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凯力上大学是为什么

㈠ 阚凯力 怎样才能找准自己的定位 课件

只有视频没课件。
只有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你才可以持久地发展自己。
只有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你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资源。
只有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你才可以增强自己的抗干扰能力，更坚定自己的信心。
只有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你才能使自己在众多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得到合适的用人单位的青睐。
然而，如何认清自己，如何衡量自己，如何规划自己却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阚凯力，将与您分享怎样才能找准自己的定位。

㈡ 一 个 “土 豆” 提 的 手 机 常 识 题◆ 白 送 分 了 ◆

手机是不分地域的，只要是正规的产品就好。手机卡最好是用你居住时间比较长的地区的，当然，如果你确定你几乎不用打电话而且某地的短信费用很低的话，你也可以用短信费用较低的地区的手机卡。
但是在没有手机卡的情况下买手机要注意网络的问题，现在的网络可以简单划分为移动、联通和CDMA，首先CDMA是有专门的定制机的，CDMA的手机只能使用CDMA的卡，CDMA卡也只能放在CDMA的手机里使用。其次是联通和移动，这两家公司为了竞争都与手机制造商合作生产了一些定制机，比如我们现在市场上看到的诺基亚3100，大部分就是移动的定制机，定制机往往是一些性价比高或者市场反响较好的机型，买这样的手机往往是质量不错的。但有一个问题是，为了竞争，定制机往往都对使用对方公司的网络有一定的现实。还说诺基亚3100，如果买了定制机的3100，用移动的卡，则没什么话说，但如果要用联通的卡，则可能信号会比较差，甚至有一些机型根本无法连接对手公司的网络，所以，如果你是出去上大学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先去学校，买到自己觉得不错的手机卡，顺便看看当地的手机整体价位，然后等十一放假回家，再对比家里的手机价位，综合手机卡等各方面因素，决定在哪里买手机、买什么手机等等的问题。

㈢ 北京邮电大学除了通讯工程和电子技术工程还有什么专业好

计算机：我知道的几个计算机院的学生都去微软，网络了~~
电信经管：去通信之类的网站上查查，在电信的政策经济管理方面，北邮经管学院的几个名嘴（吕廷杰，曾剑秋，阚凯力出境率很高）
光通信：北邮前校长林金彤，现名誉校长叶培大等都是研究光的，但据阚凯力说，现在光通信已经研究过头了，需求达不到，就业方面稍差了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㈣ 中国大学的教育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阚凯力：中国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 本文是阚凯力教授接受媒体的专访 阚凯力：确实可以说，我一直都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不只是后来念了清华，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从小学开始，我念的是北京实验二小，中学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由于文革开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 我们那时候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确实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觉得这一点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学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学是为什么？为了考一个比较好的中学，上中学又是为什么？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或者是铁饭碗的工作。这种学习目标，本身就极端地害人，是把学习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课业负担也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乐趣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教育的核心就坏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导，学习本身就不会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每天学到了新东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时候，上课学的东西不解渴，自然而然还会到图书馆去，或者到网上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我们那时候，经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比如上生物课，在自己家里养几只蚕，或者观察院子里的蚂蚁；上物理课，学凸透镜的原理，就拿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把纸点着了；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要通过读书、辩论和独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结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经历。 后来我上了清华，当时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还没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因为成绩比较好，又加试了英语，结果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读了通信技术。 30多年过去了，斯坦福教给我的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电信技术的基础。后来我做电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术上谁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有资料显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创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都没毕业就出去创业了，把技术变成了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我当时由于是公派留学生，所以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国要干什么。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所以教育部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没有限制我们出去学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国才几百万部电话，有的地方一个单位都不见得有一部电话，更不要说个人家里有电话了。而在国外电话的那种普及程度，让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电信。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后来，我在电信领域转向了管理，又转向了电信政策和电信体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务于这种社会需求。说的大一点，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我在2000年从电信研究院调到北京邮电大学，成为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上任之后，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在学校到底谁为谁服务？是老师为学生服务，还是学生为老师服务？以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普遍情况来看，不仅是学生为老师服务，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学生也还是在为老师打工！ 很明显，这些老师就是在赚学生的钱，难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称为老板。这些现象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学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个社会的腐败、学术的腐败和大学的腐败，简直是一塌糊涂、岂有此理！ 不是说学生不能在学习之余工作赚钱，而是说学生赚了钱归教授，这在西方绝对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国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规定，每个教授带研究生，要给学校交钱。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学生帮教授赚钱了，所以教授从学生身上赚到的钱，要分一部分交给学校这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带一个研究生一年要交几千块。 这种教育部的规定，不就是和珅规定的养廉银吗？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给朝廷一部分。这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当贪官污吏，连这个给朝廷的养廉银都交不起，实在是浑蛋逻辑。 1949年以前，我们的老清华、老北大，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师就是盼着学生成才，遇到特别贫困的学生，教授会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贴补学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现在却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或者说，学生在教授这里打工几年，给教授赚够了钱，才给你毕业，这就是一种官方合法的卖学历。 他们的博士怎么来的？无非是拿钱买的，而且是拿国家的钱买的。他们以国企或政府部门的名义，给教授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做不做得出来无所谓，这是辛苦费嘛！钱归教授，找点儿发票凑一凑就报销出来了。这样，教授就让其他的学生替这些人上课、考试、写论文，或者干脆外包出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产业链，就是论文代写。价格也不贵，几千块钱一份，还有信誉保证，不通过不收钱。美国一年才出三万多博士，中国现在一年就出五六万博士，世界第一。这不是活见鬼嘛？十个有九个是假的！ 合法的腐败和灰色的腐败，做的全都是卖文凭的生意，这就是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硕士、博士教育就是这个样子。 我2000年到北邮经管院作院长，当时也是满腔雄心壮志。在我们院的成立大会上，我讲话的题目就是为建立中国的斯坦福大学而奋斗。我说，清华号称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北大号称是中国的哈佛，我们北邮要为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而奋斗。结果没过两个月，我就不敢再提这事儿了。 我同意朱清时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邓小平搞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说穿了就是一句话：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会教书，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员、中央的官员来指挥。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沿着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条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喊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赚钱的吗？教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标。西方的名牌大学，即使很多私立学校，也绝对没有给股东分红的事。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是聘请的社会名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最好地服务社会。 阚凯力：这个建议还真不太好说，恐怕还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张，在国内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先在中国工作几年，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国去读研究生。这样可以带着中国的问题到国外去学习，学完回来能够有用武之地。当时，对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这时候，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基础知识已经接触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费青春。 更大的问题是，在我国，现在已经很难培养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毕业生，她的孩子三四岁了，送去全托的幼儿园。这还是一家比较好的幼儿园，花了他们不少钱，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这个孩子都是哭着闹着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儿园的门口抱着妈妈的腿，哭闹着不肯进去。这时，幼儿园阿姨出来了。孩子一看老师出来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把眼泪擦干，对阿姨说：老师，我来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 我还有一个早年的海归朋友，在国内办了十几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终于还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中国。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答复是：为了孩子。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

㈤ 阚凯力的职业生涯

从清华大学电子系跳到了北京邮电大学的信息学，阚凯力最终选择了斯坦福大学的电信领域的研究。
阚凯力发现一个特别怪的现象。同自己一起来美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当初在国内全是清一色的默默无闻者，可一到美国，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观点独到的论文、居世界领先级的发明创造，源源不断地出自他们之手，绝大部分都受到了实力雄厚的公司和科研机构的青睐，并受到了高薪聘请。
他琢磨又琢磨，发现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管理和体制。只有把体制改革和管理搞好才是中国求得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自己既在张家口的厂子里干过，又在信息部呆过，从地方到中央、从基层到机关，各方面的经验都比较全面，阚凯力想从技术转向管理。
从小父亲就给他讲过一个故事：古人韩信求师，师傅问他要学“一人敌”还是“万人敌”。“一人敌”就是学十八般武艺，将来在战场上有万夫不挡之勇；“万人敌”就是学政治和兵法，将来可以治国安邦。韩信选择了“万人敌”，后来果然辅佐刘邦建立了汉朝。
但是文革中的经历无法使阚凯力断然去放弃电信管理。毕竟“技术保险、管理危险”：作纯技术最多是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研究管理体制却有可能成为“现行反革命”，受到最严重的迫害。当时，国内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其趋势还不大明朗。阚凯力为了保住自己小命，不得不放弃电信管理。
是《中国日报》的第一任主编关在汉帮助他坚定了决心，使阚凯力在博士论文中义无反顾地开始研究属于电信管理的网络规划。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只有一条要求，就是必须创新，必须对人类知识有所贡献。但正因为如此，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只得放弃对博士学位的追求。好在阚凯力的数学功底好，在系统地学习了运筹学的各个分支之后，他的博士论文《本地网络最优化》根据运筹学的网络优化理论，使电信网络的成本最低，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在这篇论文答辩后的第二年，他的导师在课堂上就开始对学生讲起了“阚氏算法”。
1987年，党的十三大刚开过，阚凯力在中科院叶培大院士的领导下，起草了中国科学院一个项目的主报告《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这篇仅有两千多字的报告是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电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了政企分开、引入竞争、建立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股份制公司、逐步对外资开放，以及其他许多电信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被称为“八个问题”、九条建议”。这是阚教授平生最得意之作，虽然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毁誉不一。但后来我国电信体改革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报告中观点的正确性，难怪一些人看到这篇1988年的报告还以为是1998年写的。
从研究技术决策，九十年代阚凯力转战电信体制改革。作为电信政策的研究者和建议者，面对中国电信“一分为三”、“网业分离”到“一分为四”，中国电信行业是“竖拆”还是“横拆”等重大问题，他始终以极大的热情与严肃的态度推进着另外一场重大的改革。
克服了重重困难，以阚凯力为代表的反电信垄断者最终还是成功了。但是，旧的局面虽已打破，新体制的建立尚需要一段时间电信业内人士的共同努力。这个时候，阚凯力选择了回归校园，他打比方说，当时我国的电信业就像辛亥革命后的局面：一方面满清王朝已被推翻，但另一方面又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一辈子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宣扬三民主义、唤醒民众、推翻满清王朝；第二件事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创办黄埔军校，培养革命队伍，把革命进行到底。通过近年来电信体制改革的亲身体验，阚凯力认识到每一步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阻力。这里的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国电信行业缺少一个市场经济的干部队伍。因此，既然当时中国电信的垄断格局已经初步被打破，就要在北京邮电大学这个电信业的“黄埔军校”培养干部，以他自己多年来的经验向学生传授电信业的市场经济观念。

㈥ 阚凯力的简介

阚凯力，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著名电信专家；《电信法》起
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世界银行电信政策和发展战略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电信及信息产业政策和企业经营策略。70年代中期，正是阚凯力赴美前夕，为打长途电话联系入学事宜，阚凯力多次奔波于西单电报大楼（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繁琐的手续、漫长的等待，恶劣的通话质量，都与他到美国后看到的电话高度普及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
1987年，阚凯力在中科院叶培大院士的领导下，起草了中国科学院一个项目的主报告《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
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完美地结束了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学业。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有异域高校留给他的全新的技术管理理念，回到了国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我国电信改革的事业当中来。
2005年，他一次次站在了风口浪尖。针对IT业界的种种热点现象，他不遗余力地进行抨击。被他抨击的事件都是人们关注的，观点也一个比一个尖锐，不少人开始怀疑这种抨击的用意了，他也因此成为一个中国为数不多的最受争议的学者。
2011年，发表“中国网速水平中等偏上 绝对价格偏低”

㈦ 阚凯力的工作经历

1979-1984年国家教委首批公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获硕士、博士学位。1984-1986年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战略技术评价部经理，负责制定公司的技术发展战略及重大项目评估；曾任国际电信联盟美国代表团成员；曾代表太平洋贝尔对美国航天政策提出修订意见。
1987-1994年任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负责电信发展战略和技术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
1989-1996年回到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曾负责我国多项技术引进项目,并参与联通公司筹备工作；曾任世界银行电信政策和发展战略顾问。
1997-1999年回国重任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负责中心的科研工作，向国务院领导提交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
1999-2000年在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从事我国电信和信息产业政策及企业经营策略的研究工作；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电信联盟的会议及工作。
2000年至今竞聘为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现为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

㈧ 阚凯力的介绍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阚凯力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曾任美太平洋贝尔公司战略技术评价部经理，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特别顾问；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银行电信政策和发展战略顾问。研究方向为：信息产业政策及发展战略。他也是兼信息产业部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被称为“电信业的大炮”

㈨ 阚凯力的人生准则

阚凯力说，当时中国的大学不大理会一项技术对国家或企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效益，市场会不会接受这项技术。但斯坦福不一样，讲技术课一定说这东西现在或将来是否有用，它与其它技术比较有无优势，并且最终必须落实到经济效益上。阚凯力的博士论文就是如何优化网络、以最低成本赢得最大的利润。美国硅谷高技术公司百分之七十的CEO都是从斯坦福毕业的，因此被称为硅谷的母校，阚凯力认为与这种教学思想不无关系。
1980年代中期，ISDN炒得很热，人们觉得21世纪就是ISDN的世纪，“当时谁要是怀疑ISDN，那就别想在电信界混了。”按照ISDN的理论，用一对线能传两路电话，同时还能传输一路低速数据，但是很贵，必须对已有的电话网进行很大的改造。阚凯力当时怎么也不看出ISDN的市场在哪里：“当时还没有因特网，所以数据通信还没有市场；而如果需要两部电话，再接一对线就行了，谁愿意费那么大劲、花那么多钱？”阚凯力这样说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因为那时候与AT&T刚分家，自己作为公司战略技术评价部的经理，对已经被公认的ISDN提出质疑，不是有损太平洋贝尔公司和自己的形象吗？但阚凯力在部门的报告中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坚决反对在ISDN上大规模投入，提出了“高举大旗，原地踏步”的策略：一方面公司建立了ISDN的演示室，表面上宣传要大搞ISDN，另一方面却一点也不投资，至少要等到市场情况明朗以后再说。这样，其它几家从AT&T分出去的“小贝尔”公司在ISDN上投入了几亿、几十亿的美元，但“扔到海里连水泡都没看到一个”，而阚凯力制定的这种策略为太平洋贝尔公司避免了巨大的损失。 阚凯力解释当他在太平洋贝尔任职期间，国际上涌现了大量名目繁多的“新技术”，例如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和以此为基础的“第五代计算机”。但是，阚凯力对这些东西却始终怀疑。“我能从斯坦福大学拿到博士，至少说明我不笨，不怕被人说自己是‘愚蠢和不称职的人’。但是我对计算机也研究了不少，连第二代计算机都没看到，怎么一下就冒出个第五代？”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就从一个最出名的人工智能公司借了一套演示软件，据称只需描述一顿饭菜，人工智能就能判定应该配什么样的葡萄酒。阚凯力在公司的会上当众输入麦当劳汉堡包的特征：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配料，结果计算机还引经据典地显示出应该喝某公司在某地某年出产的高级红葡萄酒。“在麦当劳吃汉堡，谁还花几十美元喝什么酒啊？”阚凯力回忆当时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而人工智能和第五代计算机的神话也就在公司里不攻自破了。

㈩ 目前世界上的4G技术有哪些

4G首发标准论战

一方面是设备商争先恐后树起的4G概念，一方面是学术界对于这个概念的不置可否，4G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下一代移动通信的接入网是一个运行纯IP的无线宽带网络，所有业务将以IP为基础，并因此而继承了互联网全开放的特性。

对此，北京邮电大学的阚凯力教授认为：“所谓的4G标准已经是现成的了，就是已经迅速普及的WIFI和WiMAX固定版本802.16d。现在对于4G标准的讨论完全是多余的。””

正方：抢跑4G标准当先

阚凯力的观点向来与主流背道而驰，这次也不例外。

从国家层面看，各国对每一代移动通信的话语权的争取都寄予了应有的厚望。

据记者了解，在3G走向商用的同时，国外有关4G的研究已经小有成果，欧盟、日本、韩国都启动了相关计划，三星、西门子、摩托罗拉等企业以及运营商NTT DoCoMo都在研究方面相对领先。

2001年, 中国高技术研究计划(863计划)就启动了面向后三代/四代(B3G/4G)移动通信发展的重大研究计划 — 未来通用无线环境研究计划(FuTURE计划)。

国家863计划通信领域专家组成员、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副主任王京介绍说，4G国际标准现在还未确定，2007~2008年，国际电信联盟将会征集4G标准。据悉，中国已经计划在2007年后向国际电联提交4G标准。

为了在4G中提前部署标准战略，自2005年10月开始，中国有关方面专门成立了“未来移动通信论坛”，挂靠在中国移动通信标准化协会下面。目前该论坛现已吸纳了33家会员，这些会员包括国内外众多知名的通信运营企业，制造企业和研究院校，如西门子，爱立信，华为，中国移动，清华大学等。同时该论坛也在积极与相关的国内外标准化组织和产业联盟合作，目前已与国外民间标准组织WWRF， mITF， NGMC正式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

不过，持保守态度的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袁超伟认为：“为了保证未来我国4G标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最好还是尽量遵循ITU的发展标准和演进路线。”

实际上，在国家标准的准备过程中，中国已有了具像化的成果。

无线传输的高清视频节目流畅清晰，移动中，无线网络传输能同步下载两部电影，并同时播放两部高清电视节目。1月28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正式对外开放的4G外场试验系统现场，人们感受到了4G时代的便捷生活。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分布式无线网络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现场实验系统，具有在移动环境下支持峰值速率为100Mbps的无线传输及高清晰度交互式图像业务演示等功能。

负责项目实施的项目总体组组长、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尤肖虎告诉记者：上海的4G外场实验系统引入了世界上最复杂的技术，如IPv6核心网络、IPTV高清晰度业务与移动通信的切换技术等等。如果说3G是在技术标准制定末端介入，那么4G研究我们则是从起始端介入，5年的研发，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技术创新框架。

据介绍，为国际标准提出而特设的上海4G实验网通过国家验收后，国家将启动重大专项“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网”，包含有4G的关键技术研究和标准化工作。

反方：开放平台无所谓标准

目前国际电联对4G基本的技术要求是，在移动状态下达到速率100兆比特/秒，静态和慢移动状态下达到速率1G比特/秒。与现有的移动通信技术相比，4G的传输速度可提高1000倍。

而什么是4G？有哪些技术途径来实现？目前4G有来自ITU定义、WiMAX、4GMF和通播网等几个观点。但都尚未盖棺定论。不过，阚凯力认为：“4G最基本的特征是全分组交换，所有业务以IP为基础，而这就是Wi-Fi和WiMAX。现在的争论集中在如何完成移动终端在WiMAX基站之间的切换上面，也就是WiMAX的移动版本802.16e。但是，这种切换完全可以由终端设备和服务提供商来完成，根本没有网络运营商和设备商什么事儿。所以，固定版本就够了，移动版本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他的说法得到了美国无线通信中心主任，4GMF论坛主席卢伟的诠释。卢伟介绍说，讲到三代、二代或者以前的移动通信，我们会联想到电信。而4G的明显概念是超越了传统的电信领域，可以用在电信以外的行业，包括航空业，国内讲的专网、铁道网等，是一个开放的不受局限的平台。举个例子，以后坐飞机可以上网，会比在地面还便宜，就是因为本身是开放平台，不限于GSM或者是什么通信网络。“飞机与飞机之间联成一个大的网络，这是一种非常廉价的宽带网络，这就是4G的概念。”

那么，如何用固定版本的WiMAX实现移动终端在基站之间的切换呢？阚凯力具体解释说，移动终端最清楚地了解哪个基站的信号最好，因此就选择通过这个基站与服务提供商之间传递信息。如果终端移动了，另外一个基站的信号变得更好，那么终端只要通知服务提供商把以后的数据包传送到这个新的基站的IP地址就可以了，从而完成了终端在基站之间的切换。这样，在整个切换过程中完全不需要网络本身的参与或控制，而且比由网络控制对基站进行切换更简单、更经济。所以说，“现成的WIFI和WiMAX固定版本802.16d已经足够了，802.16e和4G的绝大部分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标准即使制定出来也是画蛇添足。”

那么，为什么包括WiMAX论坛在内的世界绝大部分机构和企业都在研究WiMAX的移动版本呢？阚凯力教授认为，“这完全是利益驱动。”他说，互联网的本质特点是没有中心控制，而互联网的无线延伸WIFI和WiMAX固定版本也完全继承了这个特点。但是，这就使电信运营商失去了立足之地，失去了依靠对物理网的控制而牟利的任何机会。因此，这种全分散的无线宽带技术必然会受到运营商的抵制，必然千方百计在本来没有中心的网络中人为地造出一个中心来。这样，他们就把本来为2G和3G的电路交换服务的网络控制技术搬过来，企图移植到根本不需要这种中心控制的分组交换的无线互联网上，变成了现在的802.16e。

“对于设备制造商来说，他们的利益与电信运营商是一致的。”阚凯力进一步解释说，WIFI和WiMAX本来只负责OSI七层协议中最下面的物理层和连接层，不过是替代有线连接中的两根导线而已，所以功能简单，自然也就成本低廉。“一个WIFI设备只需要几百元人民币；一个WiMAX基站一年前在美国的报价才一万美圆，现在应该更低，制造商根本没有多少钱可赚。”与此相反，电路交换的2G和3G设备却要负责从物理层的物理连接到应用层的业务提供这七层的全部功能，功能复杂，自然也就设备昂贵。所以，他们也与运营商一样，积极地在本来极其简单的WiMAX系统中塞进扩大其功能的中心控制。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照顾电信运营商这个自己的“老主顾”，也才能多卖钱、多牟利。

就此观点，阚凯力教授在去年7月份北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与WiMAX论坛亚太地区的负责人交换过意见，得到了对方的完全认可。不仅如此，阚教授还在会议上公开批评了WiMAX论坛不敢与3G公开对峙而自称“互为补充”的软弱立场，并指出WiMAX论坛的这种表现，完全是因为电信运营商和为其服务的设备制造商占据了论坛的主导地位。今年1月份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国际电联(ITU)研讨会上，阚教授再次重申了他对WiMAX移动版本的观点，并得到了WiMAX论坛全球负责人的私下认同。

正是因为持有上述观点，所以阚凯力教授对4G的看法是“在全世界还在激烈争论4G标准的时候， 4G在实际上已经迅速地普及推广了。人们已经用上了，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而已。”(苏娟)

据了解，目前世界上有七家运营商成立了NGMN组织(一个4G产业联盟)，他们倡导以运营商的业务层为主，而非像往常一样关心网络层、物理层，也几乎与无线网络或者4G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对此的说法是：“运营商本身一直在寻找一个好的服务的模型，以服务为主的，未来用户应该不在乎这是3G还是4G，在乎的是业务的问题。”

作为一个产业联盟，他们似乎并不急着制定4G标准。“或者可能更希望制定业务标准，和无线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卢伟说，无线有很多层，从高层到底层，从运营层到网络层，一直到无线的介质层和传输层，但显然这些运营商在寻找一种好的业务模式，仅仅做到上面那一部分，但很有意义，因为没有好的服务模型产业起不来。