校我被编在了高五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了亲爱的妈妈，过上了学校的集体生活。每周能回去一次，返校时还要挑上米和面。十几个人住在一个窑洞里的炕上，每人仅有一块砖的地方，半夜小便回来后就找不到睡觉的地方了，于是就使劲地挤。洗脸用的是沙盆。晚上上自习时四个人用的一盏灯，那是用废旧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吃的大部分是小米干饭，窝窝头，一周能吃一次最多两次馒头。就这样，两年后即五四年我完校毕业。当时全县就一所中学，全县的完小毕业生云集县城报考中学，那是我第一次步行五十余里来到县城，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早已听说"孝义有个中阳楼，半个还在天上头"，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爬上了中阳楼，觉得心旷神怡，美丽繁华的县城景色尽收眼底。
考试后我回到了家中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当年我落选了。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于是我只好回到农村务农。当时母亲和爷爷、奶奶、叔父他们分家另过，我和母亲俩人共分到四垧地，到现在我还记得枣塔上两垧，西炭窑一垧，大反坡一垧，一共大约八、九亩地。我们当地是丘陵地带，出门就得爬坡。往地里送粪，收割下的庄稼全靠人挑，我的两个肩膀都给压肿了好几次。在这一年里我耕地、种庄稼、割麦子、锄谷子、掏茅粪、放羊、碾米、磨面等好多农活都干过。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担上粪，带着农具上地了，早饭是在地里吃，母亲把饭送到地头，一大罐小米稀饭和三、五个窝头，没有咸菜，可是那饭吃的可香了。中午顺便挑上成熟了庄稼回家吃饭，下午继续上地，太阳落了回家。
当地有句谚语：男人怕的是割麦子、锄谷子女人怕的是纳底子（用麻绳做鞋底）、生孩子。五黄陆月烈日当头，龙口夺食，躬着腰一镰刀一镰刀地割麦子，满头大汗，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真不是个好滋味。特别是用铁尖扁担挑麦子，弄不好在半路上就撒一地。收割完麦子后紧接着就是锄谷子。大暑伏天，头上太阳晒着，地上蒸气蒸着，那个难受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当时我才十五岁。在那个时候，完小毕业就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所以村里还让我担任了统计员。农业合作化成立互助组时，我还担任了一段时间互助组的小组长。统购统销时要交余粮。我和母亲深夜把粮食装在枕头里，放在箱子底下藏起来。当时层层下达交粮任务，完不成任务村干部就挨家挨户去搜，在那种高压政策下，好多人交的不是余粮而是口粮。
我家交了一些，人家说不行，后来又交了一点，我说再交就把口粮也交了，勉强过了关。春种秋收，一年的劳动锻炼，给我的一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使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使我亲身体验到了当一个农民的伟大和辛劳。母亲见我小小的年纪起早搭黑，顶着日头汗流浃背整天在地里劳动。她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几次夜里临睡时劝我还是抽空温习功课上学吧。一九五五年春天，有一天听人说我们的邻近县"汾阳师范"要招生了，于是我和邻村的一位学习好的同学，俩人相跟上带着母亲煮熟的鸡蛋，计划步行七十余里去报考汾阳师范学校。走到半路上碰到一个熟人，再次打听时才知道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只好返回村里，一边继续种庄稼，一边温习功课，准备暑期再考。
这一年的暑期，还是我们俩人带着干粮步行八十余里先到了介休，然后乘火车来到省城太原。我举目无亲，只好和我的同学借宿在他一个远房的亲戚家，记得好像是西夹巷记不清几号了，我们就在人家的条桌上借宿了一夜。第二天到城里一看，到处是各个中学的招生广告，真是琳琅满目，太原一中、二中、三中我俩就挑选了一个"九一中学"。这个学校是新成立的，地址在南郊区，离城十余里，我俩步行到学校报了名，住宿在学校的光板床上，考试后我俩又走到火车站乘车匆匆回到家乡等待通知。不久这个学校就更名为"山西师院附中"，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学附中"。回到故乡后二十多天，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地里锄谷子，一个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在马路边喊我，我放下锄头飞快地跑到他跟前，他告诉我："你被录取了！"，随即把通知书递到我手中，我高兴极了。
后来经打听，我的那位同学也被录取了。于是我们俩拿着录取通知书到五十余里外的县城公安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从此就开始了我的"十年寒窗"生活。唯一穿着"土布"衣服上中学的孩子五五年的八月三十日，我们俩又结伴而行。这次负担可重了，我们用一根棍子挑着，一边是行李，一边是学习用具和干粮（鸡蛋、石头饼等）。天刚亮就出发，一直走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到介休，当晚乘火车到达太原南站（旧火车站）。当时太原南郊还没有路灯，更没有公共汽车。即使有车我们也坐不起，只好再次步行去学校，半夜敲开大门，门房的任大爷从此认识了我们两个从农村来的穷孩子。我们这个学校是在原来的"九一小学"即"山西省干部子弟学校"基础上建立的。当时他管教育的王中青副省长对这所干部子弟学校的要求是：只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而见不到读书的人。
所以这所学校环境优美，绿树成荫。我们是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所以生源大部分来自干部子弟。他们的家庭条件比较富裕，上小学时就完全是"供给制"。衣物、学习用具包括擦屁股的"草纸"都是"公家"发的。有的同学家长周末还用小车接孩子回家。我是这儿唯一穿"土布"衣服上学的，因而被人看作是"山老虎"、"土包子"，上中学了，连个裤衩都没有穿过。所以思想压力比较大，于是自己就埋头刻苦学习。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同学们才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看法，省财政厅厅长的儿子还送给我一条他不穿了的旧裤衩，寒假拿上回到家时，母亲照它的样子用自己养鸡、卖蛋换来的钱买棉花纺线织的土布给我做了两条裤衩。
当时学校很时兴"技巧裤"（登腿裤），上体育课做各种动作，腿是展展的。同学们穿的最差的也是"白洋布"。母亲在给我亲手做的"白土布"裤子脚底各缝了一条松紧带，就这样我也穿上了"技巧裤"。一九五六年春天，由于我积极要求进步，家庭出身好，学习好，劳动积极等各方面表现优秀，团组吸收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年后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晋南临猗县搞"四清"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群"幸运"的烈士孤儿们在和同学们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我们学校有三、四十个是革命烈士的子女，他们的生活费用是由太原市南城区民政局供给的。于是我也把我父亲的烈士关系从孝义县民政局转到太原市南城区民政局，从此我也享受上了烈士子女的"助学金"。
起初每人每月八元，由区民政局拨到学校会计股，当时学校的伙食费是每人每月九元钱，平均每天三毛钱，会计股对我们是多退少补，也就是说每月我还要交一元钱的伙食费。于是我把每年两个假期发的"助学金"就用于补贴伙食费的不足和学习生活费用。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我紧衣缩食，能省则省。别人洗衣服用的是几毛钱一条的白肥皂，我就用五分一块的黑肥皂。星期天下了灶，不坐公共汽车而是步行到城里去看热闹。上、下午各吃一碗一毛钱的红面河捞。这样既节省了一毛钱的伙食费又逛了省城。对我们这些烈士遗孤来说，民政局就是我们的家，生活上有困难缺衣少吃，就去找民政局。每年"五一"过后，穿着棉衣去找民政局，说换不了季啦，民政局不是给补助就是发给我们衣物或者是布匹让我们自己去做换季的衣服穿。
"国庆节"过后又去讨要棉衣穿。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民政局的石局长（科长）对我们烈士遗孤的关怀照顾。他态度和蔼，可亲可敬，对待我们就像是自己的亲儿女一样。同时耐心细致地作我们的思想工作，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继承父辈们的光荣传统，教育我们要艰苦奋斗，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出于感激，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在《太原日报》上刊登文章赞扬石局长关心烈士后代的事迹。政治空气"浓厚"的校园记不清时间了，有一天学校突然张灯结彩放鞭炮，说是"庆祝进入社会主义"原来是"公私合营"、"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了。一九五七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在学校展开了，经过党内周密的布署，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我的班主任老师孔繁嶂是山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些诗歌，家庭出身又不好，被打成了"右派"。
我也喜爱文学而且因为太原市没有家，他又是单身，所以节假日我们经常在一起交谈，或去郊外散步，接触的比较多，如果不是我出身好且年龄又小的缘故，我也差点被打成"小右派"。我大学毕业回到母校工作后，那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时，正好我担任办公室主任（文革后开始叫政工组后改为办公室）兼团委书记，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事宜，我特意把孔老师从外地请回来，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为其平了反。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了，我们正值初中毕业，学校把我"保送"上了高中。学校准备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开始办"校办工厂"。暑假不让我回家，把我派到太原一机床厂去学锻工，整个假期我和一机床锻工车间的师傅们三班倒。在太原十中还办了一个"勤工俭学"的展览馆，有各个学校的，也有山大附中的，我们班的同学在那担任讲解员，抽空我也去那里看看。
九月一日，高中阶段新的学年开始了，开学的第一课就是"大战钢铁"，根据太原市的统一调度安排，把我们学校分配到西山上的圪辽沟石马村，人山人海昼夜奋战，农民地里丰收了的庄稼顾不上收割，全民上阵炼钢铁，把村里唯一的一孔井都喝的用的成了泥糊糊。后来因为"校办工厂"要开工了，学校就把我抽回来在锻工车间和一个姓周的师傅打了铁，我这个没有学成的徒弟，记得有一次不小心拿大锤把周师傅的手砸了一锤，疼得周师傅直叫喊，我赶快扶着周师傅到校医室进行了包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开始了，学校是"拔白旗、插红旗"，给我们学校派来一批从各个单位抽调的共产党员，当任"红旗"班主任，这批老师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有一颗忠于党的"红"心，大部分不带课，只负责政治思想工作。
这样一来，学校党组织的力量明显地加强了，所以政治空气相当浓。不要书记说话，党员老师一说话就代表党，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六零年困难时期饿肚子吃不饱，给每个人发的半斤"点心"号，我们都不敢排队去买，有的同学排队买点心让老师发现了，第二天"集会"（每天早饭后上课之前有一刻钟集会时间）就批判，说经不起困难时期的考验。有一次我叔父从老家来太原，顺便给我带了一小书包胡萝卜，我们几个同学下了晚自习之后，偷偷地在墙角用洗脸盆煮着吃被老师发现了，第二天"集会"时老师大发牢骚，不指名的狠狠地批评了好一阵子，同学们都扭过头来看我，还有的同学在教室的后墙上贴出"小字报"批判我，我只好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交给老师。
在"勤工俭学"的日子里从初三开始，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除节衣缩食外，我开始了"勤工俭学"。每逢周日、暑假，我们三、四个贫困的同学就在周围找单位干活挣钱。我们曾在北营的木材公司劳动过一个暑假，给人家的储木场铲锄杂草。还有个暑期，我和两个有自行车的同学，割的卖草，把草割好了，绑在自行车上，卖给南郊一个饲养生畜的农场。后来我们又联系好了省农科院千家坟果树场。秋末的星期天，我们几个去给果树埋上土，工具和手套是人家给准备好的。春天的星期天去把埋上的土挖开，每天一元三角贰分钱。至今还记得当年果树场的童场长和我们几个都成了熟人、朋友。老家有了"自留地"以后，我还要帮助母亲种"自留地"。趁"五一"节假期的时候，再请上三天假，赶回老家，往地里掏"茅粪"、栽红薯、种南瓜。
"国庆节"的时候，再回去帮母亲收割。家乡通了火车之后，寒、暑假我就回老家，一方面帮助母亲料理家务，一方面在火车站装火车，两个人抬着一个罗筐，有时装煤，有时装焦炭，劳动量虽然比在太原"勤工俭时大的多，但是在家里能吃饱饭，而且挣钱又多，一个假期能赚近百元。这样我在上学期间，除了"公家"发的"助学金"外，我的生活、学习等费用就基本上自理了。母亲的心愿六一年高中即将毕业了，在文、理分科时，我报了理科，复习了不长时间时，学校要在理科生中"保送"一批学习好、出身好、表现也好的学生去"西安军校"上大学，是预备役军官。我高兴极了，积极地报了名，后来经过组织上的内查外调"翻三代"从百余名报名者中挑选了三十多人，我被选上了。
当时有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就不敢去报名。学校决定了"保送"之后，就把我抽到政治处搞了"外调"，给了我一辆自行车，我骑着自行车到被"保送"同学家长的单位调查材料，还骑着自行车去过文水、祁县等地。我初中毕业了，"保送"高中，还当上了"学生会"干部，高中毕业了又"保送"大学，真是高兴极了。可是根本没有料想的事发生了。母亲从二百余里以外的老家来了，也没有找我，而是直奔书记办公室。原来是在省城做事的一位同乡回去告诉她：你儿子"保送"军官大学了。她一听脑子就"炸"了，当天就乘火车到太原。她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儿子也穿上像他父亲一样的一身军装。因为我的父亲生下我三个月就参加了八路军"绝死纵队"，一去未返，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
当年母亲年仅十八岁，年纪轻轻的就开始守寡，她吃了好多苦，受了很大的罪，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含辛茹苦地度日，好容易熬到解放了，见到了"太阳"。儿子高中毕业了，再穿上军衣，走上他父亲的道路，她在父亲身上实在伤心透了，她只希望唯一的儿子能上个普通大学，毕业后找上一份平平稳稳的工作，在她的身边操儿育女，孝敬她老人家。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藏在心底多年的想法向党委书记进行了倾诉，书记被感动了，当即让人找我到他办公室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我根本不知道是母亲来了，见到满脸泪痕的母亲，书记又耐心细致地做我的工作，说你母亲受过刺激，她不是拉你的后腿，她的处境我们很同情，也很理解。鉴于这种情况，我也只好放弃了。原来安排的是下午所有"保送"西安军校的同学和学校领导、老师们要照相，书记不让我参加了。
尽管自己在书记和母亲的面前勉强答应放弃不去了，但当时在那种政治空气很浓的环境里，我还是觉得思想压力挺大。同学们也在另眼看我。我蒙头大睡了好几天，思来想去不如找个工作上班算了，当时的高中毕业生找个工作很容易，不少同学没有考上大学都上了班。之后不久还有一次到我们学校来招我国驻外使馆的"武官"，人家来学校挑人时，我要求报名去当"武官"，被老师挡住了，如果没有前面这件事的话，我肯定是个根正苗红合格的"武官"。那个时代党风很正，人们找工作、考学校根本不懂得找关系走后门，听都没有听说过。只知道一句话：服从组织安排。母亲还是一心让我考大学，老师们也做我的思想工作，认为不考大学太可惜了，考不上再找工作也不迟。班主任彭老师对我说："你的文科底子不错，原来的理科没有复习好，因为定了"保送"你上军校以后有一段时间抽你去搞了外调，耽误了你的复习，你还是报考文科吧。
"彭老师亲自为我填写了报考志愿表。就这样，在一九六一年暑假，凭我的"文科"实力考上山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有人说我是凭"烈士子女"考上的，当时的规定是："烈士子女"和"贫下中农子女"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入学后我才知道，我的入学考试成绩在我们班六十多个人中，是名列前茅的。正因我学习成绩好，所以四年以后大学毕业时，我的母校--"山大附中"（那是具有优先挑选毕业生留校资格的单位）才选中了我。从此我走上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作岗位。

⑧ “00后”男孩带爸爸上大学，他是如何做到的

有这样一名大一新生，带着瘫痪的父亲上学，每天一起吃饭，遛弯……

他叫马永恩，来自河南驻马店，在他6岁时，他的父亲马小全因疾病导致瘫痪，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马永恩的爷爷到工地上赚钱，却不幸遭遇车祸身亡，不久，母亲也离开了家。

从此“00后”的马永恩独自扛起了这个家，开始了一边读书，一边悉心照顾瘫痪的父亲。

10多年来，无论春夏秋冬，他早上洗衣服、做饭，帮助父亲起床、吃药，中午用轮椅推着父亲，到院子里晒太阳，晚上为父亲按摩双腿。

过早地品尝生活的艰辛的马永恩也因太累哭过，但他说：父亲是他唯一的亲人，带着父亲上大学虽然辛苦

，但父亲在，家就在。

马永恩用行动给孝顺、勤奋、乐观，作出了最好的注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带着父亲上大学的坚强男孩明天会更好。

⑨ 带着爷爷上学征文第一名是谁

一张长满皱纹的脸，一对粗粗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个高高的鼻梁，这就是我的爷爷，一个劳苦一生的爷爷，一位天生乐观的老人，我非常敬佩他。
爷爷今年66岁了，可是身子骨却非常硬朗。爷爷每天凌晨5点就起床，然后去爬村子后面的大山，山里面有爷爷休息的小房子，爷爷每天步行爬山，到了山里就去庄稼地里干农活，整整干一天，爷爷也不累。有一回，爷爷跟我说：“山里的桑葚和杏子熟了，爷爷今天带你去摘桑葚和杏子，好吗？”我高兴的答应了，能大吃一顿，谁不愿意？所谓乐极生悲，这座山陡坡很多，而且有碎石子，时不时还会遇到一些毛毛虫，吓到我都有点放弃进山的念头了。爬了整整一个小时时间，终于到了小房子里。一到屋里，我就赖在床上不愿起来了，可是为了吃到桑葚，我还是跟着爷爷去了，直到黄昏才回家。我这才知道爷爷为什么这么健康，原来是因为爷爷每天都坚持锻炼呀！我以后也要像爷爷一样，锻炼出个好身体。
爷爷不仅坚持锻炼，而且最难得的是天生乐观。前几年，爷爷对爸爸妈妈说：“山里有很多空地，荒着怪可惜的，不如咱们种点玉米吧。”爸爸妈妈也赞同，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去买了种子，然后把那片空地松了土，挖了坑，播撒了希望的种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玉米长得正壮的时候，突然下了一场大雨，把玉米都冲歪了，而且风也很大，有的玉米根都断了。爷爷知道了，马不停蹄的赶到地里，心疼的把未吹断的玉米弄好，可是大部分都已经毁了。这也就是说明，几乎一年的努力都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但是爷爷很乐观，反而微笑着说：“没关系，今年收成不好，明年就不一定了，再说你爸爸又不是养不起我！”看着爷爷，我心里不禁敬佩起这位年迈的老人。
这就是我的爷爷，一个有着健康体魄和乐观性格的爷爷，让我敬佩、让我学习的爷爷！

⑩ 作文爷爷背我去上学

这个题目是在我9岁时，上大学的哥哥回到家里，问起我和学习，便考我口头作文。当时我想了想，农村的生活空间很大，但是能让我情动于心，萌发写作文念头的事也不外乎爷爷对我的关爱和照顾。听了哥哥出的题目后，我转动小脑瓜，脱口而出，我就做一篇《爷爷送我去上学》吧。
那次，还在北京一所大学读大三的哥哥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尤其是对我的环境细节描写好评有加。我记得当时我用了几个比较有特色的形容词，诸如，天色很暗、天微明，天大亮等词。哥哥说很有生活感很真实。
其实，如果以爷爷送我去上学为题写文章，我有许多可写的内容，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在爷爷能骑自行车的日子里，我的上学路上总有爷爷微驼的身影，是他用对孙女满腔的热情和希望，陪伴我走过了求学路上的一程又一程。
我的小学时期是在故乡的小村度过的。那时候，我的家住在村里的池泊岸上，说是岸上，其实还有一段距离，总之是池泊比较近点吧！那时，村里的小学在池泊岸的西南侧，从我家去那里要走过一段两边长满苦楝树的路。过去上学尤其是冬季上学时间是格外得早，大约就在每天清晨的6点左右，积极的孩子们就要从家里走了。在乡下，清晨6点有时还是一轮明月高悬，夜色还非常浓，而因为我家中的那只马蹄表时不时地会休息，所以爷爷常凭直觉或者是家里那只报晓的大公鸡叫第三遍时叫醒我。而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后，在爷爷倒好的热水里抹一把脸，用爷爷递过来的毛巾擦一把脸，然后便跟着爷爷出了门。
在没有月亮的日子，或者有云的时候，那门外有时竟是伸手不见五指般的漆黑。爷爷提着一盏马灯（状似《红灯记》里的号志灯）走在前边，而我跟在爷爷身后，慢慢地向学校走去。因为我们家的公鸡打鸣并不是十分准时，所以常常是我们爷孙两个走到学校时，那两扇铁栅栏门尚未开锁。爷爷和我等上一会儿后，看看天色好像还很早，便又相跟上走回家去。我坐在火炉前暖和上一会儿，爷爷在家里扫扫院子，捅捅炉子后，我们再一次走出家门，这一次，出得门后，便听到村里的鸡们次第叫了起来，爷爷说，这次该到时候了，一老一少再次走到学校门外，往往二人过去后门还没有开，我和爷爷等上一会儿，再等上一会儿，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又打道回府。第三次出门后，听到村子里有狗已经开始叫了，东方的天空开始发亮。路上已经有了学生的身影，我挺体贴地让爷爷回家去，撒开两腿冲向学校，一天的上学算是正式拉开序幕。
如此这般地折腾上几回，我小孩子家没有什么，可是爷爷的身体吃不消了，可爷爷从没说过这样的话，倒是我想出了个新办法，与班里的爱芳约好，每天早上，我去叫上她，然后再一起去上学。这样爷爷送我去上学的路线便发生了变化，他早早将我送到爱芳家门口，待我叫开爱芳家（在池泊岸南侧）的大门后，他便提上马灯回去了。
每天早上喊叫爱芳家的门对我也是一种特别的锻炼。农村的院子深，再加上天寒地冻的，人们在热乎乎的被窝中睡得格外香甜。往往我放开嗓子喊上十几声，爱芳家里却好像没人般没有动静，这时候，爷爷便要亮开喉咙帮我一起喊上几声。听到爱芳家里终于有了响动，爷孙俩方才舒了口气。待那门吱呀一声开了之后，我一闪身进去，爷爷便提着马灯默默地回去了。
我上中学以后是班里的文艺委员，一次和爷爷说起小时候的事情，爷爷说我的好嗓子都是小时候喊叫爱芳练出来的。那时候喊爱芳，真像叫城门楼子一样（古时的城门很高大，城门关闭后，要进城的人便要在城下扯着嗓子叫门）。我想想也有道理。
我和爱芳一起上学的日子可能持续了有三四年，小学毕业后我们便分了手，不知她还记不记得，我喊她家门楼的往事。
与爱芳分开了，我的上学路还在继续。那一年我以中心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镇重点中学。镇中学离我家有十多里路，全是乡间的土路。上初一时，每次放星期后我回到家中，上学时都是爷爷骑着家中的那辆老“飞鸽”送我去上学。上学的路并不轻松，因为家里每次要给我带上许多干粮和咸菜，装在一个巨大的布袋子里，绑在车头上，我和爷爷便摇摇晃晃上了路。
那条路并不平坦，其中有一上一下两个大坡不说，还常常因为农民浇地，水溢到了路上，我和爷爷便要“跋山涉水”费一番周折。记得每次上坡时，爷爷总要尽量多骑一会儿车子，尽量让我能多坐一会，少走几步路。在夏季里，爷爷的汗水常会渗透他已经很旧的衣衫，冬天里也常会满头大汗。
待将我送到学校后，爷爷又匆匆往回赶，因为他年纪高大，那时他已年过七旬，我虽然有些担心，但是一走进教室，便把爷爷忘在了脑后。
爷爷年复一年地送着我，我一天天长大，爷爷一天天衰老。小时候嘴挺甜的我，常对爷爷和奶奶说，等我挣下钱，一定要让他们俩过最好的生活。尽管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最好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而且最终也没有让他们享过一天福。爷爷在7年前的农历十一月二十二去世了，那时我不在他身边。他临终时却是喃喃着我的小名的。
作为中国普通一员的爷爷没有给我留下过什么，但是他教会了我去关爱别人，去感恩生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